我国古文博大精深,言简意赅,许多名言佳句早已成了脍炙人口的座右铭。古文英译是我国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文英译的特点和技巧文化翻译要靠语言去实现,可矛盾的是,语言既是实现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妨碍交际的障碍。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样文化翻译也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真正交流的目的。看完刘云波教授所译的《灌园叟晚逢仙女》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简洁”。这两个字写起来简单,但要在古文英译中体现出这一点,可谓是难上加难!我们知道,在把一篇古文译成英语之前,我们自己首先要理解它,并把它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然后才有可能用恰当的英文把它表达出来。这样以来,就等于把古文翻译了两遍
翻译不仅在文化强国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翻译不仅有文化交流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社会价值。因此，在翻译研究中需要全面考察译作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几次翻译高潮，多是由中国译者或外国译者在中国大地上翻译外国的东西，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比如，玄奘为满足精神信仰需要的佛经翻译，林纾和严复为引进启蒙思想和改良中国社会文史哲的翻译，徐光启为传播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科技翻译，以及改革开放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的大规模全方位的翻译，都是把追求和实现翻译的社会价值置于首位。在中国翻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翻译中国。在中学西传过程中，传教士也将我国大量经史子集、文学作品和科技著作翻译过去。这些翻译不但促进了西方对东方的了解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而且由于传教士们特别注重选择翻译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原著，因而较好地实现了翻译的社会价值。以中国农业科技典籍西传为例。由于在中学西传之时，受工业革命推动，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很多方面都开始赶上甚至超越中国。因此，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翻译相比，西方更重视翻译中国人文社科典籍。但对中国农业典籍的翻译是一个例外。
1，以“外化”传译茶典籍之内隐互文主题，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2010/03，2，《词汇学:语言学中的关键概念》述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05，3，加强民族典籍的英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8/04，4，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在广东金融学院召开，上海翻译，2007/03，5，《诗经》的英译——写在“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即将出版之际，中国翻译，2007/06，6，笔耕不辍,求善求美——《英语词汇学引论》(第三版)评介，山东外语教学，2006/03，7，为中国典籍英译呐喊——在第三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外语，2006/01，8，英语新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漫谈英语中的“911”词汇，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9，英译《邯郸记》研究，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10，说点“中国英语”也无妨，大学英语，2003/04，11，英译古诗(1)，英语知识，2002/01，12，英译古诗(2)，英语知识，2002/02，13，英译古诗(3)，英语知识，2002/03，14，英译古诗(4)，英语知识，2002/04，15，英译古诗(5)，英语知识，2002/05，16，英译古诗，英语知识，2002/06，17，英译古诗(7)，英语知识，2002/07，18，英译古诗(8)，英语知识，2002/08，19，英译古诗(9)，英语知识，2002/09，20，英译古诗(10)，英语知识，2002/10，21，英译古诗(11)，英语知识，2002/11，22，英译古诗(12)，英语知识，2002/12，23，让陶渊明走向世界——在“第二届中日陶渊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2000年8月15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1，2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英语词汇学研究给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2，25，走向21世纪的汤学研究——在“纪念汤显祖诞生4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3，26，“同义手段说”与跨文化交际——王希杰先生的“同义手段说“给翻译研究的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4，27，《词,意义和词汇:现代英语词汇学引论》——国外英语词汇学著作述评之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5，28，《英语词汇学》——国外英语词汇学著作述评之二，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6，29，英译《邯郸记》选场(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7，30，英译《邯郸记》选场，(二，)(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8，31，英译《邯郸记》选场(三)(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9，32，迎接中国外语科研创新的春天——在“中国外语教授沙龙”开幕式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0，33，英译《邯郸记》选场(四)(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1，34，英译《邯郸记》选场(五)(英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2，35，让陶渊明走向世界，九江师专学报，2001/S1，36，国外语言学:历史与现状，英语词汇学:历史与现状，外语研究，2001/01，37，英语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来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04，38，英译三曹诗(1)，英语知识，2001/01，39，英译三曹诗(3)，英语知识，2001/03，40，英译三曹诗(6)，英语知识，2001/06，41，英译三曹诗(10)，英语知识，2001/10，42，英译三曹诗(11)，英语知识，2001/11，43，张学良诗二首译介，英语知识，2001/11，44，英译三曹诗(2)，英语知识，2001/02，45，英译三曹诗(5)，英语知识，2001/05，46，英译三曹诗(7)，英语知识，2001/07，47，英译三曹诗(12)，英语知识，2001/12，48，英译三曹诗(4)，英语知识，2001/04，49，英译三曹诗(8)，英语知识，2001/08，50，英译三曹诗(9)，白马篇，英语知识，2001/09，51，以特色求生存,以改革促发展,创建一流外国语大学——在庆祝大连外国语学院建校三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1，52，面向21世纪的我国高等外语专业教学——在面向21世纪外语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提纲)，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2，53，提倡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新书序言六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3，54，西方学者对词汇学研究现状的综述——Michael，论词汇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4，55，英语词汇学的研究方法，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5，56，悲建中先生，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5，57，英语词汇的国别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6，58，英语词汇的国别研究(续)，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7，59，英语新词追踪，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8，60，英语新词的来源及展望，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9，61，英语搭配新探，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62，英语成语新探，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1，63，标准英语和核心词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2，64，自序二篇，九江师专学报，2000/02，65，赏心乐事谁家院，英语知识，2000/01，66，英译三谢诗(9)，英语知识，2000/09，67，英译三谢诗(2)，英语知识，2000/02，68，英译三谢诗(7)，英语知识，2000/07，69，英译三谢诗(10)，英语知识，2000/10，70，登池上楼，英语知识，2000/03，71，游南亭，英语知识，2000/04，72，英译三谢诗(5)，登江中孤屿，英语知识，2000/05，73，英译三谢诗(6)，英语知识，2000/06，74，捣衣，英语知识，2000/08，75，英译三谢诗(11)，英语知识，2000/11，76，英译三谢诗(12)，英语知识，2000/12，77，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1，78，英译《牡丹亭》选场(英)，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1，79，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2，80，英译《牡丹亭》选场(英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3，81，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4，82，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5，83，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6，84，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7，85，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8，86，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09，87，杜丽娘的东方女子忧郁情结——《牡丹亭》译后感之一，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88，《牡丹亭》的“集唐诗”及其英译——《牡丹亭》译后感之二，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1，89，中国莎学研究的新里程碑——喜读刘炳善教授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2，90，《牡丹亭》的英译及传播，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9/06，91，英译三曹诗选，外语教学，1998/01，92，两种文化,两种田园诗，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1，93，承前启后,推陈出新———陶渊明的《停云》诗赏析，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2，94，一首生动的寓言诗——陶渊明的《形影神》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3，95，陶诗英译百花开——陶渊明《饮酒》(其五)英译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4，96，各领风骚译陶诗——《归园田居》(其一)英译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5，97，诗中画·画中情·情中意——《归园田居》(其三)英译鉴赏，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6，98，英语词汇学在西方开始引起重视，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7，99，英译《牡丹亭》选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8，100，英译《牡丹亭》选场(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09，101，一语天然万古新(上)──陶渊明其人其诗，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0，102，一语天然万古新(下)——陶渊明其人其诗，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1，103，关于英语诅咒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1，104，面向21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2，105，走向21世纪的英语词汇学，外语研究，1998/03，106，《中外比较文化》(前言)，日语知识，1998/05，107，创建一流外国语大学服务于建设新辽宁发展战略，辽宁教育研究，1997/01，108，英语词汇的最新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03，109，一套具有当代意识的教材——喜读《展望未来》英语教程，外语界，1997/03，110，九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管窥——语言学和词典，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1，111，汉魏六朝诗译后感，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2，112，词义变化的社会和语言原因，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3，113，英语的短语动词，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4，114，契合之路程:庄子和《庄子》的英译本(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5，115，契合之路程:庄子和《庄子》的英译本(下)，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6，116，十年磨一剑，英语知识，1997/07，117，《90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英语知识，1997/06，118，今人译古诗──英译《古诗十九首》札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06，119，异曲同工，异彩纷呈──中英文谜语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01，120，英译《孔雀东南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05，121，双语词典学研究大有作为，辞书研究，1995/01，122，《庄子》十译本选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04，123，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01，124，漫谈《诗经》的英译本，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03，125，殊途同归译《诗经》──《桃夭》英译比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02，126，英译《诗经》（国风）十八首（一），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01，127，英译《诗经》（国风）十八首（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02，128，传神达意译《诗经》，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04，129，双语词典学研究大有作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05，130，向着大外更加辉煌的明天，前进──在庆祝大连外国语学院建校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06，131，说东道西话《诗经》——从“关雎”谈起，现代外语，1994/04，132，英译诗经二十二首，外语研究，1994/04，133，英译诗经二十一首，外语学刊，1993/06，134，英译诗经十五首，外语教学，1993/04，135，英译诗经(国风)十九首，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06，136，译可译,非常译——英译《老子》纵横谈，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01，137，探索双语词典的新选题——在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摘要，外语与外语教学，1990/06，138，团结奋进,把大外办出新水平——在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外语与外语教学，1989/05，139，教学带科研，科研促教学——祝贺学报创刊十周年，外语与外语教学，1989/06，140，热烈祝贺《英语知识》创刊——代发刊词，英语知识，1987/01，141，英语对举反义词的语义和文体特征，外语学刊，1986/01，142，英语中的汉语借词，外语与外语教学，1986/01，143，英语重复型成对词的理据，外语与外语教学，1986/04，144，“——of——”结构的修辞作用，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84/03，145，英语并列同义词的语义和文体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1984/03，146，情以理达，情见乎辞——华兹华斯的《水仙诗》赏析，外语与外语教学，1984/04，147，英语外向复合人称名词小议，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82/02，148，《南柯记》选场英译(英文)，'2006中国·抚州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总第149，“同义手段说”与跨文化交际——王希杰先生的“同义手段说”给翻译研究的启示，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2004150，语言学与词典，第二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辞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1996151，英语词汇学在西方开始引起重视，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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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英语翻译论文写作方法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在横向的广度与纵向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写英语翻译论文呢?
1、选题及资料查阅
对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活动来讲，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以翻译研究为主要研修方向，经过广泛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较为熟悉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加之入学伊始便在导师指引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随着大量阅读和学习有关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的著述，自己对该领域尤其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现象产生了兴趣，并逐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资料查阅在选题之前就已展开，因为资料是确定论文选题的重要依据，但其后的文献查阅工作更具重要意义。围绕《论语》英译这一现象，自己开始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初步调查和梳理发现，儒经《论语》的外译，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的拉丁文译本(马祖毅、任荣珍，2003：34)，至今已逾四百年。而第一个《论语》英语全译本为柯大卫(David Collie)所译，作为《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的一部分于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距今也近乎两个世纪。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除了较为集中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等所译的早期经典译本，也开始着手庞德、刘殿爵、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等现当代译本的探讨。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论语》英语全译本已超过三十个。调查还发现，作为早期主要海外英语全译本之一，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Leonard A. Lyall的《论语》英译本迄今鲜有研究，比如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未能搜寻到专门研讨该英译本的文章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由于材料新本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有理由初步将该译本作为自己撰写一篇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更多资料爬梳剔抉，笔者掌握了译者Leonard A. Lyall及其《论语》英语本的基本情况。譬如，Leonard Arthur Lyall中文名叫赖发洛，是英国汉学家。1886 年以海关洋员的身份来华，在华40余年。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书名为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由位于伦敦的朗曼斯·格林公司(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在1909年9月初版刊行，并先后于1925年10月和1935年9月印行第2版和第3版。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是第3版，全书不足130页(其中正文共计102页)，是篇幅较为简短的《论语》英语全译本之一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中庸》(1927)和《孟子》(1932)两书并数次再版。1934年，他编著的现代世界丛书《中国》在伦敦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然而，由于有关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迄今付诸阙如，因此决定将对该译本的文本细读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有所发现，或许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些微借鉴和思考。
2、提纲构建
在研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所贯彻始终的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翻译操作方法与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翻译理念的追求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又充分体现在该译本的“前言”(Preface)和“导语”(Introduction)中。例如，第3版“前言”(1935)仅一句话，告诉读者再次修订译文旨在使其“更接近于汉语原文”(bring it nearer to the Chinese)(Lyall，1935：vi)。值得一提的是，第2版“前言”(1925)不仅强调该版译文“比初版更加接近字词对应”(more nearly word for word than it
was in the first)，而且指出汉语原文的两个特点：难懂(hard to understand)和多义(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易读的译文绝非“真实翻译”(true translation)(同上：v)。而篇幅稍长的“导语”写于1909年，一定意义上亦可看作初版的“前言”。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孔子生平、《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又有春秋之前中国古代史简介，并谈到道家、墨家等思想。这些很大程度上也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深入了解。
经过细读赖氏《论语》英译本发现，为了使译文与原文“更加接近字词对应”，译者尤其注重原文的遣词造句和形式结构，比如原文较为突出的数字小句的行文特点，译文往往采用类似排比的洗练短语、清晰而果断的语势，使原文的字词概念和句式语序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概而言之，赖发洛通过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操作方法，贯彻以“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较为有效地践行了以质直求真为特色的“真实翻译”思想。赖氏追求的“真实翻译”尽管不同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本杰明所倡导的旨在再现“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真正翻译”(real translation)思想，但两者又似乎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透明性，也强调直译原文(literal rendering)的必要性(Benjamin，2004：21)。
基于以上对赖译本的研读和思考，笔者着手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初步拟订如下一个写作提纲。论文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方法、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和结语。其中，翻译基本策略为倾向直译且以“字词对应”为基础，具体翻译方法分为为四种，即字词对应、语序一致，字词对应、语序变换，字词调整、语序一致和字词调整、语序变换;译本的不足以翻译目的论为参照分为三类：悖离目的性法则的翻译失误、悖离连贯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和悖离忠实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对每类译误又根据译本的具体情况加以细分，便于更好的例证和评析。
3、撰写与修改
论文撰写是整个论文工作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阶段。论文初稿的撰写主要是基于以上拟订的提纲，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运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最终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细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时，笔者做了大量的笔记，众多的例子和不同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取舍。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及研究需要，决定围绕主题和材料价值来加以分类和取舍。此处通过一个具体的做法加以说明。基于四种具体翻译方法，自己首先为每一种方法挑选出典型的例句(暂不考虑译文的准确与否)，然后抽样统计各类译文所占的大体比例，进而评判译文的整体风格特点。例如：
1. 字词对应语序一致：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The Master said, Smooth words and fawning looks are seldom found with love.
2. 字词对应语序变换：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第十一”)
Nor would they follow, said the Master, if told to kill their lord or father.
3. 字词调整语序一致：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The Master’s manner was warm yet dignified. He was stern, but not fierce;humble, yet easy.
4. 字词调整语序变换：
子曰：“吾不如老农。”(“子路第十三”)
The Master said, An old husbandman knows more than I do.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四类译文所占整个译文的比例大致为：第一类超过五分之三，第二类比第三类略多，但两者皆不足五分之一，而第四类最少，远低于十分之一。这一结果较为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对赖译本的判断，即译者贯彻“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诠释“真实翻译”的理念。
再如，囿于极为有限的参考文献，且线索难觅，自己想到专业课程所学的“滚雪球”文献检索法，运用后发现助益很大，效果颇佳。这里仅以查询译者Leonard A. Lyall的汉语名字为例加以说明。最初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译者英文名字叫Leonard A. Lyall，然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一篇关于《论语》英译史的文章中发现其汉语音译名为莱尔;接下来，通过利用该汉语音译名及其原名查得一篇论文谈及此人曾为海关洋员，进而在《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一书中找到其更为常用的中文名：赖发洛，以及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发现了译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兰雅。这样，通过对相关数据库再次就译者英文名和三个汉语名字进行逐一搜索，结果更为充分地表明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
关于修改文章，清梁章钜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梁章钜，1973：1000)的确，要想写好论文，一个人必须在论文修改上下功夫。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对论文初稿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到篇章结构都进行了反复修改，既涉及到文中论点和论据的修正，也包括对所运用理论的调整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比如，论文初稿第四部分“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有段补充说明赖氏译本特色的文字，包括“淡化译语(英语)形合之法，如用‘，’代替‘;’或连接词以贴近源语(汉语);用词基本不用缩略形式”等内容。后经反复斟酌，尤其考虑到论文内容和观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决定将该文字移至第二部分“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用以说明赖译本的特色。
关于文中的理论运用，笔者借鉴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如理论的'工具性、理论运用和学术价值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不同翻译流派理论的特点，结合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最终决定选用翻译目的论来分类评鉴赖译本，并有效地揭示赖氏译本追求英语译文“更接近于汉语原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理想化“真实翻译”为标志的翻译目的。
4、文体和引用之规范
翻译研究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既需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基本性质，又应当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其中，符合文体和引用的规范是对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学术论文的文体，要求十分丰富，包括从语态到语气，从术语的运用到避免歧视用语等内容。如关于术语，不仅要意识到使用专业术语的必要性，也要注意语言精炼，尽量少用术语，更要避免歧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尤其修改赖译本研究论文时都进行了仔细参照和认真检验，对那些欠妥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讹误之处，如对翻译目的论个别术语的误用，都逐一加以修正和改善。
引用的规范对撰写合格的翻译研究论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引用而言，文章切忌断章取义，并应关注引用的核实及可靠性。为了避免引用的断章取义，熟悉引用文字的上下文十分关键。自己清楚记得老师曾在专业课上要求学生课后做引用查证练习，其中就有查阅“学而优则仕”的上下文。通过查阅，自己发现该语源自《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上文是“仕而优则学”，并惊奇地发现该语为子夏所说，而非孔子所言。显然，这样的查证很有利于对该语的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在修改关于赖译本研究的论文时，笔者努力查实引文，确保引用的可靠性。比如，为了更好地理解赖发洛所追求的“真实翻译”的涵义，文中引入了本杰明的“真正翻译”思想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
为了查得“真正翻译”的出处，笔者在不同数据库中找到许多涉及该思想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给出较为笼统的汉语解读，甚至还存在抵牾之处。为了更好地把握该思想，自己通过追根溯源，最终找到其原文具体出处，并发现本杰明这一思想与其“纯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加深了对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为了引用的规范，本篇论文也是如此。譬如，上文引用了清朝学者梁章钜有关作文修改之语，最初找到的出处有二：《退庵论文》和《退庵随笔》，且没有出版社、具体页码等信息。通过多次搜索和查阅，笔者最终在《退庵随笔》第十九卷“学文”中查得原文，并通过阅读下文——有关欧阳修对《昼锦堂记》原稿起首两句的修改，更好地理解了引文，尤其是修改之于作文的重要性。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 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 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 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 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 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 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论文字体格式要求，1.论文(含开题报告和文献翻译)用A4纸单面打印，页面设置：左边距、右边距、下边距均为厘米;上边距为厘米。页眉、页脚均为2厘米。论文(含任务书)及附件装订成一册，一式两份。2.页眉从正文开始。页眉左端顶格为论文标题，论文标题用宋体五号字。若为开题报告或文献翻译则在标题后面加上“/开题报告或/文献翻译”。右端右对齐为页码，用五号阿拉伯数字。3.正文(含开题报告和文献翻译)用宋体小四号，应当达到15000个字左右。非汉字均用Times New Roman体。字间距设置为“标准”，段落设置为“单倍行距”，所有段落开头均缩进2个字。数学公式用斜体，按章节编号，如第2章第3个公式为(2-3)，并与段落右边线对齐。4.每一章另起一页，章节采用三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例：1，，)。章名为一级标题，位于一页的首行居中，用黑体小二号，段前距为0磅，与紧接其后的文字或二级标题间距为12磅。二级标题用宋体四号，左对齐，断前距12磅，段后距0磅。三级标题用黑体小四号，左对齐，段前距12磅，段后距0磅。5.图表要有名称，表名位于表的正上方，用宋体小五号粗体。图名位于图的正下方，用宋体小五号粗体;图表按章节编号。例如：表为第2章第7个图表;图3-1为第3章第1个图。图表不要跨页。凡引用的图表，需在图表名后用相应的中括号〔 〕加以标注，(如：〔1〕)。这里的标注号应与参考文献的序号为同一个号。6.封面及任务书等由学生到(校图书馆一楼)装订处购买，封面不得复印。并在装订处装订论文。7.除封面外，第一页是任务书，任务书下达时间是：按申请写作时间。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文翻译基本格式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文翻译基本格式，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文翻译基本格式
一、要求
1、与毕业论文分开单独成文。
2、两篇文献。
二、基本格式
1、文献应以英、美等国家公开发表的文献为主（Journals from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2、毕业论文翻译是相对独立的，其中应该包括题目、作者（可以不翻译）、译文的出处（杂志的名称）（5号宋体、写在文稿左上角）、关键词、摘要、前言、正文、总结等几个部分。
3、文献翻译的字体、字号、序号等应与毕业论文格式要求完全一致。
4、文中所有的图表、致谢及参考文献均可以略去，但在文献翻译的末页标注：图表、致谢及参考文献已略去（见原文）（空一行，字体同正文）。
5、原文中出现的'专用名词及人名、地名、参考文献可不翻译，并同原文一样在正文中标明出处。
三、毕业论文设计外文翻译的内容要求
外文翻译内容必须与所选课题相关，外文原文不少于6000个印刷符号。译文末尾要用外文注明外文原文出处。
外文翻译要求：
1、外文资料与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密切相关，译文准确、质量好。
2、阅读2篇幅以上(10000字符左右)的外文资料，完成2篇不同文章的共2000汉字以上的英译汉翻译
3、外文资料可以由指导教师提供，外文资料原则上应是外国作者。严禁采用专业外语教材文章。
4、排序：“一篇中文译文、一篇外文原文、一篇中文译文、一篇外文原文”。插图内文字及图名也译成中文。
5、标题与译文格式(字体、字号、行距、页边距等)与论文格式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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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雪英 （），女，汉族，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至1965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65年赴法国格雷诺布尔大学进 修一年；1984年赴法国巴黎二大新闻学院进修；1991年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进修。1998年赴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讲学。目前担任法语系四年级和研究生课程。曾参加全国法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主要研究法国与法语国家、地区国情；法国传播学，法国文学。主要译著有：《悲惨世界》（简写本）、《当代新闻学》（合译）、《万有百科的翻译》《人生拼图版》（合译）。在瑞士以及加拿大、法国的《Année Internationale Francophone》年刊等报刊、杂志发表数篇文章。2001年5月赴巴黎参加国际研讨会并宣讲论文。参加了《法汉大词典》及《现代法语疑难词典》的编写工作。�� 马大品 （1941-），男，汉族，河南柘城人，中共党员，教授。专长中国古典诗歌研究。1965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至今，1998年聘为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佛道诗歌总汇》（主编）、《中国历代爱情诗三百首》、《历代赠别诗选》、《中国诗歌大词典》（副主编）、《留学生多功能辞典》（副主编），并参与编写《古代神话故事》、《华夏文化辞典》、《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等。�� 尹城 （），男，汉族，天津人，教授。1980年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研究生班，以现代俄语为研究方向，1993年9月被授予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经担任俄语专业本科生高年级实践课、硕士生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比语言学理论等多种课程教学工作。曾任系副主任、高年级教研室主任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教研室主任。曾在莫斯科大学、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进修，在波兰华沙大学东方学院汉学系任教。现任《俄语学习》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现代俄语语言理论、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比语言学、汉俄语言与文化比较。代表性著作有《俄语完成体及其汉语对等值》、《类型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俄译汉中对偶体的处理》、《论对比语言学》、《语际干扰与外语教学》。代表性译著有《实用汉语课本》（俄文版）、《现代汉语课本》（俄文版）、《外国人学中国话》（俄文版）、《电话里的罗曼史》（中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中篇小说）。�� 王立礼 （1941-），女，汉族，河北易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59年至1964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本科的听说读写译各种类型课程。1983年至1985年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美国斯密斯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进修美国文学；1991年在史坦福大学研究美国华裔文学；1993年至199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妇女文学和华裔文学。代表性著作有《高级英语》（合编）、《英语视听说教程》（合编）；译著为《纯真的年代》（合译）。参与编写：《美国文学名著精选》、《欧洲文化入门》、、《外国文学（欧洲部分）》、《外国艺术形象词典》等。�� 王克非 （），男，汉族，北京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76年至1986年在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工作，期间参加湖南省首届高教自考英语考试，获优秀毕业生奖，评为湖南省青年自学模范。1986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师从许国璋教授，1989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兼在职博士生，1993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任副教授，1997年晋升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和翻译研究，著作有《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翻译文化史论》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约50篇，译文译著约30种，编著9种，其中《中国翻译研究专号》（英、法文）（两主编之一）在加拿大出版，论文为国际权威检索SCI收录。近年开设"翻译理论"、"翻译与文化"、"英汉比较与翻译"等硕士生课程。主持和参加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科研项目，1998年获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招标研究项目。自1990年起任《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1999年任主编（之一），自1994年《外语与翻译》创刊起兼任该刊高级编审。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副所长、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大项目负责人)、北外国家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和语言学博士点的翻译与英汉对比研究方向负责人；另有多种学术兼职。于1999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王炳钧 （），男，汉族，山西太原人，中共党员，教授。主要从事德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任《德语学习》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945年以来在德国的接受史》、《文学与认识--德语文学教程》；数十篇文学评论论文以及《经验与贫困（本雅明美学文集）》等著作。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王福祥 （1934-），男，汉族，山东寿光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就读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文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55年考取研究生赴苏联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959年毕业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0年起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曾任俄语系教研室主任。1969年10月至1978年8月在北京军区52817部队任副参谋长、参谋二部科长等职。1978年9月回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1979年后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至1997年先后任副院长、院长、校长（兼党委副书记）。现任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专家组成员、国家教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俄语教学》杂志主编、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主席团成员。主要科研成果：专著《俄语话语结构分析》、《俄语实际切分句法》、《主从复合句分类原则》（用俄文撰写）、《现代俄语句法》、《话语语言学》（用俄文撰写）、《汉语话语语言初探》、《话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汉诗撷英》、《日本汉诗与中国历史人物典故》、《俄罗斯诗歌撷英》；编著《俄语句法论文集》、《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对比语言学论文集》、《日本文章学论文集》、《文化与语言论文集》、《中国语言现状与展望》；论文《中国的俄语学》、《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论并列并系与并列结构》、《论复杂句法整体》、《论现代俄语中的分解结构》、《论重复关系与重复结构》（均用俄文撰写）等。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1987年获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1990年获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名人荣誉证书并被录入《澳洲及远东名人录》，1994年获泰国清迈皇家师范学院颁发的教育工作者荣誉证书，1995年获美国传记研究所授予的名人荣誉证书。于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邓淑碧 （），女，汉族，重庆人，中共党员，教授。1965年4月北京外国语学院柬埔寨语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亚非语系副主任。1976年1月至7月，担任中国赴柬疟疾防治考察组翻译。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先后为柬方来华人员担任培训翻译，涉及火炸药专业、摄影洗印专业、医学化验专业及坦克驾驶等。1988年12月，被聘为柬埔寨语专业副教授，1994年11月至1995年11月公派赴泰国教汉语，1996年至1999年为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柬埔寨历史与现状、中柬友好关系史、柬埔寨文化等讲座。1999年9月被聘为柬埔寨语专业教授。编著有大学教材《柬埔寨语》第三册，《柬埔寨语语法》（合编）。80年代至今，在全国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及译著10余篇，担任10多部大中型辞书、专著中有关柬埔寨部分的编撰工作。�� 冯志臣 （)，男，汉族，吉林敦化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至196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罗马尼亚语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1年至1965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65年回国后，在罗语教研室任教至今。主讲罗语本科各年级实践课、罗马尼亚史地、文学、政论、外刊、翻译等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罗语通论、罗文学研究等。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罗语理论研究、20世纪罗马尼亚文学、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曾任罗语教研室主任、《东欧》杂志主编、东欧语系系主任等职。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汉罗词典》（主编）、《罗汉词典》（主编）、《雅西大学》、《东欧戏剧史》（合著）、《东欧当代文学史》（合著）、《罗马尼亚文学》等。译著有《考什布克诗选》、《呓语》（合译）、《公正舆论》、《罗马尼亚戏剧选》（合译）、《权利与真理》、《卡拉迦列讽刺文集》（合译）、《吉德里兄弟》（合译）、《萨多维亚努短篇小说选》（合译）等。曾参加《外国文学家大词典》、《外国名作家大词典》等多种辞书的撰写工作。发表文学研究论文10余篇。2000年获罗马尼亚颁发的"埃米内斯库诞辰150周年"荣誉证书。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史希同 （），男，汉族，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考入外交学院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继续学习阿拉伯语专业，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97年评为教授，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自1964年起，长期担任基础阶段精读课教学，也教过语法课、泛读课和口语课。自1977年起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精读、阿拉伯历史、口译、笔译、翻译理论与实践、阿拉伯文化及中阿文化交流等课程。自1982年起为研究生开设阿拉伯历史课和阿拉伯文化课。自1998年起开始带博士生。现任系研究生教研室主任。主要科研成果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合著），该书1995年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年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译著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第三册（合译）、第五册。主持编写《高等学校阿拉伯语专业基础阶段阿拉伯语教学大纲》，参与编写《阿拉伯语基础口语》、《阿拉伯语速成》（1-2册）（合著）、《阿拉伯语》第一册（语音部分）、《阿拉伯语速成》录像90小时（主讲）、《阿拉伯语速成》录音8盘（主录）、《阿拉伯语语音》4盘（主录）、《阿拉伯语》第一册录音5盘（主录）、《基础阿拉伯语》第一册录音6盘（主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外国大事典》、《外国历史名人传》撰写词条约万字。发表《浅谈阿拉伯语及其语音教学》、《文化与现代化》论文等6篇。于1999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史铁强 （1954-），汉族，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教授。1977年考入辽宁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俄语，1982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俄语教研室任教。1987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期间先后讲授过俄语本科高、低年级的实践课、口译课、笔译课、听说课、阅读课、经贸课，以及研究生的修辞学等多门课程。1992年被评为副教授，1993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7年被评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语修辞学、话语语言学、对比语言学。1995年起担任俄语学院副院长至今。此外兼任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职。主要科研成果国内发表文章有《漫谈俄语文学作品中的双关语》；《略谈俄语熟语的修辞性活用》；《超句统一体及其在教学中的地位》等10多篇；国外发表的文章有：《罗佐夫戏剧中的滑稽言语手段》；《俄语小品文中的喜剧手段》等6篇；著作及辞书有《经贸俄语（合著，为第一作者）等。�� 白春仁 （），男，汉族，哈尔滨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夏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后，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两年。1956年至196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至1993年任俄语系主任。1990年起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至1997年任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俄语组组长。现兼任中俄友好协会理事、中外文论研究会理事。多年从事俄语修辞学、文学修辞学、诗学、汉俄语文比较、翻译等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兼作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用俄语著有《文学修辞概论》、《俄苏作家风格分析》。出版中文专著有《文学修辞学》、《俄语语体研究》（合著）。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刘永信 （），男，汉族，江西广丰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后转西语系学习西班牙语语言文学，1965年2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79年至1981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进修，1988年至1989年和1994年至1995年两度在马德里自治大学任教，担任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先后为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开设精读、泛读、西班牙文学导论、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学等课程。研究方向为西班牙文学。发表论文《西班牙社会小说评价》、《孔子的哲学原理》、《西班牙语综合教学法》（第一作者）等6篇，教材《西班牙文学选集》（第一编者），译著《红豆》等3篇（汉译西）。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现任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会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西语葡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96年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刘家海 （）男，汉族，上海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1965年2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82年至1984年在墨西哥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进修，1991年至1992和1997年至1998两度在马德里自治大学任教，担任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的教学。先后为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开设精读、泛读、西语国家报刊导读、对象国研究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对象国研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主要译著有《小癞子》、《大森林的故事》等中译西小说3篇、西译中小说6篇。1997年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刘润清 （），男，汉族，河北武强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5年留校任教。1978年入本校英语系研究生班学习，1980年获硕士学位。1984年至1986年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习，获副博士学位。一直在本校英语系任教，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设英语实践课、语言学导论、理论语言学、语言学流派、语用学、文体学、语言测试、科研方法等课程。1992年调到外国语言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1994年后任所长，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全国自学考试英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专著有《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西方语言学流派》、《论大学英语教学》、《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等。主要论文有《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21世纪的英语教学》、《外语教学研究的趋势》等。主持过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全国外语教育抽样调查、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全国英语职称等级考试大纲的制定、同等学历者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大纲的制定。从2000年3 月起，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吉庆莲 （），女，汉族，上海人，教授。1959年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习，1964年7月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1985年至1986年、1990年至1991年间，分别在突尼斯大学文学院和巴黎第八大学进修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和法语语言学。1981年至1983年在中国派往贝宁医疗队任翻译，1999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笔译工作。主要译作有法国当代作家勒克来兹奥的《人间仙山》；法国作家乔治·桑的《贺拉斯》、《莱昂纳·莱昂尼》、《莱丽亚》；法国作家左拉的《肉体的恶魔》；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的《海怪K》。发表的文章有《从新小说到新寓言--50年代以来法国小说的演变》、《法国当代女性小说扫描》、《法国为何兴起自传体小说热》、《莱丽亚和乔治·桑》、《肉体恶魔序言》、《走红法国文坛的端木松》等6篇。曾参与《法语缩略语字典》，《法语新词新意辞典》，《大法汉辞典》的编写工作。�� 孙成敖 （1943-），男，汉族，北京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6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西语系教授过精读、语法、翻译等课程。1982年赴巴西坎皮纳斯大学进修葡萄牙语及巴西文学。1984年由西语系调入外国文学研究所。1987年至1992年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文化处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1993年至1995年应聘在澳门大学教授葡译中翻译课程。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理事。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20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等编写工作，是《拉丁美洲文学史》的作者之一，著有《巴西文学》一书。主要译著有《加布里埃拉》、《葡萄牙当代短篇小说选》、《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金卡斯·博尔巴》等10余部。�� 孙桂荣 （），女，汉族，河北人，教授。1960年至1965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目前担任法语系本科三年级的法国文学史课和研究生二年级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课，并不定期参加为全校研究生开设的世界文学讲座课，承担法国文学部分。1985年至1988年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译作有《良知》、《水晶瓶塞》等5部法国二十世纪小说家的作品、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米歇尔·维诺克的《知识分子的世纪》；加拿大著名女作家安娜·埃贝尔获法国费米纳文学奖的作品《狂鸥》，和小说《卡穆拉斯卡》，共400多万字。为迎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1994年主编了加拿大女作家文集《房中鸟》，并翻译了其中多部作品。1993年参加为台湾锦绣出版社的法国拉胡斯文化百科全书《万有百科》的翻译工作，担任其中第十章《作品与杰作》和第十一章《发现与发明》的翻译，共80余万字；1998年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文学名著《基督山伯爵》，著作《魁北克文学史》，即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庄绎传 （），男，汉族，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教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54年本科毕业，1957年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编委。长期从事翻译实践和教学工作，曾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著作英译本的翻译和修订工作以及国内重要文件的英译工作，并在国内外参加联合国文件的汉译及审定工作。曾在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工作或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汉英翻译五百例》、《英汉翻译教程》、节译After Babel（《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合译The Woman in White（《白衣女人》）， East Lynne（《东林怨》），Gone with the Wind（《飘》）。汉译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The Elements of StyleWriting the winning thesis or dissertation : a step-by-step guide
考研英语一作文书本相对比较好的有：《何凯文写作高分》、《王江涛考研英语写作高分》、《朱伟写作宝典》。
1、《何凯文写作高分》
核心：
何凯文老师认为，从重要程度上讲，考研大作文写作最重要的是语言（语法结构和词汇的多样性），其次是结构（文章的组织连贯性），最后才是内容（内容的完整性）。
优点：
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二段，介绍了平行展开法——通过谈“漫画主题的重要性或有害性”来展开论述，从多个万能角度来评价主题词，以此完成句子的堆砌。套用历年后发现，无一例外，任何主题都能通过分析利弊去展开，这个切入角度最实用！
缺点：
作文书里表达“主题词优点或缺点”的语料较为零散，一股脑儿放在那边，泥沙俱下，实战后发现，很多句子可复制性不强，无法用到同一类话题的真题作文里。
2、《王江涛考研英语写作高分》
核心：
王江涛老师认为，提高英语写作无非三大方法，多读，多背，多写。背诵方法最适合基础一般的学生，要求是：滚瓜烂熟，脱口而出，多多益善。
优点：
透彻解读考研英语新大纲，透视1998-2019年考研写作真题，从框架、思维、语言三大层面突破；真题讲解与预测范文完美结合，从应用文、图画作文、图表作文三大题型入手，分类解析历年真题，推荐经典题目和范文，总结完美写作框架。
长期来看，背诵确实是提高英语实力最好的方法之一，通过背诵，不但可以提高英文写作水平，英语综合实力也能得到提升。另外，这本书里有大量优质的范文，从积累的角度，是个不错的语料库。
缺点：
考研是一场短跑比赛。有限的时间里，各个科目要按分值去分配学习时间，英语只有100分，作文只有30分，背诵几十篇范文是一个非常费时的方法，得不偿失，其实大多数人的记忆力都处在一个差不多糟糕的水平。
3、《朱伟写作宝典》
核心：
朱伟老师给出了传统的三段式写法，首段点题，中间段论述，结尾段总结提建议。并且他认为第一段描述漫画是写作中最难的部分。
优点：
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一段，利用“庖丁解牛”法描述漫画，将漫画分为“时间”，“空间”和“时空平衡”三类，并总结出三类描述法与之对应。
缺点：
操作难度高，首先要对漫画进行拆分，得出信息，其次要把漫画信息转换成简单英语句子，最后将简单句组合成句式高级的长难句。学长英语基础一般，看完后虽然鼓了掌，但实在模仿不来。
英语作文提供技巧
（一）渐进性原则。要坚持“句—段—篇”的训练程序，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在英语写作的初始阶段，要始终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狠抓基本功训练。在学生掌握了基本句型并能写出简单句子后，再要求学生根据一些体例写出小段的文章。
在段落写作中要引导学生分析段落的结构、段落的中心句、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写作手法等，这样有利于下一步一篇文章的写作。在文章写作中要教会学生如何构思文章、如何运用正确的写作技巧等。
（二）多样性原则。要坚持训练形式的多样化及写作文体的多样性。从形式上而言，可以用回答提问的口头作文，也可以用续写故事；可以改写课文，也可以仿写课文；可以写提纲训练谋篇布局，也可以写拓展段训练发散思维。从文体上而言，可以写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也可以写书信、便条、通知等实用文体。
空中英语色拉英语
比如这个清代蒲松龄小说集《聊斋志异》吧，你就可以翻译的啊，外国有翻译的。英文译成《人妖之恋》，你可以读读看看借鉴借鉴，然后翻译个有点难度的，比如《诗经》就可以。
找原版自助游介绍，然后再找中文版的，对照着看和写不会有很大的出入
其实很多书都可以的啊，比如莫言的《红高粱》，难度适中，《城南旧事》，林海音的，个人感觉翻译的也没什么难度，一般吧，可以试试。
你可以翻译一些鲁迅的文章啊，比如什么《呐喊》《彷徨》，这一类的书籍都可以，权当是读名著了，你也可以翻译一下他的一些名言名句，很有内涵，哈哈，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