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更多的是一种外人用来宣示自己的正确性的理论，主要的是用来对于别人之前没有听从自己的言论，有所伤害或者损失，发表言论，表示自己正确性。但这样的话语，对于实际的现实情况，以及受害人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可能会要受害人更进一步的陷入痛苦中去，并不能缓解他们的心情，所以并没有实际意义。历史虚无主义并非虚无所有历史，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和否定的主要是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革命领袖们的功绩，是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实践
1,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相统一.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定的历史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 2,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全面、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 以史实为依据,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则是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 3,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 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们往往是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轻易地做出结论,轻易地推翻过去的判断,并都把它当成“创新成果”塞给读者,这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是有迷惑作用的. 在历史研究中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 历史虚无主义者则无视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方法,用抽象的人性论取代阶级论,以所谓客观主义的姿态掩盖其资产阶级的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并非虚无所有历史，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和否定的主要是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革命领袖们的功绩，是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实践以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而不虚无并竭力加以美化的则是一切与上述历史活动逆向而行的事件、人物和思潮等。无论虚无还是不虚无，历史虚无主义者都打着“重新审视历史”的旗号，无视历史事实，使用经过精心裁剪的所谓“史料”“档案”，恣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将完整的历史现象碎片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或是进行毫无根据的假设、推理，甚至不惜编织谣言、伪造历史。显然，当前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什么学术思潮，更不是史学领域的什么流派，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位不在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实践，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为实现全盘西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一要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和主要动力的理论以及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要加强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学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就能理解今天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探索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和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唯一正确选择。
扩展资料：
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完全背离矛盾分析法，一味固守机械分析法。所谓机械分析法，就是以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待历史，忽视甚至否认历史事件背后的矛盾，抓不住问题的根本。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用机械分析法对待历史，必然犯下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比如，由于无视或遮蔽中国革命背后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无视或遮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而错误提出所谓的“告别革命”论。
由于不懂得一分为二的方法，不懂得重点论和两点论，在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错误时，往往采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片面夸大毛泽东的错误，不尊重甚至完全忽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从而作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评价。
由于坚持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而不是采用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党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有意无意地夸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犯的错误，而看不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对党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不负责任的错误评价。
在评价帝国主义对华殖民侵略的历史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坚持机械分析法，一味地肯定侵略者对于传播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功劳，而完全不顾侵略者的罪恶动机和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罪恶，完全不顾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精神和物质上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可以说，由于方法论的错误，历史虚无主义丢掉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甚至连中国人起码的道德和尊严也一并抛弃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大家手笔：历史虚无主义怎样掩人耳目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怎么看待中国这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现实的发展。一、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对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极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被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结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不能随意否定。而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体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百年历史中蕴涵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将使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但是，要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性概括，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指导，具体来说，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历史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包容性原则。认识和看待历史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多样性。因为人总是从属于某个利益阶层或群体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带有所从属利益背景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但是，包容性原则是建立在遵循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符合规律的探索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三是是非原则。历史是有大是大非的，这种大是大非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判断。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大是大非的把握，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一些历史的枝节、细节，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四是全面原则。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重要的是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真相。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就中国百年历史而言，革命、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正确认识历史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揭示这些历史活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二、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历史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生剧变的百年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了，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重视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逐渐在中国大陆上蔓延开来,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社会工作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篇一 社会工作伦理 摘要：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经常面对两难困境和伦理难题。本文通过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案例，分析其主要涉及的伦理问题和困境，并以社会工作者专业伦理价值观和伦理决定筛查 方法 为依据，对案例做出了可能的伦理决定。 关键词：社会工作 伦理困境 伦理决定 1、案例介绍 李先生是一位近50岁的已婚男性，他是一位受过良好 教育 、聪明且能言善道的商界成功人士。他与结婚25年的妻子育有一子，在外人眼里家庭美满，生活幸福。最近他因为身体经常不适精神状态也不好去医院做检查，发现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李先生承认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他自述自己生于一个保守而严谨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不可能被家庭接纳。社会对于同性恋者没有一丝宽容，充满的鄙夷与歧视。李先生为了父母也为了融入正常人的生活，选择在试婚年龄里与现任妻子结婚，也向妻子家人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婚后的生活被李先生“装饰”地很和谐，然而李先生还是常常觉得自己无助、寂寞、痛苦，性欲望也得不到满足。于是他在儿子上初中后，开始在网络上找不认识的同性恋者发生一夜情。虽然次数不多，但李先生还是不幸地染上了艾滋病。李先生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后很恐慌，出现了一连串的沮丧症状包括失眠、无助感及自杀念头。李先生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帮助自己，但同时他也声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需要对任何人保密，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2、主要伦理问题和困境 谁是当事人 传统上，当事人指的是同工作者有工作关系、付费给她的人。或者说，当事人是专业人员采取干预 措施 ，要改变或者修正其行为的个人或系统。同时，社会工作干预常常包括要改变当事人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在这个案例中，按传统的当事人定义来说，李先生理所当然是当事人。他不仅染上了艾滋病，还出现了一连串的沮丧症状甚至有自杀念头，社会工作者应该先对李先生进行心理辅导，平复他的情绪，让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病情。但是，社会工作者如果按照李先生嘱托，向他妻儿隐瞒了他艾滋病的事实，那妻儿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地提高。社会工作者也有义务保障任何人的生命安全。当事人到底是李先生还是李先生的妻子和儿子?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现今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包括服务申请人、当事人、工作对象、受益人、从业人员、机构、社区和其他人。案例中，当李先生、妻子、儿子占据了这些角色时，他们的期望和目标不同，相互冲突，给社工带来伦理上的难题，谁的期许应该优先关注? 隐私权、保密原则和最少伤害原则的冲突 艾滋患者的隐私权是指艾滋患者享有与其他公民相同的私生活安宁，私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保密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给予的许可，不会向任何人披露从他那里获得的资料。一般认为，当事人信赖社会工作者会为其保密，能增进他们对工作者的信任。如果当事人意识到保密是有限制的，就会伤害他们与社会工作者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大量关于艾滋病患者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发现，艾滋病患者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其中以焦虑抑郁最为突出，有时他们的焦虑程度比神经衰弱患者和焦虑症患者更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疾病的长期折磨;社会及家庭角色改变，劳动力降低;自卑心理及求助心理不能得到满足;人际关系紧张等。 社会工作者考虑到与李先生建立的专业关系和其现在不健康的生理心理状况是不应该泄露李先生的隐私。但是，从李先生妻儿的角度出发，他们有权力知道自己的丈夫、父亲的性取向和身体状况。同时，社工也必须认识到妻儿越晚知道实情，他们染上艾滋病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一旦同性恋的事实因为其他因素暴露了，妻儿不仅会受到重大的打击，也难免会把怒气撒在社会工作者身上。如果妻儿不幸染上了艾滋病，社会工作者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被认定为“帮凶”。当面临的困境有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社会工作者应该避免或防止这样的伤害。但这样必然带来保密原则被打破。 价值观的分歧 对专业社会工作者有一个传统期许，就是不把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当事人，即便是从自己的价值观或社会的价值观出发要求对当事人的行为举止做评判，也要暂时撇开。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与当事人的价值观有明显的分歧是常有的事。在案例中，李先生是同性恋者还曾与其他同性恋者发生一夜情，这就容易让社会工作者对李先生的道德品质有质疑。在该不该告诉妻儿自己染上艾滋病的事情上，社工的价值观是保护生命，而李先生更看中自己的利益。在干预过程中，社工的价值观与李先生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很有可能对李先生带有偏见。但李先生现在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他正需要社工的理解、宽容、关爱与支持。在进行决定时，社工就可能朝着专业的价值进行，忽略李先生的感受。 3、可能的伦理决定及依据 伦理决定筛查方法 当社会工作在具体专业服务过程中遇到类似的伦理冲突的时候，会遵循一整套价值、原则和标准以指引作出决定和行为。针对案例中出现的伦理困境，本人将分别使用“伦理准则筛选方法” (ERS)和“伦理原则筛选方法”(EPS)来做伦理决定。 “伦理准则筛选方法”(ERS) 作为社会工作伦理决定的最优先方法，社会工作者应该查阅《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看是否有合适的一个或多个准则综合适用。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并没有标明关于艾滋病患者或者同性恋者信息公开的守则，但参考《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1997)规定：“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案主的隐私权……一旦隐私信息提供出来，保密标准就要用上”，但同时又规定“预防案主或可确认的第三者遭遇严重的、可预见的立即的伤害时，或是法律或法规要求揭露时就不需案主同意”。通过伦理守则的运用我们可以明白虽然李先生的隐私权不容侵犯，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危害他人或者法律要求的情况下，即李先生的妻儿很有可能染上艾滋病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以最小程度地只向李先生妻儿公开相关信息。 “伦理原则筛选方法”(EPS) 根据这个方法，社会工作者应该首先列出一系列伦理原则指南并对其进行先后等级次序排列如下：保护生命;平等与差别平等;自主和自由;减少伤害;生活质量;隐私和保密;真诚和毫无保留地公开信息。其次，将伦理困境中的不同伦理诉求归类到伦理原则指南中。再次，按照先满足高级原则后满足低级原则的要求，确定伦理诉求顺序。在这个案例的伦理困境中我们发现对于李先生的隐私保密并不是处于绝对的首要地位，在“为了保障当事人或者他人的生命权，为了促进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相对弱势的差别平等权利，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当事人更加自主或自由，信息保密对其他人的伤害比信息公开伤害更大，信息公开是为了提升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更好的生活质量”的情况下，隐私和保密原则是可以适当让步的。 可能的伦理决定 明确当事人和工作目标 李先生、李先生妻子、李先生儿子都是社会工作者的当事人和服务对象。社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缓解李先生一连串的沮丧症状以及打消他的自杀念头。(2)李先生的艾滋病需要专业的治疗和照顾。(3)从医疗卫生的角度保证李先生的妻儿的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4)说服李先生，让他有勇气将自己同性恋和艾滋病的事实告诉妻儿。(5)安抚李先生妻儿的情绪，促进双方的沟通。 知情情况下的授权 根据“伦理准则筛选方法”和“伦理原则筛选方法”的分析，社会工作者应该违背李先生的意愿将实情告诉李先生的妻儿。但是，知情情况下的授权意味着社会工作者或者另外一个专业人员除非是得到了当事人的许可，否则不能介入当事人的生活或者披露与其有关的机密资料。社会工作者必须向李先生讲解关于艾滋病的医学常识，分析李先生的妻儿可能会出现的危险，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说服他，争取征得他的书面同意并跟他详细地明确透露的范围和内容。至于李先生的隐私是否向妻儿以外的人透露，取决于李先生的意愿，社会工作者无须强求。 提供服务 得知实情后，李先生妻儿和李先生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包括身体上和经济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这种心理压力往往是由于对基本医学常识缺乏了解造成的盲目性，因此，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各种辅导。(1)社会工作者为李先生提供：①心理辅导，减少自身心理压力。社会工作者需要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协助减轻心理负担，从而以理智的心态对待疾病。②及时行为干预。需要为他提供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知识，通过直接干预以促使李先生抑制自身的不负责行为。(2)社会工作者为患者家属提供：①医学常识辅导，改变歧视和排斥观念。李先生的妻儿面对李先生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事实可能存在非理性的认识，极力排斥和歧视，甚至将李先生拒之门外。因此，有必要对妻儿家属进行基本医学常识辅导宣传教育，说服他们将李先生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给予李先生一定的家庭关怀。②加强预防知识的教育。社会工作者还应对李先生妻儿在预防知识上加强全面教育和咨询，使其做到防患于未然。 提供支持 除了提供服务以外，社会工作者还需提供各种支持，包括情绪和医疗支持。 ①提供情绪支持，坚定生活信心。虽然社会工作者与李先生的价值观曾经出现过分歧，但社会工作者仍应以平等、接纳的原则，与李先生一起面对问题，通过深入的沟通，加强情绪疏导，使李先生逐步释放紧张的精神状态，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③提供其辅助支持。例如，通过定期调查、研究和评估患者的病情，协助医疗机构及时调整治疗或缓解对策，更有针对性地减轻患者的痛苦。 参考文献 [1]黄玉华.艾滋病病人的焦虑状况分析及护理对策[J].全科护理，2009，7(29)：2688. [2]拉尔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唐纳?哈林顿.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火学出版社，2005. [3]安民兵.艾滋病防治：一个社会工作的视角[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6，20(10)：13. 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篇二 社会工作灵性研究 摘 要：由于社会传统化的分解、教会的分离、世俗和理性主义猖獗迫切需要人们对生命确定性的诉求、追寻生命的意义以及构建与“他者”的联结。灵性的发展为社会工作价值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社会工作实践开辟另一条道路。 关键词：灵性;社会工作;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002-2589(2015)32-0041-02 新时期的重点是对灵性定义进行扩展，重新构建宗教精神，尊重宗教和非宗教的表达提升灵性张力，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如何理解灵性?这要求我们改变日常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转换惯例自动思维。灵性应被给予更高的目标，反对压迫，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正义。 一、关于灵性的概念 灵性没有普遍一致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灵性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灵性是人类 经验 和已存在的事物的超越维度，为自我寻找更为广阔的本体论语境;一些学者认为灵性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展示人与上帝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与人类追寻价值、目的和意义有关;更有学者将灵性判定为精神性，是物性的对立面，不能诉诸理性逻辑，而是属于超验的范畴。灵性是对神圣的寻索，以超越为核心(对无秩序、不合理和无意义的超越)，强调人的主观经验和宗教信仰倾向，它不仅代表着人的信仰理念、情感道德、价值架构等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人自我整合、自我与他人、环境互动实践功能体系。 二、现代性与宗教 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迸发和扩散，人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威胁____的古老价值。工业生产使我们生活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充斥着生态危机、积聚全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市场崩溃和资本贬值、战争和恐怖主义、信息威胁等字眼，各种毒瘤和毒素等有害物质的全球性问题席卷而来，商业活动人们狂热追逐物质性利益，奉行及时行乐的原则，追逐眼前的快感，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个人主义的盛行，与一般宗教的禁欲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如勤奋、节俭背道而驰。现代法律和伦理要求他律理性行为，而非个体自律行为，人们的行为只有法律的制约，“不犯法”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没有了道德信仰的制约。法律加在人和事的表层，但没有深入人的意识和内心深处，人们开始逃避义务和责任，彼此产生不信任感及不安全感。大众的崩溃结果来自于个体生活在各种亲密关系的大众生活空间不断地进行“殖民分割”，稳固的生活纽带的逐渐衰退和断裂。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切断了个人与社会连接的各种纽带。社会中的人变得个体化和原子化，产生冷漠无情、无本性、无沟通的、无归属感、无依附感异化现象，人们疏离感加强。丹尼尔?贝尔语重心长地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价值的虚无主义势必造成主体生命活力和智慧创造的瘫痪与休克，引致西方世界精神 文化 贫瘠和道德崩落。著名的灵修学者里奇这样描述现代城市：“这是个腐烂的内城，诉说着各种凄寂与绝望的阴郁 故事 ，显示了一片精神上的荒原。” 现代生活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渐趋衰微，宗教的衰落和社会内部制度性基础的蚀变，给个人还有社会都带来不良后果。正统宗教观念日渐式微以及社会秩序逐渐消退和崩溃，迫切需要一种确定性的价值观。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就是诉求生命中确定性，然而，灵性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似乎让人们能谨慎从事。 三、对生活意义和确定性的寻索 《耶路撒冷圣经》中有这样的表达：人不光是为食物而活着。“我―它”的关联只是满足我之需求、利益、欲求的工具，这样只会导致个人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人们过度重视物质忽略其他事物，个体理性都被“物性化”或“单一化”包围。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重构生命的意义，摆脱物性束缚，使个体成为“完整的人”。 灵性要求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帮助人们寻找自我■依和自我归属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意义，将非强加灌输的被动方式加以肯定、勇于面对超越自身所面临的生活限制，探索给予灵感，积极展望未来，而不是聚焦于过去和病态式的生活。 对宗教信仰也是对生活确定性诉求，我们可以理解为对神圣的探索，人们依靠上帝的神能来摆脱世俗的诱惑而追求圣洁的生活，把信仰作为生命活力和驱动力的能量来源，它包括上帝、神圣、终极现实和超越的概念。 灵性需求不是局限于有宗教信仰的人，多余无神论者同样适用，虽然他/她不会采纳神的概念，但并不意味他/她对现状、发展变化和规律，人生的意义、目的没有探索和尝试。神圣是宗教和灵性生活的共同点，个人的意识与潜意识心理层面和人的灵魂，寻求对价值、意义、经验、发展、终极现实的超越，使个体道德宇宙的归属感和生命的神圣感。 四、构建他者的世界 “他者”属于人类学的概念，关怀他者无疑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他者”意为边缘，它的存在隐含以自我中心为主义某种弊端，不可避免渗透某种玷污和偏见。鲍曼语重心长地指出：个体只有与社会联为一体，才能保证生活意义和永恒价值，与社会联结需要培养“他者意识”。 “他者意识”存在能促进道德发展，它让当事人站在他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他人的感受。没有“他者意识”，道德的同情心是不可能形成的。自律的道德不仅意味着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能够置身于他人的地位来约束自己，一种去自我中心化过程。这里的“他者”是平等概念中的人，“自我“对”他者”投入能促进相互理解。他者的脸容可以具体命令自我，去执行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他不具备其他力量和财富逼人就范，却具有道德上的权威使人做出责任上的回应，并以正义作为回应。“他者”使人们从没有精神层面的物理场所和空间挣脱出来，现实的物理顺序以某种方式从青睐于关注灵魂的内在生命中抽象出来。并非个体的这种整体性只是通过本身得以实现，而是在与他人、他物以及环境的有意义的关系中得以实现。 五、灵性与社会工作 从历史角度来，社会工作是根植于宗教传统的，宗教的慈悲观念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主要来源。灵性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中的最高层次，而且具有普世性，宗教信仰资源的提供在当今中国极其缺乏，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缺少宗教信仰，但是作为人类，我们都需要灵性关怀和灵性社会工作的服务。社会工作与灵性是相连的，他们是个体与社会的良好状态服务的过程中的自然联盟。心理学家发现更多的宗教和灵性为健康和福祉的提供有独特贡献，将个人主动意志追寻和灵性力量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健康价值。灵性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某种美德，如同情、宽恕、谦逊和正义感，灵性的发展也会产生幸福的品质，如达观、平静、满足、喜悦以及明确的人生目标。 灵性中对神圣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超越问题的局限，不是聚焦于过去与苦难，而是引领我们去探索灵感，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灵性在自然灾害、疾病、压力、失去亲人、离异等重大生活事件和死亡及濒死领域中有所作为。信仰宗教与灵性经历、维持的生活方式，总能对困难寻找应对方式，如灵性支持，精神冥想，宽恕、祈祷、悔过、宗教仪式。社会工作者也会鼓励案主采用放松训练(有意识的呼吸等)、冥想积极想象、宽恕与挑战非理性信念等策略。 佛家说，“欲乃万恶之源”，____提倡禁欲主义，“节欲”是我们摆脱生存困境的不二法门。信仰宗教灵性能帮助避免个人暴饮暴食、欲望、嫉妒、骄傲等品质缺陷，在家庭层面中，保持较低水平的酗酒、药物滥用、性滥交等情况。向往宗教灵性生活、不嗔不贪、少私寡欲有更高层次生活满意度和较高自尊，在面对碎片化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保持完整且连贯性的人格。灵性秉承人本主义传统，它积极关注传统理论所忽视的边缘体验及不同的声音，关注人的知觉、感情、信念、意图乃至灵性，避免以固有的、先在的观念去检验所谓的经验材料来理解“被肢解化的人类”。 从宏观层面来说讲，灵性开拓兼容整合的世界体验的新秩序，不仅吸收了基督神学思想，还吸纳了诸如东方哲学、心理分析、医学思想。灵性对社会工作中案主社会系统、个人和家庭运行动力、文化多样性、损失和沟通具有重大意义。如社会工作者要了解临终患者的灵性需求，需要考察他所属的民族、文化、宗教与精神信仰、传统及仪式多元因素。微观层面来说，灵性关怀对患者个人生理的(痛苦、症状控制)―心理的(焦虑和抑郁)―社会的(家人朋友隔离感、社会事务涉入疲倦感)―灵性等做全面考量。 社会工作中的灵性探索全人特质和全家、全程、全面的照护模式，以整体的观点来探究案主以及案主系统，察其案主及案主系统问题背后的意义和阐释，回应道德框架、与他人关系的个人特定层面。案主所产生的幸福感是“超个人的”丰盛感，案主作为“完整的人”体验生命的满足感、与他人和世界的和谐感、与终极世界的同一感。 宗教与灵性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教会团体、牧灵人员或社会工作者的探访让案主感觉自己没有被抛弃，体验到的“极度负面自我评估或任何破坏性思维模式”被慈爱的力量消解。 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衰微并非幸事，人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力量，灵性社会工作试图拯救宗教世界图景的崩塌，但它却又脱离或者超越于宗教，重新诠释意识和灵魂，逐渐向高层次的精神领域延伸。也就是说，只有宗教复兴才能重新恢复代际延续，才能带来全球性的秩序、谦让与爱。 参考文献： [1]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何雪松.社会工作的四个传统哲理基础[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4]王锋.现代性视域下道德信仰难题[J].江西社会科学，2011(6). [5]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6]何林军.当代社会的后现代性――鲍曼思想解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7]陈海萍.社会工作的灵性研究[J].社会工作(理论探索)，2010(8). [8]梁燕城.后现代的义人城市―寻索一个感通与情际关系的城市文化模式[J].北京规划建设，2014(1). [9]常海燕，焦桂花.美国灵性社会工作经验及在中国的可行性初探[J].社会工作，2014(3). [10]潘朝东.心理治疗与咨询中的灵性干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7). [11]寇东亮.“他者意识”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的伦理基础[J].社会主义研究，2007(4).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相关文章： 1. 关于社会工作的论文 2. 社会服务论文 3. 本科的学术论文心得 4. 大学生学术论文 5. 大学3000字读书报告3篇 6. 大学学术论文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粹。本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大学生德育的缺失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素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那些经过实践及时间检验和社会择优继承检验而保留下来文化，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气魄之所在，不仅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程中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仁爱原则，注重“礼”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思想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孔子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孔子的提倡，才使得“仁”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的仁爱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如果说“仁”是内隐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那么“礼”则是外显的，是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能够侧面映射出了一个人的仁德。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孟子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这些思想均与现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相一致，它提倡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自省孝亲、感恩社会，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2.主张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恰当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义者，宜也,在传统文化中，指道德、精神的原则，而利指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为上，提倡“见利思义”精神。以义为上的理念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首先，求利务必要以受义为前提，先义后利。其次，求利的同时还需遵循义的标准。。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生利”、“舍生取义”，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优秀品质，才使得“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基本道德准则。
3.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信者，诚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桥梁与纽带。《论语》云：“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民无信不立”，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4.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树立尊重、崇尚、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天人合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小可的地位，它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从哲学的视角看，“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人”皆有德，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更是一个生命领域、精神领域和道德的领域。天，即大自然;人，即人类。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和谐统一的关系，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归本于自然,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能够不断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天人相融、天人共乐的理想境界。这种理念在当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隐患的当下，何等意义，不言而喻。
二、当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缺失原因
当前，尽管各高校已经加强了对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是我国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还不尽令人满意，譬如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兴趣不浓、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不足、大学生价值观扭曲、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等。
分析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当今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学习动机不足。在应试教育机制的影响下，他们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往往只是敷衍了事。而且他们心理发育尚未成熟，是非分辨能力还有待提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稳定，好奇心重，易受到外界新奇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在当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冲击的影响下，他们易受到各种消极文化思潮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停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的强势入侵，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急剧下降。而且对于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再次是由于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影响。由于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高校往往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片面地强调成绩与分数，轻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此外，由于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现了浓厚的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重视工科等实用学科，注重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传统文化教育则受到了一定的忽视。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1.更新教育理念，合理设置课程计划。俗话说，理念要先行。要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要让学生、家长、学校及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变智育至上、唯实用主义的倾向，重视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如今，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多隶属于通识课程，以选修课程方式来进行，由于许多大学的教学管理机构及大学生本身对于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的认识不足。相关课程往往缺乏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出现了教学流于形式、随意性大、效果无法评估等问题。因此，高校还需合理设置课程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教育教学体系与良好的教育教学手段。
2.创设优雅的校园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氛围。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依赖于课堂教学这一途径，还需通过各种方法与形式来帮助大学生亲近、了解传统文化，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众所周知，校园环境是承载文化精神的载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离不开高雅的校园环境，因此，高校要以创建优雅的人文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良好氛围着手，以创建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元素尽可能地带入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去，让大学生充分认识、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当代大学生置身于一个有着浓郁中国文化风情与韵味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优雅校园，时刻感受优秀传统文化软环境的滋养，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培养健康的人格。
3.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注重寓教于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力求专精结合、循序渐进，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启发。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多为文言典籍，可能会使初学者产生枯燥无味之感。古人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因此，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主题教育活动，以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尽可能的展示出来，努力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传统文化教学变得兴趣盎然。
参考文献：
[1]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15-119.
[2]李佑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窥[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2):82-84.
[3]张载.《张子全书》(卷六),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页2.
摘要： 本论文以高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为中心展开研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把握时代内涵，通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空间。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日益驳杂的新媒介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受西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向，集体认同感削弱，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缺失，使得青少年文明素养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困境。关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文明素养的关系，近年来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及育人载体等进行论述，传统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手段，成为辅助性的教学工具。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化性符号在承担其文化表象作用的同时，也肩负着育人功用，在传统文化视域下探究青少年文明素养教育新模式，对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九零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困局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和影响
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的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积淀的精华，在建构中华民族价值观、道德伦理体系、提升个体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等教育则是当代肩负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时代的要求为依据，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渗透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中去，将传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自强自立的精神境界、完善大学生人格修养等融合，实现并发挥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具有时代内涵的育人功用。
二、探寻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创造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讲，文化与文明相伴而生，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机制具有互通性，“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是从真空状态突然发展起来的，传统是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本大源。”2传统文化作为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凝华，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传统文化中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与大学生文明素养中的国家责任意识相映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与大学生正确的诚信观相联结；传统文化中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与大学生文明的交往观相关照。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意义。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明素养教育内涵互为映射，也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反思，九零后主体生长于新媒介环境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倾向，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失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得九零后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生态呈现出断裂现象，探讨传统文化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寻求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困局的新途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传统文化视域下开拓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新模式。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充分关照大学生文明素养培育的现实环境与精神特质，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在教育形态中，不拘泥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理论课的单一平台教育模式，不断拓展大学生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文明素养教育的多渠道发展。
1.整合经典传统文化资源，发挥文明素养教育时效性。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复杂，新思想的产生带来了教育管理的真空状态，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负载新时期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的重任。而“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可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产生巨大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思想，具有潜在的美育功用。传统文化中儒家提倡“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以及“恭、宽、信、敏、惠”五德与当代的文明体系构建也有互通之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发挥其德育、美育功用的时效性，是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亟待开辟的新途径。
2.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相融合，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新语境。九零后大学生在新媒介传播影响下，对于价值观导向等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文化的内涵教育受到了图片化、快餐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与解构，如何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承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用，开辟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多元空间，即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价值观认知目标模糊、自我管理意识单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成为完善新时期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新媒体形势下探讨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深度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的融合与发展，对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新语境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新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文化现代性式微、九零后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复杂性等现象，明确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价值影响及作用等，探讨传统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对青少年道德进程的新要求及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思路，以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联系，对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文明素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教育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范英.社会公德概论[M].深圳:海天出版社,.
3.李大伟.基于传统文化维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究[J].德育天地,2012,(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对策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代发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苏宝梅.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2] 陈晓芸.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现状综述及原因分析[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规范日常教育，重视契机教育，引领大学生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学说
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期，这是一个破旧出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铺开，各种外来价值体系的冲击及本土道德价值体系依托的本体即儒家文化的弱化，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扭曲、精神失落，甚至道德败坏。青年大学生作为易感人群，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重要课题。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在历史中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积淀有效地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导着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副良剂。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学说的精华思想中包含不少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内圣外王、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虽然儒家学说集糟粕与精华于一身，但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内心道德层面的自身约束，强调由己达人的社会实现模式。这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内修“仁”，外靠“礼”，通过“仁”、“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给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现实要求。根据抽样调查显示，93%的学生是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拼搏进取的。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他们勇于拼搏，重视能力的提升和品德的锤炼；他们积极活泼、思想开放、富于创新意识。然而，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转型、社会格局的急剧变革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出现责任感不强、自我意识突出、自我约束能力弱、意志品质薄弱、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定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有用的养分，重新构造适应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规范日常教育，引领学生从读书交流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忍的意志品质为重点，制定《实施方案》、《管理规定》和《学生行为规范》，对学生日常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积极开展励志读书活动，要求每人在大学期间阅读30至40本课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每月至少上交一篇读后感，参加一次读书心得交流活动；积极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当前时事政策、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成长成才普遍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要求每人参加一次讨论活动。通过健全管理机制，推进阅读活动常规化、机制化，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阅读交流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
2.重视契机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修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经典、励志成语、名言警句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中华儿女的美好希望，传递着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可以定期开展“国学经典知识大赛”、“励志成语大赛”等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进而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①鲍鹏山.论语新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曾程,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人文论坛,2014.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怎么看待中国这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现实的发展。一、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对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极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被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结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不能随意否定。而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体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百年历史中蕴涵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将使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但是，要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性概括，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指导，具体来说，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历史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包容性原则。认识和看待历史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多样性。因为人总是从属于某个利益阶层或群体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带有所从属利益背景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但是，包容性原则是建立在遵循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符合规律的探索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三是是非原则。历史是有大是大非的，这种大是大非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判断。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大是大非的把握，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一些历史的枝节、细节，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四是全面原则。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重要的是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真相。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就中国百年历史而言，革命、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正确认识历史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揭示这些历史活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二、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历史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生剧变的百年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了，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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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加缪的文学主张来源于他的哲学观点，即人生无意义可言。人生是荒谬的，没有正确与否，有的只是人的行为源于其内心的选择意愿，真理是人类自我命定的结果，其文学典型代表作品局外人》代表了他的哲学观点，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 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一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 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 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 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 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 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 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 二 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 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 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 [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 [2] 《总理遗教》。 [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 [4] 《总理遣教》。 [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 [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 [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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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理论术语，它是指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否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它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总是根据现实状况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没有改变。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的诋毁事关意识形态斗争，必须用好法治武器。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旨在通过否定人民、否定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
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直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动摇“四个自信”、干扰“四个正确认识”，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原文]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翻译]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
□何中华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 孔子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意思是只有到了隆冬季节，万木凋零，唯独松柏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才知道松柏的品格。这句话通过隐喻，可以透露出多层次寓意：一是指君子同小人的分野，只有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中才能显现出来，这才是对人的道德考验；二是指对文化生命的考量，就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同样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郭沫若语）。 人们常说，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今生今世总要扮演某种角色，生末净旦丑，要有个面相。我倒是觉得，人生更像是一个大考场，每个人终其一生总须交出一份最后的答卷，几分人格，要有个品鉴。小人君子在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同样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有交通警察执勤时，几乎人人都是红灯停绿灯行，并无什么两样。 在孟子说的“鱼”和“熊掌”皆可兼得的时候，在缺乏考验特别是生死考验的机会时，是难以分辨一个人的格调和品位的。但在一些紧要关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有人落水了，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捡到了一笔巨款，究竟是交公还是据为己有？在敌人的刑场上，究竟是舍生取义还是苟且偷生？何去何从？这些大是大非的抉择，直接决定着人格的高下和境界的分殊。究竟是沉沦还是拯救，系乎一念之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绝无第三条路可走，人的 境界如何，即可判若霄壤。这是对人的真正考验。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是摆在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面前的无可逃避的抉择。人生的要紧处是这样，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也是这样。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人的一生都是在赶考啊。 晚清以来，东西方文化的遭遇，使中国传统受到重创。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强势逼迫下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出现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时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这一前所未遇的历史处境，使国人的文化信心尽失。 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文化一度被作为愚昧、落后、不开化的象征。于是，“全盘西化论”成为主流文化话语，“中国百事不如人”，“月亮是外国的圆”。文化的失败感和挫折感造成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焦虑，妨碍了我们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恰当判断。在启蒙情结的支配下，中国传统的价值被严重遮蔽和贬低。“打倒孔家店”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和象征，它的虚无主义意味弥漫了整个文化界。总之，中国文化在启蒙的狂飙突进中命运多舛。 问题是，我们能否因此就判决中国文化的命运呢？且慢！“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所属的文化传统具有生命的意义。“文化”就是“生命”，“传统”就是“我们”。“传”乃是文化基因在时间上的延续（复制和再现），“统”则是文化原型在空间上的涵摄（识别和选择）。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文化相对论取代了文化进化论，每个民族的文化和它的传统不再被纳入进化论框架加以排列，而是变成平权的关系，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被归结为发达程度上的差别，而是被视为类型上的分野。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被重新考量和评估。从尺度意义上说，对文化传统持一种敬畏与同情的态度，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乌托邦”，它仅仅是为了从文化源头上寻找一种参照和判断的尺度。 没有谁会天真地相信孔子所说的一切能够在完全的和绝对的意义上被现实生活所再现和重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因此而没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毋宁说，“起源”也就是“目标”。 就启迪意义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启示意义是永恒的，它将永远伴随现代人，成为一种不能也不应被遗忘、即使遗忘也必将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被重新唤醒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智慧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应该承认，中国文化的上述意义都是“后现代”的。如果说，它对于西方文化尚存在民族性距离，从而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这种意义的开显，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则是本土化的资源，也就更方便被“激活”，从而更容易得到实质性的认同。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说：“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是科学，中国文化的优点则是健全的人生观。”不能不说这反映了西方有识之士的文化清醒。试问，在普遍的证明信念失效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比一种“健全的人生观”更具有启示和拯救价值呢？ 海德格尔非常欣赏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的说法。须知，老子的这话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理性的狡计”，因为“狡计”毕竟暗示了目的性所在，而中国智慧则是纯任自然、无所用心的，它从不替天设想一个目的。 海德格尔在一首题为“所思”的诗中说：“把真理道出：澄明。恬然于不居所成。”这正契合了老子的说法。所以，熊伟先生感叹道：“老子和海德格尔，前后两千年，相距两万里，然却无碍运思的人年逾古稀还不得不去译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中文，以求打破写诗的人的寂寞，岂不怪乎？！”但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当人们思入存在之时，彼此的心灵也就不再存有任何芥蒂和藩篱，从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隔膜而心心相印！就海德格尔而言，后现代的维度对现代性的超越，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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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