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力写词并对宋词的词体、内容、语言、风格进行了全面开拓的大词人.柳词在当时曾广泛流传. 1.柳永在创制新词调方面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词至柳永,形式体制更为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形式、内容上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前提条件. 2.柳永对词体文学的开拓,还表现在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风格意趣.抒情重心、抒情方式和抒情风格的改变,对宋词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3.柳词的语言发扬了民间词的传统,面向市民大众,通俗、生动,自成一体.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词中的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并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 柳永掀开了词史新的一页,对词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开拓之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发展了慢词.柳永常纵游於歌楼妓馆,与歌妓乐工的交往,因而认识了慢词的生命力,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引起文人的重视,促使慢词创作繁荣,出现了苏轼、辛弃疾等大批优秀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柳永认为委婉含蓄的小令写作手法和风格,不适应慢词的需要,因而改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把所写内容先点示明白,再层层铺展开来描写,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感情的表达用白描手法,直来直去,不曲折隐晦,使柳词具有感情强烈、一泻无余的特点. 三、使词由雅转俗.柳永擅长描写青楼妓女和飘泊失意的文人等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词里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市井平民,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柳永使词离开了达官贵人的歌筵闺房而走向社会的中下层,反映的生活面更宽广了.这是柳永对词的传统题材的突破.他又把从生活中汲取来的通俗化、口语化的俚语俗语运用到词里,表情达意生动真切,开了元代散曲的先声,使柳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了「俗」的特点. 评价： 我们可暂不评价俚俗直露与典雅含蓄之间的优劣,而单论写 艳情:既然同样是写艳情,柳永敢于在文人雅词方兴未艾、民间 俗词濒于断绝之时,大胆地背弃时尚而直承源头,这有什么可非 议的呢?有记载说,柳永在少年读书时,偶然得到一首民间流行 的俗词《眉峰碧》："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末足时, 忍便使,鸳鸯只. 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 人,分明叶上心头滴."柳永非常喜欢它,便把它题在墙上反复 吟咏,终于悟出了作词之法.从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柳永是 有意地以俗为美的,柳永的这种做法在当时不但无可厚非,而且 相当大胆;不但有胆,而且有识;不但不俗,而且反俗.因为在 当时含蓄典雅地写艳情正是"时俗"风气,柳永能反时俗而行之, 未尝没有一些反潮流的气魄.如果再用"史"的宏观角度加以反 思,柳永能跨越支派,直探本源,使艳词的本色得以保留并发 扬,这种做法是应予以肯定的.
柳永对宋词创新的贡献 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世称柳屯田,因排行第七,亦称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心致力于词、特别是慢词创作的作家。 柳永约生于987年 ，约卒于1053年。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昌国州（今浙江定海 ）晓峰盐场监官，晚年为著作郎、太常博士，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 柳永青少年时期随作官的父亲生活在京城汴京，当时的北宋，“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片升平景象，柳永精通音律，喜为词章，在奢靡淫荡的社会风气浸染下，他常常留连于歌楼伎馆之间，为乐工歌女们写作新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因为科举考试的屡屡失利，使他在失望之余更加不拘形迹，放浪形骸。他在落第后写的一首《鹤冲天》词里抒发了他的愤懑不平，同时，也表现了他狂放不羁的个性：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 ，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自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表现了对自己才华的自负、对仕途的鄙夷，当然，这只是他在当时情况下，作出的柳永式的反抗。 因为长期的出入烟花巷陌，茶馆酒楼，柳永跟歌妓乐工们有较多的来往，同情她们的不幸，理解她们的愿望，他跟歌妓们的关系，不完全是狎客跟妓女的关系，更多的则是以平等的态度相对待，所以他和他的词，都受到这些下层女子的欢迎。他也从市井文学中汲取了营养。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柳永词能达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程度，和歌妓们的传唱是分不开的。当然，柳永词中也不免有流于低级趣味的描写，这是柳永为宋代文人所指责、鄙夷的原因之一。 但柳永毕竟是出身在一个有儒学传统的家庭，儒家思想对他的浸染并不因仕途的失意而全然消失，他在景元年（1034）考中进士后，曾在定海晓峰盐场任盐官，亲眼目睹了盐民的悲惨生活，写下了长诗《煮海歌》，诗仿《毛诗》，作小序云：“悯亭户也”。亭户，盐民 。诗中有句云：“（煮海民）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对盐民表示深厚的同情。他在余杭任上，“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余杭县志》），可见柳永不失为一个正直、正派的官员。 柳永一生坎坷不遇，曾为寻找出路四处宦游、干谒，晚年虽曾出仕，但沉沦下僚，羁旅天涯，“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但他的词名却传扬天下，他对词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使得人们永远缅怀这位九百多年前的“才子词人”。有《乐章集》传世。柳永词的新变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铺叙与白描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柳永（987？～1053？），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另一首《慢卷�r》（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 （《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r》（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r》）。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此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 “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稍后的苏轼即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顿翻成忧戚。 愁极，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费伊心力。殚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恰到如今，天长漏永，无端自家疏隔。知何时、却拥秦云态？原低帏暱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
翻译 一觉醒来时，一缕寒风透过窗棂吹进房中，把孤灯吹熄。酒醒后的凄凉本已难耐，又听见屋外台阶上的落雨点点滴滴。可叹我迁延漂泊，孑然一身，沦落天涯。如今想起来，真是辜负了佳人的一片真情，多少山盟海誓竟成空言，又怎能忍心把从前的两情欢愉，陡然间变成眼下这孤独忧戚。愁闷之极!反复地回忆，想当初那洞房深处，多少次畅饮欢歌，双双游嬉于鸳鸯被底。那时节我尽心奉承，生怕耗费她一点气力。万种柔情，千般亲暱，我二人缠绵无尽，两情相依相惜。看如今，漫漫长夜漏壶永滴，就这样两地相思隔绝千里。我真是自寻离愁，却让你牵肠挂肚徒悲凄。不知要等到哪日，你我重拥鸳鸯被，共度欢情，如胶似漆。到那时，愿帷幕低垂玉枕亲暱。我会轻轻细说告诉你，在这偏远的寒江水乡，我夜夜难眠，数着寒更把你思念，把你惦记。
注释 1 因循：不振作之意。2 陡顿：突然。3 殚（dān）云尤雨：指男女贪恋欢情。殚，困扰，纠缠。4 秦云：秦楼云雨。形容男欢女爱。5暱：亲近，亲暱。
作者久羁他乡，不能与情人欢聚的苦闷。于是他把羁旅之苦和相思之苦交织在一起，抒写下这首这曲忧伤的浪子悲歌。
这是柳永创制的慢词的一个范例。原《浪淘沙》词，为28字或54字体，而柳永这首慢词，则为135字之长篇。此词分三片。第一片写夜半酒醒时的悲戚，第二片追思以往之情事，第三片写眼前相思之情。对主人公的心理及思想活动，都给予了充分的体现。 诗词作品： 浪淘沙慢·梦觉透窗风一线 诗词作者：【 宋代 】 柳永 诗词归类： 【写风】、【孤独】、【思念】
柳永对宋词影响开创意义1、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许多词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2、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3、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赏析《雨霖铃》阵阵寒蝉，悠悠斜阳，浩浩烟波，泪眼对泪眼，无言应无言，凄恻委婉，愁肠百结。一片残柳，一弯残月，一叶扁舟，多情的远行人，孤独的异乡客，深情脉脉，离恨悠悠。多情自古伤离别，别离愁煞多情人。时间定格在《雨霖铃》上，成为永恒。……整首词以“离别”为线索，条理井然，感人至深。第一句为离别前之景。起句便写“寒蝉凄切”，蝉声喑哑凄裂，为全词定下了浓重悲苦的感情基调。日落西山，暮色苍茫，骤雨初歇，秋风携卷着丝丝凉意，在空气中肆意蔓延……以哀景写哀情，烘托出悲苦凄凉的气氛。尔后，作者笔锋一转，由景入情。城帐外饯别，却无畅饮之情，心系知己，眷恋不舍。无奈，船家催促，不允停留。两人心连手牵，泪眼迷离，此时此刻，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如此朴实的句子，不含一丝娇柔造作，却能把作者的眷恋之情、无奈之心一笔囊括，不得不佩服耆卿技法之高妙。离别之后，舟已入江，前行中看到“千里烟波”、“沉沉暮霭”、“廖阔楚天”，内心愈发惆怅。心中的愁绪如千里烟波般绵长，如沉沉暮霭般浓重，如楚地天空般无边无际。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成功地写出漂泊无依的一叶行舟上孤寂行人无比寂寥的内心。上篇实写情人在长亭分别的不舍之情，下篇则着重用想象虚写了离别后孤独冷落的凄凉之情。“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该句为全词的主旨。古人重情，吟咏离别之作多感人肺腑。离别使人黯然销魂，而作者融情与词，以“更那堪”衬托自己的离情比古人深。借酒浇愁，殊不知举杯销愁愁更愁。醉时尚无绪，醒后复何如？一句“杨柳岸晓风残月”，词人寓情与景，借景传情，以风之凉月之缺透露离情别绪。婀娜柳枝道出别离时的柔情，清秋凉风恰和别离后心境的凄凉，残月清冷暗合凄清冷落之感。心潮澎湃，霎时心中所有的空白都被愁绪填满。想到年复一年，无知己相陪，良辰美景已然成为虚设，此后既有千般情意，也无人可诉。整首词就这样在凄冷的情景下开场，又在忧愁的氛围中结束。赏析的仅为诗句，可那天下有情人难舍难分的眷恋，谁能一语道破？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多情自古伤离别，别离愁煞多情人。
其实最棒的文章莫过于李清照的那篇《词论》了，我不清楚你需要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演讲的话，以《词论》为核心展开谈都可以。尽管不是现代学者的专门论述，但以词人之口论词，最是真切。原文：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全文翻译： 古乐府歌与诗并列发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时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宝，唱歌妙绝天下。有一次，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大开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宝故意穿一身旧衣，戴一顶旧帽子，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装成神情惨淡的样子，一同参加宴席。然后对众人说：这是我的表弟，让他坐末席吧。参加宴会的众人都对他毫不在意。众人边喝酒边听歌，许多歌者轮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谦、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对二人的歌声称叹赞赏不绝。这时，那位名士忽然指着李八宝对大家说：请让我表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众人都晒笑起来，甚至还有人生气起来。等到李八宝一曲歌唱完后，却引得众人都哭了起来。团团拜伏在李八宝周围，都说：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从此以后，郑地和卫地的乐声在当时更加流行起来，这些声乐的柔糜之处、音节变化也更见烦琐。唐朝时已经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曲调，不能一一枚举。 到了五代的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建国，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斯文扫地，更无人作新曲沿途传唱了。这时只有南唐李璟、冯延巳等君臣温文尔雅，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冯延巳的《谒金门》，“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礼仪、声乐、文章、武功都已经齐备了，又休息生养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变乐府旧声为新声，有《乐章集》传世，确立了他在宋词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次等人辈出，虽然时时有妙语传世，但却整篇破碎，不能称为名家。到了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这些人，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细细琢磨他们的词，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够。而且他们的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徽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比如当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词牌名叫《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的，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是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韵则与音律协调，但如果押入声韵，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但是晏几道的词短于铺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对柳永词的评价,一般多肯定其对民间慢词形式的借鉴,而忽视其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与创新。其实柳词在咏史怀古、议论说理、悼亡咏物、羁旅行役、城市风情、市井妇女等题材领域内均有开拓,若说开风气之先,有的方面还在苏轼之前。柳永词所反映的文化转型期的某些特点,更值得引起今人的关注。 柳永词以艳情为第一主题，是民间词最好的接受者,最好的传播者。柳永用民间的慢词形式,完成了民间慢词形式向文人慢词的过渡,却以新时代的市井语言来写清丽、世俗之歌,这种作风,不独惊倒了当时的文人,且又与后世求雅求不俗之审美情趣相抵触,故而深遭后人的笑骂。人们除了肯定其“新声”之耳目一新、流传颇广之外,几乎都是“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好为俳体,词多 黩”(冯煦《蒿庵论词》),乃至“声态可憎”之类的批评。而有趣的现象是:“温柳”被相提并论,但温庭筠的词题材狭窄,除了描写贵妇人的姿态与艳情外,很难找到表现社会人生的作品。在《花间集》的66首温词中,描写女性的有52首,比例高达79%,而《乐章集》212首词中,直接描写女子或表现女子心理的,仅占70首左右,比例仅为33%。其实柳永的“新声”中,最突出的“新”就是在对词域的开拓上,是温庭筠及受花间词风影响的宋初文人所无法相比的,也是民间词无法与之相比的。柳永词无论其体制还是其意境,都已蔚为大观,其影响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所说:“假使中国词学不经柳氏的改造,则充其量,仍不过模仿温韦冯等人的作品罢了。其势亦成末流,必致陈陈相因,黯然无复生气。则中国词学不独无北宋之雄奇玫丽,照耀古今,且早已于没落衰竭之时,不待南宋中末期之后了。”这与柳词之“新”,题材之开拓有着直接的关系。
慢词，古人从字数着眼，也称为“长调”。词的分段叫“分片”，除单调外，一首词多由上、下两片组成，慢词有多至三四片者。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从此宋词曲调大盛，兼备众体，蔚为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高峰。两宋词坛的勃兴是在北宋建国七八十年之后的宋仁宗赵祯时期，代表作家有晏殊（991－1055）、欧阳修、张先（990－1078）、柳永等人。五代时，由于君主的提倡，南唐词坛特盛，晏殊、欧阳修等出自江南旧地的江西词人，沿袭南唐余绪，以风流自命，致力于创作短章小令、轻丽之词。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长调，为此后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传世的柳永《乐章集》二百余首，慢词就占一百多。著名的长调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赋体的手法铺写都市生活和送别的场面，洋洋百余言，充分体现了慢词篇幅宏大、适于铺陈的特点，使宋词在唐代近体诗长于比兴的特点之外别树一帜。柳词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宋词的题材，把词的描写范围由士大夫的小庭深院引向市中都会；同时普及了词的歌唱，使之成为雅俗共赏、“天下咏之”的文艺形式。柳永词多为歌妓所作，故始终未脱“词为艳科”的传统束缚，这一缺点他与晏殊、欧阳修相同，另一位与柳永同时而齐名的张先，也不能免。其后以异军突起而主盟词坛的苏轼，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因而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方向。关于苏轼词风与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说法。“大江东去”即《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此相类的还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后世以“豪放派”概括苏轼的词风，大抵正着眼于这一部分作品。其实苏轼作词，刚柔相济，所著《东坡乐府》，其中婉约词亦不少。不过就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最能代表苏词的，还是清雄之作。苏轼作词，以意为主，常常突破词律的束缚。这一点曾引起恪守传统词法的后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满。在当时，他的门人、著名词家秦观（1049－1100）也没有走他所开辟的道路。从秦观到李清照，一般被认为是婉约派词风的正宗。秦观有《淮海词》传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雾失楼台）、《鹊桥仙》（纤云弄巧），声情并茂，语工而美，继承了柳永赠妓之作的遗风，而词品比他要高。李清照曾撰《词论》，力主词“别是一家”之说。传世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深闺中的寂寞和年轻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晚年避乱江南所作的《声声慢》（寻寻觅觅），通过个人流离生活的描写，反映当时的民族灾难，以传统词风抒写深沉的爱国情怀，均是婉约词中思想价值较高的佳作。北宋后期的重要词人还有周邦彦（1056－1121）。周邦彦精通词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时曾主持过中央音乐机关大晟府，是两宋注重音律一派词人承先启后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南宋前期主盟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作为时代的歌手，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词，有《稼轩长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陈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表现了当时重大的抗战、爱国主题，抒写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壮士报国无门的忧愤心情。从艺术上讲，稼轩词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将“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到“以文为词”，使宋词的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后世以“苏、辛”并称，但辛弃疾又自成特色，一时仿效或倾慕者如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及稍后的刘过、刘克庄等，世称辛派词人。南宋后期于辛词外别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扬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谱，是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的词曲谱。其时及稍后词坛较有影响者如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均远绍周邦彦，近师姜夔，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重形式而轻内容，与辛派词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刘辰翁（1232－1297）的一些词作，成为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词的嗣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13世纪的繁荣，是包括与宋先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中国西北、东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当时中国虽暂时分裂为几个对立的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则是互相融合，相与并进的。词在11世纪中国的勃兴，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比如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文化的兴起，以及歌妓制度的发展和士大夫公余生活的优容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士庶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文艺形式的自身发展。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的记载，叙述了音乐史上三个不同时代的配诗乐。“雅乐”即《诗经》中的《雅》、《颂》，“清乐”指汉魏六朝的乐府，与唐宋词配合的主要就是“宴（燕）乐”。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产生，总与社会上文化娱乐生活的价值取向有关，配乐演唱，乃是社会对诗歌创作的传统要求。盛唐诗歌，特别是近体绝句，本也有入乐者，宋诗承中晚唐之余，向散文化、议论化发展，愈益趋于书面文学化。于是适应秦楼楚馆助觞遣兴的词的创作也就逐渐兴盛起来了。到元代，士民对文艺的兴趣转向另一种兼有表演性质的新形式，宋词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被新起的元曲所替代。
活色生香，呼之欲出 ——论宋词中的女性形象 词作为一种文体，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以“阴柔美”为其显著特色，而代表词体发展最高成就的宋词，更是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每每让人为之倾倒。 一、宋词女性形象的类型分析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宋词女性形象“画廊”，看看都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若按所描写女性的身份分，宋词女性形象大体上可分三类，即歌舞妓、闺中少女少妇和民家采莲女。 宋词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以歌妓舞女为最多。因为词从隋唐诞生的时候起，就主要是“应歌”而作，由歌妓在酒筵樽畔歌唱，用于娱宾遣兴。词在五代西蜀、南唐宫廷中得到畸形发展，“花间”词人着力描写女子的面貌、服饰等外部形象，脂粉香泽，秾艳绮靡，刻意追求一种感官享受的美，形成盛极一时并影响深远的“花间词风”。宋初此风犹盛，作为一代名臣的晏殊、欧阳修等也乐于创作。发展到柳永，出入于秦楼楚馆、歌台舞榭，为歌妓们写心。晏几道作为贵族王孙，更是生长于歌儿舞女之中，待家道衰落，遂借回忆往昔与歌女相处的生活，寄托其失落感。以后写此题材者很多，且热心创作，乐此不疲。歌妓舞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供统治者任意驱使取乐的工具，生活不自由，没有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她们的身份是“艺妓”，词中多描写她们的形象，写她们“永弃却、烟花伴侣”（柳永《迷仙引》），追求爱情、婚姻和人身自由的良好愿望；写她们“兰心蕙性”（柳永《玉女摇仙佩》）、“心性温柔，品性详雅”（柳永《少年游》）的美好品质；写她们“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晏殊《山亭柳•赠歌者》）的高超技艺。词人以同情的态度，写她们的所思所感，表达她们对忠贞爱情的向往和执着，对轻薄王孙的憎恨，反映了歌女们真实的感情和心理，从侧面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多少带有欣赏的态度和眼光来描写，有轻佻的意味，甚至还有“色情味”，如“若是朝云，宜作今宵梦里人。”（晏几道《采桑子》）“阳台路迥，云雨梦，便无准。”（陆淞《瑞鹤仙》）等，这是此类词的一大弱点。 刻画闺中少女少妇春愁闺怨形象的作品，晚唐五代就大量出现，如王建的《调笑令》、温庭筠的《梦江南》等。宋词人也喜写这类人物，写离愁别恨、刻骨相思，“秀色侵人春帐晓，郎去几时重到。”（李从周《清平乐》）“意中人，从别后，萦系情怀。良辰好景，相思字，从不归来。”（晏几道《于飞乐》）写“寻思难觅有情人，可怜虚度琐窗春”（晏几道《浣溪沙》）的孤独寂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片悲悲切切声中，有时也出现轻松欢快的格调，欧阳修《南歌子》“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的妖声憨态，为我们塑造了天真调皮、机灵多情的新婚少妇形象。刻骨相思，离愁别恨，是宋词人最喜吟咏的主题。封建社会中，在家长制的淫威下，怀春少女独处闺阁，行动不得自由，婚姻大事全掌握在父母手中，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妇的丈夫为生活所迫，或经商，或从军，出游在外，长期不归，她们独守空房，默默忍受着一个个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这些形象都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 民家采莲女的形象最早出现于中唐李康成的《采莲女》，晚唐皇甫松写有《采莲子》二首。宋词中也多这类题材的描写，写她们的采莲生活，乘兰舟，唱菱歌，天真活泼，纯洁无瑕，无忧无虑，娇情憨态，呼之欲活，再现出江南农村相对富足安定，人民怡然自乐的景象。有时她们也有烦恼忧愁，“花心多怨，妾心多恨，胜似莲心苦。”（陈允平《青玉案•采莲女》）这是采莲女形象的又一侧面。 上述三种都是写自己以外的“人物”，用的是第三人称，是“小说家”的手法。这三类人物形象只是大体上的划分，难以概括宋词全貌，但基本上可作由是观。 二、宋词女性形象刻画的艺术分析 小说、戏曲塑造人物形象往往要刻画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这些描写的手法也常常为宋词采用，以表达词中女性形象的思想感情。以下且列举数端： 1、比喻。以物喻人，连类相比。写美女，以柳喻腰，以花喻貌，以燕喻举止轻盈，将沦落风尘的女子喻为“章台柳”，任人攀折。如“肌肤浑似玉。”（柳永《合欢带》）“白似雪花，柔于柳絮。”（向子諲《殢人娇》）写美女“花样精神月样清”（毛滂《减字木兰花》）、“黄莺水上精神”（侯寘《西江月》，如花似水似月，花美艳，水轻柔，月平和，写出阴柔之美。以具体可直接感受的物体来描写女子的外貌、精神，生动鲜明，形象逼真。 2、对比衬托。“红花还要绿叶扶”，对比衬托，可突出要描写的对象。如“自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柳永《合欢带》）“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柳永《木兰花》）“妾貌如花被花妒。”（陈允平《青玉案》）正如传统小说形容美女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样，陪衬正能突出所刻画的人物，这是“同性”对比。还有以“异性”对照起来描写，“一点芳心在娇眼，玉好空恁肠断。”（柳永《荔枝香》）“曾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柳永《柳腰轻》），美貌使王孙肠断，使万人肠断，倾国倾城，其美丽无比可想而知，这是汉乐府《陌上桑》描写“罗敷”的手法。这些都是传统的写法，简明易晓，能有效地达到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 3、“道具”的运用。戏曲中常用“道具”刻画人物形象，如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谈笑自若，便表现出运筹帷幄的儒将风度。“道具”中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是它的妙用。宋词人熟谙此道，故乐用之。如“娇多爱把齐纨扇，和笑掩朱唇。”（柳永《少年游》其四），扇掩朱唇，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娇情媚态。“起来花影下，扇子扑飞萤。”（李石《临江仙》）写“佳人”与情人约会后，轻拈罗扇，追扑流萤。一个天真活泼不知愁的闺中少女形象便活现出来，是一幅美丽的花影扑萤图。“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晏殊《山亭柳》）“卖笑”的歌女，以笑语欢歌博得客人的欢喜和报酬，内心悲哀，不禁落泪。“重掩罗巾”，以巾拭泪，屡加掩饰，故用“重掩”，以巾掩泪又不让人发现，而强颜欢笑，写出歌女深沉的悲哀，细节刻画，“罗巾”正如戏曲中的“水袖”，这时已不是一般的“罗巾”了。“闲弄筝弦懒系裙。”（晏几道《浣溪沙》）青春虚度的怅恨之情通过弹筝弄弦表达。“闲抱琵琶寻旧曲。”（谢逸《江城子》）回忆往昔相聚的时光，只有琵琶能解语，借弹奏旧曲婉诉离别相思之苦，这里，“琵琶”就成了感情表达的“道具”。这是刻画人物形象最的手法。 4、白描。表达人物真实的感情，用自然浅近的语言，不加雕饰和堆砌辞藻，甚至说尽说透，用不着含蓄。“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晏几道《生查子》）思春少女，思慕意中人，相思无处说，只好背面秋千下自言自语，淡淡一语，形象鲜明。如唐画家周昉笔下的背面美人。晏几道《浣溪沙》全词皆是白描。“不将心嫁冶游郎”、“一春弹泪说凄凉”，大白话，通俗易晓，却写出娇美可爱的艺妓形象。欧阳修《南歌子》写一新嫁娘，一组戏剧性的语言构成一组活泼、轻松的电影似镜头：走来窗下、笑相扶、问画眉深浅、弄笔偎人、描花试手、笑问双鸳鸯字怎字书。语言简洁明了，富有情趣，绘声绘色，生动真切，成功地塑造了天真而又机灵多情的新嫁娘形象。 当然，宋词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拈出几点，举其大概，仅此亦可见出词人艺术技法之高明精妙。 总括起来看，宋词描写女子形象（主要指闺中女和歌舞女），喻之以画，似西洋油画，或国画中的工笔画，重逼真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重细节刻画，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故多描写面貌特征，如檀口、樱唇、绛唇、朱唇、柳腰身、黛眉长、浅蛾黛、玉尖、莲步等，写服饰如金翅、双蝶、绣罗裙等，写动作如扑流萤、坐吹笙、弹琵琶，写神态如春睡、揽镜、独倚楼的形象，还有人物的声音、语言描写，如“笑倩整金衣，问郎来几时。”（陈师道《菩萨蛮》）“笑折荷花呼女伴。”（秦观《调笑令》）“歌缓缓，笑吟吟，向人真处可怜生。”（赵师侠《鹧鸪天》）“玉尖弹动琵琶，问香醪饮么。”（米芾《醉太平》）憨态可掬，媚态可怜。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眼前，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类形象真实、具体，是静态的，重“形似”。又讲究色彩，以花喻美女，鲜红艳丽，奇葩异卉，深红浅白，素面、黛眉、朱唇，浓丽香艳，形象直接诉诸视觉、触觉，似乎触之可及。此即这类词的最大特色。这类词语言上多华丽辞藻的堆砌，装饰性较强，形成绮丽香艳、轻柔婉媚的风格。意象群喜用的词汇有玉、绣闺、娇、媚、香、艳、肠断、愁、恨、慵、懒、云、雨、花、燕、柳、檀郎、纤、罗锦等。 值得注意的是写采莲女形象的作品，既写女子的“形”，又写女子的“神”，人物的背景与“渔父”词一样都是山水、小舟，但心态和感情完全不同，它去除描写歌女之词的香艳秾丽，又去除“渔父”词的清空疏放，形成清新、轻灵、素朴、淡雅的独特风格。 三、宋词女性形象描写的背景分析 晚唐五代以来，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宋代积贫积弱，长期被动挨打，国势衰微。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对人生前途大失所望。统治者不安邦图治，君臣上下，宴饮游赏，纵情声色，竞相嬉乐，以“醇酒”“妇人”为务，沉湎和迷恋于世俗的享乐生活，全社会迷漫着一股享乐之风。这种风尚直至金人铁蹄南下，方有所减弱。与“盛唐气象”相较，宋代“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李泽厚《美的历程》）文士们显出“老态”，国弱，体弱，心理上也弱，敏感多愁，如欧阳修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而来，遂作《秋声赋》，抒发感秋情怀，故宋词感伤意绪和色彩很浓。宋代文人受到优待，地位很高，行为放荡不羁，对外在事功早已兴趣大减，他们的心态内敛退缩、纤细柔弱，近乎“女性情感”。通达得意时，又逢年轻体壮，有优裕的条件，遂流连于酒筵樽前，征歌逐舞，按板听唱。文人的艺术趣味多在“香闺绣房”，以男性欣赏的眼光去写歌女舞姬的花容月貌、莺声柳姿、娇情媚态，追求心理上、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同时写美女的生不逢时，有才难展，孤独、寂寞、伤感，也是寄寓词人年华虚掷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表达“才人沦落”之悲。 民间文学是文学发展的源泉，优秀的作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词从民间歌曲发展而来，宋词人尤喜民间歌曲，写了不少“采莲曲”，塑造了“采莲女”这一劳动女性形象，天真烂漫，娇美朴素，灵巧活泼。这种描写充实了文学史的人物形象宝库。这种形象有别于传统“仕女图”、“美人图”式的人物形象，把艺术视角由都市宫廷转向乡村田野，给词坛带来一股清新质朴之风，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宋词中各种女性形象身份不同，个性不同，其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也不同，我们从中可看到宋代社会的一些侧面，这就使得这些形象都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值得我们去欣赏和研究
4.柳永词两首 望海潮-品读赏析1 高中语文必修四
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 骤雨初歇。② 都门帐饮无绪，③ 留恋处，④ 兰舟催发。⑤ 执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噎。⑥ 念去去千里烟波，⑦ 暮霭沉沉楚天阔。⑧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 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⑨ 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⑩ ①此调原为唐教坊曲。相传唐玄宗避安禄山乱入蜀，时霖雨连日，栈道中听到铃声。为悼念杨贵妃，便采作此曲，后柳永用为词调。又名《雨霖铃慢》。上下阕，一百零三字，仄韵。 ②骤雨：阵雨。 ③都门帐饮：在京都郊外搭起帐幕设宴饯行。无绪；没有情绪，无精打采。 ④留恋处：一作“方留亦处”。 ⑤兰舟：据《述异记》载，鲁班曾刻木兰树为舟。后用作船的美称。 ⑥凝噎：悲痛气塞，说不出话来。一作“凝咽”。 ⑦去去：重复言之，表示行程之远。 ⑧暮霭：傍晚的云气。沉沉：深厚的样子。楚天：南天。古时长江下游地区属楚国，故称。 ⑨经年：一年又一年。 ⑩风情：男女恋情。 【译文】 秋后的知了叫得是那样地凄凉悲切，面对着和亭，正是傍晚时候，一阵急雨刚住。在汴京城门外饯行的帐蓬里喝着酒，没有好心绪，正在依依不舍的时候，船上人已催着出发。握着手互相瞧着，满眼泪花，直到最后也无言相对，千言万语都噎在喉间说不出来。想到这回去南方，这一程又一程，千里迢迢，一片烟波，那夜雾沉沉的楚地天空竟是一望无边。 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最伤心的是离别，更何况又逢这冷落凄凉的秋天，这离愁哪能经受得了！谁知我今夜酒醒时身在何处？怕是只有杨柳岸边，凄厉的晨风和黎明的残月了。这一去长年相别，（相爱的人不在一起，）我料想即使遇到好天气、好风景，也如同虚设。就纵然有满腹的情意，又再同谁去诉说呢？ 不知道是不是只要原文，这里把注释一并写上了
浅谈宋词由俗至雅的转变关键摘要：宋词，乃我国宋代最具特色及代表性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我国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宋词前与唐诗并称双绝，后与元曲争奇斗艳，无疑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丽闪耀的明珠。犹如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晏殊，欧阳修等流芳千古的人物，无一不是宋词鼎盛的代表人物。然则，无论宋词曾发展到何等高度，在那之前，总会有一段从有到无，从坏到好的变化过程。在此，便谈一谈宋词如何完成由俗至雅的重大转变，乃至成为国家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文化瑰宝的存在。关键字：花间派，柳永，晏欧体，东坡体一．宋词的起源到出现（一）词的起源词乃诗歌的一种，始于唐朝，定型于五代，兴盛与宋朝。词又因是合乐的歌词，故还有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琴趣等多种别称。词最初是起源于民间，是一种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适合寻常百姓的通俗艺术形式。广泛地流传之后，文人依照乐谱上声律节拍而创作新词，称为“填词”或“依声”，有些类似于当今部分先有曲，后有词的歌曲创作形式。（二）词的音乐性“音乐性则是诗词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其主要包含两点:音乐的节奏美和音乐的语音美。诗词是脱离了音符用文字表达的音乐。”①可以说，词的出现，传播，创作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撇去最初词的创作是由乐谱填词不说，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朝时期西域各民族的音乐传入所致。当时以胡乐为主产生的燕尔，整齐的五言，七言诗已无法适于。这才出现了句子长短参差不起的格律诗，亦为“词”。这样的转变使得诗词的形式更为的灵活多变，以歌曲所唱。（三）宋词的出现就前文提到的燕尔，最初是由北周至隋时期的民间曲与西域胡乐相融合产生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宴会娱乐之用，同时期便已形成配合燕尔的词地出现，二者早在隋代民间便已流传开来。直到中唐时期，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才开始写词，正式将这一文学体式引入文坛。随后到晚唐时期，文人所作的词已得到较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温庭筠等人所代表的“花间派”。而后词不断成熟发展，进入人才辈出的宋代之后更是逐步呈现大观，名篇佳作层出不穷，蔚然成风。也因此词在宋代发展至巅峰，宋代的词具有极高代表性，逐渐便有了“宋词”的说法。二．宋词的初俗当词发展至宋代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及成就，然而除了晚唐时期的“花间派”外，再无其他流派与文体风格。这对词这一发展了近四百年且已有文人使用创作的文体显得不大正常。而宋初时期，能让大部分人所熟悉的词人似乎仅柳永一人，但一人又怎能代表一个时期的词题？是以引宋人刘熙载所言：“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虽以佳句互相称美，其实趣尚不同。”②撇去“瘦硬体”不谈，刘熙载“宋初体”的观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对于“宋初体”，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已有学者将宋初一代词人归列为一个时期加以关注，如有学者称《全宋词》列在柳永之前的从和岘到杨适这十七位文士为“沉寂期”，时间截止在仁宗继位之年，这可以说是“宋初体”大致的别样说法，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此十七位词人基本上可以划入到宋初体之中。”③而宋初体呢，确实又是传承于晚唐的“花间派”（花间体）。而晚唐的“花间派”的创作内容多是咏叹旅忧闺怨，悲欢离合，多局限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燕婉之私，加之花间派词人创作的少数暗伤亡国的作品和边塞词外，花间派词在思想上并无什么可取之处，是以造成较低甚至粗俗的格调。然而若是联想词最初产生于民间，流传与酒肆之地，便可理解有这样一段俗的历史。（一） 词人柳永也有学者认为，“柳永体”就是“宋初体”，淡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而此处谈及柳永，并非想借柳永一人证明宋初的词风格，而是希望从宋初成就颇高极具代表性的词人身上看到宋初词的创作潮流。柳永乃一个落魄书生，终日流连于坊曲，得以充分采纳市井之声，利用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变“雅”为“俗”。仔细看柳永词的内容，大多描写是男欢女爱陈旧题材，借以表现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酸楚；亦或工于羁旅行役，抒发包括自身在内的江湖漂泊人士的寂寞。引“柳永其人本身含有雅词的一面，但俗词更是它的本质属性。柳永其人本身就有另阿哥属性，他本身应该说还是士大夫的一员，也自然拥有雅文化的一面，但他的词作，更多地是代市民立言，是写给市民看的，后者更是他的本质。”④词源于民间，本就带有浓厚的下层属性，而柳永重回民间，更是将词推向社会真实的“俗”。引“以文人词融合民间此，以文人眼光审视和汲取民间此，发展到宋初的似乎有些失去活力的文人词，在柳永手中，得到活水源头，立即显得生动鲜活起来。可以视为文人词产生以来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这样来审视柳永体的词体地位，就可以将他视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者，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⑤三．宋词转雅（一）晏欧体1.晏殊词晏殊对柳词的创作方式是不赞同的。然而晏殊的词作品，却是宋早期“宋初体”词特点的创新。在笔者看来，晏殊与柳永最大的区别莫过于，柳永写的是平民生活，而晏殊写的是贵族生活。然而二人又是同样地反应了社会的现状，加之对艳词的创作，二者有共同点，却无甚影响。在晏殊的数十首酒筵祝寿词中，晏殊所表达的是丰富的诗酒生活，富贵而闲愁。引“由于一生富贵,仕途风顺,在晏殊的词里,很难找到对某种事物的执着、激情,也很难找到对理想的追求、苦痛,就连常人所具的节日狂欢和功成名就后的沾沾自喜也没有。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脉脉的温情,点点的闲雅,淡淡的哀愁以及对人生的无奈和寂寥。”⑥同时晏殊的《珠玉词》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抒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别愁之情。在内容上，晏殊将男欢女爱含蓄化，典雅化，做到艳而不淫，哀而不伤，与先前柳永等人轻佻浅薄的词风完全不同，风格上典雅含蓄，情中更引人深思，充分突出婉曲细腻的丰富情感，多了一层深刻反思的意味。透过晏殊等人，意味着宋词词体已逐渐由早期的宫廷词演变为表现士大夫生活和情感的载体。（二） 欧阳修词在欧阳修之前，包括晏殊在内大部分诗人都不接受柳永词风。但欧阳修则不同，引“从宋初体到晏殊词，都没有显示出柳词影响的痕迹，而欧词却大量学柳，有学者统计：“欧阳修艳词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但艳词还不能等同于学柳，艳词中也有晏殊式的士大夫类型的艳词。完全学柳的市井艳词，也达到欧词总数三分之一左右。从宋初体到张先体，八廓晏殊词，都有明显的花间体影响的痕迹，却罕见柳永体的市井化女性写作方式，因此欧词的学柳，就可以视为北宋中前期士大夫词人集团对于柳永体的第一次接纳。”⑦加之从欧词艳词数量多，慢词长调的采纳，写作内容和方式等方面，都与柳词有大量的相似之处。此外，欧词虽然对柳词有着许多接纳，但在创作前进方向上，却是进一步创新士大夫化的词体写作，主要特征表现为：（1）深厚的情感内涵。（2）渐大之堂庑。（3）典故的使用。（4）以诗为词的艺术表达方式。是以，从晏殊词开始，艳诗的词创作形式，才真正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成功将市井，艳科的小道词转变为适合士大夫阶层的士大夫词。（二）东坡体苏轼，号东坡，乃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天性豁达，与我国大诗人李白一样，同是天生具有浪漫情怀的文学天赋。苏东坡在诗作方面的造诣颇深，但更令后人津津乐道，议论不休的则是苏东坡那些烂漫豪爽的词作。而自东坡体出现之后，无数文学家受之感染，并激起创作热情，走出一条新的文学形式道路。究竟东坡体有何魅力，如何形成，又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怎样贡献？以下我们一一看来。苏轼自小勤奋好学，幼年的刻苦用功加上早年行遍各方的经历，为日后苏轼作诗作词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此外，苏轼传奇一生中，早年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为张方平。张方平于眉山与苏轼相识，且曾推荐苏轼为官，后苏轼被人诬陷，亦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二人相交匪浅。张方平为人性格豪放，诗酒豪迈，与苏轼甚为投机，苏轼早年士大夫词作已受此人影响。引“东坡的早期之作，主要是承接张先体的应社而来，其绝大多数的词作，产生于士大夫的酒筵，送行，赠酬等应体场合。”⑧其二为欧阳修。苏轼早年仰慕及崇拜欧阳修的才学，而后在考取进士后更得欧阳修赏识，遂拜欧阳修为师。二人亦师亦友，于颍州相聚时不但畅谈诗歌创作美学理论，求医问药治病救人的闲话，更是将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交予苏轼。欧阳修对苏轼极为赞赏，评价极高。可以说，欧阳修是将诗文革新的重任交予了苏轼。苏轼的豪放词无论在内涵，结构，内容等方面都在前人传统的词作上做出了突破，以诗为词，开创婉约而豪放的词风，由“俗”向“雅”的方向发展。苏轼作词随意，兴致所至，具有以我观照万物的特点。例如苏轼早年的词作中，多也描写女性形象，却以自身参照万物，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和“我欲乘风归去”等酒徒亦或豪杰等男性形象的词句。而在苏轼之前，就女性形象而言，晏殊，欧阳修多是描写上层女性形象，柳永描写的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形象；而就男性形象而言，这些前人塑造的多是含情脉脉的晴朗。苏轼的这样创新，等若将自己推到了世人面前，自我内心的想法展露无遗。此外，就对“酒”这一道具的使用而言，古往今来大多诗词名篇借酒抒情，更有一种有酒即豪放的错觉，放荡洒脱不羁。而苏轼的酒，很多时候是有“酒后吐真言”之意，吐了真言，不但不能豪兴大发，反而增添忧愁，贴近事实，引人深思，可谓妙极。然而，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即便豪放，却不能说“雅”。引“在苏轼的美学思想体系里，存在着对柳永“从俗”倾向的批判意向，并有意识地建立与之抗衡的“虽无柳七风味，亦自是一家”的词。这种词不是用“豪放”一次所能概括得了的，它应是一个比“豪放”风格更高更大一些的概念，这就是雅。”⑼而雅又如何体现？在创作手法上，苏轼以议论入词，词句大气磅礴，常以大手笔勾勒场景，结构上大开大合，情绪上更是大起大落，以俯览之势看待世俗，充溢狂放野性，借以突出苏轼旷达的人生哲理，从而达到豪放与雅格完美结合的艺术形态。引“坡词境界之雅，又是由深刻的思想内涵，高卓的才学识见，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构成。没有思想内涵的人或作品，往往流俗，或只能附庸风雅。苏词中的思想深度，恐怕两宋词坛无人刻意比肩。”⑩总的来说，苏轼的作品中流露真实本性，生动而有力。敏锐的触感，透彻的思想更是其不会因世俗而变。其词突破了传统的局限，拓展出更大的词境，开创宋词的新时代。结语：宋之初，由前朝“花间派”的影响，拓展出一条追溯文学传承的探索道路。也正是由每个时期文人对前人的接受与创新，才将本“俗”的词，逐步推向“雅”的殿堂。
柳永词并非一俗到底，也有很多雅的成份，对此前人多有指 出，且一致给予较高评价。如苏轼早就指出"世言柳耆卿曲俗， 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 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畴《候靖录》卷七引苏轼语)又如: 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 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如竹（土宅）《词综》所录皆精金粹 玉，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东坡辈以余事为之也。(宋 翔凤《东府余论》） 屯田，北宋专家，其高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沈雄之 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一词之命意 所注，确有层析，如画龙点睛，神观飞越，只在一二笔，便 尔破壁飞去也。盖能耆卿之骨，始可通清真之神。(刘文焊《与人论词遗札》） 还有人为只见柳词之俗不见柳词之雅打抱不平: 耆卿为世訾（敖方│此字本为上下结构│）久矣，然其铺叙委宛，言近意远，森秀幽 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便能珍重下 笔，则北宋高手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遂使金荃 兰畹之音流入挂枝黄莺之调，此学柳之过也。(彭孙逼《金粟 词话》） 柳词之雅亦与其题材内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柳词具有三大题材，这三大题材对前代都具有突破意义，即情场生活、羁旅 行役、都市风光。表现第一种题材是以俗为主，表现后两种题 材，则是以雅为主。 1．羁旅行役词和都市风光词。 先看羁旅行役词。 虽然柳永成年后即离开家乡(福建崇安县)，寓居京城汴梁， 并始终以此为基地，但他的生活仍很动荡。中举前他要为功名生 活奔走，中举后他要为官务公事奔走，羁旅行役使成了他的家常 便饭。他一生的足迹遍及闽、豫、江、浙、楚、淮等地，甚至可能到过成都和长安，这都可以从他的词中得到印证。 一般人写羁旅行役多重在抒发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明主)的 感慨，从而或自叹淹蹇，或愤世嫉俗，或思念乡关，或向往归 隐。这样的调子在柳永笔下也有，虽然如第一部分所述，柳永在写这类题材时常拖着一条俗套的尾巴，但其高雅情志终难掩盖。 如《安公子》上阕写舟行景色，下阕道: 游宦成羁旅。短樯吟倚闲凝伫。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 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刚断肠，惹得离情苦。 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游宦成羁旅"明确点出该词的主题，"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 关何处"、劝人不如归去"，慨叹仕路，思念家乡，很好地道出 了失意文人的普遍心理。又如(满江红): 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 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 念回程，伤漂泊。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 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 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 这首词上阕明确点出了"伤漂泊"的感情基调，下阕明确点出"伤漂泊"的具体内容是"游宦"。而"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 约"云云又和苏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 来分取闲中趣"(《蝶恋花》）同调，都是士大夫的典型心态。毫无 疑问，这类词都应属雅词。 除像一般人写怀才不遇明主外，柳永还多一层写怀才不遇佳 人。这类词往往掺杂着一些俗趣，但它终是在羁旅行役这个大范 畴内写对佳人的思念，因而整体风格还是以雅为主，只不过是雅 中带俗而已。如《阳台路》: 楚天晚，坠冷枫败叶，疏红零乱。冒征尘，匹马驱驱， 愁见水遥山运。追念少年时，正恁风帏，倚香偎暖。嬉游 惯，又岂知，前欢云雨分散。 此际空劳回首，望帝京， 难收泪眼。暮烟衰草，算暗锁，路歧无限。今宵又，依前寄宿，甚处苇村山馆。寒灯畔，夜厌厌，凭何消遣。 词中虽亦有"倚香偎暖"的字样，但点到为止，其目的是以昔日之 温柔反衬今日之凄凉，不离传统的雅调。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 解题》评曰:"耆卿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 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 再看都市风光词。 陈振孙所说的"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的特点在以都市风光为 题材的词内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范镇与黄裳曾分别感慨道: 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揽》卷十引) 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礻右）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 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 声，听其词，如下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 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献）藻，岂可废耶！(黄裳 《书乐章集后》） 他们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歌咏盛德本是诗之最高能事，属于 风、雅、颂中"颂"一类的作品，最为庄严崇高，但柳永居然能以 "诗余小道"的词来完成，实属难得，不能不令人感佩。这也体现 了柳永对词内容的开拓。这类词当然是雅的。 柳永能取得这一成就，和他长期生活在"举目则青楼画阁， 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 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这样繁华的都市环境分不开。 在他的笔下，苏州的风光是"万家绿水红楼"（《木兰花慢》） "万井干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搂"（《瑞鹧 鸪》）;扬州的风光是"酒合花径仍存，凤萧依旧月中闻”《临江 仙川》）;成都的风光是"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一寸 金》）。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京都风光。既有一般性描写，也有 庆元宵、竞龙舟等专门描写，如《倾杯乐》、《破阵乐》等;有的描写 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见上引)相表里;有的比他更为雍容堂皇，如:“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 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 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透碧霄》）又如《迎新春》： （山解）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睛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敖黾│本为上下结构│）山耸，喧天箫鼓。 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 少年人，往往奇遇。 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 上阕写到帝里元宵佳节的热闹景象，下阕虽有“少年人，往往奇遇”的描写，但也仅止于“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以之芍药”（《诗·溱洧》）的程度，大得《诗经》“乐而不淫”的遗风，堪称蕉调正声。 当然，在描写都市风光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那首歌咏杭州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 重湖叠[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此词流播金国，“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毫无疑问，“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正是以淡雅取胜。 综上所述，可知柳永确实写了不少雅词，这种雅词主要分布在羁旅行役及城市风光题材内。而这种雅在艺术上又有“情雅、境雅、语雅”的表现。
柳永词在宋词史上的开创性意义：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3 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柳词内容有三类：1、描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望海潮》最为有名。这是一首最早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长调慢词，它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2、描写男女情爱。这类词中有表现下层人民不幸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的，如《定风波》，有写妓女悲苦和她们对轻薄男子怨恨的，如《少年游》，有写妓女渴望自由、渴望真正爱情生活的，如《迷仙引》。3、江湖落拓的感慨是他词作的另一重要内容。《雨霖铃》、《八声甘州》、《夜半乐》是这部分词的代表作。“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八声甘州》)、“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道出了居无定处，四海漂泊的乡思愁怀；“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雨霖铃》)、“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夜半乐》)和“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八声甘州》)中主人公颓唐的心情将秋日景象涂抹上浓重的阴影。词人的离愁别绪与冷落清秋的景物相互交融，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世称柳屯田，因排行第七，亦称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名篇欣赏：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岳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常与乐工、***女相往来，因此直接受到民间词的影响，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创作慢词。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与慢词创作相对应，柳永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他的词通俗流利，极富音乐性。这一切，都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为苏轼豪放词的出现作出了铺垫。
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心致力于词、特别是慢词创作的作家。 柳永约生于987年 ，约卒于1053年。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昌国州（今浙江定海 ）晓峰盐场监官，晚年为著作郎、太常博士，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 柳永青少年时期随作官的父亲生活在京城汴京，当时的北宋，“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片升平景象，柳永精通音律，喜为词章，在奢靡淫荡的社会风气浸染下，他常常留连于歌楼伎馆之间，为乐工歌女们写作新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因为科举考试的屡屡失利，使他在失望之余更加不拘形迹，放浪形骸。他在落第后写的一首《鹤冲天》词里抒发了他的愤懑不平，同时，也表现了他狂放不羁的个性：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 ，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自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表现了对自己才华的自负、对仕途的鄙夷，当然，这只是他在当时情况下，作出的柳永式的反抗。 因为长期的出入烟花巷陌，茶馆酒楼，柳永跟歌妓乐工们有较多的来往，同情她们的不幸，理解她们的愿望，他跟歌妓们的关系，不完全是狎客跟妓女的关系，更多的则是以平等的态度相对待，所以他和他的词，都受到这些下层女子的欢迎。他也从市井文学中汲取了营养。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柳永词能达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程度，和歌妓们的传唱是分不开的。当然，柳永词中也不免有流于低级趣味的描写，这是柳永为宋代文人所指责、鄙夷的原因之一。 但柳永毕竟是出身在一个有儒学传统的家庭，儒家思想对他的浸染并不因仕途的失意而全然消失，他在景元年（1034）考中进士后，曾在定海晓峰盐场任盐官，亲眼目睹了盐民的悲惨生活，写下了长诗《煮海歌》，诗仿《毛诗》，作小序云：“悯亭户也”。亭户，盐民 。诗中有句云：“（煮海民）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对盐民表示深厚的同情。他在余杭任上，“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余杭县志》），可见柳永不失为一个正直、正派的官员。 柳永一生坎坷不遇，曾为寻找出路四处宦游、干谒，晚年虽曾出仕，但沉沦下僚，羁旅天涯，“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但他的词名却传扬天下，他对词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使得人们永远缅怀这位九百多年前的“才子词人”。有《乐章集》传世。柳永词的新变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铺叙与白描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柳永（987？～1053？），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另一首《慢卷�r》（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 （《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r》（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r》）。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此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 “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稍后的苏轼即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