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应该是需要的，具体情况你去北影学位管理委员会咨询一下相关的负责人就知道了
翟天临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2019年最大的瓜竟是属于本人的，刚刚还在春晚上卑躬屈膝的打假，下了台之后，没想到却被他人打假，只能说这打脸来的真是太快了。
翟天临由于在直播中称不晓得知网是什么，而惹起了网友们的普遍质疑，于是关于这个文娱圈的学霸开端深扒，这不扒不晓得一扒吓一跳啊，高考成果被扒出来不说，就连本人发表《广电时评》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也被网友们拿来查重，结果不到3000字的文章里查重率居然高达40%。其中被剽窃最多的是黄立华教授2006年发表在《黄山学院学报》上的文章，而黄立华教授更是发文称：“这个扮演打假警察的人是要我起来打假吗？”黄立华教授称本人十几年前的文章被整段整段的剽窃，事实胜于雄辩，而且还附上了各路证据。
这还不算，有媒体查阅了翟天临在北电的硕士学位论文《“英雄”本是“普通人”——试论扮演创作中的英雄形象与人性》，没想到3万多的文字，仅反复的文字就过万，反复比更是到达了，在知网上曾经被标明是疑似抄袭观念，更让没想到的是，翟天临剽窃的文字当中，很大一局部是来自于陈坤的论文。
媒体从知网上的查询结果显现，翟天临总数为32628字数的论文，反复字数为11818字，复制比为，即使是把里面援用文献的局部去掉，复制比依然占。
而涉嫌剽窃的局部，以陈坤论文的复制比居多。我们都晓得陈坤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毕业时间是2000年，而翟天临硕士毕业论文发表的时间是2013年5月，这就愈加证明了知网上的查询结果了。
其实事情停顿到这里，我们就不用多说什么了，即使是北电的专项调查组还没有最终的调查结果，从一项项铁证来看，翟天临学术不端简直曾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其实以演戏为主的翟天临，错就错在不该卖学霸人设，毕竟我们泱泱大国，最不缺的就是高学历人才，学术一旦造假，分分钟就会被戳破。翟天临作为一个演员，要颜值有颜值，要事业有事业，偏偏为了面子涉嫌学术造假，这打的不只是本人的脸，更是打了几为了考研考博而挑灯夜读的学子们的脸，翟天临的学历有多高，打其他学子的脸就有多痛！
而由翟天临引发的一些列事情还没有完毕，北电学院张辉还被曝出了娶小24岁学生刘熙阳，张辉为了捧本人的爱妻，不惜让张一山杨紫关晓彤等流量明星为本人的爱妻做配角。不止于此，刘亦菲也被曝出基本没有报考北电的资历，可是却顺利的考入了北电。贾乃亮更是不可思议，由于本人的母亲去找了校长，所以本人就被录取了。越多的猛料被曝出，网友们就越不明白，为什么本人辛辛劳苦的付出都不一定到达的顶点，明星们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取得，以至还拿出来夸耀？试问哪个寒窗苦读的学子不寒心？明星们原本收入就高，动不动就几百万几千万的收入，而往常就连学术圈也被他们轻而易举的掌控，这何来的公平可言？
不过，翟天临也只是大家发现的冰山一角，没被发现的猫腻或许还有很多，以至多的我们想不到。但是如今是一个网络兴旺的时期，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需做过亏心事，早晚会有暴露的一天。而翟天临事情，虽说翟天临形象崩塌已成必然，但是其所在的高校，导师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难道没有问题吗？至于翟天临最终会如何定论，如何处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能够激励学院中的学生更加努力学习，争取成为像易烊千玺这类的演员，更好地为校争光。
这份肯定对千玺来说是巨大且有意义的。代表着易烊千玺凭借优秀作品，已真正收获来自专业院校的认可。并且易烊千玺是中戏学生，能登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确实是个很大的惊喜。
一、千玺用作品收获专业院校的认可
易烊千玺以偶像身份出道，少年成名。而今已逐步转型演员，踏实演戏。但在部分人的眼中他依然是所谓的“流量”，靠脸靠粉丝吃饭。多部电影票房和口碑成绩不错，也不能完全破除外界偏见。但千玺这次能通过《奇迹笨小孩》登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说明了千玺其实已经收获了来自专业院校的肯定，认可他在影片中的精彩表演，也认可该作品优秀且值得推荐。这份“肯定”是巨大的，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千玺，对他的作品也多一些信心。
二、千玺以中戏学生身份登上别校报刊
另外，这份“肯定”也是惊喜的。千玺仍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曾多次因奖项提名而收获来自本校的关注，但还是第一次能登上别的专业院校报刊，这份认可跨越了不同学校之间的阻碍，实属不易。当然，登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除了有对千玺的认可外，也离不开导演的功劳。导演文牧野是北电的优秀校友，其作品能收获到喜人成绩，作为母校自然会给予肯定和支持。但这份“肯定”始终是源自作品本身，是导演和演员共同创作而成。
总而言之，能登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对易烊千玺来说，就是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专业院校对一个表演系专业学生的认可，同时也能鼓励到更多专注于演戏，渴望获得成绩的演员们努力和进取。
说明他的演技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能够登上电影学院的学报，说明他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榜样，他出演了奇迹笨小孩这部电影，26天获得了12亿的票房，获得了母校的称赞和祝福。
北京电影学院艺考成绩出。
北京电影学院初试时间:2022年12月24日至25日(每天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00)。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是1950年创建的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该所1951年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1953年更名为北京电影学校，1956年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
据2022年6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北京电影学院蓟门桥校区占地105亩，怀柔校区占地面积667亩（2021年正式启用，搬迁第一批院系和部门入驻，师生共约1400人）。截至2021年9月，学校有在校生4139人，其中本科生2332人。
全校在编教职工共计599人（其中专任教师373人），外返聘教师103人。下辖19个教学实施单位，是一所能独立进行故事片长片、动画片长片创作的院校，开办19个本科专业，具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为电影电视艺术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和“北京高等学校优秀社科学报”，2004年被评为“北京高校优秀社科学报”，其中“大师研究”栏目被评为“北京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北京电影学院艺考成绩出。
北京电影学院初试时间:2022年12月24日至25日(每天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00)。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是1950年创建的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该所1951年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1953年更名为北京电影学校，1956年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
据2022年6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北京电影学院蓟门桥校区占地105亩，怀柔校区占地面积667亩（2021年正式启用，搬迁第一批院系和部门入驻，师生共约1400人）。截至2021年9月，学校有在校生4139人，其中本科生2332人。
全校在编教职工共计599人（其中专任教师373人），外返聘教师103人。下辖19个教学实施单位，是一所能独立进行故事片长片、动画片长片创作的院校，开办19个本科专业，具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为电影电视艺术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和“北京高等学校优秀社科学报”，2004年被评为“北京高校优秀社科学报”，其中“大师研究”栏目被评为“北京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戏剧》、
戏剧艺术》、
上海戏剧》、等都可以，
上面的都是核心期刊的。
望采纳！！！
2022年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化研究院、电影学系、人文学部、基础部及教育中心考研专题解读
【才思考研】
北电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专业，就是电影史专业，因为北电以电影为主，所以电影史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各个院校中自然是属于佼佼者，但电影史专业在北电划分了很多学院在招生，这就有些夸张了，这些学院，大部分情况下是老师共享、题目共享、参考书共享。
这里面有个特殊的学院和专业，即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的国际电影文化传播专业，这个专业较为独特，尤其是题目，和其他学院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会单独分出来一期给同学们单独进行解读。
而今天咱们主要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共享程度比较高的几个学院和专业，即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基础部、电影学系、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
才思小编今天就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分别有：
1.专业解读
2.考试科目解读
3.真题解读
4.参考书目
5.辅导资料
6复试解读
7.复试导师介绍
8.联系方式
一、专业解读
1.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
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是北电最早成立的五大研究院之一，主要是为了增强北京电影学院的在电影文化理论方面的科研实力。
成立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一方面为了培养电影方面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也为了能实现更多的学术交流以及院校之间的交流。
研究院下设五个研究所：电影创作与批评研究所、电影文化与理论研究所、中外电影研究所、儿童电影研究所、纪录电影研究所。
2.电影学系
电影学系创办于2002年，在北电里面算是较早开始研究电影学的学院之一了，电影学系中包含了电影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编辑部和学院网站工作室。可以说是理论研究的汇合点了。
在电影学系前两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大部分的招生名额给了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而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的师资，也大多来自于电影学系，两个学院之间可以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3.人文学部
人文学部是21年才开设的教学部，目前招生一年，招生方向及要求有点类似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的国际电影文化传播。对于外语的要求较高。
3.基础部
基础部大家一直以来不清楚是做什么的，基础部的成立于1999年，早于电影学系。
我们大学里面接触最多的比如公共政治、公共英语就是隶属于基础部的。基础部包含了社科教研组、思政教研组、体育教研组和外语教研组。
基础部目前的招生老师中，宋雁蓉老师主要负责招收北欧方向的研究生，这也是去年基础部有北欧方向的原因之一。叶远厚老师主要是招收电影批评方向，这个方向今年在基础部中没有招生，是去年的招生方向。
4.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顾名思义，就是以研究【电影教育】为主的学院。
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电影史，所以，关于电影教育方面咱们不做过多的表述。
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今年第一年招收电影史方面的研究生，这与中心最近的研究方向颇有关联。与电影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了国内外电影研究最新学术动态，电影行业动态，电影科研成果以及研究人员学术成果，电影专题情报研究。
大家不要看到情报就想到特务的情报，这个情报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即图书馆情报学，你可以理解为图书馆管理学中的一种，主要是对各种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和汇总。
二、考试科目概述北电五大学院的考试科目类似，咱们先说相同的地方。相同之处在于前面三门课程：政治、英语一、艺术基础理论。不同之处是后面的专业二，当然，有几个学院考的也是一样的。专业一同学们可以点击2022年北京电影学院专业一艺术基础理论考研专题解读
1.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电影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说明：本研究方向以电影历史与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指导研究生建构一个全新的电影深度研究框架，研究中国和外国电影的艺术状况和产业道路，研究中国和外国电影的叙事肌理和文化价值，使研究生在宏观层面和微观角度双重把握世界电影的真实处境，促进学理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互动并进，通过教学研讨，提升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和创作视野。 本研究方向重视对研究生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理论提升实践的文化价值，以实践推进理论的认知深度，要求学生对学术前沿有敏锐的感知和深入的把握，要求学生在融会贯通的前提下熟练地运用理论方法体系创造性地开展分析研究，最终养成能够满足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承担批评写作、创作实践的能力。专业二考试科目：电影理论与批评专业二考试科目介绍：考试科目侧重中外电影历史与理论知识的考查，要求考生掌握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史的基础知识，熟悉电影史论研究方法，了解电影学前沿问题，同时要求考生熟悉中外电影史经典作品，并拥有较强的艺术鉴赏能力以及一定的理论思辨能力。
2.电影学系研究方向：中外电影史论研究方向说明：该研究方向培养交叉型电影研究人才，兼具“电影艺术本体研究”（Film Art Reseach）和“电影研究”（Film study，含史论与文化研究）两个领域，在聚焦于影像、造型及声音等本体的基础上，拓展至文化、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专业二考试科目：中外电影历史与理论专业二考试科目介绍：该科目着重考察考生对电影艺术本体理论的理解情况，即对电影艺术创作的要素、规范及规律的了解情况，同时，考察对电影研究（史论、文化与理论）的掌握情况。电影学系的这个方向，考察的题目与基础部的【电影文化传播】方向题目相一致。
3.人文学部研究方向：电影文化传播研究方向说明：电影文化传播方向以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为抓手，以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以及外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焦点，深入探讨国内外电影的理论流派、国别特色、政策沿革，培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传播学、艺术学和戏剧影视学理论、知识，研究分析能力强，富有学术创新精神，适于从事文化传播、电影政策分析和电影理论批评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要求学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有较强的汉语言文字功底，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心理素质。掌握较全面的人文科学知识和外国文化及媒体产业知识，思想活跃，视野开阔，逻辑思维清晰严谨。专业二考试科目：中外电影历史与理论专业二考试科目介绍：该科目着重考察考生对电影艺术本体理论的理解情况，即对电影艺术创作的要素、规范及规律的了解情况，同时，考察对电影研究（史论、文化与理论）的掌握情况。人文学部是21年新增方向，考察的题目与电影学系的【中外电影史论】方向题目相一致。
2021年因为特殊情况，以下两个教学部没有招生，不过同学们也可以了解一下。4.基础部研究方向1：电影文化传播研究方向说明：电影文化传播方向以传播学为抓手，以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以及外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焦点，深入探讨国内外电影的理论流派、国别特色、政策沿革，培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传播学和戏剧影视学理论、知识，研究分析能力强，富有学术创新精神，适于从事文化传播、电影政策分析和电影理论批评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专业二考试科目：中外电影历史与理论专业二考试科目介绍：该科目着重考察考生对电影艺术本体理论的理解情况，即对电影艺术创作的要素、规范及规律的了解情况，同时，考察对电影研究（史论、文化与理论）的掌握情况。（官网在这部分写得是：同电影学系）这两个专业考察的内容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是报电影学系，还是报基础部。
研究方向2：北欧电影研究研究方向说明：以北欧电影发展史为轴线，在理清脉络的基础上，从文化艺术、社会人文和电影本体等多角度，研究分析各个重要节点上出现的重要电影事件、主要导演和作品以及对电影发展史的影响。专业二考试科目：北欧电影大师研究专业二考试科目介绍：以瑞典和丹麦电影为代表，展开对有影响的电影大师及作品的研究。这个方向其实考试的范围已经说的比较明确了，主要是瑞典和丹麦电影，当然，这个方向之前也有招过生，考察的是中外电影史论，今年的考试科目改成了北欧电影大师研究，考察的范围有所缩小，但电影史全部最好还是都看一下，毕竟，之前还是有考过的。
5.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名称：中外电影史论 研究方向介绍：该研究方向培养交叉型电影研究人才，兼具“电影艺术本体研究”（Film Art Reseach）和“电影研究”（Film study，含史论与文化研究）两个领域，在聚焦于影像、造型及声音等本体的基础上，拓展至文化、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业务课二名称：中外电影历史与理论 业务课二介绍：该科目着重考察考生对电影艺术本体理论的理解情况，即对电影艺术创作的要素、规范及规律的了解情况，同时，考察对电影研究（史论、文化与理论）的掌握情况。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去年第一年招收电影学的相关方向，虽然之前一直招收电影教育相关方向的研究生，但电影教育方向也会对电影史有所涉及的。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咱们说到的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电影学系、人文学部、基础部、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的考试范围、内容都是一致的。所以，下面的真题解读跟参考书目，考这五个学院的同学或者还没决定考什么学院的同学，都可以一起来看。
三、真题解读考题类型还是同往年一致，有以下三个题型，分别是：名词解释（5道）简答题（3道）论述题（2道）
考试范围：通过分析21年的真题，北电对艺术基础理论的考察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国电影史、世界电影史、电影理论与批评以及电影导演概述等内容。
答题要求：1.要有论据来论证论点，论据切勿重复2.研究生考试初试考察的是考生的创新能力和学术素养，自命题的主观题部分凡发现“模式化、雷同化”答题内容，一律给予评分标准的最低等次的分数。
四、参考书目
这门科目在官网里没有公布参考书，根据近年来考题的考试形式，以及考上的同学的复习情况，同时也有高分大神的指点，我们归纳总结出来了下面的参考书。
经典必读类：
《中国电影史》 钟大丰 / 舒晓鸣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钟大丰老师是电影学院资格较老的研究电影史的老师，这本书对各个创作阶段也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考试必看，不考试也可以看看。
《中国电影史》李少白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少白老师的这本《中国电影史》厚度要比钟大丰老师的厚上许多，难度倒也不是很大，很多同学用来查缺补漏使，毕竟，这本书也不是很好背。
《外国电影史》郑亚玲 / 胡滨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这本外国电影史是按照各个国家来进行梳理的，从电影的诞生到欧洲，继而到美国、法国、前苏联、意大利、日本以及重点说了法国的“新浪潮”、新好莱坞等等。
《世界电影史》 [美]大卫·波德维尔 / 克里斯汀·汤普森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的经典程度就不用多说了，唯一需要说一下的是，如果不是英文特别好，千万别买错了，就买这个版本的就可以，当然，要是英文还可以的话，也可以看影印版的。
《电影史：理论与实践》 (美) 艾伦 / (美) 戈梅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版社
本书从实在论的哲学高度，全面考察以往的电影史研究方法，清晰梳理美学、经济、技术、社会诸种生成机制，彻底更新了电影史学的问题框架和研究范式。同时，作者例举多种视野独特的个案研究，作为理论的实践，使读者能够以全新的视点认识电影的历史。
《电影理论读本》 杨远婴 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本书收录近百年来的经典名篇。是电影研究的必读经典辑选。要是没工夫收集资料，就用它就挺好。
《电影理论基础》 陈晓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版社
这本书是电影理论入门经典教材，细致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历程和重要观点。作者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和分析了理论家们对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思考和探索 。
《电影概论》 杨远婴 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本书是一本全面系统的入门读物。本书建构出涵盖创作、技术、产业、历史、理论和批评的学科整体构架，不仅适合专业学生研习参考，也可作电影爱好者或想要进入电影行业者的入门之选。同时本书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详实的参考书单和片单。
《认识电影》 [美] 路易斯·贾内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这本也是北电专业一和专业二都需要读的一本书。作为电影的一本入门书，对那些没有接触过电影的同学以及跨专业的考生，有着很大的作用
阅读类：
《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周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 孙红云 / 胥弋 / [法]基斯·巴克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世纪的电影：世界电影经典》吴冠平 三联书店
《中国电影110年》 王海洲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电影批评文选》 杨远婴 / 徐建生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电影艺术 : 形式与风格》 [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电影研究导论》 [英]吉尔·内尔姆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经典电影理论导论》 达德利·安德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电影学笔记》 杨远婴 江苏教育出版社
《多维视野：当代欧美电影研究》 杨远婴 中国电影出版社
《艺术电影手册》 吴冠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电影：观念和轨迹》 王海洲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化研究》 张冲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五、辅导资料
2021年北京电影学院中外电影史论根据官方公布的参考书和最新真题内容，主要包含了下面这几本资料：
《北京电影学院·历年真题（2004-2021）》
我们汇总了2004年-2021年北电电影史论专业的真题汇总，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电影学系、基础部、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的题目在大多数年份是相同的，不同的年份我们也单独罗列了出来放在了里面，由于每年题目都会有重复的现象，所以，这本资料对于同学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史论高分三驾马车1：中国电影史》才思考研考博·北京电影学院教研组
这本资料我们今年在完成更新以后，正式的放在了北电的专业二的资料中，由于这套资料花费了我们的人力物力并不少于艺术概论·三驾马车，因此，内容等各方面的更新都更为全面，同时，真题的实时标注，重点标注等也都在今年的版本中进行了重新的整理和汇编。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史论高分三驾马车2：外国电影史》才思考研考博·北京电影学院教研组
这本资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电影史三驾马车的第二本，外国电影史部分，内容涵盖上面今年的版本也进行了更新的部分，对于同学们考试而言也是十分充分了。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史论高分三驾马车3：必备题库》才思考研考博·北京电影学院教研组
这本题库主要是电影史的题库，题库里面也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的相关知识点，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做题目。
《中国著名导演及理论概述》才思考研考博·北京电影学院教研组
我们以中国导演为线索和脉络一一展开，对这些导演进行阐述和分析，让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应对导演题、作品题等方面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外国著名导演及理论概述》才思考研考博·北京电影学院教研组
这本资料我们根据不同的国别整理出来的国外的著名导演，同样对于同学们在做国外导演的人物题目、作品题目能有所帮助。当然，国外的电影理论也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在这本资料中能够更好的帮助同学们使用。
《电影理论与批评》才思考研考博·北京电影学院教研组
这本资料我们是采取基础知识点加题库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汇总了主要的电影理论、电影批评方面的相关内容，也着重整理了相关的题目以及答案。对于同学们考试的电影理论部分将会有所帮助。
《影视批评》才思考研考博·北京电影学院教研组
这本资料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来阐述电影理论尤其是影视批评这部分，同样，这本资料也是以北京电影学院的课程为蓝本进行整理的。对于同学们进行影视批评的学习有着很大的作用。
六、复试解读
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电影理论与批评）
往年复试分数线变化
复试的分数变动比较多，单科线趋向国家线，总分则是有比较大的提升。
复试形式
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10%；专业面试90%
复试内容
1.专业素质和能力
（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2）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3）外语听说能力；
（4）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综合素质和能力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2）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4）人文素养；
（5）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基础部
往年复试分数线
电影文化传播
总分：347 政治：60 外国语：60业务课一：110业务课二：110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总分：无
北欧电影研究
总分：347 政治：60 外国语：53业务课一：100业务课二：110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总分：无
复试形式
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10%；专业面试90%
复试内容
1.专业素质和能力
（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2）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3）外语听说能力；
（4）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综合素质和能力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2）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4）人文素养；
（5）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电影学系中外电影史论（含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中外电影史论）往年复试分数线
中外电影史论（电影学系）
总分：360 政治：50 外国语：60 业务课一：95 业务课二：120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总分：340
中外电影史论（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
总分：347 政治：60 外国语：38 业务课一：110 业务课二：110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总分：340
复试形式
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10%；专业面试90%
复试内容
1.专业素质和能力
（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2）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3）外语听说能力；（4）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综合素质和能力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2）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4）人文素养；
（5）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七、复试导师
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
许航、赵谦、王垚、孙红云、叶航、赵斌、吴冠平、王海洲。
电影学系
李九如、康宁、刘军、李彬、张愉、杨远婴、张东钢、吴琼、林黎胜、贺红英、张冲。
基础部陈文颖、宋雁蓉、莫琳、谭慧、叶远厚。
世界电影：双月刊电影艺术：双月刊，10月出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双月刊
可以的必修分不够，那就是挂科咯，挂科不能拿毕业证，可以参加答辩，看导师，有的挂科直接让二辩了，有的可以一辩，毕业之后再去修满必修学分就可以拿到毕业证。毕业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为了搞好毕业论文答辩，在举行答辩会前，校方、答辩委员会、答辩者（撰写毕业论文的作者）三方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
我认为北电竟然已经针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我们也不应该针对这件事情对他本人作出质疑，毕竟吴磊在这方面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延迟毕业可能也是对方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一些决定。
可能有两个原因，第1个原因就是学分没有修够，第2个原因就是论文没有过。不过吴磊在校期间忙于校外活动，想必更大可能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修够学分。
不会，因为他们是在高校里面高校对于毕业答辩这个项目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会根据他们的表现为他们打分，最后颁布毕业证书不会只是走一个形式。
你想的也太太太、、、美了吧
近年来，好莱坞电影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实现了运营与艺术成就方面的完美结合。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好莱坞电影论文范文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
[摘 要] 纵观美国电影美术的发展，主要是以好莱坞电影的诞生作为分界点。好莱坞电影无疑是世界电影关注的焦点，在当代影视领域中独领 *** 。从好莱坞电影美术风格的变化发展来看，其具有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即兴起、黄金时期以及现代电影美术三个阶段。本文聚焦于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分别例举出不同时期的优秀好莱坞电影作品，通过对电影场景、制作技术、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从不同的视角总结出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
[关键词] 好莱坞电影;美术风格;电影美术
美国好莱坞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引领世界电影潮流的先锋军，在当代影坛中占据霸主的地位。从好莱坞电影的美术制作来分析，它的美术风格并不能完全掌握，无论是经由影片公司制作的还是独立制片的电影，都因为电影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不断形成了现今电影美术的发展态势，即具有变化性、饱满的想象思维以及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因此，且不论好莱坞电影的投资成本，其独树一帜的电影美术创作风格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重点。
一、超级场面创造的大片风格
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首先表现在具有巨集伟场面的大片风格，把人物造型、动作及其堪称完美的音画效果结合在一起，引领观众体验到一次又一次的视觉盛宴。例如在1916年由大卫・格里菲斯拍摄的好莱坞电影《党同伐异》中就展现出大片级别的美术风格，影片把同一时期的构筑式布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并邀请了著名的雕塑家弗兰克・渥特曼主要负责影片的美术设计工作。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镜头画面中呈现出来的精彩绝伦的视觉艺术，包括恢弘的场景、别具一格的建筑、富有形态感的造型设计、望不到尽头的广场、密集的人物运动，影片中包含的这些美术元素无疑使其成为视觉艺术的一大奇观。再者，影片中刻画的“巴比伦宫”，这一建筑的规模可谓是令人惊叹，在广大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建筑也成为空前绝后的美术场景。因此，电影《党同伐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好莱坞电影场景造型的大片风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型别的电影作品往往以视觉冲击作为主打，电影场景具有恢弘的气势，犹如排山倒海的气魄，使电影场面形成一个巨大的美术造型，可容纳多人的运动，影片所营造出来的美术风格无疑是极尽奢华的。在此之后的好莱坞电影纷纷把《党同伐异》作为电影创作的典范，这种大片风格也逐渐得到了发扬和继承，特别是当代创作出来的好莱坞电影，一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影片无不具有大片风格和超级场面。
二、制片公司所属的风格与装饰风格
同一型别的电影作品在视觉上产生了不一样的艺术效果主要归因于来自于不同的出处。在好莱坞电影美术的发展历程中，曾经一度出现了以片厂公司作为辨别的系统，并通过美术设计师与导演等人一同商议，决定影片的美术场景、服装以及风格。而电影的装饰风格则在查尔斯・霍尔等人所属的影片公司得到了体现，他们往往通过不同的装饰让整个场景空间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并营造出不同的美术风格，这就直接促使影片的外在材质存在明显的区别。美国著名的美术指导汉斯・德赖尔原先从事于德国的制片厂，所以不难理解他的电影创作中存在显著的简练风格，这是欧洲人独有的风格，同时他还擅长于营造出富有浪漫、美轮美奂的美术场景，惯用较为奢华的装置场景，正是由于汉斯・德赖尔个人的审美风格，才逐渐地促使派拉蒙公司的影像风格形成。
另一个声名鹊起的制片公司当属环球电影公司，主要是由赫尔曼・罗斯以及查尔斯・霍尔共同营造出较为阴沉和抑郁的美术风格。几乎每一个制片厂制作的电影作品都可以从环境中抽取典型的装饰风格，并且他们的创作调性也能展现出具有不同审美艺术的生活质感，凸显出场景的基调，彰显出制片公司所具备的装饰风格。在好莱坞电影的制作中，偏向于质朴感的现实主义风格是华纳兄弟公司特有的视觉感受，这一风格有赖于安东・格格特的塑造。在20世纪享誉全球的福克斯电影公司的美术风格则是由威廉・达林等人共同确定的，他们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塑造富有特色并符合本公司特征的美术风格。于1928年成立的雷电华电影公司是好莱坞黄金时期的电影公司之一，当时是由范内斯特等人作为主要负责人，并成功塑造了罗杰斯的音乐片，1941年的好莱坞电影《公民凯恩》就凸显出这种装饰风格。
三、数字技术与电影美术结合创造的视觉风格
一般来说，传统的电影特技制作手段对好莱坞电影的风格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严格说它只是一种电影创作的手段，并呈现出现实无法完成的镜头画面，但因为受到创作工具、技巧等方面的制约，还无法展现出立体的、富有动感的影视画面，这一点从早期创作的电影作品《宾虚》等就能窥探一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好莱坞电影的创作也实现了质的突变，之所以当代好莱坞电影能在广大观众的心里占据一定的地位，还在于其具有质量的保证，具体表现在富有美式特征的多样性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设定以及精良的特技效果。
好莱坞电影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趋成熟，“数字特技”对电影的影像语言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特性的艺术表现力的不足问题，从而实现了完美视觉效果的呈现，使电影特技的艺术手法演绎得淋漓尽致。以1977年拍摄的好莱坞电影《星球大战》为例，其首先开启了工业光影魔幻的数字技术。及至1992年，由詹姆斯・卡梅隆等人共同创办的数字公司成立，标志着数字技术与好莱坞电影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并走向了电影创作的高峰时期，成功为电影艺术开启了全新的视觉享受。随着好莱坞电影《侏罗纪公园》的诞生，这一部影片被公认为现代技术的奇迹，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倾注了自己对数字技术的热情和智慧，为观众展现出一个跨越一亿四千万年的恐龙时代，让存留在广大观众心中的梦想回归到现实。
在此之后的好莱坞电影，例如1994年拍摄的电影《真实的谎言》、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等经典影片无疑不是数字技术和电影美术风格完美结合的例证。尤其是在2009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立体电影《阿凡达》更是创造了数字技术的一大奇观，充分地展现出现代化的视觉风格;2010年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的科幻大片《盗梦空间》，再一次给观众带来了视觉艺术的惊喜，引领观众穿梭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可谓是完美的视觉盛宴。这些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手段几乎改变了电影艺术的发展态势，实现了从传统介面上升到全新材质的电影制作，在这其中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视觉层面的提升，就如同美国视效专家比尔・乔治所认同的，电影今后的发展就是数字技术。当前，影视领域已经迈向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必将完善好莱坞电影的制作，尽显好莱坞电影视觉风格。随着数字技术不断革新和发展，对于影视领域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它把莱坞电影的视觉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其今后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技术领域。
四、混合式现代风格
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但是要恰当地评价其具体的风格是一件难以把握的事情，虽然当前好莱坞电影的美学特征都是通过形象片展现出来的，然而透过这些形象所展现出来的美术风格，就如同好莱坞电影本身一样，并没有生成固定的创作模式，所以都是一种宽泛的外在介面。当前，随着新媒体一度成为决定电影美术走向的因素之一，追求创新和现代化的创作理念促使电影的表现形式走向了边缘化的趋势。同时，视觉理论以及西方哲学思想也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发生突变，当代好莱坞电影美术已经展现出多样化的创作，并积极打破了传统的介面，影片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
事实上，从好莱坞电影诞生之初至今，极少出现单一化的电影美术风格，即使是写实主义等型别的电影美术风格也并不是以单一的风格为主，创作者时常在主体风格中融入其他的电影元素，但不会影响影片的整体美术风格，因为在大多数的美术场景中都紧密地切合主体风格，并采用多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例如2005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美国怪谈》，导演把故事背景切入到现实空间，但是影片中出现了许多梦境的画面就是采用了超现实的手法来展现出强烈的视觉效果。而其他的好莱坞电影，如2000年上映的《入侵脑细胞》、2005年的《罪恶之城》等都是沿用了相同的影像表现手法，在这一型别的电影中最为鲜明的美术风格则是混合式表现风格，例如基努・里维斯的代表作品《黑客帝国》系列就综合了多种表现形式，把东西方的功夫片、童话、漫画、科幻片等元素都交融在一起，凸显出混合式的表现风格。
另外一部好莱坞电影《闪灵侠》于2008年上映，这部影片的创作也运用了多种语言风格，包括现实与超现实的元素，同时也备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薰染，这些元素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展现出一种混合式的现代美术风格。好莱坞电影《闪灵侠》还着重凸显出具有美国式黑 *** 的美术风格，影片中采用了平面原理，雕塑、动画等电影元素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在电影的创作中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形式，无论是视觉形象还是表现方式都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混合式美术风格的诞生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与新媒体艺术相互作用，成为好莱坞电影创作中的主导美术风格。
五、结 语
总之，好莱坞电影美术本身就是一个繁杂而又庞大的体系，如果纯粹从表层含义来分析是很难把握其本质的，但通过列举出不同时期内的好莱坞电影作品及其表现形式，无疑让我们对好莱坞电影美术风格有了大概的了解。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概括出当代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这些观点或者是经由考察，或者是个人的主观看法，不可否认对问题的探析存在认知上的限制。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好莱坞电影，其电影美术必将与影视作品一样还会延伸出更多富有创新性的美国风格，要真正地把握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就应对其不断认识和探究，才能把握住好莱坞电影美术的发展取向和风格。通过对好莱坞电影的美术风格进行分析，也可以警醒我国的影视工作者也应注重艺术的创新，对我国影视领域的发展具有学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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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好莱坞宗教电影与文字之间的关系
【摘 要】电影《埃及王子》以《圣经・出埃及记》为基础，对一个耳熟能详的宗教故事进行了好莱坞式的改编。电影《出埃及记》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基调，彰显著人的精神，凸显著娱乐性。而文字的《出埃及记》则表现出宗教的基调，强调了神的威严，体现出神的不可侵犯性。这两者是各有取舍，但是并不妨碍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
【关键词】出埃及记;埃及王子;现实主义;神本主义;好莱坞影像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同经济、政治、宗教、科技有着空前密切的联络，而电影对其他艺术种类的吸收容纳更是它快速发展的力量之源。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作为一种成熟发达的艺术种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开始阶段就承载着记录历史的变迁、文明发展的重任。年轻的电影对古老文学的汲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以说电影以文学为根基，用影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方式。但是电影并不拘泥于对原著绝对忠实的改编，而是根据视觉艺术的特点，呈现出自由选择的状态，其落脚点注重的是电影的“影像本质”的展现，也就是展现出来的画面是否好看的问题。电影《埃及王子》和文字《出埃及记》之间由于各自的特征不同，导致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取向。
一、电影的现实主义基调，文字的宗教基调
麦特白指出：“虽然好莱坞为观众逃避现实生活提供了承诺，但它却始终保持了社会的惯例，在情节和主题中，仍然描述了一种我们可加以辨识的社会状况。”现实主义的基调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主调。吴贻弓以“现实主义依然是不可取代的”为题，认为“美国电影是非常现实主义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美学形式，根本上说是现实主义的，否则不会调动全世界的观众。”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才能在票房上大获全胜。蓝爱国认为“好莱坞电影奇观思维和梦幻逻辑的底层结构原则仍始终是大众现实的生存状态。”好莱坞电影经常探讨的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如事业、爱情、家庭、社会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生命在现实中每天要面对的诸多事情，反映出电影对人生的思索。
基本上来说，电影《埃及王子》只是借用《圣经・出埃及记》中为大家所熟知的人物和大致的情节，凭借著书中描写的寥寥几段话，通过电影的虚设，成就电影版的《埃及王子》。电影着重渲染的摩西的爱情和事业。电影的前半部份都定格在摩西的成长和爱情的收获上，摩西的事业是伴随着他的成长而进行的。摩西作为神的代言，替神来完成拯救大众的使命，影片呈现出一幅幅现实主义的画面。从总体上来看，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人间英雄的故事，我们处处看到是作为一个人的英雄事迹，其间经历很多的磨难，而不是仅仅依仗神的威力。电影只讲述了文字《出埃及记》前半部分的故事，对后半部分就没有提及。好莱坞版本《埃及王子》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法老的残酷统治，奔向幸福之地中就结束了，英雄在救美与救世中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好莱坞的英雄主义情结，强调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美国精神。
《圣经》文字重在描写耶和华的威力和对民众的恩惠。文字的重点在对耶和华神威的展示上，在“神召唤摩西”和“神赐摩西行神迹的权能”中，摩西见识了神的法力无边，然后神让摩西去代替他拯救自己的子民。摩西按照神的指示，见法老请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但是法老不肯，文字中就描写神的雷霆之怒，降下十灾，即血灾、蛙灾、蝨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击杀长子的警告，最后到埃及头生的被杀，都在着重描述神的奇迹。过红海的时候，神在海中劈出一条生路让以色列人避开埃及人的追杀，同时又把埃及人全部淹死。耶和华的力量让以色列人顶礼膜拜，这在文字的4到14章中重点描述，显示出神强大的威力。摩西作为一个人，在文字中成为神的傀儡，摩西所有的力量都来自这个无所不在的神，而且处处要显示出神的威严和神的不容怀疑。文字的长度分为40章，在15到40章中，描写了旷野的旅程、在西奈立约、有关崇拜以及会幕的指示、盟约的破坏与重定、建造会幕的事情，都在渲染宗教的气氛。
二、电影的娱乐性 文字的神圣性
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阐释中，道出了好莱坞电影人的智慧。他们总是能让任何电影去适合当代人的当下口味，以美国当代的文化价值去演绎一个千古的圣经传奇，既能体现出人文精神，又能和商业元素结合。基督教和大众娱乐的结合能否“使自己免于臣服于文化时尚”而保持自身的神圣性也不得而知。当今的时代技术发展迅速，而且多元文化流行的时代，宗教的神圣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在影像中表现出来，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世俗的娱乐性与宗教的神圣性毕竟还是有所冲突的。文字充满了宗教的严肃性，在文字中，绝对禁止任何对神不敬的行为，连神的形象都是不容许被塑造出来，否则会被降以灾难。神没有形象，不容许凡人亵渎。文字处处都在加强这种神圣感，而不允许有任何的懈怠。因此，圣经中的人的自由与权利不是与生俱来的，要听命于上帝的意志。这些权利来自上帝的赐予，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标准。人要爱神，因为神就是真理，不容有半点的怀疑。而且要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还有一点就是人类要彼此相爱，建立一种和谐相处的根基。只有这样，神对人的拯救才能最终获得成功，而文字的神圣性也在救赎之中体现出来。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圣经故事与当代美国流行元素的拼贴。电影的娱乐性主要提供视听 *** ，在乎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同时在情感层次上，提供满足人 *** 望的内容，讲究的是以情动人。好莱坞电影惯于营造美国梦想和精神，对和平、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成为寓教于乐最好的诠释。再者动画片用科技的手段将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场面绘制出来，比如水变成血水，红海中出现的路，电影用自己的魔术效应，让我们的视觉感官得到强烈的冲击。摩西分开红海那一段，虽然只有7分钟，但是由16画师花上3年心血，经历318000个电脑制作小时完成。这是动画中首次出现超高真实度的水，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观众不厌其烦地选择相同的型别电影，除了满足自己期待视野不会落空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在熟悉的影像空间中去寻找视觉娱乐。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娱乐下，消解了宗教带来的压迫感。
三、文字与影像传播的互动性
尽管文字和影像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但并不妨碍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电影依然要忠实于文字最核心的内容与框架，尤其是面对一些经典文字，更是慎重。如果改编太背离原著文字，会引来很多指责和批评。影象的优点是生动形象，资讯量大，但是影象浅显易懂，直白解说，理解的难度很大程度上降低，缺乏审美上的想象力，观众只需被动接受就可以了，一些研究大众媒体的人对此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人面对文字是要主动思索，进行想象虚构的难度，这种阅读的乐趣就在陌生化的语言中得到延伸。历史上，影象总是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著名的“三张床”理论就把影象看做最低阶的摹本。在《圣经・出埃及记》中，人们要给神塑造形象，把神塑造成一只金牛犊的样子，结果引来了神的愤怒，给民众带来了灾难。同样，在把文字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对影像的制作也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影像抹杀了人的想象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影象的传播已经无处不在，而且还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促成了人的现实活动。
四、结语
如此看来，影像和文字之间的不同是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各自不同的艺术门类的特点来规定的。每一个艺术门类的都有自己各自的特点，每一个艺术门类想要去和别的艺术门类相关联，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特征问题。文字以语言取胜，电影以画面取胜，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一切都源自于对自身完美的追求，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原则。好的影像传播不会丢弃文字的人文情怀的核心价值，而好的文字也力图通过语言来展现自己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麦特白著.好莱坞电影[M].华夏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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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著，董江阳译.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应该是需要的，具体情况你去北影学位管理委员会咨询一下相关的负责人就知道了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