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楚同各诸侯国关系的古文字资料简述》（合写），长沙：《求索》，1983年6期。2．《〈史记·楚世家〉怀王十一年史事考证》，《楚史论丛·初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楚国后妃考》，武汉：《江汉论坛》，1985年3期。4．《论楚国家的形成》，武汉：《江汉论坛》，1986年7期。——《中国史学年鉴（1987年）摘录主要论点。5．《古文字所见楚同各诸侯国关系》（合写），《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学报专辑，1987年。6．《论楚国金文月肉舟及之止出的演变规律》，武汉：《江汉考古》，1989年2期。7．《论楚国的客卿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3期。8．《古文字资料所见楚国官制研究》，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9．《论包山简中的楚国州制》，武汉：《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10．《战国农家学派与神农及神农故里》，《炎帝与炎帝文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论乖伯簋的年代及国别》（合写），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论楚玺及其它》，武汉：《江汉考古》，1994年4期。13．《楚钱三考》，武汉：《江汉考古》，1995年3期。——北京：《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专门摘录了主要内容。14．《论楚国的太子制度》，《先秦史及巴蜀文化论集》，天津：历史教学社，1995年。15．《楚国历史文化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国际长江文化研讨会—长江文化论集》（第一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6．《楚金币“称”字新考》，《于省吾教授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17．《蚁鼻钱发微》（合写），北京：《中国钱币》，1997年1期。18．《谈蒲圻旅游业的市场定位问题》（合写），《蒲圻三国赤壁论文集》，四川：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论楚玺及其它》，《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21．《漫谈楚公逆钟》，武汉：《武汉春秋》，1998年5期。22．《收藏古币：想发财不容易》，北京：《法制日报》，1998年11月17日。23．《嘉鱼所出楚公逆钟新论》，《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24．《郭店楚简的年代、用途及意义》，武汉：《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25．《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简的年代》，北京：《考古》，2000年第1期。26．《郭店楚简有关君臣论述的研究——兼论〈语丛四〉的问题》，《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99’武汉）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27．《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北京：《光明日报》，2000年6月2日。28．《甲骨文“山”“火”辨》，《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3月版。29．《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30．《楚国的太子制度研究》，武汉：《江汉论坛》，2000年第7期。31．《论振兴鄂菜》，《人文论丛》（2000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2．《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33．《邑字考辨》，《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34．《论失传已久的垂露篆》，台湾《海峡两岸中国文字学研计会论文集》万卷楼2002。35．《论涂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论文丛书之五：《蚌埠涂山华夏文明》，黄山书社2002，12。36．《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精神》，《武汉大学学报》2003。37．《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光明日报》2004年6月29日。38．《熊绎丹阳的地望》，《南漳文史》（第七辑），2004，12。39．《西周楚国落後说相关史料辨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6。40．《释包山楚简或吾邑三字及相关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41. 《包山楚简贷金简研究》，《武汉金融》2005年第10期。42. 《论谭戒甫先生治墨学之道》，《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6期。43. 《金文简牍中的汉水与楚国》，《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44. 《屈原与齐楚关系研究》，《第六届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2月。45. 《楚地出土简牍与荆楚文化》，《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70岁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3月。46.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国秦代的货币研究》，《武汉金融》2006年第10期。47. 《论先秦两汉时期的荆楚巫术文化》，《鄂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48. 《荆楚所出陶拍原始文字破译》，《人文文化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49. 《惊世的发现——楚国简帛》，《世纪行》月刊，2007年第11期。50. 《〈尚书〉“伪篇”〈伊训〉新探——马王堆帛书〈易传〉读后》，朱凤瀚、赵伯雄编《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51. 《楚王酓章镈铭文疏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4期。52. 《楚芋尹无宇“人有十等”新解》，《鄂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53. 《〈华阳国志〉所见巴蜀与荆楚边缘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四卷），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3月。54. 《葛陵楚简寻郢考》，《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55. 《论鄂君子晳之鄂》，《鄂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56. 《东汉曹喜垂露篆考论》，《中国文字博物馆》，2009年第2期。57. 《楚简字体分类研究》，载《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作品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蛮[鸟决]言这个比喻，形容楚人语音的奇特难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於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方言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方言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古汉语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楚文字从形体上看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铭文、篆文一脉相承的古篆体系，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语言特点独立创造了不少新字。如见于铜贝（亦称蚁鼻钱）的聚；见于江陵望山楚简的歇；见于楚帛和金铭的蔓；见于楚简及铭文的戴等字，既不见于他国，也不载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围。这些新字虽使今人很难释读，但在当初必生动地记录了楚人的语言，表现了楚人的新变精神和创造意识。
由于楚人最先发明毛笔，这不仅使帛书、竹简的出现成为可能，也推动了字体本身的演进。1954年在长沙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了兔毛制作的毛笔实物。毛笔写字，较之以往的刀刻，轻松灵便，因而推动了字体的革新。所以隶书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来。如江陵楚简将乙字末尾一笔已明显地有隶书的波势；又月字写作不仅有隶书的形架，其右下一笔，也可看出隶书的挑法。
楚国有几个常用的方言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些等字，读起来常有一种悲楚凄厉之感，形成楚辞特有的韵调，可说成了楚辞外部形式的标志。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罗运环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示与劝戒作用。
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族、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在楚精神文化方面，当然也主要是包括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内容，体现着楚人“族”的精神特质。 楚社会制度文化，内涵深邃，楚国国祚绵长，与此有直接关系。政治上，楚国实行以王为首，王、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中央集权制，地方首创县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长期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军事上，重创新改革，有步、骑、水、车等多种混合兵种，拥兵百万。官制简约灵活，办事效率高。楚国重法治，楚国法律与法官，很有特色。楚国重科技教育，这方面的运作与成就，也是很突出的。楚国并非“蛮夷”之国，而是礼仪之邦。 楚民俗文化，是随着民俗文化学兴起而出现的一门新兴的文化内容。“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泰勒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自己的特质与属性。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公认为璀璨夺目、精采绝艳而又博大精深，其原因就在于它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质与属性。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与属性，是一个大课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一般的概说，或挂一漏万，或错误不当，实所难免，当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索。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姓氏的历史。
正文：
姓的产生，从史籍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还有“姬民出自轩辕”的记载。
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朝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
这种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秦朝，那时，周朝的封建宗法制度基本弱化，旧贵族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荡尽清除的差不多了。到了西汉，姓和氏的区别已经不再显现。因此，太史公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统称，从此，“姓氏”之称，自太史公起合而为一。
其著《本纪》中，言秦始皇则曰姓赵氏，言汉高祖则曰姓刘氏。自此，中国人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没有贵贱之分，因而很多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所以，姓氏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的家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每一个家族的成员。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 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 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 、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姓氏的神话】 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所载，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改为姬姓。黄帝是传说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百家大姓中有七十多个姓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姬姓。据说他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人，共12姓（有同姓的，故14人有12姓），姬姓居首。周的祖先后稷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承继了姬姓。关于后稷以姬为姓，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配皇后，有一次她到野外出游，见到了臣人的足迹而心生喜悦，就踩踏这些足迹，而后身动如怀孕一般，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后稷。后稷长大后出任尧的农官，教民稼穑，被后人尊为“神农”，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姒姓大禹的国号为夏后，姓姒，其父名鲧，是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儿子。当时帝舜治理天下，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于是舜派鲧治理洪水，历经9年而未成功。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派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等协助。禹疏通九河，开凿济、漯、淮、泗等河流，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成功。由于他的丰功伟绩，舜把夏封给他，又把帝位传给他。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所以禹建夏国后，就以“姒”为姓。另一说，修己吞吃了神珠薏苡而生了禹，故而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大禹死后，帝位传给其子启，历经四百多年，至夏桀时，因为他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桀的后人有的就以国名夏为姓了。 子殷商王室姓子，其始祖为契。契是古部落普通女子简狄的儿子。有一天简狄同两个妇女在河中洗澡，看见一只玄鸟（即燕子）在河边下了一个蛋，就拣起来吞吃下去，不久就怀孕生下了契。契后来是舜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百姓的事务，并封给他商地。又因为契的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故而赐姓为“子”。关于子姓来源的传说，见于《史记.殷本纪》。《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这个故事。 【姓氏的分布】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徵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 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 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姓氏的异读】 有不少汉字，在作为姓氏时有它特殊的读音，这在姓氏学上被称为“异读”。出现异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姓氏中保留了古音，以及受地方方言影响所致。 常见的姓氏用字异读有： 重：Chóng 音崇； 区：ōu 音欧； 仇：Qiú 音求； 秘：Bì 音闭； 冼：Xiǎn 音显； 解：Xiè 音谢； 折：Shè 音舌； 单：Shàn 音善； 朴：Piáo 音瓢； 翟：Zhá 音宅； 查：Zhā 音渣； 万俟：Mò qí 音莫奇； 尉迟：Yù chí 音玉迟；等等。 还有一些姓氏用字，一字两音，同一个作为姓氏的汉字，由于有两个读音，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姓，而且不一源流。如：“乐”姓，北方读音与“月”字同，而南方读音则与“勒”字同音；“召”姓，汉族人读者作“少”，而傣族人则读作“赵”；原籍在中原一带的“罩”姓，读音作“谈”，而注籍两广或壮族的则读音与“秦”字同。这些同字不同音者，分别表示不同的姓，不能认为是同一姓氏在不同地区、不同族属的不同读法。 【客家姓氏的渊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数极大的大国，汉族占绝大多数。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汉民族。故汉民族的姓氏渊源即包含了客家的姓氏渊源。 姓氏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在今天的社会里，它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却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存的原始部落之中。 姓氏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俗学、人口学、地名学等众多社会科学。 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说文解字》。此书作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 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中国的许多古代姓氏都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各姓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表明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有人统计，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共有5600多个。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姓氏的形成各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不一定是同源，如刘姓就有五处起源。异姓也可能是同出一宗，姓古、吴两姓本是同源，都是古公先祖的后裔。中国姓氏的来历把姓和氏等同看待，据徐俊元等三位学者研究，大致有这十多种类别： 1、以姓为氏。以远古部落氏族的标志符号作为姓，有姬、姜、姚、任、伊等姓。 2、以国名为氏。夏、商、周三代，有许多大小诸侯国，各国子孙后代便以国名为姓。有程、房、杜、雷、廖、刁、彭、韦等姓。 3、以邑名为氏。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叫邑、采氏。卿、大夫的后代或采邑的人，有的便将邑名作为氏。有苏、上官等姓。 4、以乡、亭之名为氏。有裴、陆、欧阳等姓。 5、以居住地名为氏。有东门、西门、东国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 6、以祖之字号为氏。周平的庶子，字林开，其子孙以林为姓。 7、以次第为氏。按兄弟排行取姓，如老大以伯、孟为姓，老二以仲为姓。老三、老四则分别姓叔、季。 8、以官职为姓。有籍、监、库、仓、将军等姓。 9、以技艺为姓。从事巫术的人，后代便姓巫。从事冰凌的人，后代以凌为姓，还有卜、陶、匠等姓。 10、以谥号为姓。 11、因赐姓、避讳而改姓。 12、爵位称号及爵系为氏。有皇、王、公、候、王叔、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姓。 13、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客家先人的姓氏来历，也在上述这十几种范围之内。
一、问题的提出 （输入你的问题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二、调查方法 （写出你的资料从哪儿查来的）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写出你调查出来的资料）四、结论 （把你调查出的总结一下）
原发布者：教育教学文库姓氏的研究报告关于姓氏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的计划：我们班同姓的同学不少。他们常开玩笑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有一次，我翻阅《百家姓》发现许多有关姓氏的故事。于是，我们小组的成员开始了这次姓氏之旅。1.查阅《百家姓》等记载着古人姓氏的书籍，阅读有关报刊，上网查找浏览，了解本小组成员的姓氏来源和历史上的名人。2.走访有关部门，了解本小组成员姓氏的人口和分布情况。3.通过便捷的途径，搜集本小组成员姓氏的名人，了解名人的故事。信息渠道涉及的方面具体内容书籍报刊黄姓的来源公元前648年，楚成王责备黄国不向楚国进贡，黄国国君错误地分析形势，既不理会楚国的责问，又不进行任何防备，结果于当年夏天被楚国灭掉。亡国后的黄国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就是黄氏。书籍报刊教科书历史上的黄姓名人黄歇黄霸黄盖黄巢黄庭坚黄道婆黄宗羲黄遵宪宋代状元黄定上网黄姓人口数量黄姓的人口约为2876万，为全国第八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2．2％爷爷的讲述黄姓族谱浙江杭州·武林黄氏宗谱：清光绪间礼耕堂钞本一册藏地：美国浙江余杭·黄氏宗谱四卷：清光绪二十七年木活字本藏地：浙江余杭县文化管理委员会信息渠道涉及的方面具体内容书籍报刊王姓的来源周灵王太子姬晋，因直言进谏，使王上大怒，被废为庶民，迁居到琅琊，世代繁衍生息
地球为什么是圆的物理学家牛顿发现，所有物质都有相互的吸引力，叫作万有引力或重力。这吸引力和物质的质量及距离有简单的关系：物质愈多，质量愈大，吸引力就愈大；而物质之间的距离愈近，引力亦愈大。即使是两个人之间，也有引力；当人处身於重力极小的太空，人与人之间的引力便会将大家的身体拉近；两个大胖子的引力就比同样距离的两位小朋友大。万有引力支配著宇宙内各星体的运动。比如说月球围绕著地球转，就是月球和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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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球为什么是圆的物理学家牛顿发现，所有物质都有相互的吸引力，叫作万有引力或重力。这吸引力和物质的质量及距离有简单的关系：物质愈多，质量愈大，吸引力就愈大；而物质之间的距离愈近，引力亦愈大。即使是两个人之间，也有引力；当人处身於重力极小的太空，人与人之间的引力便会将大家的身体拉近；两个大胖子的引力就比同样距离的两位小朋友大。万有引力支配著宇宙内各星体的运动。比如说月球围绕著地球转，就是月球和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造成。每个行星都包含很多物质，例如地球，把它的质量以公斤写出来，就要在6之后加上廿四个零！而在宇宙中，地球只是一颗比较小的行星哩。地球有那堋多的物质，引力就很大了，这也是我们站在地面不会飞出太空的原因。既然地面上的所有物质都被地球的引力吸著，地面就很难「起角」，山不可以太高，因为地球的引力要把山峰的物质拉向地心，所以地球就很圆了。月球的质量只有地球的八十分之一，所以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小很多，月球上的山就比地球的高很多（图一）。依照以上的理论，一颗星球质量愈大便愈圆。相反，若质量很小，引力也小，星体便未必是圆的。事实上，太阳系内除了九大行星外亦有很多质量很小的小行星，它们的形状不甚规则，就如一块大石的模样2.树干为什么是圆的 在观察大自然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树干的形态都近似圆的——空圆锥状。树干为什么是圆锥状的?圆锥状树干有哪些好处?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我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分析研究。 在辅导老师的帮助下，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植物的茎有支持植物体、运输水分和其他养分的作用。树木的茎主要由维管束构成。茎的支持作用主要由木质部木纤维承担，虽然木本植物的茎会逐年加粗，但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茎的木纤维数量是一定的，也就是树木茎的横截面面积一定。接着，我们围绕树干横截面面积一定，假设树干横截面长成不同形状，设计试验，探索树干呈圆锥状的原因和优点。 经过实验，我们发现：(1)横截面积和长度一定时，三棱柱状物体纵向支持力最大，横向承受力最小；圆柱状物体纵向支持力不如三棱柱状物体，但横向承受力最大；(2)等质量不同形状的树干，矮个圆锥体形树干承受风力最大；(3)风是一种自然现象，影响着树木横截面的形状和树木生长的高矮。近似圆锥状的树干，重心低，加上庞大根系和大地连在一起，重心降得更低，稳度更大；(4)树干横截面呈圆形，可以减少损伤，具有更强的机械强度，能经受住风的袭击。同时，受风力的影响，树干各处的弯曲程度相似，不管风力来自哪个方向，树干承受的阻力大小相似，树干不易受到破坏。 以上的实验反映了自然规律、自然界给我们启示：(1)横截面呈三角形的柱状物体，具有最大纵向支持力，其形态可用于建筑方面，例如角钢等；(2)横截面是圆形的圆状物体，具有最大的横向承受力，类似形态的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如电视塔、电线杆等。 在我的观察、试验和分析过程中，逐渐解释、揭示了树干呈圆锥状的奥秘，增长了知识，把学到的知识联系实际加以应用，既巩固了学到的知识，又提高了学习的兴趣，还初步学会了科学观察和分析方法。3.窗花在寒冷的冬天，人们都紧闭房门在屋子里取暖，屋子里的温度高，空气中的水蒸气变热，它们在飘动的时候，碰上冰冷的玻璃就凝结了。而且，有的玻璃光滑，有的玻璃毛糙，有的玻璃干净得一尘不染，有的玻璃上面有很多污垢。这样，水蒸气蒙上去的时候，就不均匀了，有的地方水蒸气多些，冰结得厚些，有的地方水蒸气少些，冰就结得薄些。在冰结得薄的地方，遇到一点点的热气和压力，又会熔化。就像人们画画，颜料多用，颜色就深；颜料少用，颜色就浅；不上颜料的地方，就是画纸本来的颜色。 就这样，玻璃窗上各种各样的美丽冰花就“画”出来了。又因为水是有表面张力的，水分子和水分子之间有一种互相的拉力，它们有向水的中心团聚的倾向，荷叶上的漂亮的露珠就是这样形成的。而在玻璃窗这个平面上，一团一团的水分子也各自向自己的中心“使力”，这样用力的结果，就出现了各种非常规整漂亮的多少何图案。这些图案并不一定是五角或六角的，还能是其他的多少何图案。但不管是什么图案，一定非常规整，非常美丽。 怎样形成的
航空航天的，是原创的
壮族风俗习惯建筑壮族喜欢依山傍水而居。在青山绿水之间，点缀着一栋栋木楼，这就是壮族人的传统民居。木楼上面住人，下面圈牲畜。无论是什么房子，都要把神龛放在整个房子的中轴线上。前厅用来举行庆典和社交活动，两边厢房住人，后厅为生活区。屋内的生活以火塘为中心，每日三餐都在火塘边进行。�服饰壮族多用自织的土布做衣料，款式多种多样。壮族女子的服装一般为一身蓝黑，裤角稍宽，头上包提花毛巾，腰间系精致的围裙；小伙子多穿对襟上衣，腰间系一条腰带。婚俗“炮火”入洞房壮族的一种婚俗。迎亲那天新娘要经过“炮火”的洗礼后才能进门入房。这个婚俗，在广西田阳县玉风等壮村流行。新娘来到新郎家以前，要稍停片刻，做好“冲锋”进门的准备，因为在门口、厅堂、洞房等三个地方分别由七八个男青年组成的“炮火”组，手拿着串串鞭炮等着新娘过来。当新娘将要靠近门口时，“炮手”们点响鞭炮，形成道道“火墙”，挡住新娘的进路。如果是胆小的新娘，这时只好退却在门外，再等第二次“冲锋”。“炮手”们也总结胜利的经验，做好第二次的“阻击”准备。可以说，新娘不经过两三次的“冲锋”是进不了门的。围观的客人，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新娘经过苦战跃进门口，来到洞房门前，这是难通过的最后一关，因为“炮手”要放“火炮”。这时，聪明的伴娘和迎娘左右“侦察”，乘“炮火”稀疏时夹着新娘跳到洞房里。顿时欢声雷动，祝贺新娘“旗开得胜”。婚宴后到掌灯时分，客人们还要观看新娘在迎娘的指引下摸黑出门“挑水”。新娘将把水缸挑满，这是在考验新娘是否吃得了苦。就这样，直到夜深了新娘才能入洞房。背字在广西宜山和环江县交界的一些地方，壮族青年结婚，至今流行“背字”习俗。“背字”是壮话译音，实际上背的不是“字”，而是一条长一丈四尺、宽一尺多的宽带，由女方母亲用自织自染或买来的深黑色（以此色为最优）土布缝制而成。女儿出嫁那天，让男方指派“背字”人把布带“背”回新郎家，以备外甥出世作襁褓之用。这种习俗，当地壮语称作“背字”。“背字”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生父生母双全；未婚的青少年男子；机灵识礼。“背字”仪式在女方家里的正厅举行。主持仪式的人必须是村上德高望重、当了爷爷的长者。长者首先向“背字”人敬上两杯当地名酒，“背字”人很有礼貌地双手捧杯，恭敬地给长者回敬两杯，双方都要一饮而尽。接着长者把准备好的带子从“背字”人的两肩绕过扎紧，继而又互相敬酒，说吉利之语。“背字”完毕，鸣放鞭炮，欢送迎亲者平安返回。“背字”人向长者鞠躬辞别，步出大门，打开雨伞，意为庇护“外孙”离开姥姥家。回到男方家，家主烧香放炮，欢迎“背字”人胜利归来。少倾便举行“卸字”仪式，同样由长辈主持，互敬酒后，长者轻轻解下布带，交给家母保管。新郎父母还要酬谢“背字”人。时过不久，新娘及其女伴便成群结队来到新郎家，喜日更加热闹。新娘过河流行在广西桂北地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内的壮族婚俗。在桂北山区，本来只有四五十里的山路，却要涉水过五六次河，跨过三四座桥。所以成亲时，新娘过河过桥都要请人背。背新娘的人称为“水手”，多是未婚男青年。过河时，鸣炮三声，喇叭齐鸣，“水手”两掌按住自己的膝盖，弓下腰，背好后才能过河或过桥。背新娘特别讲究文明礼貌，行动上不能有半点粗野，更不能调笑。所以背新娘的人多是品德最佳者。过河时，“迎娘”（由未婚女青年担任）在旁边给新娘打雨伞遮荫，在宽约五六十米的河面上，迎亲队伍拉成一条线，热闹非常。上岸后，乖巧的“迎娘”把伞放得很低，不让别人偷看蒙着面纱的新娘。龙胜的壮族婚姻是要过“三关”闯“十门”的。先谈恋爱，后定亲，才能成亲，谓之“三关”。迎接、对歌、出门、穿村过寨、过河过桥、入门、唱调、回门、回家、入洞房，谓之“十门”。“过河”只是“十门”中的第五个“门”，“十门”过了才能入洞房。勒惹和卜基壮家妇女生勒惹（壮语，即婴儿）时，其家婆要亲自去寻找“奶妈”，以替媳妇奶孩子。这是为了让产后的媳妇能好好休息，保养身体。“奶妈”一般由产后五个月的妇人充任，不要报酬。能当上“奶妈”非常光荣，有“第二妈妈”之美誉。孩子长大后，逢上喜庆佳节，都要带上礼物到“奶妈”家拜候。四五岁的孩子如果体弱多病，父母就要找“卜基”（壮语，即第二父亲）做孩子的靠山，确保孩子身体健康。“卜基”非常尽“职”，“上任”后，常和孩子父母商量，请医问药，多方料理，让孩子健康成长起来。孩子长大后，也象对待“奶妈”那样对待“卜基”，尽其孝敬之心。踩高跷进村广西龙州县金龙地区的壮族村寨里，人们出门或进村都要踩着高跷行走。出门到村口。就把高跷挂在特定的钉子上，然后下地劳动或去其他地方。进村时就从钉上拿下高跷踩着，到家门口的石阶前跳下，再将高跷挂在门边，洗净手脚，方踏梯上楼。据说这是祖先传下的鞋，他们地处亚热带，常年多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如带着泥脚进屋，实在不卫生，就发明了这种呈“非”字形的“高跷鞋”。社公祭是广西环江壮族每年夏历除夕祈求新的一年禾苗茁壮成长，祈求小孩不病和家畜肥壮无病的祭社仪式。 1365回答者： wang0408285 - 二级
新华社近日公布了最新的统计信息，目前汉字的总数已经超过了8万，而常用的只有3500字。虽然常用字的数量没有多少变化，而字库总量却变大了，这是为什麼呢？中国汉字总量是多少，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总汇汉字之大成」评价的《康熙字典》，在书后附有《补遗》，「尽收冷僻字，再附《备考》，又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之字」，收录的汉字是4万多个。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收入了87019个汉字，而已经通过专家鉴定的北京国安咨询设备公司的汉字字库，收入有出处的汉字91251个，据称是目前全国最全的字库。与庞大的汉字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代日常书面语常用的不同的汉字数量一般都控制在三四千个。数量上并没有超过最初的文字甲骨文。国家在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选收了2500个常用字、1000个次常用字，总共只有3500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前副所长纪恒铨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字总量有增有减，但基本字的数量则比较固定。汉字有很多，可以分做很多层面。中国常用汉字有2500多个，只要掌握了它们，就可以熟练阅读现代汉语书面语了。《毛泽东选集》5卷本，使用的不同汉字也不超过2000多个。小学语文大纲规定学生应该认识3000个汉字，如果掌握了1800多个汉字，也就可以脱盲了。纪恒铨说，文字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传达著一定的信息，不同社会阶段文字适用特点也不同。随著社会发展，一些文字就被逐渐淘汰了。从现代汉语角度，人们传情达意需要更简便的方式，「4万甚至9万多汉字，恐怕许多人一辈子也记不完。汉字中的生僻字很多，即使自己记住了，如果交流时对方不懂，还是没用」。许多生僻字就是这样逐渐被淘汰出常用字。随著社会的发展，为了表现新的事物，语言也在发展，9万汉字的背后是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由於中国文字积淀的历史长，这些字就构成了汉字库的主体，主要体现在包括国家编撰的《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的收字上。在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出现了大批的异体字和不规范字，就像孔乙己曾经坚持「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汉字中的异体字是汉字家族日益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50年代，国家曾经做过一个异体字整理表，然而工作还未结束，随著汉语拼音化方案的提出，这项工作没有进行到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教授晁继周先生这样解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参与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的刘庆隆先生介绍，做这样一个大的字库收集整理工作，不但备查备用，还可供国内两岸四地及国外进行汉字文本印刷、古籍整理和研究适用，而且为人名名录及证件制作、中国地图地名标注提供了水平很高的字库工具。90年代初，国家制作过一个包含20902个字的国家标准字库表，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个字表还远远不够使用，目前补充工作还在开展中。整理汉字库的原因，刘庆隆认为一是适应国际上要求建立国际字标的需要，做成一个国际通用的字库以方便国际文字的交流，目前国际ISO国标委员会正在收集各国文字；二是适应计算机输入法的发展、扩大计算机字库的需要。目前信息产业部的计算机标准化研究所也正在进行汉字字库的统计整理工作，已经整理出来近7万字；第三，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字体变形使得一些字看起来已经不像汉字，需要整理以便统一。
我是僚人贝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