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至今仍为“显学”的科学概念乃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时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光明日报》2003年12月2日B1版)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成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并且，他率先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第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虽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最终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成为全党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既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第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实事求是”一词那样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他阐明了它的基本含义。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归结起来，毛泽东的观点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表述，其核心或本质，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第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其关键是创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所谓“中国的特点”，即“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显然，“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形成新的理论。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要使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第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率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方面开始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表现、充实和丰富，开始其中国化。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进行一番改造后，用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其在内容上带有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从而在实践上成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构建了完整而又系统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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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坚持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邓小平同志则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理论认识上的大胆创新和飞跃，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创新和进步，既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我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的结果。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而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离不开中国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验，所以中国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又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理由是：首先，“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是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色经验。其次，“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第二次飞跃，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是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三次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的胸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关系，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理论的伟大精神，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实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实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等。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实践的积累中，不断的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又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以要发展中国经济学，“中国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实践基础。三、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代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多元化和大融合。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我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需要片面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不需要武断地视之为洪水猛兽。第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创新和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西方经济学中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不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在经济学界应该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第二，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复兴的需要，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就应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比如，改革大学教育中关于经济学课程、数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问题，改革中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的问题等等。（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四）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经济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中国经济学目前在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我们在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努力地探索其与国际接轨之路。（五）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前瞻性。就是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既要自己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要广泛注意国外学者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正所谓要以夷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更快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学。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传统文化是历经两千多年在我们本土发展起来的悠久文化。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探讨全文如下：
【摘 要】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了相互结合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李大钊、毛泽东、冯契三个最具为有代表性人物。文章通过对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冯契的智慧说这一思想历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体现着这两种理论的逐步融合与深化，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推进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就开始展开接触、交流、冲突、融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主要有梁启超、朱执信、刘师培、江亢虎、孙中山等人，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观点都是间接停留在对马克思支离破碎的了解，尚未具备广泛传播的条件。而到了五四运动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亦开始了现代化。
二、李大钊： 从民彝史观到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前，李大钊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李大钊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质等问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事革命活动，从急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
(一)民彝史观与中国文化传统。李大钊在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于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李大钊认为，所谓“民彝”，即“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李大钊指出，合理的治道，应当是尊重民众意志，无为而治天下。“民彝”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民彝”。聪明的统治者，应当顺乎“民彝”，而不是违反“民彝”。
(二)从“民彝”看《庶民的胜利》。正是基于这种民彝史观，尊重“民彝”的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认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变。这种“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大觉醒;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代表了这种“民彝”的大觉醒。李大钊之所以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首先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共鸣，不是由于别的，就在于他从这场革命中看到了“民彝”的大觉醒。
(三)唯物史观。从欢呼“庶民的胜利”出发，李大钊很快选择了俄国人的道路，并由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类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为“民彝”的新觉醒展示了新方向，显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春气息。他认为，唯物史观是与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实践精神的，没有以后的那些教条味。
三、毛泽东：从本体论到“实践论”
如果说李大钊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实践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哲学资源和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实践论”以其自身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
(一)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与吸收。毛泽东深受着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影响。毛泽东从历史中吸取了农民的反抗精神，看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以“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广大农民固有的“均平”意识，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满足农民对平分土地的要求，以此来摧毁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完成了一场空前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二)实践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重视面向实际进行思考，强调把理论付诸实践，更是反对向书本讨生活。毛泽东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不仅仅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语言、中国气派，更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为了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四、冯契：从知识论到“智慧说”
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的禁锢，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再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真思考、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由智慧说到广义的认识论。
冯契在哲学上主要是受毛泽东和金岳霖的深刻影响。然而冯契又认为这二者的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知识论化倾向。而这种知识论化倾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使认识论片面化、简单化。只讲认识世界，不讲认识自己;只讲获得知识，不讲成就德性;只讲知识问题，不讲智慧问题。而哲学应当关心人的生存，给于人以智慧。冯契把自己的这种认识论称为“广义的认识论”，以别于金岳霖、毛泽东只讲知识理论、不讲智慧学说的认识论。
(二)化理论为德性。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这个应自己去写，才能有价值，注意不要写废话，要列提纲，先介绍，在阐述，对这个发表自己的看法，还要写影响（如中国）只要认真去写，把精神融入进去，不怕写不好、写不长祝你写好文章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毛泽东1938年在题为《论新阶段》通过所党委的动员大会和党支部会议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宣传，全支部党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是这次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党支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重点学习好党章。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党支部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位党员至少要撰写两篇读书笔记，每篇要求1500字以上。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党支部总结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第一，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思想上的先进是其他各方面先进的根基，保持思想先进的关键在于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提高理论素养，提升思想境界，掌握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科学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保持昂扬斗志和进取精神。第二，坚持推进社会发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上保持先进性。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共产党员要保持工作上的先进性，一要积极投身到科技和经济建设中，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特别要带领人民群众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二要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倾听群众的呼声，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共产党员来说不单是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基本准则。第三，坚持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和艰苦奋斗，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作风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有力保证。党的优良作风要靠每一名党员来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员要有好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那一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要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不懈进取，追求实效，去除花架子和形式主义；要有好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廉洁自律，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的表率。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要求共产党员务必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和权力，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夯实精神支柱，筑牢思想防线，真正是心胸开阔，无私奉献，避免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作为一名党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将党员先进性融入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是重要的问题。要树立立志科学、忠贞报国的责任意识，不怕吃苦、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断增强科教兴国、创新为民、求索真理、攀登高峰的责任感和党性意识，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党性修养，为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要成为坚持科学严谨学风的带头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拥有科学严谨的学风至关重要，正确的理论方法与严谨的学风是相辅相成的。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克服浮躁情绪，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要自觉地将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为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党员科研工作者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抽象概念、空洞说教，而应贯穿在党员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不仅通过日常工作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显现出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党员的具体要求会有区别，但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那就是共产党员应成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模范。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旦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不应斤斤计较小我的利益，而应服从全局的利益，把群众利益摆在前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尽职尽责、不懈努力。要把保持先进性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把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化为一种压力、一种动力，时刻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目标和方向；要紧密联系党员队伍状况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和重点；要紧密联系自身工作情况和思想实际，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措施和方法。只要真正重视，认真对待，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保持好、发挥好、发展好，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长期保持、有效发挥、不断发展。总之，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学风上和行动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坚定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党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多学习一些政治理论，应该把学习和实践联系起来，应该带头去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团结人民群众，搞好科研和各方面工作。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必须努力寻找二者的融合性要素，主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社会理想、社会结构模式等方面来分析二者的融合。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对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已存在。长期以来，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各存己意。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属于东方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化，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二者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区别，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一种古老文化，但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以，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为了使它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 一、世界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相似性 朴素唯物主义又称“素朴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形态，它把世界的本原归根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等等，这些观点都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具体的物质，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此种物质生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分析，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论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有着相似性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包含两层意思：（1）四时季节的变化。远古的人类对于“时”的最早认识应该是从“四时”开始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人类从“四时”当中感受到了斗转星移，日出月落，草木枯荣，虫兽潜现，四季更替组合而形成了生命的周期；（2）时世的变化。如果统治者“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天道”、“四时”的惩罚，致使“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为此，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要“顺时而动”，也就是说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代进步的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因为时机、具体情况的不同，政策、方法、手段应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来完善和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把握，要求人们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要“适可而止”等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发展以及矛盾等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三、社会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老子、孔子为大家绘制了大同社会的画卷，洪秀全用实践去践行这一理想，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为了这一理想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此种社会中，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共同努力。在大同社会里人们热爱劳动，衣食无忧，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将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有着很大相似性的。 四、社会结构模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古朴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都居住在农村，百姓的主要职业是务农，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家族宗法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制度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家就是整个世界。卢作孚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传统中国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看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看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得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在农业社会，家族是重要的社会单位，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和宗教等多种功能，家族的声誉高于一切。 共同体作为一般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讲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这里的关系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人和共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二，单个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其三，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共同体对于个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靠“家”来支撑的，一个一个的“家”便构成了一个“家族”，“家族”对家族中的成员有着重要影响，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誓死来扞卫自己家族的荣誉。马克思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中国古代“家族”的扩大，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共同体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家族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家族一样，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共同体负有责任和义务，要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利益。这方面的相似性也必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从多方面去促进二者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何继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陈雅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1999，（1）. 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探讨[J].社会主义研究，2009，（3）. 秦龙.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人的发展思想探析[J].求实，2007，（9）.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经验也就是基本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基本规律，应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历程。经过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特别是经受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造成的许多挫折失败以至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群众才会在对在各种政治力量比较中真正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这就是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2. 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在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下进行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中国化的理论先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使中国富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强起来；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新时期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理论结晶，必将使中国壮大起来。3. 坚持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相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而外来文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扎下根来，结出果实。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要运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应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把握我国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同样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4.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总书记也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复强调坚持人民利益这一思想，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同时，也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始终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你自己再拼一拼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坚持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邓小平同志则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理论认识上的大胆创新和飞跃，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创新和进步，既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我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的结果。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而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离不开中国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验，所以中国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又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理由是：首先，“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是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色经验。其次，“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第二次飞跃，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是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三次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的胸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关系，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理论的伟大精神，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实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实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等。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实践的积累中，不断的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又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以要发展中国经济学，“中国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实践基础。三、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代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多元化和大融合。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我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需要片面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不需要武断地视之为洪水猛兽。第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创新和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西方经济学中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不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在经济学界应该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第二，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复兴的需要，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就应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比如，改革大学教育中关于经济学课程、数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问题，改革中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的问题等等。（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四）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经济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中国经济学目前在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我们在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努力地探索其与国际接轨之路。（五）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前瞻性。就是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既要自己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要广泛注意国外学者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正所谓要以夷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更快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学。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深化教学改革是毛概课程教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对高校学生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对于构建有效毛概教学，推进课程教学改革，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1500字毛概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1500字毛概论文范文篇1 学校给我们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让我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成果。 大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是我们走向社会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会决定这个人未来一生的走向。如何看待问题、处理问题都需要依靠自身的认识论与 方法 论来做出判断。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决定了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和科学的人生目标的实现。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想路线，它是科学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可以从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以及基本内容的解读中看到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哲学方法对我们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如何看待问题、如何处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在大学阶段甚至更早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未来的路如何走?选择的工作是什么?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如何的看待自己成功与失败?这些都需要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何设计人生，如何规划目标，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自己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才能保证我们的期望与判断是合理的、科学的，是符合社会的客观实际条件的，是具备成功条件的。尊重实际，不带主观随意性，用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问题，在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时，应该掌握辩证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是科学的、正确的。 回忆过去的道路，我们的人生被太多的人设计。有各种各样的人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抉择。有些意见我们可以借鉴，但也仅仅是借鉴，生活的道路还需自己去走，只有自己才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形成自己的判断，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指导。从实际出发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目标，不断进行 总结 和调整，以期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实际，最客观、最有成功可能性的成长道路。 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 ，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必须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得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决不能在思想上走错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必须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牢牢的把握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以期在未来学习和工作中更好的学习和坚持中国法制精神。 另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在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学好这门课程是有利于我们 考研 究生的，有利于我们在研究生考试中得到一个很好的分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伟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校开设这门课程，可以促使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无论如何，学习这门课程对我们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容忽视。 1500字毛概论文范文篇2：《浅谈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精髓》 摘要：毛泽东的最大成绩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邓小平的突出贡献是把“解放思想”包括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来，并且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然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本质上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关键词：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是我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思想路线做出的新的概括，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本质特征 粉碎“_”后，中国该走向何处，在这艰难的时刻，邓小平大胆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提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这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党思想路线。这种提法也得到了全党的普遍认同。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 报告 中再次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法宝”。[2]两代领导集体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给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我认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二者的含义。 实事求是，本是古代 成语 ，源于“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指史料古籍整理中的严谨治学态度，在中国哲学史上不具有普遍哲学意义。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重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含义。他说：“‘实事’指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指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3]实事求是成了科学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这一概念体现了以下原则： 第一，认识的科学性。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原理，我们在认识世界时，必须按世界本来的面目去认识，从呈现的联系中把握世界，而不要附加任何主观想象的东西。 第二，认识的辩证法原则。这是指人的认识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实事求是，体现了认识的这一辩证法。 第三，科学的认识作风。这是指思想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是针对主观主义、 经验 主义和本本主义而言。 解放思想的含义：“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各种禁令和枷锁的束缚，采取僵化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固定不变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就不能做，最终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思想水平停留在过去陈旧的理论阶段，看不惯新生事物，对任何新鲜的东西持拒绝、排斥和抵触的情绪，使整个思想界学术界呈现出“禁若寒蝉”、“鸦雀无声”的沉闷局面。由此可见，解放思想是针对思想禁锢、僵化和保守而提出来的。 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不是一回事，从本质上讲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各自所讲的内容不同。解放思想是想不想和能不能冲破思想的禁锢、僵化和保守的问题，而实事求是是指人们用什么样态度、想法和作风认识事物。 第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二个不同的判断。前者是关于主体对对象之意义所持的主观态度判断。后者是对客观的事实的判断，即正确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的规律。 第三，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实事求是是以客体及其本质为目标取向，突出了客体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解放思想是以主体及其素质为目标取向，强调的是主体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使主体获得解放。 由此，我们断定解放思想与事实求是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从事物发展的过程看，二者又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表现在：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如果不从思想的禁锢、僵化、保守中解放出来，冲破一切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勇敢地闯，大胆地试，就不能为实事求是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就不能把握和运用规律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就不能实事求是。 第二，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客观基础。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作风，即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否则，解放思想就会走到反面。1958年的大跃进这一段历史提醒我们，解放思想不是想入非非，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则就会受到严厉地惩罚。 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辩证统一体，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两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三、把二者并提的哲学意义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我党的思想路线不仅仅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意义。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升到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成为人们认识实践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众所周知，人的认识受人的精神因素的制约。人的精神因素包括：(一)人的知识结构水平。(二)人的 爱好 。(三)人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其中，人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对人的认识的制约作用最大。人们的思维定式不同，实践活动的结果也不一样。 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要受人的思想精神状况的制约。人的精神状况的好坏，思想水平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认识水平的好坏高低。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突出了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强调了主体的经济状态，精神条件的重要性。提倡在无任何禁令枷锁下，也要不断解放思想，这是无止境的。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只要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就必须解放思想，反对僵化，这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阶级尤为重要，否则就会亡党亡国。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丰富的时代内容。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局面，成功地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猜你喜欢： 1. 大一毛概论文3000字以上 2. 关于文化的毛概论文3000字 3. 大学生毛概论文3000字 4. 关于四个全面的毛概论文3000字 5. 毛概论文题目大全 6. 有关文化的毛概论文3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