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阳秧歌表演形式独特，其内容十分丰富，表现打鱼狩猎、农田耕作、大夫行医、货郎卖货、锢漏锯缸、艺人卖艺，还有扮演戏剧佳话、民间故事，粉墨浓妆，锣鼓伴奏，列成长队，踏拍欢舞，串街走巷。表演形势分大场子和小场子两种：大场子是群舞，主要表现欢乐和激昂的情绪(大地开花、大走阵等)；小场子是独舞、双人舞和多人舞(锢漏与王大娘，货郎与翠花等)质朴优美，耍逗有致，情趣盎然，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由于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不同，俗有“南文、北武、东雅、西俗”之说，又有“大架”和“小架”秧歌两源之分。大架秧歌，舞队文雅富丽、豪放优美，以锣鼓伴奏。小架秧歌，舞队朴素，粗犷，自由欢快，以锣鼓管弦乐伴之(唢呐、二胡、笛子等)。编辑本段历史起源海阳 海阳大秧歌秧歌的历史，据现有资料可追溯到明初。凤城镇建设村赵炳书家藏《赵氏谱书》记载："二世祖赵（通）世袭（大嵩卫）指挥镇 舞诰封武略将军。明洪熙一年（1425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叶行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这是有关海阳大秧歌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当时已有秧歌活动于今海阳凤城。据上所述，海阳秧歌是源于汉，创于明，兴于大嵩卫城（今凤城） 海阳秧歌的兴盛时期大致在清朝中期，即雍正十三年裁大嵩卫设海阳县以后。海阳旧县城凤城，依山傍水，海运方便，是当时海阳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势必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乡下秧歌进了城，先拜娘娘后耍景；正月十五不进城，过日来了撵出城。"说明秧歌当时已成为庆贺节日不可少的活动内容，而凤城已是四乡秧歌的活动中心。 海阳秧歌得以逐步发展、日趋成熟，重要因素之一是它能不断地吸收各种外来艺术的精华，如乾隆三十五年海阳柳树庄人陈英弼编写的秧歌剧《陈老喜劝子跑四川》序中所述："余随胡公廷章供职邛州，甚爱蜀歌之美，仿做'跑四川'。教秧歌班演唱"。由此可见，早在二百多年前，海阳秧歌的音乐唱腔就已经借鉴蜀歌了。另外，海阳秧歌中"乐大夫"俗有"螳螂门"、"八卦门"之分，即是指他的舞蹈基本动作汲取了不同拳术套路而形成各自的风格。编辑本段风格特色特点海阳大秧歌表演内容丰富，队伍结构严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出行时排在最前列的是执事部分，其次是乐队，随后是舞队。舞队有各类角色几十人。秧歌队常用阵式有"二龙吐须"、"八卦斗"、"龙摆尾"、"龙盘尾"、"二龙绞柱"、"三鱼争头"、"众星捧月"等。海阳秧歌舞蹈动作的突出特点是跑扭结合，舞者在奔跑中扭动，女性扭腰挽扇、上步抖肩，活泼大方；男性颤步晃头、挥臂换肩，爽朗风趣。 老百姓总结了它的六大特点：一是舞队庞大，歌舞单逗。二是结构严谨，礼仪深重。三是舞则纯舞，唱则逗情。四是即兴扭舞，多样统一。五是走阵多变，布阵巧妙。六是鼓乐清纯，快慢适度。根据这些特点，海阳秧歌形成了形式、内容极其丰富的民间舞蹈艺术。它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精粹，也是百姓过大年时一道丰盛的"大菜"。海阳秧歌在胶东这片热土上，红红火火，蓬勃发展起来。组成海阳秧歌的队伍主要有"执事、乐队、舞队"三部分组成，出行时排在最前列的是执事部分，由三眼铳、彩旗、香盘（由会首或副会首端捧）、大锣组成。 乐大夫是舞队的指挥，左手抱伞，右手执甩子，关于其身份，民间传说不一，有说是一看场佬，反穿皮袄是为御寒，手抱雨伞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意；也有说是一过路大夫，手执马甩是为了消病去邪。 花鼓一般由十六至二十四名男青年组成，武生扮相，排在队伍前列，为秧歌队开路和打场，单手击鼓，左手虽持鼓槌但不击鼓，只随节奏相应地做动作。 小嫚作乡间 海阳大秧歌姑娘扮相，原与花鼓结对表演，后逐渐脱离花鼓而独立表演。 货郎与翠花。表现乡间小商人串乡走村，村姑挑挑买小百货的生活情节。 箍漏匠与王大娘。民间传说；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旱魃所变，她私自下凡，变成村妇王大娘。箍漏匠是南天门土地神变化，受玉皇大帝之命，到凡间捉拿王大娘归天。艺人选取二人相遇后戏逗打闹、相互周旋的情节，编排成一段双人舞蹈，既可以串街走阵，又可以在演场时单独表演。 丑婆与傻小子。丑婆是乡间老妇扮相，傻小子则是顽皮孩童扮相。二人在秧歌队中不受局限，可随意跑动，逗闹嬉笑，取悦观众。 海阳秧歌的音乐由锣鼓和歌曲两部分组成，以锣鼓伴奏为主。打击乐由大鼓、大锣、大钹、小钹、堂锣等组成。两种主要的锣鼓曲谱慢走阵与快走阵，只是速度不则，而节奏型基本相同，都是三鼓一锣（一板三眼）。歌曲多为民间小调，演唱时，中间进有打击乐插入，其代表曲目为《大夫调》、《跑四川》等，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笛子、笙、二胡等乐器伴奏。编辑本段基本动作海阳大秧歌素以粗犷奔放、感情充沛、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著称于世。 海阳秧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即"大架子秧歌"与"小架子秧歌"。"大架子秧歌"代表了海阳秧歌的基本风格特点，主要流传在海阳东部和南部地区，以颜明玉、王发为优秀代表。"小架子秧歌"流传为海阳 海阳大秧歌西北部地区，除打击乐伴奏外，还配有唢呐、笙、笛等乐器。舞蹈动作不多，以跑阵式为主，俗有"跑秧歌"之说。舞蹈步法主要是"三步一隔"，即走三步、踏一步，当秧歌队串街走阵时，主要是以两竖排队相互交叉走"三步一隔"贯串始终。 而在在表演形式上，分大场子和小场子两种，大场子是群舞，锣鼓铿锵、万马奔腾，宛若大河滔滔。小场子多是双人舞、多人舞，恰似小桥流水，一波三折，美不胜收。编辑本段发展历程随着社会发展，海阳秧歌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然而，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变，人们素以看秧歌、演秧歌为生活中一大乐事。正月间，每当秧歌锣鼓一响，男女老少便蜂拥而至，争相观看，墙头、屋顶、树上……处处挤满人群，"没有秧歌不叫年"，已成为群众的一句口头禅。人们的喜爱为海阳秧歌的延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海阳秧歌也因而经久不衰，得以继承和发展。 几十年来海阳大秧歌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和支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赋予了新的活力。早在1958年，文艺工作者对海阳秧歌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在原来的基础上推旧出新，把这一民间艺术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并搬上文艺舞台。于1959年拍成电影，从此海阳秧歌跃居为全省三大秧歌之一而著称全国。海阳秧歌的著称，不仅为这一艺术形式带来复兴的新阶段，而且为舞蹈工作者打开了搜索民间舞蹈艺术宝库的大门。中央、省、地市舞蹈工作者，在学习掌握海阳秧歌丰富的舞蹈语汇和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前 海阳大秧歌后创作出一大批具有这一民间艺术特色的优秀舞蹈。 总政歌舞团、解放军艺术学院创作的获奖舞蹈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苦菜花》都充分表现出了鲜明的海阳大秧歌的艺术特色。1983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系，把海阳大秧歌正式列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必修教材，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 近年来，海阳大秧歌在艺术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及民间老艺术人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地得到了继承、发展、改革和繁荣，在一系列的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1994年应邀参加了第四届"中国沈阳国际民间（秧歌）舞蹈节"，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质朴豪放的风格和精湛的技艺，在数十个国内外强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大赛最高奖--金玫瑰奖。同年12月又荣获了全国"群星奖"银奖。12月份又奉调加了山东省第五届文化艺术节幕式的演出，受到赵志浩、李春亭等省五大班子领导的新切接见和赞扬。1996年12月在山东省首届农民艺术节舞蹈比赛中荣获金奖，96、97年连续二年参加了山东省春节联欢晚会的拍摄演出。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海阳大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辑本段取得成绩1983年，北京舞蹈学院把海阳大秧歌正式列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必修课程。 1994年9月应邀参加了第四届"中国沈阳国际民间（秧歌）舞蹈节"，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质朴豪放的风格和精湛的技艺，在数十个国内外强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大赛最高奖--金玫瑰奖。 1994年12月又荣获了全国"群星奖"银奖。并奉调加了山东省第五届文化艺术节幕式的演出，受到赵志浩、李春亭等省五大班子领导的新切接见和赞扬。 1995年10月，在'95金华中国优秀民间广场舞蹈展演中，荣获最高奖--优秀表演奖。 1996年12月在山东省首届农民艺术节舞蹈比赛中荣获金奖，96、97年连续二年参加了山东省春节联欢晚会的拍摄演出。 1997年海阳市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 2006年5月20日，海阳大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8月，受邀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前的暖场演出。 近年来海阳大秧歌还受邀参加烟台毓璜顶庙会、青岛啤酒节等大型活动，收到群众的好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是国家在21世纪初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普查，是掌握全国及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状况和了解民情民心的重要手段。普查所得的资料和数据，作为全面分析国情的重要资料之一，是国家或地区主管机构制定文化政策乃至制定国策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又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地保护，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的基础。因此，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对全国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进行的普查，无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还是对国情的调查，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阳大秧歌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舞蹈，属于山东三大秧歌之一，是民间社火中的舞蹈部分，流行于山东半岛南翼、黄海之滨的海阳市一带。海阳秧歌据《海阳县志》记载有560年的历史，它以粗犷奔放、热烈欢快，质朴坦率，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著称于世。海阳大秧歌是一种集歌、舞、戏于一体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它遍布海阳的十余处乡镇，并辐射至周边地区。海阳大秧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表演，是一种自娱性艺术形式，至今仍保留有秧歌队传统拜年形式，还有新元广场秧歌汇演，正月十三祭海等大型活动。海阳大秧歌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舞蹈，属于山东三大秧歌之一，是民间社火中的舞蹈部分，流行于山东半岛南翼、黄海之滨的海阳市一带。海阳秧歌据《海阳县志》记载有560年的历史，它以粗犷奔放、热烈欢快，质朴坦率，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著称于世。海阳大秧歌是一种集歌、舞、戏于一体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它遍布海阳的十余处乡镇，并辐射至周边地区。海阳大秧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表演，是一种自娱性艺术形式，至今仍保留有秧歌队传统拜年形式，还有新元广场秧歌汇演，正月十三祭海等大型活动。海阳大秧歌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舞蹈，属于山东三大秧歌之一，是民间社火中的舞蹈部分，流行于山东半岛南翼、黄海之滨的海阳市一带。海阳秧歌据《海阳县志》记载有560年的历史，它以粗犷奔放、热烈欢快，质朴坦率，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著称于世。海阳大秧歌是一种集歌、舞、戏于一体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它遍布海阳的十余处乡镇，并辐射至周边地区。海阳大秧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表演，是一种自娱性艺术形式，至今仍保留有秧歌队传统拜年形式，还有新元广场秧歌汇演，正月十三祭海等大型活动。海阳大秧歌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舞蹈，属于山东三大秧歌之一，是民间社火中的舞蹈部分，流行于山东半岛南翼、黄海之滨的海阳市一带。海阳秧歌据《海阳县志》记载有560年的历史，它以粗犷奔放、热烈欢快，质朴坦率，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著称于世。海阳大秧歌是一种集歌、舞、戏于一体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它遍布海阳的十余处乡镇，并辐射至周边地区。海阳大秧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表演，是一种自娱性艺术形式，至今仍保留有秧歌队传统拜年形式，还有新元广场秧歌汇演，正月十三祭海等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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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论文《新课程标准下英语教学中教师与学生行为研究》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有利于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中更好地体现互动。本文介绍了新课程标准下英语教学中教师的行为准则与学生的行为转变，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教师行为学生行为转变 一、新课程标准下教师行为要求与分析 关注人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英语教学应充分体现:“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英语教师的教学行为应该从只关注学生的学科知识、考试成绩等狭小空间中转变为: 1.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英语是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转变英语教学行为的重要标志。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英语学科知识，更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关注学生英语学科知识形成过程的同时，还应关注英语教学活动中学生的情感体验。英语教学过程应该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积极的情感体验，伴随着英语学科知识的获得，学生对英语学科学习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学习的信心越来越强，感到英语学习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对学习充满渴望。英语教师不仅要充分挖掘和展示英语教学中的各种道德因素，还要积极关注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道德表现和道德发展，使英语学习过程成为学生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样，英语知识的增长过程同时也是学生人格的健全与发展的过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 2.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 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是英语教学追求的重要价值。新课程的英语教学应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负责，为学生一生的幸福负责，是提升学生生活质量的教学，是培养学生终生学习、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教学。因此，教师不能把知识传递、学生掌握知识多少、考分高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不能把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能力和目标的培养者。另一方面教师应树立“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的理念，从过去作为“道德说教者、道德偶像”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成为学生健康心理、品德的促进者。引导学生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自己、同学、社会、以及身边的事物，即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翻查应社会发展的人。 3.关注学生个性发展 关往学生个性发展，是丰富我们英语教学内容的宝贵财富。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不同需求，关注不同学生的需求。今天的学生是具有独立品格、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人。他们正处于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成熟的，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还需要在教育中发展，在教师的指导下成长。因此学生并不是单纯抽象的学习者，而是有着遗传素质、社会条件、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各异;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动机、需要、气质、性格、特长和智力等个性特征的完整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教师应珍视学生的差异性，将学生的差异性看成我们教学的宝贵财富。在教学中，教师不能将英语教学只看成统一共性的活动，采取统一“知识灌输”的方法，而应激发学生独立、自主、探究的学习方法，将学生当作有独立性的人来看待，使自己的教育适应他们的情况、条件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教师只能让学生自己读书、感知、观察、分析与思考，使他们明白事理，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4.关注学生发展中的个人尊严 关注学生发展中的个人尊严，是我们英语教学行为必须遵守的原则。学生的尊严是学生生命的一部分，学生的人格应当受到尊重。英语教师首先应承认学生作为“人”的价值，才会有英语教学的价值每个学生都有特定的权利和尊严，更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需要。英语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应表现为对学生独特个性行为的接纳和需要的满足，聆听他们的声音。要平等、友善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更要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学生充分地发现、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体验到自己作为人的一种尊严感和幸福感，享受英语老师的教学和学习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和欢乐。 5.关注学习中的学生 关注学习中的学生，是我们追求教学行为价值的重要途径。学生在教师的教育下，通过学习获取知识、培养能力，塑造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这一过程是在教师教、学生学的“双边活动”中完成的。在英语教学中，教师须关注学生的智力类型，过去有的教师关注学生智力的高低，往往是按照一种智力类型去要求一群不同智力类型的学生，用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学生，而这把尺子就是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理逻辑智力，不去关注其他智力类型学生的表现和学习状态，可能还将他们定格为差生。事实上，多元智力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智力类型是多元的，每个人的智力类型是不一样的，由于智力类型相异，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需要、优势、风格也会不一样。“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些关注，多一批好学生。 二、新课程标准下学生行为转变与分析 学习方式转变是这次课程改革的特征。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和多样性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是这次教改的核心任务。所以我们应改变原有的数学课堂教学观和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从单一的传统接受学习，向多样化形式转变。 1.探究性学习方式的转变 探究性学习方式是以独特的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探究并获取和应用知识的学习活动，它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开展实验、调查、访谈、考察以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分析与处理信急资料，以恰当的方式交流和表达学习和探究的过程和结果，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综合地获得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把学习过程与自身原有生活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能激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和体验，能正确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目的。从而保证课程目的的达成。施瓦布认为:探究学习指这样一种学习活动，儿童通过自主地参与知识的获得过程，掌握研究自然所必需的探究能力;同时形成认识自然所必需的探究能力。同时形成认识自然的基础——科学概念;进而培养探索世界的积极态度。 2.合作学习的引导 所谓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下的互助性学习。”从课堂研究中观察到的合作学习的层次与内容，把合作学习分为三类，第一层为同伴之间的互助合作学习(如同桌、朋友之间的合作学习)，第二层为小组合作学习(如课堂中的小组讨论、兴趣小组学习等)，第三层为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全员性合作学习(如班级授课时的讨论学习)。它不是简单地把学生安排在一起，任何一种形式的合作学习有5个要素不可缺少:（1）积极互信。要求学生知道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而且要为他的同伴负责。（2）面对面相互性的促进作用。要求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学习，相互促进彼此的学习成绩。(3)个人责任。要求学生必须承担一定的学习任务并要掌握所分配的任务，分工明确，责任到人。(4)社交技能。要求教师必须教会学生一定的社会交流技能，进行高质量的合作。(5)自评。要求合作学习者评价合作学习的情况，检查合作学习的方法与效果。用合作学习的五个要求去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 3.个体学习的引导 个别学习是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形式，一方面，学生的独立能力在逐步发展和提高，他们的个性在增强，独立活动独立学习的基础越来越厚实，独立活动和独立学习的愿望也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他们原有的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他们的学习奠定基础。进一步而言，当今世界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学生有个性的独立自主的学习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因此教师积极应对现代信息技术给教育教学活动带来的便利和挑战，为学生接受个体化教育，开展个体学习做准备，创造条件、引导和促进学生富有个性的学习。 因此，学生的学习行为从传统的接受性学习行为转变为主动的、积极的、多样化的学习行为，这样每个学生就能满足终身发展的需要，实现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总之，在新课程标准下，教师的行为准则与学生的行为转变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双方保持融洽的关系才能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新课程标准所要达到的目的，对于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的研究需要我们长期地进行分析研究。
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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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不过我想你如果要写出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建议你亲自去安塞去考察一次
安塞腰鼓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像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1996年，安塞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腰鼓之乡”。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安塞腰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塞腰鼓是安塞三绝之一。[编辑本段]二、安塞腰鼓的表演“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尤以延安地区的安塞县、榆林地区的横山、米脂、榆林等地最为盛行，是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陕北腰鼓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一些主要流传地区，几乎是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而且世代传承，经久不衰。正由于它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参加的人数多，所以，舞蹈的基本形式和动律虽然大致相同，但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和习俗。安塞腰鼓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安塞腰鼓由来已久，本是古代军旅以增军中士气及传递情报所用，这里是用来表达胜利的欢呼和丰收的喜悦。颇密的击鼓声，强悍的步伐，变幻的阵势，雄壮的呐喊，尽现男子阳刚之美，在国际上极富盛名。安塞腰鼓多采用集体表演形式，鼓手（称“挎鼓子”或“踢鼓子”）少则数十人，多时可达百余人。队伍包括拉花女角、伞头、蛮婆、蛮汉等角色，和“跑驴’、“水船”，等各种小场节目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舞队。在表演上强调整体效果，要求动作的整齐统一和队形变化的规范性，主要通过鼓手们豪迈粗犷的舞姿和刚劲有力的击鼓技巧，充分展现生息在黄土高原上的男子汉们的阳刚之美。安塞腰鼓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和活动习俗。过去，多在喜庆节日和庙会中演出，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是集中的活动时间。活动开始前，要由庙会会长（由各村推举产生）先组织祭祀活动，称为“谒庙”：舞队在伞头的带领下，敲起锣鼓，吹着唢呐，有时还要抬着整猪整羊和其他供品前去寺庙烧香敬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在庙内广场踢打一阵，意在娱神。“谒庙”结束，正月初八九后，腰鼓队便开始了挨门拜年活动，俗称“沿门子”。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锣鼓唢呐直响哩，屁股底下棍撬哩！”群众也都坐不住了。这时，腰鼓队按村中情况依次走串各家，在主家院中、窑前表演一阵，伞头根据各家情况，触景生情演唱几段吉利秧歌，以表贺年之意。主家则认为腰鼓队进院入户敲敲打打、跳跳唱唱，可以消灾免难、四季平安。这可能是古“乡人傩”的习俗遗风。有时两队腰鼓在途中相遇，一般都由伞头互唱秧歌，共贺新年，让道而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互不让道的情况，此刻就要竞技赛艺，争个高低。两队锣鼓大作，唢呐声、腰鼓声，好似春雷滚动。鼓手们尽情击打、跳跃，如疯似狂，打至高潮，鼓乐暂息，由双方伞头出场对歌，这也是竞赛技艺的一个方面。直至有一队阵角先乱，动作不齐，鼓点、队形也都统一不到一块或对歌对答不上时，就算输了，于是主动让道，让胜者先走。“沿门子”结束后，邻村之间的腰鼓队还要互相拜年，彼此互访，进行交流演出，这和陕北秧歌一样，称之为“搭彩门”。正月十五时，各村腰鼓队云集广场，开始了互比互赛活动。各路鼓手各显身手，互比高低，成为一年里腰鼓表演的高潮。这不仅活跃了农村春节文娱活动，还通过彼此观摩、切磋技艺、推动了腰鼓的普及和提高。当晚还要举行“转灯”（也称“转九曲”），几乎是人人争游，阖家同转。届时鼓乐齐鸣，灯光闪烁，腰鼓队在前引导，众人随后，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腰鼓队的活动常延续到正月十七、十八，祭罢土地神后方告结束。此后，老乡们就安心去准备春耕生产了。腰鼓的表演形式可大致分为“路鼓”和“场地鼓”。“路鼓”是腰鼓队在行进中边走边舞的一种表演形式，前由两名伞头领队，后随由挎鼓子和拉花组成的舞队乙-伞头身后紧随的一位挎鼓子，称“头路鼓子”，他必然是技艺精湛的击鼓能手，全队的动作变换和节奏急缓，统由他来指挥。队伍的后部，是扮成蛮婆、蛮汉的丑角，也有的扮成孙悟空、猪八戒等唐僧取经中的人物，随意扭动，逗笑取乐，以增添节庆的欢乐气氛。“路鼓”由于在行进中表演，一般动作简单，幅度较小，多做“十字步”、“走路步”、“马步缠腰”等动作。常用的队形有“单过街”、“双过街”、“单龙摆尾”、“双龙摆尾”等。“场地鼓”是指腰鼓队到达表演地点，打开场子后的表演形式。开始时由伞头挥伞号令，顿时鼓乐齐鸣，众舞者随伞头翩翩起舞。这一段叫“踩大场”，表演节奏缓慢，目的是打开场地，拉开队伍，稳住观众情绪。第二段载歌载舞，表演节奏渐快，动作幅度较大，队形变化繁多。常用的队形有“神楼”、“古庙”、“神前挂金牌”、“富贵不断头”、“和尚游门”等。到引出“太阳弧”图案后，伞头站到场中央领唱秧歌，唱词视场合和对象而定，“谒庙”时，有拜庙祭文，一般演出有向观众拜年问好的，也有喜庆丰收和祝愿吉祥等内容。伞头唱时，众舞者在场边慢步转圈，并重复接唱每段的最后一句，俗称“接后音”。唱完后，伞头退出场地，由挎鼓子和拉花入场表演，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队形。此刻不受时间的限制，舞者尽情表现各自的技艺绝招，情绪热烈，起伏跌宕，使表演达到高潮。近年来安塞腰鼓为了突出挎鼓子的技巧，表演“场地鼓”时由挎鼓子在场内单独表演。众鼓手在头路鼓子的指挥下，精神振奋，击鼓狂舞，此时只见鼓槌挥舞，彩绸翻飞，鼓声如雷，震撼大地，声势逼人，极富感染力。这一段结束后，再穿插表演其它形式的小场节目，如“跑驴”、“水船”、“高跷”、“二鬼打架”、“大头和尚”等。节目形式的多少，视各村的人才和条件而定。小场节目结束后，再接着表演一段大场腰鼓。此刻锣鼓敲得快，唢呐吹得紧，击鼓更激烈，情绪更欢快，使整场表演在强烈的气氛和高昂的情绪中结束。安塞腰鼓依据不同的风格韵律原有文、武之分，“文腰鼓”轻松愉快、潇洒活泼，动作幅度小，类似秧歌的风格；“武腰鼓”则欢快激烈、粗犷奔放，并有较大的踢打、跳跃和旋转动作，尤其是鼓手的腾空飞跃技巧，给人们以英武、激越的感觉。目前，文、武腰鼓逐渐结合形成新的风格，而以安塞的西河口乡与真武洞两地最有特色。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群众憨厚、淳朴的气质和性格特征。特别在表演中，又有机地揉合了民间武术和秧歌舞动作，有弛有张、活而不乱，进退有序、气势磅礴、浑厚有力。群众赞之为“式子慷慨码子硬”。[编辑本段]三、历史发展安塞腰鼓源远流长，寻根溯源，还得从鼓说起。鼓是精神的象征，舞是力量的表现，鼓舞结合开舞蹈文化之先河。如果说《尚书.益稷》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记述了原始社会人们敲打着石器，模仿兽类的形象跳图腾之舞的话，那么《易.系辞》中“鼓之舞之以尽神”则说明鼓的出现，使舞蹈得到飞跃，成为农耕舞蹈文化的开端，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艺术形式。击鼓助战用于战争，预示战争的开始。鼓，不仅用于战争，而且成为民间舞蹈中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春秋战国后，以鼓为击乐伴奏的民间舞蹈就更为繁多，甚至以鼓命名的舞蹈也渐已出现。山东沂南汉画中的《百戏图》较完整地记录了“百戏”演出的盛况。其中伴奏的乐器有钟、磐、鼓等打击乐器。在样式华丽的建鼓旁，一人着宽袍大袖衣，侧身向鼓，双臂高扬，正欲击鼓，舞姿健美。安塞腰鼓源远流长，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常用一中空之树杆包以羊皮，携于腰间，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安塞腰鼓的形式与发展，和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及民情习俗是分不开的。安塞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北部，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延河在境内蜿蜒流过，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之一。当地群众传说，早在秦、汉时期，腰鼓就被驻防将士视同刀枪、弓箭一样不可少的装备。遇到敌人突袭，就击鼓报警，传递讯息；两军对阵交锋，以击鼓助威；征战取得胜利，士卒又击鼓庆贺。以后各代多用刁：边塞守卫，击之以报警号令和助战。到了宋代，多用于边关。今天的安塞县，就是当年北宋与西夏国(今宁夏)的边界，为安定边塞方设“安塞县”。“安塞腰鼓”也因以得名，历千年而不衰，并且成为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据调查，安塞县12万人口中，约有1万户人家有腰鼓，会舞弄者达五六万之众，随着时间的流逝，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节时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秦汉将士的勃勃英姿。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使安塞腰鼓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得到了发展，成为亿万军民欢庆胜利、庆祝解放的一种象征，并被誉为“胜利腰鼓”，遍及中华大地，载入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史册。1951年，安塞腰鼓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由安塞冯家营村的艾秀山等民间艺人向中国青年文工团传授了腰鼓技艺，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上演出后，荣获特等奖，从而使安塞腰鼓扬名海内外。1981年，在与安塞县比邻的延安市梁村乡王庄村一处叫“墓陵塌”的小山坡上，群众在耕地时发现一座古墓。其中出土了形制、人物造型相同的两块腰鼓画像砖，均系翻模成型后烧制的。经延安地区文物考古专家鉴定，系宋代造物。画像砖上所塑造的打鼓者，腰挎细腰鼓、侧身、头向左后扬起，左脚着地，右腿前跨蹬出，双手一高一低作挥槌击鼓状；左侧一人为敲镲者，双脚跳起，吸左腿，眼看左侧，双手在胸前做打镲状。击鼓者赤膊，穿灯笼裤，腰系彩带，飘至前下方。尤其是打鼓者的动作和形象，颇似当今安塞腰鼓中“马步蹬腿”的第四拍和“前进步”的第二拍动作。腰鼓画像砖的画面清晰，造型美观，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宋代陕北地区的腰鼓表演，对研究陕北腰鼓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翔实的文物资料。[编辑本段]五、苏教版语文课文作者：刘成章一群茂腾腾的后生。他们的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咝溜溜的南风吹动了高粱叶子，也吹动了他们的衣衫。他们的神情沉稳而安静。紧贴在他们身体一侧的腰鼓，呆呆地，似乎从来不曾响过。但是：看！——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击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好一个安塞腰鼓！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山崖上，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忘却了一切杂念的观众的心上，观众的心也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也是隆隆，隆隆，隆隆。好一个安塞腰鼓！后生们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击着，急速地搏击着，大起大落地搏击着。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着红豆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黄土高原哪，你生养了这些元气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惊心动魄的搏击！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每一个舞姿都是光与影的匆匆变幻。每一个舞姿都使人战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使人叹为观止。好一个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的安塞腰鼓！愈捶愈烈！痛苦和欢乐，现实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这舞姿和鼓点中，交织！旋转！凝聚！升华！人，成了茫茫一片；声，成了茫茫一片……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她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编辑本段]五、人教版教参一、整体把握这是一篇歌颂激荡的生命和磅礴的力量的文章。“一群茂腾腾的后生”，“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在“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后生”，年轻的生命，如日中天，光辉耀眼，“茂腾腾”地沸腾着生命的热烈；年轻的生命“朴实”、不做作、不招摇、不浮耀，像“高粱”一样无华而茁壮，自然健康；这样的生命，是原始的、未经人工雕饰的、没有半点污染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完完全全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奔腾踊跃于“黄土高原上”，古老的沟壑纵横的土地，承载着这样年轻热烈完美的生命，“安塞腰鼓”给予他们宣泄的方式。充溢着生命力量的“后生”们，“神情沉稳而安静”，生命在积蓄激情，等待爆发。果然，他们“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生命的热情一旦被释放出来，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得住力量的喷涌。来了：“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人已经不是概念上的“人”，而成了单纯的生命的载体、力量的载体，只有宣泄宣泄再宣泄，喷射喷射再喷射，人与生命合一与力量合一。“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这些旋转的生命喷涌出的火热的力量灼热了周围的一切。生命如雷霆万钧，如山崩地裂压顶而来，使一切都变得渺小，天地间只有生命的能量呼啸不已，“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力量，又有谁想束缚，又有谁能羁绊呢？生命化成“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伟大、雄浑、激昂、粗犷，也许有点狂野甚至具有一定的破坏力，但它是真正的、原始的、自然的生命的流露，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力量更可贵、更激动人心、更让人叹为观止呢？——“后生们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击着，疾速地搏击着，大起大落地搏击着”，他们的动作不会像舞台上的舞蹈那么精致整齐富有韵律，但是他们的力量却扑面而来，“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使人不能相信人“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面对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力量，人们会怎样呢？——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生命太赤裸裸、太霸道、太蛮横，但是它会打破人们身上层层坚硬的外壳，让生命宣泄在天地间，而不必计较功名利禄，不必患得患失，不必苍白憔悴，让人“遗落了一切冗杂”，“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像力”，使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生命之所以为生命。作者把这样生命的宣泄、力量的喷发赋予了“黄土高原”“安塞腰鼓”，是有其深刻含义的。“黄土高原啊，你生养了这些元气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惊心动魄的搏击！”相比作者对黄土高原的赞美，对水乡江南，却觉得“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在那儿，打不得这样的腰鼓”，然后再次感慨“除了黄土高原，哪里再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作者为什么对黄土高原情有独钟？在作者看来，黄土高原的人“朴实”“沉稳”“安静”，他们还保存着生命的“元气”，相比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少了些浮躁，缺了些世故。厚土蕴藏着原始的生命，积蓄着骚动的力量，而多水的江南，已经流逝了许多许多，改变了许多许多。这篇文章，内容和形式取得了完美的统一。全文共30个自然段，多用短句来表现内容。如“一群茂腾腾的后生”，简洁地表现了年轻生命的热烈奔放；“忘情了，没命了”，有力地表现了生命沸腾、力量喷涌不可遏止的情景；其他如“落日照大旗”“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愈捶愈烈”等句，无不铿锵激昂。本文大量运用排比，有句内部、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排比，不仅交错出现，而且一连许多，如“使人想起……”“愈捶愈烈”，都是一连用三个排比句，犹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止。许多排比对偶工整，如“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一段，气势昂扬；还有的排比层层递进，如“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等，排山倒海般让人透不过气来。课文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快速的节奏。一个排比接一个排比，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不让人有半分喘息的机会。快节奏使得内容表达得更热烈、更激荡，充分表现了生命和力量喷薄而出的神韵。二、问题研究1．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关于这篇文章的主旨，有多种见解：歌颂生命中奔腾的力量。这股力量，由西北汉子热情奔放的腰鼓表现出来；表现要冲破束缚、阻碍的强烈渴望。贫瘠的黄土地、困倦的生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物质上、精神上受到太多的压抑、羁绊。安塞腰鼓，表现了挣脱、冲破、撞开这一切因袭重负的力量；歌颂阳刚之美。“一群”“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的“茂腾腾的后生”，他们“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表现了一种独特的美；人就应该这样痛快淋漓地生活、表现。“遗落了一切冗杂”，打破人们身上层层坚硬的外壳，而不必计较功名利禄，不必患得患失，不必苍白憔悴。2．西北现在好像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作者为什么这样歌颂西北汉子？西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曾有过秦、汉、唐的强盛，拥有雄睨世界的辉煌文明。在今天，凝重的土地，贫困的生活，西北好像落伍了。作者为什么这样深情地歌颂这片土地？歌颂什么？——“消化着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并没有因生活的贫苦和封闭而丧失希望，复生的生命能量就在这沉重的躯壳内奔突，终有一天会喷发的。这里的人们是有希望的，这里的土地是有希望的。落后是暂时的，只要生命还在期盼“搏击”，重生之日并不遥远。围绕这一话题，可以作相应的问题探讨。练习说明一、这篇文章运用大量短句，来营造激越的气氛。反复朗读全文，注意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联系，读出文章的气势。此题意在让学生体会文章内容和形式统一的特点。朗读时要注意文章中排比（句与句、段与段），要感情激昂。二、联系上下文，品味语句，回答括号中的问题。1．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劲”要“挣脱”“冲破”“撞开”什么？是什么“束缚”“羁绊”“闭塞”了“那么一股劲”？）2．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着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过着贫困生活的农民，哪里来的那么强大的力量？）3．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在那儿，打不得这样的腰鼓。（为什么“多水的江南”打不得这样的腰鼓？）4．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为什么听到这样的“鸡啼”？）此题意在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力和洞察力。1．“那么一股劲”要打破人们身上层层坚硬的外壳，让生命宣泄在天地间，让人“遗落了一切冗杂”，“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像力”，使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生命之所以为生命。2．他们有着自然、健康的生命，是原始的、未经人工雕饰的、没有半点污染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完完全全的生命。这是他们力量的源泉。3．江南流水更多地表现柔媚的风格，而安塞腰鼓需要承载这样原始、粗犷的生命力量的“厚土”。4．当鼓声停止后，人们仍沉浸在激情中，好像炽热后的沉寂，这时以“鸡啼”反衬寂静（也可认为这是实写）。三、本文大量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方法，语言气势充沛，节奏鲜明，感情强烈。排比，是把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关联的一组句子或词语排列起来，以增强语势，加深感情。例如“痛苦和欢乐，生活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这舞姿和鼓点中，交织！旋转！凝聚！奔突！辐射！翻飞！升华！”反复，是为了突出某个意思，强调某种感情，特意重复某个词语或句子。在本文中，它常常是与排比结合起来使用的。例如“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试从课文中找出一段单用排比的和一段综合运用排比和反复的文字，仔细体会它们的表达效果。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一些语言知识，并能运用。可以先给学生讲一讲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方法，再让学生自己在课文中找例句。教学建议一、课文有关生命和力量的主旨，学生理解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在这方面不要过分要求学生，主要指导他们读出这篇文章的气势即可。二、作者说“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打不得这样的腰鼓”，并不是对江南和西北作一个评判。江南有江南的风格，西北有西北的特点。在这里不要作无谓的争论。三、有条件的话，运用有关安塞腰鼓的视觉材料进行辅助教学，以使学生加深认识。四、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进行扩展学习。历史可以从周朝开始西北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来引申到现实；现实可以和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做各方面的比较。从这两方面指导学生探讨一下黄土高原的希望与复生。有关资料一、作者简介刘成章，1937年生，陕西省延安市人。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六种散文集，其中《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著有散文集《黄土情》、《刘成章散文选》、《纤丽的阳光》、《刘成章散文集》、《羊想云彩》等。获奖情况《转九曲》获首届《散文》评奖一等奖，《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获首届《散文选刊》评奖优秀作品奖，《山峁》获《人民日报》燕舞散文征文二等奖，《朱脂赋》获《光明日报》共和国在我心中散文征文优秀作品奖，《奇崛的一群》获《中国作家》力象杯优秀散文奖，《穷山恶石间的生命》获韩愈杯散文大赛二等奖，散文集《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刘成章散文集》获陕西省双五文学奖特别奖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适存教授，旋翼动力学国际顶级专家，旋翼动力学界有唯一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理论——王适存涡流理论。他的名字在国际旋翼动力学界如雷贯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歌教授，发明了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设计和研究工作，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现已用于我国多种军用航空发动机，是我国 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科学家，化学家，赴美留学，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1年获博士学位。被选入美国最高荣誉sigmaxi科学会会员。誉满国际化学工业界，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近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和金钱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普及科学的先驱，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郑贞文（1891年—1969年)字幼坡，号心南，福州长乐县人。1891年3月2日出生于福州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12岁时考取秀才，15岁赴日本留学。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郑贞文是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发起人。翻译和编著了多种自然科学著作，积极将近代科学知识向国内广为传播，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普及科学的先驱。将错综复杂的外国有机化学名词，译成统一的中文用语。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福州长乐人。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报效中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中国天文学一代宗师。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双奠基人张钰哲（），福州闽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 观测研究工作。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张钰哲归回报效祖国。誉满国际天文学界，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州闽侯县。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最高荣誉金钥匙奖；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北大致词， “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这是他一生的写照。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历史学说等方面，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林几（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近代和现代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01日），福建福州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最高荣誉会员。为报效中国，谢绝校方和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载入具有世界权威性辞典的唯一的中国人。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郑作新（），出生于福建福州，生物学家，鸟类学家。1927年和1930年分别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获最高荣誉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郑作新先生是享誉世界的鸟类学家、动物分类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鸟类学和动物学界的一代宗师。福州是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刘崇乐（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出生于上海，父母福州人，原籍福建省福州市。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获博士学位（1926年）。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他为中国科昆虫系统分类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中国物理学家一代宗师，开拓物理电子学新领域的奠基人，物理学开拓者和奠基人。萨本栋（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亚栋，福州闽侯县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萨本栋是中国物理学最早成就者，于1937年获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萨本栋比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旱被中国中央研究院承认的物理学家，他用英文撰写成专著，被誉为物理学巨著。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著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近代和现代中国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17岁），受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热潮影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从此走上“航空救国”之路。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初，梁守槃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师，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中国最早生物化学家先躯，开拓者，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著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著，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近代和现代中国电信网络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因刘宜伦，1913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县谭头镇一个小商家庭。电信网络理论家、教育家。我国电信网络教学的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1933年 到美国入普度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36年，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37年又在该校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转入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学习。1938年，取得通信工程硕士学位。 于1977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技术标准的30／32路脉码调制系统设备及配套专用仪表，为我国通信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开辟了新时代的道路。中国近代和现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学家。朱谦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市人。我国近代和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中外思想文化学家。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我国中外，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使他深感到“以为欲救中国，须根本上从文化着手。深感于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复兴。”中国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海洋研究的奠基人，气象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蒋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聪，字右沧，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气象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气象事业奠基人，中国气象学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近代和现代天文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13年7月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正式起步，正如蒋丙然所说：“气象一名词，亦于此时在中国开一新纪元”。并为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意大利气象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近代和现代石油石化的创造者，石油炼油技术的奠基人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长乐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化，石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49年，先后担任石油工程装置设计师、工厂设计师、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炼油技术攻关组专业组长等职。1982年，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组织科研、设计、炼油等单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关，开发了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开创地球物理教育事业，地球物理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国际地震波传播先驱者。傅承义（1909年10月7日—2000年1月8日），福建福州闽侯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名誉所长。 1940年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系进修；1941年获得麦吉尔大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6年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助理教授；1947年回国到中央气象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并兼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傅承义主要从事固体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包括地震体波、面波、首波、地震射线及地震成因的理论等研究 。近代和现代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萧光琰（1920—1968），中国物理化学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回国后，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石油化学领域奠基人。创建中国人体科学者，核弹和导弹结合技术开拓，奠基者，国防超级电脑开拓，奠基者。张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祖籍福建福州闽侯县，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的空白，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组织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近代和现代小麦育种与遗传开创者，倡导三交和杂交育种科学家之一，小麦肓种奠基者。庄巧生（）福建福州闽侯县人，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 被选为美国“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被授予“最高荣誉金钥匙”奖， 1946年10月到北平农业试验场任技正兼麦作研究室主任。庄巧生毕生从事小麦育种与遗传研究，主持育成10 多个冬小麦优良品种；积极探索改进育种方法，是国内倡导使用三交和杂交的少数育种学家之一，在推动数量遗传学和计算机在中国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研究及倡导改良小麦加工品质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主持“六五”和“七五”全国小麦育种攻关，参加主编《中国小麦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和《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及系谱分析》等专著，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和繁荣作物科学作出重要贡献。中国河海大学创始人，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海岸工程奠基者。严恺()，祖籍福建褔州闽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墨西哥科学院三冕院士，世界著名的水利海岸工程学家。河海大学创始人、校长、名誉校长，水利部交通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他致力于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和海岸带综合开发利用，开创了我国淤泥质海岸研究事业，为建立海岸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枢纽工程建设、长江口和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为江苏和全国水利建设及水利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黄河下游的治理计划》， 站洪水流量计算方法之研究《河槽过渡曲线之规划》，《潮汐问题》，《华东水利》。1957年《天津新港回淤问题的研究》。1963年《关于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问题的报告》，《三峡工程——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中国海岸带的开发利用》，《中国的水利建设》，《中国海岸工程》，《海港工程》， 《中国南水北调》，《海岸工程》科研成果奖励，1992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近代和现代中国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粉末冶金科学创建人，中国粉末冶金科学奠基者。黄培云（1917年8月23日-2012年2月6日），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学术顾问 。中国金属学会理事。1941年抵达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后继续在该院从事博士后工作；为了报效祖国，谢绝导师挽留，于1946年底偕夫人回到中国；1947年在武汉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受命赴长沙参加中南矿冶学院筹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黄培云在中南矿冶学院相继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个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第一座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以该所为依托建设“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黄培云创立了粉末压制理论和烧结理论，研制成功多种用于核子、航天、航空、电子等领域的粉末冶金材料，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引起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黄培云是国际上最早采用粉末流变理论来研究粉末压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体应变推迟、应力松弛、粉末体变形充分驰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论，不仅对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贡献，而且对力学、流变学也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这一理论因而被称为“黄氏压制理论 。为我国第一枚人造卫星、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高超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技术，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他的理论水平领先国际。科研成果奖励截至2012年，在黄培云的主持和领导下，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00余项，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其他国家奖共7项，省部级奖47项。中国近代和现代射电天文学开创者，射电天文学奠基者，中国光纤光谱望远镜建立者。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和现代中国化学会创立者之一，开创了化学研究实验，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执掌国立编译了中国80个学科领域的统一译名首要奠基者。陈可忠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人，生于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当选为理事之一，又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之一。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解放前，中国海洋细菌研究几乎是空白。解放后，随着海洋科学的发展，海洋细菌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956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前身）正式成立了海洋细菌组。两年后，山东海洋学院成立，海洋生物系与水产系也开展了海洋细菌方面的工作。到60年代中期，主要进行了海洋调查及分类方面研究。1959年，薛廷跃、孙国玉等首次从青岛近岸潮间带底泥中分离出排流杆菌、氧化硫杆菌及脱氧硫杆菌。1960年，薛廷跃从胶州湾海水中获得11株小珠菌，它们是丹砂色小珠菌共5株，StrainA一E，硫色小球菌2株，StrainA一B，柠檬色小球菌海洋变种、李氏小球菌海洋变种和纯白色小球菌。1961年，陈世阳等从青岛近海分离获得嗜盐性自身固氮菌海洋变种。之后研究逐渐扩大，研究厌氧细菌分离，从胶州湾海泥中获得厌氧光合细菌——纤细红硫菌。70年代中期后10年左右的时间，随着黄岛输油码头的建立，青岛近岸油污事故时有发生，同时胶州湾养殖藻类病害也频频出现。因此，这期间着重开展了环保及与藻类病害有关的研究工作。1979年丁美丽等在国内首次报道有关石油烃降解菌生态研究结果，从胶州湾分离出300余株具有分解石油烃能力的微生物。其中，有5株放线菌，1株酵母菌，其余都是细菌，它们隶属于假单孢杆菌属、不动杆菌属、短杆菌属、产碱杆菌属、棒状菌属、节细菌属、弧菌属，另外还发现有肠道杆菌科及类似奈瑟氏球菌属的革兰氏阴性球菌。1983年，沈世泽等在青岛近海发现有还原络细菌存在。1986年，陈騳经调查胶州湾或海带栽培区在异养菌中褐藻酸降解菌有相当高的比例。1979年和1990年，陈騳等和丁美丽先后在海带病害研究中发现海带病烂与褐藻酸降解菌有关。进入80年代后，中国对虾养殖业迅速发展。对虾疾病频繁发生，有关单位先后开展养殖动物病害研究，并继续进行有关环境保护工作。1983年，王文兴等从青岛太平角及即墨沿海养殖场水样及泥样中分离出弧菌属、假单孢杆菌属、不动杆菌属、棒状杆菌属、微球菌等属的细菌，还从对虾体内分离出一批菌株。它们分别属于弧菌属、棒状杆菌属、假单孢杆菌属、不动杆菌属、产碱杆菌和副溶血性弧菌。此外，钱振懦于1985年发现在青岛近岸水生活着许多对污水细菌具有抑制作用的细菌，如苛求芽孢杆菌、短芽孢杆菌、球形芽孢杆菌、坚强芽孢杆菌、朱红微球菌、李氏微球菌、亮白微球菌和放线菌。徐怀恕等于1989年发现在青岛港钢板桩上附着对钢有腐蚀作用的氧化硫杆菌、排硫杆菌和脱氮杆菌。
钟南山等等还有很多的，对中国都有特别大的贡献
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民间称“扭断腰”、"三道弯"，是山东省三大秧歌之一。胶州秧歌有230多年的历史，清代胶州包烟屯赵姓、马姓两家于1764年逃荒关东，沿途乞讨卖唱，逐渐形成一种边舞边唱的形式。返回故乡后，经多年相传，不断改进，到1863年便基本成型，舞蹈、唱腔、伴奏均有一定程式。演员10人分为鼓子、棒槌、翠花、扇女等5个行当，表演程式有十字梅、大摆队、正挖心、反挖心、两扇门等，伴奏乐器除唢呐外，还有大锣、堂鼓、铙钹、小镲、手锣等，唱腔曲牌有30余个。1860年后，又在胶州秧歌的基础上，创立了秧歌小戏，有35个剧本。1957年，胶州秧歌进京演出，博得好评。嗣后，全国150个文艺团体先后来胶州市学习胶州秧歌，北京民族舞蹈学院还将胶州秧歌列为必修课程。1991年的"中国首届秧歌大赛"中，胶州秧歌获优秀奖。 “胶州秧歌”以其辉煌的艺术魅力蜚声全国，并在2006年成功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胶州大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其舞蹈、音乐曲牌和情节剧在中国秧歌群体中独树一帜。但胶州秧歌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东方红》赏析 摘要：《东方红》不仅是一部壮丽辉煌的中国革命音乐舞蹈史诗，更是一部凝聚了中国最具权威的，著名词曲作家智慧结晶的经典巨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演于1964年，是由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创作歌曲结合组成的，以鲜明感人的艺术形式，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不屈精神，艺术概括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建立红色武装到迎来祖国解放的光辉历程。一经演出，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键词：民族精神 史诗 舞蹈 该舞蹈是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及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成立一周年而特意创作的，作为一个中国人通过对本民族历史特殊时期的回忆，来追溯一种不畏列强、坚韧不屈、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为此选用冼星海的音乐作品《黄河》第四乐章创作一个用中国民间舞的动作为素材，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反法西斯战争民族奋斗史的作品，是二位编导最初的创作动机。 作品《东方红》在创作中有另一种考虑，即能否用汉族民间舞蹈素材，反映民族精神。编导认为，随着新中国民间舞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创作舞台上，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民间舞蹈作品，但是这些作品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地域文化场景下展现的，类似《牧马人》《担鲜藕》这样的作品，它们不约而同地都会带有一个民族或地域强烈的文化专属性特征。那么能否用一个民族或地域舞蹈的动作素材，反映整体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创作者的另一个主要思考点。当他听到《黄河》这段音乐后，决定做一个中国民族民间舞版的《黄河》舞蹈作品。作为交响乐作品《黄河》，无论从音乐的形式与结构，还是从作品内在表达的文化深度与厚度都极具挑战性，用《黄河》音乐编不同舞种的作品，成为许多中国编导的试金石，所以用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动态元素，表现《黄河》这个代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精神典范的音乐作品，成为编导创作的另一个构想。 该舞蹈在动作语汇的选材上，主要以山东鼓子秧歌与胶州秧歌素材为主，这种选材安排按赵铁春的话，是由素材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原因是鼓子秧歌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学院派课堂，气势磅礴、浑厚有力、粗犷豪迈是它的主体审美风格，同时动作幅度之大、表现力度之强是别的舞蹈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在民间舞教材中总结出的稳、沉、抻、韧这几个主体审美要点中，所包含的稳如泰山、纯朴厚重的舞蹈动态感觉，是编导所刻意需求的。同时作为胶州秧歌素材的选用也是如此，由于其动态本身三道弯、扭断腰的阴柔之美，与男性鼓子秧歌素材刚阳的动态审美产生对比的同时，也产生一种互补，这种一对比一互补，无形中为作品的主题凸现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搭配。创作中编导对胶州秧歌动作审美拧、碾、抻、韧，这几个要点并没有都完全地展现，只是用了一个碾字，在胶州秧歌小嫂扭的步伐素材中体现，这种刻意的选择通过不同时空的设计，旨在造成一种源源不断、勇往直前、前赴后继、永不停息的动态感觉，同时也在营造一种千军万马、十面埋伏的舞台意境。 在作品创作的结构设计上，编导在三分之二的篇幅上，用递进式的结构，为一个核心主题造势作铺垫(即通过不同方位的出场、不同时空的调度、不同队形的变化、不同男女交替的舞蹈、不同红绸挥舞的动势，来营造一种壮烈的氛围)。所以无论是男舞者三角形的出场，还是女舞者横排斜线圆形的空间调度，以及舞蹈中间一段男女双人舞与母子双人舞人物形象的捕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多方位、多层次、多变化、多信息传达及推进，来再现中华民族的那种威武不屈、誓死向前的气魄，面对侵略者和敌人斗智斗勇的精神。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不同层次的递进，也在为舞蹈自身的结构高潮作了较完美的铺垫，因为编导的构思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与技术将之体现，所以这种递进式的结构，恰好是在“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的出现将全剧推向高潮点的铺垫。此时当红绸抛向空中，全体演员双膝跪地，迎接那来之不易的胜利时分，从情感线路、动作逻辑、情节表达都在此时到达了一个顶点，而这种以静制动的升华点，恰好是由作品前期递进式的铺垫为基础的。因为前期的铺垫已经聚集了足够的能量，各式各样动的可能也都用过了，这个时候用一种逆其道而行的做法，用静的处理、用地面跪地的动作来体现全作品最终的高潮成为了一种可能。作品在这种递进式推高潮的“起”、“承”过后，接下来就是“转”、“合，，的过程。该作品是这样处理的，即用一段纯净的地面舞蹈展示作品的“转，，接过后，立即又回到作品开头那种前赴后继、不断向前的运动感觉之中，其目的就是对前篇舞蹈“合”的呼应，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民族精神的强化。作品紧接着用一个凝固的造型作为整个作品的结束。当然静态的结尾对比前期动势的营造，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即通过类似英雄纪念碑的群舞造型，制造一种从静态的雕塑展示中，回顾动的历史遗迹，从中折射中华民族的不朽与伟大，应该是作者最后的构想。在综上所述的作品结构设计中看得出编导是花尽心思悉心揣摩的。 另外，在道具的使用上，创作者有他独到的尝试。编导有意识地抛弃鼓子秧歌与胶州秧歌原用的八角鼓与长撇扇，原因是这些东西有很强的地域专属性，不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主体特征，所以经过千思万想之后，编导决定用红绸，原因是红绸有很强烈的符号隐喻，它像黑头发与黄皮肤一样，是中国化的符号，代表中华民族的标识意图，这种代指和标识在赵铁春的《让黑头发和红绸子一起飘起来》一文中可以得到详尽的解释。同时红色象征喜庆也象征着鲜血，而绸子那种柔中带韧的品性，也是中国主流雅士文化所刻意追求的，加之扭秧歌用红绸“扭着秧歌进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编导选择了它。在对红绸的动作选用上编导解释道，我们选择它不是完全地遵守或忠实地传承它原有的动律特征，在使用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对之进行加工改造的，以前用红绸扭秧歌，“扭”是舞蹈动势的主体，而这次我们却刻意地强调用红绸“舞”秧歌，因为“舞”中不但有阴有柔，也有刚有阳，而这种刚柔并进、阴阳相兼，是我们在这个作品中所刻意追求的，而以前的“扭”却永远出不来这个效果。同时用鼓子秧歌的动律、动势舞红绸，会在刚阳有力的动势上造成一种缠绵感，在胶州秧歌上舞红绸也会在阴柔的动律中产生一种力量感，所以这种借用红绸“舞”秧歌的做法，是一种对民间舞资源再利用的新做法，在这个作品上可以说是表达得合情合理。 该作品在创作上，具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汉民族民间舞的动作元素进行了符号化的解释和处理，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地域的舞蹈，它都会带有浓郁的本土特征，而这种本土特征在具有鲜明的风格同时，也会局限这个动作自身的使用空间，因为极强的民族、地域文化专属性，导致它只能在这个文化场景下使用，如用维吾尔族的动作说汉民族的故事比较难。而该作品中编导在不失鼓子秧歌与胶州秧歌动作原貌的同时，将这些动作原有的民族地域特性与文化寓意进行了剥离，将这些动作形式只当作一种遣词造句的词汇，而不再考虑原有的舞种来源、动作本质的意义，从而在表达编导内心的世界的同时，也展示一个民间舞蹈通用化的可能，增大了这些动作的使用空间。按照这种理论，民间舞蹈语汇不但可以表达那个民族、地域的文化本质，也可以成为表达一个主流文化、国家民族主体精神的动态语汇。 该作品荣获1998年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作品银奖、表演三等奖，随着许多中国文化交流使团出演海外，该作具有较大的影响。并在建党80周年文艺晚会《盛世华章》上作为特选节目在中国剧院演出。同时因其独特的民间舞特性，被许多艺术院校吸纳，成为民间舞教学剧目课上的一个重要实习剧目，也被广大的艺术团体所传跳。 参考文献：1.舞蹈者之家 贾安林 《东方红》中国民族民间舞作品赏析 2.郭振建 时代呼唤这样的精品力作———音乐电视《信天游再唱东方红》 3.东方红首都评论报1967年11月11日
一、胶州秧歌舞蹈的起源 种稻插秧是我国农村最重要最普遍的农事劳动,广大劳动人民在从事插秧劳动的同时,创造了秧歌舞,用来消除疲劳,调节气氛,这显示了劳动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密切关系。后来有的农民从插秧、耕田的步法中受到启发,演变出最初的秧歌舞步法。 胶州秧歌,又名“地秧歌”、“跑秧歌”,被称为秧歌的八大流派之一,是山东省三大秧歌(鼓子秧歌、海阳秧歌、胶州秧歌)之一。它主要流传在山东即墨、黄岛、胶南、高密等地区,建国后为了与其它地区的秧歌区别,人们就把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的秧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 二、胶州秧歌舞蹈风格特点的形成 民族民间舞蹈就是指“某个民族和某个地区独有的,具有明显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舞蹈形式。它们源于生活,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表现的也大都是生活中的事物”。①中华民族在山东胶州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了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绚丽的民间舞蹈文化——胶州秧歌舞蹈,而儒学精神和农耕劳动是胶州秧歌风格特点形成的主要因素。人们把这种儒学精神很自然地融入到秧歌的表演中,用“提拧步”、“正反倒钉子拧步”、“嫚扭平步转扇”等动作来表达,其动作充分体现了“儒学精神”的内涵。儒家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的精神从整体上熔炼了胶州秧歌坚韧、挺拔、舒展的舞蹈风貌。在老艺人的加工提炼下,对抗性拧动中的“三道弯”体态、曲线运动路线及快发力、慢延伸的风格特点也就因此形成了。 三、胶州秧歌舞蹈本体风格的特点 胶州秧歌主要是以动力脚的脚掌或脚跟的碾动作为运动的支点,从而使上身扭动,形成在流动中的曲线特征。如正丁字碾步,起法儿时,动力脚抬起向里关,膝盖弯曲也向里关,这就形成了曲线。这也使胶州秧歌的“扭断腰”和在流动中的“三道弯”体态都离不开曲线,体现了当地女性奔放洒脱、外粗内秀的性格特点。 “拧”是物体在空间运动的一种方法。一种是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拧动,另一种是对抗性的拧动。在儒学精神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胶州人民崇尚曲线美的审美心理,这也就出现了女性舞蹈动律的“三道弯”体态,而这种体态又是在拧、碾的同时形成的。因为胶州秧歌的动力根源来自脚下自上而下的的拧、碾,由此延伸到腰,引起肩和髋与其相反方向的扭动,在这种对抗性的拧动中就形成了整体线条上的流动中的“三道弯”体态。山东的胶州地区受齐鲁文化和生活风俗的影响,形成了头部动态最有代表性的腆腮的动态,而且这个腆腮动态的本身就是三道弯中的一道弯,通过这个动态,把胶州女性害羞含蓄、温柔多情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胶州秧歌舞蹈表演的风格与特点 胶州秧歌的角色主要分为“翠花”、“扇女”、“小嫚”、“鼓子”、“棒槌”五种,“翠花”代表青年妇女和姑娘,表演时动作大方、舒展,表现妇女的泼辣、开朗、大方、温柔、娴静的性格。“小嫚”表现的是少女,表演动作天真、活泼、俏丽。“鼓子”和“棒槌”表现的均为中年人和男性青年,“鼓子”潇洒诙谐,“棒槌”英武矫健。这些角色特点融入了胶州秧歌的表演之中,给胶州秧歌增添了很多趣味性的色彩。 手绢和扇子是胶州秧歌常用的道具,它们的由来也颇有趣味。就手绢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纺织手工业是妇女的最主要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缝绣技术成为评价女性聪明与才智的最主要标志。就扇子而言,在封建社会富家少爷常手握扇子,农民很看不惯他们不干活拿着扇子晃来晃去的样子,因此开始时,老艺人把他们的形象丑化的搬到了舞台上。后来经过老艺人的不断加工,淡化了这些内容,有了新的表现内容。扇子也是手语的延伸,并逐渐成为塑造各种不同人物的带有象征意义的道具。 五、胶州秧歌舞蹈的发展和创新 建国初期,舞蹈事业的发展较缓慢,停留在比较滞后的阶段。舞蹈工作者们对老艺人的动作形态只能进行模仿和尝试着跳胶州秧歌,体会其动作的韵律和特点。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大舞蹈工作者勇于创新,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和生命情感的作品。他们以“翠花”、“扇女”、“小嫚”等人物的动态特征和风格特点作为依据和素材,进行加工、整理、提高、升华,把风格特点归结为拧、碾、抻、韧四大方面。舞蹈《摊煎饼的小嫚》(1982年)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代表作,舞蹈从一群姑娘摊煎饼生活的侧面切入,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里的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风采。 九十年代末,舞蹈编导察觉到在现代社会个人意识急剧突现的情况下,传统的胶州秧歌很难被城市人接受,应该使胶州秧歌焕发出现代的气息。这样编导们就开始大胆创新,在胶州秧歌固有的风格基础上融入其它舞种的动律来重新搭建结构,创作出既有传统民族特色又****出现代气息的胶州秧歌作品《一片绿叶》。 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扭断腰”、“三道弯”和“胶州大秧歌”，单从称谓上就能想象到胶州秧歌有着独特的魅力。再看：听见锣鼓点儿，搁下筷子搁下碗；听见秧歌唱，手中活儿放一放；看见秧歌扭，拼上老命瞅一瞅。这一当地人的传唱，是给胶州秧歌一个形象而又真实的写照。胶州秧歌从村头广场登上舞台，走进课堂，并成为高校民间舞课的重要部分。这主要在于她表现出的挺拔、舒展、细腻、刚柔相济的动作质感和齐鲁女性的温柔妩媚、贤淑含蓄、质朴憨厚、坚忍不拔等文化质感。在教学中，要使学生能够恰到好处地舞出胶州秧歌的动律神韵，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不仅要强化其动作的训练，更应注重学生对胶州秧歌的内心体验的训练。一、熟悉胶州大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胶州秧歌萌生于鲁东半岛胶州一带的乡村，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淳朴、厚道。尤其是女性，貌美贤淑，坦诚待人，尊老爱幼，任劳任怨。她们跟男性一起参加农耕生产，流汗于田间地头，欢笑在丰收场上，憧憬着美好生活。同时，还要主持家务，饲养家禽，经受着生活的洗礼。胶州秧歌的许多动作就是从这些朴素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如摊煎饼、颠簸箕、洗衣服等。反映了胶州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艺术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胶州秧歌。山东素称“齐鲁文明之邦”，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孔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另一位大思想家—孟子也诞生在齐鲁大地。后人用他犷辆人的名字命名儒学为“孔孟之道”。儒学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在胶州秧歌中得到充分的渗透。如“刁馒”的动作表现得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这是封建礼教的熏染；“扇女”的动作时收时放，有含苞欲放之感，表现出体贴、上敬下爱、对生活充满向往。而“翠花”的动作是大大咧咧，显得爽快泼辣，尽显“婆婆”威风，却又掩饰不了胸襟开阔、不畏困苦、力挽波折的精神风貌。胶州秧歌是齐鲁儿女生活的描绘、精神的写实、智慧的火花、美的篇章。详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是提高艺术内涵不可缺少的学习内容。二、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动作个性 课堂教学不仅仅要严格规范动作，更重要的是应强调胶州秧歌的“味儿”。这就需要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情感，这是学习胶州秧歌的核心环节。胶州秧歌在人物角色的分配上比较细，传统上分六个行当：膏药客、翠花、扇女、小娱、棒糙和鼓子。在高校舞蹈课堂上，一般主要学习“小馒”、“扇女”、“翠花”三种人物。她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身体挺直，头部微含（含羞），两臂在体侧微夹两肋的站立体态和“三道弯”的动作体态。但是，由于三个角色的年龄段、在家庭中的地位、生活阅历等不同，她们的动态又各具特色。“小馒”指农村小姑娘，其性格特征是活泼，温柔，有朝气。由于尚是未“过来人”，加其受儒家礼教的影响而“羞羞答答”。所以“小馒”的动作多以欢快、扭捏为主，给人以清纯、秀气、细腻之美。“刁边曼三步拧”是这一角色的代表动作，它的由来是模仿旧时裹小脚的少女走路的样子，又像小姑娘撒娇时拧脚甩臂，心里却喜滋滋、情依依的样子。把握住这种神态和情态就容易作出“味儿”来。“扇女”是农村小媳妇的形象，因她在舞蹈中常以扇子、彩巾为道具而得此名。与“小鳗”相比“扇女”已较为成熟，尚存青春气息，追求美满生活，既要精心哺育自己的小宝宝，还要尽心孝敬公婆。因此，其性格特征为积极乐观，温柔贤惠，偶有张扬却不失身份。其动作的个性特征是温柔淑静，舒缓而有朝气，给人以舒展、婀娜、亭亭玉立之美感。“翠花”这个角色（也称“大老婆，’），是农村中老年妇女的形象。她们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其性格爽朗、大方、泼辣。动作特点是幅度大、放得开。如走场动作：上身两臂划“00”字，腰部以上随臂左右扭动，脚上是夸大了的丁字拧步或行进步，给人一种干净利索，甚至是风风火火，然而却又不失温柔、纯朴之美感。 三、分析和掌握胶州秧歌的音乐特点 我国古代“乐”、“舞”是不分开的，“乐”包括“舞”。如“霓赏羽衣舞”叫《霓赏羽衣曲》，唐代的战阵舞蹈称《破阵曲》。今天，尽管音乐和舞蹈成为两门艺术，但舞蹈仍离不开音乐（即使有少数的无音乐舞蹈，也必须有鼓点或脑子里的节奏）。因为，只有音乐创造的听觉形象和形体创造的视觉形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融合，才能构成舞蹈艺术形式。今天课堂上的胶州秧歌是从“扭扭唱唱”的小调秧歌发展而来的，音乐的风格特点和胶州秧歌的动律特征就像歌唱与伴奏一样谐和一致，并相互促进、相互增色。因此，掌握胶州秧歌的音乐特点对把握胶州秧歌的动律特征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一般说来，舞蹈音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写出的，一种是现成的或者是根据现成的音乐进行适当改编的。在日常教学中，一般大都采用现成的音乐。胶州秧歌选用的曲子具有典型的“山东味儿”，但并不是随手拿来一首有“山东味儿”的曲子就可用于胶州秧歌，我们应该从三方面来分析胶州秧歌的音乐特点。（1）旋律特点：旋律线起伏跌宕，曲调婉转细腻，亲切自然，洋溢着内在、朴实之美。（2）节奏特点：多采用四二拍子。有慢板、快板之分，慢板时感觉舒展不呆板，慢而不拖沓；快板时节奏明快、活泼而无急躁感。在音乐中符点和切分用的比较多，这一特点使音乐富有动感和神劲，往往通过音乐节拍的强弱变化，使一些组合动作的神劲儿和扭劲儿表现得淋漓尽致。（3）音乐表达的思想情感：胶州秧歌的音乐大都是通过对家乡的赞美来表现人们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憧憬未来的毫无遮掩的感情宣泄。掌握了以上特点，从而在舞蹈中感受音乐，领会音乐，沉浸在音乐中，让动作像音乐那样流畅，富于歌唱性。另外，在音乐的选择上，除了一些反复使用的传统民间小调以外，应多选择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各个时期的优秀民歌和有处理、有发展变化而又比较完整的音乐，以便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领会音乐的风格和思想情感。 舞蹈艺术包括技术和表现力两个方面。技术是为表现力服务的，没有较好的技术，表现力就会受到制约。但是具备了较好的技术，并不意味着表现力就随之迎刃而解了。因此，学好胶州秧歌绝不单单是熟练地掌握其动作要领，还要以“韵味”为核心，培养学生内心对胶州秧歌的感受力，从而达到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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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弯”在东北秧歌、胶州秧歌中的异同及在教学中的作用[摘要]在汉族民间舞中，秧歌代写论文是人们最常见、最熟悉的一种，也是老百姓最喜爱，自娱性极强的歌舞形式。它主要分为徒步秧歌和高跷秧歌两大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扭”，常常称之为扭秧歌。三道弯是扭出来的,它是一个运动的形态，是人体在扭秧歌的动作中所形成的体态曲线的流程。一般地说，这种曲线是指人体平面运动的曲线，是人体在垂直轴的基础上扭动而产生的横向拉出或折回的结果，并有一种内收和下沉感，给人以“圆”的呈现。本文就东北秧歌和胶州秧歌“三道弯”的异同做一比较，力图通过比较和分析从而更准确的把握这一秧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体态特征及这一体态在秧歌中的审美作用。[关键词]民间舞 “三道弯” 东北秧歌 胶州秧歌一、“三道弯”在一个运动中的形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在众多原因影响下，形成汉族人民自古以来崇尚曲线美的审美心理和汉族民间舞女性动律，“三道弯”体态的共性。在汉族民间舞中，秧歌是人们最常见，最喜爱，自娱性极强的歌舞形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扭”，常常称为“扭秧歌”。“三道弯”是扭出来的，它是一个运动中的形态，是人体扭秧歌的动作中所形成的体态曲线流程。一般的说这种曲线指人体平面运动的曲线，是人体垂直轴的基础上扭动而产生力的横向拉出或折回的结果，并有内收和下沉感，给人以“圆”的呈现。汉族民间舞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三道弯”就存在于任何动作中。但是从动作自身的根源来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的动力根源产生不同的运动方式，而不同的运动方式又会对“三道弯”的异同产生影响。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从东北秧歌和胶州秧歌的“三道弯”异同做一比较，力图通过比较和分析从而更准确的把握这一秧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体态特征。二、什么是胶州秧歌及其胶州秧歌的特点胶州秧歌同其它民间舞蹈一样，有其自身的风格特点。它是以明快、舒展、富于韧劲的舞姿和细腻、泼辣的情感以及流动中特有的“三道弯”体态，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欣赏。我认为胶州秧歌的要领主要突出一个“扭”字上民间表演者踩着锣鼓点，扭的袅袅娜娜、三弯九曲，当地人称为“扭断腰”或“三道弯”。胶州秧歌是流传在鲁南胶县一带的民间广场歌舞，当地人称为“跑秧歌”。胶州秧歌以前表现时踩矮跷，后弃之。舞蹈中女性的动作最有特色。既有山东女性大气爽朗的气质,又热情泼辣而不失北方女性的妩媚。道具以扇子、手绢为主。注重碾、拧、伸、韧、扭。动作强调个性强，讲究“快发力、慢延伸”形态上追求“三道弯”。三、什么是东北秧歌及其特点东北秧歌是东北三省广大地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艺术。它热烈、火爆、逗趣、诙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表演形式，蕴涵着关东人民的审美心态和艺术情趣。目前，我所说的东北秧歌，包括东北高跷秧歌、二人转、地秧歌三部分。早期秧歌是不踩跷的，为了让更多观看者看到表演，逐渐采用了跷的形式。东北秧歌讲究“稳中浪”、“浪中俏”、“俏中艮”。整个舞蹈通过走相、稳相、鼓相以及道具的使用呈现出艺术特色。四、不同的动力根源产生不同的运动方式胶州秧歌的动力根源来自脚下的拧、碾，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力延伸到腰部，在腰部形成一个“相”的中心点，使身体在平面的基础上以腰部为中心在肩部和髋关节处形成一种对抗力，在右肩往前拧的时候，左部髋关节处也相应的往前，两者形成向心的扭。肩、髋两个力点向心的扭动使胶州秧歌“三道弯”体态在横向拉出的同时又具有纵向转动的特点，使“三道弯”体态动律在拧、碾、抻、韧中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力度和实感。东北秧歌的动力根源同样来自于脚下，表现为“艮劲儿”的“步”带动上肢随重点移动的“扭”，波及到手腕的“花”，腰部随脚下“提踢”的重心变化而扭动，形成东北秧歌的“三道弯”体态是平面横向上下起伏的运动方式，表现为稳中浪、划圆动律、肩部和髋关节的扭动是由脚下的移动连带而产生的，而点不发生纵向的拧动关系。五、不同的动力根源受到不同的流变过程胶州秧歌人称跑秧歌，是徒步秧歌的一种，由于它是徒步秧歌，又着重“扭”，要扭的“三道弯”“九动十八态”。俗称“扭断腰”。因此，胶州秧歌的“三道弯”的幅度更大、更夸张。形成了拧、碾中的流动的“三道弯”体态。加之曾有过踩寸子的历史，脚总是以外沿的滚动来完成重心过渡，脚下的拧劲儿促成了膝部的粘劲儿，带动了腰的扭劲儿和手臂的抻劲儿，整体动态给人一种张力。胶州秧歌的“扭”主要是由脚下的“拧”、“碾”而带动整个身体的扭，“扭”的当中形成特有的”三道弯”体态。我认为拧动与力动是相互统一，有机结合的。也因此才构成了胶州秧歌独特的曲线艺术风格。如果没有拧动形成不了胶州秧歌的曲线体态。反之，如果只有拧动而忽略了力动的延伸，那“扭断腰”和“三道弯”体态也就无从说起。所以说，拧动是胶州秧歌的筋骨，力动是血液，曲线则是胶州秧歌的外部形态。三者的有机结合给胶州秧歌的动态美灌注了新的生命力，使得肢体线条的每一部分都显得刚中有柔，透露风韵。东北秧歌主要源于辽南的高跷秧歌，现在教材中的东北秧歌多在徒步上做，但踩跷对形成东北秧歌风格特点的影响之大是非常明显的。在高跷上舞动最重要的是重心的掌握。因此，东北秧歌的动律,体态都围绕着这一形式产生发展的。六、东北秧歌、胶州秧歌“三道弯”审美效应的差异和“三道弯”总体审美效应“三道弯”在汉族民间舞秧歌中具有代表性，它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体。这种动态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很好地表现了女性的特有动态美。具有民族性，是汉族人民审美情趣的产物。胶州秧歌的“三道弯”泼辣中带着舒展，舒展中透着婉转。婀娜多姿，流畅优美。而东北秧歌那种艮劲儿、浪劲儿、美劲儿正是生长在东北平原人民的精神、性格、情趣的集中表现。它的“三道弯”给人以“绕肠三回”之感。七、“三道弯”动律体态在民间舞教学中的作用汉族民间舞女性舞蹈中都有“三道弯”的动律体态，在各舞种的“三道弯”体态中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一个微妙的不同点都来自其所在舞种一系列背景对它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在教学中掌握好各舞种的“三道弯”动律体态，也就找到此舞种的精髓所在。“三道弯”既小又大，有着广泛的内涵。因此，我认为加深对“三道弯”的理解可以在教学中起以下作用：1.正解运用“三道弯”的动律体态可以加深对汉民族审美情趣的理解。2.起到正确掌握各种民间舞女性动作的心理和韵律作用。3.从“三道弯”体态入手，追求形似，神似的艺术表演境界。参考文献： [1]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2]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编.论中国民间艺术.山东友谊出版社.
《东方红》赏析 摘要：《东方红》不仅是一部壮丽辉煌的中国革命音乐舞蹈史诗，更是一部凝聚了中国最具权威的，著名词曲作家智慧结晶的经典巨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演于1964年，是由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创作歌曲结合组成的，以鲜明感人的艺术形式，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不屈精神，艺术概括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建立红色武装到迎来祖国解放的光辉历程。一经演出，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键词：民族精神 史诗 舞蹈 该舞蹈是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及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成立一周年而特意创作的，作为一个中国人通过对本民族历史特殊时期的回忆，来追溯一种不畏列强、坚韧不屈、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为此选用冼星海的音乐作品《黄河》第四乐章创作一个用中国民间舞的动作为素材，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反法西斯战争民族奋斗史的作品，是二位编导最初的创作动机。 作品《东方红》在创作中有另一种考虑，即能否用汉族民间舞蹈素材，反映民族精神。编导认为，随着新中国民间舞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创作舞台上，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民间舞蹈作品，但是这些作品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地域文化场景下展现的，类似《牧马人》《担鲜藕》这样的作品，它们不约而同地都会带有一个民族或地域强烈的文化专属性特征。那么能否用一个民族或地域舞蹈的动作素材，反映整体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创作者的另一个主要思考点。当他听到《黄河》这段音乐后，决定做一个中国民族民间舞版的《黄河》舞蹈作品。作为交响乐作品《黄河》，无论从音乐的形式与结构，还是从作品内在表达的文化深度与厚度都极具挑战性，用《黄河》音乐编不同舞种的作品，成为许多中国编导的试金石，所以用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动态元素，表现《黄河》这个代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精神典范的音乐作品，成为编导创作的另一个构想。 该舞蹈在动作语汇的选材上，主要以山东鼓子秧歌与胶州秧歌素材为主，这种选材安排按赵铁春的话，是由素材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原因是鼓子秧歌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学院派课堂，气势磅礴、浑厚有力、粗犷豪迈是它的主体审美风格，同时动作幅度之大、表现力度之强是别的舞蹈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在民间舞教材中总结出的稳、沉、抻、韧这几个主体审美要点中，所包含的稳如泰山、纯朴厚重的舞蹈动态感觉，是编导所刻意需求的。同时作为胶州秧歌素材的选用也是如此，由于其动态本身三道弯、扭断腰的阴柔之美，与男性鼓子秧歌素材刚阳的动态审美产生对比的同时，也产生一种互补，这种一对比一互补，无形中为作品的主题凸现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搭配。创作中编导对胶州秧歌动作审美拧、碾、抻、韧，这几个要点并没有都完全地展现，只是用了一个碾字，在胶州秧歌小嫂扭的步伐素材中体现，这种刻意的选择通过不同时空的设计，旨在造成一种源源不断、勇往直前、前赴后继、永不停息的动态感觉，同时也在营造一种千军万马、十面埋伏的舞台意境。 在作品创作的结构设计上，编导在三分之二的篇幅上，用递进式的结构，为一个核心主题造势作铺垫(即通过不同方位的出场、不同时空的调度、不同队形的变化、不同男女交替的舞蹈、不同红绸挥舞的动势，来营造一种壮烈的氛围)。所以无论是男舞者三角形的出场，还是女舞者横排斜线圆形的空间调度，以及舞蹈中间一段男女双人舞与母子双人舞人物形象的捕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多方位、多层次、多变化、多信息传达及推进，来再现中华民族的那种威武不屈、誓死向前的气魄，面对侵略者和敌人斗智斗勇的精神。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不同层次的递进，也在为舞蹈自身的结构高潮作了较完美的铺垫，因为编导的构思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与技术将之体现，所以这种递进式的结构，恰好是在“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的出现将全剧推向高潮点的铺垫。此时当红绸抛向空中，全体演员双膝跪地，迎接那来之不易的胜利时分，从情感线路、动作逻辑、情节表达都在此时到达了一个顶点，而这种以静制动的升华点，恰好是由作品前期递进式的铺垫为基础的。因为前期的铺垫已经聚集了足够的能量，各式各样动的可能也都用过了，这个时候用一种逆其道而行的做法，用静的处理、用地面跪地的动作来体现全作品最终的高潮成为了一种可能。作品在这种递进式推高潮的“起”、“承”过后，接下来就是“转”、“合，，的过程。该作品是这样处理的，即用一段纯净的地面舞蹈展示作品的“转，，接过后，立即又回到作品开头那种前赴后继、不断向前的运动感觉之中，其目的就是对前篇舞蹈“合”的呼应，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民族精神的强化。作品紧接着用一个凝固的造型作为整个作品的结束。当然静态的结尾对比前期动势的营造，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即通过类似英雄纪念碑的群舞造型，制造一种从静态的雕塑展示中，回顾动的历史遗迹，从中折射中华民族的不朽与伟大，应该是作者最后的构想。在综上所述的作品结构设计中看得出编导是花尽心思悉心揣摩的。 另外，在道具的使用上，创作者有他独到的尝试。编导有意识地抛弃鼓子秧歌与胶州秧歌原用的八角鼓与长撇扇，原因是这些东西有很强的地域专属性，不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主体特征，所以经过千思万想之后，编导决定用红绸，原因是红绸有很强烈的符号隐喻，它像黑头发与黄皮肤一样，是中国化的符号，代表中华民族的标识意图，这种代指和标识在赵铁春的《让黑头发和红绸子一起飘起来》一文中可以得到详尽的解释。同时红色象征喜庆也象征着鲜血，而绸子那种柔中带韧的品性，也是中国主流雅士文化所刻意追求的，加之扭秧歌用红绸“扭着秧歌进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编导选择了它。在对红绸的动作选用上编导解释道，我们选择它不是完全地遵守或忠实地传承它原有的动律特征，在使用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对之进行加工改造的，以前用红绸扭秧歌，“扭”是舞蹈动势的主体，而这次我们却刻意地强调用红绸“舞”秧歌，因为“舞”中不但有阴有柔，也有刚有阳，而这种刚柔并进、阴阳相兼，是我们在这个作品中所刻意追求的，而以前的“扭”却永远出不来这个效果。同时用鼓子秧歌的动律、动势舞红绸，会在刚阳有力的动势上造成一种缠绵感，在胶州秧歌上舞红绸也会在阴柔的动律中产生一种力量感，所以这种借用红绸“舞”秧歌的做法，是一种对民间舞资源再利用的新做法，在这个作品上可以说是表达得合情合理。 该作品在创作上，具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汉民族民间舞的动作元素进行了符号化的解释和处理，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地域的舞蹈，它都会带有浓郁的本土特征，而这种本土特征在具有鲜明的风格同时，也会局限这个动作自身的使用空间，因为极强的民族、地域文化专属性，导致它只能在这个文化场景下使用，如用维吾尔族的动作说汉民族的故事比较难。而该作品中编导在不失鼓子秧歌与胶州秧歌动作原貌的同时，将这些动作原有的民族地域特性与文化寓意进行了剥离，将这些动作形式只当作一种遣词造句的词汇，而不再考虑原有的舞种来源、动作本质的意义，从而在表达编导内心的世界的同时，也展示一个民间舞蹈通用化的可能，增大了这些动作的使用空间。按照这种理论，民间舞蹈语汇不但可以表达那个民族、地域的文化本质，也可以成为表达一个主流文化、国家民族主体精神的动态语汇。 该作品荣获1998年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作品银奖、表演三等奖，随着许多中国文化交流使团出演海外，该作具有较大的影响。并在建党80周年文艺晚会《盛世华章》上作为特选节目在中国剧院演出。同时因其独特的民间舞特性，被许多艺术院校吸纳，成为民间舞教学剧目课上的一个重要实习剧目，也被广大的艺术团体所传跳。 参考文献：1.舞蹈者之家 贾安林 《东方红》中国民族民间舞作品赏析 2.郭振建 时代呼唤这样的精品力作———音乐电视《信天游再唱东方红》 3.东方红首都评论报1967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