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长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长青（又作长清、长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龙杂记》，是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对《文心雕龙》逐篇加以校注（仅《议对》《才略》两篇未曾论及），内容包括主旨阐发、文字校勘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驳正。尽管其内容稍显单薄，分析尚欠周详，但依然是现代龙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书原为私人自印本（版权页上所署发行者为“福州铺前顶程厝巷叶宅”），故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目前仅见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书中议论多有征引，而诸多龙学史专著却并无论及。本文拟钩稽相关史料，对其撰述背景和学术特点略作绍介平议。
一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科目内明确列有“古人论文要言”，规定授课内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说明《文心雕龙》等传统诗文评著作已经被正式纳入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用于进行专业的文学教育。根据1933年编纂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在该校当时的课程表中，选修科辞章类的“文学批评”一项里确实依照规定列有《文心雕龙》这门课程。由此不难推知，《文心雕龙杂记》原本是叶长青为教学之需而编著的一部讲义。
《文心雕龙杂记》卷首冠有陈衍、黄翼云所撰两篇序言，对此书多有褒奖。陈氏在序中说：“长青富著述，近又出视《文心雕龙杂记》，其所献替，虽使彦和复生，亦当俯首，纪河间以下毋论矣。读刘著者，可断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书议论精当，不但刘勰应当俯首拜服，纪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见绌。黄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样提到：“长青叶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钞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疏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至惬当可传。”对其在校勘、疏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为称赏。然而揆诸事实，却令人感到两人所言均有揄扬失当之嫌。叶氏虽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对《文心雕龙》加以勘订，却仅是罗列异同而并未判定是非；虽然征引过明清以来多家论说，但自己所做评断阐发其实并不多。陈、黄两位如此推许，固然有出于礼节考虑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缘故；不过与此同时，恐怕还应该注意到此书原属于课堂讲义，其主要作用是为课堂讲授提示线索，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题发挥。因而只需粗陈梗概便已足够，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对此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前提。
陈衍此前对叶长青还有过另一番评价，因为涉及到《文心雕龙杂记》的学术渊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讨。他在1931年与前去拜望的钱钟书闲谈起叶氏，称其“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叶氏所著颇多鄙薄贬斥，就和自己在书序中的论调截然相反。其称赏固然多有溢言虚美，其苛责也不尽符合事实。叶氏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确实因为喜好诗文、勤于治学而经常向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的陈衍问学请益；而叶氏至无锡国专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长唐文治大力推荐，聘请陈衍担任该校专任讲师，足见师生之间情谊颇深。在编撰《文心雕龙杂记》的同时，叶氏另著有《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同样作为授课时使用的讲义。陈衍所说的“《文心雕龙》《诗品》二注”，显然就是指这两部书而言。在《钟嵘诗品集释》中确实引述过陈衍的不少意见，书后所附《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陈氏所撰《钟嵘诗品平议》和《诗学概论》。但在《文心雕龙杂记》中，却并无一言提及陈衍。就两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叶长青确实参考过陈氏的论著，绝无可能故意干没，或是讳而不言；陈衍更不会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隐忍不言。因此，陈氏所谓“拾余牙慧”，只是指《钟嵘诗品集释》而言，《文心雕龙杂记》不过是连带而及罢了。
尽管《文心雕龙杂记》并非如陈衍所说的那样“拾余牙慧”，可的确参考过不少前人论著。仔细寻绎书中透露的诸多线索，结合叶长青的治学经历，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见其学术渊源。叶氏世居福建，叶长青自少及长又都在厦门求学，故与福建籍学者多有联系。《文心雕龙杂记》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贯同为侯官的吴曾祺所撰《涵芬楼文谈》。吴氏早年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协助筹建涵芬楼图书馆，不但利用馆藏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还“就平生所得笔之于编”，汇为《涵芬楼文谈》。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书，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所发议论也每每依傍刘勰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叶长青早年问学于吴曾祺，吴氏在为其所著《闽方言考》（中华书局1922年版）作序时，格外称许他“年少耆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见对其青睐有加。《文心雕龙杂记》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先师吴翌亭先生”，且对其议论深表赞同，没有任何批评商榷。另一位受到叶长青推崇的福建籍学者则是林纾。林氏所著《春觉斋论文》系统研讨文章写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叶长青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林畏庐太世丈”，也未曾有过任何指摘商讨。
除了吴、林两位前辈乡贤，《文心雕龙杂记》中还征引过不少近现代学者的意见，同样能透露出特定的学术因缘。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和刘师培，相继讲授过《文心雕龙》，并分别有《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讲录》流传于世。叶长青在1927年时考取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尽管黄侃早在1919年就已离开北大，刘师培也在同年辞世。但就常情推测，叶长青对北大知名教授的论著不会不加以特别的关注，对两人论说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的钱基博，和叶长青有过一段较长的共事经历。钱氏也开设过《文心雕龙》课程，其《文心雕龙校读记》虽然要到1935年才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第十种正式出版，但叶长青在《杂记》中已经引述过其中不少片段，并称其为“吾友钱基博”，从中不难推想双方交谊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论说时，叶长青并非全盘接受，有时也会加以补正辩驳。清人纪昀所评《文心雕龙》在后世影响深远，叶氏在借鉴参考之余，也对其疏失提出过批评。如《文心雕龙·练字》篇强调撰写文章时，必须做到“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针对“调单复”一项，刘勰分析说：“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所谓“单复”“肥瘠”，当指文字笔画的繁简；所谓“累句”“积文”，则指笔画数相近的字积聚在一起。而纪氏有评语道：“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误解了《文心雕龙》的行文脉络，将此与刘勰在讨论“权重出”时所说的“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混为一谈，以为“复”指前后文字重复，而“累”指牵累拖累。叶长青对此加以指正：“‘单复’论字画之繁简，其病相等，无所谓小大。‘累句’与下‘积文’相对，‘累’读上声。纪氏误为去声矣。至‘两字俱要，宁在相犯’，乃重出之事，与此条何涉？”要言不烦地匡正了纪昀的疏漏，对于确切了解原文颇有助益。
晚清孙诒让所撰《札迻》是校勘学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虽仅有十余条，却以考订精审而著称。《文心雕龙·奏启》篇末赞语有云：“皂饬司直。”孙氏有校语云：“‘饬’，疑当作‘袀’。《续汉书·舆服志》云宗庙‘均服袀玄’，刘注云：‘《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曰：“袀，皂服。”‘皂袀’，即‘袀玄’也。”今人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均采纳其说。叶长青在引述其说后则有按语称：“孙说非是。袀为戎服，何与奏启？”所云“袀为戎服”，系据顾野王《玉篇》所释。而作为孙诒让重要佐证的左思《吴都赋》注，其正文原作“六军袀服”，据李善注：“《左氏传》曰：‘袀服振振。’”所引《左传》见僖公五年。而今本作“袀服振振”，杜预注：“戎事，上下同服。”陆德明《释文》：“均，如字，同也。字书作袀，音同。”可见叶氏提出的疑问确然有据，而孙氏所作校改颇为牵强，不能轻易采信。
除了纪昀、孙诒让等前代学者，叶长青对同时代学者的意见也时予商讨。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夸饰》篇中全文引录章太炎所撰《征信论》，认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叶氏对此颇不以为然，强调说：“夸饰乃文章应有之事。黄侃引其师章君《征信论》以释兹篇，殊为未当。征信辨事实之情伪，何与夸饰？所谓‘酌诗书之旷旨，剪杨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饰又安可废哉？篇中历举汉赋，意在惩侈，亦其旨也。”认为章氏论旨与刘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会。另如《文心雕龙·乐府》曾提及汉武帝时“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对此并无诠说。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中依据《汉书·佞幸传》所载“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认为此处“‘朱马’当是‘司马’之误”。叶氏则辩驳道：“近人范文澜谓‘朱马’当为‘司马’之误，非也。唐写本正作‘朱马’，下文‘缪朱所致’一语，亦可证。”根据唐写本指出范氏之说不可信从，且从书中寻找内证来证成己说（按：叶氏所言“缪朱所致”亦据唐写本，今本《文心雕龙》作“缪袭所致”）。范氏后来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参酌陈汉章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认为“朱或是朱买臣”，“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叶氏的研讨虽不及其细致深入，所作判断则准确无误。
二
除了援据诸家议论，间或加以商榷驳正之外，叶长青对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时有措意，或诠释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义，或校订文字讹误，都有一些较为独到的心得，值得参考借鉴。兹各举一例，略作阐述。
刘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结构特点，“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当于自序而可暂置勿论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实际上处于全书殿后压阵的位置，其作用无疑不容小觑。但前人往往未能尽窥其深意，纪昀就浮泛地以为“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叶长青对此篇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周详缜密的分析：“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无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从华实相辅的角度，认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体阐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则论述文人的品德和识见，应该等量齐观，相互参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从道器贯通的角度，认为《程器》篇与首篇《原道》遥相呼应，体现出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终极要求，以及在结构安排上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研讨言之有据，鞭辟入里，颇能启人深思。在此之后，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更是整段迻录这番议论，足以说明叶氏在此颇有见地。
刘勰在讨论各体文章的写作之道时，会逐一追溯其源流嬗变。由于涉及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又都需要归结至“文能宗经”的主旨，有时不免令人颇感费解。如《论说》篇提到“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举毛苌、孔安国、郑玄、王弼等各家经注为例，认为这些著作“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然而注释典籍毕竟和撰作文章的情况不同，刘勰所言似乎颇为牵强，纪昀就认为“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叶长青则细予考辨：“注释者依文敷义，分别训诂，文虽散杂，然总会全注则论矣。《世说新语·文学》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可证。又《朱子语类》：‘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作文。’亦可证。”不但从体式上推究刘勰立论的依据所在，指出将典籍中分散的注释整合连缀，仍然具有“论”体的特点，还援引《世说新语》中的事例和《朱子语类》中的议论作为佐证，对于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便迻录了这段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文心雕龙》版本繁多，讹脱误衍的情况较为严重。叶长青虽然利用唐写本做过了一些文字校订，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或许也与课程性质有关，并未广搜各本，详勘异同。不过他对文字学、训诂学一直都持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就撰有《闽方言考》《文字学名词诠释》等。在《文心雕龙杂记》中，也偶尔可见他针对文字校订所做的探讨。如《序志》篇中有云“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叶氏有按语云：“‘采’疑作‘釆’。‘釆’，辨也。‘釆’‘采’形近而误。此即‘毛举其目’之意。”虽然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但形近致误的情况在《文心雕龙》中并非鲜见。叶氏在此适当运用理校，所述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三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叶长青先后开设过不少专书研读课程，除了《文心雕龙》之外，还有《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并撰有《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和《汉书艺文志问答》等相关著述。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动了他对《文心雕龙》的细致研究，彼此之间构成前后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论说，间或加以按断，基本反映了当时《诗品》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诗品》与《文心雕龙》同时出现于齐梁时期，后世学者往往会对两者加以比较，叶氏当然也不例外。如刘勰在《明诗》篇中历数诗歌发展的源流递嬗，《文心雕龙杂记》中就屡屡引录钟嵘《诗品》作为参照，并有按语称：“彦和、记室，各有短长，此自仁智之见耳。”又如在《事类》篇中，叶氏征引《诗品序》中“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等议论，指出“语虽论诗，实与彦和相发。兹篇亦针砭时弊者”。既提示读者比较刘勰、钟嵘意见的异同，又指出双方殊途同归的特点。
《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过唐文治“文词博雅，意义纯正”（《文史通义注》引“唐蔚芝先生评”）的佳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龙》的学术渊源，认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说，又批评道：“章氏此说，未免厚诬彦和。《文心》开宗明义已揭橥文德，而《论衡》所著尚属在前。至谓本陆机而立论，尤为无据。《序志》篇固讥士衡‘照隅隙而鲜观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闻见不周，王充在《论衡》中对“文德”早有论述；另一方面则批评章氏立论偏颇，刘勰对陆机并非全盘承袭，而是多有批驳。其后在《文史通义注》中，他也同样强调“刘氏《文心》非所取于陆氏，章氏误矣”，两处所论恰可比观参照。尽管有时在《杂记》中并未明言，其实也参考过章学诚的意见。如《文心雕龙·杂文》篇在追溯连珠体的缘起时说：“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叶氏有注释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本自《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叶氏在《文史通义注》中又针对章氏的这个意见施加按语说：“今韩非书无‘连珠’之目，《文选》注：‘傅玄叙《连珠》曰：“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对于了解“连珠”体的发展嬗变也可作为参考。
《汉书艺文志问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国专月刊》上连载，至1940年才结集成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叶氏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对其研讨《文心雕龙》同样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荆轲论》五篇”，据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见司马相如所撰究竟是“赞”还是“论”，刘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无法做出判断。近人李详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说：“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采入《颂赞》篇。若原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认为刘勰所见《汉书》与今本文字不同，试图以此来折衷调和“论”“赞”之间的差异。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中则索性不予深究，认为司马相如之作“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叶长青在《杂记》中虽然引录李氏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并不认可，而是另作辨析：“论赞之论，与论说不同。相如曰论，班固曰赞，其实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则王隐曰议，刘昞曰奏，将入《奏启》《议对》之篇耶？”指出《荆轲论》之“论”当指“论赞”而言，因此“论”“赞”二者并无差别，班固和刘勰之间并无矛盾。他所举证的“王隐曰议”云云，实际上出自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刘氏指出历代史著中所附论赞的名称并不一致，“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叶氏借此来反驳李详的说法，自然极有说服力。其后在《汉书艺文志问答》中又涉及这一问题，叶氏再次强调“论、赞同实异名”，并明确征引《史通·论赞》篇作为佐证，和《文心雕龙杂记》所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知叶长青在治学方面涉猎颇广，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潜心钻研，为其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鉴。而在具体讲授《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各种专书时，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够彼此参证，形成前后贯通、相互交织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杂记》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叶长青在治学方法上对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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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长青（又作长清、长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龙杂记》，是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对《文心雕龙》逐篇加以校注（仅《议对》《才略》两篇未曾论及），内容包括主旨阐发、文字校勘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驳正。尽管其内容稍显单薄，分析尚欠周详，但依然是现代龙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书原为私人自印本（版权页上所署发行者为“福州铺前顶程厝巷叶宅”），故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目前仅见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书中议论多有征引，而诸多龙学史专著却并无论及。本文拟钩稽相关史料，对其撰述背景和学术特点略作绍介平议。
一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科目内明确列有“古人论文要言”，规定授课内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说明《文心雕龙》等传统诗文评著作已经被正式纳入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用于进行专业的文学教育。根据1933年编纂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在该校当时的课程表中，选修科辞章类的“文学批评”一项里确实依照规定列有《文心雕龙》这门课程。由此不难推知，《文心雕龙杂记》原本是叶长青为教学之需而编著的一部讲义。
《文心雕龙杂记》卷首冠有陈衍、黄翼云所撰两篇序言，对此书多有褒奖。陈氏在序中说：“长青富著述，近又出视《文心雕龙杂记》，其所献替，虽使彦和复生，亦当俯首，纪河间以下毋论矣。读刘著者，可断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书议论精当，不但刘勰应当俯首拜服，纪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见绌。黄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样提到：“长青叶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钞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疏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至惬当可传。”对其在校勘、疏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为称赏。然而揆诸事实，却令人感到两人所言均有揄扬失当之嫌。叶氏虽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对《文心雕龙》加以勘订，却仅是罗列异同而并未判定是非；虽然征引过明清以来多家论说，但自己所做评断阐发其实并不多。陈、黄两位如此推许，固然有出于礼节考虑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缘故；不过与此同时，恐怕还应该注意到此书原属于课堂讲义，其主要作用是为课堂讲授提示线索，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题发挥。因而只需粗陈梗概便已足够，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对此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前提。
陈衍此前对叶长青还有过另一番评价，因为涉及到《文心雕龙杂记》的学术渊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讨。他在1931年与前去拜望的钱钟书闲谈起叶氏，称其“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叶氏所著颇多鄙薄贬斥，就和自己在书序中的论调截然相反。其称赏固然多有溢言虚美，其苛责也不尽符合事实。叶氏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确实因为喜好诗文、勤于治学而经常向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的陈衍问学请益；而叶氏至无锡国专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长唐文治大力推荐，聘请陈衍担任该校专任讲师，足见师生之间情谊颇深。在编撰《文心雕龙杂记》的同时，叶氏另著有《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同样作为授课时使用的讲义。陈衍所说的“《文心雕龙》《诗品》二注”，显然就是指这两部书而言。在《钟嵘诗品集释》中确实引述过陈衍的不少意见，书后所附《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陈氏所撰《钟嵘诗品平议》和《诗学概论》。但在《文心雕龙杂记》中，却并无一言提及陈衍。就两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叶长青确实参考过陈氏的论著，绝无可能故意干没，或是讳而不言；陈衍更不会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隐忍不言。因此，陈氏所谓“拾余牙慧”，只是指《钟嵘诗品集释》而言，《文心雕龙杂记》不过是连带而及罢了。
尽管《文心雕龙杂记》并非如陈衍所说的那样“拾余牙慧”，可的确参考过不少前人论著。仔细寻绎书中透露的诸多线索，结合叶长青的治学经历，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见其学术渊源。叶氏世居福建，叶长青自少及长又都在厦门求学，故与福建籍学者多有联系。《文心雕龙杂记》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贯同为侯官的吴曾祺所撰《涵芬楼文谈》。吴氏早年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协助筹建涵芬楼图书馆，不但利用馆藏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还“就平生所得笔之于编”，汇为《涵芬楼文谈》。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书，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所发议论也每每依傍刘勰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叶长青早年问学于吴曾祺，吴氏在为其所著《闽方言考》（中华书局1922年版）作序时，格外称许他“年少耆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见对其青睐有加。《文心雕龙杂记》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先师吴翌亭先生”，且对其议论深表赞同，没有任何批评商榷。另一位受到叶长青推崇的福建籍学者则是林纾。林氏所著《春觉斋论文》系统研讨文章写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叶长青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林畏庐太世丈”，也未曾有过任何指摘商讨。
除了吴、林两位前辈乡贤，《文心雕龙杂记》中还征引过不少近现代学者的意见，同样能透露出特定的学术因缘。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和刘师培，相继讲授过《文心雕龙》，并分别有《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讲录》流传于世。叶长青在1927年时考取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尽管黄侃早在1919年就已离开北大，刘师培也在同年辞世。但就常情推测，叶长青对北大知名教授的论著不会不加以特别的关注，对两人论说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的钱基博，和叶长青有过一段较长的共事经历。钱氏也开设过《文心雕龙》课程，其《文心雕龙校读记》虽然要到1935年才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第十种正式出版，但叶长青在《杂记》中已经引述过其中不少片段，并称其为“吾友钱基博”，从中不难推想双方交谊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论说时，叶长青并非全盘接受，有时也会加以补正辩驳。清人纪昀所评《文心雕龙》在后世影响深远，叶氏在借鉴参考之余，也对其疏失提出过批评。如《文心雕龙·练字》篇强调撰写文章时，必须做到“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针对“调单复”一项，刘勰分析说：“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所谓“单复”“肥瘠”，当指文字笔画的繁简；所谓“累句”“积文”，则指笔画数相近的字积聚在一起。而纪氏有评语道：“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误解了《文心雕龙》的行文脉络，将此与刘勰在讨论“权重出”时所说的“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混为一谈，以为“复”指前后文字重复，而“累”指牵累拖累。叶长青对此加以指正：“‘单复’论字画之繁简，其病相等，无所谓小大。‘累句’与下‘积文’相对，‘累’读上声。纪氏误为去声矣。至‘两字俱要，宁在相犯’，乃重出之事，与此条何涉？”要言不烦地匡正了纪昀的疏漏，对于确切了解原文颇有助益。
晚清孙诒让所撰《札迻》是校勘学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虽仅有十余条，却以考订精审而著称。《文心雕龙·奏启》篇末赞语有云：“皂饬司直。”孙氏有校语云：“‘饬’，疑当作‘袀’。《续汉书·舆服志》云宗庙‘均服袀玄’，刘注云：‘《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曰：“袀，皂服。”‘皂袀’，即‘袀玄’也。”今人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均采纳其说。叶长青在引述其说后则有按语称：“孙说非是。袀为戎服，何与奏启？”所云“袀为戎服”，系据顾野王《玉篇》所释。而作为孙诒让重要佐证的左思《吴都赋》注，其正文原作“六军袀服”，据李善注：“《左氏传》曰：‘袀服振振。’”所引《左传》见僖公五年。而今本作“袀服振振”，杜预注：“戎事，上下同服。”陆德明《释文》：“均，如字，同也。字书作袀，音同。”可见叶氏提出的疑问确然有据，而孙氏所作校改颇为牵强，不能轻易采信。
除了纪昀、孙诒让等前代学者，叶长青对同时代学者的意见也时予商讨。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夸饰》篇中全文引录章太炎所撰《征信论》，认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叶氏对此颇不以为然，强调说：“夸饰乃文章应有之事。黄侃引其师章君《征信论》以释兹篇，殊为未当。征信辨事实之情伪，何与夸饰？所谓‘酌诗书之旷旨，剪杨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饰又安可废哉？篇中历举汉赋，意在惩侈，亦其旨也。”认为章氏论旨与刘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会。另如《文心雕龙·乐府》曾提及汉武帝时“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对此并无诠说。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中依据《汉书·佞幸传》所载“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认为此处“‘朱马’当是‘司马’之误”。叶氏则辩驳道：“近人范文澜谓‘朱马’当为‘司马’之误，非也。唐写本正作‘朱马’，下文‘缪朱所致’一语，亦可证。”根据唐写本指出范氏之说不可信从，且从书中寻找内证来证成己说（按：叶氏所言“缪朱所致”亦据唐写本，今本《文心雕龙》作“缪袭所致”）。范氏后来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参酌陈汉章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认为“朱或是朱买臣”，“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叶氏的研讨虽不及其细致深入，所作判断则准确无误。
二
除了援据诸家议论，间或加以商榷驳正之外，叶长青对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时有措意，或诠释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义，或校订文字讹误，都有一些较为独到的心得，值得参考借鉴。兹各举一例，略作阐述。
刘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结构特点，“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当于自序而可暂置勿论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实际上处于全书殿后压阵的位置，其作用无疑不容小觑。但前人往往未能尽窥其深意，纪昀就浮泛地以为“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叶长青对此篇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周详缜密的分析：“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无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从华实相辅的角度，认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体阐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则论述文人的品德和识见，应该等量齐观，相互参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从道器贯通的角度，认为《程器》篇与首篇《原道》遥相呼应，体现出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终极要求，以及在结构安排上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研讨言之有据，鞭辟入里，颇能启人深思。在此之后，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更是整段迻录这番议论，足以说明叶氏在此颇有见地。
刘勰在讨论各体文章的写作之道时，会逐一追溯其源流嬗变。由于涉及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又都需要归结至“文能宗经”的主旨，有时不免令人颇感费解。如《论说》篇提到“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举毛苌、孔安国、郑玄、王弼等各家经注为例，认为这些著作“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然而注释典籍毕竟和撰作文章的情况不同，刘勰所言似乎颇为牵强，纪昀就认为“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叶长青则细予考辨：“注释者依文敷义，分别训诂，文虽散杂，然总会全注则论矣。《世说新语·文学》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可证。又《朱子语类》：‘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作文。’亦可证。”不但从体式上推究刘勰立论的依据所在，指出将典籍中分散的注释整合连缀，仍然具有“论”体的特点，还援引《世说新语》中的事例和《朱子语类》中的议论作为佐证，对于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便迻录了这段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文心雕龙》版本繁多，讹脱误衍的情况较为严重。叶长青虽然利用唐写本做过了一些文字校订，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或许也与课程性质有关，并未广搜各本，详勘异同。不过他对文字学、训诂学一直都持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就撰有《闽方言考》《文字学名词诠释》等。在《文心雕龙杂记》中，也偶尔可见他针对文字校订所做的探讨。如《序志》篇中有云“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叶氏有按语云：“‘采’疑作‘釆’。‘釆’，辨也。‘釆’‘采’形近而误。此即‘毛举其目’之意。”虽然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但形近致误的情况在《文心雕龙》中并非鲜见。叶氏在此适当运用理校，所述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三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叶长青先后开设过不少专书研读课程，除了《文心雕龙》之外，还有《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并撰有《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和《汉书艺文志问答》等相关著述。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动了他对《文心雕龙》的细致研究，彼此之间构成前后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论说，间或加以按断，基本反映了当时《诗品》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诗品》与《文心雕龙》同时出现于齐梁时期，后世学者往往会对两者加以比较，叶氏当然也不例外。如刘勰在《明诗》篇中历数诗歌发展的源流递嬗，《文心雕龙杂记》中就屡屡引录钟嵘《诗品》作为参照，并有按语称：“彦和、记室，各有短长，此自仁智之见耳。”又如在《事类》篇中，叶氏征引《诗品序》中“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等议论，指出“语虽论诗，实与彦和相发。兹篇亦针砭时弊者”。既提示读者比较刘勰、钟嵘意见的异同，又指出双方殊途同归的特点。
《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过唐文治“文词博雅，意义纯正”（《文史通义注》引“唐蔚芝先生评”）的佳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龙》的学术渊源，认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说，又批评道：“章氏此说，未免厚诬彦和。《文心》开宗明义已揭橥文德，而《论衡》所著尚属在前。至谓本陆机而立论，尤为无据。《序志》篇固讥士衡‘照隅隙而鲜观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闻见不周，王充在《论衡》中对“文德”早有论述；另一方面则批评章氏立论偏颇，刘勰对陆机并非全盘承袭，而是多有批驳。其后在《文史通义注》中，他也同样强调“刘氏《文心》非所取于陆氏，章氏误矣”，两处所论恰可比观参照。尽管有时在《杂记》中并未明言，其实也参考过章学诚的意见。如《文心雕龙·杂文》篇在追溯连珠体的缘起时说：“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叶氏有注释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本自《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叶氏在《文史通义注》中又针对章氏的这个意见施加按语说：“今韩非书无‘连珠’之目，《文选》注：‘傅玄叙《连珠》曰：“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对于了解“连珠”体的发展嬗变也可作为参考。
《汉书艺文志问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国专月刊》上连载，至1940年才结集成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叶氏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对其研讨《文心雕龙》同样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荆轲论》五篇”，据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见司马相如所撰究竟是“赞”还是“论”，刘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无法做出判断。近人李详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说：“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采入《颂赞》篇。若原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认为刘勰所见《汉书》与今本文字不同，试图以此来折衷调和“论”“赞”之间的差异。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中则索性不予深究，认为司马相如之作“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叶长青在《杂记》中虽然引录李氏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并不认可，而是另作辨析：“论赞之论，与论说不同。相如曰论，班固曰赞，其实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则王隐曰议，刘昞曰奏，将入《奏启》《议对》之篇耶？”指出《荆轲论》之“论”当指“论赞”而言，因此“论”“赞”二者并无差别，班固和刘勰之间并无矛盾。他所举证的“王隐曰议”云云，实际上出自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刘氏指出历代史著中所附论赞的名称并不一致，“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叶氏借此来反驳李详的说法，自然极有说服力。其后在《汉书艺文志问答》中又涉及这一问题，叶氏再次强调“论、赞同实异名”，并明确征引《史通·论赞》篇作为佐证，和《文心雕龙杂记》所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知叶长青在治学方面涉猎颇广，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潜心钻研，为其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鉴。而在具体讲授《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各种专书时，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够彼此参证，形成前后贯通、相互交织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杂记》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叶长青在治学方法上对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心雕龙·序志刘勰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51〕？茫茫往代，既沈予闻〔52〕；眇眇〔53〕来世，倘尘〔54〕彼观也。
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55〕实难，凭性良易〔56〕。傲岸〔57〕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注释〕 雕：雕饰；缛：文采丰富。雕缛：精雕细刻和文采丰富。绵邈：无穷无尽。黎献：贤者。肖：类似。肖貌：形貌类似。五才：五行，此指仁义礼智信五常。拟：此作好像。方：此作好像。七龄：七岁。予生七龄：我七岁时。齿：年龄；立：三十岁。齿在逾立：年龄到了而立之年。怡然：愉快的样子。敷赞：阐明。就：即使。炳焕：光明显耀。详：审察。浮诡：浮靡诡异。文：通“纹”；鞶帨(pánshuì)：大带与佩巾。文绣鞶帨：不必要文饰太多。搦(nuò)：握、持。隅隙：隅，角落；隙，缝隙。意指文章的某些特点。衢路：大路。此比作写文章从大处着手。臧否：赞扬或批判。铨品：评论。撮题：摘举。观澜：观察波澜。诰：遗训、教训。枢纽：关键。章：同“彰”，显示、显现。章义：显示含义。敷：铺陈、陈说。笼圈：归纳。摛(chī)：说明。神性：指《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体性》。图：描述。风势：指《文心雕龙》中的《风骨》、《定势》。苞：通“包”，包举。会通：指《文心雕龙》中的《附会》、《通变》。阅：观察。声字：指《文心雕龙》中的《声律》、《练字》。崇替：泛滥。怊怅(chāochàng)：感叹。耿介：感慨。毛目：细目。铨序：评定。铨，衡量；序，排次序。弥纶：包括，统摄。毛发：此处喻枝节。骨髓：此处喻根本。曲意：曲折的意旨；密源：隐密的根源。擘(bò)肌分理：深入细致分析。擘：剖。理：纹理。折衷：无所偏颇。按辔(pèi)：扣紧马缰使马缓行。辔：马缰。环络：拉着马笼头环行。络：马笼头。识在瓶管：喻识见狭小。〔51〕矩矱(huò)：规矩，法度。〔52〕既沈予闻：沉浸在前人著述中。沈：同“沉”。闻：指所闻见前人的观点。〔53〕眇(miǎo)眇：遥远。〔54〕倘：或许；尘：污。〔55〕逐物：追逐外物。〔56〕凭性：凭任天性。良：确实。〔57〕傲岸：高傲，不附俗。
(夏广兴)
〔鉴赏〕 南朝刘勰著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体大虑周，笼罩群言”、“标心万古，送怀千载”、有着完整体系的古代文艺理论巨著，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序志》是全书的总序。古人著书，序皆置于书后，因而《序志》列于《文心雕龙》的末篇。陈懋仁《文章缘起注》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谓其言次第有序，故曰序也。”刘勰以“序志”名篇，是把为书作“序”和叙述自己的“志向”联系在一起，是作者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本篇主要说明撰著《文心雕龙》的意义、动机、目的；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框架结构；阐述作者评论作家作品和对待文学理论的态度和方法。
按照《梁书》本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十余年。”但刘勰人穷而志不穷，“笃志好学”，并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序志》一开头在解释了《文心雕龙》书名之由来之后，便马上表明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自己著书立说的志向：“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宇宙是无穷的，人生是有限的，要使声名传播、业绩留传，只有靠创作著述。“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人的形体比草木还脆弱，可是人的名声比金石还坚固，要留名后世，就一定要立德立言。这就是作者的人生观，就是他的志向。
怎样立德立言流芳百世呢？作者通过自己两个梦的叙述，说明了他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敬仰与崇拜，并且认定：“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在他心目中，孔子是最伟大的，因此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宏扬孔圣人的思想了。“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可是马融、郑玄许多大儒都已有精辟的发挥，因此再也够不上自成一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许多国家大事都离不了文章，而各种文章又都源于圣贤的经典；加之现实的情况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实在是离孔子的教训太远了。因此阐述前贤的教训，体察作文的要义，用经典的思想来纠正“讹滥”的不良文风，是有意义的，所以决定由此切入，撰写此书。
《文心雕龙》应该怎么写？刘勰考察了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质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等前贤的文论著作，总结他们的经验，发现他们共同的缺点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而都只能各自看到某些局部，很少从大处着眼系统而全面地加以论述。克服前人的缺点，弥补前人的不足，才使《文心雕龙》形成一部前无古人的“体大虑周，笼罩群言”、具有完整体系的伟大著作。
《序志》是这样介绍《文心雕龙》全书的内容与结构的：“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文心雕龙》全书体系的架构：“文之枢纽”总论了全书的基本观点；“论文叙笔”运用基本观点总结前人创作经验；“剖情析采”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些理论问题；最后的序志说明了著者的意图、目的和全书的安排。这样严密的结构实属前所未有，难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将其“勒为成书之初祖”了。
《序志》最后一段还特别阐明了自己对前人作品和理论的态度：“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读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析中。”即不论品评今人古人，一切都实事求是，既不人云亦云，也不故意标新立异，分析文章力求恰当。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刘勰，能有这样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末了还应该提及的是这篇的“赞”。《文心雕龙》在每一篇末都加“赞”。“赞”有两种情形：一是总结上文；二是别出新意。本篇的“赞”属别出新意，短短32个字，写出了人生有限，知识无穷，只有顺应自然，才能比较容易达到目标，而《文心雕龙》正是作者心意的真实表露，也是作者生命的寄托。正如本书首篇《原道》所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也就是遵循这样的创作规律写作的，我们通过《序志》也可闻见刘勰之心声，之为人。
40．《从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看中西价值观的一致性》，张岂之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走向》，香港东方红书社2001年出版。41．《儒学与中国文学》，《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42.《游国恩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43．《文学史与文学历史的复原---关于文学史写作原则及评价体系的思考》，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2年1期。44．《〈孔子诗论〉与孔子的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文艺研究（北京）2002年2期（新华文摘2002年7月）。45．《论学术规范的开放性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和规范化》，职大学报（内蒙古）2002年3期。 46．《诗志与诗经及古代文学的价值》，诗经研究丛刊第三辑，学苑出版社（北京）2002年7月。47．《先秦文人君子人格的丰富性探讨》，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2年4期。48．《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2年1月20日。49．《文学史写作原则及评价体系——论还原文学历史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2年7月23日。50．《先秦文人君子人格的丰富性探讨—以屈原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楚辞学第一辑，学苑出版社（北京）2002年7月出版。51．《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谈学术的尊严与当前学者的责任》，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2年9月17日。52．《从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的文献素养到维护学位制度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社会科学评论（西安）2003年1期。53．《劣质遗著：我们遭遇另一种学术腐败》，中国教育报（北京）读书周刊2003年3月20日。54．《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中国青年报（北京）2003年5月29日第四版。55．《楚国地域文化流变的全景透视》，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3年6月24日。 56．《林庚先生著作系年》，（合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57．《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58．《重视文化发展中的地域特性》，《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3年4期。59．《爱奇心态与战国政治及文化的关系》，职大学报（包头）2004年1期。60．《吴林伯先生与文心雕龙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4年2期。61．《吴林伯先生与文心雕龙义疏》，中国教育报（北京）读书周刊·人文阅读，2004年5月20日。62．《人格自觉与文化自觉—兼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的现代价值》，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2004年1期。63．《从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看大同为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北京）2004年7月。64．《赋的内涵和外延》，光明日报（北京）2004年8月28日文学遗产。65．《屈原的放流问题》，光明日报（北京）2004年11月24日文学遗产。66．《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哈尔滨）2005年1期。67．《先秦文学的学科内涵》，江海学刊（南京）2005年1期。68.《现代性立场：从中西文学观念的发展看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70．《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湖南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71．《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72．《楚辞文本研究对楚辞研究的重要性》，沧州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5年1期。73．《从史记研究到史记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5年1期。74．《林庚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合著）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编《化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3月。75．《林庚先生著作系年稿》（合著，增订本），见《林庚诗文集》第9卷，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2月。76.《战国巨变与欧洲浪漫主义的现象关联》，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期。77．《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学研究》，《中国楚辞学》第七辑，学苑出版社（北京）2005年7月出版。78．《赋者古诗之流：诗经传统与汉赋的讽谏问题》，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79.《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日本的楚辞研究史——评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人民政协报（北京），2005年8月8日，文化周刊·学术家园 80.《屈原：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诗人》，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3期。81．《以理性精神重新审视先秦文化的发展轨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5期。82.《在广阔的学术维度中寻找司马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6期。83．《立足于比较文学立场的日本楚辞学史研究》，湛江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5期。84．《人格自觉与文化自觉》，见《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出版。85． 《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86．《在广阔的学术维度中寻找司马迁---评张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人民政协报2006年1月9日学术家园总第252期。87. 《〈孔子诗论〉第一简“隐”字及与〈诗序〉的联系》，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1期。88.《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5期。89．《我眼中的孟二冬》，光明日报2006年1月14日综合6版。该文收入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品格：北大教授孟二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90．《以理性精神重新审视先秦文化发展的轨迹——评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一卷、第二卷》，人民政协报2006年2月27日学术家园总第254期。 91. 《<孔子诗论>第一简“隐”字解》，光明日报2006年2月24日文学遗产。92.《儒学复兴与西汉官僚的政治操守》，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1期。93．《孔子诗论第一简与诗序》，文艺研究2006年7期。94．《学术研究与文化责任》，《屈乡文化》2006年夏、秋合刊。95.《怀念林庚先生》，人民政协报2006年10月14日学术家园总第270期。该文又载《北京盟讯》2006年9月。96．《战国诸子的主要流派及其思想》，中国文化报2006年12月28日风雅中国·守望传统。97．《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9日文学遗产。98．《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研究》，云梦学刊2007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6期)99．《怀念恩师褚斌杰先生》，职大学报2007年1期。100．《褚斌杰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1期。 101.《国学传统与现代学术》，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2期。102.《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国际言语文学会刊《国际言语文学》（韩国）第十五号，2007年6期。103.《屈原与溆浦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104.《文心雕龙释名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又名《取精用宏〈文心〉津梁---评陈书良〈听涛馆文心雕龙释名〉》，湖南商学院学报，2008年1期。105《破解屈原溆浦之谜序》，东方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106.《宋玉研究的新高度——评刘刚教授〈宋玉辞赋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5期。107．《从秦博士与秦始皇的冲突认识儒家的迂远而阔于事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108．《2006年的楚辞研究》，云梦学刊2007年6期。109．《〈楚辞·九歌〉组成及主旨问题申论》，香港《新亚论丛》2007年卷，总第九期。110．《孔子诗论第一章文意解》，《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四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1月。111．《学术研究与学术责任—读谭家炳先生〈屈学问题综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期。112．《吴林伯先生学行述闻》，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8年5月5日，总第305期。113.《2007年楚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08年5期。114．《楚辞·九歌主旨发微》，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3期。115．《走在路的中间》，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3期。116．《出土文献与战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会报2008-12-12117．《访日日记》， 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会报2008-12-12118．《屈原及楚辞学研究综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2008年出版119．《楚辞研究中的夜光珠——吴福助〈楚辞注译〉评介》，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第四十九卷，2008年7月出版。120．《共同研究-近年的出土文献和战国文学（中文、日文）》，日本教育实践研究纪要，第30卷， 2008年5月出版。 121.《楚辞原物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122.《古典新韵传承华夏文明——大树集序》，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123.《读书赋》，《书摘》2008年12期。124.《灵性诗性---诗性的中华文化序》，成都文艺，2008年5期。125.《汉乐府研究史论序》，同心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126.《屈原天问解疑序》，学苑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127.《公羊三世学说与孔子的政治智慧》，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4期。128.《左传具有现代叙事文学的文体特征》，《春秋左传研究---2008年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129.《中国人为什么敬仰和推崇屈原》，北京日报，2009年6月1日。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1期转载。130.《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文学理论前沿》，第六辑，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31.《左传的叙事方式与文体特征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09年2期。
《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线出版社《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1985再版，上海书店《向着真实》（论文集）1953，新文艺；1982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心雕龙创作论》（论文集）1979，古籍出版社；增订版，1983《脚踪》（小说集）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文学沉思录》（论文集）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文化发展八议》（论文集）1988，湖南文艺出版社《传统与反传统》1990，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心雕龙讲疏》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园夜读》1993，海天出版社《思辨随笔》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清园论学集》1994，上海古籍出版社《读黑格尔》1997，百花洲出版社《清园近思录》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谈文短简》1998，辽宁教育出版社《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2000年版） 《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译文出版社《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王维舟合译）《莎剧解读》 （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 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1941年）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人性札记（《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上海文学》1980年第12期）模仿·作风·风格——《文学风格论》译本跋（《上海文学》1982年第2期）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上海文学》1982年第9期）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关于文艺学问题的一封信（《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简论尚同思想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文心雕龙》的若干范畴（《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五四启蒙运动断因新说（《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2期）《文心雕龙》新解三题——在《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闭幕词（《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中国文化》1992年第1期）“子见南子”与前人注疏（《学术月刊》1992年第9期）玛雅访古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读书》1993年第9期）记绍虞先生──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文心雕龙学综览》序（《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文论随笔（六则）（《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莎剧艺术杂谈（《上海戏剧》1994年第6期）简论道德继承（《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漫话《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1期）京剧四说（《上海戏剧》1997年第3期）读黑格尔《小逻辑》笔记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 第1期）大传统与小传统及其他（《民族艺术》1998年第4期）谈社约论书（《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1日）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6期）现代精神与传统思维方式（《人民论坛》1999年第12期）江陵小记 （《寻根》2000年第4期）一九九一年回忆录（《学术界》2001年第2期）近思札记（《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九十年代随想杂记（《天涯》2001年第4期）沉潜往复 从容含玩——王元化访谈录（王元化 倪立秋，《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4期）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2002年第2期）知识人与21世纪（王元化 胡晓明，《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京师乐籍说（《散文百家》2004年第18期）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王元化 胡晓明，《文汇报》2004年7月18日）王元化谈《论语》八篇（《文汇报》2007年8月10日）
见得真方道得出——元好问诗论启示之一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 1979、7从激情到诗——元好问诗论启示之二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 1980、1袁枚“性灵说”的特色（译文） 《文艺理论研究》 1981、1苏轼《前赤壁赋》论析 《文史知识》 1982、1曹丕《典论·论文》的理论贡献 《阅读与欣赏》 1982、5不是此诗，恰是此诗——苏轼诗论辨析 《诗探索》 1982、1但凭妙笔写真情——袁枚“性灵说”论析 《文史知识》 1985、7司马迁亦“信口开河”——“发愤著书”解 《北京晚报·百家言》 1985、2再谈曹丕的《典论·论文》 中央电大《经典作品选讲》1985、4解识无声弦指妙——王士祯“神韵说”论析 《文史知识》 1986、1评介钟嵘《诗品》等五部古文论著作 《中外文学书目问答》 1986、7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和文论（译文）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1986刘勰的神思理论论析 中央电大《经典作品选讲》 1986、5刘勰的“文心”论与“意象”论 《北京大学学报》1987、5《诗品》和书画理论（译文）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 1987、2也要“见与儿童邻” 《美术》 1988、6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译文）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1988关于闻一多的《律诗底研究》（译文） 《闻一多研究四十年》 1988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论析 《历代名篇赏析》（下） 1989《文心雕龙》书名辨析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1990、3中国古代书法理论批评框架辨析 《书法报》1990、9、（连载）扬雄“书为心画”说非书法理论辨析 《书法报》1990、12、（连载）唐诗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观念（译文）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1990“男儿立志出乡关”一篇标示中日文学亲缘关系的佳作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1991、11李清照的《词论》及其婉约词创作 日本《山梨女子大学纪要》1994意境理论胎萌与《文心雕龙》说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 1994苏轼《超然台赋》的意境、风格析 《苏轼诗文赏析集》 1994《文心雕龙》的文学因革论 北京《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5李商隐诗歌的艺术个性 郑州大学《李商隐诗文研讨会论集》1997美文的写作原理 湖南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1998后收入《文心雕龙研究》第四集 1999雄姿英发与深情绵邈——小李杜诗论异同析 吉林大学《古文论研讨会论文集》1999中国古代书法之“法”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导读》1999《文心雕龙·辨骚》篇考辨 香港中文大学《楚辞学研讨会论文集》2000从刘勰慎用“文学”说起 镇江《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0后收入《刘勰与文心雕龙研究》 2001书论之“风骨”与文论之“风骨” 《中国书画报》 2002、11、（连载）刘勰称得上屈原的“知音”吗 河北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2002后收入《文心雕龙研究》第六集 2003中国古文论中的“才气学习”说 武汉大学《中国古文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3白居易与元稹诗论比较谈 日本九州大学《白居易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4中唐意境理论的确立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研究纪要》 2005、5刘勰究竟是“言志”派还是“缘情”派——兼论所谓文论史上“言志”与“缘情”二派之争 西北大学《中国古文论研讨会论文集》2006、6《文心雕龙·隐秀》篇研究反思 贵州师大《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论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 《中国书学论文集》 2007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文论中的“常”和“变” 《王国维诞辰130年纪念论集》2008
《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我感觉这个比较好写，而且材料也多。不管多少字的论文都可以搞定。想当初，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差点选这个，不过后来换成了当代文学方向，所以拿了个高分；但如果你的要求只是过关，那这个选题比较好。
天天通融通融同仁堂他他他仍然仍然仍然让他人仍然突然让他让他突然突然仍然突然让他仍然推塔
学术堂整理二十个好写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以《墨子》为例分析古代汉语中的"所"字结构2、《马氏文通》中韵律影响句法现象研究3、"道"的文化阐释4、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5、关于古代汉语绪论的几个问题6、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7、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8、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张斯桂《使东诗录》浅论9、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10、当代文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11、《世说新语》中程度补语的句法和词性研究12、浅析第三人称代词在汉魏以来的发展13、成语、俗语--学习文言文的新途径14、浅析《马氏文通》对"先置"现象的研究15、浅谈汉语言文学的全球化发展16、如何培养我校学生阅读古诗文的兴趣17、古代汉语"远+N"和"N+远"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18、《论语》同义词辨析19、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20、古代汉语字间关系考察--以"薄"与"迫""箔""簿"三字关系为例
李清照词的意象分析 一、李清照词中花之意象 在李清照现存的四十多首词中，颇多自然意象，竟有三十五首词写到花，花这频频出现的意象，在她词的意象系统里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如海棠、梅、菊、桂、荷、银杏、芭蕉、丁香、梨等等，花之意象几乎篇篇出现。其中写梅十三次，荷花四次，菊三次，桂花二次，海棠二次，梨花二次等，几乎全是在人们意识里风韵独特、毫无媚俗之态的花种。然而，花在李清照的笔下，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而是浸透着词人深情、景情相融、与词人心灵交感的“情”化了的“花”，“人化”了的自然物。这位好与花为伴的女词人把她杰出的人格精神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种种际遇的复杂体验都潜注于对这些花的描写之中，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花间”女性词人。从李清照对花的意象的描绘上，能体验到她的内心的情感：她在早年，抒欢乐之情；中年，抒离别之情；晚年，抒忧凄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那么，李清照不是简单地把最能引起视觉刺激的花采入词中，而是把意念和理性中与自己的人格追求能够相融合的花撷于笔下，其间的一枝、一境都摇曳着属于女词人自己的那一片“风月”。这既是为了寄情写志所作的有意选择，更是人生体验、人格追求与自然之花的无意契合。 她有一种特殊生活环境中对花事的异常敏感。梅花尚未大开，她就关注着“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梅开刚刚落英，她又怜惜“晚风庭院落梅初”（《浣溪沙》）；而“昨夜风疏雨骤”（《如梦令》）更是牵系着她对花儿命运的关切。任何情感的形成与抒发，无不是词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反映。因此，“风疏雨骤”之后的“海棠花”，就不仅仅是引发作者惜春伤花情感的一种外物，在此，海棠花的生命遭遇与词人对自身命运的意识已经融合。即在这“浓睡不消残酒”的背后，便有着对人生价值的现状的思考，或者对未来命运摇落的隐忧。这正与海棠花在“风疏雨骤”之后“绿肥红瘦”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沟通，怜花自怜，花的生命状态成为人的命运状态的象喻。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情、辞随物而变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李清照独特词风的形成，固然是与其先天的性别、性格和后天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学养、才识等诸因素分不开的，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心理，敏感入微的体察、捕捉外物入词，以神工妙笔对花之意象描摹刻画，也是形成她词风独具一格的重要原因。早年的李清照，天姿聪颖、潇洒不羁，虽囿于狭小的深闺庭院，但有远大的抱负理想，这从她早期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可见。婚后，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即使与丈夫暂时的分别，在她的笔下自然写出的是伤别离的离情词。南渡以后，李清照流离至建康（南京），此时，气质非凡的李清照诗兴不减当年，还常与丈夫出门郊游觅诗句。宋人周辉记云：“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觅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你看她“直欲压倒须眉”。明诚病逝，给李清照沉重地打击，显然使她的词风随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巨变而由前期的清丽妍媚变得凄婉幽恻。花之意象的情调也由前期的蕴含着快乐而转为浸透着悲苦。如她早年笔下的海棠，无论是经风雨后，变得“绿肥红瘦”，还是海棠开后的“拥红堆雪”；或写她沉醉“误入藕花深处”，或写她流连于露洗的“苹花汀草”；或笔下春深时的“梨花欲谢恐难禁”，或笔下寒食天的皎月“浸梨花”……诸花之意象，都包蕴着无穷的遐想，深含着词人的轻灵神思。把读者引进一个无限清新而又无比洁静美妙的境界。这在当时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里仅有菊花为例。在李清照之前颇多咏梅诗作。屈原咏菊是为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菊趣轩记》）而李清照人品文品深受“屈平、陶令”的影响。在追求崇高理想的情操上，在高洁而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上，他们是一致的。屈子“餐秋菊之落英”，陶令“东篱”下“采菊”，易安笔下的“琼肌”、“清芬酝藉”，在《多丽》词中对白菊的赏爱成为易安与屈、陶相合的契合点。菊在《漱玉词》中多半被叫做“黄花”，它往往作为词人心态和命运的象征或载体而出现。比如《醉花阴》中深秋生长在东篱旁的尚“有暗香盈袖”的“黄花”，只是作为女词人与丈夫因分居两地而产生的离愁和悲秋情绪的载体；到了《多丽》中“渐秋阑，雪清玉瘦”的白菊，由秋后的凋谢零落而引发出“似泪酒、纨扇题诗”的“婕妤之叹”，从而表达了女词人惟恐丈夫明诚在外有“天台之遇”的担心；而到了《声声慢》中的堆积满地“憔悴损”了的“黄花”，则成了女词人幽凄孤寂、冷落哀伤的廋语。我们透过《漱玉集》中各种花之意象象征意义的捕捉，或许可探及李清照情感心态衍变的轨迹。 做为具有东方式大家闺秀典雅风范的李清照，却因其先天秉赋异俗，才华志向超群，以及传统文化中儒家人格精神的影响，自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所具有的柔弱、逆来顺受的人格规范，她不仅具有热烈、浪漫、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而且强烈地、自觉的追求着超尘绝俗、高洁自负、孤芳自赏的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于是，那些风韵气质压倒群芳的花，才在这种生命之气的酝酿中，显得格外夺人心目。 她特别崇尚梅的风韵气质，她欣赏“柳眼梅腮”（《蝶恋花》），“玉瘦香浓，檀深雪散”（《殢人娇》）的形象里蕴涵的诗情，更能体味出“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的神韵。她的《满庭芳》一词，是一首托物寓志之作。句句写梅，也是句句写己，词中写的是梅花的寂寞环境、潇洒风韵，及其遭遇和所表现的孤标傲世的精神。词的上片，通过“藏”、“锁”、“闲”、“深幽”几个词，表达着“寂寞”度日的人生滋味的体验。然而，一株“江梅”却吸引了她此时此境的全神贯注，寄托了她在人生逆境中的精神追求。下片以“韵胜”二字表现梅韵与自己人格精神的同一境界。她虽香消玉殒而情志永存的人格，使生命的价值就不在于身居要津，荣华富贵，而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这是历来命运不佳而志趣高远的骚人墨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李清照对桂花的欣赏更是出手不凡：“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里的桂花“暗淡轻黄”、“情疏迹远”，但是，它有奇“香”留在人间，所以“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正体现了李清照对内在美、人格美的崇尚。她把桂花视作“花中第一流”，自然也是把人的内在美、人格美视作最高的人生境界，具有这种人生境界的人，也才是“第一流”的人。 李清照十八岁时和赵明诚结婚，从此开始了充满学术气氛的爱情生活，情趣十分高雅。她在爱情上是幸运的。她所得到的共同生活的伴侣，竟是一位志同道和、才华卓绝的太学士。他们的爱情生活既美满又充实，可谓伉俪相得。她的“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得到丈夫的爱慕和敬重，志趣相投，两心相印。明诚“每遇苏黄诗文，虽半简数字必录藏。”清照则“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无论踏雪寻诗，还是射典斗茶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这样的良缘，对清照和明诚都如鱼得水，对他们自各事业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因此，李清照前期词对爱情的描写，主要是精神生活的抒写。她倾心于菊，并以菊之意象象征纯洁的爱情与高尚的人格，艺术品位较高。比如她的代表作《醉花阴》一词：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是李清照重阳节思念丈夫赵明诚远行的词作。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即负笈远游”。深闺寂寞，时届重九，“每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 上片以“薄雾”、“浓云”起兴，勾画出暗淡阴沉天气，烘托出女词人郁闷心境和愁思。“永昼”：即长日。“瑞脑”：是一种香料。“金兽”：指刻着兽形的铜香炉。重阳佳节，女词人因思念丈夫而感到度日如年。独守闺房，眼看着香炉里燃的瑞脑香慢慢地消融了，而女词人愁情更浓，象袅袅青烟，不绝如缕。这里作者巧妙地勾勒出一个阴雾迷蒙的环境，以衬托她孤寂无聊的心情。情景交融。“愁永昼”一语，耐人寻味，言愁之多，愁之久。上句写外景，下句写内景，内外衬托女词人之愁。物态人情，两相映衬，使愁越发显得“剪不断，理还乱”了。此二句比温庭筠的“玉炉香，红腊泪，遍照画堂秋思”更为深沉凝炼。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的“佳节又重阳”，只能增添女词人的离愁别苦。深秋之夜，秋凉更使人难寝。往昔的玉枕、纱厨是和丈夫与共的，如今却孤零零地独对着。触景生情，寓意相思之苦。“凉”字，一是“秋凉”，更是“心凉”，指女词人孤单凄凉。这两句通过女词人对“玉枕纱厨”和“凉初透”的切身感受，含蓄而深刻地揭示出她对丈夫思念之深切。 下片利用重阳黄昏把酒赏菊的特写镜头，更加细致入微地表达怀人之情。前两句是说，傍晚时，在菊圃赏菊饮酒，满身都是菊花的幽香。古代人们在重阳日，或头插茱萸，登高望远：“遥知兄弟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或饮酒赏菊：“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重阳赏菊自陶渊明后，已成为文人的雅事，然而李清照一怀愁绪，本无心赏菊，更何况是在“黄昏后”呢？黄昏是一天中思人最切之时。“东篱把酒”，是为了借酒排遣，但睹物伤情，难以自禁，反而勾起更深远的离愁。此二句深含着无限辛酸的滋味。“此情无计可消除”，于是想避开菊花，回到屋中。此时女词人感情高度升华，于是产生出流传千古之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切不要说莫为离别伤神啊。“帘卷西风”一语奇妙，妙在巧用词语倒置的手法，倍增其动态美感。“人比黄花瘦”一语为警句，乃千古绝唱。“瘦”字为“词眼”，它是词人感情、精神的集结处。在这里，瑟瑟西风中憔悴柔弱的瘦菊与女词人清瘦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比秦观的“人与绿杨俱瘦”更高一筹。 煞拍两句，形象地刻画出女词人消魂后的情态，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少妇，玉肌消瘦，花貌憔悴，比帘外清瘦的菊花，更是弱不禁风了。菊花是高洁雅士的象征，用以喻人，其人高雅不凡。把酒赏菊，是以陶渊明高远清淡的人格来喻己。菊花又具清丽俊秀的风姿，用以状物，以拟人之瘦，其人之神态更活灵可见了。此乃女词人独创之语，用于这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感情时，尤为深刻逼真。 这首词不明写相思情，以深婉含蓄之笔出之，而情却愈深。词的首句点出一个“愁”字，末句以“瘦”字作结，与首句“愁”字相呼应。因离愁伤情，使腰肢瘦损，衣带渐宽，“为依消得人憔悴”之含意自在其中了。 宋代咏菊词作颇多，如东坡、山谷等人词中所用菊之意象为数亦可观。这里仅以小山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聚散），少游的《满庭芳》（碧水惊秋）词中菊之意象与李清照之《醉花阴》比较，从中可见李词以女性特有的细柔轻灵之深婉清瘦的独到之处，赢得更高的赞誉。 晏、秦、李三人都是婉约大家，三首词都是睹菊怀人，把菊作为引起离愁的媒介，借菊来表达内心思念、愁怨等复杂情感，体物感情敏锐深挚，菊之意象便成了词人种种感情的载体。然而三首词中菊之意象又各有异。晏词中之菊，表达执着不移的“痴情”，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意。而秦词中之菊，透露出词人内心的“奇想”与凄伤。“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正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晏、秦以写男妇相思的艳情为其主要内容，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他们虽以擅写柔情而著名，但与女词人易安特有的深婉细柔相比终逊一筹。词贵阴柔之美，易安身为多情善感的女性，“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她更钟情于花，其词不乏香韵。《醉花阴》中的菊之意象，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不再是触起怀人之愁思的中介物，也不再是因痴情而发生的幻化物。在李清照凝神观照后的菊之意象，变成了其情趣的反照。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最大的任务在使人在外物界寻回自我。”李清照的内心世界比晏、秦等男性词人婉曲、轻灵、细柔，使她对丈夫的深切思念，潜入到灵魂最深处，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菊我同一的艺术境界，于是产生了与菊比瘦的奇幻神思遐想，以清瘦淡雅的黄花，喻已因相思之苦而使人消瘦的情态，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李清照伉俪之情的真挚。“人比黄花瘦”之句，可谓女词人独出心裁之佳品。这一菊之意象，既喻相思之苦之深情，又喻女词人品格之高洁。全词幽细清丽，声情并茂，实为晏、秦所不及矣。难怪当赵明诚收到李清照寄给他的《醉花阴》词时，在叹赏之余，自愧不如，又“务俗胜之”，便一切谢客，废餐忘寝三日夜，写出五十阙词，竟没有一首比得上其妻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务欲胜之”，并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而是作为丈夫的憨态可掬的纯情和对妻子赏识的一片爱心。是的，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词，在后世文坛上被传为诗趣佳话。而南渡之后在她的《声声慢》一词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之句，则表现了一种生命枯竭意识。这里，女词人把自己的形象又移入了菊花。 二、李清照词中的雨意象 “雨”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常咏之物，关于它的词作数不胜数。既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言溢于表的对春雨的无限喜悦之情；又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含蓄而又微妙的感情；还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中的极言闲愁之深广；更有“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爽旷达的心态。而在李清照的笔下，“雨”这个意象的出现更是频繁而又多样化的，其传达的思想感情是复杂多变而又细腻入微的。 如果以南渡为界，将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的话，无论是在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中，表现“雨”的词作有很多，而其中折射出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早期作品《浣溪纱》（淡荡）中曾写到：“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这首词是作者年轻时所作，上片写的是闺中梦醒时的情景，下片写的是室外风物，把少妇春闺中的舒适以及懒倦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用“疏”字来形容雨，既表明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几点，又能从更深层反映出作者春闺中梦醒后的舒畅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新婚后的生活是十分幸福美满，且十分耐人寻味的。 同样是写“疏雨”，在李清照早期的另一首词作《如梦令》（昨夜）中则被赋予了不同的神韵。其中写到：“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主要表达了因伤春而惜春，又因惜春而伤别的交织复杂的思想感情。清人黄了翁在《蓼园诗选》中便有中肯的评价：“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淡，跌出‘知否’两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一个“雨疏风骤”便把闺中生活的寂寞，闺人心情的苦闷轻轻烘托出来了。结合女词人当时的心境来看，正是作于“易安结褵未久，明成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之时，因此，在《浣溪沙》中“湿秋千”的令人心情愉悦轻快的“疏雨”已转变为此时唯恐年华逝去，春色又减几分中“雨疏风骤”的苦闷之情了。 “雨”这个意象在词人的后期词中所表达神韵的转变就显得更明显了。以南渡以后的名作《声声慢》为例，其中关于雨的描写是这样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儿的细雨与“黄昏”、“点点滴滴”联系到一起，着意渲染愁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这种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苦悲以及作者孤独寂寞的忧郁情绪和动荡不安的心境在其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试想，日落黄昏后，窗外细雨绵绵不绝。傍晚时分，凉风习习，大雁哀鸣着从愁云惨雾的天空飞过，可这绵绵的细雨却又打落得满地落英。这是怎样一幅凄灯苦雨的图画呀，也难怪作者会发出“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喟叹了。 建炎四年，李清照逃至越州。这次逃难前后半年，行程数万里，历尽颠簸，饱尝了流离失所之苦。她触景感怀，写下了一首《添字采桑子》。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北人”听着这南方之夜的雨打芭蕉声，充满了凄苦之感。这也许是北方来的难民的共有感受吧！下阙几乎全是描写“点滴霖淫”之雨的。这雨正是被赋予了离愁别恨的色彩。国破、家亡、夫死这三重灾难骤然降临到这位旷代才女的身上。她的心中充满了凄苦、忧伤与迷惘，而这种迷茫痛苦的心情伴随着这点点雨声却又倍加凄凉了。 值得一提的是，易安词中的“雨”，往往都是“斜风细雨”、“黄昏疏雨”、“风骤雨疏”的小雨，而从未出现过瓢泼的倾盆大雨。我想这与点点滴滴的小雨更能激发女词人细腻的内心世界，又更能表现愁的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有关吧。 三、文人与酒密不可分,酒既是一种载体,也可形成一种意象。研究李清照的诗词,完美发现,其酒的意象十分丰富,可分别表现山水之乐、思亲怀远、家国巨痛、社会悲歌等多元情愫。
知音其难哉1！音实难知，知实难逢2；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3，多贱同而思古4；所谓“日进前而不御5，遥闻声而相思”也6。昔《储说》始出7，《子虚》初成8，秦皇、汉武，恨不同时9；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10，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11？至于班固、傅毅12，文在伯仲13，而固嗤毅云14“下笔不能自休15”。及陈思论才16，亦深排孔璋17；敬礼请润色18，叹以为美谈19；季绪好诋诃20，方之于田巴21：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22，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23，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24，咨东方朔25；于是桓谭之徒26，相顾嗤笑。彼实博徒27，轻言负诮28；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29，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30；才实鸿懿31，而崇己抑人者32，班、曹是也33；学不逮文34，而信伪迷真者35，楼护是也。酱瓿之议36，岂多叹哉？〔注释〕1知音：本意是指懂得音乐，对音乐能作正确的理解和评论，这里是借指对文学作品的正确理解和批评。2知：指知音者，即对文学作品能作正确理解和评论的人。3知音：这里泛指一般的评论家或欣赏者，而不管正确与否。4同：指同时代的人。古：古人。5御：用。6声：名声。这两句是《鬼谷子·内楗（jiàn见）》篇中的话。7《储说》：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所著《韩非子》中，有《内储说》、《外储说》等篇。8《子虚》：指西汉作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9恨不同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秦始皇读了韩非的《孤愤》等篇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说：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曾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10韩：指韩非，他入秦后，被谗入狱而死。马：指司马相如，他始终只是汉武帝视若倡优的人。11鉴：察看。《抱朴子·广譬》：“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时。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此即刘勰以上论述所本。12班固：字孟坚，东汉初年史学家、文学家。傅毅：字武仲，和班固大致同时的文学家。13伯仲：兄弟。这里指班固和傅毅作品的成就差不多。14嗤（chī吃）：讥笑。15休：停止。全句意指傅毅写作不会剪裁。以上几句见曹丕的《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16陈思：即曹植，他封陈王，谥号“思”。17排：排斥。孔璋：陈琳的字。他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植《与杨德祖书》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18敬礼：丁廙（yì意）的字。他是汉末作家，曹植的好友，常请曹植修改他的文章。润色：修改加工。19美谈：恰当的说法。指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引丁廙的话：“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曹植接着说：“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20季绪：刘修的字。他是汉末作家。诋诃（dǐhē底河阴）：诽谤。21方：比。田巴：战国时齐国善辩的人，曾被鲁仲连所驳倒，曹植《与杨德祖书》：“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22魏文：即魏文帝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23君卿：楼护的字。他是西汉末年的辩士。唇舌，指有口才。《论说》篇曾说：“楼护唇舌。”24史迁：即司马迁。25咨（zī资）：询问。东方朔：西汉作家。楼护说司马迁著书曾咨询东方朔的话今不存。《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案桓谭云：‘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则谓《史太公》是朔称也。”26桓谭：东汉初年著名学者，著有《新论》。27博徒：指贱者。28诮（qiào窍）：责怪。29照：察看、理解。洞：深。30二主：指秦始皇与汉武帝。31鸿：大。懿（yì意）：美。32崇：高。33班：指班固。曹：指曹植。34逮（dài代）：及。35信伪：指关于司马迁请教东方朔的错误传说。36瓿（bù布）：小瓮，《汉书·扬雄传赞》中说，扬雄著《太玄经》时，“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这里是借以喻指在以上种种不正的批评风气之下，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只能被人用来盖酱坛子，难以得到正确的评价。夫麟凤与麏雉悬绝1，珠玉与砾石超殊2，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3。然鲁臣以麟为麏4，楚人以雉为凤5，魏氏以夜光为怪石6，宋客以燕砾为宝珠7。形器易征8，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夫篇章杂沓9，质文交加10；知多偏好11，人莫圆该12。慷慨者逆声而击节13，酝藉者见密而高蹈14，浮慧者观绮而跃心15，爱奇者闻诡而惊听16。会己则嗟讽17，异我则沮弃18；各执一隅之解19，欲拟万端之变20：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21。〔文章注释〕1麏（jūn君）：獐，似鹿而小。雉（zhì志）：野鸡。悬绝：相差极远。2砾（lì力）石：碎石块。3青眸（móu谋）：即青眼，指正视。正目而视，眼多青处。眸：眼的瞳仁。4麟为麏：《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说：“春，西狩获麟，……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5雉为凤：《尹文子·大道上》中说：“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6氏：一作“民”。夜光：夜间发光，美玉或明珠都如此。这里指玉。《尹文子·大道上》：“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于是遽而弃于远野。”7燕砾：即燕石。《艺文类聚》卷六录《阚（kàn看）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宝。周客闻而观焉，……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与瓦甓（pì僻）不殊。’”8征：证、验。9杂沓（tà踏）：纷乱，复杂。10质：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文：指艺术形式。交加：不同的事物一齐来临。11知：这里是“知音”的知，指对作品的欣赏评论者。12圆该：全面具备。这里指评论一切作品的能力。13慷慨：指性情激昂的人。逆：迎。击节：打拍节，表示欣赏。节：乐器。14酝藉：指性情含蓄的人。高蹈：远行。15浮：浅。绮（qǐ起）：一种有花纹的丝织品，这里借指文辞华丽的作品。16诡（guǐ轨）：不平常的，怪异的。17会：合。嗟：称，称叹。讽：诵读。18沮（jǔ举）：阻止。19隅：边，角。20拟：度量，衡量。21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淮南子·氾论训》：“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凡操千曲而后晓声1，观千剑而后识器2；故圆照之象3，务先博观4。阅乔岳以形培塿5，酌沧波以喻畎浍6。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7，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8，二观置辞9，三观通变10，四观奇正11，五观事义12，六观宫商13。斯术既形14，则优劣见矣。〔注释〕1操：持，即操作、实践的意思。晓：明白。桓谭《新论·琴道》：“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瑟，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全后汉文》卷十五）2观千剑：桓谭《新论·道赋》：“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3圆：周遍，全面。照：察看，理解。象：方法。4务：必须，博观：《事类》：“将赡才力，务在博见。”《奏启》：“博见足以穷理。”5乔岳：高山。形：显著，这里指看清。培塿（pǒulǒu剖上篓）：小土山。6酌：斟酌。沧：沧海。畎浍（quǎnkuài犬快）：田间小沟。7衡：秤。8位：安排，处理。体：体裁。9置：安放。10通：指继承方面。变：指创新方面。11奇：指不正常的表现方式。正：指正常的表现方式。12事：主要指作品中所用的典故。13宫商：指平仄，古人常以五音配四声。14术：方法。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1，观文者披文以入情2；沿波讨源3，虽幽必显4。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5。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6，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7？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8，心敏则理无不达9。然而俗监之迷者10，深废浅售11。此庄周所以笑《折杨》12，宋玉所以伤《白雪》也13。昔屈平有言14：“文质疏内15，众不知余之异采16。”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17“心好沈博绝丽之文18”，其事浮浅19，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20，必欢然内怿21；譬春台之熙众人22，乐饵之止过客23。盖闻兰为国香24，服媚弥芬25；书亦国华26，玩泽方美27。知音君子，其垂意焉28。〔注释〕1缀文：指写作。缀：联结。情动而辞发：《物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2披文：《辨骚》：“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披：翻阅。3讨：寻究。4幽：隐微。5觇（chān搀）：窥视。6琴表其情：《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须臾）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大水疾流的样子）乎若流水。’”伯牙、钟子期：传为春秋时楚人。7匿（nì逆）：隐藏。8目瞭：目明。9达：通晓。10监：察看。11售：指作品有许多人欣赏。12庄周：即庄子，战国时思想家。《折杨》：一种庸俗的歌曲。《庄子·天地》中说：“大声不入千里耳，《折杨》、《皇华》则嗑（xiā虾）然而笑。”嗑：笑声。13宋玉：战国时楚国著名作家。《白雪》：一种高妙的乐曲。传为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文选》卷四十五）14屈平：名原。战国时楚国人，古代伟大诗人之一。这里所引的话，见于《楚辞·九章·怀沙》。15文：指外表。质：指本性。疏：粗，这里指不注意装饰。内：即讷，迟钝，这里引申为朴实的意思。16异采：指与众不同的才华。17扬雄：字子云，西汉末年著名作家。他的话见于《答刘歆书》（《古文苑》卷十）。18沈：深。绝：独一无二。19其：当作“不”。事：从事于。20鉴奥：看得深。21内：指内心。怿（yì意）：喜悦。22熙：乐。春台：《老子·二十章》说：“众人熙熙，……如春登台。”河上公本作“如登春台”。《总术》篇“落落之玉”，也是取河上公本，可见刘勰这里说“春台”是据河上公本《老子》。23乐：音乐。饵（ěr耳）：食物。《老子·三十五章》说：“乐与饵，止过客。”24兰为国香：《左传·宣公三年》中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国香：全国最香的花，后以“国香”专指兰花。25服：佩带。媚：喜爱。弥：更加。26华：精华。27泽：当作“绎”。玩绎：细细体会玩味。28其：表示希望。垂意：留心，注意。赞曰：洪钟万钧1，夔、旷所定2。良书盈箧3，妙鉴乃订4。流郑淫人5，无或失听6。独有此律7，不谬蹊径8。 〔注释〕1洪：大。钧：三十斤。2夔（kúi奎）：舜时的乐官。旷：师旷，春秋时晋国的乐师。3箧（qiè怯）：箱。4鉴：这里指评论家。订：校订。5流：流荡。郑：郑声。儒家认为郑国的音乐淫邪。淫人：使人走到过分的境地。淫：过分。6失听：听错了。7律：规则。8蹊：路。
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
知音
作者：刘勰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
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
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文言文翻译:
《知音》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论述如何进行文学批评，是刘勰批评论方面比较集中的一个专篇。
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知实难逢”。刘勰举秦始皇、汉武帝、班固、曹植和楼护等人为例，说明古来文学批评存在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不良倾向，而正确的文学评论者是很难遇见的。第二部分讲“音实难知”。要做好文学批评，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从客观上看，文学作品本身比较抽象而复杂多变;从主观上看，评论家又见识有限而各有偏好，所以难于做得恰当。根据这种特点和困难，第三部分提出了做好文学批评的方法：主要是批评者应博见广闻，以增强其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排除私见偏爱，以求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品;并提出“六观”，即从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等六个方面着手，考察其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这六个方面能否恰当地为内容服务。第四部分提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说明文学批评虽有一定困难，但正确地理解作品和评价作品是完全可能的。最后强调批评者必须深入仔细地玩味作品，才能领会作品的微妙，欣赏作品的芬芳。
《知音》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特点、方法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并涉及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和文学欣赏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本篇都讲的比较简略，还须联系全书有关论述，才能全面理解刘勰的文学批评观点。刘勰的批评实践，基本上是贯彻了他在本篇提出的主张的。因此，根据本篇所论，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是怎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的。
(一)
正确的评论多么困难!评论固然难于正确，正确的评论家也不易遇见;要碰上正确的评论家，一千年也不过一两人吧!从古以来的评论家，常常轻视同时人而仰慕前代人，真像《鬼谷子》中所说的：“天天在眼前的并不任用，老远听到声名却不胜思慕。”从前韩非子的《储说》刚传出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秦始皇和汉武帝深恨不能和他们相见;但是后来相见了，结果却是韩非下狱，司马相如被冷落：这不显然可以看出是对同时人的轻视吗?至于班固同傅毅，作品成就本来差不多，但班固却讥笑傅毅说：“傅毅写起文章来就没个停止的时候。”曹植评论作家时，也贬低陈琳;丁请他修改文章，他就称赞丁说话得体;刘修喜欢批评别人，他就把刘修比作古代的田巴：那么，曹植的偏见就很明显了。所以曹丕说“文人互相轻视”，这不是一句空话。还有楼护因有口才，便居然荒唐得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曾请教于东方朔;于是桓谭等人都来嘲笑楼护。楼护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信口乱说就被人讥笑;何况作为一个文人学者，怎么随便乱发议论呢?由此看来，有见识高超而不免崇古非今的人，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有才华卓越而抬高自己、压低别人的人，那就是班固和曹植;有毫无文才而误信传说、不明真相的人，那就楼护。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会被后人用来做酱坛盖子，这难道是多余的慨叹吗?
(二)
麒麟和獐，凤凰和野鸡，都有极大的差别;珠玉和碎石块也完全不同;阳光之下显得很清楚，肉眼能够辨别它们的形态。但是鲁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獐，楚国人竟把野鸡当做凤凰，魏国老百姓把美玉误当做怪异的石头，宋国人把燕国的碎石块误当做宝珠。这些具体的东西本不难查考，居然错误到这种地步，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情感本来不易看清楚，谁能说易于分辨优劣呢?文学作品十分复杂，内容与形式交织而多样化，欣赏评论者又常常各有偏爱，认识能力也不全面。例如性情慷慨的人遇见激昂的声调就打起拍子来，喜欢含蓄的人读到细密的作品就会跟着走，有点小聪明的人看见靡丽的文章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对于不平常的事物就觉得爱听。凡是合于自己脾胃的作品就称赏，不合的就不理会;各人拿自己片面的理解，来衡量多种多样的文章：这真像一个人只知道向东望去，自然永远看不到西边的墙一样。
(三)
只有弹过千百个曲调的人才能懂得音乐，看过千百口宝剑的人才能懂得武器;所以全面评价作品的方法，就是必须广泛地观察。看了高峰就更明白小山，到过大海就更知道小沟。在或轻或重上没有私心，在或爱或憎上没有偏见：这样就能和秤一样公平，和镜子一样清楚了。因此，要查考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先从六个方面去观察：第一是看作品采用什么体裁，第二是看作品的遣词造句，第三是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自己的创新，第四是看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手法，第五是看作品用典的意义，第六是看作品的音节。这种观察的方法如能实行，那么，作品的好坏就可以看出来了。
(四)
文学创作是作家的内心有所活动，然后才表现在作品之中;文学批评却是先看作品的文辞，然后再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从末流追溯到根源，即使隐微的也可以变得显豁。对年代久远的作者，固然不能见面，但读了他的作品，也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心情了。难道担心作品太深奥吗?只恐怕自己见解太浅薄罢了。弹琴的人如果内心想到山和水，尚可在琴声中表达出自己的心情，何况文章既用笔写出来，其中的道理怎能隐藏?所以读者内心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就像眼睛能看清事物的外形一样：眼睛清楚的话，就没有什么形态不能辨别;内心聪慧的话，就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明白。然而世俗上认识不清楚的人，深刻的作品常被抛弃，浅薄的作品反而有市场。因此，庄周就讥笑人们只爱听庸俗的《折杨》，而宋玉也慨叹高雅的《白雪》不被人欣赏。从前屈原说过：“我内心诚朴，而不善于表达，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我的才华出众。”能认识出众的才能的，只有正确的评论家。扬雄曾说他自己“内心喜欢深刻的、博洽的、绝顶华丽的文章”，那么他不喜欢浅薄的作品，也就由此可知了。只要是见解深刻，能看到作品深意的人，就必能在欣赏杰作时获得内心的享受;好像春天登台所见美景可以使众人心情舒畅，音乐与美味可以留住过客一样。据说兰花是全国最香的花，人们喜爱而佩在身上，就可发出更多的芬芳;文学书籍则是国家的精华，要细细体味才懂得其中的妙处。一切愿意正确评论作品的人，还是特别注意这些吧。
(五)
总之，三十万斤重的大钟，只有古时乐师夔和师旷才能制定。满箱子的好书，就依靠卓越的评论家来判断。郑国流荡的音乐会使人走入歧途，千万不要为它迷惑听觉。惟有遵守评论的规则，才不致于走错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