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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中关于宋词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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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中关于宋词的研究论文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关于唐宋文学的研究论文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你可以写唐宋文学形成的原因跟当时社会的联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或者将当时的文风细细的分类评论,各个文学大家之间的联系与不同写当时唐宋文学的风格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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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关于开征遗产税的问题研究论文

《房屋遗产税公证细则》

赠与税可分为年度免税额和终生免税额。 1.年度免税额是按每个受赠人计算的,分一般和夫妻免税额。2011年一般免税额是一年1万3000元,夫妻免税额分两种,送给公民配偶,无限免税;送给非公民配偶,2011年免税额一年为13万6000元。 2.终生免税额是以每个赠与人计算的,美国 人和非美国人的终生免税额不同。美国公民和居民的免税额是100万元,但只有2011和2012两年例外,终生免税额高达500万美元遗产税法规定,美国人的遗产,不管是留给任何公民、居民、或非居民外国人,免税额在2011和2012两年高达到500万美元,未用完的免税额还可转给未亡人。如果留遗产给配偶,要看继承配偶的身分。遗留给公民配偶或为非公民配偶成立的「合格本地信托 (qualified domestic trust,简称QDOT)」,可无限免税。

遗产税,又称继承税,专指财产所有人死亡之后,对其遗留的将要转移给他人的财产按一定程序所课征的税,亦即以死亡公民的遗产为课税对象,以遗产管理人,执行人或受让人为纳税义务人的一种独立的税。在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尽管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但由于宗法家族制度下以宗祧继承、身份继承为主,财产继承处于从属依附地位,家庭或家族的人格化本位扼制了财产继承制度的发展:“父母、祖父母在,子孙不得别藉异财”的强制性规范使遗产继承与分割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同时能够承接大宗遗产的必定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剥削阶级成员,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和财产利益,绝不愿开征遗产税而牺牲财产利益。因此,中国古代的遗产税在形式意义上一直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2月20日施行民法继承编时,也没有开征遗产税。1973年2月6日,台湾当局正式颁布了《遗产及赠与税法》,共6章,59条;1973年9月5日,对该法第57条进行了修正,1981年6月19日再次进行修正并施行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曾在1950年1月31日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对遗产税作了简单规定,但同年6月,政务院进行税收调整,基于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确定暂时对遗产税不予开征,从此,中国的遗产税再未启动。在我国现行税制改革中,已将原来的31个税种,减并为17个,遗产税虽作为保留的独立税种之一,但至今没有开征运行。今天,经过四十余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近十年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从理论构想逐步走向现实,国家税收体制、公民私有财产权制度及遗产继承制度日趋完善成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相当一部分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种类多、价值高、数额大;而且从社会发展前景的整体形势来看,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趋进,公民死亡时留下的遗产还大有增加和扩张的趋势。因此,就我国目前的状况和发展方向而言,开征遗产税已经具备了客观的现实可能性和明确可靠的立法必要性,宏观的经济体制、法制环境和微观的国民收入生活水平及心理承受能力为其奠定了确定可行的社会基础。同时,根据对各方面的社会利益和价值因素的综合衡量与测评,可以看出,开征遗产税,借助于遗产税形式对私有财产继承关系给予一定的国家限制和干预,使国家参与遗产分配,亦有其内在的客观必要性和科学合理性。

法律分析:我国正在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目前尚未征收遗产税。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税。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未规定征收遗产税。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 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15.改革完善房地产税等。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唐宋诗词中的意象研究论文

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摘 要:经过诗人的锤炼,古诗的遣词造句特别精炼,包蕴量特别丰富,景、情、事浑然一体,创造出独特感人的意境。那么,什么是诗的意境?它是指诗中描绘的具体生活情景、生活画面,以及蕴含在情景、画面中的思想情感和深刻意义。学习古诗,只有抓住品味意境,细细体味,才能化难为易深入理解古诗。要想从古诗的意境中感悟诗人的情感,汲取高雅的审美情趣,必须准确抓住古诗的意象才能使诗的客观映像自然地转化为主观感受,收到较好的效果。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古诗;意象;意境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4-280-0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古诗更是华夏文化的瑰宝,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古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瑰宝中的朵朵奇葩,读来沁人心脾,开启心智,回味悠长,给人以美的熏陶。 古诗中的意象就是情与景的统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学习鉴赏古诗时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内容,感知诗人情感,进入诗歌意境,领悟诗歌的主旨。而一些意象寄寓了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如何抓住诗歌中意象的正确含义,以下是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点滴体会。 一、自然意象类 1、月亮(残月、明月、新月、玉盘、婵娟):它在诗人笔下都是思亲、思乡的标志,多传达离愁别恨、寂寞思归之情。 2、夕阳(斜阳、日暮、残阳、落日):大多流露凄凉失落,苍茫沉郁之情。 3、流水:多传达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的伤感和哀愁。 4、烟、霜:多表示哀怨、惆怅、凄苦等情思。 5、风:春风――旷达、欢快、希望。 东风――代表春天、美好之意。 西风――惆怅、游子思归。 北风――萧条肃杀、离别惆怅。 二、植物意象类 1、杨柳:多传达离别、怀远等情思。 2、落花(落红、残红):多表示青春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与哀愁。 3、松、竹、梅、菊:多体现高洁、坚贞、不屈之意。 4、梧桐、芭蕉:传达光阴易逝,身世磨难的惆怅哀怨。 三、动物意象类 1、鸦、蝉、猿、杜鹃:多传达凄楚哀怨之情。 2、鸳鸯、鹧鸪:表示相思相爱;离愁、孤寂的情思。 3、燕子:象征着时事变迁,人事代谢。 4、鱼:象征自由。 5、孤雁:象征孤独、思乡。 6、鹰:象征刚劲自由。 古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作了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我国是诗歌的王国。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的时候只有让学生抓住意象,才能感悟古诗的意境美;注重读出古诗中的意象是学好古诗最基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 刘庆森.古诗词鉴赏教学中的意象和意境.试题与研究.新课程论坛,.

展开浩如烟海的诗卷,咏月诗词俯拾皆是,更不乏名篇佳作:或描绘其绰约妩媚的姿影,或抒发相思和离别之情,或感伤身世和流离之苦,或倾诉旷达潇洒之胸襟,或寄托济世报国之壮志,或是借以抒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在传统文化中,月亮这一意象常常成了人类思想情感的载体,她的意蕴十分丰富。在很多咏月诗歌中,诗人将月融于的内心思想情感之中,并使月与内心的思想情感互为辉映,创造了许多优美的审美意境,并将诗的文学品位、思想内涵与造诣提升到一个极高的水平。 由于作者心境不同,在不同的古诗词中,月亮这一意象表现出的意蕴也往往不尽相同,体现出其意蕴的丰富性。月亮这一意象在诗人们的心中有着多种不同的意蕴:幽美、自由、纯洁、美好、永恒、凄凉、悲惨、悲欢离合等等,无不表达。月亮的不同意蕴,形成不同的审美意境,烘托出诗人们的不同情怀。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引导学生有所积累。否则,就容易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的错误。 一、以月渲染清幽气氛,烘托悠闲自在、旷达的情怀 在恬淡闲适、乐观旷达的人的眼里,月亮这一意象成了清幽雅致、悠闲自在的代名词。 在不少古诗词中,文人墨客常常以明月来渲染清幽气氛,烘托悠闲自在、超脱旷达的情怀。 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一幅多么幽雅、明净而又充满情趣的画面啊!在这里,一切都显得自在安然、新鲜活泼,洋溢着诗人对山水的热爱和隐逸山水间的飘逸情怀。 又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在这首诗中,月亮以动态的形式出现,一个“惊”字打破了宁静,唤醒了一个息息相通的世界。在这夜静春山空中,一轮明月的出现,更加渲染了清幽与雅致! 其它咏月渲染清幽气氛,烘托悠闲自在、旷达的情怀的古诗词还有很多,如: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苏轼《和子由中秋见月》);“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前赤壁赋》)等。 二、以月寄托相思之情,抒发思乡怀人之感 在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者的眼里,月亮这一意象或是寄托恋人间的苦苦相思,或是蕴含对故乡和亲人朋友的无限思念。在众多的咏月古诗词中,这一类是最多的。 从月相的形态及其变化来看,圆月如盘,团团圆圆;残月如勾,残缺不全。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自然勾起人们的想象和联想。宁静的月夜里,沐浴着清幽柔和的月光,人们很容易陷入沉思,展开遐想,产生缠绵而渺远的情思。离家在外的人,仰望明月,思绪常常飞越空间,想起同在这一轮明月照耀下的故乡、亲人、朋友。 李白《静夜思》中的乡情,就是这样生发出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诗人“举头望明月”时,一缕乡思便从心头油然升起了。这样一个乡思引动的过程,不但人们很容易理解,而且不少人都亲自体验过,这就突破了诗人与读者之间因生活经验不同可能产生的感情上的隔膜,因而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诗中的月亮已不再是纯客观的物象,而是浸染了诗人感情的意象了。李白的诗作中,有大量都是咏月的诗歌,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只到夜郎西”(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帏望月空长叹”(李白《长相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李白《渡荆门送别》)等。 其他以月寄托相思之情,抒发思乡怀人之感的古诗词还有很多,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杜甫《月夜》);“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杜甫《八月十五夜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的《苏幕遮》);“江南月,如镜复如钩。似镜不侵红粉面,似钩不挂画帘头,长是照离愁。”(欧阳修《望江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欧阳修《生查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吕本中《采桑子》);“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南宋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三、以月渲染凄清的气氛,烘托孤苦的情怀 在失意者的笔下,月亮又有了失意的象征,引发了许多失意文人的空灵情怀,寄寓了文人墨客的身世感伤和流离之苦。 1、在不少古诗词中,月亮这一意象也常常是诗人触景伤情的媒介。 如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表现上看,是写诗人在花下与月、影相伴、相舞、相酌成欢的美好情景。实则是诗人用这美好的情景来反衬出自己内心的孤寂与悲苦。而这一切,皆因月起。若无此月,诗人恐怕也不会有此感伤。 又如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天地一沙鸥。”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一句写出了一幅明星低垂,平野广阔;月随波涌,大江东流的雄浑情景与浩瀚气势。通读全诗,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本诗是写诗人垂暮之年漂泊的凄苦景况。而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正是为了反衬出诗人孤苦伶仃的形象和颠连无告的凄凉心情,以乐景抒哀情。 2、在不少古诗词中,月亮这一意象常常是诗人哀思的借托,是诗人心境的写照。 如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此诗前两句写出了一幅残阳暮日的悲壮情景;后两句则写出了一幅明星弯月的凄清景象。这两幅景象虽美,但一个“可怜”揭示了诗人真实的情感。暮时风景固然壮阔,然已近黄昏;夜时情境纵然美丽,独无人欣赏。以美景写哀景,哀意之深实在难以言喻。月在此,早已不可与诗相分离了。 3、在不少古诗词中,月亮这一意象的出现,常常将诗人的内心悲苦上升到一个极高境界。 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诗人用“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一句写出了一幅极度悲凉的情景,令人读到此句便感伤万千,月在此,功不可没。 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中所描绘的意象全是诗人在船舱里看到、听到、感觉到的,所有这些都触发着诗人远游的孤独、思乡的愁绪,使他不能入睡,秋深,夜静,西天的上弦月渐渐落下去了,天色变得漆黑,此情此景,使诗人越发感到凄凉难耐。 其它咏月渲染凄清的气氛,烘托孤苦的情怀的诗词不还有很多:如“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李白《蜀道难》);“俱杯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白居易《琵琶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蝶恋花》)等。 四、以月蕴涵时空的永恒 那高悬于天际的月亮,也常常引发诗人们的哲理思考:明月亘古如斯,跨越时空,而相比之下,人生是多么的短暂和渺小。在他们的诗歌中,月亮这一意象成了亘古不变的象征和世事变迁的永恒见证。 李白《把酒问月》中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明月亘古如斯,而相比之下,人生是多么的短暂,这几句诗句将时间对生命的劫掠和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读来意味深长,荡气回肠。 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本诗开篇便用“秦时明月汉时关”勾勒出一幅极为壮阔的月夜之景,纵横,时空交错,物是而人非。本诗表面上看写月夜的美景与对李广老将军的推崇之情,实际上,诗人以李广自喻,抒发了自己欲建立像李广一样的丰功伟业,但却因为小人的陷害而无所作为的无奈与悲凉之情。月在此,成了跨越时空的见证人。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月年年如此,人物代代无究已,诗人从的美景中感受到一种欣慰。 苏轼《前赤壁赋》中有:“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千百年来,诗人们对明月、新月倾注了不少感情去歌咏她!情由景生,景由情变。人心好,景色美;人心灰暗,景也灰暗。景色自在人心中!面对亘古的月亮,不同的诗人,不同的环境,各有不同的感受,都把自己独特的感受写出来,绘景寓情,便有不同的吟月诗词。 五、历代文人墨客钟情于月的文化探源 1、从文化渊源上看,月文化源远流长。在远古,民间就流传着许多关于月亮的传说,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民间有赏月的传统习俗,赏月赋诗唱和,更是文人雅士的交游活动之一。据有关专家考证,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盛于唐宋。至唐代已出现登台观月、泛舟赏月、饮酒对月等活动。至宋代,民间中秋赏月之风更加兴盛。节日里有祭月、拜丹、赏月、吃月饼之俗。据《东京梦华录》对北宋京都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夕,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我连坐至晓”。 2、从月亮的亮度和质感上看,月光虽明亮,但与太阳的光辉相比,她仍然显得有些清幽,不像太阳那样让人感到温暖,有时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凄清、悲凉。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鸟鸣涧》),一轮明月的出现,更加渲染了春山的清幽与雅致,烘托出清幽宁静的意境。又如:“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环佩空归月夜魂”这是何等的凄惨悲凉,读到此句便让人感伤万千,月在此,功不可没。 3、从月亮的特征来看,尽管人们身在不同的地方,但看到的月亮都是相同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都是和这一特性有关的,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看着辽阔无边的大海上升起一轮明月,诗人想起了远在天涯海角的友人,此时此刻他也和我望着同一轮明月。诗人思念远方的友人,以至于彻夜难眠,埋怨长夜漫漫。这与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如出一辙,自然浑成,意境雄浑壮阔;再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人借这轮同照两地的明月,来传达自己对朋友的一片真心,通过诗人的想象,无知的月亮,就这样成为了李白与王昌龄心灵之间的纽带。 4、从月相的形态及其变化来看,圆月如盘,团团圆圆;残月如勾,残缺不全。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自然勾起人们的想象和联想。碧空如洗,圆月如盘,人们在尽情赏月之际,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远游在外、客居异乡的亲人。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又如“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等得团圆是几时?”(吕本中《采桑子》);“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南宋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等。弯弯的月牙儿的残缺形象与夫妻别离、飘散的孤苦形象交互辉映,摧人泪下。

从唐诗中的“月”浅析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论文关键词:唐诗;月;意象;忧患意识;感伤色彩论文摘要: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自古至今,人们描写月亮,赞美月亮,借月抒怀的诗歌比比皆是。这类作品尤以唐诗为甚,而唐诗中的月亮又经常与人们的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纠结在一起。本文主要从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几方面来阐释由唐诗中的“月”意象透视出的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一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璀璨、繁荣的唐代诗坛上,月亮从众多的自然物象中脱颖而出,成为唐诗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那么,为什么月亮会如此受到唐代文人的青睐呢?诗歌中“月”意象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渊源。首先,“它给人柔和、优美、完整的感觉”·;“月圆之时,发出清幽明亮的光,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引;它那“由缺到圆、由朔到望的有规则的形体变化”,构成了其“形体美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月亮的这些美感特质都暗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感知。原始社会中,初民所认识的月亮是与女性相结合的。在我国古代的传说或历史神话中有许多感月而孕的故事。《遁甲开山图解》:“女狄暮汲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宋书·符瑞志》上记载:“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等等。这都应该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现在不少地方还有着小儿拜月、老人望月的习俗,人们仍是把月亮当作一种生殖崇拜物,渴望对月祈福得以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在古老的传说中,月中捣药的是蟾蜍,又作“蟾蝣”、“詹诸”。《太平御览》卷四引《春秋纬演孔图》:“蟾蝣,月精也。”《淮南子说林》云:“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蟾蜍本是一个为天所‘媚’,受天之恩的‘非类’。然而,它恩将仇报,斗胆蚀月,毁了天之‘目”’,所以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常用蟾钩、蟾盘、蟾轮来指代。其次,诸如“嫦娥奔月”等有关月亮的一系列神话,更体现了月亮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嬗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高诱注:“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妲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也。”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诗化象征。自然地谈起月亮,人们不能不联想到嫦娥(又作姬娥)。她孤独地在广寒宫中忍受着永恒的寂寞,因而又成为诗人反复抒写的一个女性形象,作为月亮的灵魂被赋予了多重意蕴。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问”,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再者,月亮与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相契合,“文人们对‘月亮’这个代表着阴柔、和谐、随顺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并不是一种巧合,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唐宋以来一些以自然闲适、清净虚远、淡泊宁静为生活和艺术目标的文人雅士在生活情调和审美情趣上的必然反映”,这种反映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上的中国特色”。亘古不移的月亮总是莹莹地照着大地,照着有情众生。月光是柔和、迷蒙又清冷、朦胧的,似是蒙娜丽莎那浅浅的微笑。可以说,月亮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生成了唐诗。在唐代,诗的显赫地位离不开月的激扬和烘托。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常是一卷在手,月下窗前,精心细品,沐一身月辉,抒胸中愁绪,法自然天趣,得万物之灵。由此,月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入朝洛堤步月》、《江亭夜月送别》、《关山月》、《古朗月行》、《拜新月》、《月夜忆舍弟》、《江楼月》、《霜月》、《静夜思》、《江楼感旧》、《枫桥夜泊》、《春江花月夜》、《春色山夜月》、《峨嵋山月歌》、《正月十五日夜》……难以尽数的优美诗篇在月光的浸润中登上了唐代诗坛。唐诗中的“月”意象俯拾皆是:1.月的时间意象。月升月落,月圆月缺,契合着生命的轮回,因而古人常以“月”来感伤生命的易逝,岁月的飞度。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寻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慨叹。2.月的边塞意象。“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的啜泣诉说,“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俭期《杂诗三首.其三》)的绵藐深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幽怨悲亢,“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悲凉凄清……我们还可从盛唐边塞诗中真切地感受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的浑融苍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3.月的相思意象。如孟浩然“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孤寂凄恻;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的深沉蕴藉;钱起“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归雁》)的郁怀难耐……在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渴念甚为空灵,同样,爱情也甚是挚热。“待月西厢下”(崔莺莺《答张生》,一作《明月三五夜》)的痴心迫切,“落月满屋梁”(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的空虚寂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李端《闺情》)的深深痴情……月似乎是爱情的最佳见证,凄迷的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的惆怅和迷惘。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莫不流淌着中国古人难释的生命情怀,莫不激发古人情爱思恋的浩歌。总之,“月”的意象是时光的飞逝,是情爱的寄寓,是人生悲欢离合的演绎……这其中蕴涵着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体现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一)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代表着团圆,寄寓着和亲人相聚的心愿与期待。然而,唐代的诗人们很少描写月下团聚的欢乐,却屡屡倾诉着离散的痛苦。月在漂泊迁徙的游子、独守空闺的思妇心中,不仅寄托着团圆的期盼,更是引发愁思、怅恨的讯息。月以其惨白凄清的光辉,孤独孑然的身影,唤起并契合了诗人们寂寞孤独的感伤之情。无论他是在踯躅旅途,还是在独守客舍寒窗,只要在月光的沐浴下,就会情不自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借月表思乡怀远之情的莫过于杜甫的《月夜》: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千。此诗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八月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于沦陷的长安月夜思家所作。诗的起首两句“今夜郎州月,闺中只独看”,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但他更焦心的是他远在郧州的妻子对自己的处境何等的忧虑。“今夜”的“独看”与往日的同看形成鲜明对比,“忆长安”,百感交集。“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平添妻子的负担。一个“怜”字,饱含深情,感人肺腑。“双照”与“独看”相呼应,清朗的月光下,“我”身羁敌巢,诸事萦怀。整首诗不正面写自己对月怀人之情,而从写妻子对月怀念自己,泪流不止的情态人手,使怀人的愁思倍显具体、深切,匠心独具。全诗曲折有致,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语丽而情悲。由于家是依附在故乡的土地之上的,所以游子思欲归家之情便会自然延伸为征人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唐代边塞诗中抒情主人公钟情于把月亮作为其孤独失意情感的象征,借助“月”意象强化征人置身偏远异地、内心孤寂凄凉的特殊处境与感受,从而离开了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阳刚之气,产生了阴柔之美。每当我们读到“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从军北征》、“战罢沙场月色寒”(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二)等诗句时,便能体会到征人的深深哀怨。王昌龄的名作《出塞二首》(其一)曾被誉为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格”,其“悲壮浑成,应推绝唱。”J(诗人从“秦月”、“汉关”入手,月照关塞,尽显边地荒凉,征人辛苦,意境悲凉苍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气势雄浑,统摄全篇。唐代经常对外用兵,战争时起时伏,戍边的将士常年镇守边疆,置身在广漠无边的黑夜,孤寂、清冷。可以想见,他们的思乡之情是何等迫切,愁绪又是多么的深沉!面对一弯冷月,月下彷徨,忧苦之情难遏。“征人月”因饱含深沉悠远的历史内涵而尤其显得悲凉空旷。月亮那凄冷的光,为自伤飘零的人们添愁益恨,成了他们失意困顿、羁旅行役之苦的见证;他们努力寻求慰藉和归宿,于是流于文人骚客笔端的“月”又成了他们借以抒发愁肠百结的归乡之情的载体。“归家”这个永恒的文学母题积淀在唐代诗人心头的依恋显得格外的沉重,在这里,月亮成了孤臣浪子们启动乡愁,回归家园的精神寄托了。(二)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唐代诗人还用“月”表殷切之爱,达别离之恨,抒发痴男怨女间的无限情思。花好月圆,是爱情美满的象征。满月之夜,清辉照人,正是情侣们互诉衷肠的美景良辰,但这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对于相隔两地的情人来说竟是这样的撩人心绪,勾起了多少离愁别恨。张九龄《望月怀远》便是一首怀人之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竞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起句意境雄浑阔大,气象高华。在这漫漫“遥夜”,远隔天涯的一对情人对月相思,久不能寐,一个“怨”字油然而生。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情人”与“相思”呼应,“遥夜”与“竟夕”呼应,月亮皎洁圆满的光华,更加让人难以入睡:“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相思不眠之际,有什么可以相赠呢?唯有满手的月光。这月光饱含哀婉的情思,真挚感人。明月似乎确实与思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盖全唐,可谓《全唐诗》的诗中诗。在《春江花月夜》里,月光从思妇心头流过,我们不难瞥见民间永驻的情爱光辉。诗人用民歌般清丽忧伤的笔调,将离愁别绪的缕缕情丝,客愁闺思的脉脉情缘娓娓道来。从“自云一片去悠悠”到“落月摇情满江树”:一切景语皆情语,极写春、江、花、月、夜五字之外的“情”字。“何处相思明月楼”是孤舟飘零的游子、阁中思夫的怨妇们共有的“相思”情结。“此时相望不相闻”到“江潭落月复西斜”:今夜月圆人不圆,既然只能“相望”,那么,倘能跟随“月华”,“流”到他的身边也好啊!然而这样也不能如愿,那就请“鱼雁传书”吧,却又“光不度(渡)”、“水成文(纹)”。至此,思妇望月怀人的凄美深情已逐层深入。“梦落花”——“月西斜”——“春欲尽”——“不还家”这一连串让人神伤的意象,极大地激起形影相吊的妇人心中思人、惜春的耿耿情怀。经过曲折、含蓄而又深沉的渲染,全诗自然地进入尾声:“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明月终于慢慢落下,情人却依然远隔天涯。诗人在极写一对恋人忠贞爱情的同时,又宕开一笔,喊出了“不知乘月几人归”的时代心声。这就使五字之外的“情”字有了新的色彩,余情袅袅,情深意远。(三)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称得上唐诗中的一朵奇葩,还因为诗人引出了对江月与人生、永恒与短暂的哲学思考。面对这一轮孤月,诗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不仅仅是“梦境中晤谈”的“宇宙意识”~8J(P17s),还是经人类生命情感浸润过的忧患意识。从明月初升——皎月当空——斜月西沉——落月摇情,这条生命网络直贯无穷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生,从而使诗篇具有了崭新的思辨美和哲理美的意蕴。月亮也是超拔脱俗的人生志趣的象征。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为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月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以孤独之苦写乐,以乐反衬孤独之苦。相传写于天宝三年,当时李自供奉翰林,遭人进谗言被唐玄宗疏远,他无处诉说,只好借月下赋诗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诗人身在花间,手持酒杯,一个人登场,其孤独之感可以想见。孤苦实在难耐,于是诗人便把天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让人感到了淡淡的、难以言状的悲愁。在诗中,月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诗人从澄澈、永恒的自然之月身上,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与升华,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境界,我想这便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道”家境界吧。再来看他的《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诗人以体道合天的豪情,抒发了对永恒生命的渴望。“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诗人把人与月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了一种超越宇宙的永恒。李白的一生始终在“仕”与“隐”的纠葛之中难以自拔,于是用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的呼吁来舒缓心头的压力。“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酒是人间的奇物,月是天国的使者。在月下独酌的韵致中,孤独与充实、短暂与永恒都幻化为一片银色的月辉,与茫茫的宇宙浑然相融了。李白对月进行了永恒性的审美观照,而后,他忘却了苦闷与烦忧,感悟到生命的律动,实现了现实生命与无限宇宙完美统一。永恒而宁静的月亮,曾经引发了多少文人骚客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哲理思考啊!他们深沉的喟叹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人生局限性的审美悲情。面对着月华如水的明月,诗人们总会生发许多感慨,或感于怀才不遇、仕途偃蹇、壮志未酬,或慨叹命运坎坷、时局黑暗、民生多艰……于是唐诗中又有了许多感怀之月。(四)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唐王朝从辉煌的盛唐逐渐走向衰败,面对依旧高悬的明月,中唐以后的一些文人心中难免会涌上一种凄楚的感觉。他们仍有着安邦治国的壮志雄心,对国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和对时事的感慨寄寓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发出了盛衰无常、今昔兴亡的感慨。从而,月意象也被寄予了诗人宦海浮沉,人生失意的感慨和抚时伤世的悲悯情怀。刘禹锡在《石头城》中咏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曾经繁华一时,而如今,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依旧多情地照着这早已残败的古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描写的是“故国”、“寂寞”的现实,反思的却是六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是江月见证了这些朝代骤兴骤亡的悲凉历史。这秦淮旧月融进了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感伤。还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自秦淮近酒家”(杜牧《泊秦淮》);“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杜牧《沈下贤》)等等,这些“月”同样都带有历史的痕迹,笼罩着无限哀婉的色彩。即便是在盛唐,当诗人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以后,在创作中便体现出他们人生价值的追求。杜甫的沉郁,子昂的悲慨无不由此开始。正是有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使诗人得以认清国家时事,关怀生命,具有了一种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国难当头,时代又赋予了诗人更为严峻的历史任务。与道教的遗世高蹈和佛教的参禅坐忘不同,儒生士子多是“人世”的,他们注重的不是个性的自由和灵魂的升华,而是民族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诗圣”杜甫的诗歌不仅富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人世情怀,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严谨整饬的特点和沉郁顿挫的忧患意识。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抒怀》)怀古之作并不仅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主要是体现出诗人对于历史、社会、民生、自身命运及未来的沉思。需要指出的是,诗人们感时伤世,情感虽然凝重,但并不悲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状态历来是紧张的,自屈、陶、李、杜以来,有无数的诗人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必然带来一种反抗,他们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也是形成这种意识的原因之一。诗人通过凭高远眺时的所见、所感,将忧时、忧世、忧己之情熔于一炉。于是就有了望月之时宦海沉浮的人生辛酸,报国无门的苦闷压抑。三综观从唐诗中“月”意象透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的种种体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爱情和青春本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而我们却不难发现,除少数作品有明亮、欢快的色调外,绝大多数诗作都充满了哀怨、忧郁的色彩。在封建时代,自由美满的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不得不唱出凄苦的哀歌。第二,民族的灾难,政局的危机,国家的前途堪忧,再加上诗人的身世之慨,凡此种种都通过“忧患”的面貌体现。第三,诗“可以怨”(《论语·阳货》)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许多失意的诗人们借月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讯息,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在边塞诗、怀古诗中总隐含着挥之不去的哀婉、寂寥的意味。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本着表现忧患意识的传统,体现出民族精神中深刻的悲剧意识。总体看来有两大共性:第一,唐诗中多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国仇家恨、世路艰难以及韶华难驻的感慨,令人掩卷怃然;其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些痴男怨女、游子思妇等等,他们孤单,他们寂寞,他们苦闷,他们悲凉。总之,他们身上几乎背负着人类全部的悲剧体验而艰难孤独地行进在历史的漫漫长途上,因此谓之悲剧性。第二,唐诗多以“月”的意象来表达泪、愁、恨、怨、叹等情感。不论是豪放诗人的悲慨苍凉,还是婉约诗人的缠绵凄怆,最终都逃脱不了感伤的调门,因此谓之感伤性。对于唐代诗人在诗作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我们不应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忧患意识、感伤情绪不免有消极的一面,但它也蕴藏着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积极肯定的人生态度。应该说,忧患和感伤是人类必定要向历史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之一。在唐诗的“满纸荒唐言”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们对于美好人生、美好理想的一片痴情!唐诗中的“月”所折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使得唐代诗篇因此又拥有了无限丰厚的精神感召力和汲取不尽的艺术美感。

研究唐诗宋词的论文

究性论文只写一首诗,有点不够吧?而且这样很容易就变成抄袭了,很难有一家之言,所以后者显然更上档次。这个要求相对高些,需要你先粗读大部分的唐诗宋词,然后求同存异,找出部分供研究的细细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特见解。用心+创新=出彩

我读唐诗宋词不知怎么了一向不喜欢文学的我,被同学们刮起的文学风感染了。从此,我逐渐的迷上了唐诗宋词。唐诗宋词有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它代表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是中国“皇帝世袭制''的光辉侧面体现,唐诗宋词是我们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的“特产”是世界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比起唐诗,我更喜欢的是宋词。宋代的诗词分为两派,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豪放派的作品大多是气势豪放,雄伟壮观,意境雄浑,充满诗人的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婉约的词汇更是情感交替,词语清晰含蓄,让人眼帘湿润不可忘怀。婉转的情绪在词调中深深表达了当时时期的无力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如范成大写的宋词《西江月》十月谁云春小十月谁云春小,一年两见风娇。云英此夕度蓝桥,人意花枝都好。百媚朝天淡粉,六锐步月生销。人间双叶满庭皋,别有东风不老!多么美妙的词句,我好喜欢!我好爱读!唐代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世称诗圣,世界文化诗人,杜甫生活在由胜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被誉为“史诗”在政治黑暗人们饱受疾苦的当时,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意精湛的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独自去投靠肃宗中途被安史叛军俘获,他面对凌乱的长安面对国难当头的残酷事变不顾全家个人利益的得失,在安史之乱仍未平息,唐王朝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家事国事事事忧心苦闷彷徨,在这种窖迫的形势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蜀相》一首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映街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落满襟!此诗写下了杜甫当时的心情,写下了在长安所见到的荒凉悲景,悲愤爱国之情贯穿全诗。向古代诗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为一名中国的中学生应该有的就是爱国精神,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我们要力争上游,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学好科学,为国家!

“唐诗宋词”塑造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民族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首先,要了解唐诗宋词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什么是古体诗、近体诗、平仄、押韵、对仗、词牌等。这些内容大致了解即可,不必深究。同时要知道所读唐诗或宋词的字面意思。 其次,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该诗或词的写作背景。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以及该诗的创作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情感内函,从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解。 如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你不了解杜甫的经历思想,不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热爱的情感,不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刻牵挂着他心魂的话,就很容易把这首诗理解成一般性喜爱春雨的作品。在本诗中,杜甫对春雨的喜爱,是出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因为好的春雨能滋润禾苗生长,能带来好的收成,让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因此诗人一开篇就以喜爱的口吻赞之为“好雨”,说其“知时节”而下。他的心、他的情、他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思想,不但能透过字面意思,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而且能在感受其对祖国和人民热血情怀的同时受到感染和熏陶,渐渐地萌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并融化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 又如李白的诗歌,在充分表现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洋溢着对祖国大好山河无限热爱的情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等。每当我们读起这些诗句,无不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如果能再了解一些李白的生平思想,那就更好了。再如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只有了解了北南宋时期国家破败、家园沦丧、爱国志士满怀爱国情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特定历史状况,以及岳飞的生平思想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位爱国将领内心深处那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民族情怀,进而受到感染和启迪,并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情操和民族文化素养。 再次,感悟诗词情感意蕴,吟诵使之融为素质。在完成了上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后,还要“感其然,悟其所以然”,深入到对作品“情”的感受和“蕴”的感悟中,由学习知识进化到培养素质。那么怎样才能感受其“情”、感悟其“蕴”呢?方法只有一个:读→ 朗读 → 朗诵 → 吟诵。一定要出声地读,而且由一般的“读”逐渐进入到“吟诵”。这样才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犹如人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一样的“情”,感悟到如人的灵魂般的“蕴”。在经常地、多篇目地、反复吟诵“唐诗宋词”的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也培养了素质。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雅”了点,“和”了点,“儒”了些。 随着“唐诗宋词”的感受、感染、感悟及民族情感蕴蓄的加深,特别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情感素质就渐渐地培养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所培养出来的文化素质将释放为我们前面所提及的能量,获得意想不到的人文效应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具有民族情感、爱国情感,更会在获得成功快乐的同时,享受着身为华夏子孙为国献力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和幸福,那是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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