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女博士于艳茹因涉嫌论文抄袭被母校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尚未尘埃落定。
6月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决定程序违法，亦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撤销之前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同时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认为这一诉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于艳茹案”是我国首个因涉嫌论文抄袭导致博士学位被撤销的行政诉讼案件，记者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终审判决后，记者曾辗转联系上了于艳茹，但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一审：北大撤销学位程序违法，不支持恢复学位诉求
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2013年7月5日，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并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她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2013年1月，在读博期间，她将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
同年5月，临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她提交了答辩申请书及科研统计表，《运动》被她作为科研成果列入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于2013年3月18日接收，待发”。
当时，连同《运动》提交的还有她已发表在核心期刊的4篇论文及其他3篇未发表的论文。
2013年7月23日，在于艳茹拿到博士学位，毕业18天后，《国际新闻界》才刊登了《运动》一文。
时隔一年多后的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于艳茹在《运动》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
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调查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2015年1月9日，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称其在校期间发表的《运动》存在严重抄袭。
北京大学称，依据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收回学位证书。
于艳茹不服，相继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均未获支持。2015年7月，她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并判令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今年1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由北京大学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海淀法院认为，学位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未对撤销博士学位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撤销博士学位涉及相对人重大切身利益，是对取得博士学位人员获得的相应学术水平作出否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被诉撤销决定之前，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保障于艳茹享有相应的权利。
本案中，北京大学虽然在调查初期与于艳茹进行过一次约谈，但此次约谈系调查程序。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因此，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海淀法院还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中仅载明依据学位条例、《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未明确具体条款，故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
一审判决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称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一审判决后，北京大学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即便没有规定，也应保证程序公正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终审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北京大学在上诉中提出了三条理由：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撤销学位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约谈属于调查程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艳茹提及最终处理结果的问题；尽管撤销决定中没有列明具体法律条文，但这不表明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存在。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针对第一个焦点，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
针对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已履行正当程序。
北京市一中院还认为，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相对人难以确定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终审判决生效后，北京大学通过官微表态，尊重法院的判决，依照相关程序处理，但也将继续严肃学术规范，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抄袭剽窃的行为绝不姑息，切实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于艳茹认为，她涉嫌抄袭的那篇论文不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只是一篇课外作品，不应该因此作为撤销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依据。而北京大学方面则认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论文，只要论文存在抄袭，就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根据北大校规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依法撤销其博士学位。
另外，双方对“在校期间发表”这个概念也有不同理解，于艳茹认为，《国际新闻界》发表其作品时，她已经从北大毕业了，所以，不属于在校期间发表。北大方面则认为，论文的创作、投稿、发表是一个过程，于艳茹涉嫌抄袭的论文在她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中，当时已经列入“待刊”一栏中，所以属于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资料图
专家：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
“两审判决都回避了实体问题，没有就撤销学位是否具备条件及撤销学位本身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而是以程序违法撤销决定。实际上，在北京大学补正程序后，还可以继续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此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法研究中心曾经两次召开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莘指出，从实体分析，北京大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是不合理的。她说，虽然学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给了学校以撤销学位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但是在运用这项权力的时候，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应当对舞弊作伪行为进行区分。
“于艳茹申请学位的时候报了4篇发表4篇未发表的论文，被指抄袭的属于未发表的文章。北大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条件是要有不少于两篇发表的论文，她不罗列4篇未发表的就已够申请博士学位。”刘莘说，被指抄袭的论文和于艳茹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联，至于涉嫌抄袭，杂志社已公告说明，已给其在学术界带来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有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放之用于四海，过于严苛不符合人性，也缺乏合理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和撤销的条件应该是对应的，排除于艳茹被指抄袭的文章，她仍旧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标准，撤销学位是不合理的。
两次研讨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中的第五条规定均被学者提及。该条规定：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从该条规定来看，于艳茹的行为属于惩罚对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洪雷指出，尽管学位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学位条例制定本单位的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但至少应当与学位条例保持一致。
此外，李洪雷还指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五条还规定要结合情节、后果和本人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对于艳茹的处理没有考虑这些情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特别重视本案判决书中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意义重大。他对判决书里说“于艳茹没有申辩陈述的机会”这个说法表示支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正当程序原则，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过于草率，处罚过重。但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能否恢复，目前尚无官方消息。
继续等着，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
中国多所高校相继卷入学术造假事件。
从造假事件的披露来源地学术打假网站来看，中国存在类似事件的高校绝不仅仅只有这些，关于学术不端、学术腐败、项目造假、论文抄袭等的举报和揭露不胜枚举。
仅2009年中国学术不端的典型案例就有:
2009年3月
●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不再续聘。
●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一稿多投。
李庆生主动申请对自己的相关论文进行鉴定，结果为“过度引用不当”。
●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被爆剽窃论文。
浙大共核查了贺海波及其所在研究室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20篇，其中贺海波涉及论文9篇。
事发后，贺海波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
浙大将其开除出教师队伍。
2009年4月
●海南大学年仅38岁的大学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王凤阳，刚被任命为海南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就被卷入“学术造假”的漩涡。
2009年5月
●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某篇硕士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惊人相似，两篇论文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了把地点“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
2009年6月
●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被爆涉嫌抄袭。
随后辽宁大学校方表示，该论文第一署名人陆杰荣对此事并不知情，第二署名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2006级在读博士生杨伦承认是自己抄袭，然后才拿给之前的老师陆杰荣署名。
2009年8月
●武汉理工大学64岁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2009年院士候选人周祖德及其学生谢鸣一篇抄袭论文收录在“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第一版论文集中，后被查出抄袭后，会议又推出“正式版”，删除了该文。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赖文教授和吴丽丽副教授联名举报其博士学位论文抄袭。
其博士学位论文竟然在没有标明引用的情况下，将早一年毕业的敖海清博士的学位论文原文大段大段、甚至一连数页粘贴过来，直接把这些论述、分析和数据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内容，雷同文字数高达40%以上。
女博士涉抄袭学位被撤北大败诉了。
1月25日，北京市高院与新京报联合评选的2017年度十大媒体关注案例揭晓，从中选取6个社会关注度及影响较大的案件进行推送，通过回访案件的承办法官或专家学者，将每个案件背后所披露的最为显著的社会问题，作出深度剖析。
因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博士学位被北大撤销，于某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撤销《关于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并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法院判决撤销北大作出的《决定》，但没有支持于某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诉求。
主审法官解读，北大撤销于某学位有违正当程序原则，这是败诉的主要原因；但在学位考量问题上，北大作为专业教育机构，可以在程序合法情况下，对是否应撤销于某博士学位一事，再次进行专业的评估和判断。
女博士学位被撤起诉北大
2014年8月17日，新闻传播类知名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于某发表在该刊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大段翻译国外学者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甚至直接采用外国论文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
随后，北大开展调查，并于2015年1月9日作出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收回其学位证书。
▲北大作出《关于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
于某向北京市教委提出申诉，请求撤销北大的决定，但教委对此不予支持。于某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撤销北大作出的《关于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并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北大认为，于某严重抄袭境外学者已发布的文章，并以自己名义发表涉案论文，其行为严重违反国家及北大相关规定。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是根据《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及《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做出的。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北大在作出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某的陈述和申辩，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此外，该《决定》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
2017年1月17日，海淀区法院对此案一审宣判，判决撤销北大作出的《决定》，驳回于某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的诉求。
宣判后，北大上诉，北京一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大败于“正当程序原则”
案件一审法官王茜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北大撤销学位的决定，是在“没有给于某陈述和辩解机会”前提下做出的，“这是非常严重的程序问题。”
“行政机关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处理决定时，应事先告知对方拟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王茜说，这是行政诉讼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即“程序正义原则”。
▲于某在海淀法院接受采访。
“或许有没有这道申辩程序，并不会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于被处罚（处理）者而言，意义重大。”王茜说，这是很多个人面对行政机关的处罚（处理）决定前，唯一为自己辩解的机会，这个程序保障个体在行政诉讼中相对平等的权利。
北大败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撤销于某的决定中，没有援引所使用的具体法律规定。
“教育法规更侧重于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而忽视学生的权利保障，特别是程序性权利”。王茜说，立法的完善需要时间，所以需要法院以判决形式明确基本的法律原则，保障学生基本权利。
北大上诉后，一中院在二审判决中，再次强调正当程序的价值与意义，该判决也入选了2017年北京法院的经典判词。
▲该案判决入选2017年北京法院经典判词。
是否恢复学位由高校判断
案件宣判后，也有声音表示，法院为何没有对于某论文是否抄袭、是否应恢复于某博士学位等问题进行审查？
对此，王茜表示，法院在保障学生权益的同时，也要尊重高校的“初次判断权”。北大虽违反程序正当原则，但于某论文是否构成抄袭、学位是否因抄袭被撤销，这都是属于学校自主权的一部分，在学术认定方面，应留待高校依法定程序自主判断。
此外，该案对实体问题进行判断，也将间接导致于某丧失陈述、申辩及申诉等权利。“法院没有对学位作出最终的判断，就是让学校依法对这个事件，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再次给出判断。”王茜说。
北京大学女博士于艳茹因涉嫌论文抄袭被母校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尚未尘埃落定。
6月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决定程序违法，亦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撤销之前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同时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认为这一诉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于艳茹案”是我国首个因涉嫌论文抄袭导致博士学位被撤销的行政诉讼案件，记者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终审判决后，记者曾辗转联系上了于艳茹，但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一审：北大撤销学位程序违法，不支持恢复学位诉求
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2013年7月5日，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并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她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2013年1月，在读博期间，她将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
同年5月，临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她提交了答辩申请书及科研统计表，《运动》被她作为科研成果列入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于2013年3月18日接收，待发”。
当时，连同《运动》提交的还有她已发表在核心期刊的4篇论文及其他3篇未发表的论文。
2013年7月23日，在于艳茹拿到博士学位，毕业18天后，《国际新闻界》才刊登了《运动》一文。
时隔一年多后的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于艳茹在《运动》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
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调查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2015年1月9日，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称其在校期间发表的《运动》存在严重抄袭。
北京大学称，依据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收回学位证书。
于艳茹不服，相继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均未获支持。2015年7月，她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并判令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今年1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由北京大学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海淀法院认为，学位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未对撤销博士学位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撤销博士学位涉及相对人重大切身利益，是对取得博士学位人员获得的相应学术水平作出否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被诉撤销决定之前，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保障于艳茹享有相应的权利。
本案中，北京大学虽然在调查初期与于艳茹进行过一次约谈，但此次约谈系调查程序。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因此，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海淀法院还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中仅载明依据学位条例、《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未明确具体条款，故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
一审判决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称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一审判决后，北京大学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即便没有规定，也应保证程序公正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终审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北京大学在上诉中提出了三条理由：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撤销学位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约谈属于调查程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艳茹提及最终处理结果的问题；尽管撤销决定中没有列明具体法律条文，但这不表明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存在。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针对第一个焦点，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
针对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已履行正当程序。
北京市一中院还认为，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相对人难以确定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终审判决生效后，北京大学通过官微表态，尊重法院的判决，依照相关程序处理，但也将继续严肃学术规范，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抄袭剽窃的行为绝不姑息，切实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于艳茹认为，她涉嫌抄袭的那篇论文不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只是一篇课外作品，不应该因此作为撤销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依据。而北京大学方面则认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论文，只要论文存在抄袭，就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根据北大校规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依法撤销其博士学位。
另外，双方对“在校期间发表”这个概念也有不同理解，于艳茹认为，《国际新闻界》发表其作品时，她已经从北大毕业了，所以，不属于在校期间发表。北大方面则认为，论文的创作、投稿、发表是一个过程，于艳茹涉嫌抄袭的论文在她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中，当时已经列入“待刊”一栏中，所以属于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资料图
专家：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
“两审判决都回避了实体问题，没有就撤销学位是否具备条件及撤销学位本身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而是以程序违法撤销决定。实际上，在北京大学补正程序后，还可以继续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此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法研究中心曾经两次召开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莘指出，从实体分析，北京大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是不合理的。她说，虽然学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给了学校以撤销学位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但是在运用这项权力的时候，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应当对舞弊作伪行为进行区分。
“于艳茹申请学位的时候报了4篇发表4篇未发表的论文，被指抄袭的属于未发表的文章。北大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条件是要有不少于两篇发表的论文，她不罗列4篇未发表的就已够申请博士学位。”刘莘说，被指抄袭的论文和于艳茹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联，至于涉嫌抄袭，杂志社已公告说明，已给其在学术界带来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有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放之用于四海，过于严苛不符合人性，也缺乏合理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和撤销的条件应该是对应的，排除于艳茹被指抄袭的文章，她仍旧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标准，撤销学位是不合理的。
两次研讨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中的第五条规定均被学者提及。该条规定：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从该条规定来看，于艳茹的行为属于惩罚对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洪雷指出，尽管学位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学位条例制定本单位的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但至少应当与学位条例保持一致。
此外，李洪雷还指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五条还规定要结合情节、后果和本人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对于艳茹的处理没有考虑这些情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特别重视本案判决书中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意义重大。他对判决书里说“于艳茹没有申辩陈述的机会”这个说法表示支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正当程序原则，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过于草率，处罚过重。但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能否恢复，目前尚无官方消息。
继续等着，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
主要涉及罪与非罪、此罪或彼罪、是否有从轻、减轻或从重、加重情节等方面阐述。一要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分析事实，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二要阐述依照现行刑法或相关司法解释，应给予何种刑罚；三要分析其行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及理由；四可以提出其他观点及自已的认识。
摘 要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法律对其具体适用条件却规定不清，以致于在实务中司法人员适用混乱。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悔罪表现”的不同适用规定以寻求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解释方法。其次，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其盲从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活动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只有当实体法与程序法达到协调状态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制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关键词 未成年人 案件 附条件不起诉 悔罪表现作者简介：霍婷、周仪，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冲击了传统社会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成年犯罪率的飙升就是突出的热点之一。社会环境迫使大批走投无路之人实施犯罪，也逐渐松动了报应刑论所坚持的行为人具有完全的自由意识因而有罪必诉的基础观点。在司法改革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坚守刑罚并非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才是良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创新起诉制度以实现非犯罪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也曾分析得出温和的、社会化的矫治方法更有利于降低重复犯罪率的结论 ，这也印证了此项制度的可行性。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三项要件即罪名、可诉性和悔罪表现。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悔罪表现在此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实体法亦或是程序法都未对此明确规定。由此可见，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对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一、悔罪表现具体内涵的选择冲突对于何为“悔罪表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张明楷教授认为是指在犯罪后以一定的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悔恨 ，但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认罪与忏悔，因此悔罪表现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并希望改正 。更有人提出，悔罪表现不应该只停留在主观心理感受层面，必须以客观行动表示出来，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这种种说法，检察院在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三要件时，究竟要以谁为准？由于案件本身的差异以及地区不同，司法官员基于自己的认知所做出的选择无可避免的具有差异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则更多的趋向于将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悔罪表现直接与《刑法》第72条缓刑中的悔罪表现相等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悔罪表现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证明嫌疑人没有再犯的危险，所以可以等同适用，这是诉讼法与程序法衔接的一个体现。但笔者认为，其一，由于两种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即使指向同一目的，也不可以等同适用。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即缓刑是独立的刑种，由法院宣告，实行社区矫治。而附条件不起诉是一种独立的起诉制度，体现了检察院的出罪权。其二，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标准应低于缓刑的要求。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刊登的某案例为例 ，17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宇在工作过程中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吵，将被害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后小宇投案自首，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悔罪态度始终不好，表示不道歉。若按照缓刑中悔罪表现的标准来衡量此案，则无论如何小宇也无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可如果对小宇的生活经历简单了解后，我们将很容易得知其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不管不教，因此性格倔强冲动，不善与人交往的结论。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极端，但由于年龄小，则很容易通过教育来纠正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法律仅是冷冰冰地给予惩罚，反而会助长逆反心理，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之衔接冲突除了上文所论证的悔罪表现上的冲突，《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衔接问题的另一冲突点则体现在如果根据《刑法》第37条，由于具有法定量刑情节，未成年人在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但是如果依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只有在符合罪名限定、悔罪表现、考察合格等种种条件后才能不受起诉。从这一角度看，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不符合立法宗旨。此制度本来旨在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对其进行挽救，而不是为其重返社会增加难度。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之一是放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限制。既然后者在符合重重条件后才能达到与前者一样的结果，立法者则应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原则，适当降低后者的罪刑要求，例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可略重于相对不起诉的要求，以寻求法律上的平衡，也真正的将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落到实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出台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大致分为两种学说即独立说与包含说 。随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独立说成为了主流学说，如陈卫东教授认为，相对不起诉是在符合法律规定后的不起诉，其本质是不起诉；而附条件不起诉是在符合罪名与悔罪条件后的不起诉，在条件达致以前，其实质仍为起诉，因此两者独立。 笔者也赞成独立说，理由在于两种不起诉的关注点不同，相对不起诉侧重点在于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客观方面，而悔罪表现所占比重不大；而法定不起诉则更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检察官可以主动设置考察来行使裁量权。三、完善衔接问题的建议目前在立法层面对于悔罪表现没有具体地、可操作性的规定，而司法实践又急需此方面的指导以防止裁量失衡，减损司法机关的权威。笔者认为，在缓刑制度中，悔罪表现可以犯罪后是否积极返还原物，是否真诚的向被害人道歉，是否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亦或是在羁押期间是否守法为标准。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则应降低标准，将悔罪表现看作形式要件，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罪名、可诉性的实质要件且愿意接受考察，均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原因在于，其一，缓刑的适用对象是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而附条件不起诉的刑罚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虽然两者都是特殊预防，但是显然后者的刑罚条件更严格，因此为了达到内部平衡状态的，应当适当放宽其他要件；其二，如上述案例，青少年处于心智成长阶段，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通常表现出暴躁、盲从、容易极端的特征。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是由法制观念淡薄、在社会中交叉感染所致，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此外，也无需担心此制度将放纵犯罪，因为在考验期内，检察院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接受矫治和教育，一旦嫌疑人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检察院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既然这样，何不给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法律网，足以将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嫌疑人收入网中，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平衡。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冲突问题的解决措施本文在前文已做出回答，此处不再赘述。四、结语程序法与实体法虽然都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但只有当两者协调统一时，才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冲突与摩擦胡导致体系的混乱，只有平衡才能促使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刑事案件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每位法律工作者对之都必须慎之又慎。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设计一个完美的制度来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这不仅是未成年人需要的，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案例分析的基本格式1、先简述案情及针对本案的几种不同意见;2、就法条来分析案例，为什么能得出你的结论:写出你对案例的见解,你做此判定的法律依据，就是写出法条; 3、不赞成其它意见的理由及依据; 4、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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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案例1 司法管辖和诉讼保全1997年，甲县A公司和乙县B公司在丙县订立了一份水泥供销合同。合同约定：“运输方式：由A公司代办托运；履行地点：A公司在丁县的仓库。”A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B公司尚欠A公司30万元的货款。四个月后，B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度降价处理水泥”的广告。同时，着手准备分立为两个公司。为此，A公司以B公司的行为影响货款的偿还和B公司即将分立为由，向乙县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冻结B公司银行存款30万元，同时提供了同等数额的资金担保。人民法院审查以后依法作出了冻结存款的裁定。后由于B公司向该法院提供了同等数额的财产担保，法院依法作出解除冻结的裁定。后A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被告B公司反诉要求原告A公司承担由于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给自己造成的损失。[问题]（1）对于本案何法院有管辖权？为什么？（2）如果B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当在何时间提出？该异议能否成立？（3）A公司能否在诉前申请财产保全？（4）B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正确？[正确答案]（1）乙县人民法院、丁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见《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乙县是被告人B公司所在地，丁县是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地。（2）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该异议不能成立。见《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3）A公司可以在诉前申请诉讼保全。《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诉前财产保全的条件。法律对诉前财产保全规定的条件要比诉讼保全的条件更严格。本案中A公司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条件：争议的财产存在着现实危险。本案争议的财产为30万元的货款，B公司大幅度降价处理水泥会直接影响其还债能力，对债权人A公司构成威胁，可能使其债权无法或不能得到充分实现；B公司着手准备分立的行为又会使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符合诉前保全的实质要件，即情况紧急，如果等到起诉后申请财产保全，由于相对人的主观原因会导致A公司利益受损，同时会影响将来判决的执行。作为利害关系人A公司提供了与保全财产相应的担保。乙县人民法院既是财产所在地法院，又是具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故A公司有权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是正确的。（4）B公司的反诉请求不正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申请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诉前财产保全实施后，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起诉。另一种情况是指申请人在诉讼中败诉。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诉前财产保全是以起诉为基础的，申请人不按法定期限起诉，实为滥用这一权利，故被申请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在第二种情况下，通过法院审理，申请人败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明确，作为非权利人应当向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这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提起反诉，也可在诉讼终结后另案起诉。本案中被告的反诉要求是以本诉为条件的，符合反诉要件。由于在本诉中被告败诉，故原告即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是权利人，其申请无误，被告即被申请人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考点集成]关于司法管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规定的地域管辖，可以划分出一般地域管辖与特殊地域管辖。一般地域管辖权，是指按照当事人所在低于其所在地法院的隶属关系确定的管辖。一般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这是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特殊地域管辖，使指以诉讼标的的特殊性与特定管辖法院的必要性所确定的管辖权。关于财产保全，财产保全是指为及时地、有效地保护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诉讼前或者作出判决前，根据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主动依职权，采取的限制有关财产处分或者转移的强制性措施。财产保全分为诉讼财产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民事诉讼法案例2 先予执行甲区王某和孙某系邻居，平日关系融洽。1996年王某自己动工修建新瓦房，孙某便主动帮忙。一日孙某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腿骨被摔断，因抢救及时未造成瘫痪，但需做一次大手术方能康复。医院让孙某交7000元医药费，孙某家境贫寒无力交付，王某虽有支付能力但支付了2000元后就拒绝支付。医药费没有着落，致使手术迟迟不能进行。孙某无奈只好向甲区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让王某先行支付5000元医药费。王某私下对孙讲：“你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会让你提供担保。你没钱提供担保，法院不会支持你的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孙某请求不符合法定条件，裁定驳回先予执行申请，孙某因此未得到及时治疗。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王某举家迁居至乙区，于是王某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案件由乙区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决王某负担孙某医疗费等共计11000元。[问题]（1）本案中，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孙某先予执行的申请是否合法？ （2）孙某申请先予执行是否必须提供担保？ （3）若孙某对驳回申请不服能否申请复议？. （4）王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正确？ [正确答案]（1）人民法院的裁定不合法。《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了适用先予执行制度的案件范围。本案中孙某向王某追索医疗费用，符合先予执行适用范围。（2）孙某申请先予执行并不必须提供担保。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的提供担保是“可以”而非“必须”。这是由于先予执行制度本身是为解决生活或生产经营上的急迫困难而设，如果要求申请人一律提供担保，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而且该申请并非会给权利人带来损害，如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则与制定的目的相悖。（3）孙某不能申请复议。对《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对裁定不服包括对肯定裁定和否定裁定的不服，故应当允许申请人申请复议。本案中孙某对驳回申请的裁定可以申请复议。（4）王某的管辖权异议是错误的。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考点集成]关于先予执行，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因当事人一方生产或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在作出判决前，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财物，或者立即实施或停止某种行为，并立即执行的措施。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以及申请人是否有能力提供党报的情况决定是否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当事人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复议一次，但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此外，先予执行的使用还应当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具体的案件。第二、申请人有行使权利的迫切需要。医疗费用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使手术不能及时进行，导致孙某不能康复，客观上存在急迫性。第三、被申请人有履约能力。本案被申请人是有履行能力的。第四、须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于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本案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法定范围和条件，法院裁定驳回先予执行是不合法的。民事诉讼法案例3 共同诉讼与诉讼代表人陈某去世后，其亲属将死者骨灰存放在青山殡仪馆，每年交寄存费用十元。死者陈某的亲属除其弟陈甲外还有其妻王女，其子陈胜，其父母老陈、老刘，其兄陈乙，其妹陈丙。每年死者祭日之时上述人员均到殡仪馆去寄托哀思。1999年，死者亲属去祭拜时，被殡仪馆人员告知骨灰已经丢失，致使者亲属异常痛苦。经多方寻找无效，2000年12月陈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殡仪馆丢失其亲属骨灰，给其造成的极大痛苦，要求殡仪馆进行赔偿。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案，经审理认为殡仪馆工作人员过失致使原告之兄的骨灰遗失，给原告造成痛苦，殡仪馆应当赔偿。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由殡仪馆赔偿陈甲1500元，陈甲同意撤回起诉。人民法院裁定准予陈甲撤回起诉。 [问题]（1）陈甲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人民法院是否应当通知陈某的其他近亲属参加诉讼?如果应当通知，陈某的近亲属们的诉讼地位如何?（3）假设陈某的近亲属都参加诉讼，他们可否采取代表人诉讼的方式?（4）人民法院的结案方式是否正确?[正确答案]（1）陈甲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这涉及到当事人的条件问题。一般来说，死者的近亲属是与死者关系最亲密的人，死者死亡对他们的精神打击最大，他们是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因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应当限定在近亲属范围内。法律上没有规定此类案件只能由近亲属中的那些人提起，或者限定起诉的顺序，因此应当认为全部的近亲属都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中陈甲是死者的弟弟，属于死者的近亲属范围，应当认为由其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因此，陈甲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陈某的其他近亲属参加诉讼。陈某的近亲属应当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陈某的其他近亲属也同样因为死者骨灰的遗失遭受精神打击，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们与陈甲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共同的，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死者的其他近亲属参加诉讼。他们应当同样取得原告的诉讼地位。（3）如果陈某的近亲属都参加诉讼，他们不可以采取代表人诉讼的方式。（4）人民法院的结案方式是不正确的。本案的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之下进行的，并且由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不属于案外和解，是诉讼内的调解。所以人民法院应当以调解方式结案，而不应当以裁定准予撤诉的方式结案。[考点集成]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所谓共同诉讼，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各为两人以上的诉讼。共同诉讼分为两种，即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诉讼代表人，即群体诉讼中人数众多当事人的代表人，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六十条之规定。本案中陈某近亲属所进行的诉讼在其他条件上均符合法律要求的进行代表人诉讼的条件，但其原告的总数达不到民事诉讼法解释所要求的十人以上的人数要求，所以不能进行代表人诉讼。民事诉讼法案例4 必要共同诉讼人加入二审及财产保全的管辖法院 1998年元月26日，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与远大保温瓶厂、红发家具厂签订书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合同规定：由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贷给保温瓶厂15万元，期限自1998年元月26日至1999年元月26日止，由红发家具厂作为保证人。他们同时在此合同中约定：今后若产生纠纷，由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管辖。该笔贷款到期后，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多次向保温瓶厂催要，保温瓶厂一直拖欠不还；又多次向保证人红发家俱厂催要，家具厂也拒不还款。1999年3月8日，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以红发家具厂为被告向西市安A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问题]（1）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为什么？（2）远大保温瓶厂是否应参加诉讼？他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是什么？（3）若保温瓶厂没有参加一审，一审判决后，家具厂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如何处理？（4）如果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在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工商银行发现家具厂有隐匿财产的行为，应当向哪个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正确答案]（1）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西安市A区为工商银行的住所地，原告与家俱厂、保温瓶厂合同中约定西安市A区法院为管辖法院是合法的，也没有违背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西安市A区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2）被保证人保温瓶厂应参加诉讼，其地位是共同被告。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53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中，债权人西安市A区工商银行仅起诉保证人家具厂，但他们签订的合同中并未明确家具厂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保证人保温瓶厂应参加诉讼，其地位是共同被告。（3）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保温瓶厂为应当追加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183条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裁定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本案中，保温瓶厂是被保证人，保证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53条之规定，被保证人保温瓶厂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此，如果保温瓶厂没有参加一审，一审判决后，家具厂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保温瓶厂为应当追加的当事人。（4）适应当向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103条规定，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因此，本案中，若在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工商银行发现家具厂有隐匿财产的行为，应当向西安市A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考点集成]关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的处理。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183条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裁定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关于财产保全的管辖法院，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民事诉讼法案例5 诉讼第三人的种类及其地位 1998年9月余某在甲县病逝，其生前在乙县居住过的三间平房由其大儿子余大接管。余大在原来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了二层三间房屋，余大全家搬进去居住。余大的弟弟余二认为房屋是父亲留下的，应当有他一份，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对父亲遗产的一半的所有权。当被告和原告就房屋分割争执不下时，其堂兄余兄从海外归来，也向法院提出了房屋产权要求。余兄称争议房屋不是余某的遗产，而是余兄在出国前借给余某居住的。当时由于余大、余二都不给余某提供住处，老人无处可居。余兄办好一切出国手续后，就提出让余某居住并负责照管房屋，待余兄归国后再返还，余某表示同意。因此，余兄要求加入到诉讼中来，认为双方所争房产产权完全归自己享有，原被告无权分割房产，并要求余大赔偿改造房屋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同意余兄参加诉讼。在法庭辩论期间，余二发现余大的诉讼代理人是审判长的妻子，于是提出要求审判长回避的申请。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余二亲自向人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人民法院准许了原告余二的撤诉，裁定终止本案的审理。[问题]（1）对于本案何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2）余兄是否有权利参加诉讼？其参加诉讼，应当具有怎样的诉讼地位？（3）在法庭辩论期间，余二能否申请回避？（4）对于余二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怎样处理？（5）人民法院的准予撤诉的作法是否正确？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地位有什么变化？[正确答案]（1）对于本案乙县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2）余兄有权利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而参加到诉讼中来的第三方当事人。（3）余二可以在法庭辩论期间提出回避申请。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4）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审判长回避，并将案件延期审理。申请回避是否合法，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回避理由成立，二是时间正确。在本案中，被告代理律师与合议庭成员有夫妻关系，属于法定的回避事由之一。原告据此提出回避申请，其理由是合法的，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但由于这一理由在开庭后得知，因而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在时间上也是合法的。因此，原告申请回避理由成立，形式合法，法院应该予以准许。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5）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余二撤诉。余兄由第三人变为了原告，余二、余大则成为被告。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至于法律所规定的“诉讼另行进行”，应当理解为本诉讼转变为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原告，以本诉讼的原、被告为被告的诉讼。[考点集成]第三人分为两种：一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不论全部或者一部分，以独立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请求而参加诉讼的人。二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权利，只是参加到当事人一方机型诉讼，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原告，即以本诉中的原告和被告作为被告。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应当合乎以下条件：1、必须是他人之间的诉正在进行；2、必须针对诉讼标的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3、必须以本诉讼的原、被告为共同的被告；4、必须向管辖本诉讼的人民法院提出。本案中，余兄认为自己是房屋的所有者，而向本诉讼的人民法院提出了对房屋的独立主张。合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条件。民事诉讼法案例6 简易程序 李某失踪多年，其妻刘某生活艰难，欲与王某结婚。遂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于1998年9月31日受理了本案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由审判员林某一人独任审理，同时自己担任记录。审理过程中，李某回家，发现妻子另有新欢，也欲离婚。庭审中，刘某提出分割李某在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人民法庭经审理，当庭做出了判决：判决刘某和李某离婚。1999年1月10日，法庭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加盖了人民法庭的印章。在上诉期间内刘某上诉。[问题]（1）人民法院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2）本案中的简易程序有哪些方面与法律的规定不符？（3）人民法院对于刘某在诉讼期间提出的分割李某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的诉讼请求应当如何处理？（4）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5）假定本案被发回重审能否适用简易程序？[正确答案]（1）人民法院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在人民法院受理之时被告人下落不明，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但必须有书记员担任记录，不得自审自记。人民法院1998年9月31日受理本案，1999年1月10日结案，超过了法律规定三个月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最长期限。判决书应当加盖人民法院的公章而不是人民法庭的公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3）第一审程序中，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增加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本案中，原告在庭审时提出分割李某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这属于诉讼请求的增加。由于这一请求与其他诉讼请求都是基于同一婚姻法律关系提出的，法庭对其应一并予以审理。但法庭对原告的这一请求未进行审理，这在程序上是不妥的。（4）本案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且人民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出现多处程序错误，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应当发回重审。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考点集成]简易程序是第一审程序中普通程序的简化，是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所使用的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简易程序适用于继承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使用简单程序审理。 简易程序的特点： 起诉方式简便，原告可以口头起诉。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的方式简便。实行独任审判。审理程序简单。 民事诉讼法案例7 专属管辖权 刘德仁有子女三人。儿子刘海洋，大女儿刘海燕，小女儿刘海鸥。刘德仁的妻子王淑艳于五年前因病去世；大女儿刘海燕于1994年嫁到沙河县，并在那里工作；小女儿刘海鸥于1996年嫁到南平县，后与丈夫一起调到来水市工作，并在那里居住。儿子刘海洋一家与老汉共同居住在老家安明县。1997年8月11日，刘德仁在进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身亡，留下私房六间，刘海燕与刘海鸥闻讯赶至，十分悲痛，未与刘海洋提及继承遗产之事。1997年12月10日，刘海洋独自去河上钓鱼，因冰冻不实，掉进冰窟，因周围无人相救，刘海洋不幸被淹死。次年2月，刘海洋之妻沈爱花将六间私房中的一间留下自己居住，其余五间卖给了同村居民李达明。不久，刘海燕得知此事，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她对房屋的所有权。[问题]（1）本案应由哪个法院管辖？为什么？（2）本案中哪些人应参加诉讼？他们各自的诉讼地位是什么？[正确答案]（1）本案应由安明县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属于专属管辖，而非一般的地域管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房屋属于不动产，因此，本案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安明县人民法院管辖。（2）刘海燕、沈爱花、李达明应当参加本案诉讼。刘海燕认为沈爱花侵犯了其房屋所有权而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处于原告的地位。沈爱花被诉称侵犯了刘海燕的房屋所有权，应处于被告地位。李达明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所谓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他对别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不具备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的人。在本案中，李达明对于刘海燕与沈爱花之间发生的所有法律关系纠纷，不享有全部或部分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处理结果与他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沈爱花败诉，他的利益必将受到影响。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李达明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参加诉讼，并且这样也有利于案件公正、迅速的审理。作为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李达明参加诉讼。本案中，对于刘海鸥，法院可以先征求其意见，如明示放弃继承权，则她可以不参加本案诉讼；如未明示放弃或明示不放弃的，刘海鸥应当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考点集成]关于专属管辖权，以是否是法律强制规定和任意规定为标准，可分为专属管辖权和协议管辖权。专属管辖，是指对特定的案件确定专属于特定的法院管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下列三种诉讼属于专属管辖：对不动产的管辖；对港口作业诉讼的管辖；对继承遗产诉讼的管辖。
“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问题、证据法的立法问题、民诉法的修改问题、调解制度问题，等等，现在都很热，而且，参考资料很好找，开的口子也比较大，容易大框架。
民事诉讼法：1：论民事司法鉴定制度案例好找 参考文献也多
1.贺甲是被告，贺乙是原告，贺丙是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贺乙向法院起诉贺甲，认为侵害离自己的继承权，故二人存在权利义务上的争议，确定了原告被告的地位。2.能，他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3.贺丙应该与贺乙一并列为原告。首先，这是关于继承的争议案件，是必要共同诉讼，所以，必须一并审理，贺丙与贺乙的诉讼请求相同，均要求继承其父的遗产，所以，为共同原告。4.依职权追加贺丙为原告。通知她参加诉讼。民事诉讼法案例题分析2道：一、刘春红与杨文玲系邻居，刘未选上街道代表，怀疑是杨说了坏话，便伺机报复。1994年5月12日，马玉兰带领儿子李刚、儿媳赵华闯入杨家，欧打 杨文玲，致使杨多处受伤。杨之子孙洪飞下班回家与刘家三人相遇，刘家三人又将孙洪飞打伤。杨文玲丈夫孙学贵于1994年5月底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刘春红赔偿其妻的医药费。在起诉中，对儿子被打伤的问题未涉及，法院受案后，在调查中发现孙洪飞也被打伤，于是将孙洪飞追加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 原告。问：（1）该案在诉讼中有无错误？说明理由。（2）刘春红的儿子李刚、儿媳赵华在本案诉讼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为什么？分析：1、孙学贵以原告身份起诉是错误的，因为起诉的人必须是与本案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但孙学贵本人并未遭殴打，与刘家三人不存在损害赔偿关系，直接遭受 殴打的杨文玲才是符合条件的原告；人民法院将孙洪飞追加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也是错误的，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共同诉讼人与他人争论的诉讼标的是共同 的，而孙洪飞和杨文玲是分别遭到刘家三人的殴打，孙洪飞和杨文玲之间形成的损害事实也是两次殴打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孙洪飞和杨文玲对刘家请求损害赔偿也 是分立的，不存在必要的联系，只是属于同一种类的诉讼。2、李刚、赵华在本案中属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被告。他们与其母的加害行为对损害后果产生是共同一致、不可分割的行为，因而对加害的结果负连带责任，由此产生的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二、1986年，尹某因工作需要出国，临行前将自己所属房屋两间交领居王某代管，言明代管3年，其间可以出租但不可出卖。3年过后，尹某也未回国，王某要 去外地工作，因此又将该两间房屋出租给张某并其代管，并向张某表明该房产权属尹某，不可出卖。1992年，张某未经王某同意，将房屋卖给李某。因过户手续 无法办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立即交房并办理过户手续。诉讼中尹谋回国，得知张某和李某之间正在对自己所属房屋进行诉讼，即向法院提出房屋产权归自己 的主张。问：（1）尹某在诉讼中居于什么地位？（2）法院应否通知王某参加诉讼？王某如参加诉讼，其诉讼地位如何？分析：1、尹某应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他参加到张某和李某正在进行的诉讼中来，即不支持原告的主张，也不支持被告的主张，而是将本诉中的张某和李某都作为被告，提出对房屋享有所有权的独立请求。2、法院应通知王某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王某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王某是尹某房屋的代管人，虽对房产无独立请求权，但假如尹某败诉就要追究他的代管责任。所以他应依附于参加之撤离的尹某一方，支持尹某主张，以维护自己利益。
自从翟天临出事以后，全国严查论文，而且查重要求比之前更加的严格，很多毕业生叫苦不迭。
在天临事件之后，让很多的学校加大了对论文的查重力度，而且随着论文查重力度的加强，有很多的软件都对论文查重的价格翻倍了。
AI技术的智能模型的训练模式由之前的大炼模式逐渐变成炼大的模式；参数量模式在不断增加，探索的四个层次等等内容都有抄袭。
张世友原是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此次10篇被指抄袭的论文，均创作于其2010年1月调入重庆师范大学任教之前。 发表于1998年9月《涪陵师专学报》的《必须重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是网帖举报的第一篇抄袭论文，文章被指抄袭自1995年第6期的《高等农业教育》。在《涪陵师专学报》上发表这篇论文时，张世友已从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5年。公开资料显示，1993年7月至2010年1月，张世友在长江师范学院任教，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是长江师范学院的前身之一。长江师院任教期间的2000年7月至2003年7月，张世友在西南师范大学修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他的第二、三篇被指抄袭的论文就出现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这两篇题目分别为《诚信与当前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与时俱进”是民族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相凝结的时代精神》的论文，分别刊发于《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的2002年第4期、2003年第2期。2003年，张世友已本科毕业10年，其职称是讲师。也正是2003年12月，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张世友评上了副教授。此后，张世友发表了多篇在今天被指抄袭的论文。据网帖爆料，有4篇疑似抄袭的论文出现于2004年，3篇出现于2005年。至此，张世友共10篇论文被举报抄袭。张世友的荣誉接踵而来。2005年8月，他参与的论文入选“重庆市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月，他斩获第五届重庆市期刊好作品评选论文一等奖；12月，他获重庆市涪陵区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6年9月，涪陵师院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11月，张世友破格晋升为教授，这距其被评为副教授仅3年。2010年1月，张世友进入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任教。目前，他身兼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委会评审专家、重庆市伦理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会副秘书长等社会角色。这10篇论文在当年没有受到质疑，未阻挡其职称从讲师晋升到教授，也未妨碍其前往新大学的执教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