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都是如此的,例如好,古代就有貌美的意思.还有如娟.在汉字中，无论是常用字还是通用字，把女字作为造字部件的合体字数量不少。传统上认为，合体字一部分是表义的，一部分是表音的。于是有人认为，带有“女”字成分的汉字具有贬义性质。《深圳商报》 1月22日有一篇题为《16汉字之错：既不尊重女性，又误导儿童人生观？》的文章诉说汉字对女性的不公并建议把这一部分带有对女性侮辱的汉字偏旁改更改掉。其实，这是对古代人造字原理与造方法的一种误解。 汉字是一种图形文字。从字形上看，“女”字像是一个坐着地上劳动的女人模样，于是古人就取女性劳动时的姿势的描写来作性别，与“男”相对。这是“女”的最原始的意思。在“女”字被造出来以后，古人又以此字为基础，先后创造出与性别有关的一系列新的汉字。如：妈，娘，奶，妹，姐，姑，姨等。女字在这一系列汉字中，其意义就是纯粹的性别。在中国哲学中，一对非常重要概念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这就是的“阴阳”观。男性是“阳”，女性是“阴”。在以上的汉字中，“女”字既没有褒义也不没有贬义。 在中国阴阳辩证思想的原则下，在表示性别意义的“女”字被创造出来后，古代人对女性的认识并没有停止下来。根据女性的特点，古人进一步认识到与女性有关联的其他意义，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1． 美丽的。这是“女”字旁汉字中一项很重要的义项。最具有代表的是“好”字。子字是中国文化十二地支中第一个字。“女”字与地支中第一个字“子”相伴为“好”。“女”字与地支的第二字“丑”结合为“妞”。 “丑”原始意义是人体最灵活的最重的部分“手”。在简化字出现之前，“丑恶”一词中的“丑”字不是现在的样子，与表示人体的“手”字根本无关，而是由“酉”字加上“鬼”字构成的，即“丑”。“酉“字表示一种容器，其中间部分很大：“鬼”是头儿很大，身子很少。总之，它们的身体比例很不协调，故为“丑”。“妙“字中的女字旁也具有”美丽的“意思，突出“女性的美丽是不多见”这一意思。所以“女”加“少”为“妙”。还是“婵”，“娟”，“婷”字等都与女性美丽有关。2．温柔的，脆弱的。除了女性美丽之外，女性的生理上的其他属性也被挖掘出来了。于是，“娇”，“嫩”，“娃”等字又被创造出来了。所以，“娃”字中的“女”字旁并不表示娃娃都是女性，而表示一个生命初期的脆弱，需要保护和照顾的意思。要不然，娃字的意义就解释不通了。古代人肯定知道娃娃中也有两种姓别，这不是他们不小心或搞错了人类的性别。在这些汉字中，女是表示中性的，是女性自然属性的延伸义。3．否定的，不予以提倡的。在古代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他们看到有一种不值提倡的做法或者行为，比如说，当一个人的物质要求与欲望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时就变成“婪”了。“婪”字中的“林”字就是指要求过多的意思，下边的“女”字是指这种要求是不合理，不值得提倡之意。还有“奸”字，其右边的“干”是表示人的行为动作，左边的“女”字旁表示阴谋，不光明正大的意思，当然还有不合性道德的行为身体行为的意思，与发生这种身体不合规范行为的主体是没有性别区别的。如果汉字中“奸”是女人所为的话，那么古人又得造出另一个汉字来表示男性中的这种不道德行为了。词语中有“奸臣”一词为证。中国古代的妇女当官的基本没有，“奸臣”肯定是男人，是那些耍阴谋诡计的官员叫“奸臣”。 当然，中国汉字中确实也存在对女性不公的现象。这与中国妇女地位在中国历史一向低下有关。在中国神话中，除了女娲补天中女性是正面形象之外，其他的故事就没有太多正面形象了。而在希腊神话神话中，女性的正面形象占了半壁江山。这点确关值得我们深思。今天，与其说改变这类汉字的结构，倒不如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赋予中国女性足够的权利与尊重。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 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 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 、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姓氏的神话】 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所载，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改为姬姓。黄帝是传说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百家大姓中有七十多个姓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姬姓。据说他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人，共12姓（有同姓的，故14人有12姓），姬姓居首。周的祖先后稷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承继了姬姓。关于后稷以姬为姓，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配皇后，有一次她到野外出游，见到了臣人的足迹而心生喜悦，就踩踏这些足迹，而后身动如怀孕一般，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后稷。后稷长大后出任尧的农官，教民稼穑，被后人尊为“神农”，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姒姓大禹的国号为夏后，姓姒，其父名鲧，是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儿子。当时帝舜治理天下，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于是舜派鲧治理洪水，历经9年而未成功。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派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等协助。禹疏通九河，开凿济、漯、淮、泗等河流，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成功。由于他的丰功伟绩，舜把夏封给他，又把帝位传给他。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所以禹建夏国后，就以“姒”为姓。另一说，修己吞吃了神珠薏苡而生了禹，故而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大禹死后，帝位传给其子启，历经四百多年，至夏桀时，因为他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桀的后人有的就以国名夏为姓了。 子殷商王室姓子，其始祖为契。契是古部落普通女子简狄的儿子。有一天简狄同两个妇女在河中洗澡，看见一只玄鸟（即燕子）在河边下了一个蛋，就拣起来吞吃下去，不久就怀孕生下了契。契后来是舜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百姓的事务，并封给他商地。又因为契的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故而赐姓为“子”。关于子姓来源的传说，见于《史记.殷本纪》。《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这个故事。 【姓氏的分布】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徵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 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 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女奶奴奵妃妇奸好妈如妁她妄妆奼奿妅妀奺奻奷奾妣妒妨妋妫妓妗妙妠妞妊姒妥妩妍妖妤妪妘姊姉妆妛妉姂妦妚妎妔妌姖妜妑妧妏妡妟妐妕姅妲姑姐姆妹妺妮妻妾姌姗始委姓姁妯妬妷姗妭妼妸妿姇姀姈姏姄
1、女字旁的字：好、奶、姐、女、妈、娃、如、姨、妙、她、娘、姑、始、媲、嫦、委、姥、嬉、婶、娜、嫩、娟、姓、奸、嫁、婆、婵、娇、妩、妇、妨、婉、妥、娥、妆、姿、媚、娶。 2、女是汉字部首之一，以“女”作意符的字大多与女性有关，可分为6类：亲属关系，如：妻、妇、姑、姊。地位、行业、年龄，如：奴、婢、妃、媒。姓氏，如：姜、姬、姚、嬴。婚姻、妊娠，如：嫁、娶、婚、妊。姿容，如：姣、媚、婉、媛。德行（多含贬义），如：妒、妨、妄。
好、妈、姨、婵、娟、姒、姚、妖、媱、嫔、娉、婷、嫋、姜、妆、姹...
女字旁的字有很多比如， 她，如，姐，妹，妈，奶姨，好，妙，姓，婉，婵奸，媛，妇，妨，娥，嫁娇，婚，妒，媚，嫉，妍孀等等都是女字旁的字。
汉字是中国人的杰作，它的书写要求有一定的标准，最基本的就是笔画正确，间架结构合理。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应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今日很多中国人字却写的不好。翻开学生作业，字迹潦草，歪歪斜斜，犹如“草上飞”，甚至缺胳膊少腿，错别字成堆。看部分学生作业犹如看天书，难以辨认，对学生字迹整洁的要求已如同虚设。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对我国悠久文化传统的学习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现代学生生活在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 现代化的科技给人们提供了方便，但却使人们忽略了一些传统文化。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字写的好坏无所谓的情况，“字如其人”，字的好坏可以反映写字人的精神面貌。“心正则笔正”，书以德贵。通过让学生学习写字使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热爱祖国的思想及民族自豪感。所以加强写字训练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手段之一。相对学校课程而言，写字教学主要是开发人的右脑，有利于人的左右脑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碑贴的临摹和对字的结构、章法的观察，可以培养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思维能力。写字与语文有密切联系。写字可以巩固识字，辨别字形，了解字义。写字是书法的基础、入门。中国的书法又以汉字为载体，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美学等方面，又与音乐、美术相同。从趣味性、知识性的角度给予学生指导，能使学生增长很多知识，达到知识与技能共同提高的功效。用练习探求美，用心领悟美，用手创造美的过程。字的笔画本身就是美的造型。鲁迅先生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是东方的明珠瑰宝，它不是诗却有诗的韵味，它不是画却有画的美感，它不是舞却有舞的节奏，它不是歌却有歌的旋律。”还说：“我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所以说，写字教学是美育的有效手段。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面容美丑是先天的，但字写的美却可以靠后天努力而获得。字是人的另一个仪表。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现如今的人们都喜欢在家中挂一幅书画作品以增加点书香，这不仅是装饰,也体现个人的品味，同时更是一种美的享受。过春节时也已不满足于买印刷品，而希望得到书法墨宝。这正是因为除了追求美的享受之外，书法也是一种审美的引导。目前，中国的家庭多为独生子女，他们中的一部分生活自理能力差，性格较孤僻。调节心理素质、规范行为的好办法之一就是练习书法，可以使学生进入相对静止状态。现在的学生不是不聪明，而是太马虎，不认真，不专心。而练字要全身心的投入，久而久之就可养成严谨认真的好习惯。事实证明，要想写好字必须心静气和，端正姿势，持之以恒。学生最缺少的韧劲与耐力，恰好可通过一笔一画的书写练习来获得，纠正草草了事、粗枝大叶、马虎的毛病，从而养成锲而不舍，精力专注，耐心细致，不怕困难的好习惯。书法是我国独特的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古代文化的艺术魅力，从而激起学生继承发扬民族传统的决心与信心。写字不仅能启发智力，而且与各学科学习有密切关系。写字是素质教育的基础之一。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写字就是写修养、写气质、写格调、写境界。学生写好汉字利己利人，所以应加强写字教育，达到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二：如何才能写好字。练字是思维活动和感觉器官的一种锻炼，是眼、脑、手并用形成的一种特殊技巧，从不会到会，靠人引路或自己探索；从会到熟，必须经过反复的书写训练。在科学的练习方法指导下，在反复的书写训练中逐步提高，是学习写字的成功之路，对练习写字的人尤为重要。在人们认识到写字的重要性，产生练字的欲望后，还要根据练字的要求，拟定计划，选择练习手段，循序渐进地进行练习。这种自觉确定目的、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困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心理活动，就是锤炼意志的过程。练就一手好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俗话说“字无百日功”。练字要经历一个反复训练，逐步提高和形成书写技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枯燥无味，练习时间难以保证，效果不明显。这时，如果不具备良好的练字意志品质，就会出现弃笔停练、半途而废的现象。因此，必须加强练字意志品质的锻炼，用耐心、恒心、信心克服练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做到忙中抽闲，持之以恒。要长计划、短安排，求质不求量，天天写、天天练。如果每天能坚持写好两、三个字，两年后，就可把两干多个最常用字练好了。总之，要做到进步不快不泄气，成绩显著不骄傲，只要马不停蹄，勤练不掇，终会达到理想的目的地循序渐进是人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一个普遍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和人的认识能力发展顺序进行学习，从而逐步地、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相基本技能。这一原则是由学科知识本身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决定的，也是人们的认识及其能力发展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有“序”可循的客观要求。汉字结构以笔画为最小单位，由笔画组成独体字，由笔画和独体字演变为部首，再由部首组成合体字，这是一个由简到繁的逻辑系统。练习写字就应该遵循这个系统的顺序，一步一步地练习。但是，强调循序渐进，并非顺序唯一。因为汉字笔画、部首、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比如，字的笔画与字的结构，按顺序讲，应先练笔画，再练结构，因为笔画是结构的基础。但是，在练习笔画时，单练笔画还不行，还必须结合字的结构一起练习，因为同一种笔画在不同字的结构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将笔画与具体字的结构结合起来练习，才能逐步写出合格的笔画。同时，在练习过程中还应根据练习内容确定练习的重点和难点，不能平分时间，不能盲目贪多贪快，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难写的字、难练的内容就要多下些工夫，以掌握书写要领、写好为原则，从而达到规矩练字，就是指练字要合乎法度，只有从规矩入，才能从规矩出。除了上面说的循序渐进之外，练字时还要特别强调“认真”二字。练字，必先心定气和，神入静界，做到：静下心来慢慢写，看帖、看格写字，意在笔先，写一个对照一个，一个比一个写得好。初学写字的人，为了便于把握字的结构和字的大小，应该在画有格子的纸上练习，充分利用格线来认识和把握方块汉字的结构特点和结构类型。练字的途径，应以摹帖、临帖方法为主，在临摹过程中逐步掌握汉字的书写古今学书练字的经验证明，临摹字帖是唯一途径，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摹帖，就是把字帖放在比较透明的习字纸下，用笔照着字帖上透出来的字一点一画去描，要求描写的字笔迹不要越出字帖上字的笔画轨道。如果摹写的是毛笔字帖，则描写的笔画应走字帖上字的笔画的中线；如果摹写的是钢笔字帖，则描写的笔画应与字帖上字的笔画完全重合。这样，久而久之，就可以学到字帖上字的行笔轨道和字形结构。临帖，就是把字帖放在习字纸旁，照着帖上的字依样画“葫芦”，要求笔画写得像，并注意轻重、节奏和粗细的变化。这样，久而久之，就可学到字帖上字的笔意。由于临书比摹书难，因此要先摹后临。由于临和摹是两种相辅相在临摹字帖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先专一，后博学 刚开始练字的人，在选好一本字帖之后，就要专心致志练下去，不可朝三暮四，随意更换字帖。这是因为每一本字帖都各有特点，自成体系，如果今天临这本，明天临那本，到头来哪一本也写不像。只有待一本字帖临像了，写熟了，才可再换其他字帖，博采众长。第二，要认真读帖 读帖是临摹字帖的前提。读帖好比读书，为的是明其道理，而不仅仅是识字或抄书。只有读得懂、看得细，才会印象深、写得像、记得牢。对字帖上的字，其笔画怎样书写，结构怎样安排，章法怎样布置。都要仔细琢磨，从中找出规律，才能写得有兴趣，写得像。第三，要注意练字的效果 在临摹字帖过程中，不能盲目追求摹的多，临的快，而应该注重临摹的实际效果，做到临写一遍就有一遍的进步，摹写一次就要有一次的收获。对难写的字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复临摹，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收获才会不断进步。第四，要注意掌握规律 在临摹过程中，不能停留在对每一个具体字的认识和练习上，而应注意归纳总结字与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去认识和掌握一类字写法的共同点，以收到举一反三之效。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练字的进度。这种规律，既可以通过自己临摹实践去总结，又可学习别人已经总结出来的经验。初学写字的人应注重学习别人练字的经验，以便少走弯路，节约时间。这实际上是要求练字的人，要读一些练字技法方面的书或听一听课，先明其道理，做到在规律指导下练习，在练习中体验规律，再用规律更好地指导练习，巩固和提高书写技能。
必须写，好汉字汉字就是人的脸
浅谈小学写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
一、教师对田字格的认识不够
简单说，田字格是规范汉字楷书书写的模板，田字格是练楷书用的（有些学校的学生在田字格里练行书）。楷书要求的是横平竖直，但又不是绝对平直的，田字格中的横中线和竖中线是横竖的参照线，标准的田字格的规格是×。例如书写顿笔之后走向不同的三种撇 ：平撇、斜撇与竖撇，根据这三种撇与竖中线构成的不同夹角区分这三种撇。除此之外，横、竖与其他由单笔构成的复合笔画都可以在田字格中找到参照线或参照点，只要解决好定位问题，笔画在田字格中的书写就很顺利。
田字格还便于楷书结构的安排。田字格的四边与横中线、竖中线划分出的区域为所有汉字的笔画与组字成分提供了基本的定位参考。竖中线可以暗示左右或左中右结构，还可以作为独体字或包围结构中左右对称文字的'中轴线 ；横中线可以暗示上下或上中下结构。对于其他结构的文字，也能在横中线与竖中线及其构成的分区中找到参照线。此外，楷书审美中同行的文字“上紧下松”与“内紧外松”这两项基本原则也可以通过横中线与竖中线的作用表现出来。而田字格的中心点，也是将文字书写时居中布置的重要参照点。
小学时期，特别是低年级阶段，是学习汉字书写的关键时期，是从低年级的田字格书写向高年级的空白方格书写的转变时期。因此教师要好好研究田字格，要指导学生在田字格中练好字，为学生脱离田字格书写或脱离辅助线书写打下基础。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在 1~2 年级指导学生在田字格里正确规范占格，注意点化的轻重、倾斜、呼应。
二、没有分阶段夯实课标要求
问题提出
1. 学生书写时不会安排笔画顺序的问题出在哪？也不排除个别语文老师板书时笔画顺序不过关。
2. 卷面书写脏乱差的问题出在哪？
3. 错别字多的问题出在哪？
4. 不会临摹名家作品，字没有体的问题出在哪？
看看课标是怎么要求的，只要一一对号入座我们就能找到症结。“第一学段要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第二学段能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第三学段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第四学段临摹名家书法作品，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课标要求学生从小要把书法学好，写字应该从娃娃抓起。可是我们大多数老师在识字上下的功夫多而在写字上下的功夫少，课标的写字要求没有落实，学生字写得差冲淡了识字效果。王蒙说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中国的文字。”其实要是我们老师好好研究写字教学，把识字和写字有机结合起来能发现好多乐趣。首先带领学生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把简单的象形字渗透在独体字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学生脑海里会产生形象）又可以增加课堂情趣，我们好多老师对中国的文字研究不够，教学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就小学写字指导课堂而言，我认为三年级就可以让学生回过头研究自己的字写得好不好，重新审视低段写字教学效果 ；四年级粗线条地研究汉字的演变过程和中国书法史，检验楷书的临帖、摹帖情况，到了五六年级和《遨游汉字王国》整合，师生在活动课中加上楷书创作展演，形成系列课程，我们的识字写字课堂单薄的现象就会一去不复返，我们就不可能出现山下住着一只大灰狼是“炭”，雨打在田野里是“雷”这样的笑话。写字教学难度较大，不可小觑，我们好多教师往往把这块任务放在课下让学生自主完成，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造成学生今天书写问题大的主要原因，也不排除自主描红。
其次在指导学生临摹名家作品的过程中，加深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可能个别语文老师从来都没有临摹过名家作品），学生也会在欣赏临摹中汲取营养，从而传承传统，走出传统，也许还能自成一家。再次指导学生创作，这本身就是挑战，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情感。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调动所学，脑海里需要产生形象，要感染读者，要表现他们的情感情怀，以及对语言文字的独特感受和思想感情的跌宕起伏，它的功用不仅仅是写字，能练好字的学生一定是学习好的学生，字如其人！
三、三姿（握笔姿势、坐姿、写字姿势）强调不到位
学生的书写习惯越来越差，好多学生握笔姿势不对、坐姿东倒西歪、写字姿势各种各样。新课标评价建议部分要求重视书写的正确、端正、整洁，在此基础上，逐步要求书写流利 ；义务教育各个学段的写字评价都要关注学生写字的姿势与习惯，引导学生提高书写质量。今天看来我们在这方面对学生的要求不严，指导不够。
四、研究学情不扎实，教师的示范引领少
调研发现大多数学校安排练字课，但任务布置很多，效果太差。描红字帖发下去几本，不指导，描上来就算完成任务，笔画顺序不对也视而不见。描红是抓字形最好的临摹方式，我们许多教师没有真正理解它的作用，也没有研究如何指导学生描红，甚至认为描红是最简单的练字形式，最容易应付学校的检查，这几年学生书写越来越差说明描红效果不好。练字既要有布置，又要指导得法，还要有感染学生的示范引领。大家都知道从小学到初中学生的书写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因为电脑的普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老师的书写也越来越糟糕，练字的老师越来越少，教师手头功夫上不去，能把学生领进门的老师更稀少。老师不练字，如何指导学生练字，学生在练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法判断，更无法纠正，个别老师不摹帖，凭感觉指导学生写字，习气太重，“师傅要领进门”很难实现。新课标评价建议部分要求评价“要有利于激发学生识字、写字的兴趣”。怎么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解决策略 ：
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中小学语文教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责任重大。课标要求在识字、写字教学中，语文教师要彻底转变汉字教育理念，应该认识到学习汉字不仅在于使学生掌握阅读的工具和书写的技能，而且利于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提高审美感受力，还有利于增强规范意识，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性格。语文老师要成为兼职书法教师（《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我们许多老师如果站在这个高度去理解这个问题，那责任意识就大了，指导学生书写的力量就有了。
其次，要加强写字课的规范教育。课程标准要求小学阶段必须在写字习惯和规范（笔画、笔顺、临摹、创作）上下功夫，而且要抓紧抓实，持之以恒。课程标准要求小学阶段必须在写字教学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确保语文课上留有一定的时间（语文课上 10 分钟在教师指导下，天天练），写字指导教师要研究书写的技法。指导教师一定要加大经典碑帖的临摹力度，根据课标要求分阶段分步骤扎扎实实练内功，在楷法掌握的基础上融入楷情，六年级可以渗透行楷教学，提高学生的书写速度。
再次，要加强个人修养。书法是靠学问养出来的。广大语文教师一定要多读书，善读书，加强文化修养，“读书如食耳，善学者长精神，不善学者长痰瘤”。（袁枚《随园诗话》）“道德养心，技法养手，学问养眼（施教一也，自养二也，融会三也，通达四也）。”书法这门课程继承难，创新更难，我们的老祖先把它玩到了极致，如果没有经典的滋养是脱不了俗气的，我们语文教师要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
汉字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汉字学学术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汉字的文化学价值
摘要：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华夏文明因子，一直未能受到合理的关注。在汉语日益受到世界文化价值认同的背景下，汉字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科学合理的阐释。没有英雄的民众是盲目愚蠢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毫无生机的。将现代科学知识与古老思维艺术合璧研究，才能是汉字研究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关键词：社会文化 价值认同 合而不同 文字文化 语言崇拜
地球是太阳系迄今为止已知最为美丽的一颗星球，语言则是人类在这个璀璨星球上最值得称道的神奇发明。汉字的发明和使用，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伴随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知度的提高，汉语热以汉语水平等级测试、汉字能力检定，第二语言习得等多种形式在多个国家相继展开。世界各地学习汉语汉字的热潮方兴未艾，形成了当今千载难逢的人文社会氛围。置身于文化开放、科学昌明、学术自由的镀金时代，对中华文化占据着得天独厚话语优势的中国学者，义不容辞地必须利用无可置辩的话语权，去阐释这样一笔丰富厚重的人类文化财富。要利用饱蘸文化资源的言说方式去浸润濡养世人，既不能淡忘自己是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更不必对文化碰撞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亟需找到一种恰当的方法，并通过汉语汉字将民族文化古老真谛昭白天下。它不应该是研究字里行间的政治理论，也不能采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语言文字。它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的语言文字学。
一直以来人们判断一种语言文字发达进步抑或原始落后，往往着眼于这种语言文字是否被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常用载体，而不是关注研究它是否具有丰富深沉的文化内涵。英文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常用载体，就是因此幸运地被中国视为现代文明的价值符号。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扭曲了中国至少四代人的学术风气。造成这种奇特状况有两种原因，一是中国古代帝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二是现代学人虚无自卑崇洋媚外。人们羡慕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技文献都采用英文写就，却漠视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典籍采用汉字记录。身处人类多元文化交汇的激流中，误以为五千年文明不能跟三百年的科学技术相融合。惊咤科技大国险行在“财政悬崖”，忽略自己同样正濒临文化深渊。一个民族如果全面地接受了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它的原生民族语言势必会很快融汇到其他民族语言中，或者准确地说是随之失去交际作用而逐渐消失。长此以往曾经灿烂辉煌的瑰丽文化，就可能葬送在博士大国自轻自贱的狂欢盛宴中。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大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使用范围有限的地域性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现代社会中消失。对于这种文化融入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文明进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人为干预。曾经有社会组织对那些范围有限而快速消弭的语言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无效劳动。在日益频繁的人类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需要借助汉字六书理论并以系统的眼光和联系的方法，构建传统汉字的现代言说体系。
回顾人类历史反观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文化是可供全社会共同品鉴欣赏分享的价值存在，而不是社会特定阶层自娱自乐的特供奢侈品。曾经辉煌的中美洲玛雅文明，其消失的症结正是失之繁难。更早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的亚述文化则是疏于简陋。中华文化凭着深厚博大的文化蕴藉，巧妙地回避了上述两种文化的致命弱点，在后现代技术实力的狂涛巨浪冲击下不见式微反而日臻完善。使用汉字的人口迄今已超过全人类五分之一，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不能漠视这一客观事实。不幸的是近代以来我们耗费百年时光，拼命追寻一种无根无柢的浮萍文化。近年来更有浅薄晦涩莫名其妙的“脑残体、火星文、凡客体、元芳体、甄嬛体”居然得以风行。人们盲目吹捧追随“方鸿渐”而肆意贬低践踏“孔乙己”，飘忽不定诘屈聱牙的欧化语句大行其道，背得些许外文单词就声称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某些意识不仅具备踏亵古老文化的愿望和力量，还富含摧毁灿烂文明的潜能与危机。
汉字源远流长数量浩繁，语言崇拜是先民的原始宗教之一。先民生活在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华夏先民出类拔萃的造字专家仓颉，发明文字的初衷并非出于社会交流之需，更不是为了满足“劳动需要”。商代敬神，对神鬼顶礼膜拜，周朝崇礼，对先人崇敬有加。商周先民要向鬼神祖宗表达某些诉求，语言内容多与祭祀祈祷等原始宗教有关。对文字讲求神奇玄妙，就连使用文字的场合也笼罩在庄重诡秘的宗教氤氲当中。从远古童谣的敬惜字纸，到至今尤甚的许愿诅咒宣誓，都足以让人闻到到这种古老文化遗风，感受到弥漫在先民生活中的语言崇拜情结。秦代尊法，追求立法治世，汉世重人，关注人生价值。秦汉对文字转而追求实用平适，汉字转而用于记录事件而不仅仅“记录语言”表达观念。不过直到现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虔诚相信，神灵无所不知无处不在。为了让自身的灵魂皈依时不至于在奈何桥畔被牛头马面打入油锅炼狱，人们尽量自觉检点约束言行以保终生清白，宁肯忍欲弃智而不敢昧己欺神，甘愿自守箪食瓢饮不惜清贫一生。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的，数千年封建帝国绵延不绝的文化淫威，在读书人心中的文化阴影根深蒂固。这种源于宗教信仰的群体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律行为的精神依据，也成了几千年来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剂。
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各阶层包括君主帝王，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人们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英雄情结中的“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社会各阶层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清官崇拜、帝王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使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自然却又隐晦地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文化—文字特征充斥于封建历史当中，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人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问世的宝藏。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一鳞半爪进行文物式的考古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割裂成了看似独立却交叉混同的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意蕴深厚的古老文字体系被玩习成了可以随意拆拼组合的智力魔方。偶尔有人试图融合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进行穿插观察，但往往未及深入就不幸过早夭折于质疑声中。汉字研究的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始终充满了以今绳古或以古泥今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所呈现的只是社会族群中某个特定阶层精神生活的一隅，而不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全貌。甲骨文字既不是由劳动人民发明和使用，也不是以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残存的数种少数民族文字，仍然也只是特定人群的专有特殊技能，流传于原土司首领或神婆巫师当中。彝文、苗文、水书莫不皆然。正是由于甲骨文字作为贵族文化而传播运用，才造成了它迄今难以被劳动者后裔完全释读的遗憾境况。云南纳西族地区尚存一种世界极少的象形活文字——东巴文的余绪，被外国语言学家称为摩梭文。那是东巴教传写经文、巫术的书面语。称为摩梭文虽然淡化了它的特殊功用，但同时也使名称显得客观了些。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去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同样会感到力不从心。意欲采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理论，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本身就有些勉为其难。要以古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去观察体悟汉字六书理论，将古代的各种社会文化知识融汇贯通，才有可能建构一个系统、完整、真实的汉字构形理论系统。
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甲骨文字至今无人识读并不是人们对文字本身的生疏导致不解其意，而是我们对文字所记录的当时社会生活场景陌生所致。其实这类汉字的语言意义跟当初毫无二致，其语音今人读来跟几千年前的古人也相差无几，以至其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当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别。令人遗憾的是，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最终还是导致了难以消除的语言隔阂。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学界所忽略。那就是甲骨文字即使是在刻写它们的当时，它们就不是人人共识相反是秘而不宣的。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今人对甲骨文字不能完全理解就不神秘奇怪了。情景一如今天常人采用梵文阅读宗教经文，照本宣科读出来势必也多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更毋庸说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字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局限性。甲骨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者，主要是专司卜筮的巫女觋师以及一些具有特殊爱好和天赋的人。自发明伊始，它的目的功用主要是就用于记录祭祀活动而不是直接表达语言。只是因为祭祀活动本身也须借助语言进行表达，甲骨文字才无可奈何地跟语言联系在一起了。甲骨文字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主要是用于与神灵交流的符咒而不是用来记录民众语言，它是一种显示着贵族的尊严感和宗教的神秘性的自源性文字。用语焉不详的方式去表达实现语言文字的神圣感。使用语言文字被当成一种“精神消遣”或“文化消费”，属于贵族官绅的专利。
所有出土甲骨文字资料中，迄今还未发现账簿书信之类应用性内容，足以说明它本身跟民众的普通生活相去甚远而且也与贵族们的口头语言脱节。内容跟庶民的日常生活无关，这就注定了甲骨文字在民众当中只有极低的认知度。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文字记录了贵族生活中特殊事件，在特殊的文化仪式中被巫师们故弄玄虚和贵族们借以自炫。由于不能被大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所以随着盘庚迁殷导致的经济萧条，甲骨文化也就紧随着殷商宫廷文化的式微而迅速衰落了。各民族都曾拥有某种特殊文字，用于各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上书写，比如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秦代的秦书八体、欧洲的罗马花体、以及我国至今流传的桃符、民间的所谓吉祥字等等。那种文字色彩庄重神秘，书写也会不厌其烦。而用于日常交流的文字则必然要以简便快捷为原则。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字有规则但无风格，琥珀体、彩云体、幼圆体。简明使用的书体则因为无规则也才能写出风格，颜、柳、欧、苏、当代的舒体、姚体。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汉字是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作为殷人后裔的赵国从未发现过甲骨文字传人，倒可以当成甲骨文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业已“休眠”的无言佐证。当年的贵族余孽苟延残喘尚且无暇，焉能虑及民族文化这种千秋大事。这种令人心酸的事实造成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巨大罅裂，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历史文化大裂谷。我们这些站在裂谷彼岸的后来者，亟需构建一道文化津梁藉以达到古代文化的秘境，以文化方式实现对甲骨文字那种封闭式语言符号系统的确切阐释，从而真正实现跟古圣先贤的交流对话。比如周人信梦，因而言梦之字颇多。由于字多同义现象就突出。如梦，寐觉也。既寐而有觉，当然就是做梦。寤，寐觉而有言也。也就是糊里糊涂说梦话。但是这两个字在文献中多年来被曲解误读，引发了不少笔墨官司。小篆并非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小篆与甲骨文之间，本来就少有联系，更有众多区别。部分小篆与甲骨文写法相同但意义却毫无关联，后世出土的盂鼎中有一个“招”字，构形理据跟小篆相去甚远，字意也根本毫无瓜葛，实际上是两个同义词而不是同一个文字。
为了使虔诚膜拜求得的神示、谶语或历经争讼确定下来的契约得以长期保存以便流传，先民们商定将这些内容郑重其事地刻记在易于久存的硬物上，他们首先想到了刻石。把生活经验或谈判结果刻绘到崖壁上，绝不是先民有多少浪漫情调，他们的刻写仅仅是严酷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艺术追求。先民还没有浪漫到有事一定要书写甚至刻划到崖壁上去的地步。摩崖刻画不能用木棍竹枝而须使用刀，而最早的“刀”又不过是锥形的石针、锋利的石片或尖硬的竹木而已。可是古人很快发现刻石对刀具的磨损相当严重，要找到刻石所需的大量尖硬工具绝非易事。刻石既非常艰难且而且刻石作品还容易圮毁又不能随意携带，书写载体的珍贵难求加上镌刻敲击的易崩易损，使记录的内容和传播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现实迫使先民不得不放弃了漫漶难读的摩崖刻石，最终选择龟甲兽骨这些相对难以寻得的材料作为书写载体。当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龟甲兽骨为先民的崇拜物，本身被认为具有灵性。一如许慎《说文解字》描述的“古者货贝而宝龟……”，龟为龟龙鳞凤四灵之首。于是刻写甲骨就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在巫师故弄玄虚的宗教场合以及工匠艰难繁复的镌刻工地，造成了文字跟语言的脱节。文白脱节使汉字产生了特殊的“超方言”现象，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生活中很多口若悬河而竟然目不识丁的文盲。上古曾经流行货贝宝龟的世风民俗，却未及形成体制完善的汉字系统。至于其后究竟是龟甲牛骨帮汉字出了头，还是汉字使牛骨龟甲长了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要对汉字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入研究，才能最终揭开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 不妨合理推测，先民早期的“笔”不过是信手拈来临时凑合的竹枝木棍。找些粗细不一的棍子蘸点靛蓝朱砂等颜料，一次至多只能写下一个字。而一旦使用这支笔连续写下一篇文稿，人们看见的就是一篇所谓的“蝌蚪文”。将汉字刻成方块并非圣人的决定或智者的选择，而是诸多自然因素综合使然。用竹木在沙地或树皮上写画非常适宜却不便保存流传，为了将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告诉大家、警示或教导后人，古人选择了以刻写为主要记事方式。但刻写难以使笔画圆转丰润，他们需要书写更为便利，传递更为快捷以及更加容易收藏的语言和思维载体。从春秋五伯到战国七雄，诸侯各国及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那时的语言文化交流大多是一种功利性碰撞，一如当年革命家们学习英语是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最终推翻帝修反，时下全民学英语的目的应该也在于学习人类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取长补短。只有这样理解，才不会背离社会基本常识不至于有违科学道德。汉字是一种“意符文字”，只要能够传情达意，字形书写往往并不特别重要，至于读音，更是各行其是无关宏旨。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可以根据自身的是非好恶去创制汉字。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文化价值观通过汉字表达出来也会大相径庭。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含有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之别，日常器用也能够显示身份地位。在使得汉字书写形式大大增加的同时，社会各阶层最终差不多将汉字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然而活生生的汉字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离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决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可有可无的古董。古老汉字显得驳杂陆离，其中的文化意蕴并未被今人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时常看到听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西周金文时期开始逐渐成熟定型的汉字，已经具有社会普遍性特征，既能记事更注重表达感情、思想、观念。贵族在铜器上刻铸文字，不仅是记录一种事件，更是要表达和宣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需要天喻神知，尤其要令后人明白遵从。就像后来我们追求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不仅规定时人熟记，更欲令后代普识遍知。这种具有强烈表达意识和功能的符号系统，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意欲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利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言说方式”，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是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的。我们时常为以往甲骨字片的大量流落海外而痛心疾首，但对于尚存手中的数万甲骨，除了早年难以企及的“甲骨四堂”，人们并不能理解和利用多少。现代科技跟传统文化根本不具可比性，岂能将司母戊鼎跟航空母舰相埓。甲骨文字作为一种文化衍生物，对它的语言学价值研究早已成果斐然，但进行文化学考察却是方兴未艾。学术殿堂不应被改造成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的“文化超市”，它的历史文化学或社会学价值亟待确认。
汉字构形理据研究发轫于春秋时期，仓颉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称道的圣人。战国时代为了利用六国文字，逐渐形成了汉字构形理论。完整的六书理论至秦代逐步成熟到后汉臻于完善。不理解古代辩证思维方法，难以接受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字六书理论。所以越往后世六书理论越令学者感慨和迷惑。甚至今天批评周易蕴涵“封建迷信”，明天义批判中医言精义奥不够科学。其实汉字不像欧美文字主要是记录“音素”，蕴藉在汉字里的主要元素是“意素”，也就是社会文化元素。解读这种文化元素需要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汉字中的那些文化元素近百年来，不幸被误判为封建糟粕而备受贬斥。汉字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人“稍近益狎”，人们对流行了几千年的汉字产生了道是说非的勇气。未采用整体的系统方法去看待六书，在汉字研究中不谙古代思维艺术，就难免出现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产生类似盲人摸象的研究态势。清末以来有人埋怨六书理论不能解释个别甲金文字，殊不知六书理论自始至终是跟甲骨文金文无涉的。凭借后起的六书去蠡测先世的甲金文字，就像妄评爷爷怎么长得不像孙子一样。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深情说道：“对人类语言文字见解独到的人，必将如日中天。”要避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脱离抱残守缺的尴尬境地。研究六书可上溯甲金之源，下寻隶楷之流，参互考察，比较研究，而且必须以篆书为据。只能以六书探求文字，却不可据文字批评六书。既要采用共时性方法进行断代观察，也要借助历时性方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是汉字研究需要把握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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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不好写啊。
可以写某个具体的字的字体、读音、字义的演变
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个笔画减省到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