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奶奴奵妃妇奸好妈如妁她妄妆奼奿妅妀奺奻奷奾妣妒妨妋妫妓妗妙妠妞妊姒妥妩妍妖妤妪妘姊姉妆妛妉姂妦妚妎妔妌姖妜妑妧妏妡妟妐妕姅妲姑姐姆妹妺妮妻妾姌姗始委姓姁妯妬妷姗妭妼妸妿姇姀姈姏姄
1、女字旁的字：好、奶、姐、女、妈、娃、如、姨、妙、她、娘、姑、始、媲、嫦、委、姥、嬉、婶、娜、嫩、娟、姓、奸、嫁、婆、婵、娇、妩、妇、妨、婉、妥、娥、妆、姿、媚、娶。 2、女是汉字部首之一，以“女”作意符的字大多与女性有关，可分为6类：亲属关系，如：妻、妇、姑、姊。地位、行业、年龄，如：奴、婢、妃、媒。姓氏，如：姜、姬、姚、嬴。婚姻、妊娠，如：嫁、娶、婚、妊。姿容，如：姣、媚、婉、媛。德行（多含贬义），如：妒、妨、妄。
好、妈、姨、婵、娟、姒、姚、妖、媱、嫔、娉、婷、嫋、姜、妆、姹...
女字旁的字有很多比如， 她，如，姐，妹，妈，奶姨，好，妙，姓，婉，婵奸，媛，妇，妨，娥，嫁娇，婚，妒，媚，嫉，妍孀等等都是女字旁的字。
不都是如此的,例如好,古代就有貌美的意思.还有如娟.在汉字中，无论是常用字还是通用字，把女字作为造字部件的合体字数量不少。传统上认为，合体字一部分是表义的，一部分是表音的。于是有人认为，带有“女”字成分的汉字具有贬义性质。《深圳商报》 1月22日有一篇题为《16汉字之错：既不尊重女性，又误导儿童人生观？》的文章诉说汉字对女性的不公并建议把这一部分带有对女性侮辱的汉字偏旁改更改掉。其实，这是对古代人造字原理与造方法的一种误解。 汉字是一种图形文字。从字形上看，“女”字像是一个坐着地上劳动的女人模样，于是古人就取女性劳动时的姿势的描写来作性别，与“男”相对。这是“女”的最原始的意思。在“女”字被造出来以后，古人又以此字为基础，先后创造出与性别有关的一系列新的汉字。如：妈，娘，奶，妹，姐，姑，姨等。女字在这一系列汉字中，其意义就是纯粹的性别。在中国哲学中，一对非常重要概念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这就是的“阴阳”观。男性是“阳”，女性是“阴”。在以上的汉字中，“女”字既没有褒义也不没有贬义。 在中国阴阳辩证思想的原则下，在表示性别意义的“女”字被创造出来后，古代人对女性的认识并没有停止下来。根据女性的特点，古人进一步认识到与女性有关联的其他意义，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1． 美丽的。这是“女”字旁汉字中一项很重要的义项。最具有代表的是“好”字。子字是中国文化十二地支中第一个字。“女”字与地支中第一个字“子”相伴为“好”。“女”字与地支的第二字“丑”结合为“妞”。 “丑”原始意义是人体最灵活的最重的部分“手”。在简化字出现之前，“丑恶”一词中的“丑”字不是现在的样子，与表示人体的“手”字根本无关，而是由“酉”字加上“鬼”字构成的，即“丑”。“酉“字表示一种容器，其中间部分很大：“鬼”是头儿很大，身子很少。总之，它们的身体比例很不协调，故为“丑”。“妙“字中的女字旁也具有”美丽的“意思，突出“女性的美丽是不多见”这一意思。所以“女”加“少”为“妙”。还是“婵”，“娟”，“婷”字等都与女性美丽有关。2．温柔的，脆弱的。除了女性美丽之外，女性的生理上的其他属性也被挖掘出来了。于是，“娇”，“嫩”，“娃”等字又被创造出来了。所以，“娃”字中的“女”字旁并不表示娃娃都是女性，而表示一个生命初期的脆弱，需要保护和照顾的意思。要不然，娃字的意义就解释不通了。古代人肯定知道娃娃中也有两种姓别，这不是他们不小心或搞错了人类的性别。在这些汉字中，女是表示中性的，是女性自然属性的延伸义。3．否定的，不予以提倡的。在古代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他们看到有一种不值提倡的做法或者行为，比如说，当一个人的物质要求与欲望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时就变成“婪”了。“婪”字中的“林”字就是指要求过多的意思，下边的“女”字是指这种要求是不合理，不值得提倡之意。还有“奸”字，其右边的“干”是表示人的行为动作，左边的“女”字旁表示阴谋，不光明正大的意思，当然还有不合性道德的行为身体行为的意思，与发生这种身体不合规范行为的主体是没有性别区别的。如果汉字中“奸”是女人所为的话，那么古人又得造出另一个汉字来表示男性中的这种不道德行为了。词语中有“奸臣”一词为证。中国古代的妇女当官的基本没有，“奸臣”肯定是男人，是那些耍阴谋诡计的官员叫“奸臣”。 当然，中国汉字中确实也存在对女性不公的现象。这与中国妇女地位在中国历史一向低下有关。在中国神话中，除了女娲补天中女性是正面形象之外，其他的故事就没有太多正面形象了。而在希腊神话神话中，女性的正面形象占了半壁江山。这点确关值得我们深思。今天，与其说改变这类汉字的结构，倒不如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赋予中国女性足够的权利与尊重。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 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 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 、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姓氏的神话】 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所载，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改为姬姓。黄帝是传说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百家大姓中有七十多个姓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姬姓。据说他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人，共12姓（有同姓的，故14人有12姓），姬姓居首。周的祖先后稷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承继了姬姓。关于后稷以姬为姓，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配皇后，有一次她到野外出游，见到了臣人的足迹而心生喜悦，就踩踏这些足迹，而后身动如怀孕一般，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后稷。后稷长大后出任尧的农官，教民稼穑，被后人尊为“神农”，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姒姓大禹的国号为夏后，姓姒，其父名鲧，是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儿子。当时帝舜治理天下，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于是舜派鲧治理洪水，历经9年而未成功。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派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等协助。禹疏通九河，开凿济、漯、淮、泗等河流，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成功。由于他的丰功伟绩，舜把夏封给他，又把帝位传给他。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所以禹建夏国后，就以“姒”为姓。另一说，修己吞吃了神珠薏苡而生了禹，故而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大禹死后，帝位传给其子启，历经四百多年，至夏桀时，因为他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桀的后人有的就以国名夏为姓了。 子殷商王室姓子，其始祖为契。契是古部落普通女子简狄的儿子。有一天简狄同两个妇女在河中洗澡，看见一只玄鸟（即燕子）在河边下了一个蛋，就拣起来吞吃下去，不久就怀孕生下了契。契后来是舜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百姓的事务，并封给他商地。又因为契的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故而赐姓为“子”。关于子姓来源的传说，见于《史记.殷本纪》。《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这个故事。 【姓氏的分布】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徵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 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 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汉字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汉字学学术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汉字的文化学价值
摘要：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华夏文明因子，一直未能受到合理的关注。在汉语日益受到世界文化价值认同的背景下，汉字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科学合理的阐释。没有英雄的民众是盲目愚蠢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毫无生机的。将现代科学知识与古老思维艺术合璧研究，才能是汉字研究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关键词：社会文化 价值认同 合而不同 文字文化 语言崇拜
地球是太阳系迄今为止已知最为美丽的一颗星球，语言则是人类在这个璀璨星球上最值得称道的神奇发明。汉字的发明和使用，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伴随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知度的提高，汉语热以汉语水平等级测试、汉字能力检定，第二语言习得等多种形式在多个国家相继展开。世界各地学习汉语汉字的热潮方兴未艾，形成了当今千载难逢的人文社会氛围。置身于文化开放、科学昌明、学术自由的镀金时代，对中华文化占据着得天独厚话语优势的中国学者，义不容辞地必须利用无可置辩的话语权，去阐释这样一笔丰富厚重的人类文化财富。要利用饱蘸文化资源的言说方式去浸润濡养世人，既不能淡忘自己是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更不必对文化碰撞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亟需找到一种恰当的方法，并通过汉语汉字将民族文化古老真谛昭白天下。它不应该是研究字里行间的政治理论，也不能采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语言文字。它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的语言文字学。
一直以来人们判断一种语言文字发达进步抑或原始落后，往往着眼于这种语言文字是否被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常用载体，而不是关注研究它是否具有丰富深沉的文化内涵。英文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常用载体，就是因此幸运地被中国视为现代文明的价值符号。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扭曲了中国至少四代人的学术风气。造成这种奇特状况有两种原因，一是中国古代帝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二是现代学人虚无自卑崇洋媚外。人们羡慕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技文献都采用英文写就，却漠视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典籍采用汉字记录。身处人类多元文化交汇的激流中，误以为五千年文明不能跟三百年的科学技术相融合。惊咤科技大国险行在“财政悬崖”，忽略自己同样正濒临文化深渊。一个民族如果全面地接受了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它的原生民族语言势必会很快融汇到其他民族语言中，或者准确地说是随之失去交际作用而逐渐消失。长此以往曾经灿烂辉煌的瑰丽文化，就可能葬送在博士大国自轻自贱的狂欢盛宴中。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大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使用范围有限的地域性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现代社会中消失。对于这种文化融入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文明进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人为干预。曾经有社会组织对那些范围有限而快速消弭的语言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无效劳动。在日益频繁的人类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需要借助汉字六书理论并以系统的眼光和联系的方法，构建传统汉字的现代言说体系。
回顾人类历史反观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文化是可供全社会共同品鉴欣赏分享的价值存在，而不是社会特定阶层自娱自乐的特供奢侈品。曾经辉煌的中美洲玛雅文明，其消失的症结正是失之繁难。更早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的亚述文化则是疏于简陋。中华文化凭着深厚博大的文化蕴藉，巧妙地回避了上述两种文化的致命弱点，在后现代技术实力的狂涛巨浪冲击下不见式微反而日臻完善。使用汉字的人口迄今已超过全人类五分之一，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不能漠视这一客观事实。不幸的是近代以来我们耗费百年时光，拼命追寻一种无根无柢的浮萍文化。近年来更有浅薄晦涩莫名其妙的“脑残体、火星文、凡客体、元芳体、甄嬛体”居然得以风行。人们盲目吹捧追随“方鸿渐”而肆意贬低践踏“孔乙己”，飘忽不定诘屈聱牙的欧化语句大行其道，背得些许外文单词就声称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某些意识不仅具备踏亵古老文化的愿望和力量，还富含摧毁灿烂文明的潜能与危机。
汉字源远流长数量浩繁，语言崇拜是先民的原始宗教之一。先民生活在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华夏先民出类拔萃的造字专家仓颉，发明文字的初衷并非出于社会交流之需，更不是为了满足“劳动需要”。商代敬神，对神鬼顶礼膜拜，周朝崇礼，对先人崇敬有加。商周先民要向鬼神祖宗表达某些诉求，语言内容多与祭祀祈祷等原始宗教有关。对文字讲求神奇玄妙，就连使用文字的场合也笼罩在庄重诡秘的宗教氤氲当中。从远古童谣的敬惜字纸，到至今尤甚的许愿诅咒宣誓，都足以让人闻到到这种古老文化遗风，感受到弥漫在先民生活中的语言崇拜情结。秦代尊法，追求立法治世，汉世重人，关注人生价值。秦汉对文字转而追求实用平适，汉字转而用于记录事件而不仅仅“记录语言”表达观念。不过直到现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虔诚相信，神灵无所不知无处不在。为了让自身的灵魂皈依时不至于在奈何桥畔被牛头马面打入油锅炼狱，人们尽量自觉检点约束言行以保终生清白，宁肯忍欲弃智而不敢昧己欺神，甘愿自守箪食瓢饮不惜清贫一生。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的，数千年封建帝国绵延不绝的文化淫威，在读书人心中的文化阴影根深蒂固。这种源于宗教信仰的群体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律行为的精神依据，也成了几千年来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剂。
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各阶层包括君主帝王，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人们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英雄情结中的“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社会各阶层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清官崇拜、帝王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使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自然却又隐晦地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文化—文字特征充斥于封建历史当中，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人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问世的宝藏。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一鳞半爪进行文物式的考古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割裂成了看似独立却交叉混同的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意蕴深厚的古老文字体系被玩习成了可以随意拆拼组合的智力魔方。偶尔有人试图融合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进行穿插观察，但往往未及深入就不幸过早夭折于质疑声中。汉字研究的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始终充满了以今绳古或以古泥今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所呈现的只是社会族群中某个特定阶层精神生活的一隅，而不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全貌。甲骨文字既不是由劳动人民发明和使用，也不是以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残存的数种少数民族文字，仍然也只是特定人群的专有特殊技能，流传于原土司首领或神婆巫师当中。彝文、苗文、水书莫不皆然。正是由于甲骨文字作为贵族文化而传播运用，才造成了它迄今难以被劳动者后裔完全释读的遗憾境况。云南纳西族地区尚存一种世界极少的象形活文字——东巴文的余绪，被外国语言学家称为摩梭文。那是东巴教传写经文、巫术的书面语。称为摩梭文虽然淡化了它的特殊功用，但同时也使名称显得客观了些。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去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同样会感到力不从心。意欲采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理论，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本身就有些勉为其难。要以古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去观察体悟汉字六书理论，将古代的各种社会文化知识融汇贯通，才有可能建构一个系统、完整、真实的汉字构形理论系统。
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甲骨文字至今无人识读并不是人们对文字本身的生疏导致不解其意，而是我们对文字所记录的当时社会生活场景陌生所致。其实这类汉字的语言意义跟当初毫无二致，其语音今人读来跟几千年前的古人也相差无几，以至其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当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别。令人遗憾的是，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最终还是导致了难以消除的语言隔阂。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学界所忽略。那就是甲骨文字即使是在刻写它们的当时，它们就不是人人共识相反是秘而不宣的。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今人对甲骨文字不能完全理解就不神秘奇怪了。情景一如今天常人采用梵文阅读宗教经文，照本宣科读出来势必也多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更毋庸说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字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局限性。甲骨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者，主要是专司卜筮的巫女觋师以及一些具有特殊爱好和天赋的人。自发明伊始，它的目的功用主要是就用于记录祭祀活动而不是直接表达语言。只是因为祭祀活动本身也须借助语言进行表达，甲骨文字才无可奈何地跟语言联系在一起了。甲骨文字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主要是用于与神灵交流的符咒而不是用来记录民众语言，它是一种显示着贵族的尊严感和宗教的神秘性的自源性文字。用语焉不详的方式去表达实现语言文字的神圣感。使用语言文字被当成一种“精神消遣”或“文化消费”，属于贵族官绅的专利。
所有出土甲骨文字资料中，迄今还未发现账簿书信之类应用性内容，足以说明它本身跟民众的普通生活相去甚远而且也与贵族们的口头语言脱节。内容跟庶民的日常生活无关，这就注定了甲骨文字在民众当中只有极低的认知度。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文字记录了贵族生活中特殊事件，在特殊的文化仪式中被巫师们故弄玄虚和贵族们借以自炫。由于不能被大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所以随着盘庚迁殷导致的经济萧条，甲骨文化也就紧随着殷商宫廷文化的式微而迅速衰落了。各民族都曾拥有某种特殊文字，用于各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上书写，比如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秦代的秦书八体、欧洲的罗马花体、以及我国至今流传的桃符、民间的所谓吉祥字等等。那种文字色彩庄重神秘，书写也会不厌其烦。而用于日常交流的文字则必然要以简便快捷为原则。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字有规则但无风格，琥珀体、彩云体、幼圆体。简明使用的书体则因为无规则也才能写出风格，颜、柳、欧、苏、当代的舒体、姚体。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汉字是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作为殷人后裔的赵国从未发现过甲骨文字传人，倒可以当成甲骨文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业已“休眠”的无言佐证。当年的贵族余孽苟延残喘尚且无暇，焉能虑及民族文化这种千秋大事。这种令人心酸的事实造成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巨大罅裂，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历史文化大裂谷。我们这些站在裂谷彼岸的后来者，亟需构建一道文化津梁藉以达到古代文化的秘境，以文化方式实现对甲骨文字那种封闭式语言符号系统的确切阐释，从而真正实现跟古圣先贤的交流对话。比如周人信梦，因而言梦之字颇多。由于字多同义现象就突出。如梦，寐觉也。既寐而有觉，当然就是做梦。寤，寐觉而有言也。也就是糊里糊涂说梦话。但是这两个字在文献中多年来被曲解误读，引发了不少笔墨官司。小篆并非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小篆与甲骨文之间，本来就少有联系，更有众多区别。部分小篆与甲骨文写法相同但意义却毫无关联，后世出土的盂鼎中有一个“招”字，构形理据跟小篆相去甚远，字意也根本毫无瓜葛，实际上是两个同义词而不是同一个文字。
为了使虔诚膜拜求得的神示、谶语或历经争讼确定下来的契约得以长期保存以便流传，先民们商定将这些内容郑重其事地刻记在易于久存的硬物上，他们首先想到了刻石。把生活经验或谈判结果刻绘到崖壁上，绝不是先民有多少浪漫情调，他们的刻写仅仅是严酷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艺术追求。先民还没有浪漫到有事一定要书写甚至刻划到崖壁上去的地步。摩崖刻画不能用木棍竹枝而须使用刀，而最早的“刀”又不过是锥形的石针、锋利的石片或尖硬的竹木而已。可是古人很快发现刻石对刀具的磨损相当严重，要找到刻石所需的大量尖硬工具绝非易事。刻石既非常艰难且而且刻石作品还容易圮毁又不能随意携带，书写载体的珍贵难求加上镌刻敲击的易崩易损，使记录的内容和传播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现实迫使先民不得不放弃了漫漶难读的摩崖刻石，最终选择龟甲兽骨这些相对难以寻得的材料作为书写载体。当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龟甲兽骨为先民的崇拜物，本身被认为具有灵性。一如许慎《说文解字》描述的“古者货贝而宝龟……”，龟为龟龙鳞凤四灵之首。于是刻写甲骨就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在巫师故弄玄虚的宗教场合以及工匠艰难繁复的镌刻工地，造成了文字跟语言的脱节。文白脱节使汉字产生了特殊的“超方言”现象，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生活中很多口若悬河而竟然目不识丁的文盲。上古曾经流行货贝宝龟的世风民俗，却未及形成体制完善的汉字系统。至于其后究竟是龟甲牛骨帮汉字出了头，还是汉字使牛骨龟甲长了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要对汉字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入研究，才能最终揭开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 不妨合理推测，先民早期的“笔”不过是信手拈来临时凑合的竹枝木棍。找些粗细不一的棍子蘸点靛蓝朱砂等颜料，一次至多只能写下一个字。而一旦使用这支笔连续写下一篇文稿，人们看见的就是一篇所谓的“蝌蚪文”。将汉字刻成方块并非圣人的决定或智者的选择，而是诸多自然因素综合使然。用竹木在沙地或树皮上写画非常适宜却不便保存流传，为了将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告诉大家、警示或教导后人，古人选择了以刻写为主要记事方式。但刻写难以使笔画圆转丰润，他们需要书写更为便利，传递更为快捷以及更加容易收藏的语言和思维载体。从春秋五伯到战国七雄，诸侯各国及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那时的语言文化交流大多是一种功利性碰撞，一如当年革命家们学习英语是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最终推翻帝修反，时下全民学英语的目的应该也在于学习人类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取长补短。只有这样理解，才不会背离社会基本常识不至于有违科学道德。汉字是一种“意符文字”，只要能够传情达意，字形书写往往并不特别重要，至于读音，更是各行其是无关宏旨。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可以根据自身的是非好恶去创制汉字。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文化价值观通过汉字表达出来也会大相径庭。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含有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之别，日常器用也能够显示身份地位。在使得汉字书写形式大大增加的同时，社会各阶层最终差不多将汉字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然而活生生的汉字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离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决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可有可无的古董。古老汉字显得驳杂陆离，其中的文化意蕴并未被今人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时常看到听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西周金文时期开始逐渐成熟定型的汉字，已经具有社会普遍性特征，既能记事更注重表达感情、思想、观念。贵族在铜器上刻铸文字，不仅是记录一种事件，更是要表达和宣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需要天喻神知，尤其要令后人明白遵从。就像后来我们追求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不仅规定时人熟记，更欲令后代普识遍知。这种具有强烈表达意识和功能的符号系统，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意欲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利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言说方式”，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是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的。我们时常为以往甲骨字片的大量流落海外而痛心疾首，但对于尚存手中的数万甲骨，除了早年难以企及的“甲骨四堂”，人们并不能理解和利用多少。现代科技跟传统文化根本不具可比性，岂能将司母戊鼎跟航空母舰相埓。甲骨文字作为一种文化衍生物，对它的语言学价值研究早已成果斐然，但进行文化学考察却是方兴未艾。学术殿堂不应被改造成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的“文化超市”，它的历史文化学或社会学价值亟待确认。
汉字构形理据研究发轫于春秋时期，仓颉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称道的圣人。战国时代为了利用六国文字，逐渐形成了汉字构形理论。完整的六书理论至秦代逐步成熟到后汉臻于完善。不理解古代辩证思维方法，难以接受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字六书理论。所以越往后世六书理论越令学者感慨和迷惑。甚至今天批评周易蕴涵“封建迷信”，明天义批判中医言精义奥不够科学。其实汉字不像欧美文字主要是记录“音素”，蕴藉在汉字里的主要元素是“意素”，也就是社会文化元素。解读这种文化元素需要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汉字中的那些文化元素近百年来，不幸被误判为封建糟粕而备受贬斥。汉字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人“稍近益狎”，人们对流行了几千年的汉字产生了道是说非的勇气。未采用整体的系统方法去看待六书，在汉字研究中不谙古代思维艺术，就难免出现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产生类似盲人摸象的研究态势。清末以来有人埋怨六书理论不能解释个别甲金文字，殊不知六书理论自始至终是跟甲骨文金文无涉的。凭借后起的六书去蠡测先世的甲金文字，就像妄评爷爷怎么长得不像孙子一样。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深情说道：“对人类语言文字见解独到的人，必将如日中天。”要避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脱离抱残守缺的尴尬境地。研究六书可上溯甲金之源，下寻隶楷之流，参互考察，比较研究，而且必须以篆书为据。只能以六书探求文字，却不可据文字批评六书。既要采用共时性方法进行断代观察，也要借助历时性方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是汉字研究需要把握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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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发展史概况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大篆”。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原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到了汉朝，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燕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在唐朝时期，“楷书”尤为盛行，盛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还不懂字体的时候，本人小时候就被要求练习行书。到了宋朝，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被发明，“宋体字”也应此产生。最早产生于北宋，是有楷书变化而来。有肥体和瘦体之分，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这种字体的出现至今也不过七、八十年，但是发展十分迅速。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字体纷纷诞生，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又辛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发展史纲要"，其最终成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项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观点。1、关于汉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在汉字发展史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为标准，即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这项成果提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中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的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这项成果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商代以前的文字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从甲骨文到秦代的文字都属于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2、关于汉字的优缺点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用几十个字母记录词语语音的表音文字；二是兼表音和表形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都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表音字是最进步的文字，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这种偏见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所接受，他们在书刊上谈到汉字时，很少说到汉字的优点，这是片面的。汉字的优点。汉字的最大优点，是他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如果是文字拼音化，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汉字的另一优点，是它的有理性。文字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可分为有理性文字和无理性文字两大类。所谓无理性，是指纯表音文字，如假借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等，这种文字纯系一种符号，与要表达的事物没有直接联系。所谓有理性文字如汉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代表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汉字在表音方面的缺点。汉字表形字中，有一小部分长期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这是汉字中的表音字。由于它的数目不大，且多为常用字，可以不谈。在这里，只讲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形声字的声符大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表形字，用以当作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汉字在表音功能方面有不少缺点，而主要是以下三点：a,形声字的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同一个声符往往表示不同的调.如"胡"字是阳平字，但"糊涂"的"糊"读阳平，"糊弄"的"糊"读去声。b,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因语言的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如"尚"读"shang"的第四声，但以"尚"为声符的"倘"、"躺"读"tang"的第三声，"党"读"dang"的第三声，"徜"、"常"读"chang"的第二声，"敞"读"chang"的第三声。c,汉字的一字多读的重音现象。如"参"字，在"参加"、"参观"等词中读"can"的第一声，在"人参"一词中读"shen"的第一声，在"参差不齐"一词中读"cen"的第一声，共有三个重音。3、关于汉字的简化问题汉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若画成其物，笔画就多。从汉字发展史来看，简省笔画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明显倾向。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扩大了简化字的范围和字数，这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改革。经过四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普及教育和书写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另一方面看，简化字也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如"邓"、"欢"、"难"、"树"、"戏"、"对"等字，其部件"又"，代替了"登"等声韵不同的声符，有些草书楷化的写法同楷书的结构不同，有些同音代替字也有可斟酌之处。但文字的规范一经确定，就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汉字是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待汉字也要像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一是要继承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二是要改革，按照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更好的交际工具。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习汉语汉字的人越来越多。在各国教汉语的教师中，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大陆，在教汉字时自然就会出现繁简两套教法。对这两套教法是否统一，或如何统一，有待海峡两岸及海外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讨论解决。4、关于汉字不能走拼音文字的道路1958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作用是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以及给汉字注音。目前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还有扩大的可能。如小学生在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可以用拼音写这个字，书刊中的难字僻字可以加上拼音，在引用外国的人名、地名时，有人主张用拼音方案拼译等。可以预测，这套方案将会同汉字一样长期生存下去。但曾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书面符号都应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字一概视为落后文字。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偏见。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一，它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载体，而且在现在，仍然是全国人民以及国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交际工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性，这个文字体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新走拼音文字的道路。5、关于汉字的教学问题按照汉字的教学方法教学汉字，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陈腐的"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必须改革。这项成果根据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并在唐兰先生"三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表形、借音、形声这个"新三书"说。它包括了"六书"中的合理部分，淘汰了"转注"。表形字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借音字就是假借。改称借音字或表音字，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假借中还有一种借形字，无中生有，徒乱人意。在唐兰先生的"三书"中，把假借字排除在外，把用表形法造的字勉强分为象形和象意两类，都不妥当。"新三书"中，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辈的不足之处。掌握"新三书"的划分标准，对于汉字教学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今年八十九岁高龄的刘又辛先生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记中写到："这本书终于写成，算是了却了五六十年来的一点心愿。······这部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因为有了一点资助，这部书才得以完稿。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交了这份答卷，希望我们没有白白耗费了人民的这点宝贵资金。"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学良先生说："这部《汉字发展史纲要》是（刘又辛）积多年对汉字研究的成果，与其传人方有国合著公之于世的，不但理清古今汉字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且从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汉字改革的方向和汉字教学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是一部研究汉字史和文字改革的务实的论著。"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论文
摘要：
本文分析了留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的思维特点和容易遇到的困难，并建议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应该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选择“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的教学法，遵循“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
关键词： 对外汉语 汉字教学
汉字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重点，也是难点。对于日本、韩国等国的留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在本国语言中接触过一些汉字，有比较好的“字感”，汉字的学习和识记相对容易一些。对于那些母语是拼音文字的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就相对困难了，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建立处理形象符号的机制。在他们看来，汉子就是一个个神秘的、无规律的图形，想要通过识别图形来唤起语音和语义，是十分困难的。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了解不同国家学生的汉字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汉字的教学。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汉字学习的重要性，让学生对汉字产生兴趣，并要合理的安排汉字教学的进度，不能让学生短时间内记忆大量的汉字，产生畏难情绪；也不能在教学中过于重视语音和口语的教学，忽视了汉字读写能力的`培养。
一、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选择“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的汉字教学法。
所谓“先语后文”是指在汉语教学的初期，先利用拼音进行教学，等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句型之后，对汉语有了初步认识，再集中引入汉字。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汉语学习的初期，更快地进入汉语语境，对母语是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和掌握。因此，对这样的初学者，教师可以考虑在最初的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利用拼音进行教学，让学生迅速掌握更多的词汇，还可以巩固和规范拼音的使用，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教师在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的时候，也要适当向学生介绍汉字，不要让学生对汉字产生排斥心理，可以引入一些简单的象形字，逐渐培养学生的兴趣，为进一步的汉字教学做好铺垫。
“语文并进”的教学方法是在语言学习的初期就开始汉字的教学，语音和汉字的学习同时进行，让学生同时掌握汉字的音、形、义。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给学生记忆汉字和词汇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大有帮助的。由于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如果单纯进行语音的教学，学生会产生许多关于字义和词义的困惑，单凭字音很难区分。“语文并进”的方法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汉字的特点和汉语言的词汇规律，更早建立汉字识别的语言机制。对于有一定汉字基础的学生，比如韩日的留学生，教师可以采取“语文并进”的教学方法；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学生，教师也可以适当尝试“语文并进”，以帮助学生尽早跨越汉字学习的障碍。
二、汉字教学要遵循“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
根据人的思维特点，简单、形象的汉字更容易被接受。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留学生，教师应该先选择一些简单的象形字和独体字进行教学，并可以结合图片，进行形象化的汉字导入；教师还可以适当介绍汉字的演变和形成，让学生对汉字有感性的认识，增加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
在进一步的汉字教学时，教师可以借助汉字形声字众多的特点，引导学生识别汉字偏旁，了解汉字偏旁表意的功能，以及形声字的构字特点等，逐步引导学生形成对汉字结构的理性认识，注意利用规律识别和记忆汉字。
教师在进行汉字结构的解读时，要注意解释的科学性，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胡乱联系，以免误导学生。另外，由于汉字的构成及演变过程十分复杂，许多声旁和形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字音和字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教师不要让学生过度依赖汉字形声字的表音功能，也不要让学生对字形的形成过程过分追究，以免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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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文化对汉语言的影响 [摘要]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中的各部分其文化性质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从传统观点来看，语 音、词汇、语法这三个构成部分中，词汇最具文化资格，因为它有比较具体的内容。历来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 系正是从词汇入手的，而借词则是研究这一课题的最佳内容。汉语借词的三大特点是从纯音译到意译、字形 意化以及字母词借用。这些特点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关键词]借词；语言接触；文化接触 The Imlmct of W estern Culture on Chinese Loan——W ords ZHAO Bin．．n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l耐：Chineseloan—words areinfluencedbywestern cultures．Firstly。thefeatures ofChinese—loanwords aredescribed．Thentheimpactofwo stem culture On Chineseloan—wordsis represented．Finally。the pfl~T explainsthat Chineseloan—words embodythe ability oflanguageinclusion，creativity and cmsis． Keywords：loan—wo rd；language contact；culture contac 一 、汉语借词的特点 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 文化科学大规模地东移，给东方文化带来强烈的 冲击。至此，汉语从英语借用了大量词汇。涉及 到科学技术、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心理 学、生理学、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医学、工业、商 业、农业、外交、宗教及日常生活等领域。借用方 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从纯音译到意译 从清朝起中国的封建王朝就已经同西方各国 进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许多爱国者为了寻求 救国之道，纷纷向西方国家学习，并吸收了大量新 科学、新思潮的词语，而这些词语最初都是纯音 译，即选用同音汉字去标记外来词的语音。如英 语volt音译为”伏”。被音译的词大都是专用名词 (国名、地名、人名等)、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动 植物名称、医药名、化学品名、艺术科技术语、历史 等特殊名词及一些日常用词，如“伦敦(London)”、 “芒果(mango)”、“先令(shilling)”、“安培(ain— pere)”、“福尔马林(form~n)”、“探戈(tango)”、“沙 发(sofa)”、“克隆(clone)”。然而，许多音译词不能 反映出外来词的概念或内涵，往往会产生歧义，比 如：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布理的家门(predica— ments)、爱康诺米(economy)等。后来，随着时代的 进步，意译词因为符合汉语言习惯并且表意明白 易懂，逐渐取代了早期的纯音译词。汉语具有自 己的语言规律，汉语的词音长度的最佳区间、汉语 的语素单音节倾向、汉语的词语系列化或系统化 要求以及中国人的认知特点大都有利于意译而不 利于音译。中国人对固有语言文化的偏心、对外 族语的陌生和偏见又使音译词受到更大的阻碍， 从而使意译词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2．字形意化 从语言学的原理看，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之间 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种语言中表示事物名称概 念的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彼此只有声音相似， 而无语义联系。当英语中的外来词借用到中国 后，许多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根据传统的 “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办法把这些外来词写作 谐音字(罗常培1989)。象“shark”(鲨鱼)。这类 外来词利用汉语形声字的特点在音义形上得到最 佳组合，见形生义，见形生音，通过字形展示原词 的音义。 3．字母词的涌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引来了外资，而且随着 中外文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增加，大量的外来词 势不可挡地涌人中国。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 息交换的频繁对词语的运用提出了简省的要求， 于是大量使用字母词。字母词一般是包含较大信 息量的缩略词，只用首字母，采用起来既方便又快 捷。比如：D l(S(double income no kids)丁克家 庭、WTO(the w0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贸组织、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 ing Countries)欧佩克，等等。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当一种语言 的词汇进入另一种语言时，主方语言必然会对客 方语言的词汇进行驯化，使之在形式和内容两方 面都符合主方语言的结构规律和发展变化规律。 汉语借词的吸收方式从音译到意译以及字形意化 都表明了此规律所发挥的作用。汉语具有如双音 节、有声调、汉字表意性强等特点，如果外来词进 入汉语时不符合这些汉语言规律，自然就会受到 排斥，尤其是纯音译词，如果不经过汉化改造是很 难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因此，汉语借词最大的 特点就是双音节化和表意化。 二、西方文化对汉语言的影响 西方文化对汉语借词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见证 了宗教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在古代经历的一次 最大的外来冲击就是梵印的佛教文化。由于佛教 文化的涌人并与中原固有的儒、道文化相结合，使 中国的文化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传统。在漫长的封 建社会中，至清末以前，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可 以与佛教文化相匹敌，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像 佛教文化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 们的深层意识也发生重大变化。与这种新意识、 新文化伴随而来的则是一大批新的词语，其中音 译外来词数以千计，数量惊人。尽管这些外来词 在现代汉语中已大部分退出，或只存在于专业人 员使用的狭小范围，但它们两千年来所起的作用 却是磨灭不掉的。只要选出一部分还不陌生的词 一128 一 语加以介绍，就可以证实其影响并非虚言夸大。 比如：梵天(Brahma)、婆罗f-1(Brahman)、佛(Bud— dha)、佛教(Buddism)、阿弥陀佛(Amitabha)、菩萨 (Bodhi)、忏悔(I~ama)等。 西方文化对汉语借词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 与西欧的科学文化结伴而来。科学文化的渗入是 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分不开的。开放带来了西方科 学之风。中国大规模向外开放始于元代。成吉思 汗西征欧洲，忽必烈经营四方，同时也打开了中国 的大门，引来了众多异国的贤能商贾。其中著名 的有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 以及许多欧洲的传教士。中西文化的融合体现在 天文、地理、科技、文学、宗教等领域。为了更好地 相互交流，西方出现了众多翻译家，比如意大利人 罗明坚(Michae1 Ru醉eri，1580年来华)、利玛窦 (Mattoe Ricci，1583年来华)、葡萄牙人傅泛际 (Francisco Furtado，1621年来华)、德国人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662年来华)等约70 人。他们不仅拥有宗教方面的译著，而且关于科 学技术的译著大约还有120种。中国自己也涌现 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大师，最早的是玄奘、严复，之 后有徐光启、李之藻、王徽、李经天等，他们的译著 涉及到天文学、数学、物理、矿冶学、水利学、生物 - 学、经院哲学、逻辑学等许多领域。早期翻译家更 多的是采用音译形式来介绍外来词。 三、结束语 语言借用往往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文化 影响，还有语言亲缘关系、社会的及个人的因素 等。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导致了汉语从英语的借 用，并产生了大量汉语借词，这是民族文化交流的 必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它能大 大增加借人语言的词汇，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表达 能力，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99． [3]胡兆云．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 版社。2001． [4]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上海辞书出 版社，2OO4．
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展示出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它是伴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与时俱进的传统专业。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电大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应用与意境
摘 要：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让我国的汉语文化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流行起来。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本文针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及意境分析进行简单介绍，希望可以对汉语言专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语言应用;意境
1 导言
汉语言文化是我国众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汉民族文化、古代诗歌文化，以及世界华文文化等等。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独特用法，以及语言营造出来的意境，能够将读者充分的带入到文章当中，这也就使得汉语言文学受到了全世界更多学者的学习和研究，为了我国的语言更具有特色，更富有哲理，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研究汉语言文学，更加深入的进行分析，分析汉语言文学中语言实际的应用方式，以及如何营造出更引人注意的意境。
2 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作用
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
如果不了解汉语言的应用方法和意境，就无法安心阅读，也不能完全理解文学作品中极尽深刻而优美的语言。例如，在欣赏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四句包含作者所有的寄托：“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简单的语言朴素明朗却又隽永清新，作者对世界充满希望，充满感恩，善良虔诚的祈祷，愿每一个人在尘世间都可以获得幸福，而自己却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仅仅依靠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全诗的深刻内涵，必须深入体会诗歌描绘的意境，才能在眼前出现一幅美丽的画面，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诗歌。所以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文学鉴赏能力会逐渐得到提高，欣赏者的审美观也会更加准确和健康。
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笔书写能力
汉语言文学的目标不仅包括对语言的应用及意境的分析，也包括学生文字书写能力的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文笔能力，才能更加的施展语言功底。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汉语言文学在语言应用意境分析方面的作用。毕竟，文字也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形式，能口述，也能用笔来书写，才是真正懂得语言应用的人，才是真正能够领会语言意境的人。比如，如果将“沏茶”的过程用文章表达出来，并加以立意的提升，联想到人经历风雨，人生才会更加精彩，必然会通过文字语言感染更多的人。
3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的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主体的特定性
汉语文学专业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有较好语言、文学素养和应用能力的专门人才，学生乐于进行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可见汉语言文学的魅力所在。理所当然，语言的应用及意境的分析自然被得到重视，因为这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重中之重。
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过其所涵盖的内容增强学生的语言知识，从流程的与人交流沟通，进行理性的思维，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鉴赏品读。具备了这些综合能力，学生对汉语言的应用及语境的拿捏会更加准确到位，从而使自身的语文能力得到较为明显的增强。
4 提升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能力的策略
增加必要的背诵内容
背诵是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最佳途径，无论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还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增加背诵量必然会提高语言的运用水平。我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从古到今流传下来很多经典名篇，学生如果可以对这些经典文学进行背诵，不仅可以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历史，还能增加汉语言的理解和应用。最终，通过深刻记忆，学生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增加文章的亮点，提高文章的层次，使文章更具有灵性。
掌握语言规律
由于我国的人口较多，地域分布广泛，少数民族以及各个地方的方言都独具特色，在众多语言中，普通话是最通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在使用普通话，因为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同，南方人很难分清卷舌，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读音弄混，然而北方人的卷舌的敏感度比较低，所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于北方人来说也很不容易。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是为了在实际应用语言的过程中，分析出语言的规律，正确的运用语言，进而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语言规律。
意境源于生活，并不断创新
我国的诗文中，一般是通过一些诗句或是一些词语来营造意境，不同的作者由于想要表达的感情不同，就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营造意境，这往往是因人而异的。而已经往往源于生活，是诗人通过日常的生活进行观察，运用普通的事物来营造诗歌的氛围，通过自己的感悟，来提升诗歌的美感，创造出一定的艺术境界。而营造意境，不仅能够使诗歌的美感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还会使诗歌中描绘的实物更加真实，甚至会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使诗中所要表达的感情更加真切，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一般。
宋代大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描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意境的典型例子，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对庐山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与真切的刻画，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意境，这样不仅是整首诗独具特色，更加吸引读者，同时还呈现出了很高的哲学道理，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还能够将诗歌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读者在品读诗文的同时，也会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汉语言文学就是这样，能够充分的运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来映射出深刻的大道理，运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素材来为文章营造意境，又能够在营造意境的同时，实现突破，收获惊喜。
5 结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有着方面严格的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在老师的带动下，发展主观积极性，努力探求更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从而更加方便快捷的体会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语言意境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5，02：144.
[2]潘家珍.解析语言在汉语言文学中的应用意境[J].文学教育(上)，2015，02：136.
[3]庞华.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使用与意境分析[J].求知导刊，2014，09：122.
浅论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策略
【摘 要】 本文在分析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关系的和谐与冲突表现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结合点，主张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创新高效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将课堂变成舞台，增强汉语言文学课程的新颖性;将经典阅读转化为网络视频资源，增强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直观性。
【关键词】 新媒体;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关系;策略
汉语言文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全国高校大学生的必修课之一。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开设不仅仅使大学生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经典文化作品阅读作为汉语言文学的重要内容，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优化汉语言文学的经典阅读模式，实现文化价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和谐关系
1、网络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的内容
移动图书馆的开发，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已逐渐成为了高校图书馆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网络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作品阅读只能通过纸质的书籍，进行慢慢品味书中的韵味，而如今网络技术日益普及，平板电脑、手机等移动设备等的流行，人们在阅读的时间、方式上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从而节约时间，提升了阅读效率。另一方面，在网络技术普及之前，外国的经典名著很难被普通人群所接触到，而如今文学爱好者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可以品味到更多的优秀外国经典名著。
2、汉语言经典阅读有利于社会、网络环境的净化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传统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与象征，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有利于心灵的净化，优秀品质的培养，对生活中的事与人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还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同时期、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深刻体会到经典文化作品的内在价值。在品读经典文化作品的过程中，读者感受到的是人们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在日常的工作、为人处事过程中常怀一颗感恩之心，自然会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在网络交往过程中，也会注重自身的言行，从而净化了网络环境，减少了、传播不良信息等不和谐现象的产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网络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冲突
1、表现形式上的冲突
经典的文学作品需要一颗沉淀的心去体会与细细品味，需要一种氛围与环境。去实现与文学作品作者心灵的共鸣，去感受作者在艺术作品中的艺术之美。实践中，网络技术的普及虽然为人们获取信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在时间上与方式上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人们已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但是人们通过网络更多的还是为了获取新闻简讯、以及相关资料的查询，因为网络上有着众多的各类信息干扰，不能使读者静下心来慢慢品读。因此，在网络上品读经典文学名著的读者还不是很多，网络仅仅只是为人们获取相关的文学资料提供了相应的媒介载体。
2、在时代背景上的冲突
网络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丰富人们的知识，也会影响人们传统的历史文化传承，生活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的人们，他们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内心具有较大的浮躁情绪，甚至一些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产生了怀疑的态度，而经典文化作品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时代背景特性，比如《三国演义》反映的是三国时代的历史文化，而《茶馆》、《雷雨》则是对旧社会、民国初期的社会现象进行的描述，而学生要想感悟经典作品的文化内涵，必须要将自己处身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但是现在的人们是没有足够的精力让自己置身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中。
三、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结合点
1、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创新高效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将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课堂中来，是新时期深化高校教育事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的黑板板书式的教学方式，虽然思路清晰，有利于学生理解并记好笔记，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上课的效率。在教学方式方面，应当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有所创新。记住重点的知识点与体系固然重要，但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汉语言文学教学实效性的增强，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多媒体时代的今天，汉语言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并将其结合到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如PPT、人物传记视频资料、图片、纪录片、文化宣传片等内容融合于教学过程中，在丰富了教学内容的同时，提高了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将课堂变成舞台，增强汉语言文学课程的新颖性
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内容较长、情节复杂等特点，比如名著《水浒传》里故事的起因、发展、大结局;还有各种人物关系的衔接与变化，仅仅通过课堂上简单的口头讲述很难使学生清楚的理解经典名著里的文学价值与内涵。将课堂变成舞台，增强汉语言文学课程的新颖性，比如，可以选择比较经典的文学著作布置给学生，在一定的时间截止后，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讨论、辩论的方式进行互动，交流各自的见解。同时可以结合学习内容组织演讲比赛，这样不但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与应变能力，而且有利于学生口才的提高，本质上是其知识储备情况，应用问题能力的一种体现，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与热情。汉语言文学课程开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其学习、接受新知识的方法与能力，使其在所掌握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能够独立思考，结合自身实际与理论水平，形成自己对于世界与外物的独特认识与见解，实现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较高的教学目标。
3、将经典阅读转化为网络视频资源
鼓励学生阅读网络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对于文字性的作品不感兴趣，而对于图像、声音相结合的作品则表现为非常的关注，而且现阶段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依靠网络视频资源，因此为了鼓励学生阅读，可以将一些文字性的经典作品转化为具有图像与声音相结合的视频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学校要组织相关的有利于学生阅读的社团组织，比如组织说书论坛，说书论坛就是以班级为单位，定期开展说书活动，在说书过程中让每个学生将自己阅读的一本经典文化作品以同学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说出来，让学生们感受经典作品的情感，当然学生在进行说书之前需要认真的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感悟作者的情感。
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有利于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提升自己品味的同时，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处理好汉语言文学与经典阅读的关系，有利于创新高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更有效的体会到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德明.名著演出：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种经典阅读与体验[J].中国大学教学，2011(8).
[2] 贾波.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的经典阅读与体验[J].武汉科技报・科教论坛，2013(11).
[3] 蔡梅娟，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牛能力培养体系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晕 你都这时候才想起来写啊 你写什么方面的啊？
一、勿以好恶论断之
人有七情，自有喜好与厌恶之情，然而，当这种好恶之情掺入对真理的认识时，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也许腊梅讨厌冬风的肆虐与无忌，却依然在寒冬中吐露芬芳;也许鱼儿讨厌巨浪的汹涌与狰狞，却依然与巨浪为伴，成全生命的真讳;也许落叶对这个天地无比依恋，然而，当秋风吹来时，它毅然地飘落，告别那个美好的世界，成全来年萌发的草芽……
勿以好恶论断之，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境界!这是一种何等的明智选择!
当一个人可以将对事物的判断游离于感情的亲疏之外，那他必是明哲之人了!
公子小白曾被管仲箭射衣带钩，自是对其痛恨无比。然而，当他认识到管仲的才识时，放下心里的厌恶，重用管仲，终成一代霸主。
刘邦不喜韩信的出言无忌，却委其以重任，让韩信统兵作战，征讨四方，终于灭了西楚霸王，成为天之骄子。
房玄龄曾为李建成出谋害李世民，李世民又岂能不恨?然而李世民不计前嫌，重用房玄龄为臣，遂有"贞观之治"之盛世，感情的亲疏可以蒙蔽你的双眼，让你看不清事物的真面目，阻碍你对真理的认识，成为你求知路上的绊脚石。
勿以好恶论断之，楚王不听信郑袖之辞而疏远屈原，自不会为秦国所吞并。
勿以好恶论断之，李存勖不宠幸伶人，重用伶官，不谈国事，自不会因1人之乱而七庙隳，为天下苍生所笑。
勿以好恶论断之，诸葛亮不听信马谡的信誓旦且，自不会痛失街亭，1败千里，死不螟目。
举目四望，古今中外，有多少英雄豪杰因内心之好恶而惨遭滑铁卢?古代如此，今天亦如此，或许，将来也如此。
对真理的探求是独立的，对事物的认识也不能掺杂上感情，“做学问就是做学问”，陈景润的话也许揭示了这个真理。
自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必苛求，不过，不可不求。
勿以好恶论断之，也许你会发现，狗尾草也会开出美丽的花。
点评：
内容充实 语言优美。这是一篇内容十分充实的好文章。文章以简短的问句起笔，接以充满抒情意味而又具有启发性的文段引人思考，继而明确指出“勿以好恶论断之”的论点，然后分两个层次纵论史买。以公子小白、汉高相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之例谈明智之人的明智之举，以楚王听信郑袖，李存勖宠幸伶人、诸葛亮误用马谡为例谈被感情蒙蔽双眼的后果，进而发出“有多少英雄豪杰因内心之好恶而惨遭滑铁卢”的疑问，最后以陈景润的话结尾，使得文章前后文脉贯通，内容十分充实，极具说服力。
此外，本文语言很有特点，美感十足，一是语言有个性，凝炼简洁善用短句，没有众多考生常有的大话、套话、俗话，抒真情、发真论，阅之可亲。二是文中多用比喻句、排比句，形式上显得整齐，表达上增添了生动性、形象性，加强了气势，堪称美文。
二、文化行囊
彭丽媛说：“传统文化是我最好的精神食粮。”生于斯，长于斯，浑金璞玉，天然美质。文化盛宴，浸了你的魂，摄了你的魄，卒成丰富的内在。 是的，文化是我一生的行囊。
也曾“之乎者也”翩翩儒雅风度，也曾大碗喝酒，畅快案酒果子刀切牛肉。文化熏陶渲染、陶冶心性，养育情怀。情感丰富来源于文化的底蕴。 正如古语“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恰似朗月清风，不知不觉文化融在了品性里，成为一生的底色。 就好比沙龙孕育了林徽因这样的奇女子，骨子里都带着一种动人心魄的柔美。亦或是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好似山里的黄鹿，从不想痛苦的事，从不发怒，从不伤心。”眸子里显现着山水的灵性。这种无法否认又不抗拒的文化的力量，会让异域之人赛珍珠在晚年念念不忘曾养育她的中国，带着一种文化的忧伤。
文化是一个人的魂魄，无论是信天游还是沂蒙小调或是闵音，都在生命里唱响。 《雅舍谈吃》中，梁先生大谈令他魂牵梦绕的正阳楼的烤肉，薄如纸的烧饼和一鸭三吃的北平烤鸭。老北京的文化符号连同胡同与冰糖葫芦刻到了他的脑海里，在内心中未然成杯。
抑或是叶子说她发了疯地想念南京，想念路边摊的虾皮小混沌，想念夜晚柏油马路上油沆气混着半酸半甜的果皮的味道。嗔怪南京人将车站修在周围绿得不像话的群山。这是石头城的美，南京人的品性。文化地域的美及魅力让生活丰富且安详。 所以说，鸿蒙之初接受教育文化自然而然得了地域的灵气。
传统教育中《颜氏家书》更是以“令熟读经史子集”为教育目标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我们成了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或者说文化成为自我的内在。而这种巨大的影响，是夏怀骂虫，玩物成痴的壬世襄的率性人生，是沈从文念念不忘的凤凰古镇，是莫言传奇魔幻的山东高密乡。今生今世，定时和骨子里的文化白首相依，不离不弃。 而罗素感概“参差百态而幸福本源。”那就和鲜活的文化一起，幸福到老，行囊永恒。
点评：
1、主题突出。文章围绕文化是我一生的行囊，写出了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文章开篇以彭丽媛的话作为引子，指出文化浸润了人的魂魄，成为人生成长的一种底色。
然后例举林徽因、翠翠、赛珍珠等为例，说明各种文化对人的影响。再以梁先生为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个人的生命的作用。最后点题：与文化行囊一起，直到永远。
2、文化底蕴。这是一篇典型的文化作文，与山东丰富的地域文化非常匹配。文章有大量的历史底蕴、名著底蕴、饮食底蕴、民俗底蕴、名言底蕴等，共同组成了文化方阵，加上语言优美，文采飞扬，自然成为阅卷场的亮点，获得高分。
三、天平和七弦琴
理智和情感是人类生活中的两只脚印，人类在认知事物的道路上的每一次成长都和他们的理智私感情有关。
认知事物当然必得有严格的理智，不能纵容自己的感情和好恶。如果仅仅以感情的亲疏远近来下结论，大多数情况下会得出错误的判断，正如《韩非子》里那个宋国的富人，他的儿子与老人说的是相同的话，而他听凭感情的亲疏远近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的妻子私他，姬妄畏他，而客有求于他，都说他美于城北徐公。邹忌最后排除了感情因素的干扰，悟出了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常困于所溺。”因为有所溺，有好恶，感情上有亲疏远近，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便易于被迷失双眼。这时惟有理性的火光才能照亮黑暗混浊的末知世界，人类要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健全的理性才是可靠的阶梯，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时，欢呼的人群又何尝不以为自己才是真理的掌握者呢?但是布鲁诺相信理性这个"内心的教师"，他要让"所向披靡的论据万箭齐发"，射穿习惯和感情上依赖的迷雾，把人类在认知事物的道路上引人正轨。
理性固然在认识事物中不可缺少，但我们能因此完全排除了感情因素吗?难道感情在认知过程中永远起着反面的作用吗?
康德仰望星空的时候，他的内心泛起的是崇高的感情，正是靠了这亲近永恒、亲近真理的感情，他才能在认知彼岸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没有感情的存在，人类生活会陷人刻板和抽象，我们认识事物不仅要分辨对和错，也要知道美和丑啊，没有了情感，艺术如何存在呢?只剩下了冷冰冰的法律条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切熟悉的温情都离我们远去，我们能说我们认识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吗?生活又有什么乐趣呢?即使是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是看重情感在认知中的作用的，有人向他提出一个设想时，他并不判断正误，只说:"啊，真丑!"他不愿意在丑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在他眼中，即使是物理学中丑也不能立足。
因此我们认知事物时，既要有冷眼，又需要热心，虽不能任凭感情的亲疏远近去判断，又不可仅仅是可怜的"数字化生存"。在理智和情感、天平和七弦琴的引导下，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
点评：
精选例证 结构清晰。本文有四个特点:一是贯串全文、令人信服的辩证思维，结尾以形象化的语言完整准确地揭示了感情、理智在认知事物中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精选例证，用邹忌和康德、爱因斯坦例分别论证理智、情感的认知功能，典型贴切，给人启迪;
三是思路严密，结构严谨。文章由理智到情感，运用"总—分—总"结构，都显示出作者较高的谋篇水平;四是善用比喻、借代，"天平"、"7弦琴"、"数字化生存"、"诗意地栖居"等词语的运用，增强了说理的形象性。
四、情与理
现实世界申，理智往往容易被情感淹没，那么，怎样才能驾驭住自己的情感呢? ——题记
理智，是一朵花，盛开于智慧的春风申;情感，是一阵雨，常常将这一朵花摧残。情与理，对立而又共生于现实世界。
渴望真情
情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元素在一代仁人贤士的一生中抒写得淋漓尽致。他们将真情吐露，活得满满洒洒，坦坦荡荡，屈原便是这样一位真性情的人。他高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高呼"亦余心之所善今，虽九死其犹末悔"，他将一个臣子的心掏出来呈现在众人面前，不矫饰，不造作，终于，他的性情铸就了他的英名，他从此不朽。李白，面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他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从此寄情山水，便有无数华彩奇章流传于世，他亦不朽。
冰心先生说：雨后的青山，像泪水洗过的良心。她告诉我们：惟有真实的情感，才是一生无悔的追求。倘若将自己的情感囚禁，人生便失去了光彩。
超越感情
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令人点燃烽火，戏弄诸侯，终至亡国。
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误国，终遗恨千古。
这些，都是没有超越感情的结果"理智是一座堤坝，感情的潮水如不加控制，必定会造成堤坝的坍塌，行为的迷茫，以至酿成大祸。
人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驾驭感情
感情犹如一匹野马，需要你去驯服。理智则是它的缰绳。以理智面对世界，人生便增添了一份自信，一份豁达。
范仲淹遭贬，然而他仍旧胸怀天下，以理智的大脑，平静的眼光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智者的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啊!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情与理相伴相生，互为两极。理智需要情感的润泽，人生才显灵动，情感需要理智的依托，人生才显智慧，愿人人都能用情感之雨浇灌理智之花。
点评：
"情"与"理"的和谐统一。
情理结合，是本文的最大特点。题目涵盖话题的核心，吻合命题意图，简洁明了，具有情感与理性的双重韵致，情感表露与理性抒发相结合，奠定了全文写作的基本格调。渴望真情，超越感情，驾驭感情，逐层推进，进而升华。
点面结合，是本文的又一特点。作者善于选材:屈原的性情铸就他的英名;李自的洒脱，使他的华彩奇章流传后世!这是真情的体现。周幽王亡国，唐玄宗误国，这是没有超越感情而酿成的大祸。范仲淹驾驭感情，以天下为己任，体现智者的用情。
从不同侧面对"情与理"作了准确的论释，是为点，而三点连缀成面，文字简约却大气磅磅，为收束全文蓄满情理之势。全文由点及面，内容拓展有序，主题开掘极深。
作为散文。语言的典雅、凝练、流畅，体现了作者良好的语言功底。另外，题记的令人深思，小标题的提纲享领，都为文章增色不少。
不足是缺乏鲜活的时代色彩的举例，切记:为有源头活水来。
五、能思考的苇草
我很喜欢那样一 个比喻："人是能思考的苇草。"也许思考就是那个让人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台阶。但也正是这思考的能力赋予了人类以思想，从而把人类置于了很多旭旭的境地，比如亲情与真理。
我清楚地记得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感到无上敬畏之情: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镑刻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话语，也许很精当地为人类摆脱尴尬境地，提供了柳暗花明的一招坚持自然真理与思想的道德法则。也许这样，人类才可以真正做一棵生长在自然之基上的能思考的苇草。
我相信人类在判断认知事物的时候一定都会烙上思想感情的印迹，更何况是那样一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神圣感情。中国历史长河中清风明月般的人物当然有，但是完全割裂亲情毫无私念的例子又实在不算多。而我也许真的不太主张做一个冷血无情的人，否则世界没有了感情，也没有了色彩。
我很喜欢鲁迅，喜欢他那横眉下的犀利思想。先生一定可以算是一个深刻的人。而先生客观冷静的观点绝不是众叛亲离而来的，"无情末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先生的诗，而先生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先生的面孔永远是鲜活的，泛着血的殷红。
世界失去了亲情的牵绊将会变得多么苍白，多么令人窒息。当然我们也很难接受一个亲情泛滥的、失真与扭曲的世界。我相信人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契合点，而不是偏激地走向极端。
去过草原的人一定会惊异于牧草的柔顺和坚韧，人这棵可以思考的苇草也许也应该这样遵循着自然与思想的双重法则在风中生存。
柔情也许是一把双刃剑，正负的功能淬于一身，但也许它更可以算是一把刻刀，在尊重真理的前提下刻出生活的特质与生命的特质：让生命美丽而不轻佻，繁华而不浮躁。
点评：无情未必真豪杰 豪杰亦应勤思考。该文立论明确、鲜明，即以“人是能思考的苇草”为喻，借康德之语道出行人类要做一棵生长在自然之基上的能思考的苇草，就必须坚持自然真理与思想的道德法则"这一主题。
论证过程严密、思辨，充满辩证法。既呼吁理智控制下的柔情，认为"世界失去亲情的牵绊将会变得多么苍自，多么令人窒息"，同时又 "难接受一个亲情泛滥的、失真与扭曲的世界"，希望人们"找到一个折中的契合点，而不是偏激地走向极端"，"让生命美丽而不轻桃，繁华而不浮躁"。
六、勿以亲疏定是非
《出师表》有言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这一亲一疏，导致"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勿以亲疏论事非。
纵观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华史，其中王朝更替、治乱相续往往能使人掩卷沉思。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百姓们的生杀予夺之大权，也毫无疑问地掌握在其手中，真可谓:"君主一跬步，皆关民命。"就是这样，我们往往能看见一些小人，他们溜须拍马，阿识奉承，曲意逢迎，把君主们的每一个毛孔无不弄得舒坦至极。于是这些人深得君主之"亲"，甚至独揽大权，破坏朝纲，明末的魏忠贤专权不就是明证吗?而贤明的君主求贤若渴，对人才亲之信之，恰恰是因为明是非，懂事理，才知孰亲孰疏之分。
在人类社会中，自"大道既隐，各亲其亲子其子”以来，亲情就成为了维系这个社会的稳固的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人们往往认为亲人们总是对自己好，因而他们总是对的，没有错的，而对于旁人，难免存着此疆彼界之心，所谓"人心隔肚皮"，难免对别人有着成见，故事中的富人即此类典型人物，而有两位人物的行为却值得我们的赞叹。
祁黄羊的"内举不避子，外举不避仇"。想必大家是耳熟能详了，不以亲疏好恶来定是非，而是惟贤是举，诚可贵矣。
另一位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他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权力可谓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各界人士1致推举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担任广东的都督，当此之时，孙中山先生只需微微首肯，便定能保证自己的哥哥飞黄腾达，然而这位伟人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婉言地谢绝了，说:"我哥哥才力有限，不堪担此重任。"如此高风亮节怎能不让人仰慕不已。
勿以亲疏定是非就意味着抛弃小我，舍弃一己之私利，来成全大我，寻求真理;勿以亲疏定是非就意味着克制感悟，注重理性，让理性之光熠熠生辉!
勿以亲疏定是非其实就意味着一种广博的爱!
点评：
旁征博引，论证有力。
前贤明训，"文章合为时而著"，"千古之大事，经国之伟业也"。或示哲理，给人以启迪;或明辨是非，给人以教益。以这个标准来衡，《勿以亲疏定是非》是一篇相当成功的考场作文。
文章旁征博引，刻阐述了剔除私情影响、尊重事实、维护真理的重要性。论据翔实，比鲜明，论证颇为有力。叙述自己的观点时，古今史料，作者颇有信拈来左右逢源之感，显示出了扎实的文史功底。
美丽的蝴蝶 生命是短暂的，但生命的美丽是永恒的。 --题记 骤雨渐歇，我走出闷热的屋子透透气。眼前倏地一闪，啊!一只五彩的蝴蝶!蓝色的裙裳，白色的丝带，蝴蝶如仙女般飞过。不远处，是如此艳丽的花，在雨的洗涤中呈现出别样的美丽。蝶儿翩跹于花丛中，扰乱我的视线。忽又飞来，落到我身旁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它在向我炫耀它的美丽吗?我驻足观赏。 “噗!”蝶儿被一滴雨珠打中，落入树下的水洼之中。我愣住了，我不知道是否该捧起它，柔弱的翅膀在水中无力地拍着。我忽然发现我的呼吸跟着急促起来。渐渐地，渐渐地，奇迹出现了，它一点一点爬到水洼中的一朵小花上，竖起湿淋淋的翅膀，在风中微微颤动。 我心里泛起一片喜悦。顽强的生命终于战胜了噩运。忽然一阵微风吹过，树上又落下无数雨滴。蝴蝶再一次不幸被击中，悲惨地落下。我心里一痛。那水面泛起浅浅的涟漪，这个小生命仍在不停地挣扎，它还活着!我似乎感到了一股强大的生命的悸动!连忙小心翼翼地将它捧起。那颤抖的翼，微微地展开闭合，我的心也随之一起一伏。柔弱的蝴蝶呀，你能不能挺过来呢? 又一阵风吹过，天晴了，一道彩虹挂在天空。那勇敢的蝴蝶呀，它试了几次，终于从我手中一跃而起，向那花丝冉冉飞去…… 我静静地站着，看它。可敬的蝴蝶，为了美，空破丝茧的束缚，为了美，战胜风雨的磨难，它不正向我阐述着生命的永恒的美丽么?点评:1、中心词:美丽，生命的美丽。抓住了中心词就抓住了文章主题。 2、题记和结尾，首尾呼应，深刻地点出文章主题。
妈妈我一生的感动我有一位特殊的老师,她既不用教科书上课,也不用粉笔写字,但她却教给我好多好多东西,诸如孝顺、守信、坚强……（开头简洁,总领全文）我没有像学英语那样死记硬背,她教给我的东西,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在一件又一件的事例中,学到了……孝顺,这是我首先学到的,也学会了.当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妈妈常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带着我去探望奶奶.每当奶奶看到妈妈时,都会用小脚颤巍巍的跑上来,眼睛也因为兴奋而眯成一条缝,微笑绽放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是那么甜蜜,那么欣慰.妈妈伺候奶奶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暗下决心,我也要尽一份孝心.偶然一次,我发现奶奶很喜欢看书,而且特别快,用“一目十行”来形容还嫌不足.奶奶猜透了我的心思,说：“傻孩子,我是在看图画呢!”噢,我明白了.于是每当我去奶奶家时,都会画一两幅幼稚的画给奶奶看,使奶奶不会寂寞,奶奶总是对我说：“这孩子,真孝顺!”后来,奶奶不幸去世,妈妈常常暗流泪.于是我记住了孝顺.（语言描写细腻动人）守信,这是妈妈最大的亮点.一次,我看到一本精品作文书,但没带钱不能买.后来,妈妈说是星期天一定给我买,结果,天公不作美,星期天大雨倾盆,老天不停地“哭”,我想妈妈一定不会给我买了.可是妈妈回来时手却拿着我喜欢的那本书.啊!我明白了,妈妈怕“爱书如命”的我等急了.所以才冒雨买来,我高兴又生气地问妈妈：“书又不会长翅膀飞了,您为什么不等雨停了再去买呢?”妈妈说：“书当然不会飞,但信用就飞了.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是守信,如果不守信,以后谁还会相信你?”这一席话又使我对妈妈有了新认识,妈妈真是位好“老师”.（普通事件,但生活感很强,很有感染力）坚强,是妈妈最突出的特点.上初中后,妈妈开始给我讲述她的故事,她小时候很苦,家里穷,外公、外婆身体不好,她每天放学回家后,先做家务,然后再写作业；年轻时,爸爸在城里工作,妈妈在乡下,耕田、播种、收割,全靠妈妈一人操劳.别说烈日炎炎的夏天,就是凉风可可的秋天,妈妈擦汗的毛巾都能拧下水来.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相信那么艰苦的日子,妈妈居然能挺过来.我要学习妈妈的坚强,敢于面对任何困难.当然,妈妈教给我的还有很多——宽容、忍让、自信、体贴……妈妈——老师!这篇文章结构清晰,总分总的思路一目了然.首尾呼应,突出文章主旨.几个生活小事折射出妈妈的平凡和伟大,很真实的写出了妈妈用言传身教做好了我的第一个老师.很清新有实在.
《生命，并没有结束》 1、点评： 作者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的感人事迹——有文学家、有科学家；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著名的、有普通的——从中归纳出自己的观点：“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一个个不灭的传奇”，同时照应了题目。值得称道的不止是作者选材的得当，还有他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如确切的时间和数字引用，表明了作者在平常积累上下了扎实的功夫。2、原文生命，并没有结束一个伟大的灵魂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停止思考，永远闭上了眼睛。然而——七十多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出现在人们眼前，人们无时无刻不沐浴在他思想的光辉里，无时无刻不会感受到他的存在.。他一生战斗不息，以笔为枪，不倦的向旧势力发出挑战；他伏首甘为孺子牛,对青年人总是无私的呵护。人们诵读他的着作时时常感到惊悚，因为在作品里人物的身上经常发现自己的影子。它象皮鞭一样考问着人们的良知，“仿佛要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来”，教人惭愧,催人自新.。诗人赞美他“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广大的人民心里,他代表了民族魂! 他就是鲁迅.。他是一位亿万富翁,更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人类科学事业，光专利就取得了255种，而且还在身后留下遗嘱，把财产全部献给科学事业，用来奖励后人.。于是,每年的12月10日,这个伟人逝世的日子,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都要举行简朴而隆重的颁奖仪式,奖励在过去一年里全世界在人类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及和平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奖金的数额非常丰厚.。他就是诺贝尔。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人们早已忘记了他的名字。十二岁的他不幸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在临终之际他却提出要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需要它的患者，“这样我就还能时刻看到你，妈妈“，他这样说服自己的妈妈。妈妈流着泪答应了他的要求。小男孩平静的走了，一个幸运者却因此得以重见光明。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一个个不灭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