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朱熹生活的年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他早年不支持抗金，后来又主张抗金恢复国土。至南宋败势已难挽回，他就不再谈论抗金问题了。（背景） 他的理论体系具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鼓吹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他大力鼓吹唯心主义，就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并且他还大力宣扬韩愈的道统论，他的哲学成为从南宋到明清的正统的官方哲学。 朱熹的基本观点认为理是离开物体而独立存在的，并且是事物的根本，在事物之先。他所讲的理的内容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把封建道德标准绝对化、永恒化、神秘化，赋予自然世界以道德的意义，加以条条框框的束缚。“理在事先”就是朱熹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有点类似与柏拉图的理型-现实论，但是有明显有所不同。因为他还提出了，虽然每种事物都各有各自的理，但这些万事万物的理，都是一个最根本的整体的理的内容。他称这个最根本、整体的理叫做“太极”，太极中最主要的是仁、义、理、智这种封建社会的道德规则。他将仁义理智这些道德属性分别对应春夏秋冬，说成是自然界四时变化的固有规律，强调其永恒的性质。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了整个太极。太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不能分割成部分的，万物只是他的分别的整体体现。他为了说明这个思想，引用了佛教的概念，以“月印万川”类比。 据他所言，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物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材料。截然区分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他认为，从事物来讲，理气是不相离的；但从根源上来说，理在气先。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在先，而非时间上的在先。他认为每一具体事物虽然都具有那整个的理，但是各物所禀受的气不同，因而整个的理在各个具体事物上表现出来时，受到气的粹驳的影响，就有偏有全。“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前面一句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理同气异；后一句是说，万物得气之后，理受气影响，表现有昏又明，有开有塞，故理近气异。朱熹说思虑营为都是气的作用，也就是说心也是气的作用，心以气为存在条件，产生于形体之后，更在理之后。朱熹说“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心所要认识的对象是本来就存在于心中的理。“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心的知觉作用是心借以认识心中之理的一种机能。 朱熹肯定了对立的普遍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一物之内也包含对立。但他所讲的对立都是静止状态的对立。他承认正反两面的交互作用是变化的原因。但他同时认为，对立面相互对峙，并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且永远不会相互转化。不过，他提到了“心”是例外的，他说：“唯心无对”，心又成为绝对的东西，朱熹虽谈理气，但也把心看作一种相当重要的东西。 他讲格物致知，将其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段是“即物穷理”，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第二段是“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了然于一切之理。 朱熹认为“务博”“务约”都不能求得最高真理，”务约“为陆九渊一派，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反对渐进的积学；“务博”为吕祖谦及陈亮、叶适一派，这派主张从事实出发解决具体问题，因而注重历史研究和制度考订，反对玄虚的顿悟，朱熹认为“务博”一派相比“务约”一派更加糟糕。务博与务约，不禁让我联想到了神秀和慧能的偈语之争。 “格物致知”，朱熹认为心中本来含有一切之理，所谓格物不过是一种启发作用，通过格物的启发，心就能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了。 朱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实质上是为他的伦理学作哲学上的论证。其“行为知之先”，知是知理，行是行理，知行“相须”是以所知的理来指导行，以所行的理来启发知，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上。 “顺理以应物”，以不变应万变，“立理以限事”，而非“即事以穷理”。他提出儒家经典中字字是真理，句句是规律。 他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圣人能够正心诚意、复尽天理，不能正心诚意、有一点人欲的就是凡人，这种灭人欲 朱熹的这种方法论影响非常深远，戊戌变法时严复在看到其缺点的同时，认为它的方法论的基本面是对的；胡适在反对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的同时，称赞程朱穷理致知的方法论为科学方法。 朱熹认为“天地之性”就是理，因为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地之性无有不善；“气质之性”，人之性则有善有恶。他用气禀的清浊来解释天生就有贤愚的区别，这种理论我认为是一种等级宿命论、人性二元论。同时，他强调各个阶级应该安于其位，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 他从心的体用关系说明人性问题，心的本体，也就是“天地之性”，心的用，也就是“情”。本体的心是天理的体现，叫“道心”，受到物欲引诱或牵累，发而为不善的心是人欲，叫“人心”。“人心”“道心”的区别是朱熹对于《尚书|大禹谟》中所讲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的发挥，他认为这是尧舜禹所传，以后的道学唯心主义称这为“十六字心传”。其中“惟精惟一”的意思是圣人能够精察道心，不杂耳目的私心杂念，专一于天理。 许多人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评，其实是源于一种误读，朱熹并没有反对任何的物质生活，而是反对任何提高物质生活的要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熹的理论确实吸取宗教禁欲主义，强调礼欲之辨，大大加强了封建礼教的强制性和残酷性，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等封建绳索。 程颢，字伯淳，曾经表示赞助王安石变法，但不久即提出反对意见，成为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之一，后人称他为程明道。 程颐，字正叔，在政治上他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后人称为程伊川。 程颢哲学主要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主张客观唯心主义。 二程认为事物之间存在普遍对立，一切事物都是两两对立的，但对立的事物间有着此消彼涨的关系，但他们虽这样说，却很少谈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特别重视变中之常，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的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事物之间的两两对立。 二程提出“知先行后”，坚决否认知从行中来。 陆九渊，字子静，讲学于江西象山，后人称他为陆象山。陆九渊嫌朱熹的学说过于复杂繁琐，提出了一个简单干脆的方法，他说，理就在心中，“心即理”。他发展了程颢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不赞成程颐的观点。 他把宇宙和心等同起来，断言心是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否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他的思想虽然直接来自程颢，然而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也较深。 陆九渊所谓的心，又叫本心，其所讲的本心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理智之善心，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意识。从这里看，虽与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不同，但推行的理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理论。 他提出世界本源就是“吾心”，心中本有真理，真理本在心中，因此只要反省自求，就可以得到真理。为什么心中本有真理，却还要反省自求呢，陆九渊认为人心虽是“本无少欠”，但是由于物欲的缘故，使本心染上了尘埃。 陆九渊说过“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种观点正是他“吾心即是宇宙”在认识论上的表现，他的观点可以用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者”这一句话来概括。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龙场，开始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著有《传习录》、《大学问》。 王守仁早年曾经信仰程朱，想依照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实行，他同一个朋友商量，“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怎样格物呢？“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他那个朋友“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想了三天，未得竹子之理，却病了。王守仁也“早夜不得其理”，到七天，也病了。一起叹气，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后来在龙场，反复思考如何修养，断言“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充分反映了他的观点，事物的规律是离不开认识主体“心”的，离开认识主体去寻求事物的规律，这样的事物规律是没有的，同样离开事物规律来讲认识主体，这样的认识主体，也是没法说出是什么的。这让我想到了近代欧洲的经验主义思潮中休姆、柏克莱等人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此心非彼心，此心作为认识主体，可能是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感官方式的总和。 他对于心与事物的关系是这样阐述的，人的良知是自然界万物存在的根据，所谓“物”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表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种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但若无人之心，则物不尽其用，于心于我无作用，则与我若无物也。 王阳明由此就提出了“唯我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依靠他的知觉而存在。他说，“我的灵明”是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依靠我的知觉而存在，我死了，我的灵明游散，我的世界就不存在了。正如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所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但又有所不同，一个强调的是“我”，一个是“我们”。 王守仁说人都有良知，良知是心的本质，是先天固有的关于真理的认识。良知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以此观点为基础，他提出了致知不是寻求对于外在事物的认识，而只是达到本来固有的良知；格物不是考察客观的事物，而是改正自己的所思所念。事物不是离开心而独立的，而是依靠心而存在的，事事皆得其理，有点类似于康德的“心为自然界立法”。 他还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强调知与行的不能分离，“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既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他已知为行，将行归结于知，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致，心外无事，心外无物，自然心外无行。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除此之外，他也支持“存天理，灭人欲”，并且宣扬“天才论”，人的等级天生而定。 “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他的本意在于对抗朱熹的权威而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的这种反对权威的言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如以后的李贽、黄宗羲等人对封建礼教、君权的批判，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 朱熹之理虽然在于心外，但格物致知，依然要形成于理之后的心来理解理，从这一点上说，王阳明的理本就在心中，所以无论是哪一派，心都是最后的终点，都是理的演武场。区别只是在于理的本源，一在于心外，一在于心中。 另一方面，主客观唯心主义的“理”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封建社会束缚人的工具，或是本为封建所设，或是为封建所用。 从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宋明时期的一股哲学思潮，符合黑格尔提出的哲学发展“正反合”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领域的进步，在一潭死水的封建时代后期注入了一泓清泉，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理学、心学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但是都融合了儒释道的三家文化，这时中国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依然不落后于西方。 程颐、朱熹主张客观唯心主义，而程颢、陆九渊、王守仁主张主观唯心主义，以下分别列举两者差异： 1.朱熹认为“务博”“务约”都不能求得最高真理，其所批评的“务约”一派就是陆九渊一派，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反对渐进的积学。朱熹主张教人先泛观博览，然后达到对理的认识；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陆讥朱为“支离”，朱讥陆为“禅学”。 2.朱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人们对于它的体认，必须经由格物的途径，也就是“格物致知”，通过格物的启发，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陆九渊认为世界本源就是吾心，人们对于它的体认，便是对于吾心的自省。而王守仁在陆九渊的观点之上，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反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论，强调知与行的不能分离。 3.朱熹认为，性、理是第一性的，心是后有的；陆认为心是第一性的，理是离不开心的。一派把理抬到天上，一派将理放在心中。 4.朱熹认为阴阳是形而下的，理是形而上的；陆则认为阴阳就是形而上的。朱熹强调所谓“无极而太极”就表示“无形而有理”，他指责陆不懂“道器”的区别。总之，朱熹分别形而上、形而下为两个世界，陆则只认一个世界，即心的世界。 其实程朱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二程把“道心”等同于“天理”，把“人心”等同成“人欲”，朱熹在进一步发挥二程的思想的同时，认为“人欲”只是指“人心”中为恶的一面，不包括“人心”中可以为善的一面。另外，程颢曾用“心便是天”攻击张载的“心出于天”，断言理即是性也是心；与朱熹的心出于气，气后于理（天）有所不同。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开创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探索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挫折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发展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如，宋词一扫唐之鲜艳，追求细腻浸润、色调单纯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画则采用水墨淡彩，表现出人与自然无间的亲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绪；在服饰风格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朝廷多次定制申饬“务从简朴”、“不得奢靡”，不少学者也纷纷提倡服饰要简介、朴实。袁采在《世苑》一书中对女性着装就提出“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的要求。绍兴五年，宋高宗亦主张：“金翠为妇人服饰，不为靡货害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许进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乃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因此，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以修长、纤细，朴素无华；在形态上不像唐代的华贵、夸张和开放；色彩质朴而洁净。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程门立雪成语故事故事出自《宋时•杨时传》。原文：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释义]程：指宋代理学家程颐。立雪：站在雪中。指尊师重道。[故事]：北宋时有两个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们是兄弟俩。哥哥叫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弟弟叫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兄弟二人，家居洛阳，共同创立了洛学学派，是古代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到南宋时，有一个叫朱熹的人，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论，形成了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哲学学说。程朱理学，在现代大学哲学课程中也常常讲到。程颢做过县主薄，后来到朝廷任太子中允；程颐曾任崇政殿说书官，是专门给当时的皇帝讲说书史的官员。兄弟俩都是道学家，自然为人持正谨严，十分讲究礼节。人们也都很尊重他们，到他们门下求学的人特别多。杨时和游酢就是其中的两位。杨时从小就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好刨根问底，而且反应机敏，口齿伶俐，长大后专心攻读经史。有一次，胡铨到杨家做客，看到杨时伏在桌子上看书，衣袖的肘部都磨破了；胡铨就劝杨时注意休息。杨时说：“我两肘不离书案大三十年，方觉学问有所长进，故而不敢稍有懈怠。”可见其治学何等用功！游酢是杨时的挚友，两个人志同道合，常常就一些问题作秉烛之谈。杨时跟一般文士不同，他虽然考取了进士，却淡泊名利，几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一心致力于理学研究，渴望达到最高的境界。当时程颢住在河南颖昌，杨时经常登门求教，以弟子礼事之，得到了不少教益。在杨时四十岁的时候，程颢被宋哲宗皇帝召为宗正寺丞；可是，还没等杨时为先生饯行，程颢就病死了。杨时感到特别悲痛，发誓要把先生的理论发扬光大。为了掌握理学的精髓，杨时决定奔赴洛阳，拜程颐为师。游酢也不辞辛苦，与杨时结伴而行。来到洛阳，天已经黑了，他们在一家小店住下。当晚，杨时和游酢很晚才睡，把需要请教的几个问题整理出书面提纲。第二天，他们换上整洁的衣裳，奔程颐家而来。路上，刮起了大风，很快又飘起了雪花。到程颐家时，正巧程颐在案头打盹。杨时和游酢就恭恭敬敬地站在窗下，等候先生醒来。这时，风越刮越 急，雪越下越大，他们俩冷得很，却连跺跺脚都不肯，生怕惊动了先生。那份谦恭的态度，与当年刘备三顾茅庐一样感人。当大雪已经漫过两人的脚踝，程颐才慢慢醒来。他看到窗下的两个雪人，心里深为感动，忙把他们请进屋里。从此，程颐倾毕生所学，教授两个弟子。杨时和游酢则勤学好问，潜心研究，后来都成为厚学之士。杨时死后，他同代的人谢应芬在一首纪念他的诗中说：“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后人就用“程门立雪”这个成语，来比喻尊师好学的精神。确实，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真正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没有谦虚、刻苦的精神是不行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终身思慕1尊敬师长终身思慕 宋朝时，岳武穆王的老师周同的力气很大，可以拉开三百斤的弓箭。当周同死了之后，每到初一、十五，岳武穆王一定到老师的墓前祭拜，并且痛哭一番。在痛哭后，必定会拿起老师所送的三百斤的弓发出三支箭才回去。他这份念念不忘师恩的真情，正是他日后精忠报国的忠心。 2尊敬师长名留后世 桓荣是汉明帝的老师，而明帝对老师一向非常尊教。有一次明帝到太常府去，在那里放了老师的桌椅，就请老师坐在东边的方位，又将文武百官都叫来，当场行师生之礼，亲自拜桓荣为老师。明帝能放下自己尊贵的身份来恭敬老师，可见他的用心与风范，值得大家学习。囊萤映雪“囊萤映雪”这则成语的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 “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车胤（yin）传》，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 “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颐答，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程颐以此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熹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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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出版他的处女作诗集《睡吧，小小的人》，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为以散文为主。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
1934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1940年，愤然写下《论吃饭》一文，因目睹饥民哄抢米仓，，犀利地指责当权者无视人民温饱，支持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而斗争。
扩展资料
朱自清的作品风格
作者善于融情入景即景抒情，例如《荷塘月色》中，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他要无牵无挂独自享用无边荷塘月色，就是要摆脱“心里颇小宁静”，而追求刹那问安宁的心境的反映。
由这种情绪所决定，荷塘景色全是一派幽静安宁的景象:花是零星的，香是缕缕的，风是微微的，月是淡淡的，从而产生了“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所谓“恰是到了好处”的意境。
作者一路写景也一路抒情，流连在无边荷塘月色里的，正是作者感触甚重的脉脉情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不仅使作品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意境美。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朱自清的散文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二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
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则是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文，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在散文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新文学初期继冰心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文作家，以他“美文”创作的实绩，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他在古典文学的础石之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散文体制与风格；尤其是他具有极高艺术成就的散文作品，为白话美文提供了典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朱自清散文，追求一个“真”字，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求得逼真的艺术效果。“真”是朱自清散文的艺术核心。讲真话，写真情，描绘实景，是他散文艺术的最高成就。
1928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朱自清的散文着力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暴行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对被压迫者、被损害者充满了热爱和同情，表现出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的热情、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正直诚实的性格。朱自清写得更多、也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写景抒情的篇什。
这一类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多样而又统一的风格。记述秦淮河风光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抒写静夜里独自漫步池边的 《荷塘月色》，是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的绝佳名篇。这些满贮着诗意的散文，于新异独得的观察和委婉有致的描写之中，寄寓着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黑暗现实面前怅然若失的寂寥和郁闷。
《背影》则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真挚强烈的感情，描写了家庭遭到变故，父亲到车站送别远行的儿子这一极富情味的动人场景，“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叶圣陶《朱自清新选集序》）。朱自清以其散文的娴熟高超的技巧和缜密细致的风格，显示了新文学的艺术生命力，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散文作家。
散文有《匆匆》《歌声》《背影》《荷塘月色》《阿河》《儿女》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和《春》等，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说诗》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更是有口皆碑。他的《背影》、《悼亡妇》等，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一股深情，没有半点矫柔造作，而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尤其是在《背影》中，朱自清对父亲朱鸿钧的感情之深让读者感到了一丝丝的怀念和感动。他在《论逼真和如画》、《论标语口号》、《钟明<呕心苦唇录>序》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悼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 《匆匆》被选为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学期第2课，被选为鄂教版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第19课；《春》被选入人教版初一上学期第11课，沪教版初一上学期第1课；《背影》被选为人教版初二上学期第7课，沪教版初一下学期第5课。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可以根据当时的文化和社会情况，讲其分为早、中、晚期来分析。同时可以对比清代绘画和其前后时期的不同来进行比较。~~
王凯旋长於水墨大写意，画题多是戏剧人物和花鸟。他的笔墨雄健、泼辣、简逸，其韵味既有吴昌硕的铮铮铁骨，也有虚谷的冷逸高洁，并且由内向外散发出八大山人的清俊洒脱、出尘绝世的的气质。1980年，年仅22岁的王凯旋来到八大山人纪念馆工作，从小喜欢油画和水粉画的他立刻被八大山人气韵生动的写意画深深吸引，从此踏上了追随八大山人的艺术创作之路。在八大山人纪念馆，王凯旋一干就是32年。他不仅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执着前行，更是借助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工作的便利，成为了一名八大山人研究专家，撰写并发表了有关八大山人研究的多篇论文。 2008年，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王凯旋及夫人杨波国画展于澳门教科文中心展览馆展出。本次国画展由澳门基金会主办，将展出作品五十余幅，主要有王凯旋的戏剧人物、花鸟画和杨波的工笔花鸟画。2009年，王凯旋杨波伉俪国画作品展在古元美术馆举行。珠海市领导余炳林、王广泉、余荣蔼出席了画展的开幕式，并参观画展。
以前见过一些这样的，你看看吧……中国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院体的新风貌。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早期绘画] 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石涛、朱耷、石溪、渐江,一说为:石涛、八大山人、弘仁、石溪）、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翬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谢荪、胡慥，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张风等人。恽寿平：《山水轴》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溪、渐江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四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溪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溪道人)并称“二溪”。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石涛：《山水册》美国私人藏石涛（1630一1724年），本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朱亨嘉的长子，终年55岁。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他十六岁，在国破家亡的命运促使下，遂由桂林赴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 梅清：《黄山图册》之一梅清,字渊公，号瞿山，安徽宣城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举人，与石涛交往友善，相互切磋画艺。石涛早期的山水，受到他的一定影响，而他晚年画黄山，又受石涛的影响。所以石涛与梅清，皆有“黄山派”巨子的誉称。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 [中期绘画] 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采。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郎世宁：《八骏图》郎世宁擅长动物画，清高宗时进贡不少骏马，郎氏创作有许多马图。是幅画烟云绿柳下八匹马，姿态各异，刻意写真，可谓马图代表作。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鲜、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岩、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鱓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岩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清]焦秉贞《仕女图》 生卒年不详。清画家。山东济宁人。康熙时官钦天监五官正，供奉内廷。擅画人物，吸收西洋画法，重明暗，楼台界画，刻划精工。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崟、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诸升、张锡宁、张敔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 [晚期绘画] 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任颐：《风尘三侠图局部》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从道光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伴随政治的衰败，以怡情养性为尚的士大夫画逐渐衰微，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上海、广州等地，越来越多的画家聚居于此。为了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的需要，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派”和广东地区的“岭南派”。 一 清晚期的仕女画 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两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就是改琦和费丹旭。他们善画人物、佛像，尤精于仕女，有“改派”和“费派”之称。 改琦（1774－1829），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先祖为西域人，后侨居松江。擅长画仕女，亦能山水、花草。所画仕女，形象纤细俊秀，用笔轻柔流畅，创造了清后期仕女画的典型风貌。他绘制的《红楼梦图咏》木刻本，流传广泛，深得时人好评。所作人物、肖像也很简洁生动。传世代表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玄机诗意图》轴等。其孙改篑，传家学，亦善仕女。 费丹旭（1801－1850），字子苕，号晓楼，又号环溪生，浙江乌程人。父亲费钰长于山水，幼得家传，因家贫寒，不得不依附豪富之家，绘画以供人玩赏。以画仕女闻名，与改琦并称“改费”。他笔下的仕女形象秀美，用线松秀，设色轻淡，别有一种风貌。代表作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二金钗图》册，画红楼梦十二金钗肖像。亦长于肖像画，后期所作《果园感旧图》卷，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技巧更趋成熟。也能山水，取法王翬和恽寿平。承其艺者其弟费丹成、子费以耕、费以群等。他的画风对近代仕女画和民间年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清后期的山水画 四王的派系势力在道光、咸丰年间渐呈衰微之势，有成就的画家不多，只有汤贻汾与戴熙的山水有所突破，为时人所重，钱杜、胡远、吴榖祥、吴庆云等人的山水，也被称誉一时。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江苏武进人。曾官温州镇副总兵，后寓居南京，天平天国攻破金陵时，投池而死。其人多才多艺，于百家之学均有所造诣，工诗文书画，精于山水，亦能花卉松柏。其山水受董邦达影响，承继了“娄东派”衣钵，后来，发展了淡墨干笔皴擦法，枯中见润，自创一格，境界平实。在当时与方薰、奚冈、戴熙齐名，有“方奚汤戴”之称，其妻董婉贞与诸子女亦善画。 ◆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榆庵，自称井东居士、鹿林居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兵部侍郎。工山水，亦善花草、竹石。山水师属于“虞山派”，因受奚冈影响，画风亦近于“娄东派”面目。其山水，多用擦笔，干皴湿染，布局妥贴，但稍显平淡。故宫博物院藏《忆松图》卷为其代表作。其弟戴煦及诸子均善山水。 ◆钱杜（1764－1845），字叔美，号松壶，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主事，性潇洒好游。工山水、花鸟、人物，山水宗法文徵明父子，多细笔，秀雅静逸，但过于细弱。故宫博物院藏《秋林步月图》轴反映了他的典型面貌。 ◆胡远（1823－1886），字公寿，号小樵、瘦鹤、横云山民，以字行，华亭人，居上海。以卖画为生。工山水、兰竹花卉，尤喜画梅。山水秀雅，以湿笔取胜，如故宫博物院藏《夏山欲雨图》轴，风韵近董其昌。所作花卉比较豪放，如故宫博物院藏《松树桃花图》轴，近于陈淳一路。 ◆吴榖祥（1849－1903），字秋农，号秋圃，浙江嘉兴人，居上海卖画为生。山水近法戴熙，远师文、沈，风格苍秀沉郁。 ◆吴庆云（？－1916），字石仙，号泼墨道人，以字行，上元（进南京）人，寓上海。山画山水，参以西法，描绘烟云雨景，能出新意。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剑阁云深图》轴、中央美术学院藏《海州全景》通景四条屏等。 [民间绘画] 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少,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清]年画《一团和气图》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 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断代画史方面，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奉□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 八大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画作不能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他那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那种怪怪奇奇的变形画来表现。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倾是而非。特别是那对眼睛，有时是个椭圆形，都不是我们生活中所看的鱼、鸟的眼睛，生活中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央也不会转动。八大的鱼、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有时还会翻白眼瞪人哩。他画的山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那个样子，浑浑圆圆，上大下小，头重脚轻，他想搁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稳当，立不立得住。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颗树来。他画的风景、山、光秃秃的树，东倒西歪，荒荒凉凉，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想谁也不肯到这里来安家落户。还有，他画上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号“八大山人”，解释的人很多，至今学者们还有不同争论。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 ，有人说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组成，有的人则持慎重态度，称之为“屐形印”，因为它的形状像只木屐。至于他画上的题诗，许多句子更是令人难解。然而，八大明确地告诉我们：“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个画押写作 ，很长时间人们一直称它为龟形画押，因为其形状特别像一只乌龟。后来才看出，原来是由“三月十九日”几个字变形组成，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个皇帝崇祯自杀的日子，标志着明朝的灭亡。那么这个画押，也就表示对国亡的纪念。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经画了一幅《古梅图》，树的主干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秃的几枝杈椰，寥寥的点缀几个花朵，像是饱经风霜雷电劫后余生的样子。其上题了三首诗，第一首写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尘。”“梅花吴道人”是指元代画家吴镇，自号“梅花道人”。方框内的字，显然是被当时或稍后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狱灾祸。不难猜测，这个字不是“胡”，即是“虏”。清代统始者以满族入主中原，最忌讳的也是这两字。要在“南山之南北山北”扫除“胡尘”，朱耷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清复国思想。第二首诗写道：“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隐居吴下，画兰花露根不画坡土，人问何故，他回答说：“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二是殷遗民伯夷、叔齐在周灭殷以后，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原来八大这幅《古梅图》虬根外露，也不画坡土，是仿照郑思肖画兰之意，暗含着国土被清人所抢夺，他这个明代宗室子孙，之所以成了和尚，正如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那样，不肯臣服于新王朝。国破家亡，复国无望，这使他不能不“苦泪交千点”了。八大题画诗，是解开他画意的钥匙，然幽涩难解，如迷如雾，许多学者都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破释。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鸟册》（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其中第七页画一只八哥站在枯枝上，题诗曰：“衿翠鸟唤哥，吭圆哥换了。八哥语三虢，南飞鹧鸪少。”此诗之意，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经过引经据典考释后结论说：“此诗画是讥‘虢’（指明）亡后，忠臣如鹧鸪之志切怀南，殊不多见。”这就是说，八大的作品，除了一般的国破家亡的情绪表达之外，有时还具体有所指。《瓜月图》亦是件有所指的作品，在题诗之后他记录说：“己巳润八月十五夜画所得”。面对着天上的圆月，和人间家家户户吃月饼，他的心被触动了，那么他“所得”是什么呢？画上题诗曰：“眼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有人根据吃月饼的风俗来源于反清义军传递起事暗号的民间故事，说八大在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然而却要等到何年（驴年）呢？“驴年马月”是俗语，表示遥无定期。果真如此，则八大的心迹，就不只是徒有国亡余痛了。 八大长于水墨写意，这是宋元以来兴起的一种画法。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许多文人水墨画写意大师，八大为其划时代的人物。 在水墨写意画中，又有专擅山水和专擅花鸟之别，八大则两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远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黄公望、倪瓒诸家。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书画册》（上海博物馆藏）共画了六幅山水小品，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响，其远笔的圆润则有着董、巨和黄公望的遗踪，墨法参照了米氏云山，而某些树石的组合形式，显然取自倪瓒。但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却又强烈地感觉到朱耷的个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则，不过是他随手拈来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笔草草，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拾掇，而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这种无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与技巧的高度结合，使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比起山水画来，八大的花鸟画创作，更具有他风格个性的典型性。顺治十六年所作《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其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是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却已预示着他的未来的发展。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鸟虫册》，其《涉事》一幅，只画一朵花瓣，总共不过七、八笔便成一幅画。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说“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这点，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少，也许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贫，少而不单调，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过少而给读者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这是难有人作到的，八大却具备了如上的要求，这里大有文章。首先是他在用笔用墨上的功夫。他的用笔由方硬变圆润，饱和墨汁与运笔的方法相结合，一下笔就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他是第一个充分主动利用生宣纸特性以加强艺术表现力的画家。生宣纸的吸水能力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这本来是缺点，而八大却把它变为优点，不但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创造了人们对水墨写意画的新观念，其功不朽。其次是形象的塑造。八大的花鸟造型，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在欣赏时，就不会感到单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别讲究少许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其诀窍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与此同时，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对称、疏密、虚实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先画好画，然后在恰当的位置题款和押印，而是有总体的规划设想，使每一点都在布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多，不少，不奢侈，不节约。例如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花鸟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第一幅仅画一只雏鸡。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平衡而有变化。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突破平衡和内容丰富的作用。小鸡的刻画生动传神，动态像小孩刚学走路，蹒跚得十分可爱。瞪着大眼警惕着前方，特别是眼后加三撇，像电波一样，好似前方有什么声响传来，使小鸡心惊胆怯。这只小雏鸡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刚出蛋壳，表示出对这个世界的惊异与警惕；也可以理解为走失了群体，找不到妈妈，感到孤独而害怕，如何理解，任人们驰骋想象的翅膀，所以有时候少画，反而思想的容量更大。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则越少越好，艺术又会走入另一条邪径。少是相对的，例如康熙四十二年所作的《杨柳浴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相对上述作品来说是“多”了，但比起一般画家处理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却少了许多许多。例如他对柳枝的处理，约有十二笔，就占住了整个画面上部的空间，不但表现出杨柳的老干新枝的质，也表现了枝条迎风的势。在春风料峭之中，八哥在洗刷自己的羽毛将振翅欲飞。这一生活小景，表现出无限的生意。康熙十六年所作的《河上花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是八大一生作品中仅见的长篇巨制，也是他笔墨最多、布局最复杂的一幅，但他仍然体现着少的原则。例如开卷的一丛荷花，总共超不出三十笔，笔减而意繁，一开卷便引人入胜。八大，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白石老人曾有诗曰：“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原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倾倒如此。今天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欣赏和理解他艺术的人越来越多。 朱耷的画作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并在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孔雀竹石图》《孤禽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以及《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莲花鱼乐图卷》、《杂花图卷》《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等，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朱耷的书画有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清八大山人 《孤雁》 纸本立轴 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朱耷部分作品艺术品投资市场拍卖情况：《竹石鸳鸯》，2010，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亿。《仿倪云林山水》，2009年 成交价8400万元《个山杂画册》，2008，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2352万元。《山青水碧鸟语花香》，2008，佳士得拍场，成交价3426万元。《鹭石图》，2008，北京万隆拍场，成交价3300万。《瓶菊图》，2008，中国嘉德拍场，成交价3136万元（不含佣金）。
朗读者开场白第五期
人生中，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难忘而宝贵，
无论是苦是甜，都为人生留下烙印。
忆往昔，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第一次”，
都是一首耐人回味的诗篇，
更是一副精彩的人生画卷。
董卿华丽转身朗读者 ：因为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
央视春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20xx年一开春女主持董卿人气攀升。特别是《朗读者》舞台上，她的身份是主持人兼制作人。如今，在“央视一姐”的头衔之外，她又被赋予了“才女”和“网红主持人”等新标签。
变化：当制作人独处的时间几乎没有
做了制作人后，董卿坦言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她有个习惯，手机从不带进卧室。可最近这个多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她需要通过手机和很多人保持联系，独处的时间也几乎没有了。
20xx年3月，董卿第一次跟央视导演刘欣提起《朗读者》的节目创意，当时她就提出“高而不冷”的观点。节目播出后引发的热度超出了董卿的预料。她预期的受众群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让她没想到的是90后和00后成了《朗读者》的主力观众。《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的两天内，自媒体上与之相关的超十万阅读量的文章已经数不过来。第一期节目嘉宾濮存昕读的《宗月大师》出自《老舍散文》，节目播出后这本书上了微博热搜榜单。有些此前拒绝过节目组邀约的嘉宾如今也改变心意了。
在策划阶段，董卿请来很多人，同行白岩松、作家刘震云和导演陆川都在她的名单里，她当时就像祥林嫂一样见谁就说。那时候她每天睡眠不足，凌晨4点睡早上8点起，总是睡不着：“我紧张。醒来一睁开眼就想节目的事，想着嘉宾、读本、故事、后期……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害怕得跟导演说我上不了台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了。”
“要么在台上主持，要么在台下为台上的主持做准备。”这是董卿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筹备《朗读者》一年里，台下的工作她通常是和团队一起完成的。此前她惟一的身份是主持人，台下的工作她都自己在家里完成。春晚直播前，她一个人待在书房，想象着全国观众就在她的面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她开始大声练习，“音量之大，估计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早于观众听到了我的串联词。”董卿说：“这些话在我嘴巴里滚了上百遍，上台才有那个底气。”
不录节目的时候，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董卿一定在办公室，让工作人员能找到她。选读本她要求所有导演必须在会议上大声朗读筛选出的文章，两分钟后在座的人可以随意打断，如果大部分人觉得听不下去，这篇文章就被淘汰。
董卿泪点很低。有一天晚上她翻开《朗读者》嘉宾斯琴高娃的读本，想到了作家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书，她花了半个小时翻看了书里的几个章节，“哎呀就不行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天夜里她熬到四点才睡觉，第二天录制，九点她起床化妆，化妆师吓坏了，“脸没法看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后来她跟同事说：“如果这个人物是想打动情点，但我丁点反应都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演员赵文瑄只在电视上见过董卿，印象比较深的是董卿和刘谦搭档的魔术节目。录制当天，他第一次见董卿，他跟董卿聊大咪(他的猫)带给他的改变，“不知道怎么搞得，就哽咽了。”他说自己以前参加电视节目，也不是没有主持人想要让他谈伤感话题，但他总是刻意回避太过汹涌的感情流露，那天当董卿坐在他对面时，他打开了情感阀门。
有些观众奇怪的是，《朗读者》为何不打嘉宾朗读篇章的字幕。这也是董卿的提议，“当时有人提议在嘉宾朗读时打字幕，我严词拒绝。我说一定要把读本展现在屏幕上，用一种特殊的包装方式，让观众能一行行读下来，让他们变相阅读。”
转身：自认前20年使命已经完成
董卿1994年进入主持行业，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被录取。两年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她通过考试，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主持。1996年央视春晚在上海开设分会场，当时董卿负责场务工作，那是她和春晚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2002年董卿入央视，2004年倪萍退出春晚，最终央视选择了董卿出镜春晚。
这些年观众习惯了各种晚会上的董卿，她也习惯了这样的自己。20xx年是董卿到央视整十年，她觉得该是时候改变了。一年后她选择暂时离开，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回国后，开始《朗读者》的筹备。
“你为什么要做《朗读者》?你做主持人驾轻就熟，所谓的行业地位也摆在那了。”周围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来最忠实的观众——她的父母。“我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董卿说，她知道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了：“再过10年，我可能更自信了，自信到我做一个节目可以什么形式都不要，就是架一台机器在院子里，放一本书在那儿，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乐，安安静静地说文字里的故事。”
朗读者第5期以第一次为主题，那么你人生中难忘的第一次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为大家带来的朗读者第5期开场白台词。
朗读者第5期开场白台词
人生中，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难忘而宝贵，
无论是苦是甜，都为人生留下烙印。
忆往昔，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第一次”，
都是一首耐人回味的诗篇，
更是一副精彩的人生画卷。
朗读者第5期观后感：
不少人形容《朗读者》是电视综艺的“一股清流”。有些专家认为，说它“清”，是因为《朗读者》做到了形式清爽、内容清新、让人内心清净，让观众恰如其分地感受文学的力量，引发共鸣，感受文学之美、声音之美和情感之美，而这也正是节目火爆的文化密码。
形式上，《朗读者》每期设置一个主题，首先会分享一段人生故事，然后再朗读一篇文字。这些文字是嘉宾一段人生经历的投射，而不会显得是两张皮：故事是故事，朗读是朗读。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很巧妙的切入点，这也是《朗读者》的核心策划所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点评：“《朗读者》别具一格， 慢下来 用朗读做电视，真是稀缺而有价值的电视文化。”内容上，朗读者既有濮存昕、柳传志这样的名人，也有蒋励、成都鲜花谷夫妇这样的普通人，至于读什么，策划之一的刘震云认为，每个人都有朗读的原动力，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读这段文字，这段文字会与我们产生怎样的共鸣。执行总导演夏欢欢回忆说：“我们确定要请成都鲜花谷的夫妇，但让他们读什么呢?董卿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一下子就想到了朱生豪写给妻子的《醒来觉得甚是爱你》。”这期节目播出后，他们的人生故事与朗读被网友誉为最美丽的“遇见”之一，网友评价：“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不懂什么朗读技巧，但是他们那蕴含着感情的声音却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心灵。”
荧屏上，《朗读者》等文化类节目异军突起，激起了不少观众对诗词、书信、朗读等传统文化方式的热爱。这也呼应了董卿做《朗读者》的初衷：“尽我们所能去做情感类的一种共鸣，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最温柔的记忆。”
《朗读者》在带领大家沉浸在文字的意境、享受人文艺术之美的同时，更满足了不少观众的审美需求。当下，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主流，大众迫切需要这方面的精神食粮。从朗读的层面看，不是每一位朗读者都能展现出专业高水准，但真正打动人的，是朗读者结合个人独特经历所传达的真情实感，与观众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濮存昕那句“记住帮助你的人，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回应了人们内心对善的需求;而《愿你慢慢长大》中，初为人母的张梓琳寄语孩子的“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所传达的，则是人们内心对安静平和的向往。“汉语之雅驯，文化之宽广，情感之丰厚，全都在节目不疾不徐的节奏中渐次打开。”
家，简单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面为大家带来第九期朗读者开场白，欢迎欣赏。
第九期朗读者开场白
家，简单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因为家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莫尔说，为了找寻想要的东西，我们走遍全世界，回到家，找到了。
而中国古人则推崇，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家是个人通向外界的重要的纽带。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最让我们有感受的是作家梁晓声的那句话：
“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家园，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
家，真的是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温暖的词。
第九期朗读者潘际銮的励志事迹
颠沛流离的少年
1927年12月24日，潘际銮出生于江西九江的铁路职工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庭经济条件虽然清贫，但一家人和和睦睦，他像许多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贪玩、淘气，但学习却是非常的认真和努力。从小就有着强烈求知欲的潘际銮，小学只读了一年便跳级升入三年级，三年级后又跳级到五年级。
1937年，就在潘际銮快读完小学时，抗日战争爆发了。由于日本的侵略，九江告危，父亲只得领着一家人匆匆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爬上了一辆到南昌的火车，后在赣南的泰和县暂时安家。到泰和后，潘际銮没有插班入学，但他利用半年的时间，自学了小学五、六年级的全部课程。1938年秋天，他在100多人的考试中以第11名的优异的成绩考入泰和县立中学。这时，九江已经沦陷。
在泰和住了不到一年，潘家被迫再度逃亡。一家人背着铺盖和饭锅，一路走了3个月，过着难民的生活。他们一路上躲过了数次日本战机的轰炸，到达株洲时，潘际銮和表哥都得了伤寒病，父亲只得背着儿子上路。在路上既无医院也无药，也许是父母的细心照顾，也许是年轻旺盛的生命力，潘际銮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1939年，全家在昆明安顿下来，在一个由城里搬到乡下躲日本飞机轰炸的学校读书。家离学校大约有二三十里路，要翻过3座山梁，然后沿着河边行走。有一次潘际銮和哥哥全都掉进洪水里，两人在河里沉浮好几里，直往下游冲去，最后多亏几位赶猪的农民将他们救上来。
战火很快烧到了西南边陲。滇缅铁路停工后，父亲、姐姐相继失业。1942年秋天，父亲又在昆明附近安宁县的兵工厂找到工作。姐姐则被介绍到很偏僻的易隆县郊外公路旁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做职员。少年潘际銮跟着姐姐在汽车修理厂做临时工，干点抄抄写写、登记账目之类的事物。潘际銮有一个办公桌，他就把课本放在抽屉里，领导来了就合上抽屉，领导走了就打开抽屉看书，这样他自学高中一、二年级的书，他回忆说当时觉得读书很有趣味。
1943年春天，潘际銮考入政府为照顾回国华侨子弟办的中山中学，插班进入高中第二学期。潘际銮是以各门功课第一的优异成绩考进该校的。学校虽然不要学费、免费食宿，可是食宿条件极差。
1944年秋天，潘际銮被保送进西南联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到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
求学哈工大，与“焊”结缘
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年，教育部决定选派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到哈工大进修俄语，为全面学习苏联、改革教育做准备。潘际銮由清华大学推荐，于1950年秋天来到了哈工大。一到哈工大，他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突击式的俄语学习。仅半年的时间，潘际銮已经能和苏联的老师、学生用俄语熟练地交流了。这时的哈工大已被确定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重点大学，教育部又决定把潘际銮这批俄语进修生全部转为研究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深造和研究。
“在哈工大读研究生期间，导师指导我如何做研究，我理解了应该怎样去研究一个问题，怎样自己把问题搞清楚，怎么做学问，这些都是在哈工大学习的。”潘际銮的导师是焊接专家普洛霍洛夫，他是前苏联莫斯科鲍曼工业学院教授，是当时苏联派往哈工大50多位专家中唯一的一位教授、博士，在焊接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较高的造诣。潘际銮一生从此与焊接结下不解之缘。
潘际銮知道焊接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国内还是一片空白，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一定会在新中国的未来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精通焊接技术的高级人才是国家迫切的需要。因此，他主动报名攻读焊接专业。当时自愿学习焊接专业的研究生一共有6个人，师从普洛霍洛夫。当他报名学习焊接时，一些清华、北大的老师开玩笑说：“你专门到哈工大去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有什么意思呢?”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焊接的看法。
普洛霍洛夫指导潘际銮选择的研究方向“焊接中的热裂纹”是焊接技术中一个前沿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在普洛霍洛夫指导下，潘际銮利用纯铝制成条状试件，对金属的脆性温度阶段内的强度、塑性和温度、变形速度等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实验研究。普洛霍洛夫是一位很重视实验并善于进行实验的导师，而潘际銮也充分发挥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才干。没有现成的拉伸设备，他用一台旧车床改装成符合要求的拉力机。为了使试件温度均匀并不会由于自重而断裂，他巧妙地把铝试件平托在一个铜模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实验，他不仅进一步验证了某些关于金属变形和断裂的理论，而且获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重要发现。
一方面他比较深入细致地观察到了金属塑性在脆性温度阶段及其附近的变化规律，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概念(即笼统地认为当温度达到脆性温度阶段时，金属的塑性与强度均将急剧下降，直至为零)，从而丰富了普洛霍洛夫的理论。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证明了金属在脆性温度阶段的力学性能不仅取决于其化学成分，而且取决于其应力状态、形变速率。
潘际銮同普洛霍洛夫从理论上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初步形成了描述焊接中金属热裂纹形成机理的物理模型。潘际銮和普洛霍洛夫建立的这一理论，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因素，包括机械因素(变形、应力)及冶金因素(脆性温度范围及塑性)等，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运用这一理论，就有可能在各种焊接中预测裂纹产生的可能性。1953年，潘际銮在整理总结这些实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焊接中金属的晶间层断裂问题》。现在，哈工大博物馆里还存有他当年的部分实验报告原件。
“哈工大是我国焊接专业的发源地，是焊接学者的摇篮，是我们中国焊接事业的起点。”采访中，潘际銮不时地说起类似的话语。在潘际銮研究生学习阶段，1952年哈工大决定成立焊接专业，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他与4位同班学焊接的研究生田锡唐、陈定华、周振丰、徐子才开始建设焊接实验室，讲授本科焊接课程，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创建了第一个焊接专业。1955年夏天，潘际銮和清华大学派去哈工大进修的教师一起返回清华，又在清华大学建立焊接教研组，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成为我国第二个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的建设者。就这样，中国的焊接人才队伍慢慢地壮大起来。
科研创新，“焊”为祖国
“我目前主要有3个研究方向：核电站的焊接问题、高速铁路的焊接问题和爬行焊接机器人。”潘际銮年迈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86岁高龄却依然从事着我国最尖端的焊接技术研究。“搞科研就要扎扎实实”，做研究，潘际銮讲求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而且重视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他率领一支由教师、工人、学生组成的队伍，承担了由清华大学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组织教师学生从研制氩弧焊装备和工艺开始，到研究铝的焊接冶金问题、工艺装备设计制造，一直到生产，前后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成功完成了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这在我国属于首创。为了解决反应堆中的燃料棒和控制棒焊接问题，他又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
70年代末，潘际銮和同事们研究电弧传感器，首次建立电弧传感器的动、静态物理数学模型，并研制成具有特色的电弧传感器及自动跟踪系统。80年代，他研究成功新型MIG焊接电弧控制法“QH—ARC法”，首次提出用电源的多折线外特性，陡升外特性及扫描外特性控制电弧的概念，为焊接电弧的控制开辟了新的途径。
1987年至1991年，潘际銮在我国自行建设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时担任焊接顾问，为该工程作出重要贡献。2003年，他研制成功爬行式弧焊机器人，属国际领先水平。
在长期的焊接科研与教学中，潘际銮也十分注重理论的探讨与总结，除了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发表演讲外，还撰写了大量专著，代表著作有《现代弧焊控制》、《焊接中热裂纹》、《焊接手册》等。他发表论文200余篇。
潘际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等。谈到这些荣誉，他认为，“那只是奋斗的结果，绝不应是奋斗的目标!”他始终认为，只有当自己的创造发明获得成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时，才会享受到人生的真正幸福。
正是有了这种淡泊名利、治学严谨的科学作风，他才能够顺利完成核反应堆设备焊接任务、创造新型焊接电弧控制法的先进技术、研制成功爬行式全位置弧焊机器人及激光焊缝跟踪系统……几十年来，在新中国乃至世界焊接技术发展的历程上，都深深地印着潘际銮的足迹。
采访最后，潘际銮说：“我有4句话：第一句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第二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第四句是坚持真理，不做违心事。这是我做人的信念。”他把这4句话送给广大学子，并希望学子们能继承和发扬哈工大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在未来的事业中知难而进、敢于攀登，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
《朗读者》经典开场白
1.人生，缘始于“遇见”，情长于“陪伴”。陪伴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礼物。
2.一篇好文，一个好故事，一次真诚的分享。
《朗读者》经典开场白
3.朗读，也是一种陪伴。
4.不喧哗，自有声。
5.一篇好文，一个好故事，一次真诚的分享。
6.朗读，也是一种陪伴。不喧哗，自有声。
7.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
8.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
9.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玄的遇见。
10.幸会，今晚你还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
《朗读者》：衡量
看了四五期的见字如面，偶然看见《朗读者》。第一反映是模仿，都是以“大家”读的一种形式呈现。
然后许多人跳出来说《朗读者》是董卿出任制片人，在见字如面播出时朗读者已经进入剪辑阶段了，无抄袭可说。
当然对于非诚勿扰这类节目火之后，各大卫视相互创新模仿，种种类相亲节目串出来，所以也不知无模仿你说是否真假。
当然不否认现在热度和评分来说，朗读者略胜一筹。
刚播出便带着许多标签：董卿主持，读信，名人等等。
客观来说。董卿远胜于见字如面那两个聒噪的主持人，场景布局更华丽，有名人有普通人，更有如今我们不知名的伟大的艺术家。
比起网剧制作的见字如面，有些在老大哥平台播出董卿主持豆瓣评分的朗读者。见字如面好像被甩了几条街。
对我来说，我更喜见字如面。片头占5分。朗读者意在走近大家，片头采访许多人读信，节目访谈加朗读，以小见大。确是喜人，但在那么富丽堂皇的布局下将小人物，朗读文字搬上去，总是有点过于耀眼，难以放下。
在著名翻译家许先生与董卿的交谈里，我湿了眼眶。只为依旧可以热泪盈眶的许先生，而不是节目。
在见字如面第一期归亚蕾读蔡琴写给杨德昌的信时，我更为撼动。这一次，有为节目。
虽然女主持人一直在各种解读抢话，男主持人一直插不上话，蒋勤勤林更新的朗读被各种人吐槽没感情。
但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间，一张讲台一封信一个人站在那，就仿佛能触到岁月的影子。
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 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 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 论夏洛特.勃朗特《简爱》中性别文化政治 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 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 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 ，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 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 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 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 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 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 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 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 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 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 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 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 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 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 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 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 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的经典名著将要永垂不朽，但能够像《简爱》这样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灵魂，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对某些人来讲，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作品并不很多。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爱。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是姐妹。虽然两人生活在同一社会，家庭环境中，性格却大不相同，夏洛蒂.勃朗特显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清纯，更加的喜欢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尽管她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父爱也很少，再加上她身材矮小，容貌不美，但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很深的自卑，反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以自尊作为她内心深处的自卑的补偿。她描写的简。爱也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她坚定不移地去追求一种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 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这是对一个孩子的尊严的无情践踏,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换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 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她是仆人,而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也正因为她的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使得罗切斯特为之震撼,并把她看做了一个可以和自己在精神上平等交谈的人，并且慢慢地深深爱上了她。他的真心,让她感动,她接受了他.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她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她这样讲，“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我要牢牢守住这个立场”。这是简爱告诉罗切斯特她必须离开的理由，但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东西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戏弄，因为她深爱着罗切斯特,试问哪个女人能够承受得住被自己最信任,最亲密的人所欺呢?简爱承受住了,而且还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力量包围之下，在美好，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她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 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了，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残废，但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而同时获得满足－－她在和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是有尊严的，同时也是有爱的。 小说告诉我们，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虽然我觉得这样的结局过于完美，甚至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浮浅，但是我依然尊重作者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尊严加爱，毕竟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价值＝尊严＋爱这道公式付之实现常常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地似乎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这样为爱情为人格抛弃所有，而且义无反顾。《简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化繁为简，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感觉，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简化的感情，它犹如一杯冰水，净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同时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 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 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 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 ，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 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 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 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 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 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 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 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 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 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 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 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 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 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 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 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 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你要的是这个吗？外国文学论文论题1．重读《美狄亚》2．重释列那狐形象3．重评希斯克厉夫（《呼啸山庄》）4．对《日瓦戈医生》的再认识5．解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6．解读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7．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8．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母鼠》9．解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0．解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11．解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象征内涵12．解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3．解读亨利希•伯尔的《莱妮和他们》14．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15．简论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16．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形象17．狄更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18．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19．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诗歌21．.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形象分析22．探析《钦差大臣》的狂欢化23．从《小癞子》看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24．论《断头台》的复调性（艾特玛托夫）25．分析杜拉斯的《情人》的叙事技巧26．如何理解困扰当代西方的“荒诞”观？27．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人的异化问题28．从悲剧《禁闭》看萨特的哲学思想29．论萨特的《局外人》的现代意识30．奈保尔的“殖民地文学”反映了被殖民者怎样复杂的思想？31．论卡夫卡对现代派文学创作的贡献。32．《钢琴教师》中主人公埃里卡的自残说明了什么？33．解读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的现实意义。34．谈谈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学启示。35．论君特•格拉斯小说的忏悔情结36．关于勒·克莱齐奥①勒·克莱齐奥与中国②勒·克莱齐奥创作中的乌托邦情结③勒·克莱齐奥创作的文化解读④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叙事艺术38．布克奖、俄语布克奖39．果戈理与中国（果戈理诞辰一百周年）40.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结构看潜意识的作用41.中世纪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42.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43.试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44.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问题研究。45.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46.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47.论《俄狄浦斯王》的冲突艺术美48.《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形象49.《傲慢与偏见》的戏剧叙述50.《呼啸山庄》的叙述技巧与结构艺术51.劳伦斯小说艺术的现代倾向52.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倍克与基督教文化53.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独意识54.茨威格小说人物精神世界探幽55.卡夫卡及其作品中的荒诞意识56.论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乡土情结57.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58.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60.沉默与爆发的魅力——试论苔丝悲剧中的性格因素61.从海丝特的悲剧看《红字》对清教思想的批判62.中西文学中的人文精神63.探析“雷雨”的审美内涵--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曹禺《雷雨》之比较64.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比较研究65.东西方戏剧“弃妇”形象比较研究66.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67.中国近代戏剧形式与外来文化68.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比较研究69.《雷雨》与《娜拉》比较研究70.《雷雨》中的宗教文化色彩71.繁漪和伯莎比较研究72安娜和娜拉比较研究73.由简•爱、娜拉和安娜的命运看女性意识的觉醒74《鲁滨逊漂流记》的基督教色彩75.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76.中西长篇小说的结构差异比较研究77.梁启超文学创作中的外来文化因素78.黄遵宪诗文创作中的外来影响79.徐志摩诗歌中的英国形象80.朱生豪译品中的英国形象81.英国浪漫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82.屠格涅夫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人文景观比较研究83.林黛玉与简爱形象比较84.复仇母题研究---《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赵氏孤儿》等相关作品比较研究85.陈白露与茶花女悲剧比较86.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比较87.拜伦的《该隐》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较88.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安娜与繁漪比较研究89.安娜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比较研究90.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91.郝思嘉与王熙凤比较研究92.《俄狄浦斯王》与《雷雨》艺术魅力比较93.郁达夫的“零余人”与西方文学的“多余人”比较94.中西爱情诗比较研究95.中西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比较96.中西“风尘女子”形象比较97.屠格涅夫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98.中西文学中的“异化”母题比较研究 99.中西文学中的“死亡结局”对比研究100.余华的《活着》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形象比较研究101.屠格涅夫对中国文学作家的影响102.尼采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103.中西十四行诗比较研究104.“恋母情结”母题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对比研究
《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曾感慨说：“钱钟书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乎有余，恕我不赘。我只好向同好推荐一个词的翻译：oxymoron被钱钟书译作‘冤亲词’，何其精辟又何其妙远！”（46）现从钱著中拈出几则译例，以佐证其译文之雅： This is an art/Which does mend nature,change it rather，but/That art it self is Nature（语出莎士比亚《冬天的童话》，《谈艺录•补订本》，页61页） 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 Agenius differs from a good understanding,as a magician from an architect;that raises his structure by means in visible,this by the skilfuluse of common tools.（爱德华•杨论诗语，《谈艺录•补订本》，页411） 天才与聪慧之别，犹神通之幻师迥异乎构建之巧匠；一则不见其施为，而楼台忽现，一则善用板筑常器，经之营之。 Form enwhoarefortunatealllifeisshort,butforthosewhofallintomisfortuneonenightisinfinitetime（古希腊诗人语，《管锥编（全五册）》，页671-672） 幸运者一生忽忽，厄运者一夜漫漫 . （布莱克语，《管锥编（全五册）》，页446-447） 无反则无动：引与拒、智与力、爱与憎，无之人不能生存. 在钱钟书的英文论文中，时时可见其对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及佛经如《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的片段译文，下面录一首他所翻译的古诗： AlldaylongIlookedvainlyforasignofSpring Mygrassshoesraisingcloudsfromthedustofallfields Returninghome,ISmilinglypickaplum-blossomandsniffit Andlo!hereonthesprigisSpringinitsfullness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鹤林玉露》卷六梅花尼子悟道诗，译文出自钱钟书 《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见附录二） 除了译艺颇受推崇外，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也深受重视。其“化境”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更被视为对翻译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译学思想。（47）倘若以上举译文与“化境”论相对观，不难看到，钱钟书在避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方面，几近完美，在精确传达原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钱钟书的译文是否达到了“完全保存原作风味”的目标，则见仁见智，颇难定论。平心而论，翻译的“化境”作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审美境界，让人向往，却不易企及。以英国文学汉译而论，朱生豪先生倾尽毕生心血所译之莎士比亚戏剧，庶几近之。 前文曾提到明徐光启的如下观点：“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无疑提示着“翻译”（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原著的注解和阐发）作为引进外来文明的手段，在发挥沟通中外文化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即，通过引进外来文明以改造本土文化，从而达到超越自身传统（“旧学新变”）乃至超越外来文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缘起”部分已有论述，兹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钱钟书作为一名在会通中西的实践中隐含着改造旧学的深层意图的人文学者，并非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而是有着深切民族关怀的文化赫尔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