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论文研究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朱熹生活的年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他早年不支持抗金，后来又主张抗金恢复国土。至南宋败势已难挽回，他就不再谈论抗金问题了。（背景） 他的理论体系具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鼓吹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他大力鼓吹唯心主义，就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并且他还大力宣扬韩愈的道统论，他的哲学成为从南宋到明清的正统的官方哲学。 朱熹的基本观点认为理是离开物体而独立存在的，并且是事物的根本，在事物之先。他所讲的理的内容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把封建道德标准绝对化、永恒化、神秘化，赋予自然世界以道德的意义，加以条条框框的束缚。“理在事先”就是朱熹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有点类似与柏拉图的理型-现实论，但是有明显有所不同。因为他还提出了，虽然每种事物都各有各自的理，但这些万事万物的理，都是一个最根本的整体的理的内容。他称这个最根本、整体的理叫做“太极”，太极中最主要的是仁、义、理、智这种封建社会的道德规则。他将仁义理智这些道德属性分别对应春夏秋冬，说成是自然界四时变化的固有规律，强调其永恒的性质。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了整个太极。太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不能分割成部分的，万物只是他的分别的整体体现。他为了说明这个思想，引用了佛教的概念，以“月印万川”类比。 据他所言，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物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材料。截然区分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他认为，从事物来讲，理气是不相离的；但从根源上来说，理在气先。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在先，而非时间上的在先。他认为每一具体事物虽然都具有那整个的理，但是各物所禀受的气不同，因而整个的理在各个具体事物上表现出来时，受到气的粹驳的影响，就有偏有全。“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前面一句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理同气异；后一句是说，万物得气之后，理受气影响，表现有昏又明，有开有塞，故理近气异。朱熹说思虑营为都是气的作用，也就是说心也是气的作用，心以气为存在条件，产生于形体之后，更在理之后。朱熹说“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心所要认识的对象是本来就存在于心中的理。“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心的知觉作用是心借以认识心中之理的一种机能。 朱熹肯定了对立的普遍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一物之内也包含对立。但他所讲的对立都是静止状态的对立。他承认正反两面的交互作用是变化的原因。但他同时认为，对立面相互对峙，并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且永远不会相互转化。不过，他提到了“心”是例外的，他说：“唯心无对”，心又成为绝对的东西，朱熹虽谈理气，但也把心看作一种相当重要的东西。 他讲格物致知，将其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段是“即物穷理”，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第二段是“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了然于一切之理。 朱熹认为“务博”“务约”都不能求得最高真理，”务约“为陆九渊一派，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反对渐进的积学；“务博”为吕祖谦及陈亮、叶适一派，这派主张从事实出发解决具体问题，因而注重历史研究和制度考订，反对玄虚的顿悟，朱熹认为“务博”一派相比“务约”一派更加糟糕。务博与务约，不禁让我联想到了神秀和慧能的偈语之争。 “格物致知”，朱熹认为心中本来含有一切之理，所谓格物不过是一种启发作用，通过格物的启发，心就能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了。 朱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实质上是为他的伦理学作哲学上的论证。其“行为知之先”，知是知理，行是行理，知行“相须”是以所知的理来指导行，以所行的理来启发知，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上。 “顺理以应物”，以不变应万变，“立理以限事”，而非“即事以穷理”。他提出儒家经典中字字是真理，句句是规律。 他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圣人能够正心诚意、复尽天理，不能正心诚意、有一点人欲的就是凡人，这种灭人欲 朱熹的这种方法论影响非常深远，戊戌变法时严复在看到其缺点的同时，认为它的方法论的基本面是对的；胡适在反对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的同时，称赞程朱穷理致知的方法论为科学方法。 朱熹认为“天地之性”就是理，因为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地之性无有不善；“气质之性”，人之性则有善有恶。他用气禀的清浊来解释天生就有贤愚的区别，这种理论我认为是一种等级宿命论、人性二元论。同时，他强调各个阶级应该安于其位，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 他从心的体用关系说明人性问题，心的本体，也就是“天地之性”，心的用，也就是“情”。本体的心是天理的体现，叫“道心”，受到物欲引诱或牵累，发而为不善的心是人欲，叫“人心”。“人心”“道心”的区别是朱熹对于《尚书|大禹谟》中所讲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的发挥，他认为这是尧舜禹所传，以后的道学唯心主义称这为“十六字心传”。其中“惟精惟一”的意思是圣人能够精察道心，不杂耳目的私心杂念，专一于天理。 许多人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评，其实是源于一种误读，朱熹并没有反对任何的物质生活，而是反对任何提高物质生活的要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熹的理论确实吸取宗教禁欲主义，强调礼欲之辨，大大加强了封建礼教的强制性和残酷性，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等封建绳索。 程颢，字伯淳，曾经表示赞助王安石变法，但不久即提出反对意见，成为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之一，后人称他为程明道。 程颐，字正叔，在政治上他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后人称为程伊川。 程颢哲学主要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主张客观唯心主义。 二程认为事物之间存在普遍对立，一切事物都是两两对立的，但对立的事物间有着此消彼涨的关系，但他们虽这样说，却很少谈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特别重视变中之常，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的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事物之间的两两对立。 二程提出“知先行后”，坚决否认知从行中来。 陆九渊，字子静，讲学于江西象山，后人称他为陆象山。陆九渊嫌朱熹的学说过于复杂繁琐，提出了一个简单干脆的方法，他说，理就在心中，“心即理”。他发展了程颢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不赞成程颐的观点。 他把宇宙和心等同起来，断言心是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否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他的思想虽然直接来自程颢，然而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也较深。 陆九渊所谓的心，又叫本心，其所讲的本心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理智之善心，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意识。从这里看，虽与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不同，但推行的理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理论。 他提出世界本源就是“吾心”，心中本有真理，真理本在心中，因此只要反省自求，就可以得到真理。为什么心中本有真理，却还要反省自求呢，陆九渊认为人心虽是“本无少欠”，但是由于物欲的缘故，使本心染上了尘埃。 陆九渊说过“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种观点正是他“吾心即是宇宙”在认识论上的表现，他的观点可以用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者”这一句话来概括。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龙场，开始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著有《传习录》、《大学问》。 王守仁早年曾经信仰程朱，想依照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实行，他同一个朋友商量，“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怎样格物呢？“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他那个朋友“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想了三天，未得竹子之理，却病了。王守仁也“早夜不得其理”，到七天，也病了。一起叹气，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后来在龙场，反复思考如何修养，断言“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充分反映了他的观点，事物的规律是离不开认识主体“心”的，离开认识主体去寻求事物的规律，这样的事物规律是没有的，同样离开事物规律来讲认识主体，这样的认识主体，也是没法说出是什么的。这让我想到了近代欧洲的经验主义思潮中休姆、柏克莱等人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此心非彼心，此心作为认识主体，可能是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感官方式的总和。 他对于心与事物的关系是这样阐述的，人的良知是自然界万物存在的根据，所谓“物”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表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种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但若无人之心，则物不尽其用，于心于我无作用，则与我若无物也。 王阳明由此就提出了“唯我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依靠他的知觉而存在。他说，“我的灵明”是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依靠我的知觉而存在，我死了，我的灵明游散，我的世界就不存在了。正如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所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但又有所不同，一个强调的是“我”，一个是“我们”。 王守仁说人都有良知，良知是心的本质，是先天固有的关于真理的认识。良知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以此观点为基础，他提出了致知不是寻求对于外在事物的认识，而只是达到本来固有的良知；格物不是考察客观的事物，而是改正自己的所思所念。事物不是离开心而独立的，而是依靠心而存在的，事事皆得其理，有点类似于康德的“心为自然界立法”。 他还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强调知与行的不能分离，“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既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他已知为行，将行归结于知，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致，心外无事，心外无物，自然心外无行。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除此之外，他也支持“存天理，灭人欲”，并且宣扬“天才论”，人的等级天生而定。 “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他的本意在于对抗朱熹的权威而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的这种反对权威的言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如以后的李贽、黄宗羲等人对封建礼教、君权的批判，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 朱熹之理虽然在于心外，但格物致知，依然要形成于理之后的心来理解理，从这一点上说，王阳明的理本就在心中，所以无论是哪一派，心都是最后的终点，都是理的演武场。区别只是在于理的本源，一在于心外，一在于心中。 另一方面，主客观唯心主义的“理”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封建社会束缚人的工具，或是本为封建所设，或是为封建所用。 从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宋明时期的一股哲学思潮，符合黑格尔提出的哲学发展“正反合”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领域的进步，在一潭死水的封建时代后期注入了一泓清泉，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理学、心学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但是都融合了儒释道的三家文化，这时中国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依然不落后于西方。 程颐、朱熹主张客观唯心主义，而程颢、陆九渊、王守仁主张主观唯心主义，以下分别列举两者差异： 1.朱熹认为“务博”“务约”都不能求得最高真理，其所批评的“务约”一派就是陆九渊一派，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反对渐进的积学。朱熹主张教人先泛观博览，然后达到对理的认识；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陆讥朱为“支离”，朱讥陆为“禅学”。 2.朱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人们对于它的体认，必须经由格物的途径，也就是“格物致知”，通过格物的启发，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陆九渊认为世界本源就是吾心，人们对于它的体认，便是对于吾心的自省。而王守仁在陆九渊的观点之上，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反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论，强调知与行的不能分离。 3.朱熹认为，性、理是第一性的，心是后有的；陆认为心是第一性的，理是离不开心的。一派把理抬到天上，一派将理放在心中。 4.朱熹认为阴阳是形而下的，理是形而上的；陆则认为阴阳就是形而上的。朱熹强调所谓“无极而太极”就表示“无形而有理”，他指责陆不懂“道器”的区别。总之，朱熹分别形而上、形而下为两个世界，陆则只认一个世界，即心的世界。 其实程朱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二程把“道心”等同于“天理”，把“人心”等同成“人欲”，朱熹在进一步发挥二程的思想的同时，认为“人欲”只是指“人心”中为恶的一面，不包括“人心”中可以为善的一面。另外，程颢曾用“心便是天”攻击张载的“心出于天”，断言理即是性也是心；与朱熹的心出于气，气后于理（天）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