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原名火秀，族名仁坤，太平天国天王，民族英雄。籍贯广东嘉应州（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家乡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汉族。1814年（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后来移居到官禄布村。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但因其受封建思想影响较大，创立的拜上帝会仍旧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洪秀全后来建立太平天国，称天王，1853年（咸丰三年）以南京为首都，并将其改名为天京，1864年（同治三年）在天京病故，太平天国在他去世后不久覆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对清王朝乃至整个近代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长江中下游数省。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和华夷之辨。不过，太平天国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为“拜上帝教”，但其实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他们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启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但是这部纲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本无法实现。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赞同；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更加倾向于一个封建社会暴力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政策大都未能成功实施或取得成效。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有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二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中国的学生当不当自力、自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学生应当学会自立自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中国学生却是懒惰的，依赖感十分强，他们在儿时依赖父母，在学习上依赖老师，在社会上依赖朋友。 有个故事，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一次与同学在外面吃饭，吃到鸡蛋时，他说这里的鸡蛋不好吃，和家里的不一样。问他怎么不一样，他说是太硬了，家里的鸡蛋是白皮的，很软，拿着就能吃。原来，他父母一直把鸡蛋剥了皮才给他吃。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连鸡蛋皮都不懂剥，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然而事实却是如此，这孩子的自理能力实在太低了，难道我们不应学会自立自强，自己的事自己做吗？ 报纸上曾经有这样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名牌大学的一位优秀学生自杀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自杀了呢？原来他是由于生活的困扰：不懂去买饭，不懂洗衣服，，不懂整理自己的房间……也许我们会觉得好笑，但放眼望去，又有多少孩子不懂自己洗衣服，不懂为自己做一顿饭，难道我们不应学会自立、自强，自己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吗？有人活了十八岁，连吃一个桃子都不懂得自己洗，有人上了初中，生病连药都不懂自己买，更甚至有人读了三四年，书连书包都不懂整理，有人……他们只是一味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就像高高在上的小皇帝，而他们的父母则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仆人，指东不敢往西，这些“小皇帝”真是够威风的了。我们常可以看到，外国的许多孩子的妈妈是一个“狠心”的妈妈，外国的许多孩子的爸爸是也“残忍”的爸爸。比尔盖茨，世界首富，然而他却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自己的祖国，只留下那么很少的一点钱给自己的子女，并要求他们自己出去打工赚钱。外国妈妈看到儿子摔倒；毅然不去扶他，外国孩子向父母借钱，要写借条；外国孩子旅游，要去自己赚钱，而中国学生只要问父母就行了，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反差？愿天下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学会自立、自强，愿天下的孩子们学会自立、自强。
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摘要]历史上的海河流域山区曾经草深林密。明中叶以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滥建寺庙塔观及毁林开荒等，致使这里的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累积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而且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关键词]明清；海河流域；森林破坏；环境变迁 海河流域地处京畿要地，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区内有北京、天津以及石家庄等26座大中城市，地位特殊而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有着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水源丰沛、气候调匀的生态环境。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异和人为破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历史学角度说明，人为破坏山区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从地域生态的历史变化揭示生态环境变迁的规律，以期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所借鉴。 一 自古以来，海河流域的太行山、燕山就以林木资源丰富享有盛名，历史上虽然屡经破坏，但直到明初，这里仍有大面积森林覆盖。马文升在《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中述及明成化(1465—1487年)以前森林的分布状况：“自偏头、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1](卷63)。说明直到成化年，恒山、太行山北段以至燕山山脉，仍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文献中记述各山脉不同地段的森林也复不少。 丘浚在《守边议》中记述恒山山区之蔚州(今蔚县)、浑源，说：“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1](卷73)，是明初以来阻遇蒙古内犯的天然屏障。蔚州所属美峪口、九宫口、五龙山等处，皆山险林深，盛产成材大木。蔚州以南接太行山北段(包括北京西山)，明初森林分布也很多，张鸣凤《西迁注》中说，这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内中物产甚饶”[2](P165)。 北京西山以南，紫荆关左近之易州(今易县)、涞水、满城等地山区，是易州柴炭山厂的所在地，各种林木尤其是栎树等杂木相当丰饶。紫荆关而外，广昌(今涞源县)与灵丘也是“山谷幽邃，林木茂密”[3](卷92)。自紫荆关迤逦而南，历倒马、龙泉等关以至灵寿、平山，山林蓊郁，蔚为大观。灵寿、平山曾一度为工部柴炭山厂的厂地。其东真定府治真定城(今正定县)，明代设有竹木税课厂，专门抽分木材交易的商税，经过这里的商木均贩自平山、灵寿以至山西五台。太行山南段，井陉县的苍岩山“峰峦叠翠，高出云表”，百华山“林壑深邃，石磴崎岖”；赞皇县的十八盘岭“山势嵯峨，林木郁茂”[4](卷14《直隶五》)。 燕山山区，西段隆庆(今延庆县)、永宁(今属延庆)地方，自金元以来就有“松林数百里”之说。由于这里林深树茂，车骑都不方便，“中有间道，骑行(只)可一人”[1](卷218《书直隶三关图后》)。怀柔的黄花镇、红螺山，“二百年来，松楸茂密，足为藩蔽”[5](卷7《关镇杂记》)，明永乐(1403—1424年)时曾为宫中用柴主要的取给场地。密云之雾灵山(今属兴隆县)，“山之左右，峰峦攒列，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4](卷11《直隶二》)。元朝、明初曾在这里设伐木官，进行大规模的采伐。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招募商人中盐输粮密云黑峪口仓，以接济集聚这里的采木军夫及工匠的月支口粮[6](卷110)。由雾灵山而东，历古北、喜峰等口以至山海关，山峦层叠，其山之北“松林数百里”，“其山之南，则五谷、良材、良木，无所不有”[4](卷10《直隶一》)。明永乐初，建遵化铁冶厂，“采樵烧炭，则蓟州(今蓟县)、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7](卷82《食货记》)，说明这些地方林木茂盛，足可供当时铁厂的燃料需用。所有这些虽是不系统的记载，但也足以反映明初海河流域山林的面貌，说明海河流域山区仍然保持着较好的森林环境，生长着大片的森林。 二 明中叶以后，海河流域山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虽然前后原因互异，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元、明、清建都北京，皇城的大规模建设也是破坏山林的重要原因。自永乐改建北京，宫殿、皇陵及王府官邸等工程次第兴建，工程浩繁，耗资巨万。营建工程所用木材，固然多采之四川、湖广、江浙南方诸省，但取给太行、恒山林区的成材大木也所在不少。如正统初修正阳门城楼，就曾发数千军卒，“令于蔚州、保安(今涿鹿县)等处山厂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8](卷43)。嘉靖中修建朝门午楼，又下令于“山西、真定采松木”[9](卷190)。成化以后，京城风俗日奢，官民之家争起第宅，引起材木价格上涨，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一时应运而生，“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以牟取暴利。这些木商“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人山，将应禁树木任意割伐”，然后运贩京城，“一年之间， 岂止百十余万”[1](卷63《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风景胜地，永乐之后，人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10](卷5《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到万历年间，五台山已是一片秃山光岭了。继官方采伐之后，又经过私人的采伐、盗伐，凡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山林基本上扫荡一空。 明清为供应内廷柴炭使太行山森林遭到了摧毁性破坏。烧炭是供应内府及民间生活的需用，无须巨木，也不择树类，但采伐数量巨大，范围主要在北京附近山区，故地处京畿之地的海河流域山区林木首被其难。永乐定都北京后，皇家所用的柴炭初“则于白羊口(明属昌平州)、黄花镇、红螺山(均属今怀柔县)等处采办”[7](卷72《职官志》)。宣德四年置易州山厂，“专烧薪炭供应内府”。到景泰元年，因易州山厂“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乃命移厂于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之”[8](卷188)。景泰七年，“仍移山场于易州”。山厂初建时所出柴炭数额，史书没有留下记录，据《明会典》卷二○五记载：天顺八年岁办柴炭430余万斤，成化元年65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成化三年的岁办数额，等于天顺八年的4倍。此后岁办数额虽无系统记载，但总趋势有增无减是肯定的。如成化二十年时，惜薪司柴炭岁例2400万斤，光禄寺1300余万斤，合计达到了3700万斤。山厂岁纳柴炭年增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宫中内监的不断增加。明代初期，内监数目还不多，成化年间已增至一万余人，及至明亡时，“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人愈众用柴益多，故“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11](卷39《国用一》)。除岁办之外，每逢营建宫室或其他工程，临时性的派办也复不少。岁办之外有派办，岁办、派办之外更有加耗，因此，每年上解的柴炭要多达上亿斤[12](p66)。据研究，易州山厂每年上解木炭需用木材10—12万立方米，消耗森林1300—1600公顷[13](p16)。自永乐迁都北京至明亡的223年中，仅宫中总计要烧掉2200—2700万立方米木材，消耗森林29—36万公顷。如果将其他衙门和北京城内的军营、寺庙以及贫民百姓所消耗的木材、木炭都计算在内，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难怪为了满足皇家的需要，“民之执兹役者，岁亿万计”。明代在台基厂只是抬运木柴的人，就有三千之多[9](卷205《工部》)。“第山之生材有限，而民之采取无穷，山麓既尽，取之危崖，危崖既尽，取之虎穴矣”[14](卷2《舆地·物产》)。由于过度的采伐，以致太行山林木“日稀”。至清代，宫廷所用炭材不得不“取之口外地区了”。于此可见，明代烧制木炭对太行山森林破坏的严重程度。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空前发展，各种以木材为燃料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冶铁、冶铜、砖瓦等对木材的需求极度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以冶铁为例，明代的铁厂都设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炭必近老林，故铁厂恒开老林之旁，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15](卷9《山货》)铁厂歇业之日，即山林伐光之时。沿太行山的磁州(今磁县)、武安、涉县以至燕山山区的遵化、迁安、卢龙都有较发达的矿冶业。如遵化铁冶厂，始建于永乐元年，停于万历九年，共存在178年。遵化铁冶厂冶炼各种生熟钢铁，全部以柴炭为燃料，以正德年计算，铁厂生产的生熟钢铁岁共出75万余斤，耗费的柴炭燃料则达数百万斤。这种以大量木炭为燃料的能源消费方式，使得蓟州、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等州、县的山厂林木几乎告罄，“彼时林木茂盛，柴炭易办，经今建置一百余年，山场树木砍伐尽绝，以致今柴炭价贵”[1](补遗卷2《遵化厂夫料奏》)。柴炭来源枯竭，最后不得不于万历九年决定停止冶炼，将铁厂与山场一体关闭。其他手工业如京师制琉璃、黑窑厂制造砖瓦，皆用柴炭烧制，也消耗了大量柴木。 自明朝建立起，即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连年不断，战争砍伐、焚毁了大量的林木。明英宗天顺年间，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上言八事，其一是“御边莫善于烧荒，使胡马无水草可恃，积粮莫善于屯田。”[16](卷25)明英宗采纳了“烧荒”之策。所谓烧荒就是焚毁有碍了望而有利于敌兵潜伏的山林野草。为确保边塞安全，明朝九边守将经常派遣丁壮，深入蒙古游牧之地捣巢、烧荒。如在古北口塞外，“弘治中，守臣杨友、张琼因烧荒掩杀无辜，边衅遂起。”[1](卷232《九边总论·蓟州镇》)“近边诸地，经明嘉靖时胡守中斩伐，辽、元以来，古树略尽。”[17](卷93《物产三》)万历九年七月，兵部令“蓟、辽二镇候草木林槁之时……务使焚烧尽绝，一免贼马驻牧，一便官军了”，将烧过地方“草木多寡，遵例奏报，以凭稽考”[18](卷114)，兵部按焚烧多寡论功考核。为防御蒙古铁骑，明朝还二十多次修筑长城，仅蓟州镇长城，“东至山海，西抵居庸，沿袤二千三百七十余里。”[1](卷304《修边》)当时数十万服劳役的军士、民夫都住在长城沿线，他们盖窝棚、搭马架，饮食、烧水，烧砖、烧石灰，取暖、扎木架修敌楼，势必砍伐不计其数的树木。 毁林开荒对森林的破坏更为严重和彻底。明政府对边山紧要地方虽有严禁樵采之令，但却没有开山辟地营田之禁，所以豪官权势之家往往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此种情况以山西雁门、宁武、偏头等关最为重要，但“此弊不独山西三关为然，紫荆、倒马、居庸、龙泉等关亦有之”[19](卷123)。此外，官军商民贩木取利，乱砍滥伐的现象也很严重。明宣德九年，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蔚州美峪、九龙口、五福山等处俱产材木，宜长养以资国用。今军民擅自采伐，亦乞禁止。”但是明宣宗以“山林川泽之利，古之与民共之”[6](卷111)为由，竟驳回了吴中的奏请，放任采伐，致使蔚州、保安州及保安卫一带山林，滥采的现象一直不得禁止。直到隆庆时，“民间樵采垦种，有司(仍)不能禁止”[20](卷33)。其长期所遭破坏情势可想而知。 入清以后，由于边疆的变化，以前的森林在防御上已无必要，故官方的管理进一步减弱，加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平原地区旗地扩充，加速了对山区的垦殖。又因甘薯、土豆等适宜山地种植的作物的传入，使山区人口、村落迅速发展。据河北省地名普查表明，位于太行山区的曲阳、阜平、鹿泉、井陉、涉县、武安等县(市)，有9％～18％的村落形成于清代。山区村落数比明代增加14％左右。人口、耕地数量随之增加。如获鹿(今鹿泉)，明嘉靖时户2158，口26091，到清光绪时户31846，口176021。耕地由万历时962．5顷增至道光时的1747．1顷[21](卷4《籍赋》)。耕地面积的增加，无疑是以原始植被带缩小为代价的。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对森林植被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森林的滥采滥伐。 长期过量、掠夺性地采伐，使海河流域山区森林日渐枯竭。研究表明，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国再降至5％以下[23](p60)。不少地方岩石裸露，寸草不生。 三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最重要的枢纽。森林是水的保护神。江河上游良好的植被就像巨大的水库，可以调节江河径流、削减洪峰。据研究，森林对洪峰的最大削减量可达到50％，林地在一次连续降雨中可蓄积70毫米～270毫米的降水。滥伐森林，意味着破坏生态平衡、水土流失，其后果是灾害频仍。 河川水文状况恶化。破坏森林就破坏了水源涵养条件，必然导致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源锐减，泥沙日益增多，水位暴涨暴落，河道迁徙靡常。如永定河，因河水清澈见底，汉魏时期有“清泉河”之美称。自有明确文字记载到公元936年的二三千年间，很少有泛滥改道的记载。相反，它不仅灌溉之利绵延相继，而且还给人们带来航运之便。辽金时期，由于上游大片森林的破坏，森林的破坏速度超过了它自然更新的能力，原先地表的枯枝落叶层和分解完全的腐植层受到冲刷，“清泉河”水逐渐变黑。“呼黑为卢”，卢沟河由此得名。随着太行山森林的破坏，水土流失的加重，河水变浑，挟带大量泥沙，元代改名“浑河”，又名“小黄河”。元代大都城的兴建，加剧了太行山森林的破坏，浑河的改道泛滥更加频繁，河床改动无有定时，河流被更名为“无定河”。康熙时，在卢沟桥以下的河道筑起了较大的堤坝，康熙帝将无定河钦定赐名为“永定河”，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安定下来。但是，由于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加剧，河床不几年就因泥沙淤积而日益变浅，洪水又漫出了新筑的河堤，决口泛滥，河道迁徙无常。永定河在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22年，元代约7年，明代约13年，到清代3．5年就泛决一次。从1912—1939年，永定河卢沟桥以下河道，漫决达14次，其中有两次洪水涌入北京城[24]。近几百年来，为了治理永定河，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因没有把握住森林破坏这一重新调节和分配地表水分循环的机制，以致收效不彰。新中国成立后，在永定河上中游修建了官厅水库，对调节洪峰流量、补给灌溉用水作用很大，它使下游地区基本上从洪水威胁下解脱出来。但是，由于流域内宜林荒山的绿化工作滞后，永定河绝大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仍然严重，致使新建水库面临淤塞的危险。1965年以来，永定河连续断流，已经面目全非了。海河流域其他河流的水文状况也严重恶化了。20世纪50年代，南运河、卫运河、子牙河、大清河、蓟运河等河道常年有水，是盛极一时的航运黄金水道，通航里程达3500公里。自6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中下游河道失去了有源之水，相继枯竭断流，4000多公里平原河道基本全部成为季节河流。 水旱灾害频仍。明清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后，海河流域的“森林水库”消失，失去了涵蓄雨水和调节流量的作用，加剧了洪水泛滥。明以前，海河流域上游山区森林密布，水灾次数少，灾害程度轻。明中叶以后，由于山林破坏日益加重，山林中枯枝败叶构成的海绵式的储水层消失，海河流域水灾逐渐增多。据统计，唐五代时期平均8．8年一次，宋辽金时期4年一次，元代1．3年一次，明代1．4年一次，清代1．03年一次，民国时期1．05年一次。水灾波及的范围，唐宋时期，最多时24个州县，元明时期增至四五十或六七十个州县，清朝和民国时期扩大到八九十甚至一百多个州县[25](P24)。统计资料说明，随着山林破坏的日益加剧，海河流域水灾频数愈来愈多，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危害程度愈来愈烈。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改变了气候和下垫面状况，降低了空气湿度，减少了成雨条件，从而导致旱灾的加剧。自西晋至元的1103年间，河北共发生旱灾71次，每百年平均6．4次。以后随着森林破坏日益严重，旱灾也日益加剧。明代平均25次，清朝41次，民国时期51．4次[26](p3)。这说明，旱灾频率与森林植被破坏程度是成正比的，森林植被破坏越严重，旱灾的频率越大。 淀泊淤塞。历史上，海河流域平原的淀、泊、泽、渊、陂、塘星罗棋布。明中叶以后，随着太行山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的加剧，众多淀泊几乎全部淤为平陆。如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水经注》明确记载的淀泊就有大渥淀、小渥淀、范阳陂、狐狸淀、大浦淀、阳城淀、小泥淀、大泥淀等。北宋初年，为防止契丹骑兵南突，宋朝利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地势低洼、淀泊河渠密集的特点，潴水为塞，苦心修建了一道“塘泺”防线。沈括《梦溪笔谈》记其规模：“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沧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当时分布在塘泺地区的淀泊有30多个，后因黄河三次北决，流经平原中部夺御河人海，侵犯塘泺，前后60余年，“浊水所经，即为平陆”[27](卷92《河渠志》)。此外，导入塘泺的“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自然也带来大量的泥沙。所以自宋徽宗以后，塘泺“淤淀乾涸”。但至明中叶，北宋时代的界河，因永定河南徙带来大量泥沙而淤平，附近的地表径流遂汇集于界河南侧的塘泺淀泊地带，又形成许多新的淀泊，且具有一定规模。如地跨任丘、新安、高阳三县境的白洋淀，周回60里；霸州境内的高桥淀，周回达400里；武清县南境的三角淀，周回也达200余里；任丘县的五官淀，也是众流所归，其东与武清县三角淀相接。嘉靖年间，雄县境内即有淀泊29处，其中最大的是矛儿湾，下达直沽，周百余里。明代平原中部的这些湖淀被称为东西二淀。东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东西盖亘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及六七里不等，为七十二清河之所汇潴。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人之。”[28]“西淀跨雄、新数邑之境，既广且深，西北诸山之水皆汇焉。”[29](卷2《直隶河道事宜》)自清康熙以后，由于含有大量泥沙的永定河水的引入，东淀湖群相继淤垫，“尽变桑田”[29](卷2《治河蠡测》)。以三角淀为例，该淀是东淀的主要容水淀泊，嘉庆《大清一统志》上有“按古时，惟三角淀最大，又当西沽之上，故诸水皆会于此，今渐淤而小”[30](《顺天府》)，到清末，三角淀“已淤成平陆”。其余各淀也“大半淤塞”。“或仅存浅濑，或竟变桑田”[29](卷2《文安河堤事宜》)。最近几十年，东淀湖群已淤为文安洼。 西淀也日渐淤浅。西淀系统中，白洋淀最为著名，它承接潴龙、唐、清水、府、漕、瀑、萍等河水，俗称“九河下梢”。这些流经太行山的河流由于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使白洋淀在弘治年间即受到严重淤积，至清代，各河“入淀时，水宽行缓，泥沙下沉，动辄淤塞尾闾”[31](《方舆志》)。整个白洋淀的淤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上游山区水库未建成以前，唐河、潴龙河的入淀泥沙量年均达370万立方米[32](P21)。根据1981年水利部海河委员会的调查，从清顺治元年至光绪七年(1650—1881年)，由于泥沙淤积，淀区面积缩小了9／10。就白洋淀的淤积速度而言，尽管以前的速度无法估计，但在1924—1966年的42年间，白洋淀的总容积减少了32．25亿立方米[33](p77)。白洋淀自60年代以来出现7次干淀，干淀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84—1988年连续五年。 在海河平原南部，先秦汉唐时代以大陆泽为代表的湖淀群，也大多淤平消失。作为“地球之肾”，淀泊被淤平堙没，淀水干涸，湖区面积不断缩小，大大降低了其调节气候、调蓄洪水、净化水体、提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作为生物基因库的功能。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由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及毁林开荒等，使海河流域山区森林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导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尤其是表现在水土流失加剧、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旱灾害频仍、平原上淀泊淤平或缩小等方面。这是大自然对滥伐森林，破坏环境的无情惩罚。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对区域环境有着较大较深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开发要适度，要注重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如果不注意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就会破坏区域生态平衡，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这是明清以来滥砍滥伐森林留下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1]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张岗．河北通史：明朝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张萱．西园闻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版． [5]蒋一葵．长安客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6]明宣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7]傅维鳞．明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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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郑路镇东任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东刘桥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东庄科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中刘桥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乔李石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于家屯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光明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党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刘洪仓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前张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前进东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前进西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南苏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南解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大杨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大石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大袁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季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小吕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小石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小贾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小郭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张墨林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张天鹅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张家湾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张庙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张王庄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扒牯李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文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李家坊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李王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李高曹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武家集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河南赵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河西刘村商河县郑路镇河西陈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满家村会商河县郑路镇芦坊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苏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苑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营子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西任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西庄科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贾桥张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路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邴桥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邹庞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郑家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陈侯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高邱站村委会商河县郑路镇黄家岭村委会
1. 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约40万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2．教程《商务英语翻译教程》（主编）（约22万字）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4年8月出版。3．学术专著《奈达翻译理论研究》（约20万字）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4．学术译著《重塑梭罗》（约25万字），2002年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5．编著 《<新编大学英语>同步辅导》（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6．编著 《破解大学英语四级新题型》（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 《MTI学位毕业论文写作模式探讨》载《上海翻译》2010年2期 of Aesthetic Valu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英文）Meta 2009年 4期3.《重释林译浮生六记》载《跨文化传播研究》2009年6月 （第1作者）4. 《当代西方翻译能力研究模式述评》载《北外外语学刊》2009年4月5.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esthetic Values of Jin Di’s Chinese Version of Ulysses（英文）载《认识爱尔兰：历史遗产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出版。6. 《Rosemary Arrojo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概述》（第2作者）载《外语教学》（增刊）2008年7．《论汉英翻译的标准：有条件的忠实》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2期。8．Exploring Differences between Jin Di’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Eugene A. Nida’s Theory . （英文）Babel Volume 53 No2 (2007).9．《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五十年的思考》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2期10．《对西方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1期11．《论商务文本翻译标准的多元化》载《中国翻译》 2005年3期12．《一次商务翻译实习的启示》载《商务英语研究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3．《论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译<茶馆>中的应用》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5期14．《论汉语广告英译变通的必要性》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4年3期15．《译文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试析霍译<红楼梦>（第一卷）风格的走失》载《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16．《扩展比喻翻译探析》载《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年12期（第2作者）17．《试析霍译<红楼梦>（第一卷）不足之处》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1期（第2作者）18．《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况》载《中国翻译》 2001年2期19．《中国翻译学论争根源之我见》载《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年9期20．《一部介绍近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的书》载《福建外语》2001年3期21．《一个乐于汉译英的人》载《中国翻译》2000年4期22．《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载《上海科技翻译》2000年第4期（第2作者）23．《试论中国翻译学》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3期24．《霍译<红楼梦>中美学价值的再现》载《外语与翻译》 1999年3期25．《关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载《外语教学》 1999年4期26．《对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的再思考》载《外语研究》1999年3期 1．《个人资历与总统竞选有什么关系》（约2300）载《英语世界》2007年8期2．《他们为何挑战比尔·克林顿？》（2600）载《英语世界》2007年5期3． 《布什政权的阴霾》载（2700）《英语世界》2007年3期4．《美食天地》栏目翻译载《汉语世界》创刊号、1期、2期5．《胖子与瘦子》载《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刘士聪著）译林出版社2002年。 ：1．参与2003年——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科研项目《基于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英语学习词典的研编》。该项目主持人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陈国华教授。2．已经完成的项目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十一五211工程”标志性项目“英语专业核心知识课程教材系列”立项项目《翻译理论入门》，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个人自选项目《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3. 当前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211三期立项项目“汉译英能力研究”、“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4.目前负责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系的课程立项两项：应用文翻译、商务翻译5.正在从事的研究生教材项目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211”工程三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精品教材《汉英文化比较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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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也被评上了，评审的时候好像导师比自己表现的还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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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其实并不怎么难写，不懂我告诉你思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