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去一个叫慈觉林古村落的地方，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这里驻扎过，还亲自为“宝瓶山”命名，使慈觉林村成为历史上汉藏民族和美与文化交流的活化石。这里现在还有《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的演出，从松赞干布派遣使者求婚大唐开始讲述，到最后公主进藏，结束。剧中还穿插了很多藏族藏歌和藏戏来让演出更饱满。对你的论文应该很有帮助。
都什么时候了，还研究唐朝的茶叶，无聊不？
由魏晋南北朝（公元三世纪起）到唐代（公元七世纪起）是茶饮的"转变期"，这可能是因为茶树的发现愈来愈多，制茶技术愈来愈进步，尤其唐朝更是由贵族化渐纳入民俗的时代，因此饮茶的风气才逐渐的普遍流传开来。唐代饮茶的风气已颇盛行，不仅贵族们喜爱啜饮，民间饮茶之风也大为流行。当时阳羡唐贡山所产的"贡茶"，是皇室喜爱的珍品，产量不多，非常名贵，那时阳羡茶得在清明前送到长安，做好的茶，即快马加鞭，-夜奔行数千里，到朝廷必先荐宗庙后赐重臣，以茶开清明大宴，茶的身价由此可知。因受到宫廷的重视，才由官府培植茶树。于是茶树由野生而成农物栽种。接着民间再种植，因此有了"茶税"的出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由于上位者的喜爱与重视，民间亦群起效尤，于是饮茶蔚为风尚，尤其是各大都市到处可见茶肆，茶经有云："……谢安、左思之徒，似皆茶饮，是以与时俱广，浸于世俗，至国朝而盛，两都荆州、渝洲诸地、，已为每家必饮之物。"这是描写茶饮盛行的情况。又封洛见闻记载："开元中泰山有降魔大师，与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依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这两段访载，亦可为茶饮风行的左证。而诗风盛行的唐代，咏茶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也更证明当时的茶风。陆羽，唐代竟陵人，又名疾，字鸿渐，又季庇，对茶有很深的造诣，时人称之为"茶神"，他奉诏着茶经，茶经一出对饮茶之风，尤有推波助澜之势，全文分上、中、下三卷，共有十个单元：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等十章，对茶有全盘的介绍，是中国茶道的先声，也是中国茶道最原始最俱体的指导原则，以后的茶书皆依此改良。唐代诸多名家也都是嗜茶者。继陆羽之后的茶道名家当属卢仝，隐居少室山，自号玉川子，着有"玉川子诗集"，嗜茶如命，所著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妙趣横生其中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及"卢仝七碗茶"更为后来品茗者传诵不已。唐时不仅国内饮茶，也输往各国。由"榷茶使"司掌，（宋称为"茶马司"），当时来华留学生也日本为多，日本僧人"最澄"，学成后将茶苗带回日本，于是日本开始植茶。至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留学，写成"吃茶养生法"，日本的茶经于是诞生，日本的茶道开始宏扬，至江户时代产生无数流派，且注入日本人的精神，再赋与宗教及礼教意味，成为"日本茶道"。宋朝宋人饮茶，基本上仍依循唐朝的准则，又从高雅的享受更发扬光大，这与宋代理学的清谈也有关系，于是士大夫争相讲求茶品、火候、煮法及饮效等，并已经不再茶中添煮薄荷、茱萸、橘皮等物了。有关于茶的吟咏更是藻墨丰富、举之不尽。而当时"茶礼"及"奠茶"两种习俗的存在，是使茶更为民间重视的原因，至今民间相亲，还是有让女方奉茶给男方来相亲的亲友的习俗。"工书画、通百艺"的宋徽宗更是以皇帝之尊，亲着"大观茶论"二十篇，其中虽仍与蔡襄（字君谟）的"茶录"雷同，但仍是茶道中珍贵的重要文献。宋朝文人也都是品茗行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司马光、蔡君谟…等，也都有诗句赞茶，甚或着文立论，其中东坡与君谟的"斗茶"及东坡与司马光的"墨茶之辩"更传为佳话，而民间也常以斗茶为乐。所谓"墨茶之辩"是指有一天司马光开东坡的玩笑说："茶与墨相反，茶欲白（宋时评白茶第一），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苏轼不加思索的答道："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真是妙人也妙语。也有段关于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记载如下：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了八个茶饼，还起了个雅号叫"石岩白"，送四个给蔡襄，另四个送给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一年后蔡襄从福建返京城访禹玉，王以最好的茶待客，蔡襄尝了一口说："此绝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以得之？"蔡襄真不愧此道行家。元朝元朝对于"茶文化"最大的贡献，应是将"茶"推广到四大汗国的领域，北达俄国，西抵波斯及地中海以东之地。虽史料并无元朝茶事扩展的记载，但元人本为蒙古游牧民族，唐宋也以茶安抚，对茶应有份好感，只是没那份品茗的风雅罢了，随着领域的扩展，而将生活必须的茶发扬于外，并非不可能。而民间品茶之风，或可由元曲中"坐烧丹忘记春秋……淡饭一杯茶去。"略见避世隐居的寄情山水之趣，与茶、饭并列的普遍。明朝明代，茶的形状已渐由团茶变成散茶，于是唐宋饮茶的准则也做了增补或删除。由原来的煮茶改为泡茶，程序也因而缩减，同时也发明了"炒菁法"，在未发明炒菁法之前，茶叶是采"自然酦酵"，在炒菁法发明后才开始有了绿茶及红茶的制造。不过当时除了采用"泡茶"的方法，乃沿袭着"煮茶"法，只是在器具及过程上较简化罢了，就正如我们现代又比明代更简化一样。此时茶肆的经营已很普遍，民问品茶的活动，由户内而转向户外，且时常举行"点茶"、"斗茶"之会，大家相互"较精"比赛技术的高下，一时蔚为风尚。自唐、宋以来，茶饮之风素盛，下迄明代，颇有日渐风行之势。"炒菁"的制茶法，与"散茶"的流行，使得饮茶的方式，-趋简化，不若唐宋团茶的繁复，现今的制茶方法与"泡茶"法，即是延袭明代的方式，至今也约有六百年的历史了。明代建都南京，江南一带本是茗茶之源，重科举更使文士地位居于四民之首，而茶向来就与琴、棋、诗、画有渊远的关系；再加上朱元璋起于民间，深知疾苦所在，茶课（税）甚轻，由于利厚，民间更广植茶树，茶商也收购运销四方，所以明"农政全书"中记载道："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所助。"，可见明代茶饮之兴盛。同时，明代也如宋朝，需以茶来怀柔四夷，作为政策上的应用，如此"采山之利，易充厩之良"的"以茶易马"，更使明代对于茶的重视了。明代重科举，文风必盛，喜以风雅相尚的文士，吟风弄月之余，品茶助兴似成风气，当代名士袁宏道先生在其《袁中郎全集》中更说："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有人问他"公今解官亦有何愿"，宏道答说："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以上皆茶名），如陆（羽）蔡（襄）诸公者供事其中…"，袁宏道在当时颇负盛名，广游于文士之场，应可代表当时文士与茶的关系。而画坛名流也常以"茶事"为题，如文征明有"烹茶图"，沈周有"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图"，仇英有"松亭试泉"图，与唐寅的"品茶图"……等，是图也是诗，同时茶书的著作，更多达四十余册，许次纾的《茶疏》即是其一，可见茶饮在明朝的盛况。清朝清朝至皇太极入主中原及多尔衰摄政以来，沿袭旧明之制，但法规尤为严密，且又屡兴"文字狱"，文人已无心吟咏"茶"了，再加上清未经鸦片、英、法、甲午诸役后，民心士气危弱，民族自尊心也大损，茶饮似乎也为洋水冲淡了。茶的风气似不如前朝的盛行，文人谈及茶事者亦较少，而达官贵人间相往来，竟有"端茶送客"的陋规，这和从前"客来烹茶"、"敲冰煮茗"、"以茶待客"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近代辛亥革命后，饮茶就已蒙上浓厚的商业气息了，各地茶肆皆各有特色，如福州茶馆兼营浴池生意，贵州茶馆有说书，江西茶馆前的道情，北平茶坊因在帝京，因此颇有帝王气势，四川茶馆则花样最多、气象万千，饶富趣味，广东茶馆的工夫泡法等，皆具地方色彩又有特殊风味。台湾因为外国进口饮料充斥坊间，咖啡厅林立街头，茶饮一度曾没落，更谈不上深具规模的茶楼了，近年来因得各界人士的提倡并证实茶有益于身心，故重新唤起了百姓对茶的注意，颇有渐受重视的趋势，茶楼也开始出现，这是一种好现象。从明清迄今，饮茶仍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份，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份，至今我们口渴还习惯说"喝茶"，但奇怪的是一提到"茶道"，就会拿日本作代表，就如同中国的书法、围棋、剑术一样。面对这些国粹，顾影自怜又徒呼奈何！在一片恢复中华文化声中，正名我们的"中国茶道"是各茶艺协会所应担负的先导任务，使国民能认识并体验到正统"中国茶道"的生活艺术，而大众也应对"茶的文化"做一番了解。自神农发现了茶叶以后，历经唐宋的发扬，明清的改革迄今，它已在中国历史上吟咏了至少三千年以上，"茶"号称为"国饮"一点都不为过，所谓饮水思源，饮茶也要知道它的来源。尽管"茶"现已风行各国，成为世界最有益的饮料，然中国人还是有中国人饮茶的方式与精神，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特质。提问 添加摘要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1: 个性 • 生活 • 体验 你可以让你的生活如同午后阳光般和煦、温暖，也可以让它如暴风雨一样猛烈刺激。你的个性引导你的生活，从而带给你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 ——题记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小强的母亲不幸患上的癌症，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把所有亲戚家的钱借了个遍，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可这时争气的小强又考上了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父亲又喜又忧，喜的是儿子这么争气，忧的是实在没钱支付小强的学费，不幸的是父亲相继也病倒了。小强思前想后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了封信，把家里的实际情况向校长说明，希望学校能帮他申请到助学贷款，如果申请到贷款，他就可以圆了上大学的梦，如果不行，他将外出打工，等挣到学费后再上大学。后来这件事被媒体报道，记者问小强为什么不像其他贫困学生一样接受社会捐助去完成学业？小强坚毅的表示，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困难！这就是他的个性。 看了这篇报道，大家都在替小强着急，可小强却坚定地说：也许今后的路很难走，会遇很多挫折，一路走来挥汗如雨，可我决不后悔。但如果有成功的一天，我会问心无愧地说：我的成功是自己创造的。这就我的个性。如果我接受了大家的资助，那么将来就不会有那份属于自己的成功，就不会有为自己的学业艰苦奋斗的经历，就不会拥有经历过困难才能磨励出的坚强意志。 人需要有自己的个性，才能拥有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要有自己的个性，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世界上很难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因为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特点。 个性引导生活，从而会给你带来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 2: 禁毒 毒品是一种会致人于死地的物体。它呈白色粉末状，吸入它会使人走火入魔般无法自拔。 毒品会让人失去理智，人格扭曲，变得贪婪堕落，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定的因素；让和谐的社会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让成千上万的家庭支离破碎。染上毒瘾的人，对毒品就抱有依赖性，想再次戒掉它就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许多人在他们毒瘾为发作前，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但当他们的毒瘾上来时，就会不顾一切代价，去买毒品来止住毒瘾。没钱的时候更会想到去偷钱甚至去杀人。而其原因只为了得到一小包白粉状的毒品，等待他们的最终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许多有钱人和一些及富声望的官员，只为了尝试一下毒品对人体的吸引力，而越发堕落。最终成为了遭人唾弃的千古罪人。 毒品涉及全世界，每年都会有5000人为它而丧生。其中20~30岁的男女占85%。因为毒品，他们失去了年轻而短暂的生命。因为毒品十分稀少所以价格翻了又翻，有不少人都因为无能力支付毒品钱而感到痛不欲生。200元竟只贱得的一小半包白粉慢性死亡毒品！ 毒品理当被人唾弃、遗忘。它会让一个人失去家人，失去一切人间美好的事物，让他觉得人间已无值得他留念的了，从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会让一个和睦的家庭，充满硝烟的战火。毒品会让人意志消沉，会促进一个民族的兴亡。为防止毒品的猖獗，让我们做好准备。 禁毒，是每一位合法公民的责任！ 3： 热爱战争 我想到战争时，并没有想到多么血流成河的画面，而从战争的破坏性背道而驰去想。 自古以来，“胜者为王”，从武力到智慧，都是经过这一点出发——战争，大家厌恶战争，是不能否定的，但人都是自私的欲望是源源不断的，从这一角度想，战争也是必要的。 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危害，乱世出英雄。古代比比皆是：孔明刘备，才略过人；孙子兵法，叹为观止；毛主席周恩来也都是从战争中厉炼出来的精英。如此多的战争事迹，如此多的战后文明，给一代又一代幼小少年奉上一篇篇感之肺腑的精神洗浴洗涤，让一个个青少年得志在胸，让人领悟战火纷飞的英雄豪情。不是说我唯恐天下不乱，而是我热爱“战争”，热爱它对社会已经是一块必须的碎片，人人处安思危，共促进祖国建设以及发展，举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旗号”共创一个又一个辉煌，战争已经是对文明建设的刺激，而不是马革裹尸的惨景。在发展空前绝后的兴旺时期，是惧怕战争为前进的火花和力量，人人都将保卫祖国当志向，使每个国家都齐头并进，显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但是，并不是战争只是促进作用，人们对战争也有了间接的依赖，在我眼中如果世界上已经永远没有战争，世界只有和平与安宁，那估计世界要乱套，军人、保安、警察全部下岗；银行、保险、看管处全部倒闭；成群结队的人游手好闲，大批的枪支弹药与武器全部焚毁。。。。。在这种真正的“乱世”中，人类还会竞争吗？还会生存吗？答案是：不会。 结案陈词：只有战争才会给人类带来少许人口消亡，而没有战争时，人类灭亡。 4： 将功不能补过 汉·荀悦《汉纪·元帝纪》：“齐恒先有匡周之功，后有来项之罪，君子计功补过。” ------题记 中国人自早生活在浓厚的文化底蕴中，不少俗语早已在中国人的大脑中根深蒂固，“将功补过”便是其中之一，而如今细细看来，其实事实并不然。 不少人将纠正错误与“补过”弄混淆，纠正错误是指犯错者在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在承担责任的条件下，改正。而“补过”则是指，用另外一件事弥补自己的过错。从而达到“改正错误”的目的。仔细看来，后者是肯定不对的。虽说“将功补过”的观念在积极的一方面上可以鼓励犯错者树立信心，走出阴影，但同时也会助长不少人在犯错的时候抱有侥幸心理，从而使错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认为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位代表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任命有才能的人，减轻人民劳役。在他的统治下，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而在唐太宗在位的后期，却变得贪图享受，宠信奸臣，使得鼎盛的唐朝逐渐走向没落，最终爆发的“安史之乱”更是把唐朝推入了灭亡的深渊。然过去的事情已成为了历史，唐朝终究还是灭亡了，唐太宗的的“功”纵然在大，历史的页码却以永久的翻过，终不能在无法改变的遗憾中“补过”。 在生活中，你失去了别人对你的好感，比如失去了诚信，你可以用各种“功”来补你的“过”么？但有时就像你在墙上钉钉子，钉完后，你若拔出来，钉子没有了，但还会留下钉子造成的洞，人际交往亦是如此。你的“过”早已成为了你的历史，而你可以想尽办法去改写历史么？不能！都是大同小异。功即是功，过则是过，不可以相抵。 这足以证明，功不可以补过。 5： 我好想自由 小草想着大地,云儿想着蓝天;花儿想着蓓蕾绽放,小溪想着奔赴大海;而我,却好想得到自由． 从小到大,父母 、老师……总是束缚着我们,不许我们做什么,不许我们吃什么,不可以去哪儿……如果不照做的话,可有你受的了,所以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妈妈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就像一张白纸,在她心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能说,与你知．难道就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自己的空间吗?父母总是什么事都爱自做主张,不顺心时,总是爱把气发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也包括我．所以我好想自由,好想挣拖你们的怀抱,想小鸟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想飞到哪就飞到哪儿,去遨游太空,没有你们的约束,没有你们的命令,甚至于连你们也没有．但这只是我的幻想罢了,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我的这种想法,别人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毕竟是父母把我们辛辛苦苦养育大的,没有父母,哪儿来的我们?父母的约束是对我们的关心,这是父母爱我们的一种方式……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们也应该站在我们的立场想一想,留一点小小的空间给我们吧?如果每天都是这样被父母“爱”着,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会受不了,会窒息的．所以有是难免我会排斥他们“爱 ”我的方式． 在现实里,我不可以自由,但是在梦里,我可以:逃离到远方去,做我最想做的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我会幻想,幻想着我自由了,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束缚,只有宽容、有爱,最重要的是有自由!~ 那么,到底谁才能给我,我最想要的自由呢?是父母?是老师?……不,都不能,他们能给的,只有束缚,只有命令…… 我渴望自由,也一直努力寻找自由,可是我却永远得不到自由!~ 所以,我想要自由!~也好想自由!~ 6： 浅评诸葛亮 诸葛亮在有的人眼里，是一位智者，什么事情都做的很好，被万人传颂、受万人敬仰。可是我却不那样认为他，他有些事做的不太好。 他在赤壁之战前，“草船借箭”，现在已经是一段千古佳话，可是我却不那么认为。如果曹军放火箭么？他，必死无疑。可是，郭嘉早亡，不然，他必死。 赤壁之战后，他明知曹操对关羽有大恩，还叫关羽去把守华容道以致曹操逃脱，别人都说他那是挫关羽的嚣张气焰。其实不是，他以为关羽如果捉住曹操，那样一来，关羽的知恩图报就是虚伪的了，关羽的名气就会打折扣。如果没有，他有可以不杀关羽，借机巴结关羽，他早就料到刘备和张飞回说情的，说以叫关羽去华容道守。他如果叫五百弓箭手和一百刀斧手去捉曹操，那样一来，天下大势一目了然。就不是三分天下了，应该是和东吴平分天下。 别人都说他料定魏延谋反，让马岱杀了魏延是对的，别人也都以为魏延真的谋反，其实不是，在《九州春秋》中纪录诸葛亮说的一句话，诸葛亮说：“若延不归，军便自发。”由此可见，他早就料到魏延会不走，他还不事先叫人带魏延走，导致来了一个马岱斩魏延。可怜的魏延死了连名节也没有。 他明知关羽骄傲，还叫关羽守荆州那么重要的地方，以致吕子明白衣渡江、奇夺烽火台、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着是他借孙权之手杀关羽。 他六出岐山，自不量力的以为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打败魏国，以致穷兵黩武，加快了蜀国灭亡的时间。他应该利用蜀国易守难攻的优势发展经济。可他没有，最后累死了。 在有的人眼里，诸葛亮是智者，是一个神。可是，他的一生有太多的沽名钓誉，是一代智者，也是一代愚者。 7： 谈嫉妒 什么是嫉妒呢？嫉妒是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并不夹杂什么羡慕。羡慕是什么？是看到别人有某些长处、好处或有利条件而希望自己也有，这里面并不含有怨恨之心。所以说，羡慕并不等于嫉妒。 那么，嫉妒能使人上进吗？让我们先举一个事实来说明。大家知道戴维和法拉弟的故事吗？戴维是英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曾把印刷徒工法拉弟培养成为一个科学家，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后来由于法拉弟在电磁学和化学上屡建奇功，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身为会长的戴维却亲自出马反对，原因只有一个：生怕法拉弟会超过自己。戴维的心被“嫉妒”牢牢占据后，心中只有怨恨，在科学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再也无所建树了。 这个例子似乎离我们远了些。下面就让我举一个贴近我们生活的例子吧。 某班的学习尖子张欣，同学们都佩服她，都想从她那儿学点学习方法。于是，大家便经常提起她，有一次，当大家又提到张欣时，李华愤愤地说：“张欣的成绩真那么好吗？哼，考试打小抄、作弊，有时甚至把复习材料拿到桌上来抄，却让老师看不见。要说本事，还真高明……”大家对此不以为然，可李华为什么说出这些伤人的话来呢？显然是嫉妒在作怪。嫉妒蒙住了他双眼，使他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更不用说能从中汲取经验，使学业更上一层了。 也许，有些人还会争辨：“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学习好，另外一个人产生嫉妒，自然就会想：他能取得好成绩，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便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自然，成绩也就上去了。”这些话乍一听仿佛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想想，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简单地说，就是他们把自强心与嫉妒混为一谈。自强心就是自己有努力向上的思想，嫉妒就是怨恨。如果看到别人成绩好，自己“穷则思变”，这正说明这个人有自强心，这根本不叫嫉妒！ 总之，嫉妒是一种有害心理。程度轻的，会给想取得成绩者制造点麻烦；严重的则会压抑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既损人又不利己。因此，嫉妒之心是绝对不该有的，我们应具有的是自强心，自信心，上进心。当然我们也应该帮助那些因嫉妒而伤人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谬误，把心思都放在学习、工作上，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赶上别人，不断进步的目的。 8： 不可随便 我曾在一本书上见到过，郭沫若对散漫随便的习气是十分反感的。 一次，他回乡探亲，一个平时散漫洒脱的乡亲向他求取墨宝，郭沫若问他想要什么字，他漫不经心地说：”随便。”国老眉头一皱，挥笔写下4个大字——“不可随便”。 的确，“不可随便”四个字字简意丰，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认真负责，不可随便。 “不可随便”应是我们全人类的一条行为准则。在学习中，我们应该学好、记好点点滴滴，稍一随便就会漏掉某些知识，也许就会导致终身的遗憾。在医院里，你曾想过，那些“白衣天使”倘若稍一随便，开错了药方，就会给病人的健康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铁道边，你可曾想过，那些铁道工人在检修铁轨的时候，倘若随随便便，铁轨坏了也为检查出来，火车在上面行驶，就会出事，这后果谁能负责？在大街上，那些“城市美容师”倘若在大街上随随便便地划几下，长此以久，我们的城市将会乌烟瘴气，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如此事例，数不胜数。 感触最深的当然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得在一次测验中，在单位的换算上，由于写掉了一个零，就白白的失去3分。虽然分数不多，但也是一种遗憾。 千里长堤，毁于蚁穴。我们应该从小养成严谨认真的习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去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
代下资料。代下文献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厘米，宽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厘米，重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他们的外交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玄奘。在现实生活中，他虽没有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也经历过许多磨难，才到天竺（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源来的。当时印度的佛教比我们高深的多。玄奘在那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他最后也在那里成为一个有名的僧人。再比如说东渡日本6次的鉴真他双目失明也要到日本去讲学。当时政府也是不用许出海的.他到日本为日本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日本群众尝试百草，被尊称为药王,也为日本修建了有名的唐招提寺。
唐朝 中外交往在大秦景教与匈奴通婚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唐朝（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称神都，史称武周，也称“南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1位皇帝（加武则天则为22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文化方面，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军事方面，在继北魏破柔然之战之后，唐朝又一次取得了中原王朝对大漠部落的军事上的巨大胜利。经济方面，到了唐玄宗时期，出现“开元盛世”，唐朝经济已经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拜占庭以及阿拉伯。“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后，李渊自称“唐王”，后废隋帝杨侑遂建“唐”朝。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西汉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为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暠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期，奉行关陇集团的本位政策，李氏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给你点资料，自己看着删减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最发达，最开放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疆域西至中亚的里海与咸海；北越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东起库页岛，朝鲜半岛；南到越南。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907年梁王朱全忠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0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李渊在隋朝时继承唐国公；在隋恭帝禅让后便以唐为国号。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 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陇西李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汉朝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带有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皓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推行鲜卑化政策，李氏被迫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 唐朝连同宋朝被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历史： 李渊开国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失道离德和出征高句丽失败，农民起义在各地兴起（参看隋末农民战争）。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同年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都城仍定在长安。由于第三子李玄霸早死，长子李建成被封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唐朝建立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四方征战有功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李渊自动退位，让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 贞观开元 太宗时期将为突厥所支配的蒙古高原纳为势力范围，唐朝北方的诸民族专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内政方面承继了宰相制，发展完善和确立了后世运用的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又推行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这时期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朝鲜的帝王教科书。 唐太宗死后，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时期对外接受了新罗之请，终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并于白江口大败日本水师援军。高宗健康状况不好，许多政事都交给皇后武氏来处理。高宗死后不久，武皇后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唐中宗。不久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在天授元年（690年），皇后武氏废睿宗秸号称帝，改国号为周，武后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自称皇帝的女人，前后掌权50余年。由于武后死后的谥号中“则天”二字，所以近代以来一些学者称其为“武则天”，但这是一个不严谨的称号。 在武周十五年统治时期，武后为了制衡甚至打击高宗以来的世家大族的权力，所以对以科举进身仕途的官员大力提拔。狄仁杰是其中的代表。她又安排她的侄儿党羽武三思和武承嗣等人担任重要机务。传统史学家对武后批评，如索元礼、来俊臣和周兴等官员在她的鼓励下替她以告密、酷刑等监视群臣。武后又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男性内侍张昌宗弟兄和薛怀义等。不过传统男性皇帝的后宫亦很多。武后对佛教亦大力推崇，例如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使用年号证圣、大足等；这与李氏皇族推崇道教和如贞观、永徽、景云、开元等年号相对。另外武后成了后来唐朝后宫女性争权的效法者。 神龙元年（705年），敬珲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的政权。李旦被立为相王。中宗却一直受到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和武后的旧有党羽武三思等人的影响，张柬之和敬珲等人全部被流放或诛杀。韦皇后有意成为第二个武后，安乐公主则曾要求被立为皇太女。在景龙四年（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的儿子，当时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后睿宗妹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发生权力之争。延和元年（712年），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又称唐明皇。713年，唐玄宗将太平公主赐死，党羽或杀或逐，结束了这段史称“韦后之乱”的混乱政局。同年改元开元。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上发明了曲辕犁和筒车，使得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国力迅速上升，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首都长安城人口达一百余万，面积84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唐 首都 长安为首都，洛阳为东都 君主 -开国君主 -灭亡君主 共20位 李渊 李祝 成立 (隋末农民战争) (618年) 灭亡 (白马驿之祸) (907年)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907年梁王朱全忠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0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李渊在隋朝时继承唐国公；在隋恭帝禅让后便以唐为国号。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 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汉朝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带有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皓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推行鲜卑化政策，李氏被迫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 唐朝连同宋朝被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朝贡制度是基于政治利益而出现的一种不平等的贸易行为。
用白话简单的回答一下。朝贡就是检验藩属国家听话不听话的一种手段。就是叫你来，你就得来，不叫你来，你不能来。叫你来不你来，没叫你来你来了，都是死罪。然后来的时候，必须带贡品，值多少钱不能你说了算，必须是中国说了算。返还的封赏肯定是加倍给，但这个加倍怎么个加法，也是中国说了算。打个比方，你来了，带了30匹马，说值1000两白银。中国说30匹马值600两。然后你朝贡的价值就是600两。完了中国再给你封赏，给了你一车书，说书是无价之宝，值10万两。最后史书上就记，你给中国进贡了600两的东西，中国返还了你10万两的东西。不明所以的人看了，以为是赔本赚吆喝呢！但大部分藩属国家还是愿意来朝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来就是一帮人，每个人都带了一堆东西来卖，赚外快。前脚他们按照规制走完流程，后脚就有可能上集市卖东西去了。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