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真挚，注重心的交流，文章优美
2个小时才找到三篇 :我有一束温暖的光！——与林非、肖凤三十年风雨师生情也许是我将到“天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中早早地排定。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无论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耀着。人生如歌，但世上有一种歌是埋在心里的，每天都想唱，却不敢开口，就怕唱错了那神圣而温暖的调子。世上也有一种雨，只要下过，那贫瘠的土地就会发亮，就会发芽开花结果。夏日北京的一个傍晚，我站在长安街边，等一个人。浪迹天涯十多年，北京，感觉就是一个藏梦的地方，风里有歌，云中有雨。我爱的北京，不是繁华与喧嚣，而是隐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就是喜欢长安街上那种潮热的熟悉味道，还有被自行车包围的铃声。台基厂大街的入口上，脚下的砖瓦地似乎埋藏着我与生俱来的前世记忆，我痴痴地站着，张望着，盼着那熟悉的身影。这座梦里千回的京城，因为有我想见的人，从而血脉相依。一辆出租车果断地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位短发的女人。“肖凤师母！”我奔上前去，与她拥抱。二十多年，我就是喜欢看见她那短得出奇的头发，还有她浓郁的北京口音，朗朗得如同金属。她的脸是圆圆的那种，笑溢着母亲般的慈爱。她应该不年轻了，但动作总是精干麻利。这次是她怕我找不到那家聚会的餐馆，大老远地亲自搭了车来接我。“辛苦你了！”上了车，我把手放在她软软厚厚的手掌心里，温热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母亲。说来这世间有一种特殊的缘，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世间也有一种师生的恩情，未曾入门，却总是心依魂牵。想到此，心里一沸，往事历历重现。这位笔名叫作“肖凤”的人，冥冥之中曾经是我少年读书时最重要的启蒙老师。而我知道肖风老师的时候，还不认识林非先生，更不知道他们竟是一家人。回到1978年，早春的二月，母亲提着她早年上学的棕榈箱，送我到古长安城墙下西北大学的门口。那天很冷，但我穿着母亲刚刚织好的毛线裤，外面还罩着灯芯绒的长裤，上身是母亲新缝的法兰绒格子外套。我暖暖地站着，母亲胖胖的手就放在我的肩头上：“好了，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的路就自己走吧！”冬日的阳光下，我看着母亲挤进公共汽车的窄门里，在窗里向我挥手。还要再过几个月，我才16岁，但我已早就不是少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必须早早地独自前行。一直都觉得惭愧，我竟然混在了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中念书。也是因为年龄小，古典文学就总不能吸引我。记得那位讲《诗经》的老师叫大家分析《氓》，看看我直发愁，最后说：“你怎么能理解弃妇的哀怨呢？你就分析《硕鼠》吧！”到了外国文学课，我怎么也想不通“安娜卡列琳娜”为什么要卧轨，还有，那个鲁庄的“包法利夫人”干嘛要痛不欲生。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我忽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萧红传》，一本是《庐隐传》，作者竟是同一个人：“肖凤”。我与“肖凤”一见钟情，从她的书里，明白了文学原本是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相连！萧红，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新生命。庐隐，命运虽然摧残了她的爱情，但是她的文字却将爱情变为了永恒。因为爱“肖凤”，继而又爱上了现代文学。“五四”，是中国的启蒙，也是我的启蒙。1982年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庐隐》获得了文科优秀奖，随后的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刊登在1983年东北辽宁的《社会科学辑刊》上。《辑刊》的主编来信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解，我告诉他：“是因为有肖凤老师的指引！”渴望见到肖凤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心愿，但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数年后，我不仅见到她，而且成为她家的常客。更想不到，后来的她竟成为这世上最惦记我的师母。这样的奇缘却是因为林非先生，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了现代文学。1982年的春天，刚刚毕业的我要求分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校长看我不满二十岁，先就警告我：“你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你大，你要好好教！”到了夏天，脸色渐渐柔和的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校里要送你去大连参加一个全国现代文学的暑期讲习班！”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也特别容易激动，所有的人都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间张大了眼睛，连路边的树木都努力伸展了叶子。我感觉自己年轻的心就如那厚软的海绵，随时渴望汲取着雨露阳光。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幻得几乎来不及回眸。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第一次看见大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学界的师友！辽宁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上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教师人头攒动，兴奋的空气中似乎饱满到几要爆炸。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顶级的专家学者的强大阵容，唐弢，王瑶，马良春，林非，钱谷融，陆耀东，樊骏，严家炎等等等等，那些宝贵的日子，成为我后来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时隔27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林非先生那天登台的情景。他比其他学者都高大，语音中有浓郁南方口音，却相当清澈洪亮。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他精心研究的现代散文大家。在他的探索下，散文，这一古老中国最正宗的文体，在“五四“之后所散发的绚烂光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那一刻，我才恍然，小小的散文，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激流，并推动着人类精神前进的航船。直到今天，我都坚信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远在现代小说之上，即便是在当代，散文的成就也还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比肩。仲夏夜的大连，我第一次拜访了林非先生，羞怯的我由年长的同窗学超兄陪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不安。温馨的夜色里，林非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起现代的散文大家，从鲁迅到周作人，从胡适到林语堂，从梁实秋到徐志摩。我的警醒是他的论文总是与作家的身世人格相关。林先生告诉我：“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副激动的样子，鼓励我：“你以后的学术生命就献给散文学吧！”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进入了散文的世界，同时迷上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林先生的知人论文的学术思想，从此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就在大连的那个夏天，迎着海风，我们到棒槌岛去看望了休养中的丁玲和陈明。走过了现代风雨沧桑的丁玲，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从“文小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武将军”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豁然明白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在时代激流中沉浮的小小浪花。她的脸上依然是布满了笑容，心里有的依旧是对爱的信任和执着。握着丁玲的手，感觉就是握着历史的手。大连过后，我回到了西北大学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鲁迅。导师张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7年分到西北大学任教，第一堂课后即被打成右派，之后度过整整二十多年的沉默岁月。我大学毕业前夕，他重返讲坛，给我们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我们的眼泪立刻都在眼眶里打转。课间，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研究生的日子，导师叫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带我们撰写《中国现代杂文》一书。那时，就常常得到林非先生的许多指导。有一天，我到北京拜师查资料，在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大楼里，因为没见到林非老师，马良春副所长就引着我去见了刘再复先生。两位前辈一路关照，不时耳提面命，让我诚惶诚恐。《中国现代杂文》一书后来获了图书大奖，林非先生与我的导师也成了终生莫逆的好友。硕士毕业，我要求去父亲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此间的欢喜是参与了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和《神秘黑箱的窥视》。开心的事还有去西北五省挥鞭讲学。某日，与一同事讨论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孰优孰劣，他忽然说出他在北京念书的导师就是肖凤，让我的眼睛突地瞪大。他再说：“肖凤老师的先生就是林非啊！”我完全呆了，他们两位正是我心仪多年的恩师！那一刻，我让自己有了一个奇妙的决定，就是要去北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1991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学校里派我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大会。那时候，“鲁学”是中国真正的“显学”，大有引导时代新思潮之势。早晨，我们在怀仁堂里谒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午，在宾馆大厅里争论陈涌与王富仁理论的孰是孰非，即鲁迅的意义究竟在“政治革命”还是在“思想启蒙”。京都的夜晚，一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学子，竟然横排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记得队伍中有南京大学的朱寿桐，浙江大学的黄健，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张富贵，上海的杨剑龙，武汉大学的龙泉民，山东大学的高旭东等等。我们不是去散步，而是步行去探望被这次大会排斥在外的汪晖先生。那时候的汪晖，刚刚出版《反抗绝望》，俨然是学界青年领袖。他的住处非常狭小，我们好像是坐在床上，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个夜晚群情激愤，汪晖就一直陪着我们温和地、温暖地笑着。翌日，在京的好友特约王富仁先生喝酒，我是他西大学妹，得以坐在他手边。富仁先生当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我正在读本科，所以常能看见他拿着烟蒂苦苦思索的样子。他是山东人，满脸憨厚，但能精读俄文原版著作，只要开口讲话，立刻迷倒一片。可惜我水土不服，不胜酒力，恍恍之间，看见他穿着一件花衬衫，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喝到最后，富仁先生对我说：“小妹，你若要研究学问，应该到北京来！”到了1992年的春天，成都召开鲁迅研究会的年会。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江山如画，满目苍翠。会长林非老师就站在身边，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他正式说：“我想考你的博士！”林非老师笑盈盈看着我，好像他早已知道了我的心思：“好啊，欢迎你来北京！最重要是必须把成绩考好！”我真想告诉他：这一天我已等了很久很久。西望长安，我的家园，你的历史背负太重，你的爬行太慢，我真的想要走了，我也必须走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东去北京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赴京赶考的书本，但是却再无心打开。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一面研究着美国大学刚刚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对我说：“你想改变生活，我也想改变生活。可我的目标不是北京，却是美国。如果我签证成功，希望你跟着我走！”列车徐徐向前，我的心忽然迷茫起来，前方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大考之前，为了坚定信心，我特别跑去拜访汪晖。还是那间狭小的屋子，还是那样温和的笑容。九二年成都会之后，我们一群人曾同游九寨沟，黄龙顶上留下了灿烂的合影。看我心事重重，汪晖拉我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在更狭小的厨房里做饭。那日吃的什么也是完全不记得，却记得告别时他哼了一个曲子，一个远行的曲子。暑热的北京，回到令人窒息的考场。我深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报考博士的机会，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也许是林非先生最后一次招考他的关门弟子。多年的心愿在煎熬着我，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就在同时同刻，我的先生正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门前申请签证，窗外乱云翻渡，是吉是凶，我心如麻。那年的考试，专业课的分数还好。但最后复试的当天，先生告知我已拿到签证，我顿时完全乱了方寸。林非老师端坐在面前，和蔼可亲地问我：“你说说散文的创作最难在哪里？写好散文的关键又是什么？”我的状态几乎是神驰八荒，灵魂出窍，简直就是胡乱作答。直到走出大楼，自己才回过神来，刚才恩师问的题目其实就是想要我回答一个“情”字！羞愧之下，我知道自己的博士之路从此梦断。许是天命，野性的我终于还是走上了远游的路。踏出国门前与林非老师告别，他殷殷相告：“你不要忘记写作，将来定在散文上有作为。”我心里发热，但我的心愿是研究散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创作散文！林非老师一眼看透我直言：“散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初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心里很苦，身体又累。远离了学术，远离了文学，暗夜中我常常蹉叹：这样的生活难道就是我想要的吗？就在我痛苦徘徊之际，林非和肖风老师不断写信来关心我，信中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是：“生活之树常青，只要你写下来就能成为作家！”是呀，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直到1998年，我在海外的第一部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了。这本蓝色封面的小书几乎是与我的孩子一起孕育而成，里面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夜里打工回来后完成的。欣慰的是那些初临新大陆睁眼看世界的故事，不仅发表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同时发表在故乡的《西安晚报》上。感激我可爱的母亲，每每如获至宝地替我从报上剪贴下来再寄给我。这部简陋的小书是我海外散文创作的初试锋芒，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他乡报告。显然，《走天涯》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远在北京的林非老师毅然为此书执笔写序。他的呕心沥血的长序，不仅充分地肯定了我在天赋和气质上更善于在情感和形象的天空里飞翔，而且还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篇章，并殷殷地期盼：“随着瑞琳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相信她一定会告诉自己同胞更多充满人生况味的异国他乡的故事。” 这篇序言，每每捧读，心热眼热。我明白，他在期望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冲刺。写作，更带给我人生的神奇。因为《走天涯》中所写的休斯敦华人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也是在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作家，领馆推荐我前往福建泉州参加首届海外作家笔会，可惜因为小儿不满两岁，未能成行。但他们后来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一书，选入了我的《休斯敦的中国女人》。2000年，我首次参加海外最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暨洛杉矶作协联合举办的全球征文大赛，初赛决赛均一路领先，最后获得第二名。因为第一名从缺，所以各界的文友们都恭喜我夺得了头奖。我把这篇获奖作品《他乡望月》寄给了林非老师，他为我写了一句话：“这篇文字，是你八年海外生活的思考结晶。”最难忘2003年，林非老师以恢弘之气主编《二十世纪名家经典海外游记》。书中首选的第一位是康有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有梁启超，林语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当代的作家有季羡林，陈荒煤，杨朔，秦牧，汪曾祺，宗璞，王蒙，邓友梅，余光中，董桥，另外还有冯骥才，陈忠实，余秋雨，张抗抗，赵丽宏，舒婷，铁凝，韩小惠等。我想他是为了鼓励我，在书的尾篇收入了我的《雪鸟飞翔的地方》。后来我们见面，他送给我样书，打趣说：“这本书可是从康有为到陈瑞琳啊！”2003年，也是我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自《走天涯》出版后，我希望自己走出北美山川的近距离地描述，而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探索中西文化的深层感受。于是，我的足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精神的开阔带来了文字的改变。记得那篇《英伦秋行》还是手写的，首发在中国文联白舒荣老师当时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上，并由此正式进入了海外华文学的研究视野。油墨纸香的《“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刚刚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呈送给林非老师。每次回北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驱车到静淑苑，快速登上五楼敲门，然后是笑语声声。肖凤老师曾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满满的一盘，烧得油亮，真是好吃极了。他们说唯一的宝贝儿子之所以长得那么高，就是来自这两个法宝，一是红烧肉，二是睡足觉。饭桌上，林非老师还送给我他的新作，一部《读书心态录》理性深邃，一部《火似的激情》驰骋飞扬。看着他满头岁月的华发，研究和创作的热情依如年轻人的奔放，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我心里，感觉血液里融进了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回到美国，我收到了林非老师创作的一篇亲情美文《离别》，是送他们的儿子去美国读书。文章的最后一段写肖凤回家，摸着儿子睡过的空床，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后来看到好多评论，比较《送别》与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两种背影，两个时代，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他们夫妇就携手来美国看儿子，顺途也来看我。我怎么也没想到，肖凤老师进门，立刻拿出一样东西，是她自带的围裙，说要给我烧饭，简直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她烹调的一道绝活是煮排骨汤，其奥妙是多放料酒，汤和肉都香极了。就在那年春节，我给林非老师写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评论的人少而又少，我应该担当起这个使命。”林非老师回我：“天降大任，你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吧！”那些日子，我竟如孤雁，有些含辛茹苦，在北美，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不为职称，毫无报酬，破天荒地发掘和评论着一个个默默写作的人，为我的同代作家写碑立传。2005年的9月，由我和西雅图作家融融共同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在美国轻舟出版社隆重出版。这一年的10月，纽约的天空到处飘洒着驾风而舞的缤纷彩叶，来自加拿大，美国及中国的各路作家和学者纷纷飞向纽约，共同庆祝第一本北美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文集《一代飞鸿》的问世。让我尤其动容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代文学前辈如王鼎钧，董鼎山，郑愁予，赵淑侠，赵淑敏，张凤，丛苏等都慨然前来，与我们共襄盛举。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特别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华文创作的五个重要年代，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代飞鸿》为标志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我的更深感动是老先生并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就在同一年，我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两岸作家的对谈。到了年底，国内的《文艺报》评选我“理论创新奖”，颁奖就在12月的人民大会堂。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隆重推出“北美经典五重奏”，我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列在其中。春种秋收，生命的耕耘有了金色的景象。我把这一切告诉林非先生，他是那样的喜悦和安慰！归去来兮，每年的回国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而每次回到北京，叩见林非老师，也成为我归途的一个重要典礼。虽然我最终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在他心里，我好像早就是他的学生，他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甚至比别人更多。最难忘的一天，是林非先生在京的弟子为他庆生，大家邀我同乐，看大家捧上一大盆美得让人心颤的兰花献给林非老师，我亦温暖到幸福。2009年，新书《家住墨西哥湾》刚刚出版，就荣获了全球“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散文类优秀奖。走下颁奖台，我就一路飞奔到邮局，将新书寄往北京。因为我可以想象，林非先生肯定会把这部《家住墨西哥湾》摆放在他的案头，然后微笑着说：“瑞琳的散文真是越写越好了！”近三十年过去，我没有为林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身为晚辈，评论恩师的作品，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我只是把深深的感激埋在心里，化作动力，一路奋力前行。我期望着将来有一天，真的无愧恩师，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过了！”生命如画，但需要一束光照耀。那光是明亮的，也是温暖的，不仅穿透了一幅油彩的风景，而且穿透了历史的天空。······································说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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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和汪曾祺都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的影响,以文学作品表现某种风土人情下的人物形象,强调艺术和思想的重要性,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制约。
冯骥才，1942年2月9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当代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男，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冯骥才和汪曾祺，他们之间没有关系，只是在创作方向有相似的地方。冯骥才的小小说和汪曾祺的小小说，像塔克拉玛干沙漠同一棵胡杨树长出的两种形态的叶子，杨树的叶，柳树的叶。冯骥才强化“俗世”中之传奇，传奇性；而汪曾祺注重“俗世”中之平常，平常性，减弱传奇色彩。
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从高邮去上海，必得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常有青年学生在过封锁线时，被日本人无端抓走甚至杀掉。祖父、父亲一同商议好久以后，决定让汪曾祺扮成药材商人。为此，还让汪曾祺到"保全堂"熟悉业务几天，背下一些常见药材的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问。就这样，家人还是不放心。正巧一个在上海静安寺出家的高邮人回乡探亲，他也要回上海，有了这个和尚照顾，汪曾祺毫无风险地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准备一道去昆明的同学。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香港经越南到昆明，进出越南必须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其他同学来得早，都已办好了，就差汪曾祺，别人不好代替。没有签证，还是走不成。后来是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1939年7月中旬，汪曾祺和他的同学踏上去昆明的漫长路程。这段路本来就不好走，何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坐轮船从上海出发。要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单是从上海到香港这段水路就够沉闷单调的，因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从香港到越南还算顺利。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们赶到河内，费了些周折，终于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汪曾祺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壮，经过这一路十多天的辛苦劳累，觉得十分疲劳。在河内，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价钱倒不贵，就是卫生条件太差。天一黑，蚊虫特多，一顶破蚊帐根本无济于事，简直无法入睡。幸亏只住两天，要是时间再长一些，汪曾祺肯定受不了。就这样，打从上海出发算起，前后花了近二十天时间，这些年轻人总算赶到昆明，这时离正式考大学只有六七天了。由于报考的学校不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让这么多人仍然住在一起的地方，到昆明以后，大家就分头找住处。当时，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校很多，汪曾祺通过同学关系，寄住在位于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地方离著名的风景区翠湖很近，汪曾祺在这之前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从书上见过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去翠湖游览就病倒了。这是他到昆明后的第三天，才把宿舍安顿好，早上一觉醒来，冷得发抖。冷过了发热，浑身像火炉般烫人，而且伴着剧烈的头疼。又过了一会儿，大汗淋漓，内衣湿透，虽然轻松了一些，但人感到很虚弱。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是个热心人，一看这情形，赶紧把他送到校医务室。验血以后，校医初步诊断是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菌，这可不是小事，叫立即送医院。在医院，护士给汪曾祺量了体温，超过40度。她二话不说，先给汪曾祺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时，汪曾祺感到不妙了，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怎么问这个问题?"护士看了看稚气尚未完全脱尽的汪曾祺，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情，笑了，安慰说："不要紧的，给你打强心针，是怕你烧得厉害，人受不住。"再次抽血化验，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汪曾祺猛然想起，这病与在越南河内那两天住宿有关，当时不在意。这就是书中说的瘴气吧?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了，汪曾祺一看是606，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看他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护士又忍不住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纯朴，也很可爱。看来，他平时看的书很多，很杂，懂得的知识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护士耐心地告诉汪曾祺："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后，汪曾祺的病情在一两天内迅速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汪曾祺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误了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同意，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食，藕粉、蛋花汤都可以。汪曾祺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 到昆明后，汪曾祺报考的学校，第一个就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志愿。他多次听人说过，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组成的大学中文系中，有他十分景仰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名人，能够做他们的学生，听他们的课，那才真正的三生有幸。考试进行了三四用状天仪天，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门。汪曾祺一门不拉地参加了。一个星期后就发榜，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挤到西南联大学校的门口看榜，激动的汪曾祺也在其中。对于这次带病进考场，其中一些科目又是他平时头疼的课程，因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填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时，还填报了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这所学校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考不取西南联大，学不成文学就去学画。尽管如此，他仍首先看中国文学系新生名单，才看了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顿觉心花怒放。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如愿以偿更令人快乐的呢!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简陋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激起他的学习信心学校虽然发榜，但离开学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汪曾祺的情绪很好，既因为如愿以偿地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也因为疾病消除，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正好抓紧这段时间，看看书，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他与同学们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游览次数最多的地方则是住处附近的翠湖。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觉得翠湖既与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一样，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又有自己独特的方面，那就是湖与城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别的地方，城是城，湖是湖。翠湖不同，是湖，也是一条路，并不妨碍交通。湖当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甬府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因此，翠湖中往往是游人少，行人多，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翠湖的垂柳即使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在雨季，翠湖到处可见的柳树绿得简直要滴下来，树影倒映在极清的湖水中，只能用"翠"字来形容。汪曾祺注意到，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有人甚至停下来，在路边石凳坐一坐，抽一枝烟，难得悠闲地四下看看。即使匆匆忙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每逢这时，汪曾祺就感慨地想，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间，读了很多书。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逮住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贪吃不止。多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还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也可能举世无双。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惯了，并没有意见。游览昆明名胜，去翠湖图书馆看书之外，汪曾祺还常与一道被录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到新校舍去玩。这大抵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渴望与好奇。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些甚至是借用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但坟主的后代已不知去向，联大征用这片土地并未引起麻烦。汪曾祺之所以对新校舍感兴趣，是因为他听说文、理、法三院的男生都住在新校舍，对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不免要格外关心些。第一次到联大新校舍，汪曾祺甚至有点失望，与他想像中的高等学府差距太大了。有一座校门，但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汪曾祺的春夏秋太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去的那天，一场骤雨刚歇，马路上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就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一分为二，路以西是学生宿舍，路以东是图书馆、大食堂、教室......汪曾祺迫不及待地去看学生宿舍。嗨，一样简陋不堪。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倒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所有学生宿舍都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床与墙垂直，各排了10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一开始，汪曾祺很担心，这样的宿舍太简陋，住的人太多，能睡好觉吗?再接着看几间高年级学生的宿舍，他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把双层床靠墙直放，刻板地向右看齐。聪明的学生总是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形，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汪曾祺还看到，宿舍中没有桌椅，但聪明的大学生自有办法，他们去买了很便宜的肥皂箱，一般三个就够用了。上面一个糊一层报纸，便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是书橱、衣柜了。椅子?床就是。看来，许多未来学士就是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参观了新校舍，特别是参观了学生宿舍，原来为校舍、宿舍过于简陋而感到微微失望的汪曾祺，心中忽然充满了感动与激动。他想，千百年来，寒窗苦读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宝贵传统，这种传统在西南联大得到史无前例的继承与发扬。敌寇入侵，国难当头，一批名牌大学迫不得已迁到昆明，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有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在艰苦而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坚持高扬起西南联大的旗帜，是希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一如既往地培养和造就救国、保国、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希望。理解和想通了这一切，汪曾祺渴望早日开学，渴望多学一点知识的心情，变得特别强烈起来......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开学了。汪曾祺就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1939年、1940年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人生、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 、山遍野，但人有习惯性，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个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馆，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另一个"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沟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什么是散文？散文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由于它取材广泛，摇曳多姿，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如同五彩斑斓的风景画，让人陶醉，让人喜爱。那么我们怎样来写散文呢？写散文要牢牢掌握它的五个特点： 散文的特点 一、时间跨度大散文不受时间限制，前可以远涉古代，后可跨及未来，又可覆盖今天。如秦牧的散文《土地》从今日的土地一片生机，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晋公子重耳狼狈出逃时手捧泥土感谢土地是上苍的恩赐。再如杨朔散文《荔枝蜜》，从小时候上树掐海棠花被蜜峰蜇了一口，写到现在的参观蜜蜂场。时间跨度很大，但却紧紧围绕作者要表现的主题没有让人感到丝毫的散乱。联想极丰富，文笔挥洒自如，极有感染力。 写散文时可以根据散文的这一特点，扩大时间跨度，多充实一些有关事件，插入多组镜头，来增加散文的内容和色彩，使文章多姿多彩，知识性强。 二、空间转换广 散文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天南海北，空间宇宙，无不可以包容其中。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空间跨度从中国到日本，再从东京到仙台，又从仙台回到北京，接着又写走到厦门，空间跨度大，空间转换之多让人目不暇接，但写得层次分明，详略得当。把复杂的人和事放在每个空间里，有的随意点染，有的泼墨描绘，错落有致，色彩斑斓。如果我们在写散文时注意到这个特点，就不大会犯单薄、贫乏的毛病。 三、事件牵涉多 写散文，多数离不开事件，尤其是叙事散 文，事件是散文的“硬件”。许多好的散文有一个中心事件，以及烘托连带的一些与之有关的其它事件。如袁鹰的散文《井冈翠竹》，写井冈山的竹子做过武器杀伤敌人，做过竹筒盛粥，做过红军的扁担挑着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到延安，走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竹子又被派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用场……事件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四、表达方式活 散文常用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茅盾名篇《白杨礼赞》，就综合地运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如文章开头就记叙和描写了汽车在黄土高原上奔驰看到的黄土高原的外貌，用抒情和议论点明了白杨树的象征意义。这些方式的运用，有力地表达了主题，使文章气势浩大，摄人心魄。我们在写散文时，特别要注意综合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使文章富有波澜。 五、勾连全文巧 散文的取材，可谓“杂乱”有章。既使散思路开阔，包容量大，又使散文紧紧围绕作者的意图而不“越轨”。秦牧说写散文最不能丢的是“思想的红线”。即用一个醒目深刻的思想，把看似散乱的一大堆材料，贯穿成文。若把这一个个事件喻作“珍珠”，真可叫做“红线穿珠”了
汪曾祺受的散文优美、淡雅、朴实、精炼。
第一个特点，汪曾祺的语言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寓巧于拙，表达真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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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编者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编者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汪曾祺散文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山东清平（今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参考资料：yg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从高邮去上海，必得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常有青年学生在过封锁线时，被日本人无端抓走甚至杀掉。祖父、父亲一同商议好久以后，决定让汪曾祺扮成药材商人。为此，还让汪曾祺到"保全堂"熟悉业务几天，背下一些常见药材的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问。就这样，家人还是不放心。正巧一个在上海静安寺出家的高邮人回乡探亲，他也要回上海，有了这个和尚照顾，汪曾祺毫无风险地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准备一道去昆明的同学。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香港经越南到昆明，进出越南必须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其他同学来得早，都已办好了，就差汪曾祺，别人不好代替。没有签证，还是走不成。后来是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1939年7月中旬，汪曾祺和他的同学踏上去昆明的漫长路程。这段路本来就不好走，何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坐轮船从上海出发。要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单是从上海到香港这段水路就够沉闷单调的，因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从香港到越南还算顺利。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们赶到河内，费了些周折，终于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汪曾祺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壮，经过这一路十多天的辛苦劳累，觉得十分疲劳。在河内，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价钱倒不贵，就是卫生条件太差。天一黑，蚊虫特多，一顶破蚊帐根本无济于事，简直无法入睡。幸亏只住两天，要是时间再长一些，汪曾祺肯定受不了。就这样，打从上海出发算起，前后花了近二十天时间，这些年轻人总算赶到昆明，这时离正式考大学只有六七天了。由于报考的学校不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让这么多人仍然住在一起的地方，到昆明以后，大家就分头找住处。当时，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校很多，汪曾祺通过同学关系，寄住在位于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地方离著名的风景区翠湖很近，汪曾祺在这之前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从书上见过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去翠湖游览就病倒了。这是他到昆明后的第三天，才把宿舍安顿好，早上一觉醒来，冷得发抖。冷过了发热，浑身像火炉般烫人，而且伴着剧烈的头疼。又过了一会儿，大汗淋漓，内衣湿透，虽然轻松了一些，但人感到很虚弱。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是个热心人，一看这情形，赶紧把他送到校医务室。验血以后，校医初步诊断是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菌，这可不是小事，叫立即送医院。在医院，护士给汪曾祺量了体温，超过40度。她二话不说，先给汪曾祺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时，汪曾祺感到不妙了，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怎么问这个问题?"护士看了看稚气尚未完全脱尽的汪曾祺，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情，笑了，安慰说："不要紧的，给你打强心针，是怕你烧得厉害，人受不住。"再次抽血化验，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汪曾祺猛然想起，这病与在越南河内那两天住宿有关，当时不在意。这就是书中说的瘴气吧?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了，汪曾祺一看是606，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看他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护士又忍不住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纯朴，也很可爱。看来，他平时看的书很多，很杂，懂得的知识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护士耐心地告诉汪曾祺："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后，汪曾祺的病情在一两天内迅速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汪曾祺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误了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同意，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食，藕粉、蛋花汤都可以。汪曾祺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 到昆明后，汪曾祺报考的学校，第一个就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志愿。他多次听人说过，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组成的大学中文系中，有他十分景仰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名人，能够做他们的学生，听他们的课，那才真正的三生有幸。考试进行了三四用状天仪天，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门。汪曾祺一门不拉地参加了。一个星期后就发榜，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挤到西南联大学校的门口看榜，激动的汪曾祺也在其中。对于这次带病进考场，其中一些科目又是他平时头疼的课程，因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填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时，还填报了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这所学校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考不取西南联大，学不成文学就去学画。尽管如此，他仍首先看中国文学系新生名单，才看了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顿觉心花怒放。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如愿以偿更令人快乐的呢!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简陋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激起他的学习信心学校虽然发榜，但离开学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汪曾祺的情绪很好，既因为如愿以偿地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也因为疾病消除，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正好抓紧这段时间，看看书，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他与同学们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游览次数最多的地方则是住处附近的翠湖。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觉得翠湖既与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一样，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又有自己独特的方面，那就是湖与城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别的地方，城是城，湖是湖。翠湖不同，是湖，也是一条路，并不妨碍交通。湖当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甬府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因此，翠湖中往往是游人少，行人多，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翠湖的垂柳即使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在雨季，翠湖到处可见的柳树绿得简直要滴下来，树影倒映在极清的湖水中，只能用"翠"字来形容。汪曾祺注意到，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有人甚至停下来，在路边石凳坐一坐，抽一枝烟，难得悠闲地四下看看。即使匆匆忙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每逢这时，汪曾祺就感慨地想，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间，读了很多书。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逮住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贪吃不止。多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还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也可能举世无双。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惯了，并没有意见。游览昆明名胜，去翠湖图书馆看书之外，汪曾祺还常与一道被录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到新校舍去玩。这大抵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渴望与好奇。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些甚至是借用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但坟主的后代已不知去向，联大征用这片土地并未引起麻烦。汪曾祺之所以对新校舍感兴趣，是因为他听说文、理、法三院的男生都住在新校舍，对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不免要格外关心些。第一次到联大新校舍，汪曾祺甚至有点失望，与他想像中的高等学府差距太大了。有一座校门，但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汪曾祺的春夏秋太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去的那天，一场骤雨刚歇，马路上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就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一分为二，路以西是学生宿舍，路以东是图书馆、大食堂、教室......汪曾祺迫不及待地去看学生宿舍。嗨，一样简陋不堪。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倒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所有学生宿舍都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床与墙垂直，各排了10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一开始，汪曾祺很担心，这样的宿舍太简陋，住的人太多，能睡好觉吗?再接着看几间高年级学生的宿舍，他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把双层床靠墙直放，刻板地向右看齐。聪明的学生总是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形，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汪曾祺还看到，宿舍中没有桌椅，但聪明的大学生自有办法，他们去买了很便宜的肥皂箱，一般三个就够用了。上面一个糊一层报纸，便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是书橱、衣柜了。椅子?床就是。看来，许多未来学士就是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参观了新校舍，特别是参观了学生宿舍，原来为校舍、宿舍过于简陋而感到微微失望的汪曾祺，心中忽然充满了感动与激动。他想，千百年来，寒窗苦读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宝贵传统，这种传统在西南联大得到史无前例的继承与发扬。敌寇入侵，国难当头，一批名牌大学迫不得已迁到昆明，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有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在艰苦而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坚持高扬起西南联大的旗帜，是希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一如既往地培养和造就救国、保国、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希望。理解和想通了这一切，汪曾祺渴望早日开学，渴望多学一点知识的心情，变得特别强烈起来......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开学了。汪曾祺就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1939年、1940年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人生、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 、山遍野，但人有习惯性，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个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馆，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另一个"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沟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去图书大厦是奔着木心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去的。可惜没找到，却意外发现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这让我更加惊喜。一直特别喜欢汪曾祺的散文，收集了他所有的集子，前不久网上一位朋友求他1985年的散文集《晚饭花集》，我有，牛吧，买的时候1、4元。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分析他的散文风格，不买书分析什么呢？
他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什么，连起来就有味道。“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放在一起就像“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喜欢的地方就在此：简单、流畅，不娇柔，一气呵成。
汪曾祺作为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已是公认的事实，特别是他执笔的《沙家浜》家喻户晓。而我从知道他的名字起就把他当做散文家，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大淖纪事”，说不出的散淡、精致，就连青石板的苔藓都滑爽地让人想念。
《人间草木》从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最早的写于四十年代，大部分写于后半生，风格依然朴实，技巧臻于至境，很多文章我第一次读到。分别写了花草景致、各地风物、故乡美食、游记采风、难忘岁月、故人师长、平淡人生，篇篇都是精品。
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不枯燥、不艰涩，伴随着时代的印迹，老宅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滑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的在陷逸的老房子里漫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由于他熟读古文，文中比喻、怀旧、信手拈来，时不时跳出一些奇句、古句、拗句，风格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
写人的文章却情绪活跃、调子轻快，是一种极简的水墨摹写人物传统模式。一个个至亲人物出场，链接了他背诗、临贴、品茶、作画、写文的成长足迹，并理解其淳厚文学功底的源泉。
最喜欢他写美食和各地小吃的章节。偏偏他好象知道女性读者的爱好，只要提到美食，一定要细细介绍味道和制作过程，然后将成品认真形容一番，不但色彩斑斓还有立体感。
汪曾祺曾自谦地说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的长篇散文。他也不写抒情散文，觉得这个岁数感情过于洋溢，有点像老年人写情书，“不好意思”，所以他的散文都不长，“歪打正着”适应这个“快餐年代”的阅读习惯。短短的，散淡的小美文，读着不累，尤其适合春日午后散淡的阳光洒在身上，多数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在梦中体验“字字矶珠，句句灼灼”的意境。
好的文章是托着读者一路读下来“哟，完了，后来呢？”意犹未尽是也，这本散文集就有这效果。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陆放翁的诗，与他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爱这首诗的，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他想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带着心情的生活。
他对生活的感觉，似乎略有逃学孩子的清闲，世界也就这么大：嘴里叼着的微甜的草根、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娇嗔柔和的“卖杨梅——”声、在窗台上悄悄“吸着水”的绣球花，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他真实地、切身地享受这种艺术。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大多数人为了摆脱平庸而奋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经历了暴风雨也见过了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理解平淡、用这种平淡的心境热爱着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实从他的文章里得以体现的闲适之美正是他经历了人事浮沉后所潜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可惜现在人们大多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关注这些看似琐碎的美，他们大多脚步匆匆，厚重的镜片竟把人们的心与社会、与自然隔离，太多的金属制品竟把人们的心层层包裹，作者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曾经，不止一次地置身于《受戒》中的桃花源，在这里我仿佛来到了一个原始的乌托邦，一个宁静美妙的世外桃源，并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它！
那是一片理想的乐土，确切的说，这是一个原始的乌托邦，在庵赵庄人们的心中，和尚和种地，织席，箍桶，画画等行当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自由平等的职业人，与世道的艰辛，人生的苦涩都无关。如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通的好把式，不仅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也是精神的出奇，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也是众家嫁闺女的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静，已有人家，小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从这家人的日子，就可看出庵赵庄芸芸众生的一斑。
至于荸荠庵里的僧侣生活就更令人向往了，完全没有一般佛门寺庙里清规的羁绊。这里的和尚只要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如放瑜伽焰口，拜梁黄忏之类，从此就可以吃现成饭，可以赚钱，可以还俗，可以娶亲，还可以买田置地，过优哉游哉的神仙日子。庵里的老师傅终日枯坐念佛，不问世事，在那“一花一世界”里沉醉。大师父仁山是“当家的”，管着经账，租账，债账三本帐簿，平日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是披件短僧衣，袒露着他那黄色的圆肚皮，光脚踢踏着拖鞋；其他两位师傅也是各有千秋，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最让人诧异的是他们吃肉从不瞒人，甚至过年的时候就在大殿上杀猪，这里的和尚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祥乐时光，这哪里是一个“佛门净土”，分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
就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梦境中，我们的小主人公小明子和小英子相遇了：小明子他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聪颖好学，在随舅舅出家做了和尚渡船时，遇上了小英子，渐渐的，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明子经常上小英子家，就这样，他们间朦胧的初恋就悄然萌生了，他们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他们一起栽秧，放牛，割稻子，看打场，特别是他们挖荸荠后回家的一段白描，“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多美的描写啊，把少男少女初恋时的心态描摹得曲尽其妙，婉而成章。最是最后他们一道进城，一个去善因寺受戒，一个给家里买东西，他们同坐一条小船，一道归去来，最后终于逼出了小明子的心里话：希望小英子做他老婆。
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此沉静，如此美好，人就会不自觉地与环境浑然一体，产生无限遐想，《受戒》，世外桃源般的梦境，让我无限向往！
孔老夫子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食色性也”。这说明，吃东西和喜欢漂亮的事物是人的`本性。因此，吃，也就成了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
古往今来，关于描写吃的文章多矣，然吾独喜汪曾祺先生的风格。究其根本，在于其文字中充满了对这世界的赞美与感激，对生活的热爱与真诚。
在《故乡的食物》里，作者重点写了一样平常不过的食品—炒米。文章一开头，作者引用了《板桥家书》中的一段话：“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此句一出，顿时让人觉得很亲切！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用一碗炒米，温暖着彼此的身体与心灵！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描写了在战乱年代的一个小插曲，没有常见的凄风苦雨，也没有常人心目中的离乱之苦，而是用幽默、浪漫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战乱中与炒米相伴的夜晚：“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国民革命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在如此乱境中，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份淡定，一份安静，一份从容，甚至一份幽默，这是何等的大智慧，大勇气！而这智慧和勇气有来自何处？文中自有交待：“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没有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没有对生命的无比礼赞，怎么会有如此的胸襟与气魄？
《豆汁儿》描写的则是北京城底层人民鲜活的生活画面：“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有了豆汁儿，这天吃窝头就可以不用熬稀粥了。这是贫民食物。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最有趣的一段在结尾处：有保定老乡坐下，掏出两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碗”，卖豆汁儿的告诉他5分钱。“咸菜呢？”“咸菜不要钱。”“那给我来一碟咸菜。”寥寥数语，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顿时让人感到这世界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可爱，如此的让人留恋！
汪曾祺的书，用文学少女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女儿节的茶巾寿司，上等多汁的蘑菇，香喷喷的白芝麻，栗子。加入这么多配料的醋饭，用稍带甜味的薄薄蛋饼仔细的包裹着。虽然不是最近的作品，却非常亲切、可爱、紧紧揪住胸口，可是读著读著，醋的味道也不断变浓，直到最后变成深切的无常观充塞胸中。
我觉得汪曾祺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地方民俗特色很浓。尤其是饮食文化，让人感觉这不是一本散文，倒像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了。不能不让人想起《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烧菜给洪七公吃的那一段。包括他的语言，都是半掺着文言的，读起来反而让人有一种顺化流畅的感觉。羽毛般又轻又薄的甜甜煎蛋慢慢四散在口中，心脏扑通扑通地跳著期待包在里头的松软康吉鳗、碎栗子的出现。就像是这样的感觉！
古往今来，上至九龙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向往着羽化登仙的生活，若是做不到，便梅妻鹤子，隐逸孤山做个隐士。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尘世带给人的快乐生活。舒婷在她的《神女峰》中写道：“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长生不老，淡泊名利固然值得欣喜或钦佩，然而对酒当歌，寻山问水，觥筹交错却有着那些所谓的神仙隐士们体会不到的一番乐趣与风情。
汪曾祺的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个道理。他写那些人都是些市井中最最常见的小人物，他写的食也是路边小摊上的并不怎么高级的地方小吃，他写的事也是一些常见的鸡毛蒜皮。可人们可从他那看似平淡无味的语言中品出人与人之间的美丽情感。命运在最大的不公平中有时会偶尔留下一丝温暖慰藉的余温，让人对这尘世难舍难弃，又好像一些另有深意的安排，一人一事都不是随便出现的，全看你心智够不够来领悟天意。
儿子与父亲间深切的交流等等，每一样都值得品味。
用力咬下椎茸瞬间流出的美妙汤汁！
融化在嘴里的康吉鳗！
成块的醋饭和栗子的甜味成了绝妙的搭配！
就连缠著蛋皮的葫芦乾也是充满弹性非常好吃呐！
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的美妙之处。想到书中人事那些美丽的误会与牵绊，哪怕再僵硬的嘴角，也终会露出一抹微笑。
今天读完汪曾祺散文，感触较深。
一是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比如如何在文章中用字，其中他提到中国汉字的独特性和意义，他说中国汉字是用来看的，不是说的。许多诗歌一朗诵就没有以前的东西了，所以他反对朗诵诗歌和散文。他主张一字一字的认真扣字眼，沈从文的《边城》不到七万字，但写了半年。汪曾祺的散文同样从一个一个的字来看没有什么独特。但当放到一起那种行云流水的洒脱真的很奇妙。他主张刻画人物不应该描写太多，而应该从环境、声音、颜色等各个方面进行描写和烘托。如何组织文章？他说他是先在头脑里面对整个文章有了轮廓以后才写的。要先有个整体的构思。这些都是他端一杯清茶静坐时想出来的。
二是他的散文风格朴素、简练。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正是师承了沈从文的特点。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汪曾祺也说到老师沈从文、老舍他们是怎样练字的。汪曾祺本人家学渊源深厚，爱好广泛，上小学时，他的祖父就给他教《论语》，写小论文“义”，这就相当不错了，我上小学时，除了会放羊、掏鸟窝之外，文化的东西是绝缘的。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是真情、真语言。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不像现在好多人写的文章喜欢辞采华丽，但内容空空。不舒服，很令人别扭，不真实。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我的母亲》中对三位母亲的回忆。虽然两位是继母，但却充满了感情和幸福。
三是他的用情。他对任何人都是友好的。如对西南联大的诸多师友的回忆中，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对老师和同学的感情。很纯真，很自然，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像他一样。对任何人都很友好，对任何事都很认真。且那种追求自然、朴素的养生之道也值得我学习。文中提到的他的老师的一些为人处世，待客之道，修身养性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那都是真人真事，人在生活中应该保持一颗童心，不要装腔作势。看书就是学习嘛。学文章，学做人，都很重要。
浅论《边城》的生命理想和艺术风采一、《边城》的创作背景二、《边城》承载的生命理想1.“地域故土”的眷念与失落2.寻觅中的“理想家园”3.翠翠体现了沈从文的悲剧性格三、《边城》的艺术风采1．简练凝洁的叙述方式2．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3．雅俗交融的语言对话4．和谐优美的人景合一四、结语
去图书大厦是奔着木心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去的。可惜没找到，却意外发现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这让我更加惊喜。一直特别喜欢汪曾祺的散文，收集了他所有的集子，前不久网上一位朋友求他1985年的散文集《晚饭花集》，我有，牛吧，买的时候1、4元。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分析他的散文风格，不买书分析什么呢？
他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什么，连起来就有味道。“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放在一起就像“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喜欢的地方就在此：简单、流畅，不娇柔，一气呵成。
汪曾祺作为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已是公认的事实，特别是他执笔的《沙家浜》家喻户晓。而我从知道他的名字起就把他当做散文家，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大淖纪事”，说不出的散淡、精致，就连青石板的苔藓都滑爽地让人想念。
《人间草木》从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最早的写于四十年代，大部分写于后半生，风格依然朴实，技巧臻于至境，很多文章我第一次读到。分别写了花草景致、各地风物、故乡美食、游记采风、难忘岁月、故人师长、平淡人生，篇篇都是精品。
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不枯燥、不艰涩，伴随着时代的印迹，老宅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滑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的在陷逸的老房子里漫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由于他熟读古文，文中比喻、怀旧、信手拈来，时不时跳出一些奇句、古句、拗句，风格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
写人的文章却情绪活跃、调子轻快，是一种极简的水墨摹写人物传统模式。一个个至亲人物出场，链接了他背诗、临贴、品茶、作画、写文的成长足迹，并理解其淳厚文学功底的源泉。
最喜欢他写美食和各地小吃的章节。偏偏他好象知道女性读者的爱好，只要提到美食，一定要细细介绍味道和制作过程，然后将成品认真形容一番，不但色彩斑斓还有立体感。
汪曾祺曾自谦地说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的长篇散文。他也不写抒情散文，觉得这个岁数感情过于洋溢，有点像老年人写情书，“不好意思”，所以他的散文都不长，“歪打正着”适应这个“快餐年代”的阅读习惯。短短的，散淡的小美文，读着不累，尤其适合春日午后散淡的阳光洒在身上，多数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在梦中体验“字字矶珠，句句灼灼”的意境。
好的文章是托着读者一路读下来“哟，完了，后来呢？”意犹未尽是也，这本散文集就有这效果。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陆放翁的诗，与他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爱这首诗的，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他想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带着心情的生活。
他对生活的感觉，似乎略有逃学孩子的清闲，世界也就这么大：嘴里叼着的微甜的草根、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娇嗔柔和的“卖杨梅——”声、在窗台上悄悄“吸着水”的绣球花，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他真实地、切身地享受这种艺术。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大多数人为了摆脱平庸而奋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经历了暴风雨也见过了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理解平淡、用这种平淡的心境热爱着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实从他的文章里得以体现的闲适之美正是他经历了人事浮沉后所潜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可惜现在人们大多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关注这些看似琐碎的美，他们大多脚步匆匆，厚重的镜片竟把人们的心与社会、与自然隔离，太多的金属制品竟把人们的心层层包裹，作者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曾经，不止一次地置身于《受戒》中的桃花源，在这里我仿佛来到了一个原始的乌托邦，一个宁静美妙的世外桃源，并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它！
那是一片理想的乐土，确切的说，这是一个原始的乌托邦，在庵赵庄人们的心中，和尚和种地，织席，箍桶，画画等行当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自由平等的职业人，与世道的艰辛，人生的苦涩都无关。如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通的好把式，不仅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也是精神的出奇，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也是众家嫁闺女的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静，已有人家，小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从这家人的日子，就可看出庵赵庄芸芸众生的一斑。
至于荸荠庵里的僧侣生活就更令人向往了，完全没有一般佛门寺庙里清规的羁绊。这里的和尚只要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如放瑜伽焰口，拜梁黄忏之类，从此就可以吃现成饭，可以赚钱，可以还俗，可以娶亲，还可以买田置地，过优哉游哉的神仙日子。庵里的老师傅终日枯坐念佛，不问世事，在那“一花一世界”里沉醉。大师父仁山是“当家的”，管着经账，租账，债账三本帐簿，平日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是披件短僧衣，袒露着他那黄色的圆肚皮，光脚踢踏着拖鞋；其他两位师傅也是各有千秋，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最让人诧异的是他们吃肉从不瞒人，甚至过年的时候就在大殿上杀猪，这里的和尚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祥乐时光，这哪里是一个“佛门净土”，分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
就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梦境中，我们的小主人公小明子和小英子相遇了：小明子他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聪颖好学，在随舅舅出家做了和尚渡船时，遇上了小英子，渐渐的，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明子经常上小英子家，就这样，他们间朦胧的初恋就悄然萌生了，他们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他们一起栽秧，放牛，割稻子，看打场，特别是他们挖荸荠后回家的一段白描，“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多美的描写啊，把少男少女初恋时的心态描摹得曲尽其妙，婉而成章。最是最后他们一道进城，一个去善因寺受戒，一个给家里买东西，他们同坐一条小船，一道归去来，最后终于逼出了小明子的心里话：希望小英子做他老婆。
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此沉静，如此美好，人就会不自觉地与环境浑然一体，产生无限遐想，《受戒》，世外桃源般的梦境，让我无限向往！
孔老夫子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食色性也”。这说明，吃东西和喜欢漂亮的事物是人的`本性。因此，吃，也就成了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
古往今来，关于描写吃的文章多矣，然吾独喜汪曾祺先生的风格。究其根本，在于其文字中充满了对这世界的赞美与感激，对生活的热爱与真诚。
在《故乡的食物》里，作者重点写了一样平常不过的食品—炒米。文章一开头，作者引用了《板桥家书》中的一段话：“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此句一出，顿时让人觉得很亲切！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用一碗炒米，温暖着彼此的身体与心灵！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描写了在战乱年代的一个小插曲，没有常见的凄风苦雨，也没有常人心目中的离乱之苦，而是用幽默、浪漫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战乱中与炒米相伴的夜晚：“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国民革命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在如此乱境中，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份淡定，一份安静，一份从容，甚至一份幽默，这是何等的大智慧，大勇气！而这智慧和勇气有来自何处？文中自有交待：“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没有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没有对生命的无比礼赞，怎么会有如此的胸襟与气魄？
《豆汁儿》描写的则是北京城底层人民鲜活的生活画面：“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有了豆汁儿，这天吃窝头就可以不用熬稀粥了。这是贫民食物。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最有趣的一段在结尾处：有保定老乡坐下，掏出两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碗”，卖豆汁儿的告诉他5分钱。“咸菜呢？”“咸菜不要钱。”“那给我来一碟咸菜。”寥寥数语，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顿时让人感到这世界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可爱，如此的让人留恋！
汪曾祺的书，用文学少女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女儿节的茶巾寿司，上等多汁的蘑菇，香喷喷的白芝麻，栗子。加入这么多配料的醋饭，用稍带甜味的薄薄蛋饼仔细的包裹着。虽然不是最近的作品，却非常亲切、可爱、紧紧揪住胸口，可是读著读著，醋的味道也不断变浓，直到最后变成深切的无常观充塞胸中。
我觉得汪曾祺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地方民俗特色很浓。尤其是饮食文化，让人感觉这不是一本散文，倒像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了。不能不让人想起《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烧菜给洪七公吃的那一段。包括他的语言，都是半掺着文言的，读起来反而让人有一种顺化流畅的感觉。羽毛般又轻又薄的甜甜煎蛋慢慢四散在口中，心脏扑通扑通地跳著期待包在里头的松软康吉鳗、碎栗子的出现。就像是这样的感觉！
古往今来，上至九龙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向往着羽化登仙的生活，若是做不到，便梅妻鹤子，隐逸孤山做个隐士。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尘世带给人的快乐生活。舒婷在她的《神女峰》中写道：“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长生不老，淡泊名利固然值得欣喜或钦佩，然而对酒当歌，寻山问水，觥筹交错却有着那些所谓的神仙隐士们体会不到的一番乐趣与风情。
汪曾祺的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个道理。他写那些人都是些市井中最最常见的小人物，他写的食也是路边小摊上的并不怎么高级的地方小吃，他写的事也是一些常见的鸡毛蒜皮。可人们可从他那看似平淡无味的语言中品出人与人之间的美丽情感。命运在最大的不公平中有时会偶尔留下一丝温暖慰藉的余温，让人对这尘世难舍难弃，又好像一些另有深意的安排，一人一事都不是随便出现的，全看你心智够不够来领悟天意。
儿子与父亲间深切的交流等等，每一样都值得品味。
用力咬下椎茸瞬间流出的美妙汤汁！
融化在嘴里的康吉鳗！
成块的醋饭和栗子的甜味成了绝妙的搭配！
就连缠著蛋皮的葫芦乾也是充满弹性非常好吃呐！
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的美妙之处。想到书中人事那些美丽的误会与牵绊，哪怕再僵硬的嘴角，也终会露出一抹微笑。
今天读完汪曾祺散文，感触较深。
一是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比如如何在文章中用字，其中他提到中国汉字的独特性和意义，他说中国汉字是用来看的，不是说的。许多诗歌一朗诵就没有以前的东西了，所以他反对朗诵诗歌和散文。他主张一字一字的认真扣字眼，沈从文的《边城》不到七万字，但写了半年。汪曾祺的散文同样从一个一个的字来看没有什么独特。但当放到一起那种行云流水的洒脱真的很奇妙。他主张刻画人物不应该描写太多，而应该从环境、声音、颜色等各个方面进行描写和烘托。如何组织文章？他说他是先在头脑里面对整个文章有了轮廓以后才写的。要先有个整体的构思。这些都是他端一杯清茶静坐时想出来的。
二是他的散文风格朴素、简练。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正是师承了沈从文的特点。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汪曾祺也说到老师沈从文、老舍他们是怎样练字的。汪曾祺本人家学渊源深厚，爱好广泛，上小学时，他的祖父就给他教《论语》，写小论文“义”，这就相当不错了，我上小学时，除了会放羊、掏鸟窝之外，文化的东西是绝缘的。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是真情、真语言。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不像现在好多人写的文章喜欢辞采华丽，但内容空空。不舒服，很令人别扭，不真实。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我的母亲》中对三位母亲的回忆。虽然两位是继母，但却充满了感情和幸福。
三是他的用情。他对任何人都是友好的。如对西南联大的诸多师友的回忆中，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对老师和同学的感情。很纯真，很自然，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像他一样。对任何人都很友好，对任何事都很认真。且那种追求自然、朴素的养生之道也值得我学习。文中提到的他的老师的一些为人处世，待客之道，修身养性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那都是真人真事，人在生活中应该保持一颗童心，不要装腔作势。看书就是学习嘛。学文章，学做人，都很重要。
我这里有一篇汪曾祺的读后感，不知道算不算好，我不想把它放到网上，你留下个邮箱吧，我给你发过去。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毕业 论文是考核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写作现当代文学论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题目。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2. 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 3. 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情结 4. 余秋雨 散文 的 文化 “寻根”情结 5. 千古文人侠客梦——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 6. 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理想” 7.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8. 论阿城小说中的中国 传统文化 精神 9. 莫言小说运用色彩词的特点 10. “酷刑”与审美——论莫言《檀香刑》的美学风格 11. 论残雪小说的窥视心理描写 12. 两种病态人格的心理透视──论张爱玲与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 13. 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分析 14.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15. 《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分析 2. 《阿Q正传》中的丑陋人性 3. 《伤逝》和《寒夜》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比较论 5. 《狂人日记》的解构主义特征 6.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 7.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8. 社会学场域中的悲剧之痛——鲁迅《祝福》之还原性解读 9.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 10.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11.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疯癫意象透视 12. 鲁迅小说中人物“死亡”现象初探 13.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分析 14.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15. 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16. 沉沦与救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 17. 颓废——郁达夫悲剧小说的美学形态 18. 冰心与庐隐之比较 19.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 20. 论《雷雨》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基督教意识 2.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3.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4. 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 5. 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 6.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如繁漪、陈 白露 、花金子、愫方等) 7. 蘩漪悲剧成因的心理探析 8. 试论曹禺剧作的“出走者”人物系列 9. 论《骆驼祥子》中的戏仿叙事 10. 高觉新和汪文宣比较论 11.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村少女形象 12. 色彩、意象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 13.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比较论 14.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 15.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猜你喜欢： 1. 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参考目录 2.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3.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4. 有关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本科生论文 6. 关于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从高邮去上海，必得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常有青年学生在过封锁线时，被日本人无端抓走甚至杀掉。祖父、父亲一同商议好久以后，决定让汪曾祺扮成药材商人。为此，还让汪曾祺到"保全堂"熟悉业务几天，背下一些常见药材的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问。就这样，家人还是不放心。正巧一个在上海静安寺出家的高邮人回乡探亲，他也要回上海，有了这个和尚照顾，汪曾祺毫无风险地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准备一道去昆明的同学。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香港经越南到昆明，进出越南必须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其他同学来得早，都已办好了，就差汪曾祺，别人不好代替。没有签证，还是走不成。后来是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1939年7月中旬，汪曾祺和他的同学踏上去昆明的漫长路程。这段路本来就不好走，何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坐轮船从上海出发。要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单是从上海到香港这段水路就够沉闷单调的，因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从香港到越南还算顺利。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们赶到河内，费了些周折，终于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汪曾祺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壮，经过这一路十多天的辛苦劳累，觉得十分疲劳。在河内，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价钱倒不贵，就是卫生条件太差。天一黑，蚊虫特多，一顶破蚊帐根本无济于事，简直无法入睡。幸亏只住两天，要是时间再长一些，汪曾祺肯定受不了。就这样，打从上海出发算起，前后花了近二十天时间，这些年轻人总算赶到昆明，这时离正式考大学只有六七天了。由于报考的学校不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让这么多人仍然住在一起的地方，到昆明以后，大家就分头找住处。当时，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校很多，汪曾祺通过同学关系，寄住在位于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地方离著名的风景区翠湖很近，汪曾祺在这之前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从书上见过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去翠湖游览就病倒了。这是他到昆明后的第三天，才把宿舍安顿好，早上一觉醒来，冷得发抖。冷过了发热，浑身像火炉般烫人，而且伴着剧烈的头疼。又过了一会儿，大汗淋漓，内衣湿透，虽然轻松了一些，但人感到很虚弱。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是个热心人，一看这情形，赶紧把他送到校医务室。验血以后，校医初步诊断是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菌，这可不是小事，叫立即送医院。在医院，护士给汪曾祺量了体温，超过40度。她二话不说，先给汪曾祺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时，汪曾祺感到不妙了，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怎么问这个问题?"护士看了看稚气尚未完全脱尽的汪曾祺，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情，笑了，安慰说："不要紧的，给你打强心针，是怕你烧得厉害，人受不住。"再次抽血化验，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汪曾祺猛然想起，这病与在越南河内那两天住宿有关，当时不在意。这就是书中说的瘴气吧?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了，汪曾祺一看是606，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看他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护士又忍不住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纯朴，也很可爱。看来，他平时看的书很多，很杂，懂得的知识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护士耐心地告诉汪曾祺："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后，汪曾祺的病情在一两天内迅速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汪曾祺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误了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同意，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食，藕粉、蛋花汤都可以。汪曾祺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 到昆明后，汪曾祺报考的学校，第一个就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志愿。他多次听人说过，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组成的大学中文系中，有他十分景仰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名人，能够做他们的学生，听他们的课，那才真正的三生有幸。考试进行了三四用状天仪天，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门。汪曾祺一门不拉地参加了。一个星期后就发榜，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挤到西南联大学校的门口看榜，激动的汪曾祺也在其中。对于这次带病进考场，其中一些科目又是他平时头疼的课程，因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填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时，还填报了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这所学校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考不取西南联大，学不成文学就去学画。尽管如此，他仍首先看中国文学系新生名单，才看了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顿觉心花怒放。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如愿以偿更令人快乐的呢!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简陋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激起他的学习信心学校虽然发榜，但离开学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汪曾祺的情绪很好，既因为如愿以偿地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也因为疾病消除，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正好抓紧这段时间，看看书，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他与同学们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游览次数最多的地方则是住处附近的翠湖。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觉得翠湖既与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一样，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又有自己独特的方面，那就是湖与城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别的地方，城是城，湖是湖。翠湖不同，是湖，也是一条路，并不妨碍交通。湖当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甬府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因此，翠湖中往往是游人少，行人多，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翠湖的垂柳即使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在雨季，翠湖到处可见的柳树绿得简直要滴下来，树影倒映在极清的湖水中，只能用"翠"字来形容。汪曾祺注意到，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有人甚至停下来，在路边石凳坐一坐，抽一枝烟，难得悠闲地四下看看。即使匆匆忙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每逢这时，汪曾祺就感慨地想，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间，读了很多书。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逮住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贪吃不止。多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还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也可能举世无双。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惯了，并没有意见。游览昆明名胜，去翠湖图书馆看书之外，汪曾祺还常与一道被录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到新校舍去玩。这大抵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渴望与好奇。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些甚至是借用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但坟主的后代已不知去向，联大征用这片土地并未引起麻烦。汪曾祺之所以对新校舍感兴趣，是因为他听说文、理、法三院的男生都住在新校舍，对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不免要格外关心些。第一次到联大新校舍，汪曾祺甚至有点失望，与他想像中的高等学府差距太大了。有一座校门，但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汪曾祺的春夏秋太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去的那天，一场骤雨刚歇，马路上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就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一分为二，路以西是学生宿舍，路以东是图书馆、大食堂、教室......汪曾祺迫不及待地去看学生宿舍。嗨，一样简陋不堪。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倒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所有学生宿舍都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床与墙垂直，各排了10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一开始，汪曾祺很担心，这样的宿舍太简陋，住的人太多，能睡好觉吗?再接着看几间高年级学生的宿舍，他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把双层床靠墙直放，刻板地向右看齐。聪明的学生总是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形，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汪曾祺还看到，宿舍中没有桌椅，但聪明的大学生自有办法，他们去买了很便宜的肥皂箱，一般三个就够用了。上面一个糊一层报纸，便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是书橱、衣柜了。椅子?床就是。看来，许多未来学士就是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参观了新校舍，特别是参观了学生宿舍，原来为校舍、宿舍过于简陋而感到微微失望的汪曾祺，心中忽然充满了感动与激动。他想，千百年来，寒窗苦读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宝贵传统，这种传统在西南联大得到史无前例的继承与发扬。敌寇入侵，国难当头，一批名牌大学迫不得已迁到昆明，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有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在艰苦而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坚持高扬起西南联大的旗帜，是希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一如既往地培养和造就救国、保国、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希望。理解和想通了这一切，汪曾祺渴望早日开学，渴望多学一点知识的心情，变得特别强烈起来......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开学了。汪曾祺就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1939年、1940年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人生、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 、山遍野，但人有习惯性，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个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馆，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另一个"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沟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哇，我跟你说就是汪曾祺真的好伟大呀，他写了昆虫备忘记哇，好多好多嘞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散文《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经历：汪曾祺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颇为沈从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说《灯下》经沈先生指导并推荐发表，即后来成为名篇的《异秉》，从 1949年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起，汪曾祺先后有20多本小说、散文专著问世，还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和《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作品中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散文颇具特色，最具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了他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地位。
他写的反映家乡旧生活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篇。自己满意亦为评论界、读者称道的作品有《陈小手》，反映光明生活的《职业》。
表现下放张家口劳动的《葡萄月令》和京剧《沙家浜》等，可谓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曾祺于1939年离开故乡出外求学，直到1981年10月才回到久别的高邮。
此后又于1986年10月、1991年9、10月间再次回邮讲学探亲。魂萦故乡、情系故乡，对家乡的文化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关爱，家乡人的心目中，汪曾祺为人为文，确实是“文章秋水芙蓉，处世和蔼可亲，无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他的随意漫谈式的小说，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的语言。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