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搞这方面研究的。所以我只能谈谈这个题目的看法，希望对你有所启发。1.首先，古代的军事思想是现代军事思想、战争指导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经历无数次的斗争和战争积累了军事指挥思想的素材和经验。虽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点，但其统一于军事思想。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好比积水成渊，积沙成丘的道理。2.对比古代军事思想与现代战争的本质相同和不同处。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我想莫过于孙子兵法为代表，论述了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及基本原则。3.重点分析现代战争的各方面因素。抓住其中重点因素并能回溯到先人智慧的部分，阐述前后联系与进步。体现古代现代军事思想的辩证统一。4.举例例证说明。
1、思想不同：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以避免战争为主，认为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这在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有集中阐述。孙武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乃至现代军事思想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家，被誉为“兵圣”。
西方主要大国军事思想最开始主要受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影响，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
2、理论：
西方对军事思想比较有影响的军事著作还有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本书产生了海权论，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大炮巨舰产生了直接影响。还有意大利的杜黑的《制空权》核心是空军制胜理论。
中国的军事代表书籍是《孙子兵法》，孙武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乃至现代军事思想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家，被誉为“兵圣”。
3、形成系统的军事思想不同
在经历过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军事思想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基本上形成了运用计谋打仗这一发展方向。而此时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还未形成像中国一样完善的军事思维与体系。
显然，得益于中国大一统的环境，中国的军事运用才得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不像西方一样，各个小国或城邦各自为战。
美国全球战略从开始酝酿到正式形成，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支离破碎到系统完整、从军事战略到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酝酿、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以及冷战后时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划分的依据，是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结果，更反映出美国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驱使下从本土扩张到海外扩张、从海外扩张到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深入探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对比研究了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从“冷战型”逐渐转向“冷战后型”的轨迹。全球战略是指大国调动和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和增强本国利益，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全球性大国才可能形成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大体上可分为酝酿(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战后期(从冷战结束迄今)四个阶段。美国全球战略的源起和初步形成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全球战略也进入初步形成阶段。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决定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形势发展推动着美国“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形成，它从大陆扩张转为海外扩张。彼得·特鲁博威兹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创建了一个大陆帝国，遂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边界”。美国全球战略初步形成的动因和依据是：第一，美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为实行海外扩张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强国的总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质保障，此时美国的领土向西扩张到太平洋岸边。第二，美国拥有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1896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论证了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要求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击败主要竞争者，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年轻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别是英国在全球的扩张之后，于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提出著名的“海权论”。第三，美国的军事战略已初露端倪。美西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争，“予有准备”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采用的军事战略的最大特点。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应是使古巴获得独立，夺取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应是古巴和菲律宾；战争的关键是夺取制海权，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战争样式是海战，海军的行动将决定战争的进程。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基本是按照这一战略设想来指导战争的。美国不以攻击西班牙本土为目标，而是以攻击西班牙几处海外殖民地为目标，作战方向和地区处于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因此，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战略被称为“外围战略”，即直接攻击西班牙帝国脆弱外围的战略二、美国全球战略的正式形成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长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打破了这个格局，英国和法国沦为二等强国，西德和意大利处于战败国地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美国不仅走上了世界战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又加速了美国奉行全球主义、与苏联对抗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越出一国的范围，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1)从战时与苏联结盟共同抗击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过渡到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作战对象，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战后40多年美国贯彻始终的战略目标。(2)从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向真正的全球战略过渡，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对欧洲事务较少介入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潮，转而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积极干预世界事务、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完整的全球战略。从这一战略开始，美国战后至今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和进攻性。(3)从传统的常规战略开始向核条件下的现代战略体系转变。虽然提出和实施“遏制战略”的初期，美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核战略，但是随着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实战运用，美国已经开始研究运用核武器的理论，核战略的雏形正在形成。(4)从步西欧后尘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战以前，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对英、法等西欧国家传统军事理论的摹仿，国家政策中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一直存在脱节现象，从未出现过将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战略理论。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一扫以往由于战略传统缺乏而呈现的战略思维贫乏，迅速掀起“战略热”，开创了美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局面，创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独立的战略体系，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一)布什政府（老）时期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意倡导和推行“新思维”，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综合国力急剧衰落，国际影响日渐跌落。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老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 “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二)克林顿政府1997年5月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所谓“不对称威胁”，是指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加强对各地区事务的参与，进一步扩展美全球战略优势。加紧改造和更新北约，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着力推动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并且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与美合作的欧洲”。通过加强在欧亚边缘地带的存在，掌握中东的石油资源，对欧洲和俄罗斯等形成战略箝制和掣肘。美还不断加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加强对“潜在对手”的防范和牵制。对欧盟, 美国有意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使美欧联盟关系得以维系。美国也注意多方缓解美日矛盾，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制定。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共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对外干涉的理由。近年来，美国又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更加轻视联合国的作用。1999年3月美国推动北约对南联盟（现解体）进行空袭，绕开安理会，操纵北约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进了另一常任理事国——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甚至声称要重新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和决策程序。（三）小布什政府强调恐怖主义的危害性的发生将美国的安全体系至于众目睽睽之下。邪恶轴心国普林斯顿计划：该报告提出一个名为“民主同盟”的概念，要求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大的联盟。“4+4”：既美、英、日、印四大国组成联盟，加上四个巩固战略原则：激进主义的危险、失败的专制政府和大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问题；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普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将增加持久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动用军队仍是有效、合法的治国手段。2002年9月布什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清楚表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之一是“确保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并把中国等国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甚至“软实力”的增长当作“威胁”或“挑战”来应对。结论：美国军事全球战略违背世界发展潮流美国的眼光是狭隘的，它所谓“改造中东”，“改造伊斯兰”，甚至“改造世界”的妄想，必定遭到全人类有良知人类的坚决抗争。美国再强也难以包打天下，为所欲为；其他国家在弱也不会俯首帖耳，放弃自己的独立和权利。十万美军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占领一个国家，但改变不了一个民族，甚至改变不了一个人。以唯我独尊、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信念、标准、价值和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美国当今军事思想是威慑战略思想。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威慑战略思想。通过威慑来实现不战而胜，通过让敌人确信与美国作战不是战败就是损失惨重来慑止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不敢先发制人，从而获得先发制人的战争主动权和战略主动权。
美国构建起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从常规威慑、核威慑、太空威慑到战争潜力威慑，从本国威慑到联盟威慑，从防御性威慑、升级性威慑到报复性威慑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整体威慑。
美国的威慑战略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相威胁，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科技等手段慑服对手，以达到不战而维护美国利益的目的。防御性威慑就是用前沿部署、高度战备和战略预备队构筑起可靠的防御体系，使敌人确信其进攻不会得逞，从而不敢发动战争。
军队结构
美国军队结构是从总统（总司令）到新兵的指挥系统结构。美国军队是由国防部组织，管理由各指挥官领导的诸多部队的复杂联合指挥控制结构。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美军最高指挥官。为了协调军事行动与外交活动，美国政府设有国家安全会议为美国总统提供咨询。
美国总统之下是美国国防部部长。他们之下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美国总统和美国国防部部长提供咨询。1986年Goldwater-Nichols法案之后，美军的实际指挥权由总统和国防部长下放到美军各联合司令部司令官手中。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近几年来，新军事革命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新军事革命正是上述客观规律在军事高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当然，国防科技与军事的关系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一、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页)。同样的，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科技，则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军事需要的产物，而且这种需要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把国防科技推向前进。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因此国防科技便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科学学创始人丁·贝尔纳所认为的：“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加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都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这里如实地指出了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研制武器装备，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主要任务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调整了军事战略，压缩了军费开支，军事需求从原先既追求武器装备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转向主要追求其高质量，国防科技也因此而进入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新时期，即进入了“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能研制出什么武器”的新时期。 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三军，每年都要研究并提出美军的军事需求，同时根据这种需求制定和调整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例如，1996年，美军又确定了新的未来11大军事需求，为满足这些军事需求还分别制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学技术计划》，这些计划对所要研究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及武器装备所要达到的性能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日本及西欧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未来的军事需求主要是关于信息战能力的需求，因此有关国家的国防科技发展正紧密围绕夺取信息优势的信息战技术、C3I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等军事高技术开展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国防科技完全是在军事或国防的需要的推动下不断获得发展的。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都将在军事需求的不断推动下，继续不断地获得发展，并随着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化而日益走向高技术化。 二、国防科技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影响 军事上的需要导致国防科技的发展，而国防科技发展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必须不断研制出新型武器装备，因而必然对武器装备，即对军事技术手段产生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的国防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使武器装备的原理和种类不断多样化、结构逐渐复杂化、性能日益得到提高
你是军校学生吧，妈的。要你们干什么，论文要问别人，国家怎么办！
在接受军事理论的教育之前，我总感觉，自己并没有参军，自然军事就离自己很遥远，看到身边的身着戎装的军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认为军事，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坚强后盾，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有力的表现，更是一个血性男儿应当为之奋斗，为之拼搏的永恒主题。由此，我体会到了军事的那种震撼的力量，那种男子汉气概的彰显。对军人，生成了一股浓烈的敬意，还有热切的向往。到目前为止，军理老师主要介绍了两种战争思想，一个是孙子兵法，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看来，孙子兵法简约概括，从高度抽象的角度来阐发作战制敌的思想。虽然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理论，但是由于他采用了保留作战经典思想，和高度抽象的方法，使得该兵法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在军界，商界，甚至文化界，都被广泛的应用，真可谓家喻户晓，尤其是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的思想，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军事家毛泽东，综合吸收了前人军事理论的精华，并加以创造和发展，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实践，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该理论，除了包含丰富的作战方法，还充满了哲学的色彩，其正确性，先进性，指导性，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体会，并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发展完善。这两种思想，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类军事理论的智慧。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而言，应该培养一种军人的气魄，军人的情操，军人的雄心，而这些与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现在，世界上仍然在发生很多针对华人的不公平事件。像华人在外受歧视，甚至被辱，国家领空遭受侵犯，国家自主权利受到干涉，面对这些行为，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拍案而起，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愤怒。在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强大，才有说话的权利，才有受尊重的资本。古往今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很多战争，最后都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实际上，是胜利的一方，才能成为正义的一方。而军事力量又是一个国家的强大的最有力的表示。所以，要想捍卫祖国的利益，保卫祖国的领土，使祖国屹立于东方，最重要的就是要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什么国土之争，历史争议，分裂活动，归根结底，军事是最有力，最彻底的解决手段。虽然，人们有时会采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在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军事力量的威慑。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和平与战争所围绕的永恒主题，也是历史的真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青年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只知道沉迷于生活的享受，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世界里，除了恋爱，玩乐，似乎就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于是，爱国情怀，军事理念，民族意识，在他们的思想里开始淡化，甚至消失。对国防，对军事，不闻不问，长此以往，必将极大的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因为，青年人是祖国的下一代领导者。试想，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这些奶油化的青年，怎样端起武器，奋勇杀敌？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青年问题的严峻性，并且在现在，就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在大学进行军事理论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对待，给予高度的重视。总地说来，以上是我经过这八周的学习，所得到的一些感想和体会，我想肯定有很浓重的个人色彩，毕竟这次我说的都是我所想，没有加什么修饰。关于军事理论的学习，我还有个建议，希望老师能够制作一些形象生动的课件，来展现丰富多彩的军事天地，同时，在授课的时候，最好多介绍一些经典战例，这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理解，都是很有帮助的。
15 求一篇军事理论论文，1500字左右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以及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⒈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⒉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不仅对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编制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军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构成战争基本要素的人，武器装备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高技术战争，实质上是高科技的较量与对抗。作为战争主体的人，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把其科学有效地运用于战场上，谁就可以获得战场上的主动与优势。一、正确认识高技术条件下人与武器的关系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是确立正确的高技术战争认识观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是人不是物”这一科学论证，正确揭示了人和武器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辩证 统一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发展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削弱人的决定作用，相反却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人永远是战争的主体，这也是我们建立正确的技术战争认识军事人才的关键。 （一）高素质的人是高技术战争中决定性因素的关键要素。在高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高素质的人与低素质的人不是简单的能力差，而是战斗力的质量差，而以不同的二者形成的人的群体，军队，部队或战斗团体，在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上，具有本质的差别。因为高技术战争所涉及的技术与科学知识十分广阔，人的体力与体能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而人的智能作用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在科学技术还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人与武器的结合是件很容易的事，稍加训练就会提高技能，可以形成和提高战斗力。武器装备也要靠人去掌握和使用。同样的武器，在不同人的手中将发挥不同的效能。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郎 各自得到了苏联和美国的一些新式武器装备，但由于双方军队的素质不高，结果是用先进的武器打了一场落后的战争。智能化的武器需要智能化的士兵来掌握。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全胜与伊拉克的惨败，二者在科技素质上的悬殊差别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霍克导弹现象足以证明这一点。霍无导弹是美国雷锡恩公司1954年研制，60年代初装备部队的一种全天侯中低空的地对空导弹。经过近些年的高技术改造，在90年代初仍是比较先进的高技术兵器，它是美陆军、海军、陆战队标准的野战防空的中程防空导弹，可以用来拦截飞机，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海湾战争前夕，美军卖给科威特140枚导弹及发射控制系统，当科威特陷落后，这140枚霍无导弹自然成为伊军的战利品，但由于霍克导弹采用了先进的制导方式，操作与发射过程十分复杂，由于伊军缺乏技术人才，尽管在90年8月份占缴获到手，但一直到1991年1月17日战争爆发，还没有掌握操纵，控制与发射的本领。尽管战场十分需要防空兵器，但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只能让其在库中睡大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霍克导弹现象则进一步说明高素质的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反，低素质的人尽管再多，但它的作用很小，有时甚至是没有作用。 有的同志说战争就要投入大量的兵力，其实不然，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二个问题：（二）人的数量优势不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优势，战斗力不仅来自人质量，也来自人的结合体－武器的质量。 在武器装备水平较低的时代，兵力兵器的数量是军力大小强弱的主要标志数量优势可以弥补质量上的劣势，成为制约战争胜负决定性因素。“多兵之旅必胜”几乎成为战争制胜的名言，而现代高技术的今天，是用数量无法弥补的。海湾战争中，占尽兵优势的伊军，由于军力，经济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质量差，不仅一次象样的抵抗都没有，简直成为战场上的聋子，瞎子和靶子，只是被动挨打，丝毫没有还手的余地，因此人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数量优势。高素质的人与武器结合，才能生长和提高战斗力。 （三）人心向背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更为突出。毛泽东同志历来把人心向背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来看待，这也是他建立无产阶级战争观的基本出发点。在高技术战争的今天，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仍在战争胜负中起着重要作用。海湾战争更为深刻的说明这一点。（1）从战争的起源上，是由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因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伊拉克置联合国十项决议而不顾，一意孤行，形成了100多个国家参加反伊的联盟和30多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2）从战争力量的形成上，由于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在全世界空前孤立，几乎全世界都反对伊拉克，伊拉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多国部队似乎具有了战争的“正义性”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再不像美军侵略越南，奇袭利比亚那样遭到世界及国内的反对与遣责，原因不正是伊拉克的人心向背问题吗？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如一个需要积极向上的整体，某名同志不顾制度及要求，自行行事，犯了于集体“摸黑”的错误，必然招来全体的反对。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思想切不可有丝毫的动摇。二、人的因素在现代高技术出现的几种新的特点（1）人的因素将更多地通过“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使人的作用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得到充分发挥。如人借助“外脑”和其他先进的技术装备，成倍地提高大脑的功能；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广泛运用，把人的“智力”开发推向一个新领域；“机器人”参战也由幻想变为现实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人的因素的作用，将更多“物化”形式表现出来。（2）人的因素在“寂静战场的的对抗中更加突出”以往的战争，众人们习惯考虑双方打起来之后如何战胜对方。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则要求把和平时期各个领域的广泛较量，即在“寂静战场”上的较量，视为“热战场”较量砂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作为战胜对方的新手段。当今世界，威慑理论的广泛研究和运用。凭借高精尖技术兵器，力图给对方构成一种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素质，观念及军事理论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3）人的因素将更多地在间接对抗中发挥作用。新的技术兵器大量运用于战场几乎是强制性地改变着传统作战方法。打赢现代化战争不仅要靠直接操纵者，而且要靠保障者和组织者。人的因素将更多地表现为斗智斗谋。 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方式和作战方法的改变，作战理论的更新，归根到底是人创造活动的结果。就连技术发展的美国1986年《作战纲要》指出：“战争是由人而不是由机器去进行并取胜的。一如既往，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战斗中起决定作用”。三、现代军事人才产生的途径1、在严格训练中成才。军事人才要经过系统严格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的教育，更要经过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实践的锻炼。战争条件靠战争实践学习战争，在和平时期则要靠训练，靠苦练，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2、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任务。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更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技术，努力探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战法。 3、坚持多形式多渠道自学成才道路。培养现代高素质军事人才，除上述主要途径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军事人才的新途径，谋求21世纪战略主动，在军队建设上，实现收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你再整理一下，减少些字。
开设军事课程的意义 对大学生进行集中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决策，它既能体现人才培养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和谐统—，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利国防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基本军事技能，又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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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的培养目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自我教育能力。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是其主要目标。国防教育是高校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军事理论课是高校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它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我国军工企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运营体制之下，无论是资金来源、项目立项与审批验收都具有极强的政府与军方色彩，加之军事工业较民用工业在社会声誉、技术先进性水平上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很多军工企业对“军转民”、“民转军”所带来的重要性认知不足。
以防止泄露军事机密为借口，对法律框架内允许的军事技术禁止向民用机构输出，也无视民用机构在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及市场化运作方面取得的良好成绩，在主观上缺乏进行有效沟通交流的意识。
在长期军民科技研发体系相互隔离的各自发展进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原因导致重复研发现象非常普遍，同一项技术在不同的领域中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技术标准上有所差异。在融合之后，当军方与民用商业机构同时认识到重复研发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就会形成“比较--筛选--摒弃”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比较同一类型技术的可靠性、发展潜力后，筛选出所有创新主体认为最佳的技术设计方案。
这一过程中，由于军方研发机构能够获得更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土地及其他优惠政策的支持，加上其拥有更强势的主导能力，民营机构往往只能成为跟随者，既不愿意对已有方案提出挑战，更有着“不愿意进行创新投入，直接‘搭便车’”的内在动机。
我国目前国防科技工业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实现了开放式金融、银行金融、资产证券化，以PPP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合作体系也已经建立，但是对国家财政的依赖于非公有资本融入度仍然很低。在正规金融上，银行普遍向军民合作创业企业提供贷款还是基于信用与抵押贷款，在资本市场融资上也是主要靠单一的股票形式筹资。
汪书敖、汪书轩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属于军事斗争的非暴力性， 主体力量只能是国家武装力量而不是别的力量， 其战略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主要运用于人类社会处于和平状态与危机状态时期， 是一种战略手段， 是武装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战略运用， 而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肖天亮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属于硬实力的“软运用”, 其表现方式是通过逐步释放战争能量， 对抗程度和强制性都较低， 但同样能够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
软实力释放战争能量的方式可分为非对抗性释放和对抗性释放.类似的观点还有， 刘小力、陈友献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特点在于：其前提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实施的行动， 主体是军队或以军队为主其他力量参与的力量， 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卫人民和平劳动与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以及消除危机、遏制战争， 行动的对象是应对因国家间或人为的某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恶性突发事件和危机.上述分析立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的区别， 都强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性，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特有的性质。
但有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如非战争军事行动究竟是非暴力性还是低暴力性，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界定；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涉及平时、危机和战时的非战斗行动， 在分析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性质时， 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在我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军队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的战略资源， 发挥其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主体作用， 既是国家战略的需要， 又是军队在和平时期的特殊使命。因此， 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 不断深化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认识，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为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我们从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建设要求的实际出发，以新的防御战略指导思想，以谋求理论创新、科技强军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才战略工程为保障等作简要阐述。 一、以新的防御战略指导思想为核心 中央军委从国家利益出发，适时调整和完善了我军军事战略方针，根据我国的国情，必需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这是我国信息化战争的核心指导思想。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方针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赋予它新的内涵，要与时俱进，去研究新问题、新特点，迎接新挑战，树立新观念。 1、要严格服从政治的需要 由于信息化战争的手段能够对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战争的决策者必需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为出发点，准确判断战争威胁的性质、程度、方向等情况，根据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在军事上的反应程度。因此，军事行动必需以国家政治斗争目的为依据，即战争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斗争的需要，确定信息化战争的军事目的、作战目标、作战方法、指导原则等，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筹划军事行动，确实做对慎重组织、严格控制、不打则已，一打必胜、速战速决，要使敌人屈服或让步，为政治解决创造有效的条件。 2、要周密谋划战争全局 信息化战争的战场上情况多变，战场空间广阔。各种武器装备既综合运用又自成系统，同时军事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融为一体，作战保障复杂，技术性强。所以战争决策者必需具备高超的指挥才能和精湛的谋略艺术，对信息化战争进行全面周密的谋划。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一要创造有利的作战环境，在战争力量的使用、作战手段的选择、各种斗争方式的配合，特别是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利用方面和精心谋划，积极创造战机，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赢得战争的胜利；二要充分预见各种复杂情况，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才能从容应对，积极谋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达到灵活随机应变取胜的目的；三要主动把握战争进程，注重战争阶段的谋划，要有连贯性，以便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攻击，不给敌人喘息和还手的机会，力争速战速决。 3、要注重综合整体的威力 信息化战争不仅是诸军兵种作战能量的联合，而且是各种作战力量、各个作战空间、各种作战方法、各个斗争领域的大融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国家的整体威力和综合效能。要打好一场信息化战争，就要掌握好两个突出的特点和要求，一是在技术上既要组织自己的信息化作战，又要对付敌人的信息化作战，更要注重发挥整个社会的技术优势，特别是信息优势，形成整体综合作战能力；二是在地域上，必需把国家的整体优势聚合在交战的主要地区，形成整体合力，构建陆海空天电五维一体的战场体系，最大限度发挥整体威力，信息化战争。 4、加强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信息化战争具有爆发突然、进程短促、战场广大、体系对抗等优点，几乎没有双方态势优劣、力量强弱转换的时间和空间，战争开始之际就有可能进入战略决战的高潮。战争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前的各种准备。这也就是常说的有备无患。在信息化战争中，只要善于积极筹划备战，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就能打赢高技术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准备的内容非常广泛，对我国来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和高科技方面的准备。 二、以谋求打赢信息化战争理论创新为前提，大力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努力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履行军队历史使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要着眼信息化军队建设；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突出针对性，研究性和实效性，在解决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下功夫，拿出有效管用的创新成果来。 1、改善军事理论创新机制，抓住有利的机遇，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机制：一要激励军事理论创新精神，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争当科技专家的良好氛围，用科学理论、方法、知识来发展军事理论；二要改善军事理论创新的条件，运用虚拟实验技术，建立作战实验室，把电脑推理和专家经验相结合，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空间和方法；三要营造宽松的军事学术争鸣环境，要造就敢于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的军事人才；四要建立健全单键激励机制，使各种优秀人才和有价值的成果脱颖而出，不论学历、资历、年龄、职位，只要有创新成果的人才，就能得到奖励重用。这样就形成了、人人创新、关于创新、敢于创新的新局面。 2、积极探索制胜的作战理论，从更广阔的视角，突破传统领域，研究新问题、新理论，切实摸索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发挥“力量保证、安全保障、战略支撑、重要作用”的思想和方法，为我军有效履行新使命提供理论指导。 3、扩展我军理论创新成果，必需紧跟世界新军事潮流，着眼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困难，突出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加紧创新如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指导理论，研究如何按照信息技术发展建设信息化军队，并健全信息化战争的国防动员机制等，切实拿出实在管用的理论指导成果，为我军官兵履行新的使命，驾驭信息化战争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 三、以科技强军战略为条件。打什么样的仗，就要什么样的军队。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要坚定不移的执行科技强军战略，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才能在新军事变革中抢占先机。 1、以信息技术创新为动力，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的创新步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力，促进机械化武器向信息化武器系统推进。 2、提高军队信息技术含量，就是要依靠信息技术建设军队，把军队现代化的着眼点放在提高部队信息技术含量上，充分发挥信息的作用，改变旧观念，确立信息化在军队建设中的中心作用，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武装军队，全面实现“看得见，传得快，打得到、打得准”的作战能力。 3、建立信息化的装备体系，就是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C4ISRK为核心的装备体系。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就是体系的对抗，谁的装备体系出现缺陷，谁就吃亏。我军必需在信息化建设中加大投入，构建信息化研制平台，控制和利用好信息资源，以信息流控制物质流，让研发的武器装备向更精确、更灵活、更可靠、更及时的方向发展，随时应对复杂的信息化战争。 4、强化信息化作战训练，加强培养信息化作战人才，提高军队信息化素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意识强烈，具备获取信息的强烈愿望，关于运用多种方法、手段采集信息；二是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熟悉敌我双方的信息武器的技术性能，并熟练的使用它；三是熟练掌握处理信息的方法，关于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海洋中正确区别各种信息。 四、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研制新武器，二就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原有的旧武器进行升级改装，使之能适应未来的作战要求。这两条路我们都要走，而且都要走好。 五、以实施人才战略工程为保障。要驾驭信息化战争，人才是关键。新型军事人才需要有良好的全面素质，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树立新型军事人才制胜观念，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目标是“五支人才队伍建设”，具体是指要培养大批具有良好的全面素质的指挥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创新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因为信息技术和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战斗力，作战要靠信息化人才来谋划。 2、确立新型军事人才素质指标要求，信息化战争对未来的军事人才有了很高的要求，我认为，未来的军事人才必需有“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深厚的军事理论素质、灵活的战略思想素质、先进的军事技术素质、高超的军事指挥素质和深邃的洞察力、准确的预测力、果断的决策力、灵活的协调力、及时应变能力和大胆创新能力。”一句话，要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必需关于运用新的科技成果、科技手段和先进的国家成功经验，追踪高技术前沿，执着追求、敢为人先、打破常规、抓住机遇，迎接新抢占，找出新办法。 3、改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模式。一要充分发挥院校的渠道作用。走开拓国民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路子，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教育投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出一条投入少，产出多，以质量效益为核心的集约化培养模式。二是培养内容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三是实现培训方法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打破专业限制，院校界限，实现教学力量与信息资源共享，借助地方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各方面优势培养特殊人才。二要充分发挥重大演习平台作用。在没有战争的年代，演习就是考核、检验评估指挥员素质的最佳平台。要想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争中应对自如，就必需在一次次演练中磨砺、摔打、培育、提高，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三要尽力开拓多元化培养途径。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教育资源，特别要扩大与外军的军事交流，增加军事留学和考察技术人员的数量，做到“知己知彼”以提高各种人才特别是技术型人才的综合素质。
中国传统人性假设：性善论（孟子）：人性本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之所以会“为不善”，除了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由于个人对自身内在因有的善的规定性缺乏主动的内求与反省。孟子认为，善端需要不断培养才能启发人的“良知”，使人为“善”而不为“恶”，也就是说，只有重视人性善端的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像万物一样繁荣生长，如不加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消失。→仁爱管理性恶论（荀子）：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是人性所固有的本性。荀子从性恶论观点出发，强调管理者应对人的本能欲求进行严格管理，经过严格管理后的人性才能体现出善，人所谓的善良本性是管理者严格管理的结果，假若管理者放纵人的本能欲求行为时，人本性的恶就会表现出来。正因为人有恶的本性，所以要建立起管理制度，树立起管理权威。→制度管理人性可塑论（孔子、告子）：孔子认为，人所禀受的天性，本来是差不多的，没有多大差别，无所谓善恶，一经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不再相近了。他只是肯定地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孔子来说，希望通过习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正是他的“德治管理思想立论的依据”。→德治管理性善论强调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性恶论强调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可塑论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人性假设的上述三种主要理论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西方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最初思想来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描写，由管理学之父泰勒提炼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前，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稀缺程度以及对生产的贡献远不如土地。人与人之间存在极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展着，因而工人凭经验操作，工厂主凭感觉和经验进行管理。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和生产更加集中，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去那种放任式管理与大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经济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不足导致人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泰罗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建立起科学管理理论，以泰罗制为主体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科学开始代替经验。其后，法约尔、韦伯等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各自的管理理论中都自觉地遵守了这一人性假设。在他们看来：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机械，人的活动是有经济动机的，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动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如工人的劳动动机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工资，企业家办企业的动机是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双方都是看重利益的“经济人”。人性假设的确立直接导致了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化。与“经济人”假设相适应，古典管理模式体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管理效率至上，经济人假设认为劳资双方都是为自己私利而精打细算的理性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源于经济上的纷争，所需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二是形成了一批专业管理人才，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必须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这样就形成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才。三是确立了标准化的作业方式，理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集权制的领导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四是采取了包括工资激励在内的个体激励机制。从这四个特点来看，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的首要目的是提高效率，它的管理伦理核心理念是“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正是在对效率的狂热追求中，制度的专横忽略了人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因素。随着社会物质文明不断丰富以及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这种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协调、激励为特征的行为科学所取代。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假设：由于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只注重人的物质刺激，忽视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只认识到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一面。其人性假设的非科学性导致它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毫无办法。企业主感到单纯用科学管理己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人们开始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精神需要，单纯经济的刺激已不能激发人的最大潜能。梅奥深刻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生活以及管理环境的变化，通过霍桑实验自觉地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这一假设一提出，就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还是将人假设为自我实现人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都将工人设想为有各种需求的社会人。他们将这一假设付诸管理实践的多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行为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动机并不是人们唯一的主要动机，主导人们行为的也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人性中还有情感、情绪等非理性的内容，而这些情感、情绪等方面的需要，只有当人们处于一个融洽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得到满足。行为科学理论极力提倡通过满足工人的安全、友情、受尊重及自我实现上的需要来提高工人的士气，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生产率。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设相适应的行为科学管理模式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行为科学阶段为了满足工人的感情需求注重对“软件”的改善，如工作环境改善等。二是注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三是注重对被管理者的团体激励。四是强调领导者不但要有技术技能，还要有培养人际关系的技能。五是反对专断的领导方式，主张参与式管理。“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打开了人的社会性研究的大门，使人性第一次受到较大的尊重，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代表了一种“主体至上的管理哲学”。然而，行为科学作为科学管理的对峙，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行为科学把焦点集中于人的小群体特性，而不是自由的个人身上，把组织、群体提高到了淹没人的个体性的程度，使个体的创造力受到严重抑制，另一方面行为科学理论专注组织内部，没有认识到管理的权威与功能是存在于形势和环境之中。正是由于行为科学理论处在“缺少一种我们经济制度的大结构框架的观点，而正是在这种框架之中，这些关系才得以产生并具有意义”的状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复活”。复杂人假设：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沙因在对已有的人性假设做出划分后，针对管理中人性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了自己的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成许多类的，并且会随着人口发展阶段和整个生活处境而变化，由于需要与动机彼此作用，并组合成复杂的动机模式、价值观与目标，所以人们必须决定自己要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去理解人的激励。不会有在一切时间对所有人全部起作用的唯一正确的管理策略。“复杂人”假设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人性假设的缺失，是在充分考虑了人性、工作性质、组织情境等管理过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之后提出的一种权变和发展的人性假设，是较为全面而客观的人性假识。复杂人假设涵盖了“经济人”的财富欲，“社会人”的权利欲，“自我实现人”的发展欲，这种不拘泥一处的复杂假设使管理理论形成了形形色色流派，管理理论进入了“丛林阶段”。丛林阶段的管理理论既是对古典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的综合，又是顺应时代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行为科学暴露出固有的不足，因而丛林理论更多偏重于理性主义倾向。在各种理论中，无论是早期的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还是组织行为学、管理科学学派和权变理论以及其后的系统管理学派，它们都以系统方法作为自己的基础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相信科学的手段、复杂的结构和周密的计划以及有效的控制等理性工具，同时又把人、技术、经济看成是组织的系统构成，强调理性、贬低直觉和热情，理性化、科学化和定量化是其主导。丛林阶段的各种管理模式虽然侧重理性，倒也并未抛弃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而把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结合起来，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但是却把人当作了实现目标的手段。总体而言，复杂人假设促使各种管理模式将人作为系统中活的因素来考虑，实现了管理主客体统一的系统管理形式，但人的个性并未真正在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人的价值观、信念对人的行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具有极为相似的一面，都鲜明地指出了人性中自然属性的一面，主张采取的管理办法也极为相似，强调制度管理，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监督和条件，用物质刺激工作，进行奖励。但不同的是，经济人假设没有对人作出善恶判断，而只是人的行为描述，而性恶论一开始就对人性进行道德判断。经济人假设是对被管理者自然属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工作以制度管理为主的对策和措施，是设定管理模式来适应人性假设;而性恶论是把对人性的研究直接运用于管理行为的选择上，重视“伪”，目的是使管理者塑造人性、影响人性。“性善论”存在简单认识人性的不足，它只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物质利益对人的刺激作用。它与性恶论一样一开始就立足于对人性的表现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并把这种人性认识直接运用到管理者的行为选择上，要求管理者扩充内心的善而推行仁政。而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也存在过分否定经济物质刺激对人的激励作用，过分关注职工的情绪和完全归属的满足问题，它没有把职工看作具有价值观念、有思想的人，因而难以使职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片面性。复杂人假设是沙因在对已有人性假设做出划分时自己提出的一个人性假设，复杂人假设的设定导致了形式多样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派，这些学派都是基于人性是个复杂系统。与复杂人假设可比较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性可塑论”，人性可塑论不同于性善论与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对于人性层面把握上前者侧重于道德属性，而后者侧重于心理属性。人性可塑论对两者兼而有之，人性其善恶分化取决于后天行为，因而需要“存心养性”和“化性起伪”，认为管理是塑造人性、成仁成圣的过程。在复杂人假设和人性可塑论看来，人性复杂，善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方法。要想取得好的管理效果，就必须灵活机动，针对不同的复杂环境、人员状况适宜地选择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复杂人假设注重在认识人性复杂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管理方法，操作性强;而人性可塑论强调管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在观念上具有指导意义。中西方人性假设的共同之处:第一，认识到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是确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与方法的重要前提。第二，对人性认识都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第三，都不局限于对人性认识本身，都以管理角度提出了方法、建议。中西人性假设的根本区别:西方人性假设是为管理理论作准备，具体的管理理论是为了适应某种人性假设，是适应论的人性观。而中国的人性假设是指导管理行为，目的在于塑造人性，是塑造论的人性观。中西人性假设的局限性:中国古代人性论都较为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自然属性，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西方人性假设更多地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认知因素部分。两者都只抓住了人性的某一个侧面并将其绝对化、抽象化，都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人性，虽然，荀子、梅奥都提出了“人能群”、“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观点，但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主要是指合群性，强调人不能脱离社会共同体而独立生存，个人对群体具有依赖性，因而也是抽象的。上述中西人性假设从世界观上来说均是唯心主义、片面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是我之前做的笔记，你稍稍整理一下，形成文字就可以了哦。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再次声明：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网上找不到的。字数问题的话你可以进行删减，那应该不是难事哦。希望对你有帮助。
企业 文化 是在现代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产生的一种以现代科学管理为基础的新型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简述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原因及影响
企业文化是在现代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产生的一种以现代科学管理为基础的新型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也是企业全体员工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管理与文化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以下就从中西方不同管理文化形成背景进行二者管理文化的分析比较。
一、文化空间的交错和文化时间衍移
中国身居大陆内地，土地肥沃，小农经济长期占主要地位，文化交流随着交通不便逐渐闭塞，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管理活动也多数围绕着中央集权这一主题展开，我国今日的管理文化也体现出讲集中，求统一的宏观管理精神。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多数为三面或两面临海型，再加上人们对原始土地的开发，使得西方国家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都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其更加崇尚微观管理而不太重视宏观管理，并且由于这种开放兼容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竞争文化的产生并发展。这种空间上的差异，由于地理环境的长期性固定性，也具有长期存在，不易同化的特性。
在西方文化源头里，人与自然对立和分离的，这就成了西方文化的“人本论”的基础。随着时间的变迁，西方的文化形成了如今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特征的权利型伦理价值观。而中国的文化是以以血缘宗法为基础，重视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群体本位的原始定位。
二、 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扬弃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儒家文化影响尤为深刻，诸如“按等级观念行事”及“和为贵”的思想使中国 企业管理 者不善于对下级授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管理者十分注重感情投资与道德教化，更注重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这对于避免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的作用。然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多的平均、和谐，容易导致企业工作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则，标准化程度较低，“大锅饭”造成了人们竞争意识不强，阻碍了员工积极性的发挥，使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经常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西方管理文化较多受资本主义影响，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使得西方的管理文化风格更多体现为：实际操作的人对问题最有发言权，强调工作中的个性与创新。但其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决策上的个人主义，因为西方的管理者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管理 经验 ，所以他们在决策中往往以个人为主，注重个人的主观判断。尽管在决策时可以节约时间，但是其受个人管理能力、知识、经历的限制较大，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备或不得力，容易产生个人专断。
三、东西方企业文化客观差异的影响
1.企业价值观的和而不同
现有利益的追逐方式不同：西方文化往往鼓励员工追求卓越优秀的业绩，注重企业的成长、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往往在创业与守成的权衡中偏重于后者。当然，中国企业文化并不否认要将企业做大做强，并不否认要使企业员工成长、成熟、发展，但更加注重在地位维持、稳定的基础上去发展企业、发展员工。
既得利益的结算方式不同：西方文化更多地鼓励员工创新、冒险，注重工作的过程、手段;中国文化在创新和冒险方面往往谨小慎微甚至畏葸不前，更加注重工作结果。彼得.F.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提供了一种将组织的整体目标转换为组织的下属单位目标及个人目标的有效方式。引入中国后，在许多国内企业或其他部门却变成了一种纯结果的考核方式，而对实施过程关注较少甚至无暇顾及。
2.员工的行为规范的差异明显
中国文化强调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中国企业文化崇尚家族主义的伦理原则，重视整体的和谐与安定，强调个人的成就依赖于集体的兴旺，推崇群体至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工作支持规范的全局观念。这一观念发展到极端，竟一度公然变成了集体利益剥夺个人利益。在关注、涉及员工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面，西方文化尊重个性，偏重于从个人方面去探讨群体，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诠释群体利益，更加关心的往往是个人而不是群体;中国文化重视人伦，偏重于群体秩序然后探讨个人，按照群体的尊卑长幼顺序来阐发个人利益，群体有尊卑长幼秩序，群体中的个人必须按各自所处的身份行事，不逾矩，不过分，讲究群体人伦社会的“中庸”之道，个人必须遵守纲常人伦，否则就违反了天理人道。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中西文化都曾是君主制的拥戴者。个人自由规范：如何激励作为特殊生产要素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潜力)，始终是中西管理所要面临、解决的问题。
3.企业文化阐述方式各具特色
西方企业文化习惯以“ 故事 和英雄”的方式灌输给员工，一方面帮助员工理解他们做的工作是否正确，告诉员工如果违反纪律或下级检举上级，企业将作出什么反应;另一方面展示企业领袖的不俗表现，而这些不俗表现对一般员工而言或者没有预见或者预见到了而又认为它们与企业领袖的地位和身份不相称。中国企业文化中则习惯以“仪式”的形式来表达，人情味浓厚，注重面子，一团和气，偏重于强化员工一体化与归属感如年终宴会等的整合仪式，而对问题的识别与解决大多是粗线条的概要或者是对事不对人的轻描淡写。
参考文献：
[1]林建虎.企业文化管理之思考[J].企业文化，2010(09).
(作者简介：李宁宁(1988-)，女， 毕业 于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学士，郑州路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 鹏(1986-)，男，毕业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文学学士，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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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要解决目前困扰中国的一些难题，也许可以从人性论这个问题上着手。人是社会之本。因此，社会规范和法规法制必须要建立在对人性的正确认识之上。一，性善论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这种理论是儒佛道三教中共有的特征。在佛教中，强调佛在人心中，人人心中都有佛。尘世万物都是“业”障。因此，要脱离尘世的烦扰，潜心向佛，发现自己心中的佛。佛家真正意义上的佛不是神仙，而是一种极度慈善，极度祥和，极度平静的境界。在道教中，追求的是人的“真”。所谓的“真”不是真假的真，而是人的本来的真性，天性，本性，是那种婴儿般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天然的纯真状态。所以，道家讲究的是修心练性，返朴归真。也就是老子讲的“复归于婴儿。”当然，占中国古代主流地位的还是儒家文化。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儒家认为，人性不但本来是善的，而且是向善的。也就是说，总是会向善的方向去发展。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是不变的规律。关键是要有人来引导。所以，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感化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德育教育，强调的是“礼”制。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那么由谁来进行这个工作呢？当然是由读书人，因为他们在学习四书五经的时候，已经使得自己得到了“礼”的教育，然后就可以管理百姓，还可以再把“善”传播给那些没有读书的平民百姓。由于“学而优则仕”，那些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负起了教化世人的责任。古代学子人生发展方向就是：苦读，求官，做官，然后退隐，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因为要依靠这些士大夫们来管理和教化百姓，所以朝廷就要对他们尊重；因为他们在世人眼里是道德模范，所以就必须要维持他们的形象和面子。在古代的制度下，法律只是用来对付老百姓，对士大夫阶层是有特殊礼遇的。这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直存在“民不可告官”的规矩。老百姓要告官，就是侵犯了“士大夫”的道德尊严，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先把告官的人打一顿，然后再听案子。如此一来，没有天大的冤仇，谁还敢告官？没有熊心豹胆，没有铁布杉金钟罩的功夫，谁还敢冒着挨棍子的危险，替别人出头打官司？由于民不可告官，所以官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搜括民财。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性善论也就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性善论的局限性。一方面，性善论强调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必须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注重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光靠道德教育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古人也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每个朝代一开始都要迅速制定法典，用来治理国家。但是由于性善论授予了士大夫阶层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特殊权利，给了他们腐败的机会。正是腐败的积累和泛滥，才导致古代社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动荡和战乱。所以，性善论是不足以遏制腐败的。二， 性恶论同中国的人性观恰恰相反，占西方文化中统治地位的一个主流思潮是“性恶论”。西方社会占有主导宗教地位的基督教思想中，“原罪”是理论核心。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们必须接受耶苏基督，必须要向主忏悔，然后就可以上天堂，而避免受地狱里的各种磨炼之苦。性恶论在社会和政治理念中的体现，就是对法制的重视。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社会就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各种规章制度，来预先设立行为规范。所以，国家建立，首先要成立宪法，并奉之为国家的行为准则，不得违犯。官员上任，要宣誓，遵守宪法，克己奉公。公司成立，首先要订立公司章程，明确各种权利义务和行事规范。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对人性的怀疑和不信任，所以要事先订立措施以防范。这种性恶论在行为规范中的作用处处可见。比如在法庭上，当证人坐上证人席后，往往要手按圣经宣誓说，所言是真。这就提醒证人，每句证言都会被上帝听见，将来都会被审判。官员上任宣誓词的最后一句话是“帮助我吧，上帝。”意思是请上帝帮助自己未来克服罪恶的念头。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遵法守约的风气，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人们就会重信用，重承诺。(中国人办事以“善”为先，所以事先不把权利义务明确规范，事后就会闹的不可开交。最后导致互相不信任，没有诚实感)。性恶论也压制了王权。因为人是有“原罪”的，地位再高的人也是如此。因此，连过去欧洲国家的那些国王皇帝也摆脱不了性恶论带来的自我罪恶感，于是也一个个拜倒在教皇的膝下。在中世纪，教权是高于皇权的。在中国古代，皇帝是天子，是“善”的化身，因此就从来不曾接受教权的约束。性恶论导致刑上大夫。由于人性本恶，即使是政府官员也不例外。于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衡，限制和制裁就成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民可告官，甚至可以告政府，可以告法律。官员不享受法律特权。国家也不需要对惩罚官员有所顾忌。而且，由于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官员有错往往敢于承担，当众认错更是常事。总而言之，性恶论使得社会更强调法制。西方国家主流思想是性恶论，不符合这种主流的思潮就成了非主流，是异教。其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无神论，也就不相信原罪说。所以，马克思主义也相信性善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公平的，善的。只是私有制出现后，阶级和国家出现了，社会才变坏了。马克思主义要回到共产主义社会，那种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前的平等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不能见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被中国接受。性善论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础，这可以解释，当初共产主义为什么比较容易地被中国人民接受。三， 善恶之分由于对人性的善恶这两种不同观点，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中国文化重礼制，西方文化重法制。客观地说，这两种思维其实都不是完善的，各自都有缺点。不说远的，就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道德教育吧。当时，中国的青年模范是雷锋，他的精神被归纳为两句话，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提法看上去是一种人性的最高理想境界，但是它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社会的需求。这种精神在个别人身上可能会出现，但是要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这是现实已经证明了的。中国改革开发后，社会经济走向市场化，私营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这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对中国的以“善 ”为主的传统德育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市场化经济模式下，人们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公司追求的是自己的利润。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育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现实，但是由于没有出现正确的新理论指导，中国目前的民众心理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这个极端就是性恶论。在中国的环境里，性恶论的代表是八个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这个理论的引导下，人们相信世上所有的人性都是恶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你不保护自己，不“恶”的话，你就会吃亏，被人欺负。我被人家坑了，就应该也去坑别人，这样心理才能获得平衡。甚至于一些教人如何“恶”的书也大受欢迎。这种迷信“性恶论”的文化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倾向，如果不加以遏制，它最终会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秩序失控。正是由于许多人对这种“性恶论”笼罩的文化气氛感到压抑，才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念旧情节，也让某些打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道旗帜的歪门邪道乘机蛊惑人心。中国人民必须要知道，“性恶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先拿西方社会信仰的性恶论来说吧，其理论上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造成某种文化和社会行为上的偏差。尽管性恶论有加强法制的功能，但是也带来一种强夺豪取，好勇斗狠的文化，至今还未摆脱。西方的性恶论有几个很奇怪的逻辑。第一，人有原罪。所以，任何人生下来就有了罪。第二，无论哪个人犯了多少错误，做了多少坏事，只要向主忏悔，就会获得原谅，死后就可以上天堂。第三，任何人不经过这样的程序，就不会上天堂。哪怕这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心向善，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这样的理论导致什么样的文化偏差呢？第一，世上没有一个好人(除了那些基督徒)，都是有罪的。这就容易导致普遍的怀疑观和厌世观。第二，既然可以速成地忏悔和获得上天堂的机会，那么在平时干多少坏事也就可以心安理得。这就等于给了那些“恶”人以做恶的借口。过去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就是以所谓的天命来掩饰种种恶行吗？第三，所有那些没有经过受洗的、不信基督的人都是异教徒，都没有机会上天堂。这就导致了种族歧视。现在西方还有人大肆宣扬所谓的“文明必然冲突论”，并用之来指导外交政策。这就是性恶论导致的偏差。下面引用一段舰船知识网友在论坛上写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性恶论的危险：“我向你转录一段我在美国听到的社会正义言论，我在某个地点问美国人，你们鸦片战争时把我们的孩子挑在枪尖上扔火里，跟你们信仰上帝似乎背道而驰了吧，人家回答，那就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你们不信上帝，所以都该死而且死后下地狱。您们各位，要是不信我的话，就随便去问一个基督屠同样一个问题，答案肯定一样。当时，我气得嘴直哆嗦，我说，我看有本书里说，你和我，同样都要经过死亡的幽谷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等待审判，他说，神已经将哪块地许给我们，你们的命运主要是背离上帝的结果。我突然气乐了，你们那个上帝肯定是个白人，以前是干奴隶主的，要不，他怎么认为别的民族都该死，土地也该归你们族哪。对方愤愤然离去。”所以，性善论和性恶论都不完善。它们各有优点，但也各有缺点。迷信哪一种，都会出偏差。更重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也面临着全面性的交流和融合。但是，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是站在了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因此，这种对立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化解，中西文化的融合就不可能，甚至形成冲突。如何化解？那就需要找出一种新理论和新思维，能够既包容中西人性观里的正面因素，也能够弥补双方的不足。也就是说，要有一套方法能够使得中西人性观有效地统一起来。2009年3月29日上午 阴热身思考1：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何在？（1）“剃头匠”与“美发师”（2）“画匠”与“画家”（3）“教书匠”与“教育家”（4）“普通校长”与“知名校长”套路→单一；思想（理念）→多样感悟：（1）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恐怕在于思想（理念）上的差异。（2）领悟管理之“道”远比模仿管理之“术”重要。热身思考2：为什么需要管理？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骑鹤飞。保持天平平衡的两条基本路径：路径一：缩小人的无限欲望（道德教育）路径二：提高有限资源利用率（科学管理）感悟：（1）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人所拥有的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管理产生的根本原因。（2）中、西方在协调这一矛盾的路径上存在一定区别与联系。中西管理思想之比较：人性观视角一、品中华管理古韵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思考有关管理的问题时，无不以他们关于人性的理解为根据，来阐发相应的管理之道。——张岱年（一）儒家的“人性可塑论”与“仁政礼治”思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可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德礼并治管理启示：如何树立领导“威信”？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非职位权力影响力（德－信）职位权力影响力（礼－威）《西游记》， 马云，牛根生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犹是也。（《孟子•告子上》）——人性本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仁政（取“信”于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 ——人性本恶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荀子•性恶》）——礼治（树“威”于人）（二）法家的“人性好利论”与“以法治国”思想“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而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 ——人性好利“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 ——以法治国“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韩非子·五蠹》) ——人性好利“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韩非子•八说》）——以法治国“我进工厂给工人制定的第一个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里随地大小便。”——张瑞敏“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人才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竞争。”——张维迎显性制度，隐形制度（潜规则）考驾照。教授书没还无奈退机票。（三）道家的“人性自然论”与“无为而治”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性自然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 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第一层涵义：修炼无为心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清心寡欲，心神宁静启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无为而治”第二层涵义：顺应自然规律“治大国，若烹小鲜。 ”—— 《道德经》第六十章“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庖丁解牛》启示：为无为（本质规律），则无不治。“无为而治”第三层涵义：有所为，有所不为道家管理之道：君无为而臣有为文景之世的宰相、御史制度启示：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大树底下不长草。严介和的管理之道作为高层管理者：对内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只管人，不理事。相反，对外只做运动员，不做裁判员；只理事，不管人。企业老总分“三流”：三流的老总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二流的老总每天工作5小时；一流的老总每天工作3小时。高层管理者贵在苦其心志，而不是劳其筋骨。要思考重于行动。启示：事事欲有为，事事不可为。一把手管理原则：例外原则，制度内的一概授权。二、悟西方管理智慧（一）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古典管理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产生背景：（1）客观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后，科学技术更新，生产成本上升，使得“效率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2）主观上：对于当时的多数西方人而言，其生存价值占主导地位。经济人假设（1）人是自私自利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2）人是天生懒惰、被动的，逃避责任、没有抱负的。（3）人是以低层次需求占主导的。代表人物：泰勒、法约尔、韦伯等。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古典管理思想——专制独裁、制度管理管理者关心的是工作效率和完成任务管理者用职权发号施令使下属服从不考虑感情上和道义上对人的尊重强调严密的组织、规则、制度用金钱收买下属的效力和服从（二）基于“社会人假设”的行为科学理论（ 20世纪20—60年代 ）产生背景：（1）客观上：古典管理思想应用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品和市场开始繁荣；加上这一时期心理科学研究成果的助推。（2）主观上：人们的生存价值普遍提高，民主呼声日趋强烈。社会人假设（1）人总是在群体交往中寻求心理满足的。（2）人是天生勤奋、主动的，勇于承担责任、富有创造能力的。（3）人是以高层次需求占主导的。代表人物：梅奥、马斯洛等。基于社会人假设的行为科学理论——民主参与、人性管理n 管理者的任务是创造使人能发挥才能的工作环境n 管理者不是指挥者、调节者或监督者，而是辅助者、支持者、帮助者n 让下属承担更多的责任，促使其做出成绩，满足其自我实现需要n 给予更多自主权，实行自我控制、参与管理（三）基于“复杂人假设”的当代管理学说（20世纪60年代至今）产生背景：（1）客观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相对过剩；古典管理思想与行为科学理论的正面交锋，凸显各自利弊。（2）主观上：人们的民主意识普遍提高，精神性需求日益强烈。复杂人假设（1）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它会因人而异，因情景而异，因时间而异。（2）人的需要、能力各异，对于相同或不同的管理方式均可能有不同的反应。代表人物：威廉·大内、彼得·圣吉等。基于复杂人假设的当代管理学说——权变方式、文化管理n 主张没有一套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的万能管理方法。n 对于组织机构、领导作风、工作制度等都不应固定或划一，而应实行灵活的弹性管理。n 提倡兼收并蓄，努力寻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管理。文化就是共同的价值观、愿景。校训，是否所有的教职员工都认为很重要，是否每天都在想着这件事情，是否每天都在做着这件事情。三、辨中西管理思想（一）中西管理思想的区别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管理。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 ——[美]彼得·德鲁克中西管理思想的区别源于彼此文化背景的差异。地理因素当然不只是背景，它实是构成中国与欧洲文化间模式之差别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意义之要端。——[英]李约瑟中国一面临海，三面陆路，对外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自然环境。农业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大陆民族精神（农耕文明）中国管理思想特点：人文主义型（侧重于管理的社会属性）西方三面临海，一面陆路，有漫长的海岸线，内陆交通却极不方便，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海洋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海洋民族精神（海洋文明或游牧文明）西方管理思想特点：科学主义型（侧重于管理的自然属性）（二）中西管理思想的联系东西方管理思想有其内在的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源于彼此对人性的根本性认识。——郭咸纲1、从横向来看中西管理思想中的人性观前提存在相关，其相应的管理思想也存在相关。例如：人性好利论——经济人人性可塑论——社会人人性自然论——复杂人2、从纵向来看不论是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人性论基础，还是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人性假设前提，它们都遵循着“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轨迹，其相应的管理思想也遵循着这一发展轨迹。趣味解读中西管理思想指导下的三个管理层次第一层次：管理如同“抓猪”。抓耳朵，抓尾巴，食物诱惑。指导思想：法家管理思想－古典管理思想第二层次：管理如同“大雁飞行”。人格魅力，学识修养等非职位权力影响力。指导思想：儒家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理论第三层次：管理如同“愚公移山”。有共同的信念。指导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当代管理学说与君共勉：融会中西品悟治道德礼兼修终成无为[第一, 在对人性的看法上, 中国人认为人性善, 西方人认为人性恶.先别急着反驳, 听我讲完:虽然古人也有云有生之初, 人各自私也, 人各自利也, 但这种声音实在很微弱. 而现代人, 持人性恶观点的人更多. 象鱼儿和老刘的帖子以及很多回帖都能看出这一点. 我认为, 这是现代人越来越多的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在历史上, 一直是人之处, 性本善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至今仍有极大影响.谈到西方文化, 很难离开基督教. 圣经记载,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食禁果, 其后人就都犯了原罪, 是与生俱来的. 也就是说,人生来就是恶的.基于这样的看法, 中西在治理国家的理念上就有不同. 中国人期待明君, 忠臣, 圣人. 于是就颂扬李世民, 包拯, 甚至刘罗锅, 期望后人都象他们一样. 对于重要的职位, 中国人把最多的精力花在寻找, 选拔称职的人. 而西方既然任为人性恶, 就不寄望于完人, 就有限制人的权力, 于是就三权分立. 对于重要的职位, 西方人把最多的精力花在建立完善的制度上. 因为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极端的集权导致极端的腐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个人赞成西方的观点, 即人性恶. 就象人的身体, 再怎么保养, 维护, 也不可能完美, 永不生病. 这时的医, 药就好比对违法犯罪的监督机制. 当然, 这种比喻本身也不完美.第二, 在与他人相处方面, 概况地说, 中国人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西方人是己所欲, 施于人.这两种观点, 在本质上都不坏, 但在现实中, 却是引起冲突最多的地方. 用这个观点去观察, 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中美之间在很多议题上, 诸如不干涉内政, 民主, 人权, 等等, 有那么多的冲突.在这一问题上, 我赞成中国人的观点. 对别人, 你可以建议. 接受与否是他的事. 否则, 引起冲突, 事与愿违.第三, 人的社会地位, 中国人分尊卑, 西方人主张平等.规范 君臣, 父子, 夫妻 关系的 三纲, 已经沿袭了几千年. 现在虽然君臣表面上不存在了, 但人们头脑中级别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 父子关系有改善. 夫妻 则有变成 妻夫 的倾向. 西方人平等的观念比较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任为,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 互相间都是兄弟姐妹, 故而都是平等的.第四, 可能同前三个区别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想到了, 就顺便写下来.在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上, 中国人采取庖丁的方式, 西方人采取鲁班的方式. 换句话说, 对于操作或技术上的难题, 中国人努力去提高操作者的技能, 而西方人努力去研究新的工具和设备.之所以写到这点, 是觉得在工业化的今天, 西方的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优势. 举例说, 庖丁练了十年的技术, 徒弟也要至少练十年, 而鲁班的锯, 传给徒弟马上就能用. 再比如, 很多的精尖技术也不会失传.
舒化鲁教授先后公开发表论文近100篇，其中24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六个，公开出版专著作13部。其代表作如下：1. 专著《为企业文化建设正本》（32万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2. 专著《生-升方略——企业管理规范化模块操作》（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发行）；3. 专著《企业规范化管理实施的18个模板》（24万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发行）；4. 专著《决战十大竞争力》（45万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发行）5. 专著《中国式管理系统实施方法》（50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发行）6. 专著《企业规范化管理标准体系》（78万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发行）7. 专著《企业规范化管理实施方案》（108万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发行）8. 专著《管理学新原理——卓越管理的理论和方法》（39万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发行）9. 课程包：《企业如何做强——企业整体规范化管理的技术和方法》（10张VCD，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2月）10. 课程包：《如何自主构建强势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管理规范化的技术和方法》（12张VCD，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2月）11. 重大软科学项目：《私营经济发展研究》（1998年完成）12. 重大软科学项目：《中西管理思想比较研究》（1995年完成）13. 重大软科学项目：《目标管理技术方法研究》（1993年完成）备注：敬请期待下一个作品，舒老师现在正潜心写作~~有望年底截稿~!感谢您的关注~~兹有更多内容，请移步于——规范化管理实施指导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