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化: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前提和保障
摘要：民主制虽然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产物，但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要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使民主本土化。没有民主的本土化，民主政治的建设就不可能健康顺利地进行，民主制度也不可能稳固。民主中国化就是民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民主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结伴而行。中国共产党努力求索民主中国化之路，极大地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民主；民主中国化；民主政治；中国特色；民主制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核心价值研究”(071JD810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麻雪峰(1969-)，男，河南汝州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博士生。
全球化的发展对世界的民主化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卷人民主化运动之中。但民主政治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有的是徒有其表、有的是运行不畅、有的重新被独裁政治所打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为什么会失败？以美国政治学家为主的一批学者在政治发展理论中，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如亨廷顿的《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约翰·邓恩的《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胡安·J·林茨的《民主的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他们主要研究民主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条件在民主制度建立中的作用；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戴维·赫尔德的《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则主要从民主的类型学上对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总结，涉及了民主的本土化问题，但没有深入地进行分析。国内研究民主制度的学者把精力也主要放在民主化和民主类型的研究方面，对民主的本土化问题鲜有提及。研究民主类型学的有高健、佟德志的《中国式民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张志明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研究民主化的有张互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本文的着力点是在中国民主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民主化和民主中国化的互动关系、民主中国化的发展，以及对民主中国化的主体、历程和意义进行初步梳理，对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民主中国化建设做一些粗浅的分析，以期引起对民主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重视。
民主虽然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产物，但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单一的“西方民主制”类型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民族个性，民主制在每一个国家都会发展出与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特殊形式。要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使民主本土化。没有民主的本土化，民主政治的建设就不可能健康顺利地进行，民主制度也不可能稳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先驱者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历尽艰辛，饱尝探索之苦，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进行民主的中国化建设，而是照搬照抄西方式民主。但他们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却为民主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人发展和建设中国式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民主化的肇因和民主制度建设的艰难起航
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成为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目标。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权，要建设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甲午战争的惨败，驱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去思考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一批政治精英已认识到传统制度是国家衰败的真正根源，光靠对西方器物层面的学习，不可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日本宪政的建立及富国强兵的成就，让政治精英们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重大作用。于是，维新派把建立民主制度——君主立宪制，作为维新变法的首要目标。由于缺乏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中国的第一次民主运动——维新变法，便以失败而告终。
既然不能以和平方式来建立民主，那就只能以革命方式来进行。辛亥革命以暴力方式推翻了清朝帝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也只是以结构和制度，而不是以一个共和国的功能与价值取代以往的帝国君主体系……中国人也不认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人人平等(至少在法律上)，竞选公职等民主价值明显优于那些中国人所熟知的价值。”仅有民主的制度形式和一少部分政治精英支持的民主是一种不健全的民主，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民主。在封建势力的进攻和破坏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梦想再次落空。
1919年，一批知识分子主导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民主理念的传播是这场运动的重点。这是因为“民国的国号、共和的国体，并不能确保民主的实施和社会的进步”。只有先向民众传播民主理念，加深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促进人们对民主理想的追求，才能为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时，俄国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路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寻求新的方向和路径。
中国民主政治屡次失败，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民主的中国化问题。简单地将植根于西方文化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横向移植到既缺少民主传统，又无契约化市场制度，况且专制基础和意识浓厚的东方政治社会，并且不对其进行改造，使其适应中国的国情，这是不可能的。
二、民主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民主建设的不断探索
共产党人不仅是民主理想的真诚追求者，而且也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者。恩格斯在1847年就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列宁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追求民主的思想。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新型的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但“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利益，实质上，我国的孟什维克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列宁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它是对少数敌对分子专政，而人民却能真正当家做主的民主。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建设方向，又驳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指责。
(一)民主中国化的起步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后，积极探索政权的民主建设。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对于新政权来说，建立一个适应战争需要和适应落后的农村政治状况的民主制度，对政权的巩固和有效发挥其作用意义重大。中华苏维埃政府努力扩展民主的范围。“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苏区工农大众有充分的政治参与权，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还有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充分的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苏维埃政权让工农大众拥有了真正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使政权真正成为了代表“多数人的权利”的政权。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充分的民主精神”，而且“也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应抗战需要的政权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而“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建立一个民主的边区政权，向全国发出民主的呼声，促使国民党施行民主政治，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人士，共同反对投降派，巩固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因此，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使其“成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度的模范区域”。毛泽东强调“要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政权要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能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民主的模范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国内外都认识到，只有像边区那样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抗日战争才有胜利的保证。但这种民主制的性质是什么，运转机制如何？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考验。毛泽东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边区政权的性质虽然实现了从工农民主制向抗日民主制的转化，但政权机关的人员构成几乎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这显然和党所倡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不相符合。因此，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政权的民主运作机制，使边区政权成为符合抗战需要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同年三月，又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提出建设“三三制”政权，为边区民主政权的发展做好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三三制”是指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它在乡一级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在乡以上则实行议会制。“三三制”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的民主特色和中国特色，它提高了边区政权的代表性、科学性和民主性。“三三制”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又不同于工农苏维埃民主制，这在中国的政权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它为推动全国的政治民主进程，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保障。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是全方位的民主、系统的民主，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到经济，从下层到上层，从党内到党外，处处倡导民主，体现民主，它为新中国的人民民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作为一个革命家、战略家，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做好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他有一个真诚的理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会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而资本主义的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掩盖剥削的阴谋。要成功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使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毛泽东不仅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同时又有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具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这为他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具体的方法。虽然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但中国并没有照搬苏联的政体模式，当然，更不会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借鉴了苏联和西方的一些民主经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和专政只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政体都是对自己人民的民主，对自己的敌对力量的专政。在当时敌我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人民民主专政显然符合当时的历史需要，突出专政的一面也是历史使然。
(二)民主中国化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继续过分强调政权的专政功能，就会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在实践上导致灾难。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是对反动阶级的镇压，那么在反动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整体上被消灭之后，如何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在实践上，如果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被消灭之后，专政要指向谁？“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专政，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全面专政”，最后变成了“四人帮”“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要走出上述理论和实践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民主”意义，逐渐以“人民民主”来指称原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即突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权的民主性。
这一重任落在了邓小平肩上，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民主的重要意义，意在做出对政治现实的调整，同时，也找到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起点。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和毛泽东一样，同样强调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任何国家的民主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离开国情条件来谈民主必然导致空想和盲目。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体制，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要想在政治上发展出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首先要为民主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不改变这种经济体制，就无法为民主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要使市场经济顺利地整合进社会主义体制中，就必须对此进行精妙地论证。邓小平将市场从意识形态的高度降为发展经济的手段，通过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他巧妙地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灵活地结合起来。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平等和契约观念，而且还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为民主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文革”的教训中，邓小平也认识到民主必须由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没有制度和法律保证的民主，只能是脆弱的、不可靠的、不能持久的民主。邓小平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废止了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条款，出台了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中国的法治化、民主中国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他还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础。通过一系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民主并不是制定了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有配合民主制度运行的民主文化。“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还要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民主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文化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要将民主移植到中国并使其顺利发展，就需要发展出适应民主政治的民主文化。要发展民主文化，就必须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任何社会、任何民族的政治文化在新时代的选择和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该社会或该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规约和影响”。如何在历史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民主文化，是民主中国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其不利于民主发展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是糟粕。选择其和民主相容的成分，剔除其反民主的成分，是完全可以用来建设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韦伯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区的国家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但后来东亚经济却实现了腾飞。我们不禁要问，儒家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民主发展的障碍？中国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对佛教的改造就是证明。它追求改善自己，一切以理性为标准，这种实用理性是中国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现代民主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有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现代民主在传统儒家社会中的生长才能获得坚实的土壤，深厚的根基。”“市场经济本身是法治之下经济……现代民主是(宪)法(主)治之下的民主。”传统是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现代化的大变革必然要更新和发展传统。’因此，继承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超越传统。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发展为传统文化与民主的有机整合提供了一个平台，为民主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为民主打上了浓重的中国底色。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因果关系还是只具有相关关系，对此争论颇多，尚无定论。但市场经济一定会对民主政治产生影响则是肯定的。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可能产生过高的期望，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如果不能满足公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就可能产生骚乱而不是人们期望的民主。从经济的繁荣到社会的民主，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而且灵活的愿意接受民主的政治架构。以为有了经济发展就能实现民主的想法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种线性思维在现实面前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只产生经济的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在社会结构方面，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出现更多的中间阶层，多元社会逐步形成；社会中介组织大量涌现，公民社会初具雏形，社会开始和国家疏离；在个人价值观方面，人们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市场经济虽然提出了发展社会民主的要求，但其本身并不能实现这个要求，而是必须通过公民社会来实现。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个规律性的结论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就必须要有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不但提高了人们民主政治的责任，而且还提高了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和生命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发展了人的独立意识，有利于各种各样社会组织的形成。这些社会组织，在内部有利于其成员培养集体行动观念和自治意识，激发其政治参与的热情，培养其政治参与的能力。从外部效应来说，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制衡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增加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还通过提供新的方法来顺利地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从而提高民主政治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权力逐渐从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退出，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市(公)民社会所追求的目的是要促进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变革，进而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传统的专制因素的存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高度政治集权造成的独立社会力量的缺乏，必然导致民主社会建设过程的曲折与漫长。因此，中国公民社会建设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国家要承认公民社会的合法性与独立性，并为其提供制度性、法律性的保障。同时，国家还要把对公民社会的干预与管理自觉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免其失去应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社会组织和公民自身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社会公共理性的健康成长。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中国民主的未来展望
中国民主化和民主中国化将相伴而行，中国的民主政治将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民主中国化则是一种民主本土化建设，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将民主政治和本国的传统、民族特性、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国的民主化和民主的中国化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民主的全球化浪潮、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及法治观念的增强，将会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加快；而民主化的发展，又必然会促使民主中国化过程的加快。因为“趋向民主的这种普遍动力会与极其多样的、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与社会发生冲突……使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和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相协调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民主中国化进程的加快，反过来又会促使中国民主化顺利发展。这是因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有活力和生命力。没有中国的民主化，民主的中国化就缺少动力；没有民主的中国化，中国的民主化就缺少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二者良性互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会愈加充满希望与活力。
中国民主化的因素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在因素是全球化，信息科学的发展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政治观念和治理模式。“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新改变……新制度的创设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冲突的生发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新制度的设计过程，它同时还必然是一个新观念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并实体化或外在化为制度的过程。”新观念改变了人民的视野和惯常的思维模式，为新事物的发展打开了理论和价值空间，为制度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权利与法治观念的引入与发展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治理模式的引进推动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相较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易行的多，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先推动行政民主化，再逐步推动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可行之举。“行政吸纳政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精英或精英群体(elitegroup)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系统，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eliteintegration)。此一过程给统治权力赋以进一步的合法性。内在因素是这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不仅为民主政治奠定物质基础，而且最主要的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平等观念。“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同时，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还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这则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因为制度一旦被确立就意味着某种约束的存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选择范围，框定了他们的选择机会。”
民主中国化存在很多有利条件，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很强的包容性，吸收外在的积极因素，来达成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国外先进理论和文化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理论准备，而且也有实践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都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民主中国化顺利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一贯追求，是当代民主中国化的最大动力。在民主化进程中推动民主中国化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依据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国情，以民主中国化的理念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担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重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将会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的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协商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的发展和完善，是民主中国化的具体举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以合理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安排为根本保障的新型民主政治，“中国民主将超越西方旧有的民主形式和实践”，成为一种更好的、更具生命活力的、新型的民主，它将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