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摘要：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之际，在关注《宣言》当代价值的同时，《宣言》传播史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首先，对《宣言》文本的翻译和解读至今存在一些并非无关宏旨的歧义。其次，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宣言》的贡献，应该给予更加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再次，对《宣言》译本出版之外的其它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宣言》早期传播中的一些史实仍需要进一步梳理。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
一、《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简史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由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的第一章《今世景象》。此文在汉文刊物中首次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句话在《共产党宣言》今译本中作“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中国第一位在认同的意义上比较系统接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对其精髓有所感悟和把握的是孙中山。1896－1897年间，孙中山欧美之行，并于1897年1月至7月间留居英国伦敦，埋头于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读书的范围极广泛，对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从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以及后来对马克思学说的评价看，他在这里认真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当是无疑的。到1902－1903年间，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已达“极思不能须臾忘”的地步。
在中国人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1896年之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长。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国内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的一个高潮。由幸德秋水和坍利彦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有志于改变现状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这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着作。1903年2月，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发表君武(马君武)的长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附社会党巨子所着书记》，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最后列举26部着作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参考，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几乎与此同时，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曾四次提到《共产党宣言》一书，介绍了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始末根由，并称《宣言》为“一大雄篇”。该书摘引了《宣言》最后一段话：“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
1905年11月，刚刚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蛰伸(朱执信)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以赞赏的态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该文是中国人第一次着文介绍《共产党宣言》。该文重点介绍了《宣言》的基本内容，并完整地翻译出了《宣言》的若干段落及《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全文。如《宣言》第一章开篇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着名论断，朱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再如前引《宣言》结尾一段，朱译为“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以吾侪之勇进焉詟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后来1912年6月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的势伸译述、煮尘重治《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其中对《宣言》的概述，内容基本取自《德意志革命家小传》。1906年6月，《民报》第5号上发表勥斋(宋教仁)编译的长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也翻译了《宣言》最后一段：“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8月，《民报》第7号发表梦蝶生(叶夏声)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也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并对《宣言》的主张表示赞同。1907年12月日本东京出版的《天义》报第十三、十四卷合册刊载震述的《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文后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
1906年12月，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编译出版《社会主义神髓》时，该书书末刊载的一则“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中有《共产党宣言》一书。1907年10月，《天义》报第八至十卷合册刊登的“新刊预告”中第一部也是“马尔克斯等着”《共产党宣言》，并称预告各书“已由社会主义讲习会诸同志编译，不日出版”。1908年1月的《天义》报第十五卷的新书预告称“本报下册新译名书成一最巨之册”，其首部即为“马尔克斯因格斯着”《共产党宣言》。同期还刊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全文。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概述了《宣言》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思想，它的发表有助于时人对《宣言》基本思想的了解。编者在后记中称：“宣言全文亦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卷合册刊载了《宣言》的前言和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全文。译文开篇为“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该刊还发表了申叔(刘师培)专门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序》。由于《天义》报没有如预告所言刊载《宣言》全文，而该报十九卷后停刊，《宣言》后面各章的译文便不知所终。在此前后，东京出版的《夏声》杂志连续三期刊载《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
1919年4月，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发表舍(成舍我)以白话文体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片断，内容是《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包括十条纲领全文。5月，《晨报》分三期连载了渊泉翻译的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该文摘要介绍了《宣言》第一章大要。其中译文行文已非常接近现在通行的《宣言》中译文文体。如“《共产党的宣言》的起句就是：‘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共产主义的妖怪’。”“一切过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产阶级推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是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有产阶级不但是锻炼杀身的武器，并且养成一种使用这种武器的力出来，这就是现代的劳动者无产者了。”“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日：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力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到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转载。同期《新青年》还刊载了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文章也简要介绍了《宣言》的成因及“其书大旨”，并称该书“传播最广，欧洲各国，均有译本”。“书中一语，正如枪弹之一射。就其全书言之，几无一语，不经千次之呼吁。”《新青年》第6卷5号和6号刊载的李大钊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时，摘译了《宣言》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重要论述，并对这些论述所包含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11月发行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载李泽彰从英文翻译的《马克斯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即《宣言》第一章的全译文。据许德珩回忆，李已将《宣言》全文译出，因限于篇幅，杂志拟分期连载。但在第一章发表后，因受胡适的干预，李撤回了译稿。
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为把北大图书馆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购置的两万多册外文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着。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初期，曾组织懂外文的会员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着。其中德文组曾从德文译过《共产党宣言》。该译文的油印本曾在研究会成员内部传阅学习，它的部分译文还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该译本的一大特点是对一些中国人不大容易明白的地方加注说明文字。如《宣言》第一句的翻译就加注了如下一段话：“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类似这样的说明，在译文中大约有七八处之多。
1919年冬至1920年春，陈望道受上海《星期评论》之约翻译出《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该译本所依据的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分别由戴季陶和陈独秀提供。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于1920年8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因该译本第一版书名错印成了《共产党宣言》，遂立即印出第2版，将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由于8月版所印千余册很快赠售一空，遂又于9月第2次印刷。在此后的20年中，该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流传。为躲避检查，该译本的书名、译者名和出版社名多次更换。据不完全统计，该译本先后有十多种不同版本，对中国革命影响甚大。
1920年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到达巴黎后，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着作，《共产党宣言》就是他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之一。他还把译稿拿给大家传阅。这对于最早赴法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疑是有帮助的。
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张闻天、吴亮平等合作重译《共产党宣言》。1929年，在柏林的成仿吾也曾应时在莫斯科的蔡和森之请依据当时流行的德文本参考英、法文本翻译出《共产党宣言》，译稿托人带往莫斯科，后不知所终。
1930年，中共领导的地下出版社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书名“《宣言》”。内容除《宣言》外还包括1872年、1883年和1890年三个德文版序言。该译本后面还附有《宣言》英文全文，采用的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三个德文版序言的发表以及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在我国都属首次。华岗译本在30年代印刷多次，印数也很多。
1938年，成仿吾、徐冰依据德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先后在延安的解放社以及武汉和上海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等出版。该译本收入《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此外，该译本还曾于1947年在香港的“中国出版社”出版，并由乔木(乔考试吧)依据英文校订。该译本传播很广。1945年，成仿吾曾在延安对该译本进行较大修改，并将译稿交解放社，但后来修改稿也不知所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该译本经成仿吾重新校译后于1953年12月最后一次再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印刷，供校内使用。，该版的序言增至7篇。
1943年，延安解放社出版博古根据俄文版《宣言》对成徐译本的校译本，并增译了《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共四篇序言。博古译校本改正了原成徐译本的某些缺点，“但离开德文原着似乎远了些”。该译本发行量极大，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在博古校译本出版稍后，国统区还出版过一本影响不大的陈瘦石译本。该译本是根据美国哈普尔公司出版的洛’克斯和霍德《比较经济制度》一书附录的《共产党宣言》翻译的，是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书。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文出版局出版了中文版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根据《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宣言》正文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书写的全部7篇序言，还包括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和补充《宣言》观点的说明。该版本于1949年初运到中国后，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流传甚广。1954年，苏联外文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时，收入了重新校订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及七篇序言a该文集在国内也流传甚至广。195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对该译本进行了重新校订。
196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参照《宣言》德文版和经过恩格斯审阅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对《宣言》中译本重新作了校订。该译本成为国内流传最广的译本。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所收《宣言》及七篇序言，所采用的就是这个译本。
1975年，成仿吾对照我国外文出版社、东德荻茨出版社、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与《宣言》1848年、1883年、1890年版共六个德文版本对《宣言》译本再次进行校订。该译本1976年在中央党校印行试用，并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译文基础上对《宣言》译文作了重新校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校译本。1995年，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版对《选集》各卷所收文章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1997年，人民出版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一卷中的《宣言》新译文出版了单行本。这是《宣言》迄今在我国出版的最新版本。
此外，国内还先后出版过俄华对照本(1951)、注音本(1958)、袖珍本(1963)、线装宣纸本(1965)、大字本(1964)、木刻雕版本(1974)，出版过盲文本(1971)，还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五种文字出版过少数民族版文本(1971)。1998年又发行了纪念版和珍藏版。
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
《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到系统，从片断到整篇，从文言到白话，从模糊到精确的过程，但迄今我们仍不能说对宣言文本的翻译和理解已经尽善尽美。十九世纪末，无论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介绍，还是对马克思等社会主义活动家的评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播者对传播的内容本身往往不甚了了。相应地，《宣言》在中国最初的译介也谈不上自觉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扩散。《宣言》的译介从李提摩太、蔡尔康《大同学》中所引的一句话开始，到赵必振翻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摘引《宣言》一段话，再到朱执信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并完整地翻译出《宣言》的若干段落，《宣言》的传播开始进入自觉地、有目的地译介阶段，文本翻译也逐渐从零星走向系统，从片断走向章节和整篇：先是出现某一章全文的发表，一篇序言的出现，直到出现完整的译本的印刷与出版。在中国共产主义者接过《宣言》传播的接力棒之后，传播的规模急剧扩大，传播的速度也迅速增强。《宣言》先后经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俄文翻译成中文，并由最初的《宣言》文本本身到增补一篇序言，再到三篇序言、四篇序言直至完整的七篇序言。1919年之前，《宣言》内容的介绍采用的是文言体。自1919年4月《每周评论》上成舍我采用白话文体翻译《宣言》始，白话文体逐渐取代文言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宣言》的传播。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这种转换不仅仅是把一种文字符号变成另一种文字符号那么简单，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因此，翻译要求信、达、雅。信，就是新的语言表述的内容要忠于原文；达就是用一种新的语言通畅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雅，就是语言要有文采。《宣言》本文不仅理论深邃，充满哲理，而且语言精炼、优美。要把《宣言》翻译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连恩格斯本人都承认“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罗章龙、陈望道、成仿吾在自己的回忆中都曾谈到准确翻译《宣言》所遭遇的困难。因此，《宣言》的译文必然会有一个不断雕琢的过程。即以《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例，据高放先生考证，先后就有70多种译法。如“全方贫工之联合”、“四海之内皆兄弟”、“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等。自1920年陈望道译本出版至今，《宣言》先后流传过十几种中译本。考诸《宣言》的各个版本，不难发现，每一新译本的出现，译文一般都会较前译本有所改进，总体上呈现由模糊到精确的趋向。但即便如此，对《宣言》文本的翻译与解读仍然有精进的空间。这一方面是语言进化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语言转换过程中解读上的歧义所致，如学术界近年来出现的关于《宣言》中“废除私有制”名言译文的争论@即是一例。
研究《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早期传播不能只看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形成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对《宣言》的翻译也只能在此之后。但如果没有《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着作和思潮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又怎么可能形成呢?在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一批人后来并没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他们在《宣言》早期传播中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例如，孙中山就曾极力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事实上，也正是在孙中山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才促使了朱执信翻译《宣言》，才形成了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组成的一个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当强大的阵营。他们的积极宣传，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极有裨益的。毛泽东曾说过，“朱执信是******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在先。”这确是历史事实。即使像戴季陶那样后来极端****的人，也曾热心推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使用的日文本就是戴季陶提供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也曾积极参与了《宣言》的传播，即便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也曾经为《宣言》的介绍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之前，绝大多数翻译介绍《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着作和思想的人都是抱着同情、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事这一工作的，许多人还试图从《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着作中吸取营养，尝试从中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钥匙。动辄给人扣上“别有用心”的帽子，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研究《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早期传播不能只看到翻译本、全译本和正式出版本的贡献。思想的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的早期，首先是一批掌握了某一种或几种外语或者外语程度比较好的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借助语言的优势最先阅读了《宣言》或了解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如孙中山是在1896－1897年在伦敦期间初读《宣言》的，并对马克思的理论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是他后来形成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再如李大钊熟练掌握日语和英语，陈独秀懂日、英、法三国文字。李大钊在日本期间就认真研读过《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后来始终倾心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他后来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就不难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熟悉程度。再如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长达14年，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中国精研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曾与陈独秀一起校阅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稿。刘仁静在北大期间曾熟读《共产党宣言》等英文版马克思主义原着，诨号“小马克思”。李刘二人在中共一大上曾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着进行唇枪舌剑地辩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也曾在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了《宣言》等马列着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回国后成为党内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其次，应该看到，在《宣言》全译本出现之前，有关《宣言》的片断译文已陆续在报刊上出现，对它的基本思想也不断在重复介绍。作为一种改造现实的理论武器，被有心者关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从上述介绍中已不难看出，在陈望道译本出版之前，《宣言》的前言、第一章全文，第二章、第四章的重要部分都已有译文在报刊上发表出来。恩格斯的1988年英文版序言内容也非常丰富，其中不仅有对《宣言》写作的背景、《宣言》发表之后直到作者作序时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系统介绍，而且还包括1872年德文版序言全文和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高度凝炼的概括。此外，像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对有心人从中吸收《宣言》的思想要旨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毛泽东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不能直接从外文着作中吸取理论精华，便“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以毛泽东当年对新思潮的关注与敏感程度，象《每周评论》、《新青年》、《国民》、《新潮》等刊物是必读的，其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肯定是必读的。而且以毛泽东不拘泥于本本的读书的风格，善于从并非完整的大量译文中刺取《宣言》的中心思想也并非难事。所以，毛泽东认识到“人类自有史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不必然要读到《宣言》的全译本之后才可以做到。此外，在《宣言》早期传播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重视正式出版物的作用，还应关注油印本甚至手抄本的作用。例如，民鸣、李泽彰等人的《宣言》译本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出版或发表全部译文，但他们翻译的手稿是否被转抄，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有流传，也应该纳入后人研究的视野。再如油印本，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除了北京大学马克斯研究会之外是否还可能存在别的版本。手抄本更是一种非常便捷的传播手段。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些稀缺的资料大家辗转相传，争相转抄是完全正常的，而且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宣言》全译本的正式出版，无疑大大加快了和便利了《宣言》在国内的传播，但在对《宣言》版本与《宣言》出版与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此前《宣言》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的研究也应该引起某种程度的关注。
研究《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早期传播，仍有一些史实需要梳理。例如，1906年12月，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编译出版《社会主义神髓》时所预告的那本《宣言》迄今不知所终，这本书与一年后即1907年10月《天义》所预告的民鸣译的“马尔克斯等着”《宣言》是什么关系?是同一本?还是互不相干的两本?如果是不相干的两本，那么这本书的结局到底为何?再如，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毛泽东第二次赴北京时不可能看到陈望道译的《宣言》，那么他看到的究竟是什么版本的《宣言》，是《每周评论》刊载的成舍我的《宣言》，是《国民》杂志刊载的李泽彰的《马克斯昂格斯共产党宣言》，还是北大马克斯研究会的油印本?还是所有这些版本都精读过?据《毛泽东传》：“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但罗章龙的两个有关《宣言》油印本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刘仁静，而刘仁静的相关回忆则否认罗翻译过《宣言》。那么，油印本《宣言》到底是罗章龙等人从德文翻译还是刘仁静从英文翻译的呢，还是两者都有呢?另外，黎锦熙说1920年1月4日在毛泽东处看到桌上放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本《宣言》的翻译印刷至迟也应该是1919年末的事情，而亢慕义斋组织《宣言》的翻译似应是在1920年3月马克斯研究会成立之后的事情。这中间的矛盾之处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仍需要进一步认真仔细地梳理和发掘。又如，不少材料讲到蔡和森到法国后蛮看蛮译《共产党宣言》，还把译稿拿出来供大家传阅，但蔡和森翻译的是《宣言》的全部内容，还是部分内容?他的译稿去向为何?又如，有材料说“邓小平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初读到《宣言》的”，但却没有提供邓小平所读《宣言》版本的明确的佐证。朱德回忆自己1922年底在柏林期间阅读的是“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有学者指出中共旅欧支部曾从国内运去《宣言》等革命书刊。而当国内只有陈望道的译本。若如此，朱德所读应是陈译本。那么，邓小平所读是否为同一版本呢?迄今未见学者的相关考证，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未见提及。再如，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张闻天、吴亮平等曾合作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而1929年初，当时在柏林的成仿吾接到蔡和森从莫斯科的信，要他把《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为什么在张闻天等重译《宣言》的几乎同时，身处莫斯科的蔡和森还要让远在德国的成仿吾另外翻译?张、吴等重译的《宣言》的去向何处?在《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史上，类似上述疑问的地方颇多，回忆材料大多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甚至自相矛盾。应该说，这些细节问题对于《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的大体史实或许无关宏旨，但就治史而言，这些疑问与矛盾之处仍有进一步搞清楚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