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乐欣赏》是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温州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湖州师范学院五院校联合组织编写的“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丛书”之一。全书共分四篇：西方古典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和中国近现代音乐。为便于学生学习，每篇都为两个部分，即不同时期的音乐概述和音乐欣赏。本书以辅导大学生欣赏古今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音乐作品为主线，着重介绍西方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概况以及音乐风格特征，介绍代表作曲家及创作思想、艺术成就、历史贡献以及与音乐欣赏有关的音乐知识。音乐欣赏是音乐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音乐欣赏可以使学生广泛接触各类音乐作品，在音乐实践中感受音乐，理解音乐；音乐欣赏可以使学生积累中外优秀曲目，增长音乐欣赏知识；同时，音乐欣赏也是开阔学生艺术视野，提高学生艺术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音乐的娱乐作用和教化功能已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也充分认识到音乐艺术在当前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欣赏音乐、参与音乐已逐步成为现代人，尤其是当代青年人的时尚。然而，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而言，我们认为，音乐欣赏课不应当只是一门纯知识性的课程，而应当使其成为一门兼有“技能”性的课程，即不仅要使学生在接触音乐作品中感悟音乐，积累音乐语言，而且要培养学生独立赏析音乐作品的能力，掌握欣赏音乐的基本“技能’’与方法。有鉴于此，本书在编写体例上，不以常见的逐个作品的分析、讲解为序，而以音乐欣赏知识与方法的系统讲述为主，将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曲式的表现意义、声乐以及器乐的基本分类、各种体裁的表现特点、综合艺术中的音乐、常见音乐流派的风格特点等分章立节，详细讲解。同时，融入大量中外优秀音乐作品曲例，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识与谱例互补，使学生既能更广泛地接触中外音乐名作，深入了解作品的内涵与表现手段，又能逐步掌握音乐欣赏的知识与方法，达到知识与“技能”双丰收的目的。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应实施理论讲授与音响听赏并重的原则，重视培养和发挥学生主动赏析的能力。在教学安排上，应以音乐的表现手段、曲式的表现特点为基础，以声、器乐的分类、体裁特点的讲授为重点，循序渐进，逐步深入。
【23】2021年考研中西方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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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世纪末期为止，欧洲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历史意识。一些理论书出现过关于过去时代音乐的记载，但它们只能算作音乐史学的萌芽，基本上都是对音乐神话性起源、作用以及一些大人物在音乐上的业绩的叙述，还缺少一条发展的线索。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了对过去音乐历史自觉进行回顾的倾向。首先是波埃提乌斯等人对中世纪音乐理论的重新认识，继而是对过去音乐的重新 评价。他们认识到包括音乐在内的某些文明，经历过产生、繁荣和衰落的发展进程，这标志着一种发展史观已露端倪。而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史是17世纪初才出现在 德国的。当时莱比锡教会歌诗班的领唱者卡尔维修斯在《音乐的技能训练》一书中加进了“音乐的起源与进步”一章，采取依照年代叙述的方式，表现出历史地记述 音乐历史事件的态度，可以被视为最早的音乐史。运用依年代记述方式、独立成册的、最早的音乐史书是德国理论家普林茨在1690年写的《高贵的歌唱艺术和音 乐艺术的历史叙述》，作者站在新教派的立场上，一方面承认宗教在音乐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否认音乐具有其自然的起源。该书还提供了17世纪一批著名 音乐家的传记，为后来学者撰写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18世纪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音乐史研究逐渐成熟，学者们出版的音乐史书大都有丰富的史料作为依据，并经过文献学方面的考证。1740年马泰松出版了《登龙 门的基础》这部音乐家列传，集中了巴赫时代的主要音乐史料尉后世音乐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774和1784年吉尔伯特的两部有关教会音乐的论著是研 究中世纪音乐的重要文献。该世纪后期英国也出现了两部值得注意的音乐通史。霍金斯的《音乐的科学与实践通史》(1776，5卷)包含了58幅作曲家肖像和 150首谱例，首次采用了这种图、文，谱并茂的方式撰写音乐史。伯尼的《音乐通史》 (1776—1789，4卷)其特点在于他对当代的音乐给予了极大 的关注。他游历了欧洲诸国，详细地考察了各国音乐的实际，他的报导是现今研究18世纪音乐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另外他把音乐现象按时代和乐派进行考察，然 后再将它们加以综合，做出文化总体的研究，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带有创新性的方法。福克尔的《音乐史通论》(1788、1801，2卷)又循此途径前进了一 步，他在该书的卷首加了《试论音乐的形而上学》这篇音乐史学的论文，把音乐置于历史的总体联系之中，从哲学角度对研究方法进行反省和批评，并提出了音乐是 有机发展的观点。他的《巴赫的生平、艺术及作品》(1802)对发现和复兴这位作曲家的音乐做出了很大贡献，并成为推动19世纪传记学繁荣的先驱。他的 《一般音乐文献》(1792)收入文献3000余项，并做了内容介绍，这是史料学领域划时代的业绩。 19世纪是音乐史研究全面发展的时代。在复古主义的影响下古代乐谱的出版空前繁荣，先后出版了多种大型音乐史料集成和多位著名作曲家的全集(贝多芬、巴 赫、莫扎特、舒伯特等)。此外在传记学方面也成就显著，文献学方法的引进使史实的考证更为准确和细密，从而纠正了过去史书中许多错误。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亨 德尔、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大型传记，直至今天它们仍是研究这些作曲家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在通史方面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位学者，他们都撰写 了音乐通史并在其中表达了不同的史学观点。基瑟维特认为音乐史某个时代之所以形成是音乐上伟大人物产生和存在的结果。音乐史不应以一般历史时代来划分时 期，它的各个时代应冠以最重要作曲家的名字。此外，他还把音乐史视为按时代发展进步的有机整体。菲提斯的5卷本通史仅写到15世纪为止，以后的内容包含在 他的《音乐家传记及音乐图书志》中。他的著作表现出一种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倾向，并且提高了非欧洲音乐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他反对进化发展的史学观，而 代之以“变形”的概念。安布罗斯的通史(5卷)是站在文化史的立场上撰写的，他引用了维也纳、慕尼黑和意大利许多地方的文化史料，把音乐置于文化整体中进 行全方位的考察。 本世纪上半期音乐史研究可以说是向着更加专门、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在中世纪音乐、拜占廷东方教会音乐和犹太教音乐历史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音乐形态 史方面先后有贝京的《节奏类型学》、丹克尔的《旋律类型学0，库尔特的《浪漫派和声基础》、萨克斯的《乐器史》问世。在传记学领域对舒伯特、舒曼、勃拉姆 斯、瓦格纳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期间里曼的《音乐史纲要》(1904—1913)颇具特点。他完全放弃了过去音乐史书那种作曲家列传依次排列的 编写方法，而以音乐风格的发展进步作为叙述历史的主线，表现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技术理论功底。阿德勒的《音乐史提要))(1924，2卷)也是从风 格史的角度撰写的，但吸收了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成就，使得音乐发展的论述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层开，至今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音乐风格史。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张洪岛1913年出生至今109岁
西方音乐史研究综述王丽君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尴尬状况，不仅使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困惑，同时也令其他领域的同仁为其担忧。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填补对西方音乐研究的空白，而且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我们始终还是未摆脱“被牵着鼻子走”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工作仅仅是介绍和引入国外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国内来说却显得意义重大，即便是这样，我们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空白没有填补，而对于国际上新气象和新动态更是知之甚少。在这里，笔者将对2000年国内出版或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归纳整理，并稍加评述，以提供这一年度国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的新动向。一、热点研究首先，鉴于2000年是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这年也成为研究柴科夫斯基成果丰硕的一年。毛宇宽的论文《骇人听闻的惨剧-柴科夫斯基死因考》，将国际上所关注的柴科夫斯基死因再考的论题引入国内，并加入了论争。文章指出：历史上和当今在国际上关于柴科夫斯基死因的描述存在重重矛盾，并一一提出质疑，进而予以否定。最后建立在最新披露的论据之上，得出最终结论，即柴科夫斯基并非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致死。同时，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惨剧背后隐含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种论争孰是孰非，仅从学科意义上来说，这一讨论不仅对国内柴科夫斯基研究有所贡献，而且显示出国内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内容上更为细致，形式上更注重实证，同时也加强了国际对话的决心和信心。彭志敏的《从bE大调交响曲到<第七交响曲>——纪念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则是介绍鲜为人知的柴科夫斯基《第七交响曲》来源及其特征。除了这两篇论文外，2000年还出版了一系列柴科夫斯基研究专著。其中《柴科夫斯基书信选》（高士彦）和《彼得·柴科夫斯基——一幅真实画像》（VladimirVolkoff著，冷杉译）是两部译著，前者为我们研究柴科夫斯基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材料，后者则是一部描述柴科夫斯基生活和创作道路点滴的传记。还有一部著作是《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彭志敏著），虽被作为《外国音乐欣赏丛书》之一出版，但就其内容来说，提供了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创作的全貌，既是一部作曲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又具有体裁风格史研究视角，同时既具备学术性质，也适宜音乐爱好者阅读，可谓雅俗共赏。其次，据掌握的材料看，国内近几年马勒研究热潮，有增无减，2000年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点。尤其是对马勒《大地之歌》的研究和争论可看作是马勒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主要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廖辅叔的《关于<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主要对马勒《大地之歌》第二和第三乐章的两首唐诗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和推论，其中对第三乐章的《瓷亭》与李白的诗《宴陶家亭子》的比较分析和推断论证是文章的中心所在，但作者最后未下定论。严宝瑜的《马勒<大地之歌>德文歌词汉译以及与原唐诗的比较》将《大地之歌》的德文歌词译为汉文，与原唐诗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尽力保留德译诗的风格和情调，意在说明德译诗和马勒音乐中的“没落情调”。钱仁康的《<大地之歌>歌词溯源》同样将德译诗反译为中文与唐诗原文进行对照，与严宝瑜不同的是，作者认为马勒在采用德译诗歌的时候，作了一些修改，用意在于避免没落而表达“光明的期望”。孟文涛的《<大地之歌>唐诗疑云未尽散——二、三乐章解题众说仍纷纭》收集到八种有关的研究文献，除作评说外，肯定其第二乐章以告破解，第三乐章仍属悬案，并由此引发出对大地之歌是否为资产阶级没落情绪-世纪末情绪在音乐艺术上作意识形态反映之争。以上的关于马勒《大地之歌》歌词来源的考证和辨析实际上不只对音乐史研究有意义，而且也在文学界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推进了国内的学术研究，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价值。除此以外，还有一篇论述马勒作品风格特征的文章，就是陈鸿铎的《谈马勒<第一交响曲>的音乐创作》，虽只选用了一部马勒早期的作品，但基本抓住了贯穿马勒创作的一些主要创作特点。二、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仍然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也最多，主要有：刘盾的《关于贝多芬C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舒曼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及小提琴版本考》两篇均为文献考证性质的研究。前者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贝多芬的另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发现校订并作了简要介绍。后者则披露了关于舒曼将大提琴协奏曲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的考证。孙国忠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巴赫的晚期风格及其研究>》，通过这部作品探讨巴赫晚期风格的倾向问题，进而，坚持巴赫晚期作品风格向前古典主义靠拢的看法。钱仁平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曲>的音乐语言与潜在标题性》通过音乐分析并与肖斯塔科维奇先前的交响曲创作进行对照，揭示了这部作品在音乐语言尤其是在整体结构方面的“总结性”特点，以及作曲家通过对前人和自己音乐作品主题的摘引与融合，来表达相应的潜在标题性的方法。这一年，还出版了钱仁平的专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从中可以获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风格特征的全貌。王文澜的《风格独具的表现主义音乐戏剧-普罗科菲耶夫第三交响曲音乐学分析》是对作品的艺术特征的剖析。余丹红的《从预制钢琴到<4分33秒>》梳理了一条凯奇音乐风格发展变化的主要根源，即他的音色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凯奇的作品提供了一条线索。何平的系列研究《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芭蕾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通俗管弦乐及戏剧、电影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和声技法》以及《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调性处理原则及其管弦乐手法》，在学科建设方面有重要意义。正如杨燕迪在《科普兰研究的新启示——读何平新著<科普兰和他的音乐世界>》中指出的那样，何平的新著是建立在自己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的最后结晶，它填补了我国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空白。总的来说，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的研究仍吸引着大多学者的目光，也是每位西方音乐史学者涉足最多的领域。就目前来看，每位学者的研究范畴越来越明确化和专门化，各有所长，各有所专。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势头，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专的同时，必然也面临着广度的局限，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自然地提出新的要求，就是对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的研究群体的需求，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如果要谈到该领域的具体研究的话，存在着一个学科定性的问题。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研究主要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那么作为史学研究究竟应该注重音乐本体风格研究，还是关注社会文化内涵，或两者兼顾之，西方音乐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国内在这一方面从未卷入争论，立场是折中的。但问题是这个折中的度是不好取的，结果是要么偏重本体分析，向作曲技术理论倾向，要么陷入空泛的音乐描绘，还有的虽然将两者结合了，但各谈各的，生搬硬套。所以说，产物很多，但不都是具有史学价值的成果。作为青年一代研究者，我们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学习，从而借鉴，时代和学科自身的发展对我们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能应要求而动，向“T”字型发展，既广又深，既博又专，这样才可能真正将我们学科带出尴尬境地。三、专史研究有些学者更关注西方音乐史上某时段或某领域的风格演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钟子林的《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回顾》极富历史感地对上个世纪的西方音乐潮流及学者对此潮流的看法与观点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归纳，指出二十世纪是一个“开拓、融合、多元”的世纪，并进一步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的“成熟”。凌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变异》侧重音乐风格变异与人文背景环境以及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指出音乐技巧和思想内容变化的必然性。范额伦的《从洛卡泰里到纳尔迪尼》是自1996年以来，在《音乐艺术》上连续发表的数篇小提琴专题研究论文之一，这一篇是前面对意大利小提琴学派艺术发展史研究的继续，主要论述了18世纪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发展。作者对这一专题的长期关注及研究，无疑弥补了西方音乐史中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具有建设性意义。蔡觉民的《西方传统记谱法的变迁》介绍了西方几种记谱体系的演进和发展。董蓉的《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上）将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体裁风格史《西方合唱音乐纵览》（韩斌编著）问世，标志着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又一空白得到填充。四、译文除在前面几个方面中提到的译文译著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萨拉·巴可瑟的《巴赫档案的国际追踪》（余志刚译）。这篇文章译自1999年8月16日的《纽约时报》，是一篇关于美国学者对巴赫家族档案追踪的进展情况的报道。译者还在附记中介绍了一些新近的发现以及相关的音乐活动。该篇为我们提供了国际上研究巴赫的最新成果和信息，有助于国内在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时，能与前人的研究以及国际的研究动态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上是笔者根据搜集到的2000年国内出版和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进行的简要归纳和述评，需要指明的是，所列出的并非全部，本文旨在选取较为典型并可以代表这个年度西方音乐史研究特点的主要成果进行整理，当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可能对有些重要研究成果有所遗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笔者在做这样的工作前以及伴随着工作的同时，始终热切的关注本学科研究状况，包括对研究目的、观念、方法和对象的思考。因此，在归纳总结的同时不免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虽不成熟，但实属坦言。
张洪岛（1913—），又名张弘焘，河北省沙河县人，我国著名音乐翻译家、西方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学科的创建者，现居住挪威奥斯陆市。学生时代的张洪岛家境十分贫困，生活的苦难激发他勤奋学习，中学时期，就在报刊上发表小说等文学作品。15岁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科。大学时，他常到叔叔——北京颇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张秀山家聚会，在叔叔的影响下，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师从张秀山和外籍教师学习小提琴、和声和作曲，并自修其他音乐知识。1929年就发表多篇音乐文章，1931年翻译出版了德国音乐家俾托维斯基著的《小提琴演奏法》，这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小提琴演奏知识的书籍之一，并作为教科书多次再版。1931年秋，河北师范大学音乐系前身——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创建，李恩科先生任系主任，“聘请冯特甘、张洪岛、王长青三先生为本系讲师，分任各课目教学事宜。” 张洪岛任兼职讲师讲授小提琴课。1932年，张洪岛大学毕业后，被聘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专职教师，讲授小提琴和中、西方音乐史等三门课程。张洪岛与父亲同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成为父子同校的教育世家。时下，他父亲已久病不愈，为了抚养全家，张洪岛不得不同时兼任父亲的英语课程，下班还要照顾病人。他以顽强的毅力，从事教学、研究和演出，取得突出成就。当时，女师音乐系活跃于中国北方乐坛，办学很有声色，经常在京、津和山东等地举办音乐会，张洪岛的小提琴演奏很有名气。在教学研究方面，1932年，他与张秀山合作翻译出版《歌唱作曲法》（中华乐社），曾以文言文编写《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两部教材。1933年7月，他在《女师学院期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论文《歌剧浮士德》，1934年7月，在《女师学院期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论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1936年翻译出版了俄国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实用和声学》（商务印书馆），同时发表了多种音乐文稿。1936年晋升为副教授。2010年8月，张洪岛回忆说：“河北女师学院给我留下美好印象，在那里愉快而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终生不忘，并积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进入学校时才18岁，教师们还拿我当小伙子看待，同事们之间关系很和谐，系主任李恩科先生结婚时，还委派我做婚礼伴郎。那时音乐系是一个有生气、有凝聚力、有社会影响力的艺术集体。”抗日战争爆发，天津沦陷，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部分师生被迫西迁陕、甘等地办学。张洪岛留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师范中学部任教3年，之后，经过艰难跋涉，1940年到达重庆。曾在《乐风》音乐杂志、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从事音乐编辑、创作、公演、编译和音乐教育等工作，因成就突出，受到普遍赞誉。1947年留学法国，1949年9月回国。回国后，他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的筹建和教学工作，直到1983年退休。1956年，他创建音乐学系，音乐学是新兴学科，填补了国内音乐领域学科空白。1964年，由张洪岛主编的《外国音乐史》问世，1983年更名为《欧洲音乐史》，这是一部至今我国最系统、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音乐史书，几十年来被各音乐院系师生广泛采用，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时期，他的译著有《西洋音乐史》等6部，译文30余篇。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第五部分 20世纪和当代哲学 第十七章 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 【19世纪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世界实在不断地变化的。当哲学跨越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变化的观念仍然是知识界思想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两种哲学思潮特别关注变化，它们是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 17.2 皮尔士 17.3 詹姆斯 17.4 杜威 17.5 过程哲学 17.6 柏格森 17.7 怀特海 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语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运动是分析哲学。这些哲学家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发现关于世界和人本性的知识，发现事实是科学家的任务。他们认为哲学的中心任务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澄清概念。】 18.1 伯特兰·罗素（Russell） 18.2 逻辑实证主义 第十九章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由罗素开创的分析哲学方法在英语国家占主导地位。然而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哲学却有一种不同的侧重，这种侧重在现象学运动和存在主义中表现出来了。现象学建议我们在经验范围内更主观地探究现象。】 19.2 马丁·海德格尔（Heidegger） 19.4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我的总结】 第十七、十八、十九章提出的大问题： 以上！ 觉得有帮助的同好们，请不要大意地评论我或者点个赞吧~ 2018/8/18 补记：重看了这份笔记，再回想刚进大学的模样，意识到自己体内原来一直存在着“致力于做某事”的精神而感到些许欣慰。
亚里士多德：惊异和闲暇 还有希腊人的思辨性格，这种思辨性格的产生主要由于：
第一阶段：自然哲学的创立和形而上学萌发的阶段。 核心问题：万物的本源问题 第二阶段：罗格斯的基础上从自然哲学走向形而上学的阶段 核心问题：“存在”和“一”的问题 第三阶段：希腊形而上学的衰落并专注于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阶段 核心问题：人如果能达到“不动心”的幸福境界
生平 出生在萨摩斯岛，早期就学于泰勒斯和阿纳克西曼德。40岁由于与萨摩斯主有矛盾而移居南意大利的克罗顿城邦。 提出的一些观点：
数本源说 万物的本源是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数量关系。 数作为万物的本原，已经超越了米利都学派的感性物质意义上的开端，具有了抽象原则的含义。在认识论上开创了一条理性主义的思路。 数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比例或抽象的原则，十对基本的对立范畴： 有定形和无定形、奇数和偶数、一与多、右与左、阳与阴、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方与长方。前一项都优于后一项。 1-灵魂 2-意见 4、9 -正义 5-婚姻 8-友谊和爱情 10-完满
意义 1.除了从感性上升到抽象原则，还抛弃了无定形，第一次建立起一种有定形的最高原则。
身份：是王位的继承人 性格：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极端的精英主义者 死因：万年离群索居，吃树皮和草根得水肿病而死 火本源说 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火死则气生，气死则水生。 “一定分寸”在无定形的原则中加入了有定形的原则。这个分寸就是逻各斯。 逻各斯 客观含义：规律或秩序 主观含义：理性和智慧 原意是华语，引申出规律、命运、尺度、比例和必然性的意思。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不仅是量的规定性，更是质的必然性。 逻各斯不是外加于火的，而是火本身固有的尺度。 辩证法的奠基人 第一，一切事物均处在普遍的运动变化与相互转化之中。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第二，运动变化的根源是对立面的冲突。 第三，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和不同的评价标准。
可拉地鲁推向极端：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甚至拒绝用语言来表达事物。
音乐考研/浙江音乐学院考研/音乐学考研/优塔教育 王同 王同，男，中国音乐史学家，教授，音乐与舞蹈学（中国音乐史）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教育学会视唱练耳教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理事、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曾教授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乐理与视唱练耳、和声学等课程。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并著有《实用视唱练耳教程》等专著及教材4部，完成省级以上教改和科研课题5项。 杨九华 杨九华，男，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以出色的成绩获得留学基金，并考取世界著名音乐学府——德国科隆音乐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kln），通过理性和睿智的学习，于1997年获小提琴硕士学位。200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学习期间，2003年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德研究，以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文献史料为据，围绕相关研究课题进行深入考察。2004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杨九华创建了西方音乐史精品课程网。1996年，杨九华便开始参与学术研讨活动，期间多次赴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003年更是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德国进行半年的学术调研工作。 朱宁宁 朱宁宁，女，博士、教授，西方音乐史、钢琴演奏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音乐、钢琴教学领域，尤其对当代西方音乐学理论、代表作曲家和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等。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等。指导学生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孟凡玉 孟凡玉，男，教授，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教育学、视唱练耳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淮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现任教于浙江音乐学院。2009年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提名奖，曾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2008、2009连续2年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2009年曾获“李叔同艺术成就奖”。 林林 林林，男，研究生导师，教授，任中国满族音乐舞蹈研究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代表性论文有：《浅谈中国传统七声“音阶” 》（《中国音乐》2004年第一期）；《浅析辽宁鼓乐“汉曲”与唐代大曲的关系》（《乐府新声》2004年第一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东北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乐府新声》2005年第四期）；《辽宁鼓乐汉曲的艺术特征》（《乐府新声》2006年第二期）；《辽宁鼓乐汉曲的艺术特征》（乐府新声2006年第一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新视点》（《双年文录——音乐传播与资源共享探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传统与创新的交融——记2004沈阳音乐学院音乐作品比赛（民族器乐）（《乐府新声》2004年第4期）等。专著《音乐审美（欣赏）教程》（合著，2007年人民出版社）。目前承担课题《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音乐研究》、文化部科研项目《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副主编）。 南鸿雁 南鸿雁，女，民族音乐学家，博士，教授，音乐与舞蹈学（民族音乐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音乐、说唱音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薛罗军 薛罗军，男，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1991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音乐学专业）硕士、日本大阪大学文学（艺术学）博士。亚洲艺术教育学会秘书长，日本节奏协会理事。先后供职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媒体教育开发中心、大阪大学文学部、神户女学院大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民族文化研究部、台湾成功大学等，代表作有《亚洲的音乐和文化》、《侗族音乐文化的静态和动态》等。 洪艳 洪艳，女，土家族，民族女高音，艺术学博士，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第三期人才梯队成员、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第二层次培养人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湖北民族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硕士研究生导师、客座教授。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文化部文化科学艺术研究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等多项，在音乐类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获省级人才基金奖励多项。曾获中国星全国声乐比赛演唱金奖，获得中国畲族山歌大赛“中国民歌王”称号，演唱的作品曾获第九届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连续四次获得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指导教师奖”，所培养的学生获得全国比赛演唱金奖，个人获得“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奖”。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少数民族音乐、声乐表演教学。 汪洋 汪洋，男，1976年1月生，中共党员，教授，原湖州师范学院院长，湖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其出版专著、词典等5部，发表学术论文14篇，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市厅级课题7项，获教育部、省市艺术科研成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先后被评选为湖州市首批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获浙江省高校“教坛新秀”称号、浙江省首届十佳青年教师暨五星级教师称号等。 秦序 秦序，教授，博士生导师。1948年生。在昆明长大，曾任职工厂和云南省歌舞团。1982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李纯一先生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评议委员，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编著有《中国音乐史》、《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等论著，有论文集《一苇凌波》。曾参与国家艺术科研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任执行副总主编和分卷主编。近年也参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我国申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评审专家，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科研项目“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任执行副主编。 温和 温和，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建设项目“生态音乐学团队”特聘专家。2017年入选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同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公派博士后留学资格派赴德国。 杨成秀 杨成秀，音乐学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发表学术论文《论北宋雅乐乐论的撰述类型与撰述语境》《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 《范镇雅乐观研究》等十余篇，参编《宋代音乐文化研究文论集》《中国历代乐论 · 宋代卷》等。 姚亚平 姚亚平，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人。现受聘于浙江音乐学院，担任音乐研究所特聘研究员。1984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留校任教，担任和声等技术理论课程。1989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先后师从黄晓和、于润洋攻读西方音乐史硕士、博士学位；1995年获博士学位并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教研室任教，先后担任音乐学系副系主任，科研处长，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会常务理事。在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比较注重观念史和思想史，著有《西方音乐的观念》、《复调的产生》、《性别焦虑与冲突》等专著。 李鹏程 李鹏程，副教授、青年作曲人、策划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成才之路”全国音乐创作研习班成员。中国文化艺术青年拔尖人才、中国大众文艺振兴先进个人、中国文化艺术人才管理中心一级音乐人、河北省委宣传部“燕赵文化之星工程”人选、公开发表音乐作品一百余首，三十余次获奖。曾策划多部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籍、参与策划十余次全国大型音乐展演活动。 瞿枫 瞿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西方音乐史博士。分别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和音乐文献翻译工作。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完成博士论文《舒伯特“晚期风格”研究:1827-1828》，同时担任校内外三十余场学术讲座的翻译工作，并完成三十余万字的学术译著《19世纪钢琴音乐》。曾在《音乐研究》、《音乐艺术》、《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等音乐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曾多次参加国内重要的学术会议，2015年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参加“2015·杭州·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2013年10月参加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尼伯龙根指环》多学科专题论坛，2013年9月参加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的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 夏滟洲 夏滟洲，男，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教于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8年10月，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评审专家。本科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博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自1992年起，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2部（其中国家级规划教材1部）。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 王瑞 王瑞，男，教授。1969年1月出生，汉族，籍贯安徽合肥，全日制研究生，文学博士，研究员，1992年7月参加工作，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主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现任浙江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当我们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看待的时候，对于音乐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音乐类的文章就涵盖了各个方面，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曲艺、歌曲、乐器，西方音乐、民族音乐等等。那么这些关于音乐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刊登、或者是需要刊登在哪些的期刊上，我在这里想谈一下我了解的期刊。 《中国音乐教育》 这本杂志在1989年创刊，多年来来承蒙各界专家学者及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厚爱，如今已成为我国颇具影响的惟一一本国家级音乐教育期刊。 这个期刊主要刊登是的是音乐教育教学类的文章，积极推出在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实践中的教学经验和成果，配合音乐教育新课程的深入实验和全面实施。内容涵盖从基础音乐教育研究到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以及对音乐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本适合学校音乐教师发表音乐教学类学术成果的期刊。 《黄河之声》： 黄河之声主要以关注音乐人事，探讨音乐理论，挖掘音乐新人，展示音乐成果为宗旨，内容涵盖了有关于音乐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作曲技术理论、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探索、影视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舞蹈理论、音乐治疗、音乐与文学、音乐产业、书评与述评、艺术管理、艺术研究的内容，可以说是音乐期刊中比较权威，也比较全面的期刊。 《北方音乐》： 北方音乐主要刊登的是音乐作品、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等专业方向的文章，这个期刊不仅可以刊登音乐理论型的文章，也可以刊登音乐作品，实践或者是理论型的文章都可以投稿。其中还专门设置的有戏剧戏曲栏目，专门来发表传统曲艺的研究成果。 ………… 投稿的文章格式：标题(20字以内) ->作者->工作单位(院系处室)->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性别，出生年月，籍贯，职称，学历，研究方向，从事工作)->联系方式(电话) 以上都是音乐类专刊，还有一些综合期刊也可以发表音乐类文章， 具体应该如何投稿和发表 ， 可以根据下方的联系方式找期刊编辑吧，了解更多的论文发表详情吧！
张洪岛1913年出生至今109岁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音乐鉴赏论文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对音乐鉴赏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它对学生身心素质和欣赏品位的提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从音乐的发展到流行音乐的盛行，乐器的不同介绍，著名音乐家和著名音乐曲子的介绍等等不同的方面对音乐鉴赏的必要性和对大学生素质提高的 重要性做介绍。认识到音乐鉴赏是一个人所必需的素质。 关键词：音乐鉴赏 发展 品位提升 我一直觉得音乐的世界是一种虚拟中的征服，它用不同的方式征服着不同种类的人的心情。再普通的人，不管他的知识层面如何，不管他的地域文化所带来的差异如何，他都具有一样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音乐鉴赏的能力。音乐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只限于欣赏的品位和能力。对他的了解并不仅仅限于听上，要从各方全面了解。具有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对情感的培养和素养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分辨出来的。 音乐是由情而发，纵贯历史，横看中西，文明的发展中总有音乐这个重要的角色去推动着，从远古的诗经的朴素到唐诗宋词的华丽和缠绵但元曲的现实和丰富，它们不仅见证着中国文学的巨大发展，加之中国传统古典乐器就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繁荣发展史，我们不禁赞叹：古人用他们特有的智慧让我们后代人体会到了穿越历史时空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时代风格。“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的传世经典，一直到后来的民族音乐的盛行，中国几千年的音乐风格在经久不衰地传递着华夏民族最具特色的东方文化。 西方传统音乐以神秘浪漫为主，很多宗教思想的写照，钢琴的加盟使它越来越具抒情、浪漫、自然风格。经过中世纪时期、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西方音乐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与中国古典音乐的空灵与返古相比，它所具有的浪漫是空前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音乐越来越注重乐器的协奏和声调的组合，正如中西方意识形态一样，中西方音乐也呈现出它们截然不同但又各具韵味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历史的车轮转动着，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中西文化的不断交融，使音乐的风格也各自出现了变化。19世纪以来，西方音乐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济的发展是音乐的大众化变的越来越深刻，流行音乐开始蔓延至全世界，华尔兹、波尔卡、探戈舞、布鲁斯、爵士音乐、摇滚等等，直到现在的通俗音乐，他给人的是自由的呼吸和心灵完美的感应，越来越多的流行音乐成为人们精神的港湾，它不是贵族化的奢侈而是平民化的消费，能被各种类型的人接受，成为世界范围的大众文化盛宴。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拥有的不仅是对民族历史要了解多少，要全面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还要对一定的音乐鉴赏能力。这就要求对音乐发展历史的了解，音乐鉴赏能力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其背景的深刻理解。它不仅让我们在民族文化和不同的精神氛围下感受来自各方的熏陶，还让人对各个地域的人文、物质、感情、活动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能通过音乐这面镜子照射出更广阔的大千世界。正如要实践就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音乐鉴赏不仅仅是会感受几首曲子听几首歌曲的事情，它是一门学问，需要从最基础的历史文化问题着手，这是音乐鉴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人人都会听歌，但又有几个人能听出其中的门道呢？ 音乐的发展使它越来越离不开乐器的发展，要有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离不开对乐器的全面的了解。在音乐这个庞大的家族里，乐器以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张显着包罗万象的王者风范。中国传统乐器中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笛、骨哨等，接着的埙的发展以及管、萧、笙的发展，让古典音乐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此外还有击奏乐器也极为常见，如罄、鼓。总之，时代的发展，乐器也是 一个最好的见证者。中国如此，西方更是如是。竖琴、钢琴、提琴、萨克斯、号、吉他等等，以其浪漫的声音张显着西方浪漫音乐风格。无论是埙、琴、古筝或是萧，它们所表现的是独特的中国古典文化，东方的神秘，像一个个全身散发着佳人内蕴的羞涩沉默的含羞带涩的美人。它们所给的是知己间的默契。而西方的钢琴、提琴等所散发出来的是无限的浪漫和遐想，听着那些流淌出来的声音仿佛是银色月光下的窃窃私语的情人。它们所带来的是法国葡萄酒的醇香，梧桐树的静谧，荷兰郁金香的雅致，丹麦人鱼的期望。再美的词与声音如果没有乐器的陪伴是无法打动人的听觉器官的，就像红花总要有绿叶来陪的。当然有些乐器本来就能演奏出最打动人心的音乐。古筝的《梅花三弄》、《平沙落雁》，钢琴的《命运交响曲》。乐器欣赏本身就是一门音乐欣赏，如果用乐器来代表音乐这是不为过的。在不同的乐器奏乐中我们在寻找着属于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份真谛。音乐鉴赏能力的重要体现就在对不同乐器以及它所体现的思想的诠释有这深刻的体会。 音乐的本身就在于人对它的创作，它是一个客体，之所以蕴涵着独特的情感是因为人们赋予它自己的情素，伤感、快乐，一切的一切，通过人的主观的发泄并表现才有了音乐的精神灵魂所在。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的著名音乐家和其创作的作品。中国的俞伯牙，西方的莫扎特，肖邦、德沃夏克、许茨等等。俞伯牙的《高山流水》是知己间的交流，师旷的《阳春白雪》，华彦钧的《二泉印月》、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肖邦的〈革命练习曲〉等等，这些著名的作曲家和这些著名的作品无不时时刻刻向世界展示着他们的风采。音乐鉴赏能力的提高也要从这些方面培养，它们对于我们审美能力、感性思维、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人文素养以及品位的提升都有帮助。我们不仅从中认识到文化的丰富，也无形中使感情受启发，可算是一种人文关怀了。音乐鉴赏能力的最终要从这些作品中得到提高。现代美育提倡有机的把知识性、审美性、趣味性和道德性融合起来，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它能让我们全面掌握知识、开启智慧、陶冶心灵、培养高尚人格。如：更好的理解〈欢乐颂〉能使人在轻松中寻找快乐的感觉；〈月光曲〉让人感到静谧的夜晚；革命歌曲给人战斗的力量。当今时代的特点使流行音乐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爵士乐、摇滚、通俗以及最具代表的周杰伦风格的歌曲渗透着每一个角落，具有良好的鉴赏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文化及其丰富的时代拥有评判好坏优劣的能力，能让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个人修养得以提升。音乐鉴赏是一个人最基础的审美能力，无论是对学习还是对工作都需要我们去培养和提升。
1、音乐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种艺术欣赏，更是一种精神享受，学会享受音乐便是迈出了享受美的第一步。曾经我以为音乐就只是用来听的，其实不然，音乐是有内涵、有思想、有情感的，由一个个音符排起来的乐谱是有生命的，让人感悟，让人身临其境，让人感同身受，让人欣喜不已。
2、我在这门课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知名作曲家的人生经历，还通过这些或喜或悲的故事、或欢快或低沉的乐曲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情绪低落时，具有愉悦向上旋律交响曲、进行曲使我感到心情豁然开朗；在心情烦躁时，温柔平和的轻音乐让我能慢慢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在独自无聊时，听一些浪漫唯美的音乐可以让我感到充实不寂寞。
3、音乐有古典与现代之分，有中国与西方之分。在我国，现代音乐较为流行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是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潘玮柏、胡彦斌、陶喆也是很受欢迎的优质歌曲高产歌手，他们大多从21世纪初出道并活跃至今。周杰伦的音乐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应该说是具有创造性的，他那融合西方说唱及自身演唱特点的经典唱法使很多人打开眼界——原来歌也可以这样唱。
4、我初中的时候很崇拜他，他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正如他所说，就算他以后不再流行了，但只要大家对爱情感到累的时候听到《简单爱》可以感到幸福，他就没白在大家的青春里出现过。
虽然他的特色是吐字不清的说唱，但他也有很多融入古典因素的中国风的歌曲，例如《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发如雪》等，悠扬动听的旋律广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在潜意识里对古典音乐还是有热爱的。古典音乐的魅力可以影响至今是因为它纯净独特的美。
5、所以我最欣赏的还是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优秀与卓越是毋庸置疑的，有太多优美的旋律让人万分欣赏，赞叹不已。有太多优秀的作曲家让人敬佩崇拜，我最喜欢的是巴赫，他的作品中我最偏爱《G弦上的咏叹调》，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播放此曲，心情总是会渐渐好转，屡试不爽。
其它人的更优秀的作品也是数不清的，拿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来说，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但惟独只有贝多芬选择了用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
中外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无处不在，音乐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音乐乃是我们现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学会欣赏音乐便的重要性，只有懂得欣赏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份神秘、微妙，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这学期我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主要有以下五点的认识：一、对中国古典、民族音乐的认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还有就是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很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中国民族音乐源远流长，它以独特的精神内涵与流动特性融入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部类，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中包括绘画的气运及诗歌的意韵，在中国古代，音乐是最被重视、并且获得高度发展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是各门艺术的中心和源泉，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诗和画了。中国人常用“诗情画意”一词来表达美的境界，这个词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民族音乐注重情趣和意境，强调“善”与“美”的结合，向善中求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说抽象的文字可以表达抽象的情趣。诗词是用文字来表达人的情感和动人的意境，而绘画则是用图画来描绘美丽的图景。中国绘画中有“工笔”、“写意”两大类，工笔画细致入微、精雕细刻，追求的是“形似”;写意画是用笔放纵、造型概括，追求“神似”。而“传神”一直是中国画的最高追求。正是受这种意境的影响，中国音乐有其独特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境界。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诗歌、历史、美术的综合体。它所映现的也正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物质和精神力量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任何艺术都是在主观和客观相互关系之间建立起来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画与诗的融合》一文中说：“绘画不仅仅是再现自然，但终究以再现自然为基调，所以它常常是偏向于客观的一面。画因为是以客观自然为基调，所以就定画的机能是‘见’。诗则是表达感情，所谓‘诗以言志’以言志喂基调，所以常常是偏向于主观的一面。”钟嵘《诗品》以开始便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而诗人必定是“善感”的人，可以说，画是“见的艺术”；诗则是“感的艺术”，那么音乐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一门艺术，所包含着的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所能传达、说明、代替、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同样也是那样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到后来谈到“因为中国文人能有意识地在诗中发现出画的题材，并由此再进一步用作诗的方法来画，从而提高了画的意境，使之得以在精神上进一步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用画来说明诗的‘远’的意境，则是诗与画的相互启发，循环无端了”。在我看来中国艺术中岂止诗与画能做到“互相启发，循环无端”书法与诗画，书法与篆刻，音乐与书法，音乐与诗画。扩而大之，华夏艺术正是如此生生不息，得以流传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梁祝》，乐曲的最终部份是再现部「化蝶」，在轻盈飘逸的弦乐衬托下，爱情主体再现，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坟墓中化为一对蝴蝶，在花间欢娱自由飞舞，永不分离。彩虹万里百花开，花间彩蝶成双对，千年万代分不开，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可算是传世佳作了，讲述了一段悲凉的爱情故事，可歌可泣，为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所拥护。因而要很好地表现中国音乐，就要把握好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追求的这种意境。而我们可以借鉴其他跟音乐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来更好地表现音乐。如诗与画。在演奏和欣赏一些诗情画意的古代曲目时，我们可以结合诗与画的特征来演奏和欣赏它。二、对西方音乐的认识谈及西方的音乐让我们顿时会想起很多震撼心扉的曲调，其中《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谈及我们耳熟能详的贝多芬，最感彻人心的是，作为一个除了用思维捕捉音乐意蕴外还要用耳朵辨别音乐真缔的音乐家来说，失聪将是何等的令人痛楚和绝望！但贝多芬成功突破了这种绝无仅有的困扰和窒碍，最终创作出如火山喷发般振聋发聩的辉煌的第九交响曲。贝多芬的作品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音乐艺术形式!贝多芬一生都在担当着别人无法担当的患难而成就辉煌，我总想，是什么东西造就了贝多芬坚毅伟大的人格和不朽的精神灵魂！德国思想评论大家罗曼罗兰在所撰《贝多芬传》的结尾写道：“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