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垃圾”论文的认识 当学生们了解到某些（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发表的论文应当扔进垃圾箱，肯定不能用于指导临床实践时1，他们通常感到很惊讶。本文第一个框图内列出了论文被有审稿程序的杂志退稿的某些常见原因。目前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大多数都或多或少按标准的IMRAD 格式撰写：即前言（作者为什么决定进行这项研究）、方法（作者如何进行这项研究，怎样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结果（作者发现了什么）及讨论（得到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要判断一篇论文是否值得阅读，你应该审查这篇论文方法学部分的科研设计，而不是审查该研究假设的重要性、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或讨论的深入程度。严格评价许多循证医学的教科书2-6和JAMA杂志上发表的Sackett及其同事撰写的医学文献使用指南7-21，都详细介绍过对科研方法的质量进行评价（严格评价）的方法。如果你是一名有经验的杂志读者，这些作者提供的结构式审查单绝大部分具有自明性。如果你不是这样，则请试着回答下列基本的问题。本文要点 医学杂志发表的许多论文在方法学方面有潜在的严重缺陷当判断某篇论文是否有效并与临床实践有关时，首先确定该论文阐述了什么临床问题阐述有关药物治疗或其它医疗干预措施问题时，应该采用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阐述有关预后问题时，需要纵断面的队列研究；阐述有关病因方面的问题时，需要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病例报告尽管在方法学方面不够严格，但可以很快完成，并可以提醒医生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问题1：为什么进行这项研究，作者阐述了什么临床问题？一篇科研论文的前言部分应当简明扼要地说明这项研究的背景。例如，“Grommet插入术对儿童是一种常用的操作，因而有人认为并非所有的手术在临床上都有必要”。在这个说明之后应该接着对已发表的文献做一简要的回顾。 论文为什么被拒绝发表 。 研究没有阐述重要的科学课题。 研究不是原始性的(其他人已经作了同样或类似的研究)。 研究并没有真正检验作者所提出的假设。 应该进行另一种类型的研究。 执行困难(例如，筛选研究对象)，使得作者改变原先的研究方案。 样本量太少。 研究没有设对照组或对照不充分。 统计学分析方法错误或不恰当。 作者从研究资料中得出的结论不正确。 有明显的利益冲突(作者之一或赞助者可能通过发表这篇文章获得经济利益)，并且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没有偏倚。 论文写作水平太差，不能被理解作者应在文章的前言中明确说明要进行检验的假设，否则应该在方法学部分明确说明。如果假设是以否定的方式表示的，如“在最大剂量的碘酰脲治疗中加入二甲双胍不能提高对Ⅱ型糖尿病的控制”，则被称为无效假设。当一项研究的作者开始进行研究时，他们很少真的相信他们的无效假设。作为普通人，他们通常开始去揭示所研究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差异。但科学家采用的方式是，“让我们假设没有差异，然后努力去否定这个理论”。如果你遵循Karl Popper的教导，这种假设-推导的方法（建立无效假设，然后进行检验）是科研方法的最基本的要素22。问题2：进行的是什么类型的研究？首先，确定这篇论文是描述一项原始研究，还是一项第二手（或综合性）研究。原始研究报道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而第二手研究是对第一手研究进行汇总并从中得出结论。医学杂志所发表的绝大多数研究为原始研究，通常可分别归入以下3类：。实验：在实验中, 实验措施是在模拟和控制的环境中在动物或志愿者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在临床试验中，首先对一组病人给予干预措施，例如药物治疗，然后对这组病人进行随访，观察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调查：在调查中，研究人员在一组病人、医务工作者或其他某些人群样本中进行某些检测。本文第2个方框显示了用于描述研究设计的一些常用术语。第二手研究包括：。综述，可以分为：（非系统性）综述：总结原始研究；系统性综述：按一种预先确定的严格的方法对原始研究进行总结；汇总分析：对一个以上的研究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指南：从原始研究中得出临床医生应如何操作的结论。。决策分析：应用原始研究的结果建立概率的树状结构，供医务工作者和病人对临床治疗作选择24-26。。经济分析：应用原始研究的结果确定某一项治疗措施对资源的应用是否合理。 用于描述临床研究设计特征的术语 组间平行比较——每一组接受一种不同的治疗，两组同时开始进行研究；所得结果用两组比较进行分析配对比较——接受不同治疗的研究对象被进行配对以平衡潜在的混杂因子，如年龄和性别；所得结果用研究对象配对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对象自身比较——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对研究对象进行检查，所得结果用研究对象自身的变化进行分析单盲——研究对象不知道他们接受了哪种治疗双盲——研究对象不知道他们接受了哪种治疗，研究者也不知道交叉——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接受干预和对照治疗(顺序采用随机方法)，其间经常用无治疗的空白期分隔安慰剂对照——对照组研究对象接受安慰剂(无效药片)，安慰剂在外观和味道上应该与有效药片一样。安慰(假)手术也可用于外科临床试验因子设计——这种研究可以允许按照预定结果对一种以上各自独立的变量的作用(无论是分离的还是联合的)进行研究。例如，2×2因子设计可以检验安慰剂、单独阿司匹林、单独链激酶或阿司匹林加链激酶在急性心脏病发作中的作用23问题3：科研设计是否适合于这项研究？对这个问题最佳的阐述方法是考虑这项研究涉及到哪个大概的科研领域。绝大多数研究都是有关下面方框中的一个或多个大概的领域。 大概的科研领域 。 治疗：检验药物治疗、外科手术、其它医疗服务方式或其它干预措施的效果。首选的研究设计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诊断：证实某一新的诊断性实验是否有效(我们能否相信它)，是否可靠(我们是否每次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首选的研究设计是横断面调查。在横断面调查中，研究对象要接受新的检验方法和金标准方法的检查。筛选：证实能够用于大规模人群检验并在症状发生前期检查出疾病的检查方法的价值。首选的研究设计是横断面调查。 预后：确定早期发现的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首选的研究设计是纵断面队列研究。 病因：确定某种假定有害的物质，如环境污染，是否与疾病的发生有关。首选的研究设计是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取决于这种疾病的罕见程度，但是，病例报告也能提供关键的信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参加者是按照一种程序（类似于投掷硬币）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如药物）或另一组（如安慰剂治疗或另一种不同的药物）。两组都被随访一个特定的时期，并按开始时所确定的研究结果（死亡、心脏病发作、血清胆固醇水平等）进行分析。一般而言，除了治疗措施外，两组都是相同的。因此，从理论上说，研究结果的任何差异都归因于治疗措施。有一些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临床试验并非随机试验。随机分配在这些试验中或许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或是不道德的——例如，比较婴儿在家中出生和医院中出生的结果。更常见的是，缺乏经验的研究者比较一组（如病房 A中的病人）和另一组（如病房B中的病人）。应用这样的设计，根本不可能在统计学的水平上对两组间进行合理的比较。回答诸如下列问题应该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对某一特定的疾病，所研究的这种药物是否比安慰剂或另一种药物效果好？。对某一特定的疾病，宣传页是否比口头建议能更好地帮助病人对治疗方法作出明智的选择。但应该记住，随机试验有一些缺点（见框图）27。还应该记住，随机试验的结果在适用性方面有所限制，这是因为排除标准（确定哪些病人不应该进入研究的原则）的偏倚；纳入标准的偏倚（从不能代表这种疾病的某一人群中选择研究对象）；拒绝给予某些组群的病人知情同意的机会以便纳入该研究28；仅仅分析预先确定的“客观”的终点结果，而可能排除了干预措施质量的重要方面；以及发表偏倚（选择性发表阳性结果的研究论文）29。目前，医学杂志报道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有一个推荐格式30，如果你在撰写这方面的论文，应该尽力遵循它的要求。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设计 优点。 允许在一个精确选定的病人组群中(如50～60岁的绝经妇女)，对某一单独的变量(如药物治疗与安慰剂的效果对比)进行严格的评价。 前瞻性设计(资料来自开始研究以后发生的病例)。 应用假设-推导进行推理(寻求否定，而非证实本身的假设)。 通过比较基线指标相同的两组来消除潜在的偏倚(但请参见下文)。 允许做汇总分析(在后期对许多相似的临床试验的数字结果联合分析)缺点昂贵并且耗时，因此，在实践中：。 许多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或者从未作过，或者研究的病人太少，或者进行的研究时间太短。 绝大多数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是由大研究机构(大学或政府主办)或药厂提供资助，最终由这些单位来确定研究日程。 经常使用替代的终点指标而非临床测量结果，可导致“潜在的偏倚”，尤其是：。 随机化不理想(见上述)。 没有对所有合格的病人进行随机化分配(临床医生在临床试验中只让那些他们认为可能对干预措施反应好的病人参加)。 未由资料评价人员将病人的随机化状况进行盲法分析队列研究在队列研究中，根据暴露于某种特定物质（如一种疫苗、一种药物或一种环境毒素）的不同，选择两组（或更多组）人群，然后随访，观察每一组有多少人发生了某一种特定的疾病或其它后果。在队列研究中随访的时间通常以年（有时10年）来计算，因为许多疾病，尤其是癌症发病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通常是从已经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开始研究，但绝大多数队列研究是从研究对象开始， 这些研究对象可能发病，也可能不发病。有一种特殊类型的队列研究可用于确定疾病的预后（患有疾病的人可能发生什么后果）。一组已经被诊断为患有某种疾病的早期病人，或在筛选检查中有阳性结果的病人被收集起来（起始队列），然后反复进行随访，以观察不同结果的发病率（每年发生的新病例）和病程。世界上最著名的队列研究是由Austin Bradford Hill爵士、Richard Doll爵士及后来的Richard Peto进行的。这项研究为最初的两位作者赢得了爵位。他们随访了40 000名英国医生，将他们分为4个队列（非吸烟者、轻度吸烟者、中度吸烟者及重度吸烟者），应用全病因死亡率（任何死亡）和特异病因死亡率（某一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作为观察结果。在1964年发表的10年初步报告中，显示吸烟者无论肺癌死亡率还是全病因死亡率都大幅度增加，并且有“剂量-反应”相关关系（吸烟越多，患肺癌的机率越大）。他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31，最终证实吸烟和健康损害的联系是病因性的，而非偶然性的。这项重要研究的20年和40年的结果（对那些1951年收集并且没有死亡的研究对象的随访率达到惊人的94），不仅表明了吸烟的危害性，也表明了从一个执行良好的队列研究中所获得的证据的重要作用32，33。回答下列临床问题应该用队列研究：。高血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好吗？。早产儿在以后的生长发育和学习成绩方面会发生什么情况？病例-对照研究在病例-对照研究中，患有某种特定疾病的病人被识别并与对照组（患有某些其它疾病的病人、总人口、邻居或亲属）进行“配对”。然后收集过去暴露于某种疾病的可能致病因子的资料（例如，通过查找这些人的病例记录，或让他们回忆过去的病史）。同队列研究一样，病例-对照研究通常研究疾病的病因（什么导致了疾病），而非疾病的治疗。病例-对照研究在证据等级中排位比较靠下（见下文），但这种设计对罕见疾病的研究经常是唯一的选择。在病例-对照研究中，主要的困难和潜在的偏倚是准确判定谁是“病例”，因为只要将一个研究对象错误分配，就可以严重影响结果。另外，这种设计不能表明因果关系——病例-对照研究中A与B有关系并不能证明A引起了B。回答下列临床问题应该用病例-对照研究：。俯卧睡眠姿势增加小床死亡（婴儿突然死亡综合征）的危险性吗？。百日咳疫苗导致脑损害吗？。高架电缆能引起白血病吗？横断面调查我们可能都被要求过参加某一项调查，甚至只是有人问我们最喜欢哪种牌子的牙膏。流行病学家进行的调查与此做法相同：对某一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样本（或病人）进行访问，通过检查或研究以获得对某一特定临床问题的答案。在横断面研究中，资料是在一个单一的时间内收集的，但可以回顾性地追溯过去的经历，如研究以前的病例记录以调查过去5年中病人的血压被记录过多少次。横断面调查应该用于回答下列临床问题：。3岁儿童的“正常”身高是多少？。精神科护士对严重抑郁症患者使用电惊厥疗法有多大信心？。有半数糖尿病病人没有被诊断出来，是真的吗？病例报告病例报告是以故事的方式描述单独一个病人的病史：“B夫人是一位54岁的秘书，她于1995年6月开始胸部疼痛…”。病例报告经常综合到一起形成病例系列。在病例系列中，一个以上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的病史被加以描述，以阐述这种疾病在某个方面的表现、疾病的治疗，或目前更常见的，阐述对治疗的不良反应。尽管传统认为这种类型的研究提供的证据是“快速而含混”的，但病例报告可以传递大量的在临床试验或调查中可能丢失的信息34，35。值得纪念的病例报告范例一位医生在他的医院里观察到两个新生儿缺少肢体(海豹肢畸形)。这两位母亲在妊娠早期都服用过一种新的药物(反应停)。这位医生希望尽快地提醒所有同行注意这种药物引起损害的可能性证据的等级当对临床干预措施作决策时，根据不同类型的原始研究所具有的相对权重进行标准记数法（“证据的等级”），可将这些研究排成下列顺序36：（1）系统综述和汇总分析（2）有明确结果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可信性区间与临床显著性效果的阈值不重叠）（3）不具有明确结果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估计有临床显著性效果，但可信性区间与临床显著性效果的阈值重叠）（4）队列研究（5）病例-对照研究（6）横断面调查（7）病例报告
回答是：通常情况下，文化创意类企业办公空间室内设计研究徐桦的论文发布时间是2022年4月25日。
今早地铁上被如下文字弄的泪眼婆娑：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二十二载求学路，真的，无人可以感同身受你在其中所遭遇的一切，所谓自己的路自己走，要相信这些泥泞的路上，留下了面向坚定方向的脚印，都会对未来的生活有积极的益处！ 在网上找到了这封信原文，感受颇深！因为与作者有部分相同经历，因此心血久久不能平静！自己也是来自乡下农村，一步步跨越各种独木桥，才走到今天。 从已经倒闭的高庄小学，到毛村初中，因为小学学习特别不好，小升初语文和数学只考了92分，就像撮菜筐似的把我分到了只要给钱就可以上的菜中！ 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自己产的粮食换成粮票吃饭。吃饭时是分组的，因为分饭不均匀打架斗殴是常事！初一一整年，自己连26个字母都没有背全，也因为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我叫了父母。 父母归家后，只对我说是转学还是退学，退学就去工地干活。赤裸裸的两条路供我自己选择，很庆幸当时自己选择了转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自己开始拼命学习。从此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读下去，途中虽有一些波折，但是自己都坚持走了下来！ 等到现在，发现对我自己，读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平机会！ 期间，自己也受很多的人的帮助，才一路走下来！都说淋过雨的人，会更愿意为别人撑伞~我也愿意随时成为一名撑伞人！愿你我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要相信世间的力量，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要相信生活不会辜负你我的努力！ 穿拖鞋的汉子 写于上海九号线地铁上
《文化创意类企业办公空间室内设计研究》是由徐桦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指出，文化创意类企业的有效运营必需满足特定的空间要求，需要室内设计来激发工作者的创新能力。该论文将从文化创意类企业室内设计的历史、起源、发展及特征等方面对文化创意类企业室内设计进行综合探讨，找出文化创意类企业室内设计模式和创新措施。该论文发布于2017年6月， 即徐桦在清华大学完成毕业设计报告的时间。该论文以实际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深入研究室内设计对文化创意类企业的影响，探讨如何结合文化创意类企业需求，实施良好的室内设计。
1、摘要。一般摘要要求200到300字左右。内容就是文章的概述。包括研究目的，过程和结论。2、关键词。关键词一般3到5个最好。这几个关键词要最能代表文章内容所涉及的话题。而且最重要的关键词，一般是文章的主题，需要写在第一个，剩下的按照重要程度依次往下排。3、正文部分。正文的第一部分是引言。引言大概300到500字左右，大概就是将你为什要研究这个主题，是你发现了什么，或者有什么问题急需解决。解决这样的问题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意义，一般分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等等。第二部分就是文章的具体章节部分。这部分包含文章理论综述，案例分析、发现问题，到最后的结论和建议。第三部分也是很多人常常忽视的部分，文章的参考文献，即文章中，尤其是理论综述部分，都参考了哪些人的理论，需要一一标注，具体的标注方法可参考以上链接的论文。4、参考文献的数量大概控制在10到20个之间。太少说服力不强，太多占版面，不划算。总结一点就是：文章写作框架很重要，摘要一段刚刚好，关键字三五个就足够，引言需要讲明白，具体内容是核心，关键部分不能少。最后参考文献要切记。
标题：标题应简明、具体，能概括文章的特定内容，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一般不超过20个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用较小字号另行起排。作者简介：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等作出介绍，其前以“作者简介：”作为标识。示例：作者简介：张三(1960-)，男，汉族，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博士。正文：文内标题力求简短、明确，题末不用标点符号(问号、叹号、省略号除外)。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5级。大段落的标题居中排列，可不加序号。层次序号可采用一、(一)、1、(1)、1);不宜用①，以与注号区别。文中应做到不背题，一行不占页，一字不占行。论文末尾请注名：作者的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手机、小灵通、宅电)、电子信箱等。除了学客行论文查重，你还可以使用papertime论文查重！
1.论文必须符合相关发表要求，这也是必须的；2.论文格式必须符合规范；3.前两条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条就是能走关系那就更好了（花钱找人代发，现在好多都是这样的吧）；4.避开论文发表高峰期，每年都会有论文发表高峰期，避开这个时期，论文通过的几率明显会增大一些。
第一步，在网上查询您希望投寄的杂志，了解其投稿程序，目前很多杂志都可以采用邮箱投寄稿件了，因为这样会节约很多时间。第二步，亲自打电话咨询，目前其稿件的安排情况，因为很多核心期刊的稿件都很多，打电话的目的是确认您的文章大致能够安排在哪一段时期，以及审稿周期都一并了解了。第三步，各家杂志的审稿周期有异，得到了确切的答复后，再将文章通过邮件传过去，并确认对方已经收到文章。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心等待了。第四步，待文章审阅回来后，编辑部会结合审稿人的意见，提出修改建议，让您修改，您应该很好地把握时机，尽快修改，按要求把电子版发回编辑部，进入用稿程序。同时还要完成其提出的一些手续，比如补充单位介绍信、填写授权书等。第五步，根据您和编辑部的沟通，缴费，进入用稿程序……总之，加强和编辑部的沟通，多打几次电话，有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经验之谈。呵呵。
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1年，作《杜威先生与中国》。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和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在1925年2月份，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后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胡适和他的师父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胡适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然后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并任中国公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1960，雷振与台湾和香港的非党成员联合，反对蒋中正再次当选为违反台湾宪法的总统。胡适就是其中之一。之后，胡适没有参加雷震的入党筹备工作，而是鼓励了很多人。同年9月，雷震因“共同间谍”案被捕，历史上称雷震事件。
总的来说，蒋忠是想阻止雷震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胡适当时还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没有参与到雷震的营救中，但没有成功。胡适留下了一本三千字的日记来解释整个故事。
1961年2月，胡适出席了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主持的宴会。当他到达时，他感到不舒服。他被送到医院，脉搏跳了135下，痰里有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医院住院2个月，然后回家自理，但身体已逐渐虚弱。11月病情恶化，到台湾大学医学院休养。
1962年1月，胡适从泰达医院出院。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会上死于台湾省台北市南岗区心脏病发作。
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对新青年文学改革的看法，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使他们成为文学革命的领袖。在崇尚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之父”。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
扩展资料；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式改革。他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德先生”(民主)，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
他的自由主义朋友(丁文江、蒋廷夫、吴景超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审查时期都动摇了，认为“专制”是“立国”的有效方式，民主要在“立国”成功后才能建立。
胡适在辩论中拒绝让步，认为只有民主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主义”——甚至是“开明的专制主义”——最终必将导致一个不受监督、不受制裁的强大政府。
胡适的贡献是“创造了近代中国的舆论”，他对舆论空间的探索也是他政治理想的实践。他充分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以赢得人民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权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适
你好!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争议》一文. 记得采纳啊
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开端。
胡适生平：
1、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曾求学于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
2、"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
3、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於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26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
4、历任：
（1）1917年（26岁）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8岁）北大代理教务长、1922年（31岁）北大教务长、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41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1938年（47岁）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2）1946年（55岁）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7年（66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扩展资料：
胡适作品：
1、胡适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一生有众多文学作品。胡适的作品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淮南王书》、《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等。
2、《白话文学史》是胡适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颠覆了文言文的正统，规范。胡适讲述了白话文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一段新的里程碑。胡适以全面全新的思路和框架结构，揭露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白话文学》打破了前辈文学史中狭隘的框架，把视线延伸到更广的文学领域，提高了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它以全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学。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关于企业规模的研究述评聂辉华李文彬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范围、生产要素、交易费用、产权、激励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六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也指出了关于企业规模的企业理论对企业并购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前景。关键词：企业规模企业的边界企业并购据统计，在美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全职雇员超过100万或者层级超过10个的巨型企业（Canback，Samouel & Price，2003）。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在企业理论领域，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Frank Knight一度认为很大程度上这不是一个可理解的一般性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历史偶然。John Williamson也曾感叹企业理论最难描绘的一个概念是何为企业的“最佳规模”。近年来，企业最佳规模或者说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企业理论界权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Homstrom & Roberts（1998）①，Hart & Homstrom（2002）。本文综述了关于企业规模或边界的主要理论假说及其实证结果，并做了简短评价，试图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一、关于企业最佳规模的几种主要理论归纳起来，经济学家们在回答何种因素决定企业规模时，主要有“市场范围论”、“生产要素论”、“交易费用论”、“产权论”、“激励成本论”和“信息成本论”等六种理论。第一种解释是“市场范围决定企业规模”。亚当·斯密（Smith，1776）最早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被后人称为斯密定理（Stigler，1951）。斯密认为，企业源于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而分工受交换能力的制约，即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企业规模就受制于市场范围。Allyn 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因此，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这便是“杨格定理”。杨格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范围与企业规模的关系。Stigler（1951）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斯密定理”，他将厂商视为若干“功能”的组合，分析了具有递增报酬的那部分“功能”随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形成一个专门产业的过程，推断衰退产业的基本特征是“垂直非一体化”。换言之，处于衰退产业中的企业尽管面对的市场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却偏向于多角化经营。但是，Becker & Murphy（1992）批评了“斯密定理”，认为企业内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coordination costs）对劳动分工从而企业规模更具决定性作用。他们用一个总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规模便达到均衡水平。由于理论解释上的冲突，因此市场范围是否限制企业规模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证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范围本身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产业内部会出现不同的企业规模，这要求理论家们把视角从产业、市场转向企业内部。第二种解释是“生产要素决定企业规模”。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本文受到杨其静主持的“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课题”资助。限于篇幅，本文节略了一些参考文献，需要详细参考文献的读者请发email给。①需要说明的是，Homstrom和Roberts的文章《企业边界再考察》发表在著名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这表明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黑箱”。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产量，因此企业的最佳规模在平均成本最低处实现，而这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存在某种难以随着企业规模改变而改变的“神秘”投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比如经营能力。在Viner（1932）和Manne（1965）的基础上，Lucas（1978）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推断，给定一个封闭经济中劳动者的“管理才能”不变，最大化产出的企业规模将与人均（物资）资本正相关。人均资本越多，企业规模越大。Rosen（1982）侧重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配置到高级职位并给予其较高报酬，将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企业科层具有放大管理才能的“乘数效应”。因此，通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企业规模正相关。Kremer（1993）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匹配问题，认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分别匹配在一起工作会产生帕雷托最优，产出和工资收益都将提高，从而企业规模也将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工人收益的差异，与它们之间企业规模的差异正相关。相对于古典企业理论或生产者理论，新古典理论近年来的发展，正逐步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但是它仍然无法解释，如果说要素供给限制了企业规模，那么为什么不通过企业之间不断的合并来实现扩张呢？看来，除了生产成本，企业还需要考虑其他成本，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出现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缺陷。第三种解释是“交易费用决定企业规模”。科斯（Coase，1937）指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谈判和达成契约的成本。因此，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这种组织就是企业，“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市场的替代”。由于在企业家的权威指令下，要素所有者无须为每一次交易都与其他合作者签定契约，而由企业家用一个契约取代了一系列契约，这样自然就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企业组织一项交易也要耗费管理费用（企业内的交易费用），因此当增加一项交易的边际交易费用在一个企业、市场和另一个企业相等时，企业就在均衡上实现了最佳规模。科斯认为导致企业内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有三个：企业家边际报酬递减、资源浪费增加和要素供给价格上升。进一步地，Williamson（1985）以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为关键假设，将不同的交易区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不同性质的契约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或治理成本），分别对应着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或者统一治理（一体化）等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市场、混合形式以及科层（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与市场治理相比较，企业治理在生产成本方面有劣势，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加强，企业治理在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将逐步抵消其在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因此，最佳企业规模将由交易费用（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最小总和决定。契约数量的减少固然可以节约部分交易费用，但是契约的质量如何保证呢（聂辉华，2003）？有什么机制可以消除企业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吗？交易费用经济学忽视了组织内员工的激励问题，似乎过于乐观地假设了一体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实际上也和新古典企业理论一样，把企业导向一个规模无限扩大的佯谬。这遭致了Hart 等人的批评，因此，其后发展的企业理论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纷纷将焦点从交易费用、套牢（hold-up）问题转向激励问题（Homstrom & Roberts，1998）。第四种解释是“产权决定企业规模”。企业理论中，主流的GHM理论（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Hart，1995）把企业看作一个可控制的物质资产的集合。在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框架下，当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时，兼并方将获得全部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从而增强了专用性投资激励；而被兼并方因为丧失了剩余控制权，从而削弱了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企业的最佳边界取决两个企业一体化给双方企业成员造成的专用性投资激励的总效应是否为正。Rajan & Zingales（1998，2000）对GHM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的边界不是由GHM意义上的物质资产所决定，而是由企业的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决定。而权力除了来源于产权，还可以来源于对通道的控制（control over access）。企业的最佳规模应当由基于产权和通道的权力所能控制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决定。Holmstrom（1999）认为应当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企业”是一种“活动”（activity），一种“子经济”（subeconomy），具有外部性。为了改进和拓展GHM理论，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Hart & Homstrom（2002）将视角从资产（asset）扩展到活动（activity），假设一个企业的活动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老板或管理者具有货币利润和私人收益（如对工作的满足感）。他们认为，企业合并的好处是可以将正的外部性内在化，从而增加利润，但是代价是会导致管理者丧失部分私人收益，因此最佳的企业规模将是对两者的权衡。以物质资产定义企业的边界或活动，固然便于理论上的处理，但是资产（或产权）毕竟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企业的最佳边界应当是多种激励手段的综合。第五种解释是“激励成本决定企业规模”。Homstrom & Milgrom（1994），Homstrom & Roberts（1998）和Holmstrom（1999）分析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多种激励手段所产生的激励成本。他们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激励装置（incentive instrument）。一项任务是采取内部雇佣（make）还是外部购买（buy），取决于不同的任务对不同约束的人所需要的绩效度量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效果。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激励方式：给予产权、授权和严格工作安排，而最佳的企业规模体现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合意权衡。因此，企业有些活动是自己制造，有些活动则是外包。如果绩效度量成本较低，那么偏向于采取市场契约的方式，比如代理制、特许经营等。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产权、权力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甚至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企业战略、金融工具、管制法律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这似乎表明，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可能显得有些狭隘了，从管理学或者组织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另外的启发。第六种解释是“信息成本决定企业规模”。Williamson（1967）把企业视为一个科层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人的有限理性在这种结构下会造成“控制性损失”（control loss）。这种控制性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企业科层结构的增高，最高管理者能够从生产现场获得的信息将发生自下而上的偏差；二是最高管理者根据这种被过滤了的信息发出的指令又将自上而下发生偏歧。因此，这种科层所造成的信息传递成本、控制性损失决定了企业规模。这一观点与把企业看作是“信息处理器”（information processor）的企业能力理论学派是一致的。该学派把企业描述为在一个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的企业成员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过程。在组织中，对信息的注意能力和处理能力成为稀缺的资源。组织的优势就在于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使成员专业化于收集和处理不同类的信息而节约成本（Marschak & Radner, 1972）。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在代理人中处理新信息和传播旧信息的成本。企业就是一种最小化这两类成本的一个信息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Bolton & Dewatripont（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在处理不同的信息时在专业化处理信息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trade-off），并由此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信息成本显然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例如，Calvo和Wellisz（1978）指出，造成控制性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科层的高度，而是监督过程的状态。如果雇员不能预期其绩效被监督的时间分布，那么科层高度就不会限制企业规模；反之，则控制权损失会限制企业规模。这表明，单纯的管理学观点也不能洞悉企业规模问题的全貌，我们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综合视角。二、关于企业规模的实证研究关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实证的结果是混合的（mixed）。Sutton（1991）表明，市场越大，企业就越是容易摊销固定成本，因此相应地企业规模也就越大。Campbell & Hopenhayn（1999）也支持了这一假说。但是Bresnahan & Reiss（1990）又表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典型地，斯蒂格勒（Stigler，1958）利用“生存技术”（survivor technique）对美国钢铁业和汽车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最佳企业规模通常是相当宽广的。无论市场性质是怎样的，企业的最佳规模都没有唯一的点。关于生产要素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基本上理论假说能得到实证支持。Lucas（1978）根据美国1975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发现人均资本或者人均GNP确实与企业的平均规模高度正相关。Mellow（1981）证实了工资收入与企业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关于交易费用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最新的实证结果有一些分歧。Klein、Crowford & Alchian（1978）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公司的经典案例表明，在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征下，套牢威胁会导致纵向一体化，这支持了Williamson的假说。但是，Coase（2000）和Casadesus-Masanell & Spulber（2000）最近对该案例的重新考察又表明，主要是交易费用而非套牢问题导致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雪车身公司，这似乎支持了Coase的观点。Freeland （2000）对该案例的考察也没有支持Williamson的观点。关于产权和企业规模的关系，Kumar、Rajan & Zingales（2001）最近对1991－1992年欧洲企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产权决定企业规模的观点。研究表明，在产业层面，资本密集的产业、高工资的产业和R&D投入较高的产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较大，因为产权容易得到保护。在国家层面，那些具有高效司法制度或者对专利权保护较好的国家，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要大。相反，欠发达国家由于司法制度落后，对产权保护不力，因此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至于从管理学的角度综合考察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Canback，Samouel和Price（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了理论假说。他们把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组织结构的形式、大企业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和战略性因素（资产专用性程度、大企业具有的内部规模经济），利用784家销售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因素对企业规模的限制作用。他们认为，M型组织结构、高度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获得更高利润率；而由于官僚主义、控制性损失等造成的大企业内部的规模不经济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增长。他们的分析同时支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三、企业规模理论对企业并购的启迪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规模或企业边界的理论，对应于企业管理中的并购问题。近几十年来，全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并购浪潮。然而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企业并购是失败的，被收购公司的利润平均都下降了。拉杰科斯（2001）对并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缺乏战略规划、协同效应和资源共享是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东方高圣公司的研究表明，成功并购的比率还不到20％。他们追踪研究了1998年以前实施重大重组的45家上市公司样本，发现15％的公司在经过资产注入后情况良好，20％的公司经营动荡不定，36％的公司在财务游戏中艰难生存，29％的公司重陷困境（转引自胡玲，2003）。从企业规模理论的角度不难解释如此普遍的并购失败。很多企业在并购时缺乏战略规划，选择的时机不对，恰逢行业衰落时期，这印证了“市场范围论”的观点。反过来，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并购浪潮通常发生在产业迅速发展时期。更多的企业则是因为忽视了并购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根据前述关于企业规模的“生产要素论”、“产权论”，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越显著，或者不同企业之间的资产互补性越强，那么就越是适合合并。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都盲目扩张，实行的是非关联性合并，导致企业并购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协同效应或规模经济。另外，一些企业往往只看到企业并购的好处，比如规模效应、广告效应，但是忽略了并购过程中由于文化冲突、体制不同导致的高额交易费用，或者忽略了被兼并企业的管理层的激励，从而导致了失败的并购，这印证了企业规模的“交易费用论”和“激励成本论”。此外，一些企业虽然在资源整合、文化协调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由于企业并购后规模扩大，信息传递成本更高，导致决策迟缓、市场反映速度降低，从而降低了市场竞争力，这正是企业规模的“信息成本论”所提醒的。四、一个结论性的评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市场规模、生产要素、交易费用，还是产权、激励和信息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企业的最佳规模造成影响。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因素的确起着一定作用。无论如何，企业理论的发展表明经济学家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了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起码它不像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般简单。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到非完全竞争的现实状态，从完全契约框架到不完全契约框架，从单纯经济学视角到管理学和组织经济学视角，由于初始假设条件不一，各种理论假说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说服力。麻烦的是，现在的实证结果也常常是混合的，因为很多理论的重要变量（例如管理者的边际激励）不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这提醒理论家们，一方面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诸因素在均衡条件下是如何动态地决定企业最佳规模的（聂辉华，2003）；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更好的计量工具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科学的实证检验，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在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动力之一。尽管“企业理论”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但是从“企业的最佳规模”入手，也许是一个方向。毕竟，何谓“企业的本质”更像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企业规模则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我们相信，在比较静态环境下，如果模型的外生变量是可以观察的或实证的，那么就容易对局部均衡的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企业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推进，不仅仅是提醒人们现实世界中有多少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最佳规模，而是进一步检验经济学家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是否真的具有普适的解释力，同时力图发现决定企业均衡规模的更深层次因素。无疑，这要求经济学家们提炼出更清晰的命题，发展更加严密的模型，做更可靠的实证检验。就模型的严谨性而言，“产权论”和“激励成本论”遥遥领先于其他理论，因而目前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受重视、引用次数最多的两种观点。然而，它们同样面临着实证检验在证据和方法方面的挑战。我们也注意到，以往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的方式在经验和工具两方面都受到质疑，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以往“耳熟能详”的案例重新考察其真伪，另一部分经济学对以往的计量方法提出批评，并试图用更精心的计量工具来检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可以在一些新的方向上继续拓展。例如，能否超越法律意义上对“企业”的定义而发展一个得到经济学家们认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Rajan和Zingales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们以“权力”而非产权为基准，把丰田公司及受其控制的供应商看作是一个“企业”，并提出用基于事实的（de facto）机制来取代法定的（de jure）机制以重新定义企业的边界。但是如何处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把分析对象从两个企业的双边关系拓宽到多个企业的多边关系，是否会得出新的有意义的结论呢？如果从企业战略、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最佳规模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索的。参考文献[1]Bolton, Patrick, and Mathias Dewatrip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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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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