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6位粉丝是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即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重大论断，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团结是正确的，发现影响团结的是传销这个模式的人
4次。四次中央民族会议召开的时间分别是1992年1月14日至18日、1999年9月29日至10月3日、2005年5月27日至28日和2014年9月28日至29日。江泽民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的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强调要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李鹏主持开幕式并在闭幕会上作总结讲话。此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五次，第五次是在2021年8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提出。
“ 心得体会 ”是一种日常应用文体,属于 议论文 的范畴。一般篇幅可长可短,结构比较简单。下面我为大家带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希望大家喜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1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在民族问题中，我们要有政治站位，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方向上要跟进，加强“五个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 文化 观。政策上跟进，以公民个体身份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措施 上跟进，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同时要明确基层党组织是做好民族工作的组织基础，要深入基层、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我们要抓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中华民族大团结是生命线的任务，把握城市民族工作的未来，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在当前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百年大计， 教育 为本。新时代教育要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爱国守法、 爱岗敬业 、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终身学习。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握意识形态。不忘责任担当，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培养法治观念，坚持依法执教;培养良好心态，做好学生的领路人;培养科学的 思维方式 ：战略思维、历史思维、 创新思维 、底线思维、辩证思维。
本次培训学习虽已结束，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思想以及坚持良好师德师风的责任担当已经入脑入心，在我今后的实际教学工作中生根发芽。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要坚持正确思想的引领，要守住自己职业的底线，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2
此次和全校2000多名教职工一起参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训教育，收获很大。讲课老师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详细分析了我国不同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演变、变化，从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民族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深刻了解了世界视角下民族问题的极端严峻性，清醒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做好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要坚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征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不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教育，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 渠道 教育作用，落实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全校师生要守望相助、团结一心，带着任务，带着责任，带着正能量向内工大美好的未来进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3
通过系统丰富的培训教育，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同时，对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大意义和要求等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在课程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对我校参加 出国 (境)学习交流的教师、学生加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增“五个认同”信念;把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融入到来华 留学 生的日常管理和教育中，向他们讲好中国 故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民族工作主线，也是其他各项工作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聚焦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永远在路上”的精气神，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之路。
为期3天的专题培训中，各位专家从历史渊源、文化传承、国际视野等多个方面对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深入精辟的讲解和阐释，通过学习，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我院以主题团日活动、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主题班会等为依托，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坚持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学生。而辅导员，是培养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在实际工作中要秉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理念，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把这“四个重在”理念贯彻落实到工作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学习的收获转化为今后工作的动力，立足实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为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4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每当说起这三个离不开，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大家常说的“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团结、融合发展、共荣共存的历史。在中国，各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就是需要文化认同。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就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长远之举、固本之策，是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是对少数民族长远利益的考虑，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更是在全民族中进行文化认同。我们每一名普通民众都应该全力支持、全力配合能够促进文化认同推动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和民族工作。
《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历史就是为实现民族解放、长期抵御外来侵略、各民族之间建立患难与共关系和深厚友情的历史。我们要结合当前阶段的学习教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从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以史为镜知兴替，以史正人明得失，以史化风浊清扬。
在抗击非典、抗洪抢险救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救援中、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河南水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处处展示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尤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亲历者，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共度时艰，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迎风逆行，无不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信仰，无不彰显了中国人的刚强，无不彰显了中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我们无不为之感动，为之振奋。
身为一名党员、一名年轻干部、一名组工干部，更应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共同促进祖国繁荣发展，肩负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担当，守正创新地做好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学习、组织建设等工作，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5
中华 传统文化 是经过漫长的时间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精髓，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既要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更要强调共同性，多宣传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有利于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照自身也曾出现过一些思想偏差，如曾经在组织文化活动中过度强调民族元素、把草原文化等同于内蒙古文化等。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根源在于，没有以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政治标尺和根本标准，没有准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工作实践，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自己所负责的工作范围内认真整改，不断提高，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工作。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荣的文化共同体，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才能更好地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向心力。新时期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繁荣发展民族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创新载体和方式，精心组织以弘扬民族团结进步，讴歌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等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努力把文化文艺激发的精气神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像一盘散沙失去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党员干部，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主动作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思想道德觉悟，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牧民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让农牧民群众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促进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6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一是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历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认同，是对56个民族同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认同。党的__大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顺应这种形势，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实现各民族大团结的金钥匙，而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正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条件。
二是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基础，本质是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意识。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度更广，所承载的人类文明知识信息更多。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同胞在更广阔的生产生活领域中成长成才至关重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从点滴做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涵盖了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方方面面，既应在思想上教育引导，讲清讲明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共同体;也应在实践中步步推进，而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正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条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旗帜鲜明、坚定坚决地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拥护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及感悟7
通过本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党日学习活动，我学习到了很多，也了解了许多，充分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工作当中，我始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作为嘎查干部，帮助农牧户购置、出售畜类、农作物也成了我的工作内容。有次买卖出现了农户与商贩语言不通导致交流产生误会，闹得不和谐。我听到消息，及时去到现场，安抚双方情绪，并与双方谈价、协调，使交易和谐的进行下去，且不损害双方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友谊。通过基层经历，我明白只有各民族干部、群众相互信任、相互团结、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我们的基层才能更加和谐、进步、发展。各民族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各民族才有未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我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平等对待各民族同胞，团结互助、相互尊重。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到“三千孤儿入内蒙”、“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感人的故事不计其数，但都值得我们铭记。党的__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将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将迎来许多艰难险阻，但伟大的中华民族永不退缩，知难而上。各民族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势必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成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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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要深刻认识到，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点：
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要把握好几个方面的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一、从思想意识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弘扬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和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是互相依畏的，我们要为富强我们的民族而努力学习，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我们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每一个人所付出的努力，都会使我们的民族更好的发展，要坚信我们的民族会更加的繁荣富强，我们要以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而感到自豪。二、从行动上做起，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中华民族振兴的使命，大学生同样义不容辞，我们要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奋斗，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要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知识武装我们的大脑，以至于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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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反映国内体育科研最新成果，刊登研究性论文和综述性文摘。设有体育理论、运动训练、体质研究、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体育统计、仪器场地等栏目。读者对象为体育科研人员、体育院校师生、教练员及运动员等。主要栏目体育经济学、群众体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管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医学、体质研究、运动心理学
1、《论宗教对古代城邦的作用》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86年第 期全文复印）2、《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历史观的类比考察》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3、《对吐蕃宗教方位观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4、《藏传佛教对于死亡的伟大实践》（翻译）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5、《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论散议》 《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一作者）6、《关于如莱杰的身世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二作者）7、《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8、《神奇的藏密瑜伽——中阴静修法》（编译） 《气功与科学》1992年第4期9、《“旺支” 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0、《藏族苯教神话及其象征思维概述》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11、《论宗教神灵系统的结构——一个宗教历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学》1995年第2期全文转载）12、《关于黄金时代理想的再评价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13、《〈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4、《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获陕西省第5届（1998）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5、《锅、饮食、王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6、《印度教神秘主义及其宗教实践方式》《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4期17、《中国建木神话的体系及其渊源考——兼论与印度神话的关系》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8、《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19、《论宇宙原生物解体神话的程式主题及其内在意蕴》 《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二作者）20、《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载 ）21、《敦煌写本S.370（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2、《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2年第5期论点摘编）2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4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5、《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26、《西藏宗教与民间习俗中的象征主义人类学》《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27、《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28、《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源流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9、《汉藏史学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复印转载）30、《摩尼教二元论对藏族本教及纳西东巴教的影响》《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31、西藏农村家庭中的宗教空间及神灵体系，《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32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33、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古代西藏苯教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台湾），2006年，第25期。35、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36、唐卡绘画中的曼陀罗图式与西藏宗教造像学象征的渊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7、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文全文还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一书中）。38、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9、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西藏宗教中的替罪羊观念及侣贡杰布仪式，《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41、Textual discourses and behavior criterion: The histor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i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Vol.3, Number2-June, 2008.42、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学术专栏”195页转载）。43、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藏传佛教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45、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地方组织及其社会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46、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7、藏区乡村和民间社会中的巫师，《世界宗教研究》（第一作者），2009年第3期。48、藏族苯教的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49、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赞神关系考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50、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5期。51、语言中的神圣意义——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思想对现代宗教语言哲学的启示（第一作者），《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论文名称 作者 字数 出版单位或出版刊物 公开发表 （是/否） 发表时间 核心刊物 （是/否） 对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本体观关系的历史考察 徐国利 1万2千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 是 2004年第4期 是 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 徐国利 1万5千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是 2004—2005年卷 是 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进步的一个标志” 徐国利 5千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是 2004年第6期 否 中国当代口述史学研究 徐国利 1万 史学理论研究 是 2005年第1期 是 中国当代的徽州文书研究 徐国利 1万7千 史学月刊 是 2005年第2期 是 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 徐国利 1万2千 学术研究 是 2005年第6期 是 陈独秀“伦理革命”思想的再认识 徐国利 1万 安徽史学 是 2005年第4期 是 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张子侠 3千 史学月刊 是 2004年第9期 是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张子侠 9千 河南大学学报 是 2004年第4期 否 范晔历史观散论 张子侠 1万 历史文献研究（第23辑） 是 2004年9月 否 孔子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 张子侠 8千 孔子论丛（3） 是 2004年8月 否 《太一生水》与《曾子天圆》的宇宙论问题 刘信芳 7千 中华文史论丛（77辑） 是 2004年8月 是 楚简《容成氏》官废疾府文字丛考 刘信芳 5千 古文字研究（25辑） 是 2004年10月 是 关于竹书《诗论》“秉”之释义的补充说明 刘信芳 4千 考古与文物 是 2005年第6期 是 《至顺江志》标点举正 张金铣 5千 中国地方志 是 2005年第9期 是 汉人世侯的兴起及其与蒙古汗庭的关系 张金铣 1万 民族史研究 是 2005年第5期 是 试论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的理想 龙宏甫 3千 光明日报（理论版） 是 2005年9月7日 是 战后英日两国城市住宅法比较 蒋浙安 8千 中国国情国力 是 2004年第10期 是 转型时期的教育变革与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 陆发春 9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是 2004年第3期 是 心不在焉式的版图扩张 张本英 1万 南京大学学报 是 2004年第6期 是 一次奇特的领土扩张 张本英 7千 看世界 是 2004年第4期 否 考古学文化的动态特征 张爱冰 3千 中国文物报 是 2004年7月30日 否 俞伟超考古学思想的历程 张爱冰 3千 中国文物报 是 2004年10月15日 否 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 张爱冰 7千 东南文化 是 2004年第6期 是 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航运的开发 蒲霞 8千 明史研究 是 2004年第8期 是 试论毛泽东对两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朱正业 8千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是 2004年第6期 否 荆门左冢漆梮文字补释 刘信芳 7千 江汉考古 是 2005年第1期 是 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踵命”试解 刘信芳 8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是 2005年第1期 否 明代东南地区的海潮灾害 周致元 1万 史学集刊 是 2005年第2期 是 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 周致元 9万 安徽史学 是 2005年第2期 是 论胡适治学方法潜在的学术前提 陆发春 8千 安徽省教育学院学报 是 2004年第4期 否 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与西安事变 朱正业 8千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是 2005年第2期 否 略析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人口的影响 朱正业 7千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是 2005年第1期 是 陈云与20世纪60年代初农业的恢复 贾艳敏 1万 当代中国研究 是 2005年第4期 是 元代两淮地区的屯田考 张金铣 1万2千 史学月刊 是 2005年第8期 是 读《马楚史研究》 吴文武 4千 中国史研究动态 是 2005年第6期 是 国际法、女权保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德宣传战 吴文武 1万 史学集刊 是 2005年第2期 是 五代官学考论 盛险峰 1万1千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是 2004年第一期 是 虚文政策与五代时弊的扭转 盛险峰 1万2千 北方论丛 是 2005年第2期 是 文化与文明：夏鼐农史三题 张爱冰 9千 东南文化 是 2005年第2期 是 查德威克与近代英国公共卫生立法及改革 蒋浙安 1万 安徽大学学报 是 2005年第3期 是 英吉利民族与英帝国 陆发春 9千 安徽大学学报 是 2005年第1期 是 相邻国家从冲突到和解的现实性 朱正业 1万 学术界 是 2005年第5期 是 辛亥革命与民族主义 朱正业 9千 安徽史学 是 2005年第3期 是 续修方志与前志的关系及其处理 贾艳敏 7千 中国地方志 是 2004年第7期 是 “一代完人”——王星拱与陈独秀 徐承伦 6千 党史纵览 是 2005年第4期 否 王羲之的“逸民情怀”与经世情节 胡秋银 8千 许昌师院学报 是 2005年第1期 否 杨亮功与民国时期的安徽大学 周乾 6千 江淮文史 是 2005年第3期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