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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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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中国近代史论文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2.地主阶级洋务派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6.资产阶级激进派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启示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启示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结语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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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诸葛亮和吕布的猛男吕布传吕布字奉先,三国第一猛将,又号飞将,据传乃是匈奴于汉人的混血儿,生得人高马大威风凛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帅哥,享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美誉。他在《三国演义》的第三回登场,第九回陨落,是《三国演义》前期中名至实归的BOSS级人物。今天,在下就和朋友们聊一聊这位神鬼皆惧的三国第一猛男。吕布第一次在演义中亮相的时候就很是高调。东汉末年董卓专政,对上视君主如玩物,对下视群臣百姓如草芥,甚至在酒桌上向群臣公开批斗皇帝,欲试探群臣对自己废帝立新的看法。并州刺史丁原不满董卓的专横,带其义子吕布兵讨董卓。两军对战,吕布以一人的武勇势震董卓全军,让董卓输得很是没有面子。兵败后的董卓回去后狠狠地做了一番反思,听从了帐下谋士李肃的建议,让李肃带着各种金银珍玩和名马赤兔说降吕布。吕布见利忘了义,甚至将其义父丁原的脑袋砍了下来,作为礼物回赠董卓。更无耻的是,刚刚杀了自己义父的吕布在与董卓相见后,竟然下跪在董卓面前,认董卓做了自己的第三人老爸(除去吕布的亲父和刚刚被他杀死的丁原,董卓正好是吕布的第三个父亲)。这就是吕布在演义中刚刚登场时的剧情。在下第一次读三国的时候,曾经满心欢喜,以为吕布能以一个超级大英雄的身份,去消灭董卓。但吕布却比董卓还要无耻,前后的巨大反差让人很是不舒服。三国是一个乱世,生命在许多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名词,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能够将自己亲人的生命视若无物的人,也只有吕布这种稀有人渣了。但这个时候的吕布还只是在董卓身边为虎作伥,多以董卓保镖的身份负责保安工作。想杀董卓的人不少,因此死在吕布手下的人也不少,吕布的武勇没能与伸张正义挂钩,却从侧面反映出了董吕二人的凶残。狗仗人势,人仗狗威,董卓愈发专横残杀了不少朝廷中的保皇派。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正义的化身登场谋刺董卓,结果却没能成功。逃亡的曹操在陈留起兵,发檄各路诸侯讨伐董卓。联盟军一路高奏凯歌,直逼虎牢关下。董卓只好派吕布领军,镇守虎牢关。三国演义中最为精彩的PK大赛就此上演。吕布武勇无敌,出战后连败各路诸侯帐下骁将,却惹恼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张飞。大家对张飞的性格应该多少了解一些,此人性烈如火,当时又因为大哥刘备的名气不够而在各路诸侯中倍受冤枉气,而吕布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尽抢风头。不爽,那就干吧!高手之间总会有某种默契,不是惺惺相惜,就是你死我活。张飞与吕布单挑了一百多个回合,演义中却没有对二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我们不妨猜想一下:一向自认天下无敌的吕布遇到了一个有能力战胜自己的人,心中肯定会震惊,出手多少会有一些不顺;一向虎气朝天的张飞找到了一个令自己不爽的发泄对象,肯定会不余遗力大打出手,并伴随着心中的一阵怒骂。但吕布就是吕布,无敌的方天画戟,无敌的武功,无敌的人,张飞的武力还是被压了下去。演义中并没有这么写。但是我们知道,高手过招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有外人插手。除非有一个关心张飞,又敢于和吕布单挑的人看出张飞处于下风,才会有为了胜利而不惜以二敌一的场景。这个人就是关羽,他在张飞战吕布不下的时候前来助阵,以二人之力又和吕布战了三十多个回合。吕布在这个时候可谓是强弩之末了,胜负之分已经没有了悬念。关张的大哥刘备没有放弃这个大出风头的机会,也适时地登场,正好凑了一个三英战吕布.吕布败退,联盟军士气大涨,一举拿下了虎牢关。董卓只好放弃帝都洛阳,带着皇帝兵退长安。董卓在临走时还不忘在洛阳放了一把火,将洛阳的民间财富也搜刮一空。其实,联盟军是因利而聚,当然也要因利而散。董卓迁都后,联盟军也因为各自利益的需求而解散,但董卓却低估了身边潜在的威胁。有吕布做自己的保镖,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天天快活,但是面对着某种利益的驱使,保镖就可以在瞬间变身成为刺客。东汉末年董卓专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司徒王允为了杀死董卓重振朝纲,利用貂蝉的美色挑拨离间董卓与其心腹大将吕布之间的亲密关心,最后成功诱使吕布杀死了董卓。在这场情杀大戏中,有江山,有美人,但就是没有英雄。如果要硬挤一位英雄出来,那位美人貂蝉倒是有一点英雄的样子。谈吕布,不如谈貂蝉,因为大家在了解貂蝉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观察吕布这个人。在下的情商比较低,也无法对掺杂着爱情的政治阴谋做出明确的定义。所以只好先跑一下提,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对貂蝉的描述来看查一下吕布的为人。貂蝉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下甚至认为她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中最聪明的女性。她会放弃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在吕布和董卓二人之间周旋,为的是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但她不是王允手中的提线木偶,她在入住董卓府后,是用自己的智慧挑拨离间二人。王允不可能在貂蝉入董卓府中前告诉应该怎么做的,因为男女之间的情事不是政治,王允没有那种智慧算出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下敢说貂蝉就算不是演义中最聪明的女性,至少也是最懂男人心的女性。可惜在乱世三国中,女性的地位是可怜的,聪明的女性更是可怜,因为她们常被自以为聪明的男性当成是利用工具。就像王允一样,虽然铲除了董卓这个祸首,却被董卓势力的残将李催郭巳所杀,吕布也带着貂蝉兵败逃亡了。吕布逃亡后先是和曹操大战,失败后到徐州投靠了刘备,并将刘备驱逐出境,自己占领了徐州。贪心不足的吕布到了徐州后又纳了一个小妾,貂蝉会怎么想?她应该是不在乎的,自己现在除了活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呢,汉室没有保住,唯一的亲人王允也死了,自己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喜欢自己却不爱自己的吕布了。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或许貂蝉曾经因为吕布为了自己的付出感动,看着吕布的背影悄悄地说一声谢谢。或许吕布曾经为了貂蝉去战斗,甚至是为了貂蝉去争夺天下,但也只是一时。乱世中只有滥情没有爱情,当戏子在台上独自哭泣时,台下的观众或许会叹息,但他们无法改变剧本。吕布最后在曹操和刘备的合击下兵败,被曹操绞死在白门楼,貂蝉的下场却无法在演义中找到。或许罗贯中本人也只是当貂蝉是一个跑龙套,毕竟是军事历史小说,不是爱情剧,只是利用一下这个角色而已。其实,江山好比是“利”,美人好比是“情”。生逢乱世,要想得利,必须要同时间的天时地利人和。要想得情,却必须同时放弃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吕布得过“利”吗?得到过。吕布带着貂蝉逃出长安后,利用曹操兵出徐州的机会,偷袭曹操后方的大本营濮阳得手,谓之天时;有了地盘,吕布就可以向其他诸侯一样有了称雄一方的资本,谓之地利;吕布虽有“三姓家奴”的骂名,但他确实有资格为自己的武勇而自傲,也确实帮助汉室诛杀了老贼董卓,因此还是多少有一些人缘,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完善,所以他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称雄一时,最后却不得不亡。吕布得过“情”吗?也得到过。吕布为了貂蝉,放弃了继续在董卓身边发展的机会,谓之天时;吕布最后是因为貂蝉和他的三号老婆却他固守城池以保护一家老小,因此才没有采用谋士陈宫的计策,丢失了唯一的根据地下呸城,谓之地利;同样是因为貂蝉的缘故,吕布在手下的心中树立了一个‘贪图女色而不关心士卒死活’的形象,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利”与“情”只是一时。原因很简单,因为吕布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寻找机会,而不是乘火打劫;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气度和领导能力得到他人的认可,而不是通过武力和莫须有的行动证明自己;真正的英雄,会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天时和地利留住并扩大自己的地利,而不是随机取巧。还是那句话,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所以,乱世英雄的情不是对自己的情侣,而是天下苍生!所以吕布有着秦始皇的野蛮,西楚霸王的武力,却也和他们一样没有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他们都不是英雄,自私的人不可能成为英雄,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吕布是三国第一猛男,但不是三国第一人。气质,风度和智慧,这些就是肌肉男与富有心计的绅士之间的区别。我们感慨吕布,叹息吕布,甚至崇拜吕布,但是千万不要学习吕布。自私的人或许有人们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他为什么会自私。是乱世的背景?是利益的贪婪?还是人性本就自私?呵呵,一切都只是因为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信念有所不同。所以,关键还是一个人自己的本质,一个人自己的态度决定了他是否处于一个乱世,他是否配做英雄。历史如此,生活如此,人生如此……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近年来,微型历史论文作业已成为中学历史教学评价方式中的研究 热点 之一。高中微型历史论文作业的沿革充分体现了教学评价从重视知识向重视能力及历史思维的培养转变过程,以及从标准型向开放型的发展过程。高中微型历史论文作业的设计正在突破“知识评价”的羁绊,除检测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外,更加强调对学生创新能力、开放思维,以及综合素质的考查,已初步确立了以能力和综合素质立意命题的新思路。同时,教学评价的这一新方向,也给全体中学教师和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促使中学历史 教育 反思 现状,积极转变历史教学评价理念及方式,更加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以下是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论文写作格式要求相关指导。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历史论文写作格式要求指导如下:

(一)历史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和论文取向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 经验 ,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 总结 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 其它 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 教学总结 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 毕业 ,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1)思想教育的贯彻;(2)历史知识的讲授;(3)教学质量的提高,(4)教学经验的总结,(5)教学艺术的研讨,(6)学生学习的考察;(7)教师业务的进修,(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 ,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____的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 方法 ,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2)在对象范围上,亦即就哪些内容来论述上,论文较总结有所跨越或扩展。总结,一般只以本章节或本教学阶段为对象,论文则可前后对比,左右勾连,使历史问题得到进一步阐明,从而比教学总结增大了知识广度与科学深度。例如,可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革命高潮,从社会背景、群众发动、斗争策略、历史意义等方面比较分析,论述从旧式农民起义发展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机制与规律。又如,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分析其各自不同的产生条件、共同性质以及各自的历史效果。再如,对1848年法德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共产党宣言》诞生等这些分散在不同章节与课时的“1848年大事”汇总论述,看本质联系,看互相促进,也可论述教师曾是怎样分别讲述,而在复习总结时又是怎样从联系发展中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与统一性的。这就是说,论文可以而且应当不为教学总结的框架所拘束,多少逸出教学总结的范围。当然论文也可比总结更加收缩,可收更集中、精粹、深入 有效。

(3)在社会效应上,亦即在所写出的作品的影响上,论文应比总结贡献更大。总结,从 个人总结 、教研组评议总结直到校际优课观摩总结,多数情况是就课论课,就师论师,很实际也很富实效,但局限性也甚明显,带有班级、学校、地区特点,反映相应水平。论文则面向社会,在刊物上发表自不待言,即在本县、区经过评审、选编成册的文集,也可成为以“社会”为读者对象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无定价、非卖品的内部参考 文章 ,绝不可以轻视,它们能脱摆“出版难”的各种障碍而发挥效益。很多“油印本”的教育教学资料,被各大图书馆所珍视、搜集,付之馆藏。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历史论文,提供为交流参考,贡献给社会阅读,不但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发展与提高,也为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把教学总结提高到历史教学论文的规格水平

由总结“过渡”到或者说提高到论文,很难有一个划一的操作规程或通用模式。教师自身的素质、特点、兴趣,论题的宽窄、深浅、难易都是重要因素。一般说,历史论文的产生,有‘主题——提纲——文章”三个步骤或阶段。主题,即:此文要写什么。主题的选定,常受三方面的影响或制约。

(1)客观需要

即写此问题的有用性。章学诚说:“立言之要,在于有物”。“有物”不仅指内容充实、不空洞,更指客观上有此需要,写出的东西有社会效益。

(2)主观能力

即作者自度有写成这篇文章的基本知识和一定深度、广度的分析认识,“心中有数”。章学诚说:“声之所以肖其心,”即指发言、为文必须也必然反映作者的观点与识见。

(3)历史论文的资料来源

包括手头现有与访求可得的文献参考。写历史论文光靠“悟性”与“灵感”是写不出来的,真实可靠的文字资料必不可少,包括史料及史论,只有在它们的辅翼之下,才能使根植于教学实践之上的历史教学论文达到较好的水平。确定下来主题、题目,即根据对主题内容的构思产生出提纲——写作提纲。提纲要以客观事物本身为依归,是所写内容的分层次、有深浅、按顺序的文字表达。科学合理的提纲,能给高质量的撰述以有益的规制和充分得体的发挥。其实,在拟定历史论文提纲之前,实际上已写过课堂教学提纲与教学总结提纲了。课堂教学提纲,它是教材内容的提纲掣领,与课本上章节段落,密切照应。根据学生情况,教师常对课文的层次安排做必要的改动与调整,体现出既遵照教材又驾驭教材的创造性劳动,以导演出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的课堂教学,主要不是教师对课文的补充与扩大,而是对课文的讲解与阐述,这有助于学生对重点内容的加深理解与巩固记忆。这样的讲课,就会丰满圆润,不致死板枯燥,体现了教学艺术的较高水平。

总结提纲:在授课之后,学生消化、理解,巩固了所学;通过复习、辅导、答疑、讨论,深化了所学,通过提问、考察、考试、评分,检查了所学;教学过程完毕。然后,为提高教学,提高教师,需要做教学总结。这个总结,以已有教学实际为基础,但又不是过往事实的简单相加或优缺点的机械排列,它是把各教学环节、各方面经验分析综合、融会贯通,形成带有总括全局性的理论认识。平时的教学提纲,成为写总结提纲的重要依据和丰厚素材,总结提纲紧扣教学工作,既是教学本身可贵的文献资料,又是写历史论文的胚胎与雏型了。

动手撰写历史论文时,也要先列出论文提纲。从紧密结合教学总结来看,选题的重要标准应是:什么历史问题最需要总结?哪段历史教学最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什么对史学更有意义?在以总结提纲为基础的条件下,所定文题,可全面,可部分,可综论,可分论,可个论(专题)。确定文题之后,则可根据定题的总体思路及粗略架构,以过去的教学提纲,总结提纲为素材,深思熟虑地列出论文提纲。现举两例,看一看“文题——提纲——文题”这种“大、小,分、合,收、放”的格局。

〔例一〕春秋战国

(一)生产、经济的发展:冶铁、纺织、犁耕、水利……;

(二)政治局势的推移:五霸、七雄、合纵连横、分散中酝酿统一;

(三)社会阶级的变化:早期民族融合,西周春秋(奴隶制社会)演变成战国秦汉(封建制社会);

(四)思想 文化 的成就:诸子百家学说,科学技术进步。

假如确定一篇历史论文的文题为“我是怎样讲述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上面这几行就可做为史实部分的提纲了。这种可叫“综论”式历史论文。假如选定其中某项内容为文题,如:“在初一年级如河讲述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就需要把(一)的内容再具体化,开列出更细些的提纲,阐明历史事实并总结讲授方法,这是“分论”。如果更取上列提纲中某项的某个内容,如:“在高中中国史课讲述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生产力意义”,或“怎样使初一小同学理解孔子、老子的基本学说”等为文题,则在各该项下又须列些提纲,才能周到深刻地说明间题,这可叫“个论”。从大文题的提纲中,可以分列出许多小文题,小文题开写前,也要再列提纲,而这次一级的提纲中的某项专项史事,又可成为文题。反之,若干个较小文题,总括起来,也可构成一个较大的、相对宏观文题的提纲。是放开?是收紧?是大题粗作?还是小题细作?要看史事性质,看为文立意而定。

〔例二〕太平天国。可有这样的提纲:

(一)广西的社会矛盾与金田起义;

(二)从永安建国到天京定都;

(三)迅速取得伟大胜利与革命的政策 措施 ;

(四)领导集团内部分歧,矛盾发展成内讧;

(五)内外反动派的镇压与太平军北伐;

(六)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与伟大历史意义。

如果此课用二课时讲完,可以写出一篇诸如“我是怎样在90分钟内安排讲授太平天国的”历史教学论文。有重点史事,有军行大略,有革命文书(《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有英雄人物,有理论分析,有思想教育。形成一篇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教学总结为参证的历史论文。写这样的历史论文要有较强的概括力,既精通全盘史实,熟谙每一个环节,又能不为细事所囿,统摄万象,总论全局,写成在为数众多的太平天国史论文中别具一格的带有历史教育与教学特色的太平天国历史教学论文。在“太平天国”这个大题目下,可以“纵剖”(按事类分)、“横断,(按阶段分),抓住要害、核心,定出许多个历史论文题目来,如“太平军前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令人痛心的领导集团内讧”等,都可结合教学加以论述发挥。

(四)历史论文的写法与历史论文的格式结构

确定主题,列出写作提纲之后,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中学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在内容与行文上还可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

在这一点上,也应体现出历史教学论文更高于一般的教学总结,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穿靴戴帽,机械粘贴。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要做到这点,就不单是方法技巧问题,根本上是看对执笔为文的社会意义认识如何,作者的思想水平、理论修养、业务功底如何了。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

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文以载道”,“道”包括道理和知识,“文”既然是“道”的“载体”,它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也要讲求。韩愈在《进学解》中说:“闰其中而肆其外”,即是说:在内容真实丰赡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的任务。

(3)通畅、质朴、简洁的优质语体文

这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时应该做到同时也善于做到的文章风格。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教导我们:第一,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第二,要吸收外国语言中我们需要的成分、好的东西、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不够重视这方面的学习,“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是否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试看下面一段例文:

朱元璋灭东吴后,命徐达、常遇春率主力北上,攻取中原。当时形势是:福建、两广已平灭有日;四川的夏国、元朝所封梁王占据的云南,孤立自守。元顺帝命扩廓帖木儿代太子总天下兵。李思齐在关中据地自雄,下令一戈一甲不许出武关,联合陕西军力与之对峙。后又命扩廓帖木儿南征,他拒不受命,派遣戌守山东的貂高西捣凤翔,此部结果中途哗变。元朝大势已去。明军乘胜长驱,直取大都。(据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通史组续 范文 澜《中国通史》第七册,第311-312页改写)假设上段文字,纯用文言写出,字数可减少,但比较难读,不会为广大读者接受,也根本不是方向。但若改成更口语化,不但字数倍增,而且文章会松散无力。但要注意使用古人语言中“有生命”、“有生气”的内容时,要用的正确、贴切,或者是已约定俗成,为社会所认同的,切不可生搬硬套,杜撰出不通无解的“文辞”。

毛主席在论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时,用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八字大字,生动体现了论断口气的坚决,是极富威严与生气的 句子 。再如毛主席指出在资产阶级消灭后,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必须转变立场,转到为工人阶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周在指斥反动派空说好话,并不兑现时,曾揭穿他们“信誓且旦”的虚伪性。这些都是运用文言词组、 成语 、格言的极佳例证。至于人们使用文言不恰当甚至错用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说远古时期通古斯损石坠落在西伯利亚毁灭禽兽时,说弄得“哀鸿遍野”,说某餐馆善于烹调,菜肴好吃是“脍炙人口”。50年代初期,代用中国史课本上描写英法联军侵华舰队东航,说它“浩浩荡荡”开了过来,错用褒义词于丑恶事物之上。由于历史科学的特点,用词不当与舛谬,严重涉及对人物、史事之毁誊褒贬,应该格外当心。

(4)关于历史论文的引文问题

由于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继承前人的史学遗产,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恩)“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 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恩格斯)“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列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江泽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写作历史论文,在提高论文学术质量的同时,又一次加深了论文作者思想意识锻炼。其次,对原始资料、历史典籍,包括出土文物、文字记载,以及作者亲访所得可靠材料都可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而且是我们课堂教学的基础,所以,引用教科书内容是我们这种“源于总结,高于总结”的历史论文的自然作法,更表明了历史论文与教学的紧密相关。至于普通时人的文章,我们可虚心学习,尊重他人,借鉴参考,得到启发。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款式与规格

教师在讲课中,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保质保量保进度,讲好某段历史,养成了极可贵的“层次条理意识”,对所讲内容必然做到:大小标题,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呼应紧凑;学生听得懂,记得牢。教师这种优良的 思维训练 ,也是写历史论文的精神财富。以再经过深沉构思的教学提纲为基础,定能写出一篇整体连贯,内容充实,文章结构合理,重轻有度,不疏漏、不冗赘,文脉通畅的论文。文章款式,在一般历史论文中,并无特殊要求,但要 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短文可不分大段,只以 “提行”形式另起一段,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或只以番号题头,或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引文内容,几十个字是一个完整的叙述,(例如正史列传中人物的核心行实,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有关国家机器之论述)必需整段录引,引文一般可单成段落,缩格出现,正文围绕它作领会或阐释。注文形式一般分边注(脚注、眉注)与文末集中注释二种,应视需要而定。这些“形式”方面的正误优劣,常影响到一篇历史论文质量的全局。

此外,还可取材于乡土历史来撰写历史论文,如本地革命斗争史实,先民劳动垦辟,杰出人物贡献,乡贤里宿德绩等。这既可用于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又可为改革开放、振兴文教提供咨询;更可为编写新的国史积累资料。写这类题材,县、乡中学老师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独具优势的,可以写出内容充实,论点可靠,有血有肉,声情并茂的优秀历史论文来。

总之,在把主要精力放在课堂历史教学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写历史论文的性质及意义,摆正写论文在全部教学工作中的位置,努力写出一些历史论文,尤其是跟教学密切结合,跟教学总结相辅相成、密切呼应的历史教学论文,不但不会妨碍和影响教学,而且是促进历史教师业务进修、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也是在新形势下把整个历史教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途径。

《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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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他写的是什么文章?关于历史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可以发表在历史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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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论文发表

中国古代史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早在约八百万年以前,在云南的开远、禄丰等地已经生活着古猿。此后,经过漫长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历史时期。 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受益匪浅。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论文找到没?若还需要的话,不妨借鉴下(历 史学研 究),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近代史论文发表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 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 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 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 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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