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小心自己到百度上搜索编辑部论文发表吧我跟同事都在那里发的 信誉不错！发不出去也能退款~！也可以到中国论文学术期刊网 在百度里搜一下进去看看得 听同事说也挺好的！省级的就额可以 发下来估计几百块钱吧！
文物春秋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杂志，发表论文需要遵守其投稿要求和审稿流程。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研究与该杂志的研究方向和主题相关，并且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和验证，那么你的论文就有可能被接受发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物春秋是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要求稿件有独创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同时也要符合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因此，如果你想在文物春秋上发表论文，需要认真准备研究素材、数据和方法，并进行充分的反复修改和修订。
国家级的《科技创新导报》专业职称论文发表，详情见我空间！
发表论文的平台如下：
1.知网
这里所说的是知网，是清华大学和清华同方共同办的这个数据库。在前些年他也叫中国期刊网，由于后来有人自己建了个网站也叫中国期刊网，自己收录期刊，假李逵装真李逵。玩文字游戏，导致很多作者上当。
所以现在知网对外不称中国期刊网了，就是叫知网。从论文发表来说，知网是最权威的，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库。
凡是知网收录的期刊，一定是正规的，可以放心大胆的发表的，但是最近这两年知网变得更严格，所以知网收录的期刊发表费用比较贵一些。
2.万方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论文数据库，仅次于知网。其权威性和重要性就等于是一个弱化版的知网，但是也是比较大。
从期刊正规性来说，如果一个期刊，知网不收录，但是万方数据库收录，说明还是比较正规的，虽然不如知网收录的那么正规。但是对于一般单位来说够用。
对于大学这样的单位可能必须要求知网。而对于一些企业单位，只要万方数据库能检索到已经发表的论文，就算不错了。所以，万方数据库也是一个必须参考的标准。
3.维普网
维普网在前些年实际上假刊比较多，比较泛滥，这两年所说期刊审核严格，上面审核严格，但是维普网收录的期刊从正规性和权威性上来说，都是严重不如知网和万方数据库。
对于很多要求不高的单位，或者评一些初级职称的单位，只有维普网收录的期刊还能管点用。稍微严格一些的，就不大灵光了。
西北大学考古学报被国家科技核心期刊认定的录比是8.9，国家文献中心收录了本刊第1-41卷，中国知网收录本刊正刊第1-10卷，考古学报(西北大学)增刊第1-4卷，共40年的考古学学术研究文献。
《盗墓笔记》、三星堆遗址、马王堆汉墓……
提到这些，大家会想到哪个专业呢？没错，是“考古”！随着这些影视的火热，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考古这个专业，也有许多的人因此对这个专业感兴趣，那么这个专业到底怎么样呢？我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平时也上过考古学的课，身边也有考古系的同学，接下来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考古学专业培养学生具备历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博、历史及人类学知识，掌握玉石器、青铜器、陶瓷器、书画杂项等各类文物最基本的鉴定和保护技能，能在考古及历史研究机构、博物馆、各级学校、文物经营机构、公安、海关等部门，从事文博研究、管理等方面工作。
考古要学很多东西，比如历史学文献知识、文化人类学、民族考古学、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绘图、测量、挖探方等，随着科技的进步，还有科技考古等，像是一个文理科交汇的学科。而且考古专业注重田野考古实习，是一个专业实践性较强的专业。下面是考古学专业的课表：
考古学专业是冷门中的专业，但是学生就业前景也没那么糟糕，学生毕业后可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从事教学或科学研究工作，也可以到博物馆、拍卖行、文物商店或海关，从事文物保护、古玩鉴定以及拍卖等工作。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以下职业：
古学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如果本科就开始学习，到研究生以后想转行是很难的。而且田野考古需要长期户外工作，面临晒黑、晒伤的问题，而且大部分考古工地都在人烟稀少的郊区，要耐得住寂寞，在考古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吃不了苦，考不了古”，因此，选择这门专业需要原子骨子里的热爱，而不是单单地看了几本盗墓笔记就去选择该专业。下面是我们专业考古实践课在考古拍摄的照片：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7.2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0.5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0.5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0.04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感谢您的提问。西北大学考古学报是一本以考古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有关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该期刊的录比是指该期刊收录论文的难度和要求，是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西北大学考古学报的录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该期刊的学术水平较高，对论文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如果您想在西北大学考古学报上发表论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您需要对考古学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能够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其次，您需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能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最后，您需要对论文的写作和表达有较高的要求，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和结论。总之，如果您想在西北大学考古学报上发表论文，需要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写作能力，同时需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去年，一则来自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彻底引爆了西方文博界。英国BBC、美国国家地理等国内外知名媒体，都报道了一则与中国有关的历史考古发现，而主导此次考古发现的居然是一位90后杭州姑娘。就让大家跟随笔者，详细了解这次考古发现有何吸人眼球的关键点，以及这位90后杭州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报》所发表的消息来看：中美研究人员最近从西安市米家崖遗址出土文物里，发现了5000年前酿制啤酒的证据。这也是迄今在中国发现最早的酿酒证据，足以证明中国古人早在5000年之前便开始喝啤酒。然而这则轰动整个西方文博界的考古重磅发现，其中有一位研究员是1991年出生的杭州姑娘，她的名字叫做王佳静。目前王佳静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她是该考古专业博士生。
2016年，王佳静和不少中国以及美方考古人士，开始研究在西安米家崖遗址的古生物留存。通过两年多不遗余力的细致分析和研究，王佳静与同僚们从一件5000多年前的“陶器漏斗”内壁残留物中，找到了与啤酒十分相似的化学分子构成，这项考古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马引起了全世界文博界的轰动。因为有不少现代人喜欢喝啤酒，德国便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啤酒产地。可是5000多年之前，中国古人便开始享受酿酒，饮用啤酒的乐趣。
通过此次考古发现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对于世界文化还有非物质遗产提供的卓越贡献，王佳静也成为名人了。目前已经有国内外20多家主流媒体，开始预约王佳静的时间对其专项采访。不过考虑到学业，王佳静将这些能扬名立万的机会全部推掉，一头扎进实验室里与老师和同学再次攻关下一个科研难题。其实有不少朋友或许和笔者一样，并不太了解这位90后的杭州姑娘。原来王佳静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初高中分别就读于文澜中学以及学军中学。2009年，王佳静来到美国史密斯学院读本科，随后又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成为考古专业博士生。
出国留学的这10多年里，王佳静也经常回到国内，比如她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团队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联系。2016年，王佳静作为考古专业研究生，有幸参与到了西安米家崖遗址考古专项课题。没想到初试牛刀的王佳静，让西方媒体再一次领略中国古文化魅力。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王佳静将继续攻读考古专业博士生课程，这位90后杭州姑娘学业有成之后并没有打算立即回到国内。
因为整个世界考古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太多中国人留下的足迹。王佳静希望跟随一些欧洲考古团队，到世界上各大古代遗址进行磨砺。总之，中国考古界可以说后继有人，王佳静已经在西方文博界成为一名鼎鼎大名的研究小能手。最后笔者再和大家好好聊聊，王佳静与其团队发现这项研究证据到底多么重要。西安米家崖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至今，已经给全世界文博界带来许多新的课题研究。王佳静凭借文物中的残留物发现到酿酒证据，无疑确定了西安米家崖遗址的存续年代。
同时还帮助中国文史和考古部门，确定了米家崖遗址古人一些生活习性，所以此次考古发现非常重要。大家可以这么想，王佳静与其团队发现了这项考古新证据，能被这么多欧洲权威媒体转载，这些足以表明研究成果绝对是轰动全球。
一般来说，文物春秋可以发表论文，但发表质量有很大区别。发表论文的流程并不复杂。首先，要有充分的文献研究准备和调研，理清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论点，调查研究文物春秋的实质内容，探究发现新的实质内容，总结出新的研究见解。其次，根据文物春秋的研究成果，撰写论文，排版排序，按照论文格式去定稿，把论述的研究结果加入到文章中，并且添加一些有力的格言观点，加上文字和图片等形式的表示，使其变得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有利于审稿的通过，最后提交到评审院或编辑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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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文物春秋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杂志，发表论文需要遵守其投稿要求和审稿流程。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研究与该杂志的研究方向和主题相关，并且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和验证，那么你的论文就有可能被接受发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物春秋是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要求稿件有独创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同时也要符合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因此，如果你想在文物春秋上发表论文，需要认真准备研究素材、数据和方法，并进行充分的反复修改和修订。
石兴邦先生的逝世是陕西社科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
世界著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物，为西北大学历史与考古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独特的条件。西北大学考古学历史悠久。早在1938年，当西北联大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卢茂德教授等对张骞墓和范奎墓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文物，如“博旺侯爵印章”和青釉陶座，并发表了《张骞墓前石刻发掘报告》。
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更名为国家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考古系，组织师生考察汉中的文物古迹。在此基础上，陆茂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诸葛侯遗物研究》、《汉中地区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庭发表了《绵县考古志》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家是专门挖掘历史遗址、古代生物化石和其他与地层或古代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东西的成功人士，是运用考古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专家。
学者们将在一生中不断重复不断的现实与不断的理性之间的周期性和谐与矛盾。因此，考古学家是一群永远不会自满的人。考古学家研究真实物体。它主要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遗迹或遗迹和遗骸。考古学研究侧重于过去，包括过去文化遗留下来的各种材料。因此，它的研究对象是属于某一时期的古代人类遗产。
考古学家不同于只研究历史记录和历史遗迹的历史学家。他们还通过研究古代生物的遗骸、现存的可能的史前地貌、自然进化结果等来研究没有历史记录的史前文化。致力于探索地球生物的起源，特别是埃及的人类文化，我们可以对地球形势的发展方向和现有的人类发展方向做出合理的预测。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1912～1939，良渚遗址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在良渚镇发现黑陶遗址，在良渚棋盘坟、荀山周围、长命桥以及钟家村等地进行三次试掘，发现良渚横圩里、金家弄、茅庵前、朱村兜等十余处遗址，出土大量黑陶与石器。1937年西湖博物馆何天行出版《杭县良渚镇之石器玉黑陶》，认为良渚出土黑陶器皿上的刻纹是中国最早的文字。1938年施昕更编著《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出版，是有关良渚文化的第一份考古报告。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志》第四辑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认为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指出杭州湾区的良渚遗址「显示出不可忽视的确定的地域差异……异于其它两区」。1955年良渚镇朱村兜村民在长坟挖水塘时发现大量黑陶，浙江省文管会闻讯会同浙江省博进行小规模抢救性发掘，获得大量黑陶等遗物。1957年浙江吴兴邱城遗址500平方米中，发现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和青铜时代吴越文化遗存四迭压层。1959年夏鼐在长江流域规画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61年浙江省将良渚遗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对安溪苏家村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堆积。同时还调查发现黄泥口、扁担山等遗址。1972年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一次发掘，共550平方米，发现马家浜早晚期、崧泽早晚期、良渚早晚期和几何印纹陶遗存四大阶段七个石器的地层迭压关系和丰富遗物，是太湖流域古文化序列中一处最典型的遗址。1973年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二次发掘，在良渚文化晚期文化层中发现198号墓，出土大量玉器、陶器，是科学发掘发现的第一座良渚文化玉敛葬大墓。1979年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一次发掘，出土大量玉器，是一处良渚文化显贵墓地。198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持续在良渚地区进行大量考古工作。1981年吴家埠遗址发掘，发掘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崧泽与良渚文化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共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八座，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墓葬20座，出土大量陶器、石器和玉器。是良渚遗址群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且证明遗址群范围内除了良渚文化遗址，还有更早的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遗址存在。1982年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在溧阳发现透闪石软玉矿床，经鉴定确认天目山余脉宜溧山地系良渚文化玉料产地。1983年上海青浦福泉山第二次发掘，发现六座随葬成组玉器、精细陶器的良渚文化大墓，埋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山上。福泉山完整保留了距今6000～7000年历史各时期文化迭压遗存，含有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与战国时代遗存，被誉为「上海的发祥地」。1984年对良渚镇的河口埭、水口头、莫家里、唐家头四处地点进行试掘，均发现良渚文化堆积。朱村斗的西北部和荀山东部都发现新的遗址。1985年太湖流域六市博物馆举办「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联展」，并召集学术讨论会。1986年浙江省考古所对位于良渚长命乡雉山村的反山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在主墩西侧抢救性发掘66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石、陶、象牙、涂朱嵌玉、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一千二百余件（组）。出土占随葬品多数的玉器种类丰富，制作精良，雕琢大量神人兽面纹。是浙江首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大墓，且首次发现良渚文化完整的神徽图案。反山墓地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良渚文化显贵者墓地。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浙江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发起的「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1987年在瑶山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祭坛遗迹，并清理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11座，出土玉器数千件。反山和瑶山的发掘被评为中国「七五」期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同年对莫角山遗址东南部进行发掘，发现大量块状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废弃堆积，以及一座打破堆积的良渚文化小墓，确认为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大型建筑遗址，学界认为此处疑为良渚文化中心所在。1988年分别发掘浙江省海宁坟桥遗址、郜家岭遗址、荷叶地遗址，上海金山亭林遗址和宁波慈湖遗址。荷叶地遗址9号墓出土石犁为良渚文化墓葬中首次发现。并首次发现圆丘形祭坛形式，此墓地的发掘提出了良渚文化中等级墓地的概念。1989年分别发掘江苏吴江龙南遗址、新沂花厅遗址，浙江余杭庙前遗址、嘉兴大坟遗址，上海松江姚家圈遗址等。姚家圈遗址对研究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具有重要意义。1990年上海博物馆举办「良渚文化展」，文物出版社出版《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座谈会」在上海举行。1991年对瓶窑汇观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1,600多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四座及良渚文化的祭坛一座，墓葬出土陶、玉和石器等文物173件（组）。证明了祭坛应是多重的分级式立体结构。被评为当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2年良渚文化博物馆破土动工。发掘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一批以青少年为「杀殉」牺牲及人殉现象的良渚文化墓葬。其中77号墓主，随葬玉器125件，另有大量陶器、石器，作工极为精巧。此遗址的发现对研究良渚时期的社会现象有重要意义，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993年分别发掘浙江余杭横山村、安溪梅园里遗址，浙江海宁大坟墩遗址。1994年1994年发掘瓶窑花园里遗址，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石构建筑基址。 中国国家文物局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荐为「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良渚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1995年1995年发掘江苏阜宁陆庄遗址、昆山赵陵山遗址。1996年中国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汇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被评为「八五」期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9年以汇观山为试点对良渚开始实施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案。同时，对汇观山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从而对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的营建过程和规模有了更清楚的认识2000——2001年对浙江余杭瓶窑文家山遗址、杜山遗址及仲家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共计约1,300平方米。在文家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大中型墓葬18座；在仲家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墓葬四座，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2003——2005年对浙江余杭区家山遗址进行三次发掘，共计揭露面积2,60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墓葬66座、大型灰沟二条、木构埠头及码头遗迹一处、灰坑三个、房址一处，出土玉、石、陶、木、骨等各类遗物一千多件，尤其以觚为特色的漆木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存良好。其中椭圆形筒形漆器等为首次发现。2004年对浙江余杭横圩里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1,20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墓葬26座、房址二处、大型灰沟二条，出土各类遗物四百多件，其中墓地上部已遭严重破坏。2006——2007年以浙江余杭葡萄畈的考古发掘为契机，发现良渚古城墙。试掘和大面积钻探的结果初步显示，良渚古城墙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周长6,000～7,000米。良渚古城墙的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底部宽度约40～60米。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段其高度约4米。如此规模和经营考究的遗址，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十分罕见，证明此处应是良渚文化某个时期或某个区域的中心都城所在。2008年良渚古城考古发现获评2007年度中国考古十大发现。10月1日，良渚博物院建成开放。
浙江杭州老虎洞窑址于2001年发掘后，曾经引起全国考古界的轰动，日前有关该窑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证明老虎洞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同时又是传世哥窑的产地之一。这一研究结论，是在杭州参加“2002年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对老虎洞窑址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对出土瓷器、窑具的研究考证后得出的。据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研究员朱伯谦介绍，老虎洞窑址自1996年9月在杭州市凤凰山西北万松岭附近发现以来，先后进行了3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该古窑址坐落在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山岙平地，已清理出龙窑窑炉3座、素烧炉4座、作坊1处、釉料缸2个、瓷片堆积坑24个，以及生活用的灶、住房等一大批遗迹，整个瓷窑工程非帝王官府不能为，老虎洞窑为南宋修内司官窑已确定无疑。朱伯谦说，关于修内司官窑的千古之谜，从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大量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的瓷器和窑具也可得到证实。瓷器中不仅有高质量的生活用具，还有许多造型仿青铜器的用于宫庭祭祀的大型礼器，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明显与北宋汝官窑有承继关系，其特征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这些可为揭开修内司官窑之谜提供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据考古发掘，老虎洞窑址的下层为南宋遗存，上层为元代早期和晚期遗存。元代遗存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铭记的窑具，为这一时期文化时代的断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元代晚期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瓷十分相似，经测定其化学成份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因此，老虎洞窑址很可能也是传世哥窑的产地之一，这一研究由此获得了极大的进展。朱伯谦说，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是杭州市考古工作者的重大突破。像这样系统反映制瓷过程各个工序的遗迹的完整显现，在以往的陶瓷考古工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对系统研究制瓷工艺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老虎洞窑址重大发现为中国古陶瓷研究解开了两大悬案，即南宋修内司官窑千古之谜和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杭州于公元1127年被南宋定为都城。据史料记载，南宋在杭州建造了两座规模较大的官府瓷窑。其中一座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掘，并在此遗址上建造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另一座一直没有找到，成为千古之谜。
有的。全名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时名“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其前身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 组，1962年与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合署办公。1986年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并于1994年组建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全所事业编制60人，下设办公室、财务科、保卫科、考古研究一室、考古研究二室、科技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信息资料中心8个科(室)，主要负责浙江省境内的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文物维修等业务与研究工作。多年来。本所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紧密围绕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坚定信心谋发展，凝聚力量鼓干劲，群策群力促和谐。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文物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指导、协调和服务好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浙江省文物工作拥有位居全国前列的可喜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30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围绕考古发掘研究、文物保护、古建筑维修三大中心业务，始终坚持“出人才、出成果”的宗旨。在全体职工勤奋工作，勇于创新的努力下，取得了成果丰硕。建所以来，有7个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2个考古发掘项目获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5个获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8项获奖，其中2项获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及文物保护规划奖，1项获建设部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5项获浙江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和浙江省建筑工程钱江杯奖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三等奖。先后出版考古报告l 9部，另出版所刊9辑，其他专著、论文集、考古图录l 6部。其中《河姆渡》报告获中国社科院第4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瑶山》报告获浙江省第1 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甲骨文校释总集》获200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浙江申报世界遗产研究》课题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对策类一等奖；《瑶山》《跨湖桥》《雷峰塔遗址》报告分别入选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这些成果的取得为我所今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