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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汲清发表多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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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汲清发表多少论文

编者按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等方面,功绩尤为卓著,为我国地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黄汲清等老一辈地质科学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勇敢地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在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本报特刊登这篇文章,深切缅怀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宗师。

今年3月30日,是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深切怀念他!

黄汲清先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一、他为地质学理论及地质找矿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他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首倡的二叠系三分方案,奠定了中国以至全球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

这一划分方案与国际地科联2000年发表的国际地层表的二叠纪划分方案基本一致,在国际地层表中,二叠系上统即采用乐平统这一名称。

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

1931年他所作的1:100万秦岭地质图和《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是我国早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区域地质专著之一。1947~1949年,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国际分幅1:100万地质图14幅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全国性地质图件,对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普查勘探和1:20万地质调查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编制的一套中国1:100万国际分幅综合地质图件,是中国地质工作者整整半个世纪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包括地质图49幅、矿产分布图48幅、大地构造图29幅、内生金属成矿规律图28幅,在当时世界地质编图史上也是创举,至今仍有现实参考价值。

他是中国大地构造学奠基人,创建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提出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

1945年出版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一书中,他用活动论的思想,系统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他指导任纪舜等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和专著《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把多旋回学术思想与板块构造结合,第一次在中国大地构造图上详细标绘了中国境内的板块缝合带,并从全球动力学出发,将中国及邻区划分为古亚洲、特提斯和滨(环)太平洋三大构造域。1987年出版的《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以我国青藏考察和地质调查的丰富资料为基础,对东特提斯构造演化作了全面总结,摒弃了西方学者的古特提斯或永久特提斯的概念,提出了特提斯北、南主缝合带及互换构造域等重要思想。

他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气田的发现者,第一轮全国石油普查的总工程师,为大庆等一系列大油气田的发现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7年,他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身份,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选派孙健初与该公司聘请的美国专家J.M.Weller和F.A.Sutton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了老君庙构造,即我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他偕陈秉范(地质调查所青年地质学家)调查了隆昌圣灯山地质构造,布置了钻孔,第一次用现代方法发现了四川圣灯山天然气田——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同年,他率队到四川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Salfeld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观点。1938~1941年,他率岳希新、何春荪、陈秉范、曾鼎乾、朱夏、陈贲等年轻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1:1万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威远大气田的发现做了前期地质基础工作。1947年出版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石油地质调查专著,他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具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

1955~1957年,作为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石油部顾问的黄汲清先生,指导了我国第一轮石油普查,为松辽、华北(即渤海湾)等盆地一系列大油田的发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6月11日,石油普查委员会下达由黄汲清授意并亲自修改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东北地质局派出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开始了大庆油田勘查的行程。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出油,宣告发现大庆油田。1957年3月,黄汲清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展示了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作为重点远景区。用醒目的橘黄色标在图上。他说:“在四五年内将鄂尔多斯、四川、华北、松辽四大地区作为重点是正确的。”“塔里木的工作应以物探为主,这是最大的一块,为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里做工作是必要的。”

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在于,第一轮石油普查的主要地区——松辽、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准噶尔、吐鲁番和塔里木八个盆地,也正是我国大陆目前最重要的产油气区。

1984年9月,黄汲清先生赴乌鲁木齐参加第三次塔里木油气资源座谈会。在前景不明、人心不定的情况下,他发表长篇学术演讲,全面分析盆地的油气地质状况,指出多期多层生、储油气的重要性,对盆地油气远景给予很高评价。9月22日凌晨,沙参2井即从奥陶纪灰岩中喷出高产油气流,实现在塔里木找油的重大突破。

二、他辛勤耕耘70载,治学严谨、求实崇真的科学精神昭示后人

“严格”、“真实”是黄汲清先生独特学风的灵魂。小至野外记录,大至鸿篇巨著,“严格”、“认真”始终贯穿于他整个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黄先生的野外记录详实,素描精美,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看到后大为叹服:“无需加工即可做教科书。”

黄先生说:“我搞理论研究一向不采用冒险做法,不搞一鸣惊人。做学问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为什么。是黑是白还搞不清楚,就大谈为什么黑,为什么白,岂不自欺欺人?”他一再告诫自己的学生:“三块砖是盖不成大楼的。没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做基础,不要轻易下结论。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7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就是真正解决问题。不管谁来看,就是再大的专家来看也推翻不了,几十年也推翻不了,这才是你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他不喜欢唯唯诺诺,反对盲从,常以“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当然,也不要迷信我黄汲清”来激励自己的学生。他说:“学生超过老师,不是说明老师无能,而恰恰相反。凡是老师说过的,学生不能改,不能添,事业不就到此为止了吗?”在他的倡导和熏陶下,地质所大地构造室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术争鸣也分外热烈,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地学界独树一帜。

虚心学习,尊重别人,是黄汲清先生科学精神的鲜明特点。他对同行、同事、学生、晚辈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一贯采取尊重支持的态度。1956年,陈国达第一篇关于地台活化的论文,地质学报送他审查,他看后立即表示赞成发表;文革后,他热诚帮助把李春昱先生调回北京研究板块构造,完成了编制出版“亚洲大地构造图”的宏愿;1993年,张伯声诞辰90周年,他题词:“高高低低显示地壳的波浪运动,条条块块表明大陆的镶嵌图形”。

三、他伟大的人格,高尚的品行,为国内地学界所敬仰

黄汲清先生少年时代胸怀大志,立志报国。1928年,24岁的黄先生赋诗明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何等雄心壮志!何等豪迈气概!

黄汲清先生爱国敬业,矢志不渝。山河更改,万事皆变,黄先生忠于祖国,忠于科学,忠于地质事业之心随时间推移,与日俱增,越到暮年,越发精神焕发,全身心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为祖国的资源勘查而奋斗。1994年,在庆祝他从事地质工作70周年大会上,他动情地说:“在我垂暮之年,一直挂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以塔里木盆地石油和天然气为重点的新疆经济开发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十分丰富,是中国东部油田的‘接班人’……希望15~20年内,新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领头羊,使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他不顾年事已高,撰写了《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一书,完稿后已十分疲惫,然而他自悦自慰地说:“我的油已经榨干了。”这就是科学巨匠、祖国忠诚的儿子黄汲清先生!

黄汲清先生襟怀坦白,高风亮节,坦率真诚,刚正不阿。翁文灏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早年即蜚声中外。后虽从政,但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40年,黄先生因不满翁文灏先生坚持要求优先为私人买办孔祥熙所办公司安排勘查任务,愤然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业内愕然:一则黄、翁关系一直不错,辞职是否太伤翁之情面;再则弃官之举在当时亦属罕见,何况还会得罪权高势大的孔氏家族。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翁先生毅然回到祖国时,黄先生不避政治嫌疑,向周总理建议翁先生担任地质图书馆馆长一职。20世纪90年代,黄先生还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指导出版《翁文灏选集》。

黄汲清先生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文革中”,地质界在学术上强制推行一枝独秀,一花独放。黄先生为此十分忧虑。文革后期,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冒着极大风险向当时科技界领导直抒己见。“文革”后,又两次上书邓小平同志,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首肯。

黄汲清先生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他说:“重视培养地质人才就是重视地质科学的发展与未来。”从1937年黄先生担任旧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起直至逝世,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担任行政和专业技术领导职务,虽不曾作过全职教师,但却桃李满天下。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受到他教诲的人,无不真诚地自称是他的弟子或学生。他对后生的培养可谓殚精竭虑,小至做卡片、画素描,大至选题、定研究方向,无不具体指导,精心安排。他特别重视野外训练。1939~1941年,通过威远地区1:1万地质填图,他带出了朱夏、曾鼎乾等一代地质名家;1957年,他又带中苏合作南岭区域地质测量队和地质所的青年技术人员在湘南、粤北进行野外训练;20世纪60年代,两次率构造室人员在北京西山“练兵”。他特别重视野外记录和素描,要求大家必须现场画,现场记,决不允许事后搞“回忆录”。黄先生培养人才不拘一格,如今不少人已成为各学科的大师或大师级的科学家和领军人物。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对中国地质科学院科研工作的规划、组织和科技创新倾注了全部心血。晚年他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一直关心院的改革和发展。在地科院所走过的辉煌历程中,黄先生功不可没!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正有力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纪念黄汲清先生,就是要学习他高尚的品格,继承和发扬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让地质科研工作在地球科学发展和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原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4年3月24日)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先生见面时谈起我的情况,更表明了他对我的关心。那时毕业以后不像今天这样自谋职业,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而是强迫命令,硬性分配。考研失败,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部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临行前又和弟弟一起去拜会黄伯伯,他说:“你学地质,研究古生物,西南区、四川是个好地方。你回老家去好好干,照样是很有前途的。”我到了成都之后,也给汲清老伯伯夫妇写过信,报告当时的情况。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可以行之哉?答应了要为黄伯伯做这么重要的事,慢说下雪,下刀子也得来啊!”然后大家坐下来,忙了两三个小时,把有关材料,主要是汲清老伯伯生平业绩的中英文简介,主要学术著作目录等,都整理完毕了,他的著作目录涉及的文种很多,好在我为了学习和科研的需要,涉猎了多种文字,除英、俄文较熟练外,德、法文乃至日文也可勉强抱着字典查查专业文献。汲清老伯伯面对我为他整理好的材料大发一通感慨,也连带了几句牢骚话。他说:“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人才,三下五除二,很好地把我预定的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朱效成、孟继声简直不怎么样,1957年就要把我打成右派,报到部里以后,何长工、宋应等部领导保了我,他们还组织大会、小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又整我,诬蔑我是丁文江、翁文灏的走狗,是美蒋经济特务,把我关进牛棚。‘文革’后期我都解放了,成了三结合对象,当上了地科院革委会副主任、副院长,身边竟然还没配助手,催得急一点,才派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跟我穷对付。这小伙子人很憨厚,很勤奋,我并不反感,但毕竟在‘文革’期间学到的东西有限,帮不了我太大的忙。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传骏老伯母插了一句:“你能把云唐要到身边来吗?”他回答:“可惜我官还小了一点,要副部长以上才有资格点名调人。”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李春昱、计荣森、程裕淇七位老地质学家的传记篇目,我写完后,编入了该书第1集,总共52人,我写的篇幅大概占了1/7。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卷》编纂过程中,约汲清老伯伯写“赵亚曾”、“朱森”的简传条目,汲清老伯伯特写信给该卷编辑楼遂,推荐我来写。后来楼遂又让我写了其他地质学家的简传条目。我也帮他们做了相关的工作。1993年该书出版时,我被列入“特约编辑”名单。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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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苑发表论文

北农评奖学金论文要发表。根据查询中国农业大学官网公开信息,北农评奖学金的论文要发表,不需要录用,北农指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全称为中国农业大学,简称“北农”或“中国农大”。

致谢是论文内容最后面的部分,一般也是会算在查重范围内的,只不过论文致谢查重并不算十分严格,毕竟致谢不像正文那样严谨。

目前发表普通论文,或者是本科毕业论文,重复率要求不超过30%,在进行本科论文查重时候,会将论文内容一起上传,自然也包含致谢部分,这样查重出的数据才会更加准确。学生也可以知道自己论文重复率是否合理,因此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无论是正文还是致谢部分作者都要保障论文的质量。

当然致谢部分对论文整体重复的影响并不大,一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致谢的字数并不多,只需几百字就可以将致谢写好,这几百字对整体论文影响并不大,即便出现了重复也是个别的句子,作者可以及时的修改。

作者在写作论文致谢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事情,尽量要自己写,不要照抄别人的东西,抄袭的内容会导致论文致谢查重率偏高,建议在写的时候可以先通过原创写,可以参照别人的写作方式。

总之作者发表论文,或者是毕业论文除了要注意致谢查重外,还要看具体的要求,作者要用心写作就可以轻松通过查重,也能避免影响整个论文的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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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

黄维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这种论文主要就是来参加国家竞赛的,一般只有成绩突出的人才能够去做,而且还能做得比较好。

所在科室:耳鼻咽喉从事耳鼻咽喉专业工作近四十年,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在鼻科学、头颈外科及分泌性中耳炎、眩晕、鼾症的诊治方面及头颈肿瘤的理论及临床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先后获国家自然基金3项、军队重点课题2项、国际合作项目2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4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发明专利1项,撰写5年制、7年制、8年制耳鼻咽喉学教材和专著等多部,发表论文150余篇,被总后授予基层建设优秀主官及模范党支部书记,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听力学及语言杂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耳鼻咽喉杂志》等专业杂志编委。全军卫生技术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部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无喉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军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分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劳动保障部药品遴选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常务理事兼耳鼻喉专业学会主任委员等近20家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际学术界的顶尖论文论文,SCI代表的是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黄维院士发表了多少论文

我认为有希望,他们的学生质量都非常高,学校的专业是越来越好。

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出炉前,关于哪些普通高校会脱颖而出的预测,相信不会停止。综合目前各方情况来看,有一些普通高校已经被视作跻身第二轮“双一流”的大热门,比如说燕山大学、山西大学、湘潭大学等。不过,在正式名单没有发布前,这些都仅停留在可能性层面。

今天给各位高考生及家长推荐的这所普通高校,它因为半个月时间内,连续在全球顶尖期刊Nature/Science上发表了3篇论文而备受关注。没错,它就是地处“六朝古都”的南京工业大学。

3篇顶尖期刊论文提振入围“双一流”呼声

Nature和Science,是全球公认的两大顶尖水平期刊,各大高校均能以在其中发表论文而骄傲、自豪,即便是“双一流”名校,一年也很难在Nature和Science中有所建树,有些甚至是颗粒无收。所以,南京工业大学半个月内能产出3篇,足见其有不俗实力。

最早一篇是3月11日,出自南工大邵宗平、周嵬教授团队,发表在Nature当中。仅一天之后,Science上出现了南工大先进化学制造研究院赵莉莉教授的共同通讯单位文章。3月26日,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黄维院士和陈永华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出现在了Science上。

优势学科具备成为世界一流的基础

一所普通高校,要想入围“双一流”,公认度较高的基本标准是有在高校圈领先的优势特色学科。在这方面,南京工业大学已经具备。

由于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还没出来,这里暂且以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来佐证。南工大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为A档,这已经是排名全国前5%的实力。上文介绍的在Nature上发文的赵莉莉教授,正是南工大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优秀代表教师。

除了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很优秀外,南工大黄维院士所在的材料科学与技术学科也有不俗实力。

国家科技三大奖表现亮眼

在高校圈,南京工业大学还有一大优势特色,那就是在历年国家科技三大奖中都有不错表现。以“双一流”启动建设以来的前四年(2016年度-2019年度)为例,南工大的“三大奖”折合数排名国内第45位,高于不少“双一流”名校,相信这也会给南工大冲击新一轮“双一流”加分不少。

除了顶尖期刊论文方面连连出彩之外,南京工业大学在近日发布的ESI、校友会等各类榜单中也有不俗表现。以校友会2021大学排名为例,南工大位列国内第77位、“四非”高校第9位。

总得来说,不论是从综合实力,还是学科优势特色和科技(科研)成果产出来看,南京工业大学已经达到了“双一流”高校标准。不过,在江苏省内,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高校同样很有竞争力,所以南工大要想跻身名校方阵,还是颇具难度的,毕竟省内的竞争就非常激烈。

小伙伴们,对于南京工业大学在新一轮“双一流”中的前景,你怎么看呢?欢迎留言交流分享!

作品评价编辑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这所大学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每年的学生质量很高,现在又有这么高质量的论文出现,定会可以成为双一流学校。

人民黄河论文发表多少字

一般的普通期刊字数要求都在3000字左右(即3-4页),核心期刊一般对论文字数要求比较高,在5000-6000字左右。

正规学术期刊字数要求通常是16开大小,期刊一页被成为一个版面,不同期刊会使用不同的格式来印刷,字体、行距、边距都不一样,因而期刊一个版面能有多少字就不一定了。一般来说,一个版面,全部是文字的话,没有符号空格表格图片等,大概有2000-2200字符。

符号空格表格图片都是要占字符的,加上这些,一个版面上有多少字就不一定了。4000字要几个版面,要看这篇文章中有多少符号空格表格图片。

正规学术期刊字数要求一个版面通常都要把符号、空格、表格、图片等等都要算进去,都要占据空间,在计算论文篇幅时也是要把这些因素算在总字数里面的。其中一个标点符号算一个字符,空格空行占据了多少字符的位置,就算几个字符。

表格图片按照占据了几行的空间,算几行的字符数。正规期刊有固定的排版样式,样式确定后一个版面有多少字就确定了,版面费也是按照文章占据几个版面来算的,不满一个版面按照一个版面来算。所以,如果你想尽量少占版面,就少几张图片,少一点空格。

正规学术期刊字数要求一个版面多少字跟期刊等级、期刊类型都没有关系,只跟杂志社排版样式有关。有的杂志是双栏排版,有的是单栏排版,因双栏排版会压缩图片表格的空间,一个版面放的字数多,所以大多数杂志都采取双栏排版样式。

省级期刊一篇文章大概是3000-4000字,核心期刊一般是4500字-10000字,省级期刊发一篇论文至少需要2个版面,核心期刊一般需要4-7个版面。

期刊论文发表的标准格式为:文章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包括单位全称、邮政编码)[摘要](以摘录或缩编方式复述文章的主要内容)50~300字[关键词引(选用可表达文章主要内容的.词或词组)3~8个关键词

正文

参考文献:[1][2][3].....

(有的期刊还要求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作者简介与作者联系方式

期刊讠仑文发表格式要求正文篇幅一般在2000--8000字不等,包括简短引言、论述分析、结果和结论等内容。文中出现的外文缩写除公知公用的首次出现一律应标有中文翻译或外文全称,有疑问追问了、。。

要看你发什么样的期刊了,省级公开刊物的发表2000字左右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的文字很多就要多付版面费,每个版面费根据杂志社的级别不同。如果是要核心期刊,基本上要在5000字以上啦··

不管你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学生,都要清楚的是要发表不同的期刊对论文投稿的字数的要求是不同的。期刊不同,对论文的字数要求也有所区别,论文作者在写作前要先对所投期刊的字数要求有所了解。 关于论文发表的字数要求:论文发表字数起码是2000字起发(期刊的一个版面),所以字数最少要2000字以上(期刊一般来讲是2000-2500字符数),这里的2000字指的是计空格字符数,并且不含图片、表格、公式等字数统计里统计不出来的元素。举例子: 社科类核心期刊发表,稿件应遵守学术期刊规范要求,字数一般以6000-8000字为宜,论文应有创新意识,内容充实、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立意新颖、文字简练。核心期刊论文要求正文篇幅一般在5000--10000字不等,包括简短引言、论述分析、结果和结论等内容。 北大核心刊物:核心期刊一般对论文字数要求比较高,在5000-6000字左右,每篇的数最好控制在4500-6000字左右; CSSCI刊物:每篇的字数控制在7000字以上为宜; 普通期刊:字数要求都在2200-3000字这样(1页以上),一般是安排1-2个版面即可,小部分医学类期刊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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