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某知名师范院校中文系本科生林霖眼中，想要取得推免生资格，第一要务就是把本科前3年的大小考试拿下，体育课、通识课一个都不能少。林霖所在的中文系同年级有100多人，“只有英语通过四六级、综合排名前30名的学生才能获得推免生资格，而考试成绩往往在综合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比例”。陕西某“211工程”高校传播系学生黄琼对此深有同感。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学校的推免生政策，尽管删去了学生工作的加分，但是对学术能力的考查、鼓励仍然不够。譬如，发表论文可以加1分，且没有字数、刊物级别的限制，但是同学中几乎没有人发表过文章。“因为跟考试成绩比起来，写论文费时、费钱、费精力，更重要的是加分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在成为准推免生的道路上，人们仿佛再次看到高考的身影，分数的指挥大棒在挥动，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指出，如今从重点高校到地方院校“死读书、读死书”的问题比较严重，一些所谓的优秀学生并不是真正“会读书”，而是“会考试”，尤其擅长考老师讲过的内容。通过考试成绩优秀获得推免生资格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研究生招生对生源素质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研究生招生的要求是招收具有创新精神，受过比较好科学训练，理论基础、应用能力相对较强的优秀本科生。然而，目前高校对推免生资格的认定，大多是简单的行政操作，即教务处计算出学生的排名，然后从前往后确定学生是否有推免资格。“各个院系、专业推免出来的学生没有经过学术考核，只有通过这个学术考核环节、具备一定学术潜力的优秀本科生，才能享受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资格。”
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一
《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摘要：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开展。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以对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文化关系;研究述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发展备受各界人士的瞩目。此外，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及新世纪以后呈现出了新态势和新特点。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成熟，探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颇有意义。我根据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一些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起步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是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初见端倪的。1980年，潘懋元在为一机部所属高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学时，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1]这里的“其他社会现象”还未提及文化的因素。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对教育内外部规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把外部关系规律修正为：“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2]明确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1988年，潘懋元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3]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又需要文化传统这个制约因素的折光反射出来。以上所述都是由一般教育层面来论述的，并未涉及高等教育层面，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一股“文化热”，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关注。1989年，潘懋元、邬大光合作发表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第一次从理论上明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他们首先分析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和传递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4]如前所述，潘懋元在1988年论述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提及教育受文化传统制约，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来阐述的，而这篇论文将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具体化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来。1990年，潘懋元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传统也是制约教育的重要因素。”[5]并论述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是保存、传递、改造和创新文化。储皖中则对专门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分别为：一是传递文化，二是促进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三是助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改造，四是创造文化。[6]
在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部分研究只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简要探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散见于几本著作之中。尽管如此，起步时期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首先，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与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其次，明确高等教育面对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取舍原则。
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才在高教理论界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懋元、张应强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朱国仁、何云坤、刘海峰、黄福涛、吴岩、侯定凯和薛彦华等人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归纳如下：
(一)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潘懋元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概括为两种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重作用(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和两大功能(传承和创新)[7]，为此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线索。一些学者对上述关系、作用与功能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较为集中，朱国仁、薛彦华、张应强和何云坤等对文化的选择、创造、批判、整合等功能专门撰文阐述。黄福涛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8]此外，开始明确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教育学模式，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解;推动和深化人们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认识;还可能促使“高等教育文化学”的产生。[9]正如潘懋元为张应强的著作《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序时谈道：“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瞻望高等教育的未来，都不能只看到经济、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而不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对许多高等教育现象迷惑不解，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思考不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见简单化;从而对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难以提出周详准确的对策。因此，从文化的视野研究高等教育很有必要。”[10]
(二)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注重阐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和传播，并与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刘海峰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深刻关系，传统文化对近现代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中西教育模式经历了冲击、汇聚和融合的过程。[11]别敦荣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的、强烈的民族特性，必须认清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性，而不能一味地“国际化”或“某国化”。[12]张应强总结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分别是高度的综合性、广泛的弥漫性、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等四个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13]吴岩则提出“新生中国本土化文化”这一概念，新生本土化文化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在这个群体中经过比较、冲突、碰撞、融合、提炼而形成的新型文化。[14]此外，潘懋元和张应强在合作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现代价值。[15]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学者，兴趣转移，并未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以高等教育的微观领域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走向多元。总结如下。
(一)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化、大众化、民营化、地方化和终身化。在近十年来，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从国际化和大众化出发。从国际化出发的有郭继超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双向互动》，宋彩萍的《全球化・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张红霞的《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兼谈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戚务念和何齐宗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白杰瑞和赵振洲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链接》等文章。从大众化出发的有洪芳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李雯和欧阳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解读》，薛天祥的《大众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兼评〈大众高等教育论〉一书》。此外，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大背景，如张云洁的《试论多元文化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
(二)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发展问题，体现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农村教育和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等。比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16]
(三)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丰富。除了涉及高校内部的微观领域外，还涉及社会的宏观领域。除了用本学科的知识进行阐述外，还运用了跨学科的视角。在高校微观领域方面，比如以“大学文化”或高校“校园文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在社会宏观领域方面，比如黄琦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7]在跨学科视角方面，如张万红和彭勃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类及文化资源的培植》有所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研究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探讨。陈昌贵和王璐从美国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18]高桂娟和李敏则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考察对象，分析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中国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照。[19]
(四)出版了几本专著。继1999年张应强的专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后，2000年，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2001年，潘懋元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里面有专门一章以文化的视野来看高等教育。可见，专门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专著并不多，但文化的研究见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哲学的书籍之中。在承认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发展的余地。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概况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我提出一些见解。
(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从宏观走向微观，是发展的必然，也必然要求运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亦值得我们借鉴。
(二)要考虑高等教育如何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创造功能。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的适应和创造上，就显然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对文化应该有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从适应―创造―引领的功能的转变。
(三)要注意新兴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作用。目前，进入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吸取有益的成分为高等教育服务，亦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4.原引自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湖南大学教务处，1980.11.
[2]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讲座[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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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懋元、邬大光.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198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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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应强.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1996，(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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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健.高等教育应担负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来自西部农村的几则田野调查及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6，(8)：19-22.
[17]黄琦.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9(7)：104-106.
[18]陈昌贵，王璐.从文化视角透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2，(2)：117-121.
[19]高桂娟，李敏.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文化力量[J].江苏高教，2008，(6)：146-148.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二
《浅谈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摘要：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本文在分析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从而深刻揭示了教育与文化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教育的文化本性和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教育”与“文化”词源上的同义性，反映了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密切性。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由“人文化成”简化而来，按照其字面意义来解释就是“文而化之”，其基本含义是通过文治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即“教化”的意思。由此可见，“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都是有直接联系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教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1.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人类通过后人的学习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文化人类学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就教育而言，可分为两个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两者实际上分属文化的不同层面。教育活动隶属文化的制度层面，而教育理论则隶属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化教育”的代名词，其“制度”色彩自不待言，就是非正规、非正式教育也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零散的，“制度化”的成分在其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又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它所形成的价值规范是人类价值判断体系的一分子;它所需要的技能、技巧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它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实是生于斯，长于斯，又丰富于斯。
2.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
文化并非只是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嬗变更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的构成形态具有原始性，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并以感性的、现实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的。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传至下一代。在这里，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方式与文化积累之间并不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传授知识，要求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付出更多的劳动，进行更多的专门训练，因而不能仅仅通过生产和生活中运用简单的示范和模仿，必须要创新专门的传授工具、专门的传授场所以及专门的途径，当然更需要专门的施教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逐步成为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成了专门施教的场所。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付诸于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文化现代化，建构新的文化观――这一现代化中或许是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正在深入人心。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也扬起了风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正在使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适应其具体的要求，使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不断加强教育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
3.教育可以传播文化，蕴育和创造文化，促进文化变迁
传播在文化变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流动现象。文化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教育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一，教育可以对传播内容加以选择整理;第二，教育过程中可随时接受反馈，修正传播内容、渠道，避免所传文化的失真;第三，传播者大多是“闻道在先”的，值得信赖，易于为受传者接受;第四，传者与受传者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可建立起稳定、亲密的联系;第五，可利用远距离教育、班级授课等组织形式，大范围地进行文化传播。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另一重要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过程就是创造文化的过程。教育在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复制文化，它或因社会变革、受教育者不同的身心状况以及教育者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赋予已有文化以新的文化意义;或因融合、汇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使原有文化发生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这些新的文化意义或文化要素往往会成为文化创造和革新的萌芽。
二、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
教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新时期的教育必然会对文化的变迁有所应对，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文化对教育的调适
教育对新时期文化的适应性调整不仅是教育中人的主观意欲而且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新时期教育变革的大势所趋。教育受文化所趋而进行的调适在教育的各个层级都应有所体现，但鉴于任何文化首先是一种价值之源，则文化对教育的调适最应该在教育价值的提升上有所反映。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便具有了价值属性。“所谓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评价、界定或描述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理念。教育价值理念作用于人们的教育行为是以意识为中介的，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必然来源于意识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一点在当前文化形态下表现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教育当作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作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新时期的文化形态下，教育价值要凸显文化中的主流因素即现代性文化的精华，就不应只是有利于实现技术的现代性文化而更要追求解放的现代性文化。亦即，教育价值不应只是迅速发展的社会所需求的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这种价值如同技术的现代性文化一样，虽然是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正需要的，但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价值而非教育的永恒价值。教育价值对新时期文化的调适还应该表现在教育对人性的合理自由与相对理性以及对社会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此，教育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理应承担起创新文化的使命。
2.教育对文化的创新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教育对文化进行创新的可能。
一方面，我国传统型文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中心主义，这种道德中心主义重伦理规范、人伦关系，对维系社会及家庭的和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极端的道德中心主义又确实钳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民主意识，一直以来的教育活动也是以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为蓝本来塑造受教育者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在这种保守的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导引下，教育之于社会生产力及人自身意义上的生存发展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彰显。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教育应该培养具有独立理性、科学精神、民主观念等现代文化精神及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缺乏自主判断和个人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臣民或顺民。唯此，教育方能通过对人的影响反作用于文化，进一步推进当前文化的现代创新，步入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精神如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等意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无疑应该在新时期深深地植根到我们的教育价值中。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辩证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就应该更多地弘扬人文精神，突出受教育者的个人生活空同的建构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养成。亦即，当前文化形态下的教育理念在输入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我们所缺乏的诸如科学民主意识和自由理性精神等优秀元素的同时，不应舍弃传统型文化中仍具有现代意义并且经过适度改造后将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元素。在新时期，教育负载着现代理性文化启蒙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应承担起传统人文精神升华的历史使命。
此外，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尽管其语义含混、内涵不明，但其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理论特征，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等文化特征，以及分裂、偶然、不确定、非连续、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等思维和心理特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过程中则应更多地给人以自由思维的空间，给人的个性以充分发展的可能。但是，“后现代性从现代性而来，只有吸纳了现代性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后现代性潜质才能转化成同现代性相辅相成的活力。”因此，新时期的教育对文化的创新关键，仍在于从传统型向现代性文化嬗变过程中对道德中心主义的扬弃及对工具或价值理性的审度。
结语
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与教育的确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教育。如果抽去了文化，教育就不仅失却其内容，而且会失却其作用，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抛却了教育，文化就成了不可思议之物，无由存在和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部分包含，互相作用，并互为目的与手段的交融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已出版独著、参编、主编、主译著作21部，在国内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50余篇。著作类：主译《现代大学及其图新——纽曼遗产在英国和美国的命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主编《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教学卷上下册》（与刘志鹏、张笛梅合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主编《失落的精神家园》，施晓光主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主编《亚洲的大学》，邓红风主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主编《大学校长及其领导艺术——美国大学校长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主译《变革中的学术职业——比较的视角》，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主译《大学战略与规划》，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参编（编委）《教育管理辞典》（第三版），海南出版社，2005年参编《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主译《大学运行模式》，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参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参编《90年代教育改革大潮——高等教育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编《国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借鉴》，华龄出版社，2001年；参编《学校管理学新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参编《教育行政学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大学，2001年；参编《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独著《中美大学学术管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参编《教育管理辞典》（第二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参编《中国教育行政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参编《大学管理案例评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参编《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参编《教育管理辞典》（第一版），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已发表论文：[1]N·加雅拉姆 菲利普·G·阿特巴赫 别敦荣（译） 陈艺波（译）.孔子与古鲁：中国与印度学术职业的变革[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7，28⑵：24～[2]顾远飞 别敦荣.中国公立大学内部资源的配置机制探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8⑴：82～[3]别敦荣 吴国娟.论大学制度的公正性[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⑴：48～[4]米俊魁 别敦荣.大学章程价值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6，27⑽：88～[5]别敦荣 吴国娟.论大学制度的公正性[J].教育研究，2006，27⑺：17～[6]田恩舜 别敦荣（导师）.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模式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6，27⑺：102～[7]菲利普·G·阿特巴赫 简·莱特 别敦荣（译） 杨华伟（译） 陈艺波（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景展望：动因与现实[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6，27⑴：12～[8]别敦荣.大众化与高等教育组织变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27⑴：26～[9]别敦荣.学科规训与大学教育功能[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26⑸：108～[10]陈继红 别敦荣.从中西教育比较论中国高等服装教育创新[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19⑸：46～[11]别敦荣 陈艺波.中国独立设置的民办高等学校的现实困境与前景展望[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B09）：55～[12]别敦荣 陈艺波.中国独立设置的民办高等学校的现实困境与前景展望[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⑷：9～[13]别敦荣.用生命承载学术之重——萧宗六教授学术思想概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⑺：8～[14]别敦荣 陈艺波.论学术职业阶梯与大学教师发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⑹：17～[15]别敦荣 陈亚玲.论中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制及其改革[J].教育研究，2005，26⑾：49～[16]陈何芳 别敦荣.大学学术生产力引论[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5，26⑼：6～[17]康全礼 别敦荣.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理念与教学改革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5，26⑼：31～[18]秦小云 别敦荣.论中国大学教学管理制度的人文关怀诉求[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5，26⑼：84～[19]别敦荣.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 推进学校跨越式发展——青岛大学案例研究——发展规划是大学改革与发展的航标[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5，26⑷：55～[20]刘旭 文辅相 别敦荣.论意义课程观及其对大学传统课程的改造[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5，26⑷：66～[21]别敦荣 康宏.合作教育：中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方向[J].教育研究，2005，26⑵：26～[22]王向红 别敦荣.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农村人口转移[J].现代大学教育，2005，⑷：31～[23]别敦荣.美国大学本科教学的经验和启示[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6⑷：126～[24]郭冬生 文辅相 别敦荣.论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及其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4，25⑹：30～[25]别敦荣 黄爱华.中国大学教学之弹性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5⑶：58～[26]姜芳 别敦荣.学分制改革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新要求[J].理工高教研究，2004，23⑵：82～[27]别敦荣.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一项朝阳事业[J].煤炭高等教育，2004，22⑵：4～[28]别敦荣 田恩舜.WTO语境下提升中国大学核心竞争力问题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5⑴：12～[29]别敦荣 田恩舜.论大学核心竞争力及其提升路径[J].西安欧亚职业学院学报，2004，2⑴：5～[30]别敦荣.论高等教育评估的基本特征[J].辽宁教育研究，2004，⑷：14～[31]别敦荣.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探析[J].江苏高教，2004，⑶：1～[32]别敦荣 田恩舜.论大学核心竞争力及其提升路径[J].复旦教育论坛，2004，⑴：55～[33]别敦荣 田恩舜.探求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4，⑴：7～[34]达姆图·塔费拉 别敦荣 等.非洲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3，24⑵：20～[35]别敦荣.论中国高等学校领导权力分治与统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24⑵：45～[36]别敦荣.美国大学定位与个性化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3，24⑴：40～[37]别敦荣.中国发展私人办学从政策到实践的文化障碍[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2⑴：3～[38]别敦荣 朱晓刚.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⑶：54～[39]罗伯特·伯恩鲍姆 别敦荣.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大学运行模式》中译版序[J].现代大学教育，2003，⑸：3～[40]别敦荣.美国大学教育观察（续）[J].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03，⑴：39～[41]别敦荣.论高等教育评估的功能[J].高等教育，2003，⑴：23～[42]别敦荣.论高等教育评估的功能[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2，23⑹：34～[43]别敦荣 黄爱华 等.大学推行学研产“一体化”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2，23⑴：53～[44]别敦荣.重点大学必须走国际化发展道路[J].理工高教研究，2002，21⑴：21～[45]别敦荣.美国大学教育观察[J].中国大学教学，2002，⑿：41～[46]朱晓刚 别敦荣.毛入学率20%将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J].辽宁教育研究，2002，⑹：14～[47]别敦荣 黄爱华.从边缘走向中心：高等职业教育的新理念[J].煤炭高等教育，2002，⑸：5～[48]别敦荣.美国大学教育观察[J].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02，⑷：39～[49]别敦荣.用新的理念指导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⑵：12～[50]别敦荣.论高等教育管理权力[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1，22⑵：36～[51]别敦荣 黄爱华.重建大学本科教学[J].教育发展研究，2001，⑸：54～[52]别敦荣 郭冬生.“象牙之塔”与“无形之手”：大学市场化矛盾解析[J].江苏高教，2001，⑸：21～[53]黄爱华 别敦荣.论学习自由与弹性教学管理[J].高教探索，2001，⑷：54～[54]别敦荣.论大学本科弹性教学[J].现代大学教育，2001，⑶：70～[55]别敦荣.论高等学校管理的三原则[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⑴：69～[56]陈廷柱 别敦荣.关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兼评韩延明教授新著《大学教育现代化》[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1，⑴：12～[57]别敦荣.论发展大众高等教育及其质量保证[J].辽宁教育研究，2001，⑴：12～[58]别敦荣 徐警武.我们为什么要办综合性大学——兼论重点理工大学文科发展战略[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0，21⑹：92～[59]别敦荣.西方国家职工教育的发展与启示[J].教育研究，2000，21⑵：71～[60]别敦荣 郭冬生.中国民办高等学校产权问题初探[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0，21⑴：84～[61]别敦荣 陈廷柱 等.“十五”规划应当重视解决农村教育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00，⑻：26～[62]徐警武 别敦荣.大学素质教育新视角：促进大学生和可持续发展[J].机械工业高教研究，2000，⑷：12～[63]别敦荣 徐景武.未雨绸缪，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再论大学科学教育改革[J].教育与现代化，2000，⑵：45～[64]别敦荣.学者的真精神——读萧宗六先生学术论集《教育管理研究》有感[J].中小学管理，2000，⑵：36～[65]别敦荣.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⑵：44～[66]别敦荣.中国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与西方的大学自治[J].高等教育研究（武昌），1999，20⑸：33～[67]别敦荣.中国大学学术管理改革探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20⑶：74～[68]别敦荣.高等教育大国的忧虑：——兼论加快发展民办高等教育[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1⑶：18～[69]别敦荣 徐景武.论大学科学教育改革[J].科技导报（北京），1999，⑿：21～[70]别敦荣 徐景武.论大学科学教育改革[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9，⑹：57～[71]别敦荣.中国大学学术管理改革背景透视[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9，⑶：39～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原理教育经济与管理
金灿荣是汉族。
金灿荣，1962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学习经历如下：
1980年金灿荣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87年硕士毕业后留所工作；
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4月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
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扩展资料：
金灿荣教授的文学领域主要成就如下：
1、1989年至2017年9月，金灿荣共编写、翻译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和评论800余篇；
2、199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发展》（2.3万字，《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2期）获中华美国历史学会论文奖。
3、1999年，《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1.9万字，《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4、2001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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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个名字就像朝鲜族
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姓 名：金灿荣性 别：男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职 务：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民 族：汉族出生日期：1962-12毕业院校：北京大学所学专业：国际关系最高学历：博士
1、会计·信息·文化 葛家澍; 3-7+962、股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会计信息的治理效应 申慧慧;吴联生; 8-16+963、社会信任、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张敦力;李四海; 17-24+964、成本管理信息租金、内部冲突与控制绩效——基于施工项目的实验研究 王新;毛洪涛;曾静; 25-33+965、政府干预、大股东资产注入:支持抑或掏空 章卫东;张洪辉;邹斌; 34-40+966、证劵发行管制下的地方“护租”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风险化解 章铁生;徐德信;余浩; 41-48+96-977、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肖淑芳;喻梦颖; 49-57+978、市场地位、商业信用与企业经营性融资 张新民;王珏;祝继高; 58-65+979、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陈德萍;曾智海; 66-71+9710、我国总会计师制度建设若干问题研究——基于相关政策与法规之间冲突性与不完善性的思考 丁友刚;文佑云; 72-77+9711、审计意见中的信息指标权效重构 赵子夜;王跃堂; 78-83+9712、基于GONE理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研究 洪荭;胡华夏;郭春飞; 84-90+9713、创新与本土特色相结合的中国会计研究——中国会计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综述 陈红;余怒涛;陈永飞; 91-9514、中国会计学会英文期刊《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中国会计研究》征稿启事 98
教授属于学业上的职称级别，与行政级别没有关系。
论文发表第一级别：T类
此类型级别一般是指特种期刊论文，主要是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其发表难度是最大的，大多数作者都无法达到这一级别。
论文发表第二级别：A类
此类型级别一般是指权威的核心刊期刊论文，主要是在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SSCI以及A&HCI等检索系统上所收录的论文，或在国内具有权威影响的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发表难度仅次于T类，并且对英文有很高的要求。
论文发表第三级别：B类
此类型级别是指重要核心期刊论文，主要是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刊登的论文或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中等有重要影响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论文发表第四级别：C类
此类型级别是指一般核心期刊论文，主要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图书馆2017版》期刊上发表的的论文。
论文发表第五级别：D类
此类型级别是指一般公开期刊论文，主要是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有期刊号CN、ISSN，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论文发表第六级别：E类
此类型级别一般是指受限公开期刊论文，主要是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受发行现在的刊物上(仅有期刊号、无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sci文章是被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文章，sci文章可以算是国际学术界的顶尖文章级别，sci文章可以代表本专业在全球的最先技术以及发展趋势，所以sci文章在学术界的认可度很高。因此SCI文章对于很多作者来说是对自身学术水平的最高认可，国内的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和博士生都是非常重视SCI文章的发表的，但即便是这些人员对SCI文章发表也是存在一定畏惧心理的,更别说大多数普通作者了。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副教授是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名称。仅低于教授。其职责，任职条件，聘任办法等，各国，各校规定不一。中国1986年规定，除思想政治，健康状况等高等学校教师应达到的共同要求外，主要任职条件，任讲师5年以上或获博士学位后已任讲师2年以上，且具有本门学科系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教学成绩显著，曾发表，出版一定水平的论文，专著或教科书，或在教学，科学技术工作方面有其他较大贡献。192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开始规定了这个职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未变。更多就业详情，欢迎了解：
【基本信息】 姓名：陈景润 （1933—1996） 身高:1.71米 国家或地区：中国 身份：数学家 功绩：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 曾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具体信息】 ■简历: 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闽侯。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他在中、小学读书时，就对数学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演算习题，在学校里成了个“小数学迷”。他不善言辞，为人真诚和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毕生经历都献给了数学事业。高中没毕业就以同等学历考入厦门大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 ■主要成果： 1742年6月7日，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数学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 1＋1”。这一猜想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中国人运用新的方法，打开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奥秘之门，摘取了此项桂冠，为世人所瞩目。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个人——陈景润。 陈景润除攻克这一难题外，又把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尖端技术和人类密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明了科学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陈景润在解析数论的研究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他是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 ■巨星的陨落 ： 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酿成意外的重伤。雪上加霜，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的陈景润，受到了几乎致命的创伤。他从医院里出来，苍白的脸上，有时泛着让人忧郁的青灰色，不久，终于诱发了帕金森氏综合症。 1996年3月19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因病长期住院，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63岁。陈景润不爱玩公园，不爱逛马路，就爱学习。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由此可以看出，陈景润是多么的勤奋。所以，我顶你，加油吧，数学不一定要有很好的脑子，恒心与耐心可以完成任何事！加油哦！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1985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右腿残疾。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基点。
刘 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贾 宪 贾宪，中国古代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曾撰写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九卷）和《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数导）均已失传。 他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即求高次幂的正根法。目前中学数学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与此相仿，增乘开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整齐简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开高次方时，尤其显出它的优越性，这个方法的提出要比欧洲数学家霍纳的结论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1247年写成著名的《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全书凡18卷，81题，分为九大类。其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组解法）与“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使这部宋代算经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号敬斋，金代真定栾城人，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治学，被元世祖忽必烈聘为翰林学士，仅一年，便辞官回乡。1248年撰成《测圆海镜》，其主要目的是说明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李冶还有另一步数学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讲解天元术的。 朱世杰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祖颐：《四元玉鉴》后序）。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造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现今河北省涞源县，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位杰出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音乐等领域，并且是一位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他算出的圆周率为3.1415926<π<3.1415927，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的范围，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确定了两个形式的π值，约率355/173(≈3.1415926）密率22/7(≈3.14)，这两个数都是π的渐近分数。 祖 暅 祖暅，祖冲之之子，同其父祖冲之一起圆满解决了球面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体积公式。现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纪可谓祖暅对世界杰出的贡献。 杨辉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赵 爽 赵爽，三国时期东吴的数学家。曾注《周髀算经》，他所作的《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云幅插图（已失传），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果，最早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是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 赵爽还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汉代天文学家测量太阳高、远的方法称为重差术）。 华罗庚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华罗庚1924年初中毕业之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他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专家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苏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 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 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 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 今仍是最佳纪录。 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 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 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 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 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 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 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 “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 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陈景润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 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 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 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 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197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 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 16 ，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 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 苏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1985年起任温州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苏老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苏步青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平阳人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与家乡人民的感情极深，他的名字早已与家乡的许多方面连在一起。 当我重新捧读“卧牛山下农家子，牛背讴歌带溪水。欲砍青阶竹作鞭，牵牛去耕天下田”的诗句，更是别有一番思绪。苏步青不仅是中外闻名的数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一生与诗结缘，诗中不仅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的精神，还渗透了浓郁乡情。仅以《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几百首诗来说，赞美家乡的就有几十首：瓯江雁荡、卧牛带溪、农家风情、儿歌俚语，都在诗词中尽展风姿，其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诗是苏步青的人格投影、情感物化和生命结晶。读他的诗，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艺术参照。 早在抗战时期，苏步青居于西北的一个小镇上，身处“流亡大学”的困难境地，仍不忘家乡父老，以诗寄情：“画角声声催铁血，烽烟处处缺金瓯。”“万里家乡隔战尘，江南烟雨梦归频。”“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抗战胜利后，他到台湾负责接收台北大学，很多朋友劝他留在台湾，但他依然决定回浙大。1946年3月，苏步青在从台湾归来的飞机上作《忆秦娥》，充满思乡之情：“台湾峡，深蓝一片波声歇。波声歇，孤机遥指，浙东瓯北。白云开处山重叠，晴空万里归时节。归时节，红楼幽楼，菱花新雪。”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苏步青的诗词重又流露出感时伤世、心忧天下的情愫：“极目东西无净土”、“愁闻鼙鼓动余哀”。在旧中国的灾难岁月里，他的诗词多忧患之音，沉郁之作，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苏步青的家乡诗情在南雁这个主题上表现最丰富。他出生于1902年，1919年就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此后一直生活在他乡，可心中最牵挂的是家乡的南雁荡山，描写南雁风情的诗就有几十首：会文书院的古风、仙姑洞的香火、碧溪渡的竹筏、顺溪的香鱼、腾蛟的古桥……1940年他回乡时，写下了《南雁爱山亭晚眺》：“爱山亭上少淹留，烟绕村耕欲渐休。牛背只应横笛晚，羊肠从此入山幽。云飞千嶂风和雨，滩响一溪夏亦秋。长忆春来芳草遍，夕阳渡口系归舟。”由于诗人对环境十分熟悉，顺手拈来，把碧溪渡、东南屏嶂、云关等景点描绘得呼之欲出。1945年抗战刚胜利，他多想回家乡看看，可苦于没有机会，于是在《梦游仙姑洞》中写道：“梦里仙姑画里行，居然一水竹排轻。不知窗际寒灯影，竟化山头皓月明。”窗前的寒灯竟成了家乡的明月，可见其情深意切。他的《忆游南雁》、《南雁佳景吟》、《思乡》、《南雁寄怀》无不在回忆和思念中写就。1942年，友人在送他的诗中写道：“子规声里情难遣，心逐飞鸿雁荡边。”他和道：“云关千级迂仙道，月牖孤悬印雁行。”家乡的老同学施锵带来了南雁特产香鱼干，他又深情地写下：“闻道家园秋已晚，西风不用忆鲈鱼。” 家乡的故居前有座山叫牛山卧，是南雁景观之一。苏步青的诗中屡次出现此山，并自称是“卧牛山下看牛郎”、“ 卧牛山下旧耕农”、“卧牛山下农家子”。他与著名文史学家苏渊雷教授是同乡，两人同在上海工作，对南雁都深怀感情。1983年苏步青给苏渊雷写了《南雁荡寄怀似仲翔》：“一别名山四十春，有时归思寄南云。仙姑何幸馨香火，孙老无端榜会文（孙衣言题会文书院一联：‘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牛背笛横斜日渡，羊肠径逐故园门。秋来处处堪留恋，朱橘黄柑又几村。”接到诗稿，激起苏渊雷无限怀想，写下了《步老寄示南雁荡长句儿时就读会文书院有同感焉次和却寄》：“南雁回翔六十春，辅仁会友气凌云。木樨淡放知无隐，华表斜看有逸文。野渡半篙真罨画，青灯一味足玄门。珂乡未觉灵山远，起凤腾蛟别有村。”两位名人的诗如今成了家乡的珍品。1985年，苏步青为《平阳地名志》题词，写下了“地灵人杰我平阳，鳌水雁山鱼米香”，诗句后来成为赞誉平阳的名句。 读苏步青的诗词，不难感觉到他是性情中人。其实，他无心做诗人，但经久不衰的生活热情，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上炽热的怀乡情感，却使他每有所作皆臻佳境，成就为真正的诗人
【答案】：D解析： 视觉暂留也称余晖效应，是1824年由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皮特最先提出。1824年，英国著名的百科全书作者彼得·马克·罗吉特（PeterMarkRoget）发表相关论文，标志着视觉暂留理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