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
宋美龄的一生是与__并行的。
宋美龄出身于一个传教士家庭。其父宋嘉树在11岁时随养父到美国波士顿，先做过学徒，因为不安于现状，数年后离家出走。后来在卫理公会的圣三一学院学习，成为一名_。两年之后转入田纳西州一座神学院学习了3年，成为一名传教士，受教会派遣回中国传教。宋美龄母亲倪桂珍也是一位基督_身于名门世家， 毕业 于上海西门的培文女子高中。数学成绩优异，弹得一手好钢琴，17岁毕业即留校当教师。由于__家庭的影响，十分热心于慈善事业和教会的活动。
出身于__家庭的宋美龄从小在父母的 教育 下笃信上帝耶稣基督。读《圣经》、祈祷是每日必做的事情，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也是天经地义。为人谦卑、礼貌、善良、宽厚是_的基本要求。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客旅，我家乃在天国。”虔诚的基督_信：人通过修炼最终要回到天堂去的。《圣经》的这段教义对宋美龄影响极大。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每天要用一至二小时读《圣经》，她认为只要读《圣经》，就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了上帝，个人的不幸、痛苦、忧伤都在虔诚的静修中得以忘怀了。通过祈祷，把心灵交给上帝，心灵就可以归于平静，从而得到渡过难关的精神力量。
宋美龄是与蒋介石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她与蒋介石1927年的结合，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这并不是说蒋宋联姻只是一桩政治婚姻，从深层次上讲，两者之间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结合，一种心灵的契合。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相得益彰，不管从哪方面讲，在现代政治人物的婚姻中，这桩婚姻都是最完美的。在这桩婚姻中 ，宋美龄的才智和魅力得到了尽情的释放，蒋介石先生也因此得到了政治上的助益，特别是精神上的滋养和提升。尼克松在《改变亚洲历史的人物》一书中曾这样评论宋美龄：“蒋夫人除了担任她丈夫的议员，还具有其他意义，一般人认为：一位领袖的妻子系因夫而贵，与个人在历史上的表现无关重要。这种看法，不但忽视一位领袖妻子在幕后所担任的任务，且玷污了领袖妻子所具有的特质与性格。我相信蒋夫人的智慧、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已使她自己成为一位重要的领袖。蒋夫人是一位文明、美丽、整洁、女性化及坚强的女性。”
宋美龄对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精神上的。蒋宋联姻是以蒋介石接受__为前提条件的。对此，宋美龄回忆说：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他的信仰__，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__并且诵习《圣经》。
“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初起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于是我方始明了，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什么才是上帝的力量?宋美龄认为，自己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其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式旧式绘画，每幅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只有一朵花是主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复杂的人生也是如此。那么人生的那朵花是什么呢?就自己所觉悟的而言，那就是上帝的意志。但要明白上帝的意志，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现实的政治生活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她深信这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忠诚和正直。总之，在她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只要信仰上帝，他就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所以，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上帝，其中个人的不幸、痛苦、忧伤就都被忘怀了。“灵修”之术对消弥人的感情痛苦，平和人的情绪，保护人的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
“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她的一生方方面面皆以此为圭臬。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情况紧急，南京的国民政府高层主张立即进攻西安，即使牺牲掉蒋介石也在所不惜。而宋美龄独排众议，力陈利害，南京各界终于同意给予3天期限，于是她马上冒着生命危险飞赴西安。宋美龄甫抵西安，便将一支手枪交给舍身陪同她前来的澳洲顾问端纳，说：“如果军队发生动乱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枪杀我，切勿迟疑。”既显示她宁死不屈的决心，也可见此行的确凶险万分。而她的决心即来自对上帝的信念。据宋美龄回忆，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也是以此度过了难关：“那时，事实证明了这一个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他力量的磐石。虽然处于可怖的精神痛苦之下，随时有丧生的可能，又因身体在蒙难时跌伤，但他在那段被劫持期间，心灵上却是十分平安。劫持他的人把他幽禁十日之久，不让他向外通消息。那时，举世震惊，全国人民要求劫持他的人即刻将他平安地释回。后来，我终于设法得以搭飞机到西安，陪伴在他的身旁。当劫持他的人允许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惊讶得就像见了鬼魂一般。当他镇静下来以后，他给我看一节《圣经》，是他当天早晨读到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卅一章廿二节)无怪乎他与我两人这样笃信不渝，直到今日!”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当年在西安事变中给她莫大帮助，并陪她一同前去西安的澳洲顾问端纳在战争中被捕。宋美龄听到端纳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电告蒋介石。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特殊要求，美国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洛斯巴诺斯”行动。数十架飞机投下的空降兵一瞬间占领了端纳居住的“洛斯巴诺斯”集中营，士兵们打开了铁门，高呼“自由万岁!” 端纳旋即被美国空军飞机直接飞送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在他病情加重之后，宋美龄派飞机接他回上海医治，并在他弥留之际，立其床侧为其诵读《圣经》。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当时宋美龄在美国。1950年她来到台湾，在多年之后，她也明白反攻大陆无望，于是宋美龄渐渐淡出了政坛，没有再担任要职，而是把重心转移到了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上，发起创办了多所公益机构。
其实，做慈善是她的夙愿，也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在大陆时，她在工作之余就已经做过许多慈善事业，特别是抗战期间，更是不遗余力抚育战争遗孤。有一次，她刚从前线回来，就给外国友人写信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以争取支持：
“我每一站都尽量在时间允许之下探望更多的医院，也设法安排两千名战争孤儿安置到四所天主教会。这些小孩将受到好好照顾，修女们投注给他们最大的爱。我是不是听你说过，“代理的母爱”?或许是吧。总之，我微服探访了一些机构，所见足以说服我，能把这些孩童托付给修女们照顾，乃是明智之举……我们也尽可能安置更多难童到其他教会机构……你答应要送来的钱，将用在收容难童上面。你会同意吧?稍后我会把这些孤儿的照片寄给你，他们会晓得你和一些朋友对他们的关爱。”
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当时正在中国，谈及这方面的情况时说：美龄现在成了宋家兄弟姐妺当中最重要的成员——全国第一夫人，形同皇后，“她的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除了身为委员长夫人的职责外，她还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妇女顾问委员会，底下分设九大部门，其中之一专司难童事宜。日本轰炸上海和南京之后，出现许许多多孤儿(美龄喜欢称他们是warphans(战争孤儿)。美龄要管四十九家孤儿院，她负责两万五千名青少年的衣食住宿，还设立“认养”办法，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可以承诺一年捐款20美元，负担一个孤儿的基本开销。和今天类似的计划方案一样，捐助人可收到这个小孩的照片以及每年的进展 报告 。
宋美龄死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前来致敬的人，大部分是生命曾受到她亲密照顾过的人，譬如南京的孤儿，抗战期间死难者的遗孤。现在他们大多是花甲之年，六个人一组，大家排队朝着深色铜棺鞠躬，再向蒋夫人的甥侄、亲人鞠躬。”后来，他们在教堂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蒋夫人是如何成立一所孤儿院，收容三百多名南京保卫战阵亡士卒的遗孤，定期探望他们，带领他们做礼拜，有时夜里巡房替大家盖被子。当国民党1949年退到“台湾”时，她把学校迁到“台湾”，而且终其一生与许多孤儿保持联系。李太太替她68岁的先生、退休商人李剑锋(音译)发言：“我们都叫她妈妈，她一向也对大家说：‘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另一位65岁的项博士是心脏病专家……拭着眼泪说，他本来想向夫人报告，他最近在西雅图一项会议发表论文，让她以他为荣，不料却惊闻她过世了。
宋美龄不但自己信教，而且还殷勤地向她的亲朋好友们赠送宗教典籍，或干脆劝说他们入教。
宋美龄没有子女。一个在别人眼里处在至高至尊地位的女人，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这不能不说在感情上是有重大缺憾的，即使地位再高，纵然有权势和财富，也无法弥补这一情感失落而造成的内心苦寂。然而宋美龄并不感到苦寂，她认为她并不缺少这种快乐，精神并不空虚。这其中的首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在“天国”的精神乐园给予她理想的激励，而赋予宋美龄精神甘美的一个重要桥梁，就是《圣经》。
除《圣经》之外，宋美龄和蒋介石还喜欢读一本__经典著作《荒漠甘泉》。《荒漠甘泉》讲的是一位虔诚的_，在痛苦、不幸中每天记 日记 ，把自己交给上帝，终于被救的 故事 。宋美龄评价道：“这本日记是黑夜中的一盏灯，照着基督_的道路，是绝望中的希望所在。”
宋美龄生活的时代，是人类灾难频发、战乱不断的年代，人们生活困苦，渴望找到解脱的药方。《荒漠甘泉》正是一剂救世良药。它征服了东西方亿万读者。无论是市井平民、虔诚教徒，还是将军元帅、总统议员，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本书的虔诚读者。有的作为座右铭摆在案头，有的作为醒世箴言传至后代。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考门夫人虽是在写读经感受，行文却毫无陈腐的经卷气息，每篇小文都是一篇优美的 散文 ，或摘引寓言、叙述故事，或描述景物、寓情于景，或揭示心态、直抒胸臆，都有声有色、入情入理。
宋美龄在1996年3月答记者问时这样说过：“上帝让我活着，我不能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这应当是她一生的座右铭。她最喜欢诵读《圣经》上的一段话：“你们应该喜乐，天上的麻雀，一钱银子可以买两只，上帝都要养活它们，何况你们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段话给了宋美龄许多启示，她因此总能心态平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她学会了随遇而安，万事都能看破，想得开，这样，心中就没有什么烦恼。不高兴的时候，她就发一点脾气，但从不把恼怒憋在心里。宋美龄在见到友人时常常问人家“happy”吗?她平时时常以此劝慰蒋介石：尽管有许多不顺心、不如意甚至不幸，但是把自己交给上帝，就会高高兴兴的。
三、她是“一位乱世美人，以女性的非凡情感，影响了大千世界，值得我们永远品味和思考。”
1997年3月20日，宋美龄在纽约迎来了她的百岁华诞。在台湾，为宋美龄举行的祝寿活动也变得紧锣密鼓，媒体大肆宣传，报刊纷纷刊发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中华妇联会代表团” 、华兴中学及育幼院组成的师生代表团、“中国国民党祝贺蒋夫人百岁华诞代表团”三个代表团前往纽约祝寿。
3月18日晚，由国民党及纽约侨界共同主办祝寿餐会，由数十侨团代表及个人共800多人参加，祝寿活动达到高潮，场面壮观热烈。这是她自1975年离开台湾后的最隆重的个人祝寿活动，说明岁月的沧桑无法消退她的辉煌。3月23日，家人为她举行百岁寿宴时，她仍显得神采奕奕，雍容华贵，流露出高雅和慈祥。她频频举杯致谢说：“恭备薄酒一杯，不言尽在酒中。”世纪的风霜，没有掩盖她的美丽，她的风姿依然不减当年。与此同时，民间对宋美龄的百岁诞辰也开始了庆祝活动，孤寂了几十年的宋美龄再次被推到了万人瞩目的尊崇地位。
2003年3月20日是宋美龄106岁华诞，华兴中文学校早就开始筹办庆祝活动。就在筹划这个特殊的寿庆时，媒体传出宋病重的消息。所以，台湾“妇联会”临时决定打破惯例不再去美国贺寿。所以，她106岁的生日是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寓所度过的。
2003年10月24日，在纽约曼哈顿葛莱西广场10号的寓所内，“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宋美龄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享年106岁。这位曾经轰动世界的“民国永远的第一夫人”在淡出公众视野数十年之后，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各大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宋美龄去世的消息，回顾这位“20世纪最尊贵的夫人”的生平;各电视台也在黄金时段播放有关宋美龄的影片资料，在影片中，美丽端庄、风度迷人的“蒋夫人”再次勾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一个人穿越了三个世纪，直至去世，都能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奇迹缘于她一生太多的精彩。
回望宋美龄的一生，可以说是既精彩又圆满。美貌，权力，婚姻，事业，荣誉，总之，一个女人能够得到的，她几乎都得到了。而且，包括男士，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像她那样赢得那么多的崇高的世界性荣誉和赞扬，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全世界第二位在美国国会演说的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并在美国刮起“宋美龄旋风”。
——1943年11月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母仪开罗”，被称为开罗会议的“第四巨头”。
——持续数十年被美国刊物选为“十大最著名的女性”，曾经11度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1949年，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布宋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并且名列榜首。美国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柯纳宣称：“此项选举系由会员投票产生。美人遍布世界各地。宋美龄之鼻与面部其他各部协调、匀称，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
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谈到她，包括各国政要在内的各个方面的著名人物都不乏高度肯定之词，甚至不胜倾慕，表示出由衷的赞叹。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宋美龄是他在世界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她的骄矜和妩媚，都让人极为心动。抗战期间曾经组建飞虎航空队援华的陈纳德将军激情地说：“宋美龄对于我,永远是一位公主。”另据《中国时报》报道，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在纽约指出，“宋美龄不但才貌双全，而且一生充满传奇，全世界没有一位女性可与之相比”，“如果没有蒋夫人，蒋介石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就”。
美国著名史传作家西格雷夫这样写道：“蒋宋美龄成了历史上最著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她影晌了两代美国人，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把她列为世界上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十个妇女之一。她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决定，并通过这些决定影响全世界整整三十年。”抗战中曾与宋美龄打过交道的高傲的史迪威将军认为，她是“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持有西方的观点。(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人在政治和斗争上往往采用拐弯抹角、间接、隐晦的方式，而她能够理解一个外国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对于她的过去满不在乎。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于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表示：“我相信蒋夫人的智慧、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已使她自己成为一位重要的领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赞她是“一位乱世美人，以女性的非凡情感，影响了大千世界，值得我们永远品味和思考。”
宋美龄的成功是人生的成功，特别是作为女人的人生的成功。其人生的成功集中表现在她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女人的力量和价值。她告诉全世界：真正的女人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可以做到什么。
而这样一个女人竟然出自中国，而且出自一个已经完全__化的中国家庭。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其中的文化意义很发人深省。
著名女作家冰心早年曾 留学 于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她在《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中，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对宋美龄做了这样的描述和评价“1924年我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 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在我至今为止见过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或许，这就是宋美龄的文化意义，也是她感召世界的魅力所在。
“宋氏三姐妹”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这个神话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审美情感，经久不息地流淌在中国人的记忆的长河里，涵养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苦涩的心灵。由于这个美丽神话的存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才有了一些迷人的浪漫。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按宋美龄自己的说法，“是自己一生最伤痛之事”。此后，宋美龄就在台北、纽约两地漂泊。 蒋介石刚一去世，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就匆匆从美国赶回台湾，打算与“夫人派”官员一起拥立宋美龄继任国民党总裁，但遭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的强烈反对。4月28日，即蒋介石死后23天，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临时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为蒋介石保留，他人不得再用。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兼中常委会主席。宋美龄的地位顿时变得尴尬起来。虽然宋美龄在对美“外交”上仍然说了算，但其政治权力已逐渐削弱。 蒋介石去世后，宋孤独地居住在士林官邸半年之后，1975年9月，她决意到第二故乡美国疗养隐居，以散失去丈夫之悲痛和权力斗争的不快。这一去为时长达11年之久。 客居美国11年后，1986年，宋美龄以参加蒋介石百年冥寿纪念活动的名义返回台湾，重新住进士林官邸，这一住又是5年。 宋美龄回到台湾后，在社会激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猜测，她回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据观察家分析：“宋美龄返台，是因为蒋经国要表现台湾各方面的团结，调和与元老派、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商讨晚年接班大计。”10月31日，宋美龄发表了纪念丈夫的文章，题目是《我将再起》，有人认为这是她“东山再起”的宣言。为了支持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安抚反对“革新”的元老重臣，宋美龄陆续召集了台湾当局党政军高层人士，如俞国华、李登辉、“行政院”各部会首长等。宋听取他们对政局变化和革新的意见，并予以嘉勉劝慰，这一举动调节了国民党当局领导层的关系，巩固了团结与和谐，赢得了他们对蒋经国改革的支持。宋美龄频频约见党政军高级首脑人物，引起台北政界大震动。这显然不符合台湾的政治体制，对此《雷声》周刊如此评论，说宋美龄这种“不知自我节制的行为，实在有失进退之道，而且假如夫人的动机是出之企图展示政治实力，则又令人对政局发展感到忧心”。1988年1月23日，多年来病魔缠身的蒋经国病逝。蒋家王朝在台湾正式结束。当时，政坛表面平静，但台湾的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宋美龄清醒地认识到阻止李登辉继任“总统”是不可能的。但为了使台湾党政分立，互相牵制，避免出现台湾“总统”兼国民党“党主席”的局面，她不得不急忙出马。但最后国民党中常会还是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决定，这场权力之争暂告落幕。蒋家的权威，就在宋美龄弹指之间溜走了。 1988年7月7日中国国民党十三大，8日，宋美龄亲临会场，由于健康原因，她请李焕代她宣读了题为《老干新枝》的富有政治意味的讲话。讲话称：“目前正值紧要关头，老成引退，新血继之，譬如大树虽新叶丛生，而卓然置基于地者，则老根老干。于今党内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者，不乏当年驰骋疆场之斗士或为劳苦功高之重臣，其对之贡献，丝毫不容抹杀，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当年国父如不建党立国则无今日之中华，台澎依旧日本殖民地，饮水思源发人深思。”这个讲话被视为所谓“宫廷派”人士全力反扑的宣言。但“老干新枝”论的效应，只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并没有改变台湾政局。有人认为，这是宋美龄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最后冲刺。的确，她的影响力已是非常微弱，在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干事会议上，她的亲信——被提名为中委会候选人的国民党妇工会主席钱剑秋落选，这使宋非常难堪，这也意味着她把持和控制了三十多年的国民党妇工会“全军覆没”和宋的“彻底垮台”。从此以后，宋美龄彻底淡出政坛，只是对台湾政局及对美关系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特殊的影响力。
宋立， 男，1965年生，陕西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税收学会理事等。教育背景（学历及学位情况） 1984-1988，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生； 1994-1997，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计划内脱产）；1997年获得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王忠民教授，博士论文《我国转轨时期政府经济性管制研究——以自然垄断和金融业为例的分析》。主要工作经历： 2004年至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2001年至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 1999-2004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8-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1997-1999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94-1995年，陕西省物价局研究所《价格与市场》杂志副主编；1988-1994年，陕西省物价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与财政、货币政策；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包括创业投资、企业债券、市政债券等）、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财政体制与税收体系；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代表性文章与著作近些年来在《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宏观经济研究》以及《中国风险投资》（香港）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数十篇，出版学术著作和研究报告多部。1、《结构不对称、流动性约束与体制极限－－中国通货紧缩的金融制度结构分析》，《金融研究》2000年第2期；2、《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3、《市政收益债券：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重要途径》，《管理世界》2004年第2期；4、《金融发展应该成为构建“十一五”经济发展机制的核心内容》，《财贸经济》2005年第4期；5、《整体设计的金融发展改革模式与宏观视角的国有银行改革》，《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6、《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启示——以美国市政债券和日本地方债券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7、《创业投资：国际经验与中国抉择》，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8、《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金融体系重构》，主笔，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9、《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财权配置》，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承担的重大课题研究项目： 近些年来先后主持了20多项国家软科学、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国家级区域规划、国家发改委、以及地方政府等机构的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其中，国家软科学课题1项，部委课题3项。1、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课题：《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模式研究》（1998-1999），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2、中国工商银行十五规划委托课题：《十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结构发展趋势及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1999）、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3、主持国家软科学课题《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研究》（1999-2000）、执行负责人及主要完成人；4、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中国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1999-2000）、共同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5、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中国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政策研究》（2000）、主要完成人；6、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委托课题：《石家庄建设华北重要商埠战略规划》（2000-2001），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7、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2001）、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8、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企业债券条例修改”支持课题：《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战略及监管框架研究》（2002）、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9、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新形势下中国金融安全研究》（2003）、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委托课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研究》（2003-2004），主要完成人；11、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委托课题：《河南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2003-2004），共同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级政府事权财权划分研究》（2004）、共同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委托课题：国家“十一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研究项目《高技术产业投融资体制研究》（2004），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4、吉林省建设厅委托课题：《吉林省及吉林省中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布局研究》（2004-2005），共同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5、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西部大开发长期稳定资金来源的思路与方案》（2004-2005）、主要完成人；16、国务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课题：《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良资产处置研究》（2005），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委托课题：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2005-2006），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8、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按照科学发展观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研究》（2006），共同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19、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委托课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战略规划研究》（2006），共同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 2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国际合作项目：《县乡财政问题研究——国内调查研究》（2006-2007）、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
【摘 要】道德修养一直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内容丰富，具有特色，而对我们来说正确认识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论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宋明理学；道德修养；思想精神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学说，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不断自我更新、完善和发展历程中，它在保持着己有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又呈现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 一、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可谓是哲学化了的儒学。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宋明理学中某些内容的片面理解或曲解，使得后人对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对封建礼教和三纲五常的强化所导致的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所以一直以来对它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今天，我们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学说时，发现虽然在某些方面它有弊端，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了它在道德修养方面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纵观中国儒学的历史，其宗旨是内圣外王，即“修己安人”和“经世致用”，旨在强调个体内心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完善，以至于能够将这些“内圣”运用到外在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儒家一直比较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前期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后期儒学即宋明理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同时，也对这些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浅析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观 理想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修养也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时期的理学家们充分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们将道德提高到本体，重建人的哲学。牟宗山就将宋明儒学的道德准则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看成一个精神实体，包括主体的“道德自我”（心体）和客体的“道德理性”（性体）两个方面。 宋明理学家很注重研究儒家经典，他们认为经典中有很多伦理思想和道德义理，所以编“四书”，并对其进行阐发。例如《礼记·大学》中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论述了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大学》以“初学入德之门”而成为理学的重要经典。而且，理学家们还为其著书，例如朱熹编著《大学章句》，王阳明著有《大学或问》。[1]理学家通过学习经典在精神上先陶冶自我，把道德修养作为治学做人的根本。 程颢的“定性”。“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2] “定性”或“定静”能够安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它注重个体内在情感的调节，要求个体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保持心灵的平静，保持一颗冷静清晰的头脑，以期冀达到一种有涵养的人格。 程颐也注重“敬”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业。”“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3]其中，对内讲就是专心、专一，告诉人们做事情要集中精神，专心致志，而不能三心二意。就外在来说，“整齐严肃”是让人有好的行为习惯，做事讲规则，以促使崇高精神的养成，这有助于个体养成一种严肃认真的道德态度。 宋明理学家们主张“学以至圣人”，要求自己和他人能够把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圣人的人格为导向，在精神上不断地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学习圣人，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需要达到圣人所说的克服人的欲望。这就牵扯到宋明理学中一个最著名的命题，即“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理学家们并没有否定人的所有欲望，这里的“欲”指的是私欲、贪欲，是那些不合天理的“欲”，是需要人们摒弃和克服的。例如，朱熹就曾对理和欲进行了分析：“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4] 还有朱熹继承二程“循理而行”的思想并发挥提出的“知行合一”的道德践行观。“知”和“行”分别是指对伦理道德认知、理解及其实践。曾经有学者指出：“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本质上是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理解实践就是理解人。实践问题根本上凸显的是人的实践问题，而人的问题决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的问题。” [5]其实这个思想和孔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仔细想想，这种道德观最终落脚点还是注重人。结合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实践有助于个人提高道德品格和培养理想人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是值得人们提倡和借鉴的。 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和观点内容丰富，比如张载“天地之性”和“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意识的精神境界，朱熹的“省察”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以上初步整理和分析了几种观点，只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出理学中有很多值得世人借鉴和学习的内容。 总之，对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宋明理学家们在道德修养方面，基本是主张动静结合，内外结合，涵养省察，通过“实事”、“践行”、“读书”、“穷理”来认知和践行封建伦理道德。[6]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论作为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正确认识有重要意义。 三、道德修养的意义及其评价 合内外之道，一天人之学。大抵古代有思想的人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人格境界都是圣贤理想人士所提倡和具备的，同样也不例外，宋明理学家理想人格的最高目标是“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换个角度看，理学家们所追求的那种道德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它具有审美的特性。宋明理学家关于道德修养功夫的论说其实大体还是可以总结为内在心灵的体验以及体验后达到的感悟。 道德修养倡导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理想的和道德的人格，它能唤起并培养人的道德自觉，使人能充分发挥主动性达到自我的实现，既塑造自我，修养德性，对外又成己及人，改造社会。这些都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 就我们现在看来，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修养方法，既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表现在它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应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当然其中也不免带有一些片面性或局限性，比如强化了封建礼教，束缚了人的自由创造等等，这些是我们应该避免并摒弃的。因此，对待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采取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之，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对于道德修养提出的部分科学、合理的方法和观点还是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值得后人研究并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1]祝瑞开.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62. [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60，461.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169.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白明，张荣艳.当代中共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四大范式[J].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6（4）. [6]“宋明理学”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4）.
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在时间上，这场儒学运动持续到明清之际，影响直至当代；在空间上，这场儒学运动不限于儒学的故乡，还牵涉到受儒学影响的东亚诸国，以至于在这些国家，所谓的儒学主要就是理学（或称性理学）；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 我们研究理学哲学智慧，不仅在于了解它对回应与解决当时社会与文化问题作了怎样的解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其的分析来帮助我们思索一些诸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对当代仍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从新树立国人的信仰，正是理学智慧的意义所在。
宋元绘画艺术特点1、“无我之境”；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主要通过纯客观的描写对象，传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主题思想。2、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3、“有我之境”：通过画面明确的传达出作者的主观心境和意绪。
宋元时期的雕塑作品中，唐代那样的理想成分减少了，生活的气息加强了。写实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保持了造型的洗炼。宋元时期的工艺美术是明清工艺的前驱。
美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宋初，社会相对安定，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布局打破坊和市的严格界限，出现空前未有的繁荣。至南宋时，虽然偏安江南，但由于物产丰盛的江浙、湖广地区都在境内，大量南迁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文化都得到继续发展。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等城市商业繁盛，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的需求量明显增长，为美术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及临安都有纸画行业。汴京庙会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店，南宋临安夜市也有细画扇面、梅竹扇面出售；汴京、临安等地的酒楼，也以悬挂字画美化店堂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市民遇有喜庆宴会，所需要的屏风、画帐、书画陈设等都可以租赁。适应年节的需要，岁末时又有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售卖，为市甚盛。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汴京、临安、平阳、成都、建阳等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现存宋金雕印的弥勒像、陀罗尼经咒、《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等，可见其绘刻之精美程度。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好尚，直接促成了宫廷绘画和士大夫宋代在山水画和花鸟画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山水画在表现自然而又超乎自然、营造境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 其所形成的山水画的符号系统和审美规范，成了中国绘画艺术具有特征意义的重要标志。宋代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等人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出于装点宫廷、图绘寺观等需要，都很重视画院建设。特别是徽宗赵佶，,本人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画院画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但又受皇帝的制约，宫廷绘画带有明显的贵 族美术的特色，既精密不苟，又在某些作品中有萎靡柔媚的趣味。画院集中了社会上的优秀画家，体现了时较高的水平，创作出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等一大批成功作品。被称为“院体”的宋代宫廷绘画以其丰富的艺术创作构成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人画从北宋中后期以后形成巨大的艺术潮流。当时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延纳画家作画已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在题材选择、形象处理及审美情趣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他们在画幅上题字咏诗渐次增多，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并能自觉地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引入绘画中，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扬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坚的水仙等，成为后世文人画家追随学习的典范。此外较为著名者还有燕肃、晁补之、宋道、宋迪、蔡肇、张舜民等人。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提出表现萧条淡泊的情怀，陈与义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一系列见解都具有代表性。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影响到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前导。在绘画高度繁荣的基础上，绘画理论著述也大量问世。画史、画论、绘画赏鉴及收藏著录等著作大量流传，如《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史》、《林泉高致》等，成为今日研究古代绘画的重要文献依据。
【摘 要】道德修养一直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内容丰富，具有特色，而对我们来说正确认识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论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宋明理学；道德修养；思想精神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学说，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不断自我更新、完善和发展历程中，它在保持着己有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又呈现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 一、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可谓是哲学化了的儒学。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宋明理学中某些内容的片面理解或曲解，使得后人对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对封建礼教和三纲五常的强化所导致的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所以一直以来对它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今天，我们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学说时，发现虽然在某些方面它有弊端，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了它在道德修养方面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纵观中国儒学的历史，其宗旨是内圣外王，即“修己安人”和“经世致用”，旨在强调个体内心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完善，以至于能够将这些“内圣”运用到外在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儒家一直比较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前期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后期儒学即宋明理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同时，也对这些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浅析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观 理想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修养也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时期的理学家们充分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们将道德提高到本体，重建人的哲学。牟宗山就将宋明儒学的道德准则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看成一个精神实体，包括主体的“道德自我”（心体）和客体的“道德理性”（性体）两个方面。 宋明理学家很注重研究儒家经典，他们认为经典中有很多伦理思想和道德义理，所以编“四书”，并对其进行阐发。例如《礼记·大学》中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论述了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大学》以“初学入德之门”而成为理学的重要经典。而且，理学家们还为其著书，例如朱熹编著《大学章句》，王阳明著有《大学或问》。[1]理学家通过学习经典在精神上先陶冶自我，把道德修养作为治学做人的根本。 程颢的“定性”。“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2] “定性”或“定静”能够安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它注重个体内在情感的调节，要求个体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保持心灵的平静，保持一颗冷静清晰的头脑，以期冀达到一种有涵养的人格。 程颐也注重“敬”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业。”“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3]其中，对内讲就是专心、专一，告诉人们做事情要集中精神，专心致志，而不能三心二意。就外在来说，“整齐严肃”是让人有好的行为习惯，做事讲规则，以促使崇高精神的养成，这有助于个体养成一种严肃认真的道德态度。 宋明理学家们主张“学以至圣人”，要求自己和他人能够把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圣人的人格为导向，在精神上不断地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学习圣人，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需要达到圣人所说的克服人的欲望。这就牵扯到宋明理学中一个最著名的命题，即“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理学家们并没有否定人的所有欲望，这里的“欲”指的是私欲、贪欲，是那些不合天理的“欲”，是需要人们摒弃和克服的。例如，朱熹就曾对理和欲进行了分析：“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4] 还有朱熹继承二程“循理而行”的思想并发挥提出的“知行合一”的道德践行观。“知”和“行”分别是指对伦理道德认知、理解及其实践。曾经有学者指出：“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本质上是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理解实践就是理解人。实践问题根本上凸显的是人的实践问题，而人的问题决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的问题。” [5]其实这个思想和孔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仔细想想，这种道德观最终落脚点还是注重人。结合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实践有助于个人提高道德品格和培养理想人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是值得人们提倡和借鉴的。 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和观点内容丰富，比如张载“天地之性”和“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意识的精神境界，朱熹的“省察”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以上初步整理和分析了几种观点，只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出理学中有很多值得世人借鉴和学习的内容。 总之，对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宋明理学家们在道德修养方面，基本是主张动静结合，内外结合，涵养省察，通过“实事”、“践行”、“读书”、“穷理”来认知和践行封建伦理道德。[6]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论作为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正确认识有重要意义。 三、道德修养的意义及其评价 合内外之道，一天人之学。大抵古代有思想的人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人格境界都是圣贤理想人士所提倡和具备的，同样也不例外，宋明理学家理想人格的最高目标是“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换个角度看，理学家们所追求的那种道德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它具有审美的特性。宋明理学家关于道德修养功夫的论说其实大体还是可以总结为内在心灵的体验以及体验后达到的感悟。 道德修养倡导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理想的和道德的人格，它能唤起并培养人的道德自觉，使人能充分发挥主动性达到自我的实现，既塑造自我，修养德性，对外又成己及人，改造社会。这些都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 就我们现在看来，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修养方法，既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表现在它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应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当然其中也不免带有一些片面性或局限性，比如强化了封建礼教，束缚了人的自由创造等等，这些是我们应该避免并摒弃的。因此，对待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采取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之，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对于道德修养提出的部分科学、合理的方法和观点还是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值得后人研究并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1]祝瑞开.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62. [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60，461.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169.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白明，张荣艳.当代中共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四大范式[J].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6（4）. [6]“宋明理学”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4）.
宋明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