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井上靖写了一本《敦煌》，你可以看看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荣新江（1960年—），北大历史系教授他的学生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必记本”注：即邓广铭，字恭三)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荣新江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他的学生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以下是部分荣新江教授的学生名单：1. 陈志强：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2. 李卫东：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3. 张宏伟：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4. 王宁：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5. 陈文斌：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6. 赵鹏飞：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7. 王琪：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8. 郭峰：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9. 刘宏伟：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10. 刘峰：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以上是部分荣新江教授的学生名单，还有其他优秀的学生未在此列出。
王铖（1938-2003），中国共产党党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俄国史研究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学会理事。 王钺生于1938年，1947-1958年，在陕西咸阳、蔡家坡等地读小学、中学；1958年8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随系并入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1963年10月大学毕业；1963年-1978年，任教于兰州四中、三十四中；1978年10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读研究生，1981年11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后，一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工作，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198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钺是我国世界史、俄国史研究领域有成就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出版有《罗斯法典译注》、《往年纪事译注》、《沧海逐鹿枣简明海战史》、《亚欧大陆交流史》等著作；参加了《俄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撰写并发表了《俄国和日本争夺库页岛的斗争》、《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等许多论文。他还发表有日本史、中亚史、敦煌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周易解析》一书。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奖。王钺在教学工作中主讲世界通史主干课和研究生基础课、专业课，并分别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多次开选修课。他知识渊博，学兼中外，不仅熟悉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世界历史、特别是俄国史的学养，还掌握俄、日两种文字，更由于他备课认真、讲授得法，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学生好评，曾获学校教学优秀奖、主干课程奖，甘肃省教学优秀奖等多次奖励。王钺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他的选修课“欧亚大陆交流史”等，是极富开创性的工作；他与其他同志一起编著出版的《世界通史》教材（主编中古部分），成为兰州大学对外交流教材之一。王钺师德高尚、学风严谨，诲人不倦，无论是对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学位课程进修班学员，他都备极关怀，精心指导。对青年教师和其他同志，他有求必应，竭诚帮助。他的优秀品质和为广大师生所深深敬佩，被评为兰州大学首届师德标兵。论著目录《亚欧大陆交流史 》（合著）1 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 兰州大学学报 1994-10-282 斯维雅托斯拉夫东征的历史意义 兰州大学学报 1987-07-023 俄美公司与日本 学习与探索 1988-06-294 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 兰州大学学报 1989-04-025 日本战国时期经济迅速发展探源 兰州大学学报 1992-04-016 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 桑山正进 ; 王钺 敦煌学辑刊 1991-07-027 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 岩崎力 ; 王钺 ; 汤开建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09-30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编辑本段]1.中华书局总编辑籍贯江苏扬中，1961年生。198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历任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1991年起，主持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2001-200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2003年8月，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2010年5月，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业余从事唐代文学和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主要论文《王勃行年辨证》，《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1985年 《新辑唐人佚诗甄辨》，《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第201期，1988年 《敦煌词辑校四谈》（与柴剑虹合作），《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试论"许浑千首湿"》，《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 《敦煌本〈珠英集〉考补》，《文献》1992年第4期 《敦煌本张祜诗集二种》，《文献》1993年第2期 《孟浩然诗中的"是正字"》，《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3～4期 《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 《敦煌P.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社科纵横》（甘肃）1994年第4期 《敦煌本〈山僧歌〉缀合与S.5692蝴蝶装册的还原》，《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4年 《敦煌P.3597唐诗写卷辑考——兼说"白侍郎"作品的托名问题》，《文献》1995年第3期 《〈庐山远公话〉的篇尾结诗》，《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敦煌写本唐人诗歌重出互见综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珠英集》，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书评：《敦煌本唐集研究》（张锡厚著），《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S.373诸山圣迹题咏诗钞辑考》，《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敦煌写本〈李峤杂咏注〉校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诗渊〉所收唐诗误署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2期 《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以敦煌吐鲁番写本诗歌参校》，《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於"禅门秘要诀"——敦煌释氏歌偈写本三种辑考》，《吴其昱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与荣新江合作），《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敦煌文学作品整理本提要》，《书品》2000年第3期 《敦煌先唐诗考》，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甘肃敦煌）论文，2000年7月专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出版。本书以写本叙录与作品辑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敦煌诗歌作品进行比较全面的清理。上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厘定诗集、诗钞63个，诗1401首；下编《敦煌遗书诗歌散录》辑录散见於经头卷尾和僧俗杂写中的零散诗篇524首（句）。二者合计1925首（句），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敦煌诗歌作品集。[编辑本段]2.陶瓷艺人【姓名】：徐俊 【年代】：现代 【家乡】：江苏·宜兴 【类别】：紫砂壶艺人、陶瓷艺人、工艺师 【代表作品】：华玉壶、浪花壶、金瓜壶 等人物简介徐俊，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江苏省陶瓷行业学会会员，优秀中青年陶艺家。 1973年生于紫砂村制壶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后开始紫砂壶艺的制作和创新，得到多位名师指导，博采众长，师古而不拘于古，时有新品问世，被业内行家称为陶瓷新秀中的一匹骏马，多次参加全国性（国家级）工艺美术评比屡屡获奖。这位有潜力的陶艺家，作品入编《宜陶人》、《收藏家》、《壶魂》、《第四、五、六、七届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中国当代紫砂名人》、《壶论》、《宜兴紫砂》、《收藏指南》、《茶园盛世》等大型专业书籍。个人荣誉1995年2月 创办“紫泉坊”工作室 2001年9月 作品《祥瑞壶》入编北京《收藏家》杂志 2001年10月 参加第二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 2002年9月 《紫泉坊作品》第一辑出版 2002年10月 作品《旭茂提梁壶》、《汉云壶》、《四季如意壶》、《友栏壶》入编《泥陶人》 2002年11月 作品《友栏壶》入编《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四卷） 2002年11月 参加《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作品《友栏壶》、《鱼跃龙门壶》获铜奖 2002年11月 参加《中国华东工艺美术精品展》，作品《旭茂提梁壶》获银奖 2003年3月 参加《全国工艺礼品博览会》，作品《一品清廉壶》获银奖 2003年3月 作品《紫泉壶》、《梨形壶》、《笑樱壶》、《井栏壶》入编《壶魂》 2003年4月 《紫泉坊作品》第二辑出版 2003年10月 参加《中国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展》，作品《语系列——闻啼壶》获铜奖，《朴玉壶》获铜奖，《四季如意壶》获优秀奖 2003年11月 作品《石泉壶》入编《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五卷） 2003年11月 参加《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作品《石泉壶》获银奖，作品《丰润壶》获优秀奖 2004年1月 参加《上海首届浦东紫砂文化博览会》，作品《古韵壶》、《竹段壶》获金奖 2004年5月 作品《旭茂提梁壶》、《莲子壶》、《掇子壶》、《秦权壶》、《井栏壶》入编《紫砂中青年英才集》 2004年7月 作品《心语壶》、《石瓢壶》、《金瓜壶》、《扁腹如意壶》入编《壶论》 2004年8月 作品《石泉壶》、《竹段壶》被南宁市博物馆收藏 2004年9月 参加《第二届中国无锡·太湖博览会暨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作品《雪岩壶（红顶壶）》获银奖，《汉扁壶》获铜奖 2004年11月 作品《如意小樱壶》、《丹凤朝阳壶》、《石瓢壶》、《古韵壶》、《红顶壶》入编《茗壶赏析》 2004年11月 参加《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八风壶》获创新艺术金奖，《玉泉来珠壶》获传统艺术金奖，作品《丹凤朝阳壶》获银奖，《金瓜壶》获铜奖 2004年11月 作品《玉泉来珠壶》入编《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六卷） 2005年1月 作品《语系列——闻啼壶》、《红顶壶》、《丹凤朝阳壶》、《四季如意壶》、《汉扁壶》、《玉泉来珠壶》入编《中国当代紫砂艺术》 2005年4月 被江苏省郑板桥书画院特聘为艺术顾问 2005年4月 作品《鱼跃龙门壶》、《旭茂提梁壶》、《朴玉壶》、《四季如意壶》、《石泉壶》、《语系列——闻啼壶》入编《中国紫砂第一村》 2005年5月 参加《中国陶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暨陶艺展》 2005年7月 作品《圆通壶》、《八风壶》、《石泉壶》、《金瓜壶》入编《宜兴紫砂图录》 2005年8月 《紫泉坊作品》第三辑出版 2005年9月 作品《清心壶》、《丰润壶》、《石瓢壶》、《如意桥顶壶》入编《收藏指南》 2005年9月 作品《圆通壶》、《石泉壶》、《石瓢壶》、《大井栏壶》入编《紫砂壶艺》 2005年11月 《紫泉坊壶艺》画册由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编辑本段]3.京剧老旦演员徐俊，女，京剧老旦。北京市人。生于京剧梨园世家。父徐菊华，母徐菊敏。 从小受家庭艺术的熏陶，13岁考入沈阳京剧院少艺班，专工老旦兼彩旦，在学戏期间先后得到迟喜珠、哈洪斌、张筱贤先生指教，为自己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3年6月参加沈阳京剧院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4月退休。曾在1987年被授予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曾荣获第六届辽宁戏剧“玫瑰奖”等奖项。 多年来，主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如《杨门女将》、《遇皇后》、《打龙袍》、《辕门斩子》、《李逵探母》、《移花梦》、《雏凤凌空》、《锁麟囊》、《荒山泪》、《窦娥冤》、《碧玉簪》、《八珍汤》、《破洪州》、《秦香莲》、《赤桑镇》等，以及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沙家浜》、《红灯记》、《龙江颂》等。在多部剧目中，她还能兼演彩旦，如《孔雀东南飞》等；他主演的现代京剧《儿女传奇》演出四百余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专场演出时，受到领导的赞扬，1986年该剧被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发行放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排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百余场，为沈阳京剧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做出了贡献。表演特色她在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特长的表演艺术道路。她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一副好嗓子。演唱中她不但嗓音洪亮，而且韵味醇厚。演戏必须演人物是她的表演艺术标准。准确把握角色的内在心里。用心去刻画人物。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剧中人物服务。多年来，演出的众多角色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优秀品质她对艺术事业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积极探索；在退休期间，为传承培育京剧新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她培养的学生在京剧界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她顾全大局，为人正派，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文化艺术事业，是一位深受群众尊敬和喜爱的“德艺双馨”人民艺术家。 在4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和人民的艺术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是一位献身于党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忠诚战士。生平为国家一级演员徐俊同志。2008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 出生：1950年2月，农历庚寅年 逝世：2008年7月31日，农历戊子年六月廿九日，3时[编辑本段]4.安徽省立友谊医院急诊科主任个人简介徐 俊 男，副主任医师 安徽省立友谊医院急诊科主任，198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医学系本科，毕业后从事骨科临床工作13年，1993年又在省骨科专业进修班学习一年。特长在诊治骨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各种外伤、急危重病例的抢救技术，擅长四肢骨折、脊柱骨折内固定、髋关节置换等各类骨科手术。《脊柱骨折椎弓根螺丝钉内固定导针运用体会》等论文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编辑本段]5.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副研究员个人简介上海中医学院推拿专业毕业，留校执教至今。师承沈国权等教授，从事推拿功法手法的教、研、医工作。近年来，开展了推拿防治老年性骨骼肌衰弱的临床与基础系列研究。参与或负责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教委等各级多项课题，获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任全国推拿学会推拿功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上海中医药学会推拿学会干事。特长擅用中医推拿传统手法结合功法治疗颈、肩、腰、腿等部筋伤，以及慢性疲劳综合证等多种机体失衡性病症，并积极采用传统推拿功法进行常见病、多发病的康复养生指导。[编辑本段]6.上海市数字娱乐在线CEO个人简介徐 俊 男，高级网络管理员，江苏常州金坛人，1987出生，从事网络管理员工作5年，2008年又在上海和陈斌创建上海数字娱乐在线（网络点卡销售平台）。特长在网络管理,网络销售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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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作者：冯玉雷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01-01
页数：621页
内容简介：
冯玉雷耗时八年精心创造的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几乎完全打破了纯写实的小说模式，冲破传统和自我，运用多重思维方式——尤其是神话思维，进入到一个新的艺术领域中自由驰骋，以现代技法和浪漫主义文笔，天马行空，纵横捭阖，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奔放和洒脱。他那独特的艺术语言不仅讲究精练和肉体可感性，同时还讲究声调、色彩的综合美；不仅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而且把不同场景或层次连接、组合成一个如梦如幻的理想世界。小说中寄托他理想、追求的人物无不被这种语言赋予灵动的生命。语言的生命背景、文化背景、情感背景，都依据于从甘肃到新疆、从青海到西藏，整个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广阔地区。冯玉雷从纷繁的生活里抓住本质，使作品显出自己独有的魅力，他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只停留在“激愤批判”的层面上，却将温暖阳光照射到作品中的宏观意象和微观元素，对现实生存进行了精神超越，这些意象和元素都具备了神性。于是，整部作品都充满了光明而崇高的神性，这是文学的终极价值所归。
作者简介：
冯玉雷，男，甘肃人，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经在兰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兼任写作、逻辑、中教法教研室主任。主讲《美学》、《写作》等课程，曾被评为"兰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第三届教学科研骨干"，享受三年校内特殊津贴。现工作于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成人教育学报》，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小说及散文创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理事、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文学院一级签约作家。
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小说《雁歌》，1991、1992年在《文友》发表中篇小说《红纱巾》、《边缘人》，1992年，《红纱巾》获《女友》杂志社和西安市文联联合主办的未来作家大奖赛二等奖。1993年、1994年、2003年在《飞天》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陡城》、《野糜川》、《饥饿》等。出版有长篇小说《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与人合著报告文学《陇原英烈》，与赵晓琴合著文化专著《走遍中国甘肃宁夏》，主编《中国西部实力美术家作品集》。创作完成电视剧《敦煌百年祭》、《失踪的女神》等。曾担任《女友》杂志专栏作家（1992年--1993年），先后在《中国比较文学》、《兰州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在《中国教育报》、《教育时报》、《西安晚报》、《西北军事文学》、《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文艺美术评论数百篇，作品入选《1949-1999甘肃文学作品选》、《汪国真诗赏析》等，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获甘肃省政府第三届敦煌文艺奖，电视电影《失踪的女神》获甘肃省政府第五届敦煌文艺奖，中篇小说《野糜川》、《饥饿》分别获兰州市政府第三届、第五届金城文艺奖。
来源：甘肃作家港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发表敦煌文学、语言、文字、书法、乐舞、历史、地理、佛教、教育、考古、文献等方面论文、札记、评论、序跋等150多篇，百余万字。不少篇章常被引用，成为敦煌学名篇；个人专著，已出版的有《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史地新论》（以上均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唐宋硬笔书法》（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约90万字；另有《敦煌遗书硬笔书法研究》，15万字，及《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约20万字，将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敦煌名胜古迹导论》，约15万字，将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人合编合著书如《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等，已出版五种，待出版者三种。获奖论文九篇，分别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二、三等奖，全国硬笔书法理论研究特等奖，甘肃省戏剧理论研究一等奖，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等奖；获奖专著两种，分别获甘肃省社会科学兴陇奖二等奖及佳作奖。应邀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考察、讲学活动30余次。如连续五年(次)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为该系文献专业本科生及博、硕士生开设敦煌文献专题讲座；两次应邀赴台湾，分别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所，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所，成功大学文学院，中正大学历史系、所，中文系、所，逢甲大学中文系、所等处讲学、研究三个多月，赴俄罗斯进行学术交流及考察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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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项楚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1940年7月出生，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选集．项楚卷》、《柱马屋存稿》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寒山诗注》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熟读佛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敦煌学在外国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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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敦煌舞的审美性在于它所标志的特殊形态美，体态中体现出的S形三道弯，是敦煌舞自身表演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符号，与之相交流互通的是手姿语言的形态美，敦煌舞在受佛教文化影响和历史舞台的渲染下，展现出它的神秘色彩。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走来，对敦煌舞所传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一步步走进人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中，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就使这样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更具有真实性和审美性，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在不断的被发现和创造。
关键词:
敦煌舞;文化;姿语言:形式美；
引言：
敦煌，如遗落在西部大漠中的一颗明珠，依揽着它弯弯的月牙泉，矗立在中国的西部，沙漠、莫高窟、壁画、戈壁，都在映射着它千年的文化沧桑。在莫高窟中，一幅幅走过了千年历史的壁画，“反弹琵琶”、“飞天”“六臂观音”“金刚力士”等画像被刻画在了天花板以及每一处可见的墙壁上。现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和风吹，从最初的金色到现在泛着深深的砖红色，让它更加富有神圣感，因为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正是这莫高窟中的壁画，传承发展出当今一门醇厚多彩的舞蹈文化，那就是敦煌舞。敦煌舞在舞台表演中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和舞蹈语言在莫高窟壁画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性。在舞蹈中展现出的体态、手姿以及气息，是属于敦煌舞的语言，它带有自己的舞蹈风格和韵律呼吸，尤其是手姿的形式美，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古典舞蹈的文化语言。
一、敦煌舞手姿语言的丰富性
在敦煌舞的语言中，手姿能够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和表现，在手姿的展示下，可以发现其内蕴和外像所透露出来的佛教文化色彩。从延伸和发展来看，从最初的佛教文化和信仰祈求被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开凿刻在了墙上，后经过十个朝代的民间艺人绘画，形成了一幅幅带有神灵气息的壁画。后在壁画的画像中，提炼出敦煌舞的体态和手姿，敦煌舞的体态是S型三道弯，是从壁画中提炼出来的舞姿体态特征，敦煌舞的手姿包含了“佛手”、“魔鬼持杖手”“菩萨手”“持花手”“伎乐手”等一系列不同人物形象所持有的手型，手姿受壁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佛手”、“菩萨手”一类的命名。在敦煌壁画中不难看出，这些佛像的神态和体态，都是一种祥和、包容、大爱，也是其潜在的精神。敦煌舞的语言就是在壁画中被提炼和挖掘出来的，呈现在舞台上的舞蹈表演，是将在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再现到舞台中，在舞蹈剧目的文字介绍中，也常常会标写出自于哪一个石窟来自第几号的画像，这样更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深入人物形象，审美性在表演中逐渐被认可和提高。
在敦煌舞手姿中的“佛手”，就是在这样的画像中被刻画出来的，手姿中“佛手”的塑造，是由拇指和中指相对捏，其他手指立起来，在两指相捏形成的手型轮廓来看。非常像凤眼，与壁画中相对应，在舞蹈手姿中，呈现出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蕴含了一定的佛教语言。在手姿语言的形式美的阐释中，在手姿不同的变化和演变中，可以看到自敦煌舞发展以来，从最初到至今呈现在世观中的原始生态的佛教文化形态。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和敦煌壁画佛像的审美，对敦煌舞中手姿形成真实性、再现性，如“礼拜手”、“飞天手”，以及在壁画中佛像“飞天”、“菩萨伎乐”。在舞蹈创作中来讲，敦煌的手姿语言是在舞蹈表演中最大的表情符号，手姿的运用和表达，在一定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上，形成独立的美学价值，在形式美的外在来看，人物形象映射出的手姿，在一定的范围内，推动了舞蹈表演的内在情感和思想。如舞蹈《千手观音》，[1]千手观音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千眼千臂观世音等，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千手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的人物形象取自于佛教文化中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人物形象，舞蹈动作多以手臂及手姿来表达内在的形式美，在舞蹈的队形上加以创作，犹如孔雀开屏一样，将手上的舞蹈文化展现的栩栩如生，在手姿的变化中，感受着“千手”带给观众的视觉上的冲击。由于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千手观音的形式美得以审美和敬畏。在敦煌舞的不同手姿语言中，还有一种是持有乐器，如“长绸舞”“反弹琵琶”“鼓与琵琶”等，手中持有“鼓”“琵琶”“长绸”等道具。这与舞蹈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当舞蹈人物形象手中持有道具时，舞蹈形式感在特定的塑造下会更加生动，依然在手姿语言的语境中再现出佛教文化的底蕴，它代表了祈福、信仰等内在的形式美以及唯美、古典的外在美。
二、敦煌舞审美视野下的手姿语言立于佛教文化中的人物塑造
敦煌舞的审美视野正是漫步在大漠敦煌的神秘里和内在气息中的大爱、包容及“飞天”的乐舞精神。支撑审美文化元素不可缺的部分正是“手姿”表达和展现的内蕴，在舞蹈《飞天伎乐》中，同样以手姿命名的是“飞天伎乐手”，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手姿上的舞蹈语言形象与“飞天”众多菩萨的画像相辅相成，是经过提炼和加以美化的手姿。从最初佛像化身中的合掌式礼拜手（双手合十），发展到多样化的手姿，在塑造人物形象与精神的进程中，手姿的语言是无声的但是有力的，如敦煌舞中的人物形象“金刚力士”，其舞蹈动作康健有力，质感奔放，手姿呈“魔鬼手”形态或以“拳”状展现，在手姿上体现的形态来看，这种有力和震慑，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有效的塑造且具有一定审美性的推进。“金刚力士”取材于壁画的画像，也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的历史上做过详细的人物介绍：[2]佛教的护法神金刚密迹，亦称金刚力士，是一些手执金刚杵在佛国从事护法的卫士，法意则誓愿成为亲近佛陀、扞卫佛法的金刚力士。后世所传的金刚力士，就是秉承这位法意的誓愿而来世间的护法神。后来，他成为五百金刚的队长，被称“密迹金刚”或“夜叉王”，再后他又一分为二，分化为两个金刚力士，专门把守山门，被称为“哼哈二将”。
保卫佛国与佛法永远不受侵害。由此可见，“金刚力士”在舞蹈的塑造过程中，佛教文化彩色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明朗立体，真实清晰。带有“魔鬼手”的手姿与金刚体态，更加提升了舞蹈人物的审美性，舞蹈中呈现的金刚力士手姿为五指张开的力量型，身为护法，在手掌上的力度能够彰显出人物的特定性和护法的震慑性。再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人物形象，在定义下为飞天或飞仙，也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中和敦煌舞中的专用名词代表。在飞天形象的塑造上，由于飞天形象的多样性，人物的手姿可谓多样化，常见的“莲花手”、“佛手”、“鹿指”、“散花掌”以及手持琵琶、丝绸、萧笛等一系列语言手姿。在敦煌舞蹈作品创作中，敦煌舞手姿的使用性用来塑造人物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刚才所提到的“金刚力士”和“飞天”，两者存在明显的手姿差异。在敦煌舞中还有莲花童子形象，莲花童子，也成为“持莲童子”，在佛经中记载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民间出现过一种儿童生活习俗，七夕节摘莲花扮成莲花童子样以来祈福。在舞蹈中多呈现的手姿为“兰花指”、“鹿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能够显现出童子的俏皮可爱，在区分度上也是非常清晰的。手姿在舞蹈的传承和发展中借鉴文化的滋养做出创作。敦煌舞中人物舞蹈形象的确立，在莫高窟中的壁画上几乎全部呈现，他们带着自己特定的舞蹈形象和动态手姿，从画中走出，形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舞台上的人，也可以说是舞者。在舞台表演中的造型上看，手姿在定格中说着不一样的话，带着对人物不同的阐释，在音乐和服装背景的融合中，像带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等人们去揭开，去观赏，去探索。
三、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语言的相融相合
敦煌舞带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符号，讲述着一带一路下沧海遗珠的故事，从壁画中走出来，在舞台中呈现时，常常使人感动流泪。由于在敦煌舞中承载了历史的信仰和精神，对人视觉冲击的力量是强烈的。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的.融合，正是基于在对莫高窟壁画的研究和描摹。敦煌舞手姿语言的表达与佛教手印的表达相通，在查阅敦煌舞手印的过程中，能够探究到两者相同的气息，那就是———精神文化。莫高窟壁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舞蹈与文化相结合，将这样的历史语境通过身体的语言讲述出来。在舞台之上，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促成了《千手观音》、《妙音反弹》、《步步生莲》等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作品中的包含的手姿语言，又是整个舞蹈的画龙点睛之笔。佛教手印在书中对手势的描绘与敦煌舞中手姿的刻画，意象中的交融，是在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身体的语言表达内蕴和外象。我们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触摸到文化之下的精神所在，我们站在了莫高窟壁画中，我们站在敦煌舞表演的舞台上，我们揭开了佛教文化晕染下敦煌舞神秘的面纱，最终，我们懂得了手姿语言讲述的话语和情感。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相合，仿佛是与莫高窟壁画跨时代的对话，手姿语言的延伸与传承，就是对话中积淀的元素符号，这样的元素符号能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情感认知。看到舞蹈中“礼拜手”或是“佛手”等不同的手姿表现时，已把象征性的外象内化了，形成了敦煌舞意蕴的传递。由此看来，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像一首意蕴深长的诗，又像一个历久弥新不灭的神话。
敦煌舞的语境色彩，承载了千年的历史，站在滚滚的年轮中，不停的传递与构建，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敦煌舞在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一种相同的文化气息与内蕴，被人所捕捉和创作，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敦煌舞表演形式之下，手姿语言的元素支撑了其整体的精气神，正是这样迥殊的艺术元素，使得人物形象自然而立体，是结构的本身决定了要素的产生，也是佛教文化与敦煌舞的融合，促进了手姿语言的构成。我们站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回望历史，发掘与创造着不同的美，当我们再次站在沧海遗珠敦煌莫高窟壁画前，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熟悉的气息，我们应像历经千年一代代画匠一样，怀有尊崇之心，感受着大爱所带来的大美。
敦煌莫高窟，将佛教在各个历史时期（从凉至元代）的“面貌”都立体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让这个时代的出家人、文化人、修行人，乃至普通的观光客，都能与古人们进行超越时间的对话，而反观当下的我们“处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