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开始于1937年。 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阿里∙鲍克（Arlie V Bock）医生成为哈佛大学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也正是他，和当时已经发家的零售业连锁富翁威廉∙托马斯∙格兰特（William Thomas Grant）一起酝酿了这项研究。按照鲍克医生的说法，医学研究把大量的关注都放在了产生了器质性病变的人们身上。而他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永远也无法弄明白究竟人们怎样生活，才能过得更好。鲍克医生的研究选取了一组很好的实验对象——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学生，打算跟踪研究这些精英是否，又如何成为“人生的赢家”。鲍克觉得这群年轻人有能力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对他们跟踪分析，一定能全面地找到产生这群优秀的普通年轻人成为人生赢家的心理及生理的各种因素。 带着良好的愿望，鲍克医生组织了一支横跨各个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成员来自医学，生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医学和社会工作。他还拉来了学术大牛作为顾问，包括赫赫有名的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1866 –1950，对整个20世纪精神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泰山北斗；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首任心理科负责人，曾任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主席）。基于医学记录、学业成绩和哈佛学院院长的推荐，研究团队选取了268名（主要是1943及44级本科学生）学生作为实验对象。研究者认为他们选取的实验对象堪称完美：他们是美国最好的大学里的学生，清一色的白人男性，体格健壮，心理健康，学业优良。 研究团队首先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详细的体检，然后定期向他们发放问卷、进行访问，并安排心理医生和他们长谈。当时的体检异常详细，把身体每个部位都进行了精确测量，甚至还测算了他们在跑步机上跑步5分钟后体内的乳酸含量；研究团队使用了当时颇为先进的脑电图机，试图从中分析出他们性格特征的痕迹；在家访的时候，研究者的访问细之又细，除了医学记录，还包括诸如这些年轻人什么时候停止尿床，他们的性教育是怎么样获得的这样的隐私问题。 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毕竟是少数。资金的大量需求、资助者对于研究结果迫切要求往往促使研究者尽快地结束课题。慷慨的格兰特先生也一样，在坚持了约十年之后，虽然课题组发表了很多科研论文，发表了数本书籍，他依然觉得这将是个无底洞，于是决定终止资助。后来这个项目几经易主，命运多舛。但是研究者还是想尽办法，坚持了下来。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流淌。到了那批实验对象进入他们的中年之后，研究者们获得信息量大了起来：那批年轻人中的许多人，取得了巨大的事业成功。他们中的四个人参加了国会众议员的竞选，一个人进入内阁，有一个成为有影响力的畅销作家，还有一个人，成了美国总统。但是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一些人的生活里出现的不幸。截至1948年，已经有20个人出现了，或者经历过精神问题。到了他们50岁的时候，几乎三分之一的受试者经历过一次以上的心理疾病。 和格兰特研究项目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个称之为“格鲁克研究（the Glueckstudy）”的项目。这个项目原本由哈佛大学教授、波兰裔美国犯罪学家谢尔顿格鲁克（SheldonGlueck, 1896 – 1980)）主持，研究对象包括456名出生于波士顿附近贫困家庭的年轻人。该项目完成后，格兰特项目也将这批年轻人纳入研究对象。 格兰特项目在美国再度为普通人关注，得益于沃尔丁格医生的前任，项目主持人、哈佛大学教授、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乔治∙维兰特（George Vailant）。基于格兰特研究，他出版了三本书。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7年，讲述了截至研究对象47岁时的一些研究结论；第二本书出版于二十余年之后，介绍了截至研究对象步入耄耋之年的一些研究结论；在第三本，也就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本《Triumphs of Experience（经历的胜利）》，由哈佛出版社出版于2012年，分享了更多关于这个研究的内容。这本书反响不错，在亚马逊旗下的图书分享社交网站goodreads，读者们给出了4.1/5分的好评。 作为科学研究，由格兰特项目产生的科研论文数量庞大。那么截至到维兰特医生，主要的发现翻译成我们普通人容易理解的语言，有哪些呢？下面是一些摘要： 研究对象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是否和周围的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原文的表述是“关系的温暖程度（warmth of relationships）”），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和智商的关联不大。具体说来，那些在“温暖关系”的指标上得分最高的人们，最高年薪水平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智商处在110-115区间的人和高于150的实验对象在收入上没有明显差异。 童年时和母亲的良好关系对后来成年后生活有很大影响：和母亲关系良好的孩子，成年后平均年收入会高出87000美元；和母亲关系不好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研究对象成年后的工作效率，和童年时与母亲的关系相关，而与父亲无关。与母亲的良好关系，与受试者在75岁时的生活满意度关系不大。 与童年时和父亲的良好关系相关联的有：成年后更低的焦虑；对于假期的满意度；75岁时的生活满意度。 维兰特教授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人际关系的温暖程度，对生活的满意度，具有最大的影响。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就是爱。仅此而已。（Happiness is love. Full stop）”答案简单的让人吃惊，又让人觉得无可辩驳。 当然，由于时代一直在变化，受试者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物质条件等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有些结论也许受到当时的条件制约。比如格兰特研究的数据显示，酒精是导致研究对象与妻子离婚的最主要因素。众所周知，美国人在历史上对酒精的消耗量曾经大的惊人，成为社会问题。在影视剧里可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在办公室饮酒依然是一种时尚。如果分析当今社会的离婚诱因，恐怕酒精起的作用，要小许多。 现在这个项目由沃尔丁格教授主持，是他在麻省总医院的研究The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成人发展研究）的一部分。不过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大多离开了人世。也许这个项目要盖棺定论了？不，科学家的好奇心永无止境，他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名为“哈佛第二代（Harvard the second generation study）”的研究计划，决定对格兰特研究对象的后代们继续进行研究。据他们估计，格兰特项目的研究对象分散在全美的第二代，约有2000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无疑会为我们解释更多更有趣的发现。
萨缪尔·P·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人物介绍职业：哈佛大学教授，当代颇有争议的美国政治学家毕业院校：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著作观点：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核心的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近来，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关注。生平简介少年得意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从不讨好在上世纪60年代，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1977年至1978年间，他参与了白宫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并协调各项相关政策。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有人有特异功能，但还不能算是超能力吧
你说的不是篮球吧。。。。 霍华德理论即“多元智能理论” 霍华德·加德纳是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多元智能理论”，被誉为“多元智能理论”之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任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研究所主持人，专著超过20本，发表论文数百篇。超过20所大学颁给他荣誉学位。《纽约时报》称他为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多元智能理论自1983年由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教授提出以来，迄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已经逐渐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并成为9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不仅加德纳本人的有关著作被译成20多种语言，其他专门研究多元智能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心理和教育的研究成果中也占到了非常可观的比重。 19世纪8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高尔顿（Galton）开创了对智力进行测量的先河。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比奈（Binet）和西蒙（Simon）为了鉴别智力有缺陷的儿童以让他们接受特殊的教育，编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智力测验量表。从此，智力测试便风靡美国乃至全世界。然而，也正是从智力测试产生之日起，关于智力测试局限性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人们对它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智力测试的潜在理念即智力是一元的、是一种单一的整合的能力而提出的。 对智力单因素论的批判历来就有，加德纳虽不是批判传统智力理论的第一人，但他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使传统智力测试的若干局限性愈加突显。 加德纳（1943-）出生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斯克兰顿（Scranton）市，自幼热爱音乐特别是钢琴艺术，高中后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哈佛大学度过的。
为了留下这位中国人，哈佛打破传承300年的校规，他的名字叫尹希，是一位天才，他的求生生涯一直都是一个词 优秀
张逸凌博士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骨科医学博士，师从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哈佛大学Zhigang He教授，张逸凌博士已在Neuron，Spine等顶级期刊及中华骨科杂志，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骨科杂志等发表论文25篇，并拥有国家发明专利114项，国际PCT专利41项。张逸凌带领长木谷自主研发的这项骨科数字化手术完整解决方案已经在全国30余个省级行政区、600余家三甲医院成功落地，每年有数万名骨关节患者在这项创新型科研产品的帮助下重获健康，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大力扶植下，长木谷将加速这项创新型科研产品在全国的推广使用，拉近地域间的医疗差异，让骨科数字化手术完整解决方案覆盖至全国每家医院，具体不妨百度一下。
还不错。哈佛大学邹力教授实验室在Molecular Cell杂志发表题为“Alternative Lengthening of Telomeres is a Self-Perpetuating Process in ALT-Associated PML Bodies”的文章，工作认真，很受学校学生的喜欢。教授是一个汉语词语，读音为jiào shòu，现解释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的最高级学衔；古时设置在地方官学中的学官；对私塾老师的敬称；讲解传授知识、技能。
如果你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在读研或博或大学生，那就好说了，交给有关教授审核，发给学校校刊或向国际医学界文章投稿。若你不是，就只能向国际医学界文章投稿了，也可以从哈佛校网上招考有关教授的资料，给他发邮件问能不能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发论文，把自己文章发给他（英文）。当然，若你的文章一点深度和创新都没有，这种概率为0
资质是指能区分在特定的工作岗位和组织环境中的工作绩效的个人特质。这些个人特质既包括知识、技能等表层特质，又涵盖了深层的个性、价值观念，内驱力等方面的内容。现在,我们把这个词的外延也扩展到法人(既单位或社会组织).例如我们常讲房地产开发单位的资质指的就是一能不能进行房地产开发，二不同资质开发的面积及房屋类型不一样。 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莱兰德在其发表的题为《测量资质而非智力》（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资质（competence）一词。这个词在国内有四种翻译法：胜任力，胜任特征，素质，资质。虽然具体用语上有差异，但其内涵是一致的。 麦克莱兰德认为，个人的行为品质和特征比智商更能有效地决定人们工作绩效的高低，因此应该改变过去那种对人的认知能力进行总体测试的方法，转而衡量那些对人在某一特定工作中的绩效表现有直接影响的特征。他把这些特征称作资质。 自从资质的概念提出之后，很多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资质”一词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总体来说，学者们关于资质的定义，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资质是一种个人的基本特征 资质是个人所具有的与工作相关的一种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产生了绩效优异者和绩效不良者的区别。资质是一个人或个体的基本特征，与高效率和高效的工作业绩有密切联系，并且可以测量。为了区分一般员工和优秀员工，人们一般将资质分为普通资质和特殊资质两类，普通资质是指从事工作必要的条件，特殊资质则是能够将普通员工和优秀员工区分开的资质。 2、资质是一种行为 这种观点强调资质的可观察性，主张资质是一种可以预期并加以衡量的、用来完成和实现工作目标的行为或者行为组合，是人们（在工作中）需要展示的行为模式的组合，而不是工作本身。资质是一种明显的、能使个体胜任的完成某项工作的行为。换言之，那些导致工作绩效有差异的个人行为，就构成了资质，它是一种未来导向的工作行为，可以被观察、教授、习得和测量。 3、资质是一种知识／技能 资质是与工作相关联的一系列知识和技能的组合。 也有人将资质界定为完成日常、战术性工作所需要的职位要求，是会对工作产生影响的知识、态度或者技能，与工作绩效相关并且可以测量和提升。可以被转移到其他工作之中的。可转移的资质是任何工作的基础和关键部分。 4、资质是一种综合体 该观点认为资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维度定义，或者说资质是包括几个方面的综合体。一方面，资质包括了知识、技能和能力，它主要是由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巧所组成的。它对于完成那些常规的、有计划的和拥有技术本质的工作任务来说具有指导意义，称之为技术资质。另一方面，资质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个人特征，例如动机、态度、个性，这些对于完成工作中那些不是那么常规、有计划性和技术性的部分来说是必需的。 综合上述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资质的一般性定义：所谓资质，就是个体所具有的知识、能力和态度等多种因素的组合，这种组合产生了绩效优秀者与绩效一般者的区别。资质具有以下特征： 资质与绩效水平相联系，任职者在资质上的差别将体现在工作绩效上的差异； 资质的本质和基础是个体特征的综合表现，是由资质要素构成的，包括个体的知识、能力水平以及心理活动过程，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 资质是可以观察、分级并测量的，无论是什么类型或者表现形式的资质要素，一定是可以借助某种测量工具对其加以测量，否则也就失去了对于现实的意义； 资质是资质模型的构建基础，而所谓高绩效的资质模型是与组织情境相联系的，因此不存在绝对的适用于所有情境的高资质。
你喜欢「吃豆腐」吗？别想歪，吃豆腐还能带来身体健康的好处。最近《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说了，和基本不吃豆腐相比，每周吃150克以上的豆腐，心脏病的发病风险下降了18%。
这个研究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团队分析了20万名参与者数据得出的。分析还显示，豆腐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很有可能与豆腐中的异黄酮（Isoflavone）密不可分，在研究中摄入异黄酮最多的一组参与者，心脏病发病风险也下降了13 %。
其实，哈佛团队开展的这项研究，重点是放在了异黄酮上面，毕竟豆制品作为植物性的蛋白来源，肯定是相对健康的食物，但豆制品的好处到底该归功于谁，争议可就大了。
在2006年美国心脏协会营养委员会发表的指南中就认为，豆制品富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它对心脏有益的主要原因，而异黄酮保护心脏的证据还「几乎没有」。
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科研证据认为，异黄酮能通过抗炎、降脂、改善血管活性等多种路径，起到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而且也许好处对女性比男性更多，因为异黄酮与雌性荷尔蒙结构相似。
队列研究的参与者们透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报告了摄入豆腐等各种含异黄酮较多食品的量，然后由研究者进行换算，结合对少数参与者进行的代谢指标检查，评定出最终的异黄酮摄入。
整体而言，参与者们每天摄入的异黄酮中位值是0.34-0.43毫克，而有4.1%的参与者属于比较爱吃豆腐的类型，每周摄入量超过了150克。
在汇总各项队列研究的数据之后，研究团队得出了前文说过的，爱吃豆腐的人有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的好处。
分析还显示，女性摄入异黄酮或者豆腐的好处，确实和雌激素密切相关。尚未绝经的年轻女性，和绝经后未补充雌激素的中老年女性，吃豆腐每周超过150克，都与冠心病发病风险下降50%有关。
但对于绝经后在补充雌激素的女性来说，吃豆腐却完全没能体现类似的好处，对此研究团队认为，可能是补充激素的好处就已经够多，不需要豆腐里的异黄酮再来增援了。HPFS研究则提示，男性吃豆腐的获益基本就是与风险下降20%有关。
不过论文的通讯作者哈佛大学教授Qi Sun表示，要对论文的结论谨慎解读：「 不管从任何层面来说，我都不认为豆腐是一种神奇食品，饮食的整体健康才是关键，而豆腐作为一种很健康的食品，可以被列入考虑。」
哈佛大学天文学家阿维·罗夫教授率领的国际研究小组发表了利用人工智能(AI)确定“地外文明(ETC)”存在证据的“伽利略计划”。多家西方媒体在2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那么这个天马行空的项目，它的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 罗夫教授以前曾在恒星间天体“奥陌陌”(从太阳系外飞来的全长约400米、宽约40米的茄形天体。2017年被发现，2018年离开太阳系)上，主张奥陌陌是“是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因此他的学说在如今的天文学界被视为异端。 罗夫教授研究小组将寻找ETC证据的项目命名为“伽利略”。是因为16~17世纪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地心说”为主流的时代主张了“日心说”，所以他被视为异端。现在的罗夫研究小组似乎大概是在重复着这种境遇吧。 据悉，该项目是对调查外星人电波的民间研究“地外智慧生命 探索 (SETI)”的补充。因为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搜寻地外文明(SETI)研究中心最近声称：通过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他们找到了8个新的“快速射电暴”(FRB)。研究中心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外星人的超光速飞船爆炸而产生的。 因此，利用AI，调查天文学研究论文和高分辨率望远镜的数据，找出外星人飞船(外星人的交通工具等)和非地球制造的外星人人造卫星等，以此证明ETC的存在。上个月，掌管美国情报机关的国家情报长官办公室公布了有关144件未经确认的空中现象(UAP)的报告书，并承认“有143件即使进行分析也不知道其真实身份”。据悉，他们也将对这一报告书进行系统的分析。因此， 人工智能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思维模式，帮助我们能够更好更快的找到外星人。 《英国每日邮报》的采访时，罗夫教授说：“报告书公布后，科学界的风向就变成了必须要寻找地球以外存在高 科技 技术的证据。地球以外的技术的发现对我们的世界带来的影响无法估量。考虑到陆续被发现的太阳系以外的地外宜居带（与恒星的距离适当，有水，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的区域）的行星的话，不可能否定ETC存在的可能性。我想在2023年之前可以发现ETC”。 的确，在这个太阳系中有一颗名为地球的拥有智慧生命存在的行星。但是包括太阳系在内的“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此外，据推测，宇宙中除了“银河”之外，还有“仙女座银河”、“车轮银河”、“蝌蚪银河”、“雪茄银河”等多达2万亿个星系。另一位天文学家指出：“每两颗恒星中就有一颗位于宜居带的行星。”，因此，或许某些星球上可能存在外星智慧生命，但重点可能是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到达地球。 罗夫教授重申，“奥陌陌”正在逆天而行。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它是一个外星物体，配备了一个非常薄的光帆（一种反射恒星发出的光并将其转化为液压动力的装置）。”。他再一次强调了奥陌陌是“宇宙飞船”的理论。 那么，这个天文学界的“异端”会改变世界吗？他们声称最快2023年能够找到外星人的存在，时间不是太长，我们还能等，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这个“异端学说”能否再一次改变世界。
“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是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说的。
理论依据是人类智能具有多元性。说明用多元的方式评价学生，体现了多元智能理论，即人类智能具有多元性的观点。
因为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的差异性，日常的教育活动中，应当尽可能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教育的内容、形式、要求都必须具有多重性，教育评价主体、评价的指标也应当多元化。所以说“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这正是一些地方、学校和教师在素质教育实践中涌现的好思想。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是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多元智能理论”，被誉为“多元智能理论”之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任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研究所主持人，专著超过20本，发表论文数百篇，超过20所大学颁给他荣誉学位。
《纽约时报》称他为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HCER|HUEA国际论文竞赛（International Essay Contest）是由哈佛大学本科经济学会（HUEA）与《哈佛大学经济学评论》（HCER）共同赞助的一个国际性征文写作比赛。考试内容Clarify statements区分经济学表述Recognise essay types熟悉文章类型Build logics in Economics建立经济学中的逻辑Structures for economic essa经济类文章结构Write reasonable sentences书写有理有据句子Formal writing tips正式写作的建议考试流程a.在已发布的问题中任选其一，写出1500字的回答论文，字数严格限制，多出将被自动删减；b.投稿通过HUEA官网，只接受PDF格式文件；c.论文由选手本人完成，不得发表过；d.必须包含引用资料，抄袭将失去比赛资格；e.只接受一次提交。奖项级别*前三名获奖论文（经作者许可后）将在《哈佛大学经济学评论》在线出版物上发表。* 前10名入围名单将在网上公布，并由2016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Oliver Hart进行评审。*另有20位参赛者将获得“最佳推荐”荣誉奖，他们的名字将在网上公布。奖项国际地位竞赛将向任何一年的高中生开放，是展示写作水平的绝佳机会，也是一篇说服力强、辩论力强的论文的绝佳机会。HUEA强调运用经济理论和现实案例，构建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同时HUEA也是向高校展示你在Common App和UCAS个人陈述方面的高水平写作技能的绝佳机会。参赛地点在家就能参加竞赛报名资格a.9-12年级在校高中生，不限国籍和地区b.参赛费用：160元c.报名后无法退款报名时间◾论文提交截止日期：12月◾公布最佳推荐和入围名单：2月◾官网公布获奖结果：3月竞赛如何报名投稿必须通过HUEA官网， 每位参赛选手只能提交一篇论文，同时只有第一次提交的论文会被纳入评选
它是在1859年由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犹太族学生在毕业论文中发明的，并由美国政府投放于西部地区，以缩短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100 年前，美国和我们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于是也进行 了西部大开发。当时美国通过《宅地法》，鼓励东部地区的人们到西部耕种和发展，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所以美国政府就应用了哈佛大学那两位学生的发明， 将这一模式投放于西部地区， 于是吸引了大量的人 们前往西部，并迅速带动了当地房地产、交通运输、旅游等各行各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快速提升。
资本运作又称资本经营、消费投资、连锁销售、亮点经济、离岸经济等，是中国大陆企业界创造的概念。
它指利用市场法则，通过资本本身的技巧性运作或资本的科学运动，实现价值增值、效益增长的一种经营方式。简言之就是利用资本市场，以小变大、以无生有的诀窍和手段，通过买卖企业和资产而赚钱的经营活动。
它是在 1859 年由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犹太族学生在毕业论文中 发明的，并由美国政府投放于西部地区，以缩短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我们知道在 100 年前，美国和我们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于是也进行 了西部大开发。当时美国通过《宅地法》，鼓励东部地区的人们到西部耕种和发展，这就是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所以美国政 府就应用了哈佛大学那两位学生的发明， 将这一模式投放于西部地区， 于是吸引了大量的人 们前往西部，并迅速带动了当地房地产、交通运输、旅游等各行各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快 速提升。这套模式在美国称为“离岸经济”（就是离开东海岸到西海岸发展的意思）。 其实，资本运作并非在美国应用，他是发明于美国、发展于日本、而成熟于新加坡。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重新分配，让一部分人快速富起来，让绝大多数人挣到钱。是讫今为止，管理最先进、奖金分配最高，风险最小，合作最人性化的一种投资理财模式。投资理财的模式很多，如购买分红型保险，买卖股票、基金、期货、外汇，银行存款等，我们采取的互助式纯资本运作模式，只是方式方法不同，主体不同，本质上完全一样。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有活力，静态的货币是没有价值的。虚拟的资本运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使资金迅速积聚，而这种积聚又迅速化为生产力和消费资本，从而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美国第一所学府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在那里开拓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已经有了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当初哈佛学院的创办者把剑桥大学的模式移植过来，学院最初定名为“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为了纪念学院的创办者和建校费用的主要捐献者约翰·哈佛（John Harverd），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将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 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竞争中争先1693年，北美第二所学府威廉·玛丽学院（今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一所学院）诞生。1701年，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成立。这两所学院的出现，使哈佛学院有了伙伴和竞争的对手。18世纪下半期，北美洲陆续建起了9所学院，新建的学院虽然大体上仍沿袭英国古老学府的模式，毕竟时代不同了，受欧洲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影响，数学和自然科学陆续挤进这些学院的教学领域。受英国古老大学传统影响较深的哈佛学院，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1727 年，哈佛学院建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讲座，这是顺应时势的变革之举。此时，北美产业革命的势头兴起，新兴的工商业对应用科学的需求使哈佛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么墨守成规，这将失去它在北美高等学府中的领袖地位；要么推陈出新，以求继续执掌北美学府之牛耳。哈佛选择了后一条路。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讲座开设后，哈佛学院还置备了一批科学仪器和设备，教授们用实验的方法，向学生讲授天文、物理和化学知识。在数学领域内，设立了测量术和航海术等技术学科。1780年，医学教授讲座的建立，促进了植物学和化学的研究。教授们开展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北美和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自然科学终于在哈佛建立起牢固的阵地，并对其它学院产生影响。1775-1783年，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哈佛学院顺应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独立战争的正义事业一边。在马萨诸塞，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7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在哈佛学院所在地坎布里奇就任北美独立战争军队的统帅，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设在坎布里奇。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哈佛学院给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乔治 ·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约翰·杰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等人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到1780年，哈佛学院已先后建立了神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医学等教授讲座，学院升格为大学。按照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必须拥有3个学院的联合体，才够格称为大学，当时马萨诸塞州议会竟破格承认哈佛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既是厚爱，也是鞭策。哈佛大学继续抓紧自身建设，1816年设立了神学院， 1817年设立了法学院，加上原有的以文理为主科的哈佛学院，一共有了3个学院，成为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大学了。19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的影响已超出马萨诸塞之外，及于美国中部和南部。在北美独立战争初年，哈佛学院的基金，连同地产的租金在内，不足1700英镑。战后的1793年，哈佛的基金已超过18.2万美元。到了19世纪,由于校友的赞助，哈佛大学的基金稳步上升，1800年为24.2万美元，1869年为225万美元。在此期间，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了较大的变化。1790年，哈佛大学开设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包括天文学）、英文写作、哲学（包括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神学、自然科学，希伯来文和法文两科由学生任选一科。哈佛大学课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在此时期，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关于大学教育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二者统一的原则；教育与研究统一的原则和科学统一的原则。洪堡不仅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理想，并在他倡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践，提倡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成为德国新型大学的榜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一些青年教授，曾经留学德国，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他们要求改变英国大学的模式，转而以德为师，效法德国大学的一套制度。1825年，有4位青年教授联名提出4项改革意见：减少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重视对现代外国文学的研究；设立研究生的学位制度；按照学生的能力分班教学。这4项意见当时未被采纳。1829年，昆西（J.Quincy）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大刀阔斧，极力扭转哈佛大学的方向，大力倡导重视理科的教学。他任职16年（1829－1845），在哈佛大学办起了理学院，建立了一座天文台。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哈佛大学的发展，学校课程内容范围扩大了，重点转换了，自然科学受到了极大重视。1869－1909年，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William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并且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注册学生从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学人员从49名增加到278名，学校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亿美元。1909－1933年，洛厄尔（Abbott Lwrence Lowell）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洛厄尔实行的导师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学沿用。洛厄尔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哈佛大学实行住宿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在大型的综合大学中，本科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学院环境，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住在哈佛校园内或附近的宿舍中，一年以后，学生们分住在12幢宿舍楼内，还为少数走读生设置了第13幢宿舍楼。每幢宿舍楼内有一位住校教师和一个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此外，每幢宿舍楼还设有餐厅、图书馆，在宿舍楼区，经常开展各种有趣的体育、社会和文化活动。近几届的几位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博克（Derek Bok）和现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等都对哈佛大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同时也尽力发挥哈佛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出类拔萃的作用。科南特1919－1953年历任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校长，他在哈佛大学实行校外特别委员会制度，用这个机构来评议学校教师的资格和任期。他还创建了一项普通教育方案，除主修课程以外，向所有本科生提供广泛的学习领域。1953－1971年，普西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哈佛大学进行了美国高等教育史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为哈佛筹集资金达8.25亿美元，这项活动提高了哈佛大学教师的薪金，扩大了对学生的资助，建立了新的教授职位，充实了教学设备。1971年以来，博克担任校长，他精心处理了高等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行政管理、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换等问题，博克校长还重新组织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进到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生院和各个系科。1991年，陆登庭出任第26任校长，作为更好地协调各学院和教师关系的一部分，他开创了一个集中的全校范围的学术计划，目的是辨别出哈佛最主要和优先的部分。另外，陆登庭还强调大学的责任：优秀的本科教育，大学的门始终向不同经济阶层的人敞开，研究型大学如何适应信息快速增长和严重财政约束的时代，在一个自由表达的社会中迎接挑战。课程的不断改革与更新哈佛大学36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发展与变革互相推进的历史。创建后一个半世纪的哈佛学院，一直是以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为模式，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官员为目标，注重人文学科，学生不能自由选择课程。 19世纪初，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号角在哈佛吹响了，崇尚“学术自由”和“讲学自由”。“固定的学年”和“固定的课”的老框框受到冲击，自由选修课程的制度逐渐兴起。在哈佛学院也有人倡议实行课程选修制度，这种革新的要求遭到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倡议在哈佛未得实现。然而，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学生个性的呼声日益高涨。1839年，哈佛大学再次发动课程改革。1841年，哈佛正式实行选课制，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很快又有所倒退。19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地位逐步提高，工程师、自然科学家和工业技术人才得以和律师、官员等并驾齐驱。形势的变化对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十分有利，选修制再次兴起，哈佛又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前列。1869年，年仅35岁的埃里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此后他担任校长40年，是推行选课制的主将，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全面实行选修制。到1895年，只有英语和现代外语仍为必修课，其它均为选修课。美国许多高校纷纷步哈佛大学后尘，减少或废除必修课，增加选修课。按照自由选修制的要求，攻读一种学位，可有16门课程供学生选修，只要符合规定，便可取得相应的学位。这种方法打破了固定的四年学制，成绩优异者三年内即可取得相应的学位，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在埃里奥特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招聘名流学者任教，选修课程开设超过其它大学，学生的知识面扩大，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埃里奥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改革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他强调高等学校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一是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二是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三是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1909年，洛厄尔出任校长，他在保留自由选课制优点的前提下又提出了新的教改方案，从1914年起，实行"集中与分配"制。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任学生自由选择。这种制度既保证专业课学习的深度，又能扩大学生的视野，也可给学生的个人爱好留下适当的余地。1933年，化学家科南特担任校长，他励精图治，于1940年主持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课程改革。经过5年的反复研究，提出了专门报告，主张加强普通教育。哈佛大学按照专门报告的建议，又作了5年实验，在1951年正式推行“普通教育”制度。按照普通教育制度的规定，第一，一、二年级的学生，要从自己所在的系中选修6门专业课，再从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别的普通教育课中各选一门，共3门课，另外还需从其他系的课程中至少选3门；第二，三、四年级也设有普通教育课，没有学过一、二年级普通教育课的，不得选修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选修一部分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四，学生不得选修属于同一个考试组的两门课。这样做，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的很紧密，而且先后有序，互相衔接。这种办法吸取以前制度的优点，加以综合，形成了以通讯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度。哈佛大学学生成绩的计分方法一般有四种：第一，按A、B、C、D、E五级计分，A为最高分；第二，及格和不及格；第三，满意和不满意；第四，有学分和无学分。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又进而研究在普通教育中哪些课程是核心课程，或称基础课程。他们深切认识到，不论学习任何专业，都必须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根深叶茂，本固枝荣”，这一思想在哈佛大学是很明确的。德里克·博克于1971年出任校长，他十分关注大学本科的基础教育，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世纪初，美国一般大学文科的课程是按照纵深与横亘相结合的原则来设置的，既让学生对某一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又要求学生对其他领域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到20世纪中期，则要求学生在知识广度方面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有概括的基本的理解。到了六、七十年代，以上的课程模式再度受到挑战，由于人类的知识领域空前扩大，各学科之间过去的传统界限已被冲破，使得传统的文科课程结构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局面。1973年，博克校长任命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为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责成他负责研究文理学院的目标及哈佛本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号召教师们献计献策，以集思广益，重新制定有关大学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罗索夫斯基任命威尔逊教授研究共同基础课问题，于1976年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威尔逊报告”。这份报告主张制定一种强制性的共同基础课程，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由罗索夫斯基院长亲自主持进一步的修改工作，结果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共同基础课的报告，并决定于第二年开始付诸实施。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哈佛大学是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革新的，这种改革不是凭单纯的热情而匆忙从事的，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这些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颇有借鉴意义的。哈佛大学的机构哈佛大学的校务领导机构，一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另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哈佛大学董事会哈佛大学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政和校务的管理。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的重大事务，由校长和各部门主任向董事会提出讨论定。哈佛大学各个研究生院院长和各个系的系主任，都由校长任命。校务监督委员会哈佛大学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历久常新的生机所系在世界著名学府之林中，哈佛大学算得上是一株不老松，探讨这所名牌大学长盛不衰之所系，是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其之所以能够历久常新，与时俱进，值得各个大学借鉴。一、革故鼎新。初建时期的哈佛学院，其规模只相当于旧中国乡间的一所村塾，如今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全美学府之首，这不是上帝恩赐，也不是自发而成，而是哈佛人艰苦创业，不断革故鼎新的结果。事实证明：新陈代谢，革故鼎新，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哈佛从仿效英、德到独创新制，由只学固定课程到采取自由选修制、集中和分配制、普通教育制，以致形成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等等，无一不是革故鼎新的结果，时至今日仍未止步。这是一所学校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所在。二、质量并重。哈佛初创时，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四名。现在，教师人数已超过两千，学生人数近两万名，数量的发展是惊人的。哈佛在发展中并未忽视质的提高，坚持质量并重。保证教育质量，除了指导思想明确以外，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充实和完善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佛的教学设施、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等等都是第一流的；二是重视人的素质，教师要严选，学生要精挑。对于学生的录取，哈佛是相当严格的，获准入学者约占申请者的 10－20％，大多数新生入学前的中学成绩为A等。由于教师阵容强，学生起点高，再加上物质设备等其他条件，才保障了哈佛有相当高的教育质量，在美国以致全世界的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三、教研结合。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都已成为“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哈佛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实表明，教师水平再高，也需不断进修。哈佛的教师都有科研任务，哈佛的高年级学生或成绩优异者也在学习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哈佛图书馆、博物馆、既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本身也从事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做到了教学、科研结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四、内外协作。哈佛大学内部各单位息息相通，许多学生可以交叉注册、跨系跨学科进行学习，哈佛又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和有影响的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内外协作，使得哈佛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扬长避短，发挥最佳的效益。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哈佛的社会学相对于哈佛大学的历史来说显得很年轻。哈佛大学始建于1636年，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但哈佛的社会学创建于1930年，不仅晚于欧洲的社会学，在美国本土来说也算是后起的（1892年芝加哥大学创办的社会学系是全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但是，哈佛毕竟是哈佛，由于这里是学术文化的重镇，因此哈佛社会学系创办不久，即成为北美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也开创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有人这么说：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学开始了她的“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哈佛社会学系。这与当时许多著名社会学大师的成就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哈佛社会学系的始创者俄裔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P. A. Sorokin, 1889—1968)，他被视为老一辈社会学家中的最后一个拓荒者，被列为跟斯宾格勒、罗素、汤因比等大师齐名的20世纪的杰出人物。他的一生传奇而富有开拓性，他曾是一位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政治活动家。1922年索罗金被前苏联驱逐出国后，很快就到了美国。1930年，他加入美国国籍，并转到哈佛大学任教，直至1959年退休。索罗金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哈佛期间做出的。在这之前，哈佛大学尚未设立社会学系。他一开始被安排在经济学系。1930年在他的倡议下，学校组建了社会学系，索罗金为第一任主任，任期长达12年。新创办的社会学系很快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以至时间不长哈佛就成了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学术中心。曾在哈佛执教或学习的重要人物包括帕森斯、霍曼斯、默顿等。他们许多人后来是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巨擘。1942年，索罗金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后由帕森斯接任。索罗金逐渐偏离了社会学研究。40年代末，他创立了“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转向了利他行为研究，并进一步发展了比较社会研究和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从40年代到60年代，索罗金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形象有些不合时宜。他抨击现代集权的军事工业社会，认为西方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接任社会学系主任之后，开创了哈佛社会学的辉煌时期。以他为代表创立的功能主义学派的出现，也标志着现代社会学的开端。帕森斯于 1927年到哈佛大学任教，先在经济学系，1931年到了新成立的社会学系，在索罗金的手下工作。尽管他们的合作并不成功，但帕森斯的脚跟越站越稳。 1944年他接任系主任之职，并于1946年改组为社会关系系，任职到1956年。到1973年退休，他在哈佛任教达46年。帕森斯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成名作是1937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此书奠定了他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地位，它也被看作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经典之作。这项成果根本改变了美国社会学界理论贫乏的境况，显示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由此使美国社会学步入了所谓的 “黄金时期”。帕森斯实际是一位少有的理论家，他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到20世纪40年代末，帕森斯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的阶段。以《社会系统》为代表，形成了他的具有系统论特征的功能主义观点。重要的是，他在新改组的社会关系系，联合了大批有才学的人物，以此建立了他的一个社会学帝国！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帕森斯就与社会学系的一批有才干的研究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些人包括默顿、戴维斯、约翰·赖利、维廉斯、穆尔等。这就是所谓的“哈佛圈”（Harvard circle）。他们以帕森斯和默顿为核心，共同讨论功能主义理论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功能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学的第一个最具影响的理论流派出现了。提到功能主义学派，我们不能不说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他虽然于1939年离开了哈佛，但他与哈佛有着不解之缘。默顿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争取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成了新成立的社会学系的首批研究生，受教于索罗金等名师。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默顿毕业后，先在哈佛大学作了两年多的讲师和导师（tutor），随后到新奥尔良的土兰(Tulane)大学任教。1941年起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对默顿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学者，首先就是索罗金。默顿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看似狂妄地选择哈佛大学，就是因为索罗金在那里。他说索罗金就是自己寻求的导师，正是索罗金吸引着他到了哈佛并接触到了广泛的欧洲思想。默顿一进校就做了索罗金的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他说自己甚至成了索罗金的替身，每天都到他的办公室去，替他做许多事情。所以默顿较早地参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如他1934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法国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就是替索罗金作的。他还较早地参与了对涂尔干社会学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索罗金宏伟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的研究项目。这些方面的研究为默顿后来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甚至起了一种定型的作用。对默顿的学术成长有很大影响的第二位人物就是当时年轻的教师帕森斯。默顿说真正开启他的社会学思维的人，不是索罗金，而是帕森斯。在哈佛期间，帕森斯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对手；他们共同提出了功能主义观点。默顿等当时经常去听帕森斯所开设的理论课，课后又在一起讨论。帕森斯当时正在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默顿曾仔细读过其手稿，并提出了批评意见。尽管帕森斯的理论观点引起了默顿很大的兴趣，但从一开始，默顿的理论取向和风格就与帕森斯有极大的不同，甚至其理论分歧比我们想象得还大。默顿与帕森斯并称为功能论的“巨子”，但其理论取向相去甚远。帕森斯追求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一元性，追求的是“宏大理论”；而默顿则强调理论的经验性和多元性，倡导建立“中层理论”。前者属“刺猬”，而后者属“狐狸”。因此，从一开始默顿与帕森斯走的就是不同的理论道路。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10-1989）也是哈佛社会学的大师之一。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开始学的是英国文学。后来由于受到了生物化学家L. Henderson和心理学家、“霍桑实验”主要组织者梅奥的很大影响而转向了社会学。他成了当时哈佛大学帕累托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早期开展了对帕累托的研究。1939年霍曼斯到社会学系任教，但1941年他被征兵入伍。直到1946年，帕森斯组建社会关系系时，他才又回到社会学系任职。1970— 1975年间他任社会学系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 《人类群体》（1950）、《社会行为及其基本形式》(1961)等。他后期受B. F. Skinner的影响，主要倡导一种行为主义的研究取向，强调对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从而与流行的功能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抗。在帕森斯组建社会关系系时，与霍曼斯一同任职的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萨缪尔·斯托佛（Samuel Stouffer，1900-60）。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专长于定量分析方法。他在哈佛大学组建了“社会关系研究室”，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其主要著作《美国士兵》（1949）对群体动力学和社会研究方法都有突出贡献。在哈佛大学斯托佛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跟帕森斯联手为研究生所开设的课程。他与帕森斯在学术研究风格上虽然不同，一位专长于实证研究，一位专长于理论思辩，但在他们一同主持的研究生课上，各有所长，相互补充，从而使学生受益匪浅。随着这些社会学大师的相继谢世，哈佛社会学似乎失去了其昔日的辉煌。然而，这些大师的遗风尚存，余威尚在。故在哈佛社会学系的小会议室墙上，赫然写着：You can go anywhere with a degree in sociology（你拥有了社会学学位，天南海北任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