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大呆了两年了，眼看这就要跨进第三个年头，我觉得地大作为一所重点大学，师资力量是不用说的，优秀的教授有很多，我就说说我身边的吧。
我是艺术与传媒学院的，专业课的老师几乎都是教授，都很优秀是不用说的，有的甚至看起来还很年轻。下面我就列举几个我映像比较深的老师。
李待宾：目前我们上了李待宾老师两门专业课，老师上课很有趣，不管是课堂上讲课还是布置的课后作业都很灵活，不是死板的写啊画啊之类的。而且作业会带着我们一点一点去完成，就是每节课都深入一点，而且作业会尽量每个人都看到。喜欢我们多出去走走看看。老师很随和，上课也会和我们说家常，在说家常的同时又给我们说专业知识，拓展我们的知识，讲课不生硬让人听起来没有压力。
李待宾老师在上课
彭静：人美心善的老师，看起来很年轻，彭静老师是研究公共艺术设计和景观艺术设计方向的。主持了多个公共艺术设计项目武汉园博园就有彭静老师的设计。另外，彭静老师在国画方面也有恒高的造诣，于2018年9月15日在武汉墨语堂美术馆开展了“摇香·引秋”为主题的团扇作品展。
现在我们在上彭静老师的中国传统绘画学习中国画，是一门很有趣的课，对中国画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过来蹭课旁听啊~
大学，非之有大楼也！而有大师也！
中国地质大学有一条短短的长廊，一块块立碑，代表了一位位院士的坚守，一段段文字，都是他们走过的风雨路。
翟教授专于矿田构造学，金属矿床地质及成矿规律。老先生为人亲切，虽然已经是高龄，但是依旧在讲台上坚持。每次出去参加项目，也总是不甘落人后，在登山找标本的时候，跑的比年轻人还快咧！
侯春林——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候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生态经济评价与土地资源规划。
侯老师当时给我们讲授的是人文地理学这门课程，在课堂上侯老师很有一套，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为我们展开知识的学习，不是古板的灌输式的，而是引导式的学习。在我们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实习过程中，侯老师全程跟着我们，耐心听每一位同学的讲解，然后指出不当的地方，提出建议让同学们提高知识的掌握，十分让人钦佩。
曾克峰——区划系教授
曾老师当时为我们讲授地理科学导论课，一个半小时的课程，曾老师准备了长达三个小时的ppt，在课堂上曾老师激情满满，结合中外的发展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影响最深刻的是，曾老师最后还是没有讲完他的ppt，所以老师给我们拷贝了他的课件，然后告诉我们看完了不懂得去找他，他为我们一一解答，十分敬业啊！
在我们的身后，还有一大群可爱的人在无私奉献，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以下附上几位老师的照片。
（霞姐）
（张绪冰，这个老师，有点幽默哟！）
1.文献计量学的理论
中国早在数年前就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口号，邓小平同志也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而学术期刊是科技及先进文化的载体，面对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信息通讯技术及信息处理现代化方式日臻完善的今天，作为载体的学术期刊就应先行一步，高瞻远瞩这是形势使然。
科学技术研究的最终结果主要表现在发表科技论文、科技成果获奖和取得社会与经济效益三个方面。科技论文一般指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性论文，它是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科学研究最直接产出形式之一。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效率，特别是论文的水平，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以及科研人员科技能力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对科技论文的定量分析进而对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水平进行整体评价，国内外管理人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和尝试，如利用模糊数学模型分析等方法。其中，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一。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从定量的角度出发，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方法，通过对文献特征的统计分析，来研究文献体系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和定量管理，进而探讨文献的变化规律和科学管理。近几年来，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情报学以外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文献计量学指标用于科学技术生产效率的评价，使决策者可以对科技研究进行有效的定量化管理。简单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例如出版著作数、发表论文数、被引用次数等等，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部门中作为考核、奖惩、晋升职工的评估依据。这些简单指标的组合，就可以评价大学、研究所、工业公司以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能力。在近10年中，文献计量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果，各方面更趋成熟，研究层次更趋深入，定量化描述的手段与方法也日益改善。同时寻求更系统全面的数据集合，更现代化的文献数据处理手段，最终有效地指导文献情报工作。
近几年来，文献计量学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应用研究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在科技管理与决策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有关领导部门和研究者的重视。国外对此十分重视，例如，美国、英国、匈牙利、印度等许多国家不仅把文献计量指标作为科学计量学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管理的高度，认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编制《科学引文索引》（SCI）。这一大型索引的出版和发行，为文献计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的有力工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献计量学应用所必需的大量数据，有效地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文献计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SCI就没有现代的文献计量学。我国著名学者赵红洲、蒋国华等人曾经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发表论文的名次，并以“学术榜”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领导的高度重视。从1987年起，国家科委为了从一个侧面评价我国学科发展、科技投入产出情况及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成就，委托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今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利用ISI的三套出版物，对我国学者从1983年以来发表的论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接着，国家科委专门下达资助课题，要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信息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并逐步形成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有关统计结果。中国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从1998年起也逐年出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简称《指标集》）。集内有100多项统计指标，运用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的有关方法，对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力和影响力及其分布情况从总体上进行了客观的描述。该书的内容包括：统计源概貌，机构研究计量统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研究计量指标，地区研究计量指标，科技基金计量指标，合作研究计量指标，人才研究计量指标，文献评价计量指标。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连续资助了6项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促使其研究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深入发展。由于文献计量指标的评价功能与其它社会评价指标的功能是一致的，而且其研究成果和计量数据可以为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定量依据与支持，因而越来越受到有关领导和管理部门的广泛重视。这一重要进展表明，文献计量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正在由课题研究向事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有利于文献计量学冲破传统的局限，增强其渗透力和辐射力，大步进入“科技圈”、“管理圈”、“决策圈”，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和重视。这是90年代以来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应用发展的显著特点与趋势之一。
2.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
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建立的背景
文献计量学的应用是建立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的，因此必须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建立正规的文献信息计量工具，为应用提供大规模数据的获取渠道和来源，必须依托较为适宜的文献数据库才能进行。目前国内文献计量学研究大多利用SCI为数据源进行统计研究，但在本研究进行项目调研中发现SCI创建时间较短，在可追溯性方面不如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检索工具（如地质学方面有200多年收录史的GeoRef），虽然SCI收录5000多种期刊，但由于其专业覆盖面很广，故每个学科的收录数量都不够。并且SCI对各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同，所以各科学间的数据不具备可比性。此外SCI中没有“分类号”一项，不能按学科进行分类检索，因此用它进行某学科的统计就很困难，一些文献统计项目为了用SCI进行各学科综合统计研究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对原始数据重新进行分类等加工、录入，这一点可反映出数据源选定的是否得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统计工作的结果和效率。可以认为利用SCI对国内外地球科学进行分学科和领域论文分布及其变化趋势分析，论文使用的分析测试方法统计分析，论文研究的区域分布统计分析，论文提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无法满足要求，因此，本项目组自行设计并完成了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
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
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应用数据库技术和公共查询系统技术实现对地学文献数据的存储、查询、分析、输出，实现地学文献的信息化管理。
（1）系统运行环境：
a.服务器：WINDOWS NT及其以上平台，PIII 800、RAM/256M、Disk/20G；
b.客户机：DINDWOS 9X或WINDOWS NT及其以上平台，PII 350、RAM/64M、Disk/9G；
c.网络：互联网；
d.数据库：MS-SQL 2000。
（2）系统结构：
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系统的设计采用了三级B/S体系结构，三层结构包括客户机、应用服务器、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这种方式又称瘦客户机系统，在客户机端没有或者有很少的应用代码。客户机负责数据结果的显示和用户请求的提交。应用服务器和Web服务器负责响应和处理用户的请求。而数据库服务器负责数据的管理工作。所有的空间数据和应用程序都放在服务器端，客户端只是提出请求，所有的响应都在服务器端完成。其中，Web服务器位于系统的中间，是原型系统的枢纽与核心部分，是系统设计和实现的关键。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系统前端是Client/Brower，中间是Web Server，后端是Sql Server。
图1 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应用的结构图
（3）系统总体功能：
a.数据库管理：实现数据输入与维护、查询、显示输出等，系统也提供Web环境下的数据管理，数据信息可在远程或本地进行编辑、浏览、维护。
b.系统可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初评估、总评估：依据文献查询结果进行学科、主题、作者、研究单位、研究区域等相关度的统计和分析。
c.数据交换功能：系统可通过转换工具将数据转换为其它标准格式，如2709等国标数据。
d.系统具有完整的桌面管理和帮助系统。
（4）系统构成框图（图2）与主要功能图（图3）。
图2 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的构成框图
（5）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环境：在中文WIN2000下利用SQL2000、ULTRADEV、VBSCRIPT进行开发。
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数据源选定
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系统建库主要收集和利用《GeoRef检索系统》（以下简称GeoRef）、《中国地质文献库及检索系统》（以下简称GDS）作为数据源，GeoRef是中国地质图书馆在1982年开始引进的美国地质调查所信息中心所建的地学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北美地区自1785 年以来的和世界上其它地区自1933年以来的地质文献，包含了地球科学领域国际上公认的5000余种期刊、会议资料等，总共约220万余条，其收录范围覆盖了地球科学近40 个类目，是目前国际最权威的地质学文献检索数据库。GDS由中国地质图书馆所建，收录1985 年至今的400 余种期刊、专著、论文集和国际会议中文资料，累积文献量达20 余万条，收录范围基本覆盖了地球科学、土地科学等40个类目，是我国地球科学和土地科学研究领域最大型的检索系统，是国内最权威的地质学文献数据库。选取上述两个数据库作为本系统数据源的主要原因是：①GDS的基本结构和选刊原则等诸多方面与GeoRef接轨，建库依据了文献计量学的结果；②两种数据库均有较为严格选刊标准，收录文献的种类较多，即将国家级单位主持的地球科学类专业杂志悉数收录，也将一些地方主办、流通区域有限因而影响较小的地球科学杂志收录；③两种数据库收录时间较长，GeoRef已有200年数据，GDS的数据年限已有近19年，非常适合于我们对多年来地球科学论文情况进行分析；④两种数据库的分类系统设立既遵循了地球科学的学科分类，又是从检索文献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GDS是参考了GeoRef的类目名（表1、表2）。所以根据GeoRef和GDS得到的分析结果应该是代表国内外地球科学研究水平。不足之处是两种数据库都缺少引文分析。
图3 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系统的主要功能示意图
表1 GeoRef数据各学科使用代码列表
表2 GDS数据各学科使用代码列表
续表
3.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实例
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是利用国内外地学文献统计分析系统，检索提取科技人员和研究机构发表论文数量的统计数据，进行科技人员群落及研究机构的学术榜的测定；检索提取分类统计数据，进行相关学科的学科体系演变和发展趋势分析。
国内研究机构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
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系统框架结构中的选项有：题目、作者/单位、刊名、出版社、出版年、卷、页、文献索取号、语言、载体形态、关键词、分类号、文献识别号、记录状态、文献类型、目录级别、文献载体、ISSN号、ISBN号、会议、版次。如想了解我国近年来各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的情况，通过系统选择框架结构中“出版年”，输入“年代（1997、1998、…2001）”，检索出各年代收录的全部文献，再选择系统框架结构中的“作者/单位”输入、并通过Excel运算处理，即可得到如下的统计数据（表3）。
表3 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系统1997～2001年收录国内研究机构论文数量
国内外学科结构统计分析
利用国内外文献统计分析系统对GeoRef数据库100年、GDS数据库15年期刊论文进行学科的统计分析，数据采集的方法是利用分析系统框架结构中的“分类号”进行检索，GeoRef数据库的检索式：分类号的字段代码、GDS数据库的检索式：选择检索系统框架结构中的“分类号”，输入分类代码，采用上述方法我们采集了国外100年、国内15年的分类数据，编制了国际地质科学体系学科结构的百年演变图及国内地质学科体系学科结构近20年演变图（详见第一章）。
中外综合性期刊地学论文对比研究
（1）《科学通报》、《中国科学（D辑）》、《Nature》和《Science》的地学学科结构的统计分析
《Nature》和《Science》分别是英国和美国主办的世界顶尖的综合性科学杂志，所发表的地学文章一般都反映了地质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进展。而《中国科学（D辑）》、《科学通报》也可以算是我国顶尖的综合性科学杂志，4种杂志的学科结构，反映了近年来地质科学基础和前沿研究领域及其变化趋势。
比较4种期刊可知，第四纪地质学方面的论文数都居于其它学科之上，说明近年来对第四纪地质与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日趋重视。词频统计结果也表明与其相关的术语出现最多，如“第四纪”、“新生代”、“全新世”等。因为第四纪从时间上离人类活动的历史最近，因此研究第四纪地质、环境、气候变化等，无不与我们人类的生存这个重大问题密切相关。《Science》和《Nature》上关于宇宙地质（或球外地质）的论文排名在前5位，比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上的排名要靠前。球外地质实际上也是一个涉及到未来人类居住环境的重要科学问题，当然它还反映了我们对地球起源等根本问题的不懈探索。之所以国内这方面的论文还比较少，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主要可能与国家经济实力、技术设备水平有关，其次是对人类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从统计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国外两著名期刊上关于经济地质（包括矿产、能源等）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少，而国内两大期刊在油气地质、金属矿床两类论文数量均名列前茅，这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矿产、能源的需求量大有关。另外，地质找矿仍然在我国地质工作中占相当大比重，这方面的成果（论文）也就很多。
（2）《Nature》和《Science》国别分布的统计分析
从表4、表5可看出，前10位除中国之外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更是遥遥领先，英、法、德为第二梯队，明显落后于美国。这表明只有经济上相对强大了，科技的发展才能得到有力支持。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较快，也很重视科技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因而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之所以能够跻身前10强，说明我国在地学领域已取得了一些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
表4 在《Science》1996～2001年发表地学论文数前10位的国家
图4反映了过去20多年以来我国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地学论文的情况，论文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近6年以来迅速攀升，表明我国地学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表5 在《Nature》1996～2001年发表地学论文数前10位的国家
图4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Science》、《Nature》上发表的地学论文数量变化曲线
（3）《中国科学（D辑）》、《科学通报》、《Nature》和《Science》机构分布的统计分析
对《中国科学（D辑）》、《科学通报》、《Nature》和《Science》4种期刊1996～2001年每一年不同单位发表论文数的多少进行了排序，从图5、图6看，在《Nature》上大学、研究所、国际组织、公司和其他分别占58%、28%、15%、11%、0.2%；《Science》上大学、研究所、国际组织、公司和其他分别占47%、27%、0.4%、0.05%、24%，大学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研究所。这与《中国科学（D辑）》、《科学通报》情况完全相反（表6、表7）。
从表6、表7中可以看出，我国发表地学论文最多的单位是研究所，其次才是大学或学院。按发表论文的多少进行排序的结果表明，中科院地质所、地球物理所及其所属各实验室发表论文数最多，其次为地科院、地震局、海洋局等所属研究所。中科院论文数遥遥领先于其它研究所。大学中学术论文数量较多的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同济大学（排名未分先后）。
图5《Nature》1996～2001年发表地学论文机构分布
图6《Science》1996～2001年发表地学论文机构分布
表6《中国科学D辑》1996～2001年发表论文作者单位分类统计
表7《科学通报》1996～2001年发表论文作者单位分类统计
中外期刊地学论文研究领域的对比分析
根据选定的国内外地学期刊统计分析系统数据源，采集和分析了16000多个数据，从而对矿物学、地球化学、岩石学、古生物地史学及地层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第四纪地质学与全球变化、环境地质学、工程地质学、能源地质学、行星与宇宙地质学、海洋地质学、地质年代学、地质观测技术等研究学科和领域进行了专题调研，反映了研究领域的变化趋势（详见学科分述部分）。
孙老师是我们院的老师，很有成就：“九五”、“十五”期间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了8项国家863计划，97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和4项横向国家三大石油公司研究型、研究应用型和生产性课题。在理论与应用实践结合上有所专长，别是在海洋油气资源和天然气水合物综合勘探方面研发了具有高技术特色的海上地球化学快速探测系统，填补了我国海上快速地球化学勘探的空白，在国内相关专业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近五年公开发表论文31篇：其中国内核心期刊24篇，SCI检索3篇，专著：3部。目前的研究方向：海洋资源（烃气、非烃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探测技术。 2、船载地球化学快速探测系统技术手段的研究开发和仪器研制。 3、高技术发展计划研究成果的技术推广和产业化——陆上石油和天然气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综合探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䗴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䗴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 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䗴”，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 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No.5,pt.2”）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 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 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sp.nov.)。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 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 他 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李四光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 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 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 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 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 的 化 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 时代： 前寒武纪， 产地： 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 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 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 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 此后“长兴灰岩”， 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 也是地球 历史 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 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 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陈梦熊
( 国土资源部)
一
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丁文江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经过艰苦耕耘，播下了地质科学的种子，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园地。
二
民国元年 ( 1912 年) ，在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内，
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新机构———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
1913 年，中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质研究所，
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
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兼任地质科的科长，
从此肩负开拓中国地质事业的重担。
三
为了在全国开展地质调查，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
首要任务，是要培训一批地质人才;
把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
暂时办成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讲习班。
四
三年紧张的教学活动，
引进了国外地质科学的新教材、新理论。
不仅狠抓基本课程，还要狠抓野外实习;
为了苦练基本功，西山成了练功基地，
亲自带领年轻一代，登山涉水，跑遍大江南北。
五
1916 年，18 名风华正茂的青年，
共同庆祝正式完成学业;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由本国培养成才的地质学家，
根据外国专家的评语，这批年轻学生的水平，
并不低于留学归来的大学毕业生。
事实证明，他们有的成为著名教授，
有的成为各个不同学科的专家权威，
为开拓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
1916 年，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三位地质界元老的积极倡导下，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设在政府机构内的地质调查所全面开始工作，
丁文江光荣地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
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地质队伍，
真正地成为自己大地的主人，扭转了长期以来
只有外国地质学家独占天下的可悲局面。
七
丁文江是一位讲究实际、脚踏实地的地质学家;
他十分重视野外调查，一再强调
地质科学必须密切结合野外观察。
1911 年，当他刚从欧洲回到祖国的大地上，
他没有急忙赶回苦苦思念的家乡，
去看望年迈体衰的爸爸妈妈，
而是匆忙走向他所向往的云贵高原，
在崇山峻岭中，开始他的地质生涯。
八
1913 年，当他刚刚上任不久，
就把筹建地质培训班的工作安排妥当。
他又急急忙忙前往山西，
开展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
他在 《农商公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被认为是中国地质学家，
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学术性篇章。
九
1914 年，他再度远征西南边陲，
单枪匹马，在荒山野岭进行探险式的野外考察。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
他从西南到东南，从华北至东北，
马不停蹄，跑遍了神州大地。
特别是 1930 年前后，他组织了地调所的主要力量，
开展了一次西南地区地质大考察。
丁文江生前硕果累累，仅经后人整理
编辑出版的地质调查报告，全书就达 746 页。
他对煤田地质和地质构造造诣颇深，
对地层学犹多建树，曾发表 《中国造山运动》、《丰宁系分层》等重要论文，其中对下石炭统的划分，至今仍被引用。
十
丁文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
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业家和矿业开发家。
他曾在龙烟铁矿、北票煤矿、中兴煤矿等矿业公司，
以及石景山钢铁公司等，担任总经理、董事长，
对促进中国采矿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 1917 年发表的 《中国矿产资源》，
是中国最早发表的一篇介绍矿产资源的英文论文。
由他编著的 《五十年中国之矿业》、《中国官办矿业史略》，
以及 《中国矿产纪要》( 与翁文灏合著，1921) 等著作，
都是有关中国矿业发展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十一
丁文江博学多才，才华横溢。
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科学活动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第二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并兼任 《中国古生物志》主编 15 年。他还一度担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
“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他曾列席巴黎和会，
并去苏联参观访问，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表示赞赏。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片土地被侵占，
他和胡适等创办 《独立评论》，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
他积极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是一位真正爱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十二
1936 年元月 5 日，丁文江先生在湖南长沙
不幸因煤气中毒，医治无效去世。英才早逝，
全国地学界、学术界同仁，无不深感惋惜和悲痛!
丁文江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
为推进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
不愧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先驱与奠基人。
丁文江先生热爱祖国，毕生追求真理，
为人光明磊落。他治学严谨，刻苦钻研，
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中国地质事业的史册。
我们永远怀念他!
自已再精简下！！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
大学本科生发论文的不多的。各个大学情况不一样。国际期刊，一般都为EI，或SCI检索的，如果这两个都不检索的国际期刊，那就不要在该期刊上发了。
快速发表论文很不可靠，因为论文都是一些人胡编乱造的，只是为了牟利才会发出一些帮人快速发表论文，从而谋取经济利益。
如果是在一年内，能发五篇论文以上的人不是很多。因为整理一篇中文核心或EI就大约需要两天时间，整理一篇SCI需要大约一两个月(字数6000以上)，再考虑进来做实验和搞模拟的时间，一年也就两篇吧。发表论文需要看文献，调程序，搞模拟，整理数据，是一件工作量很大很复杂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时间期限，那么日积月累发五篇以上论文的人就会比较多。
不可靠，十年前那些人还可以现在的这些已经是纯粹的赚钱行业了。好多卖的都是重复的还有就是每篇论文挑一段这样。发表的那些渠道也不是正规渠道。
这种事情确实非常罕见，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首先，sci论文虽然确实很难发表，但是这对于很多学术型的人才来说并不是非常困难。学术研究一直是天才的游戏，对于很多适合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一年发表几篇甚至几十篇SCI论文，都是唾手可得的，我们平常人觉得很难办到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这位导师的论文确实非常多，但是对于很多大牛来说也不算是很夸张。
其次，根据这个导师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本人就是特别优秀的人，不管是研究经历还是学习经历都是特别优异的，在学校学习期间都是前几名，做研究之后更是一句绝尘。这样的人才发表60多篇论文，完全是轻而易举的。虽然他的论文确实比平常的多很多，但是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比较优秀，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论文，这也算是比较符合常理的。
最后，我们国家的环境对论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学术型研究毕业之后会进行大量的论文创作，这种情形在我们国内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这种情况也造成了我们国内有很多学者有很多的论文篇目。
总而言之，发表60多篇论文看上去很难，但是也并不是做不到，对于哪些是适合研究的人才或者智商很高的人来说，发表论文也是非常容易的。当然这种符合常理是建立在这个人是特别优秀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于普通人而言，发表60多篇论文是非常难的，甚至发表一两篇都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而这个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博导，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罕见。
博士生导师发表论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并没有什么争议性，只要论文是真实创作的，不抄袭就可以。
她发表的论文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发表论文的效率特别高，所以很多网友都会担心她的起点太高了，最后发展如果没有亮眼成绩的，很难服众。
胡玥在五年发表了60多篇论文惹争议，她发表的论文存在的问题是署名为第一作者的比较少，大多是通讯作者或联合通讯作者。胡玥作为一个以“2008年”湖北省理科前800名的成绩考入华中理科大学的优秀学霸，在大一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天赋，在大二的时候就跟随导师一起研究课题，参加比赛，并且在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这种天才学生多几篇论文其实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在胡玥发表的论文当中，只有二十余篇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署名，这就说明了胡玥发表的论文并不都是她一个人的成绩，而是一个团队的成绩。一个人五年之间发表60篇论文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一个团队在5年时间里发表60篇论文则是有可能的事情。胡玥在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韩宏伟教授的科研团队当中，所以这些论文有很多都是来自团队的力量。
很多人将胡玥比作美女博导、博导外貌的天花板、学霸天花板。因为，胡玥在2018年就成了副教授，并且在2019年就正式成为了博士生导师。这已经能够说明胡玥的学术水平了，不然博士生导师的职位是拿不下来的。
5年发表60多篇论文，平均每月就有一篇论文，甚至还多。这样的成绩对于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是非常有优异的。但在这些论文中，胡玥作为第一作者的并不多，这在胡玥之后的研究生涯中可能会成为一个阻力。在之后发表论文时，用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一作者，这样才能更有知名度。
张国伟 教授，男，1939年生，河南省南阳人。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造山带地质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北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教育部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地质与地球物理专业教学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岩石圈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地质学会名誉理事长，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咨询委员等职。长期从事构造地质、前寒武纪地质、造山带地质研究和盆山关系与含油气盆地构造研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部委重大、重点项目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石化、中石油、地矿、冶金等部门研究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30多项。在造山带与前寒武纪地质和盆山关系研究，尤其秦岭与中央造山系和相关含油气盆地、中国华北地块南部及冀东迁安等早前寒武纪地质、以及国内外主要造山带对比与大陆动力学等的研究，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系统科学成就。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多次应多国邀请出国合作研究、学术交流与考察。出版著作5部，发表论文150余篇。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教育部、地质矿产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共8项。他本人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陕西省科技战线劳动模范，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2004年被评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并获陕西省师德标兵，2006年获得陕西省教学名师称号等。
嵩山地区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开始于20世纪初。1936年，原开封地质调查所技士曹世禄，曾在嵩山周围做过路线地质调查，著有《河南汜水偃师登封洛阳伊阳宜阳临汝等县地质矿产》，载《河南省地质调查所汇刊》第五期，附有1∶40万比例尺的“河南省登封县偃师县地质图”。该地质图内容虽简，但可能是嵩山最早的地质图。在这份报告里，统计登封境内诸多小煤窑的生产状况，煤炭总产量约38780吨。
1948年，前河南地质调查所编印了一部《河南省煤矿志》，内附有1∶40万比例尺的“河南省登封县地质图”。
以上这些调查均系路线地质调查，目的以找煤和铁矿为主，调查路线布置在嵩山周边煤系地层分布区。
张伯声教授（1903～1990）
冯景兰教授（1898～1976）
1949年后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工业，急需开发矿产资源。于1950年初河南地质调查所（同年七月改称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第一调查所）受河南省人民政府之命组织了河南省规模空前的地质调查。河南地质调查所收拢了因为连年战乱而失散的技术人员，组成了豫西矿产调查队，所内主要技术骨干韩影山、曹世禄、阎廉泉、谢恩泽等参加了这次调查。河南省人民政府还出面邀请了河南藉地质学家冯景兰（唐河县人）、张伯声（荥阳县人）作技术指导。调查队在野外工作三个月后，编写了《豫西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发现了巩县小关铝土矿，正确评价了平顶山煤田的远景储量，奠定了该两处煤、铝业生产基地的基础。张伯声教授在登封大塔寺西南沟中发现了片麻岩与石英岩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关系，命名为“嵩阳运动”。认为其下的片麻岩为泰山系，称作“泰山杂岩”，不整合面以上的石英岩和片岩应为五台系，按照分布地点分别称作“嵩山石英岩”和“五指岭片岩”。上述成果除见于《豫西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外，还撰写了论文《嵩阳运动和嵩山区的五台系》。
1954年，西北大学张尔道教授著有《河南嵩山前寒武纪地层》，把五佛山一带分布的一套轻微变质或不变质的岩层称为“五佛山系”，认为其层位与华北地区滹沱系相当，指出五佛山系与嵩山石英岩之间为不整合接触，最先认识并命名为“中岳运动”，还首次在五佛山系上部发现了藻类化石。在五指岭盘龙沟相当于朱砂洞灰岩的岩层中找到了三叶虫化石Redlichia（莱德利基虫），将该岩层划为寒武系下统。
同年，中南地质局456队在开展煤矿普查时，在过去一直认为是奥陶系的白云质灰岩中首次采到三叶虫化石Drepanura（蝙蝠虫），更正其岩层层位为上寒武统崮山组。
马杏垣教授（1919～2001）
1957年，北京地质学院马杏垣教授在登封一带进行路线地质调查，著有《关于河南嵩山区的前寒武纪地层及其对比问题》，改张伯声的“泰山杂岩”为“登封杂岩”，认为应属五台系，而把嵩山石英岩和五指岭片岩划为滹沱系。把五佛山系与山西中条山地区的“担石山石英岩”进行对比，认为五佛山系代表了滹沱系地槽回返后的坳陷式建造。论文发表后，引起地质界的重视和讨论，为此马杏垣教授发表了《对王植有关“关于河南嵩山区的寒武纪地层及其对比问题”和“五台山区地质构造基本特征的一些意见”的答复》一文，开展学术讨论。
1958年，杨志坚综合华北石油普查大队1957年石油普查成果，写成《豫西下古生界地层及其对比问题》，该文认为前人所划分的五佛山系应属于震旦系而非滹沱系，这种认识被人们接受并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杨志坚把他定的震旦系进一步细分为大石门统和小顶山统。对登封送表和临汝焦谷山等地所见的紫红色含砾石英岩，第一次提出了属于冰川沉积即冰碛层的新认识，并认为冰碛层与其下的石英砂岩为假整合或不整合接触关系，命名为“豫西运动”，这一名称后来较少被引用。
王曰伦先生（1903～1981）
1959年，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前寒武纪地质和变质岩研究室嵩山地区前寒武纪地层研究组开始了在嵩山的研究工作。1960年王曰伦教授发表了论文《嵩山地质观察》，王泽九等1963年发表了《河南嵩山两个绝对年龄资料介绍》和《嵩山前寒武系地层报告》。报告进一步证实并肯定了“嵩阳运动”和“中岳运动”。命名五佛山系与寒武系之间的不整合为“少林运动”。王泽九测出登封郭家窑伟晶岩同位素样品钾氩法（K-Ar）年龄为23.45亿年。在登封三官庙相当于朱砂洞灰岩层位中也采到三叶虫化石Redlichia（莱德利基虫），将这层灰岩命名为“搬倒井灰岩”，将其下的砂砾岩命名为“关口砂砾岩”。从此，嵩山地区又有两个地名成为地质书刊中常见的熟面孔。于是，“搬倒井”除了王莽追刘秀的美丽传说外，又增加了新的光彩。
同年，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在登封召开“前寒武纪地层现场会议”，与会人员考察了嵩山前寒武纪地层和地质构造，交流了研究成果。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取得了共识，如肯定五佛山系应属于震旦系，不整合在五佛山系之上的关口砂砾岩则属于寒武系。
同年，马杏垣教授在嵩山五佛山群葡萄峪组页岩与骆驼畔组砂岩之间发现了假整合接触关系，命名为“偃师运动”。多年后经过进一步研究，认识到这种微弱交角不整合是重力滑动构造引起的各组之间发生滑动所造成的不协调关系，遂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建议废除“偃师运动”这一名称。
同年，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和郑州地质学校师生组队，在豫西开展1∶5万地质调查，编写了《豫西宜阳、彭婆、鸣皋、伊阳、大口、颍阳、临汝镇、杨楼等幅地质图综合说明书》。
1960年西北大学豫西地层队在登封唐窑、偃师五佛山一带实测了古生代地层剖面。河南省地质局科研所撰写了《河南省嵩箕地层分区宝临小区地层研究报告》。郑州地质专科学校豫西地层队编写了《河南省箕山地区地层研究报告》。这一阶段工作中实测了较多的地层剖面，采集到了一定数量的古生物化石，特别是对古生代地层研究较详，提高了本区地层的研究程度。
同年，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刘长安、林蔚兴等研究豫西冰碛层后，著有《华北南部古生代初期冰碛层及其层位意义》。以充分的调查材料，澄清了自1958年杨志坚提出豫西存在震旦纪冰碛层以后，长期以来关于其层位的争论。命名该冰碛层为“罗圈组”。他们的调查涉及嵩山西部。
从1959年开始，河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曾名区测队）开始了临汝幅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范围包括嵩山西部（东经1130以西），到1964年提交了最终报告。这是嵩山地区首次系统的地质矿产区域性调查，编制了1∶20万比例尺的地质图、矿产图、普通地貌图、水文地质略图、第四纪地质图。
从1964年起，北京地质学院将嵩山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几乎年年都有师生在嵩山实习，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填制的地质图精度不断提高。1972年编制的《河南省嵩山地区地质图》和1973年编制的《登封三官庙井湾区域地质图》，将嵩山群进一步划分为罗汉洞、五指岭、井湾和小花峪四个组。
从1966年至1976年10年间，嵩山地区地质工作进展缓慢，成果不多。然而一些具有强烈事业心的地质学家仍然念念不忘嵩山的地质研究工作。对嵩山情有独钟的马杏垣教授曾经只身来到嵩山，对于一位国内著名大学的知名教授来说，野外调查没有助手、没有基本生活保证、没有交通工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却是事实。马教授为了上山工作，去搭乘农民运石头的拖拉机，竟然被不明内情的车主赶下车来。幸好这种尴尬的情形被一位听过马教授学术报告的登封水利局干部发现，转告了附近的地质队，才得到了帮助。
从1974年起，河南地质局区调队在对许昌幅进行1∶20万比例尺的区域地质调查中包括了嵩山东段（即东经1130以东部分）。1977年完成任务，提交了最终调查报告。调查中在基础地质研究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在原划马家沟组中采到多种牙形石化石，进一步证明了嵩山地区乃至豫西缺失下奥陶统，中奥陶统直接假整合于上寒武统之上。嵩山第一次有了正规的中比例尺地质图。
1976～1980年间，由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物探所、湖北地质研究所、长春地质学院、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河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以及有关地质队等对许昌铁矿区及外围的地质构造特征、前震旦纪地层对比、矿床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从而在嵩山地质构造、岩石特征、成矿条件、同位素测年、地层划分等方面都获得了新成果。西北大学编著了《华北南部前寒武纪地质及富铁矿科研论文》，武汉地质学院嵩山队1977年编写了论文《河南嵩山区前寒武纪构造变形史及古构造形式》。嵩山地质研究程度因此有了明显的提高。
1975年，马杏垣、索书田、阎立峰、王维襄发表了论文《河南嵩山地区震旦系古构造型式》，载《地质科学》2期。
1978年，马杏垣等发表了新作《河南嵩山区前寒武纪构造变形史及古构造形式》，载《地质科学》2期。
20世纪70年代后期，河南省煤田地质公司于登封芦店开展煤田普查时，在下三叠统红色砂岩之下，直接钻探到山西组二1煤，提示了一个新的控煤构造类型——滑动构造。
1980年，马杏垣等发表论文《河南嵩山前震旦岩群的变形变质史》。
1981年，马杏垣、索书田等在二十多年对嵩山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嵩山构造变形——重力构造、构造解析》，对嵩山地区的地质特征尤其是构造变形特征进行了极为详细和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此书受到中外地质界的高度赞扬，荣获地质矿产部首批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3年，在登封召开的“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现场会上，专家们通过现场参观，对马杏垣教授从变形构造入手研究前寒武纪地质的技术方法和理论，给予了一致的好评。
1983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前寒武纪构造和太古代地球化学讨论会”的代表36人，其中包括外国学者13人到嵩山进行实地考察。嵩山地质构造的研究成果，得到各国构造地质专家的肯定。
1983～1989年，河南省地矿厅根据地矿部的统一安排，在全省完成1∶20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全省区域地质综合研究，编写了《河南省区域地质志》，编制了《1∶50万河南省地质图》，1∶100万《河南省岩浆岩图》和1∶100万《河南省地质构造图》。担任具体编图任务的河南区调队在工作过程中，补做了大量野外工作，在嵩山重测了关口—窖粮坑寒武系剖面，采集了丰富的三叶虫化石，使这条剖面成为全省研究程度最高的寒武系剖面之一。在登封大冶、徐庄海棠泉补测了奥陶系剖面，并对古生代岩相古地理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1986～1989年间，河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与南京大学合作对区内太古宙花岗岩-绿岩进行研究，对登封群或称登封杂岩的生成和演化，取得了一定的新认识。
1987～1989年，河南区调队在嵩山东段开展1∶5万比例尺登封幅、密县幅和大隗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这是嵩山地区正规大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的开始。在中生代地层中补采了较多的古生物化石。提出了嵩山地区存在第四系下更新统（距今约200万年前）冰碛层的新认识。
1991～1995年，地质矿产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层多重划分对比研究，简称地层清理。河南地层清理工作由区调队承担。五年中对河南省从元古宇至第三系的517个地层单位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筛选出185个岩石地层单位供今后正式使用，废弃或停用332个地层单位。对未列入清理范围的太古宙地层，也从原来的76个地层单位中选用12个供今后正式使用。编写出版了《河南省岩石地层》。
1994～1996年，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筹委会将嵩山列为地质旅游路线之一（T335）。河南区调队在嵩山开展了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特征及演化的研究（还包括箕山地区）。对嵩山前寒武纪地质构造及演化特征作了新一轮的研究。编写了地质旅行路线指南（英文）公开出版。撰写了《嵩山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特征及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