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章以及作文中和数学中都有一定的成就，经常的去报刊登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地位，经常受到人点赞,也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亲你好，海洋学领域国际知名期刊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在线发表了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张召儒副教授、周朦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论文“ Spatial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Biomass Controlled by River Plume Dynamics Over the Lower Changjiang Estuary and Adjacent Shelf Based on High-Resolution Observations ”。文章提出包含冲淡水锋面动力过程在内的一系列中小尺度过程是调控长江口及邻近陆架海域浮游植物量变化和藻华爆发的关键机制，为我们重新审视河口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文章在线发表后浏览量已达595次。文章发表于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该期刊2019年影响因子为3.661。动力过程是调控河口和近海区域浮游植物量时空变化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多是基于大面站调查结果，强调浊度和光限制的变化、地形诱导的上升流和黑潮次表层水入侵等中-大尺度过程对长江口附近海域浮游植物量和藻华发生的主导作用。本研究于2017年7月首次在长江口海域利用集成多传感器的拖曳式走航观测系统Acrobat（图1），获取了从河口到陆架海域的物理及生态要素的高时空分辨率观测断面（图2），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小尺度上的冲淡水锋面过程对长江口海域藻华爆发的控制作用，其中的关键因素包括锋面对物质的辐聚效应、真光层深度的变化及冲淡水扩散状态变化对浮游植物停留时间的延长等。该航次由张召儒副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周朦教授参与航次并担任技术指导，航次参与人员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钟贻森老师、高咏卉副教授及周朦教授团队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吴莹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同济大学许惠平教授团队。图1. 项目团队于2017年7月在长江口邻近海域开展的海上调查航次，该航次综合利用了近海拖曳式走航观测系统Acrobat、表层水走航系统、漂流浮标、站位采样等多种观测方式。图2. 长江口南槽至陆架海域断面水文、层结频率、有色溶解有机物、浊度、光合有效辐射、叶绿素浓度、营养盐和表层溶解氧等参数的高时空分辨率分布特征。文章指出，长江口邻近海域的浮游植物量空间变化受多重尺度动力过程的影响，其中冲淡水锋面过程对藻华的爆发起到决定性作用。初级生产力的出现起源于长江冲淡水主锋面所致的垂向层结及其对泥沙悬浮的抑制和对光照条件的改善，营养盐最大水平梯度发生在该区域，但其浓度的迅速下降主要由淡水和海水的混合所致。长江口藻华发生于冲淡水主锋面的露头位置（称之为表锋面），漂流浮标结果（图3）显示该位置存在显著的物质辐聚效应，是导致浮游植物汇聚和藻华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时，辐聚导致下降流的产生，进一步增加了真光层的深度；此外，锋面外海一侧存在波动信号，伴随了冲淡水运动由超临界状态向亚临界状态的转变，增加了冲淡水及其携带的浮游植物在表锋面附近的停留时间，为藻华的发生进一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图4）。图3. 航次中在长江口北港外侧释放的5个表层漂流浮标在124°E以西的漂流轨迹与速度。图（A）和（C）揭示了冲淡水表锋面附近流动状态的改变及其物质辐聚效应。图4. 多重尺度物理过程对长江口邻近海域浮游植物量及相关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调控作用与机理。本文第一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张召儒，通讯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周朦教授和张召儒副教授，合作者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钟贻森老师、高咏卉副教授、张瑞峰副研究员、Walker Smith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国森和江山博士。该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江口冲淡水的对流、扩散和物质转换综合过程”（41530960）资助，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周朦教授为该项目负责人，参加单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张召儒，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长聘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本科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2013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2014年至今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研究领域包括近海动力学、极地海洋-海冰动力学和海洋物理-生态耦合过程，目前已经在Progress in Oceanography, JGR-Oceans, Climate Dynamics,Ocean Modelling和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等期刊发表SCI论文18篇。担任海洋学领域知名国际期刊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责任编委，美国地球物理学会期刊AGU Advances总编遴选委员会委员和Ocean Sciences Meeting主席遴选委员会委员。
这个专业可以投我们国际英文刊，专门针对你们专业的
华科副研究员郇真的成就是在世界顶级数学期刊Acta Mathematica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以独立作者登上了Acta Mathematica，这也是华中科技大学建校以来，首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数学顶刊《Acta Mathematica》上发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加起来共有10人的论文得到该刊物收录，其中有6位都当选院士。其中以独立作者身份发文的只有数学家苏步青（1951年），郇真研究员因此成为继苏步青院士之后，第二个以独立作者身份在此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一，华科副研究员学术方面的成就。
华科副研究员郇真涉及的相关学术领域很广，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包括同构理论、几何表示理论、等价椭圆同构理论、代数几何和数学物理。
她认为，相较于椭圆同调理论而言，准椭圆同调更容易计算，它支持更整齐的构造，在解决一些重大数学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力量。
此前有科学家表明，不存在使用自由循环群的弦2-群的严格模型。相反，他们构建了更好的模型，即使用自由环群为弦2组构建一个连贯模型，并为所有结构提供明确的公式，郇真却推翻了这个理论。
二，华科副研究员的研究领域方面的成就。
独立研究的能力是最能够反映一个数学工作者的水准的。能够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即便是发表在水准一般的期刊，也是硬实力的体现。更不用说是Acta Math这种逆天水准的期刊。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和郇真一个年龄段的，带头衔的，这学者那千人的，有几个有独立完成的论文。
三，这件事我的看法。
郇真老师她花大量篇幅定义了Lie 2-群的表示论，并给出了一些非平凡的例子，简化了这个过程，以及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其他动机，其次，当我们离开有限维的世界，开始讨论无限维Lie群及其表示论时，我们就需要系统使用拓扑向量空间的数学结构了，郇真老师为拓扑数学的发展作出不小的贡献。
思考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研究伦理学相关问题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整理的思考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研究伦理学相关问题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随着中药注射剂使用频率日益增加，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报告不断出现，其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基本技术要求》指出：企业对药品风险的控制能力，应主动跟踪药品上市后的安全性信息，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的要求主动开展监测工作，制定《风险管理计划》，提供可行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药物临床安全性监测分为被动监测与主动监测2种类型，医院集中监测属于主动监测的一种方法。与病历回顾法、文献研究法、自发呈报法相比较，该方法是短时间内较全面认识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的较理想方法，可在“真实世界”条件下，前瞻、客观、定量分析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 反应(ADE/ADR)发生情况。开展医院集中监测研究，分析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风险、分析相关危险因素，认识不良反应和禁忌症，是完善说明书的重要依据，可促进中药注射剂的合理使用，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近年来，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陆续开展，本文结合前期工作的经验和问题，探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学设计相关问题。
1 临床研究的基本伦理要求
保障受试者权益是医学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首要前提。受试者的权益包括知情同意权、生命健康权、自主参与权、医疗信息获得权、隐私权、补偿权和要求赔偿权等。从国际颁布《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指导原则》，到中国的《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一系列伦理规范和法律条例的出台，均对受试者权益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的对象为住院或者门诊使用中药注射剂的患者，在开展临床试验前需申请医学伦理审查，以审查其科学价值和伦理的可接受性。
2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文献中的伦理问题
为了解目前医院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要求执行情况，我们检索了中国知网(cnki.net)，以“注射剂”、“注射液”、“粉针”、“针剂”和“集中监测”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纳入大样本(样本例数> 1000例)、多中心(中心数>1)的研究。截止到2016年7月，共检索到文献82 篇，排除学位论文和报纸，剩余文献58篇，通过进一步阅读题目、摘要及全文，排除非中药注射剂3篇，排除非集中监测研究和回顾性研究32篇，排除相同试验研究4篇，排除单中心研究8篇，最终有11个研究纳入分析。
最终纳入分析的11篇文献中，共涉及到10个常见中药注射剂品种。监测例数1 万例以上的有6个研究，3万例以上的有3个研究;大样本的研究集中在2015-2016年发表，平均监测周期是23个月。研究结果报告不良反应发生率0.06%-1.19%，基本属于罕见或偶见。但不同研究得出的数据差异较大，如4个研究不良反应发生率在0.1%以下，4个研究不良反应发生率在0.5%以下，而1个研究不良反应发生率达到1.19%。
在这些文献报道中，说明有临床试验注册的仅有1篇;说明通过医院伦理审查的有2篇，但未说明具体各个医院的伦理审查情况;提到签署知情同意的文献有2篇，其余文献均未报告伦理审查、知情同意和试验注册相关信息。由此可见，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学相关问题还缺乏足够重视和相应的操作规范。
3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特点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与传统新药研究相比较，两者在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对照方法、临床检查项目、结局指标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属于观察性研究，主要是对一定时间内患者应用某一品种的总体情况进行记录，并不干预临床诊疗行为，也不要求患者随访。因此，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仅仅是观察记录，不会对患者带来新的风险，也不增加患者的负担。因此，需要考虑的`医学伦理学相关内容较临床试验研究要少得多，审查也相对容易。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项目研究方案规定需要随访受试者是否出现安全性问题，可能会增加患者的时间负担。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并不干预患者治疗，但为了分析不良事件及危险因素，仍需要采集患者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人口学资料、既往史、家族史、过敏史、合并用药情况等，以做出不良反应是否与观察药物有因果关系的判定。这些资料可以通过对接医院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LIS(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系统，或者通过医院、门诊病历来获得。这些信息的获取均涉及患者的隐私保护问题。
安全性集中监测通常不需要附加医学检查指标，以医护人员临床诊疗记录和患者反馈信息为主，结合临床实践中的检测指标，发现使用注射剂过程中出现的不良事件，并结合相关因素分析，判断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并确定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原因。一般不会增加患者诊疗过程的负担。如果要分析个体差异，可能需要附加血液样本分析，这也就涉及到受试者权益保护问题。因此，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监测研究需要进行伦理审查，但由于新药临床试验研究有所区别，考察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4 伦理要求执行的要点与建议
基于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文献的伦理情况及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特点的分析，我们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学相关内容提出以下建议。
4.1 方案审查要求及内容
虽然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并不干预临床诊疗行为，但涉及到患者的基本信息和相关隐私问题，有些研究还会要求增加检查项目。因此，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方案需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由于集中监测研究涉及的样本量大、参加医院多，如果每个参加单位都过一遍伦理审查，将增加医院的负担，也浪费研究时间。因此，建议由具有新药临床研究经验的牵头单位对研究方案进行伦理审查，其他参加医院备案，不必每个单位都开伦理审查会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不同单位的伦理审查水平参差不一，一个中心是否能代替其他中心的伦理审查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伦理审查的内容与药物临床试验也不相同，主要关注5个方面的内容：①患者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②是否额外增加患者负担，如附加检查、随访等;③研究方案是否提示了中药注射剂合理使用的办法及注意事项(从受试者保护角度，应该在方案中对中药注射剂合理使用的相关问题进行提示);④是否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⑤研究注册情况。
4.2 知情同意书的签署问题
由于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纳入的样本量大，通常1-3万例，如果每个患者都签署知情同意书，势必增加研究难度，也有可能增加患者疑虑或担心，可能影响结果的真实性。因为研究方案已经有伦理审查的批准，不干预临床诊疗过程，患者的隐私及相关权益将得到保障。根据《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第十条)，伦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研究人员的请求，批准免除知情同意程序。因此，如果研究不附加检查内容，不额外增加患者的负担，不公开患者的个人信息，建议免签知情同意书。如果涉及到抽血或增加其他检查，或者对个别特殊病例进行分析报道，或者要求患者随访等情况，需要让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4.3 研究方案注册
《赫尔辛基宣言》明确要求：“每个临床试验必须在招募第一例受试者前在公开可及的数据库中注册”。为了增加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透明度，促进研究过程管理的质量提升，推进研究方案的科学性，维护公众知情权并促进信息共享，此类研究也应该在启动前将研究方案注册并公开。目前的临床研究注册库主要是适用于临床试验性研究，如WHO临床试验注册平台和FDA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等。这些平台注册内容主要用于有对照的临床试验研究，内容比较全面，要求也比较多。为了推进安全性研究的试验注册，需要专门的注册平台。目前，天津中医药大学临床评价研究所已经搭建了中药安全性研究注册平台，可供此类研究注册使用*。
4.4 数据统计与报告阶段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进行中，重点需要对患者的个人生活隐私以及疾病诊疗相关信息等隐私进行相应的保护。包括在临床诊疗中收集到的资料，病案室查阅的资料，实验室指标的复印件等。需要研究者及相关各方签署保密协议，要求在数据统计与报告过程中保护患者隐私，可通过软件编码代替个人信息并进行加密。
5 讨论
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受试者的权益，伦理审查是审查方案是否符合科学性和伦理原则要求、研究者是否有足够资质开展研究、相关设备条件是否符合试验要求等一系列研究关键环节的重要手段。知情同意是在受试者得到完全告知、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没有受到强迫、不正当影响或劝诱、或胁迫的情况下，自主做出是否参与试验的决定，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以受试者签署同意书为结束，但不能将知情同意归结为获得同意书。临床试验注册是保证临床试验的透明度、知晓度，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保证数据资料真实、客观、准确，减少或避免发表偏倚和选择性报告的重要方法。这些方面是研究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研究对于伦理学相关问题重视不够，也缺乏相应的规范和要求。有学者对2010年中文期刊发表的稳定型心绞痛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观察发现，伦理审查，临床试验注册以及知情同意在此类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和报告，提示临床研究对于伦理规范的重视度不够。安全性评价研究也不例外，通过我们以上的检索发现，文献报道过程中，仅有寥寥几篇报道了知情同意、伦理审查、临床试验注册的内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涉及到的数据样本量非常大，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充分考量，重视伦理学要求的执行，本文提出的建议供同类研究参考，也希望在今后研究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研究，形成共识，更好保护受试者权益，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的质量。
可能就是通过不正当的路子发表的吧，应该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核。
相关研究2月14日发表于《自然-通讯》。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的Jochen Buck说：“这在男性避孕领域是完全革命性的。临床开发中的大多数男性避孕药只在8至12周后才生效。”康奈尔大学的Melanie Balbach表示，药效大约在24小时后就消失了，意味着服用这种避孕药后能快速恢复生育能力。Buck和Balbach计划改进这种药物，使其在人体试验前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希望到2025年开始临床试验。相关新闻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事实上，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就有委员提出这一建议，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当时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为热搜。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提升或稳定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趋势，而应对“少子老龄化”，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亿，占总人口的14.9%。与此同时，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近61年来中国首次人口负增长。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中国应做哪些准备？杜鹏表示，早在2006年，国家层面就已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此后又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二十大报告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放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部分进行部署。“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解决‘一老一小’难题，诸如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减轻年轻人在孩子择校、课外辅导等方面的焦虑或抚育成本。”此外，杜鹏认为，养老措施发挥作用与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关。“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般老人会照看，如果第二个孩子还让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时间全部用来为子女照看孩子，这就提出新挑战：老人是否愿意帮助子女承担抚养责任。”杜鹏表示，跟养老一样，这里会涉及很多社会保障问题，怎么促进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年轻人优待，怎么解决老年人的异地医保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应对“少子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国家已有探索，中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哪些经验？“近年来，我们也在借鉴一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是战略重视，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二是综合施策，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着力；三是博采众长，不同国家的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取舍借鉴。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明确，工作组已经去该杂志社进行调查，之后会把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众。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名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生平和著作 1858年 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一年,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W.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他受到极大的刺激。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 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迪尔凯姆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的。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说，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协会、语言，以及服装样式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 切组织和有形设置。迪尔凯姆注重研究前者。 劳动分工论 社会秩序是迪尔凯姆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他一心要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回答现实问题,帮助社会维系整合,达到安定。他的 3部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紧密围绕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3个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古代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迪尔凯姆认为，民族越进化，其成员间的差异越大。这种趋势甚至反映在体质上。从大脑容量上看，同一种动物的脑量相互差别小，而人与人的脑量差别大；就人类而言，土人与土人相比，其脑量较之文明人更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装、思想）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因此，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又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迪尔凯姆否认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观点。他强调，一个事物的功能，并不是产生出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这要在分工出现后与分工前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他认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迁徙到其他地方，当无路可退时，他们被迫改换行业，分工制也就随之出现。他重视研究社会事实的功能，是功能理论的先驱之一。同时在方法论上，强调区分功能与原因，这对功能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迪尔凯姆在早期著作《社会分工论》中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中的共同意识，认为这种共同的信念接近于宗教，带有强制性，并渗入到一切社会生活中。他预言，共同意识和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成熟期的迪尔凯姆在继续研究人类社会的整合问题时，放弃了《社会分工论》中贬低共同意识的思想，转向强调共同意识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自杀论 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 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迪尔凯姆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犹太教、天主教、英国公教都有更强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规定教徒生活目标上缺乏强制力；独身者、离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较少地负有义务；从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 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迪尔凯姆以欧洲军队为例说明利他型自杀。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迪尔凯姆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 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宗教和知识社会学 迪尔凯姆宗教研究的对象是澳大利亚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他的研究目的却是为了“理解现今的人”，为了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说明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迪尔凯姆批判了早期人类学家对宗教起源的两种解释：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论。他说，这种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误解露出破绽后，宗教还能持续下去，直到今天。他认为，宗教不是要给人们一种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而是服务于社会。图腾是民族的标志、旗帜，图腾原则就是民族本身。人们崇拜图腾实际上是崇拜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体，图腾是团体的象征，犹如国旗之于近代国家。“神圣性”历来是解释宗教的关键。迪尔凯姆认为宗教的神圣来自社会，它不过是被实体化、人格化了的团体力量，即道德力量。他认为，社会力量以一种心理方式作用于个人，迫使人们服从它，甚至违背人们的自然倾向。人们感到了身外存在的这种力量既是强制的，又是需要依赖的。他们对之敬畏，又不能充分理解其性质和来源，便萌发了某些观念来象征这些力量，这些观念就是宗教。这些神圣象征物（即宗教）的功能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感到社会实体的存在,更在于维系社会,促进其整合。迪尔凯姆认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团结不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和习俗，而是来自共同的名称、标志、仪式，即共同的图腾崇拜。取消了民族的象征物——图腾,民族就不能存在。他认为,宗教象征以其突出的神圣色彩加强个人对社会的隶属关系。社会对于个人，就像神对于其崇拜者一样，没有了这种 至高的神圣性，便不可能有社会生活。迪尔凯姆分析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种仪式，认为它们起着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功能。他指出，不仅原始社会需要宗教的这种功能，“社会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靠一个大的象征体系才成为可能”。这一点是他晚年思想中的最大转变。 在解释宗教起源时，迪尔凯姆同时建立起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团体意识”和“团体表象”既是他解释宗教起源的钥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一切感受来自个体经验，一切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超验的，而是属于“团体表象”，来自“团体意识”，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理性又分思维中的概念、范畴,伦理中的道德、宗教。这些均产生于团体生活,不是源于个人的心理机制。在完全孤独的个人生存中，为了生理需要的满足,凭感觉就足够了,并不形成时间、空间等概念。在动物式的个体生活中，客观的时空并未消失，但它们不可能把握作为一种思维范畴的时空概念。只有团体生活才需要形成概念、范畴和类别。迪尔凯姆并不否认“范畴”、“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只是强调没有团体生活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认识这些实在。因此他认为,一种道德思想不可以简化为一种功利目的,理性不可以简化为个人经验。 学术贡献 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迪尔凯姆丰富、精深的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我介绍 我叫石言,是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园林专业的一名新生.我高中毕业于南昌市第十九中学,初中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对于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我,一切都是好奇和陌生的,我知道再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们要学要掌握的东西还有很多.所以我会更努力的去学习去充实自己,让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中走的更加平坦和顺利. 我的理想就是超越自我. 走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我不去管身边的春去秋来，静静的流淌在心志的指引下，我也从不论身外的风吹雨打，只一心一意的任心情和日子一起伴我同行。从不敢让自己停下来喘口气，从不肯让自己回头望一眼，因为自己明白，刻骨铭心的明白，身切体知的明白，一旦喘气便将丧失前进的持久动力，一旦回头便会怜惜自己，人生的道路上，犹豫不得，踌躇不等，只有奋进是唯一的道路和选择，为人生而狂奔！这就是我心中的完美理想!这是我在日记里记下的心愿和所想. 在大学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井然有序而又紧张的学习气氛，使我倍感新鲜;正直和努力是我做人的原则；沉着和冷静是我遇事的态度；爱好广泛使我非常充实；众多的朋友使我倍感富有！我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我能够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 在高中和初中我曾经多次担任班干部，责任心强,。在任宣传委员期间，本人多次组织大型文艺活动，在组织过程中，体验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想法上的欠缺，从而，会补缺补差，提高自己的能力。如今在大学里我依然会很注重配合学校、学生会以及其它部门出色的完成各项工作。前不久我想学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当然，我也要靠自己努力，要拿出最好的一面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在学习过程中本人诚实守信，热心待人，勇于挑战。我的人际关系不错，能很好地组织大家开展有意义和有特色的活动，从不轻易半途而废，善于总结经验。有时学习工作不顺利，爱发小脾气，这点是需要纠正的。我的信念是不畏困难，善于思考，当然更需要虚心向学。我也深知，只有接触了大学才是接触了社会。我还要继续努力。在学习期间，我将继续秉承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广泛的兴趣爱好、对工作责任心、较强的组织、宣传能力、一定的创意构思、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观念的我，在今后的道路上，一定会更加努力。前方还有很多困难、挑战，我会期待。毕竟：爱拼才会赢。谢谢!
中文面试自我介绍材料 尊敬的各位考官、各位评委老师： 通过考试，今天，我以本岗位笔试第一的成绩进入了面试。对我来说，这次机会显得尤为珍贵。 我叫***，今年27岁。1997年7月我从**师范学校艺师美术专业计划内自费毕业。由于从97年起国家不再对自费生包分配，使我与“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失之交臂。幸好，当时河西马厂完小师资不足，经人介绍，我在该完小担任了一年的临时代课教师。回想起那段时光真是既甜蜜又美好，虽然代课工资很低，但听着同学们围在身旁“老师”、“老师”的叫个不停，看着那一双双充满信任的眼睛，那一张张稚气的小脸，生活中的所有不快都顿时烟消云散了。我原想，即使不能转正，只要学校需要，就是当一辈子代课教师我也心甘情愿。不料，1998年起国家开始清退临时工和代课教师，接到了学校的口头通知后，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今天，我想通过此次考试重新走上讲坛的愿望是那样迫切！我家共有三姊妹，两个姐姐在外打工，为了照顾已上了年纪的父母，我一直留在他们身边。我曾开过铺子，先是经营工艺品，后又经营服装。但不论生意做得如何得心应手，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始终是我心向往之并愿倾尽毕生心血去追求的事业。我曾多次参加考试，但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梦想，但我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我就一直考下去，直到理想实现为止。 如今的我，历经生活的考验，比起我的竞争对手在年龄上我已不再有优势，但是我比他们更多了一份对孩子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更多了一份成熟和自信。教师这个职业是神圣而伟大的，他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高尚的情操。因此，在读师范时，我就十分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广泛地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学有专长，做到除擅长绘画和书法外，还能会唱、会说、会讲。“学高仅能为师，身正方能为范”，在注重知识学习的同时我还注意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没有不良嗜好和行为。我想这些都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素养。 假如，我通过了面试，成为众多教师队伍中的成员，我将不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决不辜负“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光荣的称号。英文英语面试自我介绍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jack, it is really a great honor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for a interview, i would like to answer whatever you may raise, and i hope i can make a good performance today, eventually enroll in this prestigious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now i will introduce myself briefly,i am 21 years old,bor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northeast of china,and i am curruently a senior student at beijing XX uni.my major is packaging engineering.and i will receive my bachelor degree after my graduation in june.in the past 4 years,i spend most of my time on study,i have passed CET4/6 with a ease. and i have acquired basic knowledge of packaging and publishing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besides, i have attend several packaging exhibition hold in Beijing, this is our advantage study here, i have taken a tour to some big factory and company. through these i have a deeply understanding of domestic packaging industry. compared to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 unfortunately, although we have mad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since 1978,our packaging industry are still underdeveloped, mess, unstable, the situation of employees in this field are awkard. but i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a bright future if only our economy can keep the growth pace still. i guess you maybe interested in the reason itch to law, and what is my plan during graduate study life,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at pursue law is one of my lifelong goal,i like my major packaging and i wont give up,if i can pursue my master degree here i will combine law with my former education. i will work hard in thesefields ,patent ,trademark, copyright, on the base of my years study in department of p&p, my character? i cannot describe it well, but i know i am optimistic and confident. sometimes i prefer to stay alone,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 but i am not lonely, i like to chat with my classmates, almost talk everything ,my favorite pastime is valleyball,playing cards or surf online. through college life,i learn how to balance between study and entertainment. by the way, i was a actor of our amazing drama club. i had a few glorious memory on stage. that is my pride.自我介绍范文 ××，1983年1月24日上午11时15分出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小泊头镇卫生院。从小与土地亲近，与自然感情之久毋庸置疑。读书生涯以母亲的《中药学》和父亲的《储粮害虫》发端，与生物学结缘也始于此。 接受了正统的十二年中国基础教育，十二年寒窗乏善可陈。初中两次参加中学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分别取得省区一等奖和特等奖。高中三年，平心而论只拼了半年，用减肥八千克换了一张总分623的高考成绩单。怀着对生物学的一腔热情，力排众议报考了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并被录取。 进入大学，发现理想中之自由开放的象牙塔仍遥不可及，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如鳅得泥”。虽然与中学相比，课程的负担不止增加了倍余，但我更喜欢这种忙碌。基础课的教学，应该不能算得上理想，我想这是国内多数大学的通病。不过，课程本身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我对教学方式的不满。虽然没有在拿到全部的优秀，但也算是顺利通过。英语轻松拿下四级六级，也似小马过河，不是一件异常恐怖的事情。 在顺利完成学习任务之余，课外阅读成了我的最大爱好，三年间省下了别人喝咖啡的钱全部买了书。01年北京，02年上海，每次都把钱包里的钱换成了更加充实的书包里的书。至今，床头的三层书架全部塞满了各种生物学读物，被同学戏称为山大图书馆生物学分馆。为了及时了解科技界特别是生物学界的动态，各种杂志成了我最大的涉猎品，《SCIENCE》《NATURE》千金难求，《SCIENTIFIC AMERICAN》的中文版三年来一期不缺。 在学校，最大的乐土莫过于实验室，即使基础实验成了理工科学生最为诟病的孱头。虽然无法完全掌控实验，但我力争求变，看到自己的思想被证实或被否定，实在是一件乐事。儿时与土地的亲近和十几年“住院”（live in THE hospital）生活让我对实验操作本身颇有体会。特别是动物实验，被同学叫去在扎满耳孔的兔子耳朵上寻找“立针之地”的往往是我。三年来，十几门实验课，门门都是优秀，每每成为实验同伴偷懒的理由，这也是大学时光里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闲暇之余，背上帐篷和睡袋，深入济南南部的山山水水中，虽然没有云南风光旖旎，还是能寻找到一份城市中失落已久的难得清静。带上地质锤和放大镜，张夏、山旺，都是好去处。和奥陶纪、寒武纪、第四纪的生灵们打个招呼。虽然还上升不到分子的水平，也算是对进化的小小研究了。 说到进化，2003年的春天，非典疑云笼罩京城之际，我和几个朋友受邀到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南京大学、天津大学的朋友一起参加关于恐龙灭绝的话题的讨论。我们提出的复原恐龙生殖生态模型的观点得到了著名古生物学家董枝明和甄朔南的一致肯定。从北京赶回济南后五天，非典隔离开始。同样因为非典，中央台的节目录制陷入停顿，我们的节目“有幸”被重播四次之多，希望我们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不过，比之讨论恐龙灭绝，我更喜欢探讨生命的诞生。在这里，进化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课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我对进化生物学及进化基因组学的认识将在下面的一篇小文中展开，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最后，三年大学生活行将结束，未来的研究生生活即将展开。对我来说，中科院系统始终是我的唯一选择，我需要的是一个纯粹的研究氛围。昆明动物所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不管是我目前主攻的动物发育方向，还是我的兴趣所在--进化生物学方向，昆明所都有国内顶尖的教授和实验条件。如果能有幸成为昆明所的一员，在如此优秀的研究条件下工作，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附部分课外阅读书目：Stephen J.Could Full HousePeter Bowler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T.A Brown Genomics 2nd edEldon D.Enger Concepts in Biology 10th edIrwin B.Levitan The Neuron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2nd edRob DeSalle and Bernd Schierwater Molecular Approaches to Ecology and EvolutionPeter Paolella Introduction to Molecular BiologyK K. Jain Textbook of Gene TherapyMinoru Kanehisa Post-genome InformaticsT K.Attwood and D J.Parry-Smith Concepts in Bioinformatics孙大业等 《 细胞信号转导》现代生物学精要速览系列：《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动物生物学》金伯泉 《细胞和分子免疫学》钱凯先 邵建忠 《细胞生物化学原理》马立人 蒋中华 《生物芯片》宋纯鹏 《植物衰老生物学》沈成国 《植物衰老生理与分子生物学》谢天恩 胡志红 《普通病毒学》个人简历姓名：×××姓别：男民族：汉籍贯：湖北出生：1982.2.1教育背景：2000—至今：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七年制（现大四）1994—2000：湖北黄石第二中学奖励：2004年4月：北京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五四学术科学竞赛本科生理科第四名，二等奖第一名；(挑战杯—五四学术科学竞赛是北京大学规模最大的全校性质的面向各个专业、各个年级(本、硕、博)的学术科学竞赛，我是今年医学部唯一进入前20名决赛答辩的学生)2003年 11月：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北京大学对在课外学术有突出成绩的学生的最高奖励，我是基础医学院第一次也是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本科生)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三好学生；2003年10月：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2003年8月： 第二届首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学作品竞赛二等奖；（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唯一代表）2003年5月：北京大学第第十一届挑战杯—五四学术科学竞赛本科生理科第五名，二等奖第一名(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唯一代表)；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002年1月：北京市第十五届首都大学生非物理专业物理科学竞赛特等奖(总分排名第二，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唯一获奖者，也是历年来成绩最好者)；2001年10月：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2001年10月：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1999年10月：第14届中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1998年10月：第13届中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学术论文：2004年5月：研究论文C-Reactive Protein Augments Interleukin-8 Secretion And Expression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的摘要投向美国心脏病年会(AHA会议)，如果接受将在Circulation上发表(IF：10.255, 2002)；我是这项工作的第一完成人；2004年3月：<
中西修辞学传统的区别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制度、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形态的不同，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人们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订、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这说明演说修辞学的建立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民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会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发表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制订、利益的分配、诉讼的进行， 也就不会通过公共修辞实现。社会事务的决策，就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需以君主为修辞对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 的修辞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缺乏民主基础，民众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言论自由权利。社会事务的决策主要通过集权或武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社会个体主要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主，通过修辞影响或改变国君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公共政策，实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日本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也是社会传播秩序、传播制度的不同。无论古希腊的公共演讲、演说，还是中国古代的游说君主，都是一种修辞秩序，也是一种传播秩序，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播秩序。在此意义上说，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中西方修辞学都通过修辞干预社会发展，干预公共政策决策、公共利益分配，干预社会发展，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不同。 不同形态的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两相比较，民主制度下的公众演讲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能赋予公众更加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公共意志。2、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不同。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 ，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信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 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 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中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差异以及现代修辞 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中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 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这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其政治走向、司法判决等的选择，是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当代美国的公共修辞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其发展模式、社会公 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他们通过公共修辞秩序，影响选民的政治意向，决定总统人选；通过公共修辞，决定国家政策、司法判决、利益分配等的制度，也就决定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模式。中国古代的个体修辞，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就是放弃公共演讲的方式，放弃公平、公正的民主修辞秩序。因此，其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多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集权式传播，多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没有公众演说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也是因为其国家政治生活多是依靠集权或武力而不是通过公共话语来解决的。当然，这与儒学 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中西修辞学传统的联系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社会中的人，交际是必要的社会活动，有交际就有修辞现象的产生，修辞用于指导交际实践。在书面语产生之前，主要是口头交际。人类的这种生存共性决定了中西修辞传统的三大共性，即历史悠久、重社会实用与口头论辩。1、历史悠久。中西修辞学的研究都开始得比较早。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并建立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的学校。我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以修辞学冠名的著作，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显示了他们对修辞的看法。中西古典修辞学都是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修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统修辞学在其鼎盛的古典时期之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期，虽已逐渐失去了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科学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语言学学科之一的文体学及语言艺术研究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修辞学得以复兴，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理论虽然与传统修辞学有了大的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修辞学的复兴、发展和完善。我国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对后世修辞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修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比如陈望道修辞要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和修辞现象的两大分野的观点都可以从先秦诸2、重社会实用。修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智慧。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存、交际的需要，修辞的出现可用以指导语言实践，实用性很强。修辞实践一直是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修辞学更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都要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交锋中辩倒他人，占有上风。因此，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巧，才能在论辩中以理服人，克敌制胜，从而捍卫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古罗马，西塞罗甚至提出过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即主张理想的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演说不仅是智力活动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与国家大业、全民福祉攸关的一种艺术，因为善于修辞是民主兴邦、精英治国的必备条件，甚至可以说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代有关修辞的论述中也有类似说法，如《周易·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把修辞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反映了修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一席话，因而有“一人之辞，重九鼎之宝；三存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的说法。修辞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服务的。3、重口头论辩。人类语言的发展是先有口头语言后有书面语言，口语修辞在中西古典时期都比书面语修辞重要。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公众演讲和法庭论辩，实际上西方古典修辞学就是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口语。古希腊学者认为口头语言是一种活的语言，苏格拉底指出，书面语言唯一的功用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而口头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它透人听者的心田，并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在游说论辩中，对口语修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它们是修辞理论的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修辞学一直在学界（甚至包括语言学界）的斜视中存在着。然而近年却逐渐受到人们的正视和重视。就连一些“最”瞧不起修辞学的高校也频频与修辞学结缘，如北京大学聘请了美国的蒲安迪和加拿大的高辛勇分别做了《中国叙事学》与《修辞学和阅读》的演讲，出版了美国学者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却又有几分尴尬，因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是文论界而不是语言学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请国外的学者用西方甚至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对我国的文学文本进行修辞批评，而我们自己却很少有人去做这项工作。 文学的修辞批评，就是系统探讨文学修辞行为和规律，解读各种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做得相当出色，不少方面比现代西方毫不逊色。所以，我们非常同意钱钟书先生《读〈拉奥孔〉》一文中的观点：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一直放在那些“名牌的理论著作”上，“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因为，“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这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方修辞学和修辞批评孰优孰劣，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阐释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修辞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照搬西方现成的东西。本文就是通过对西方修辞学的借鉴，“演绎”中国的修辞理论，并试图对未来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提出一点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中西修辞学都起于对说服性口语交际的研究，最后逐渐扩展到书面修辞。然而在对书面语修辞、尤其是文学修辞的研究方面，西方的发展速度却慢得多。虽然早在纪元前高尔吉亚就开了演讲文体文学化的先河，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也在修辞术和诗学两个领域中涉及到隐喻等文学修辞问题，但西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放在演讲和辩论的说服性技艺上。罗马时代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学修辞讨论，直到17世纪以后，修辞学才与文学评论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真正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则是20世纪的事。 20世纪初，修辞学作为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社会行为的理论逐渐被人们认识。1914年发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批评和修辞批评。他们强调文学的自主性，认为艺术作品是技巧介入的产物，因为技巧才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才决定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即文学性或艺术性。他们认为形式决定一切，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程序。认为程序是包括手法、技巧、安排、搭配等一切对现成材料进行变形处理而引起审美效果的艺术加工方式。可以看出，这些认识都是修辞学的，至少大部分是修辞学的。另外，形式主义独特的文学语言观也是建立在语言艺术使用的基础之上的，如什克洛夫斯基说：诗就是扭曲受阻的语言，是陌生化的语言。雅格布逊说：“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只是所指之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2] 雅格布逊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把本是两种普通修辞方式的隐喻和换喻看作是语言的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并把这两种基本模式提升为了解人类一般行为的普遍模式，这就获得了美学意义。雅氏认为：“在诗歌当中支配一切的原则是相似性原则；诗句的格律对偶和韵脚的音响对应关系引起了语义相似性和相悖性的问题；…… 散文则相反，它主要在毗连性上面做文章。结果使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阻力最小的路线。这便是对诗歌比喻手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隐喻的原由。”[3]无庸置疑，这是一种修辞学批评。 和俄国形式主义一样，50年代前后的英美新批评也把研究重心放在作品上，不过，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是从语言学和修辞学双重角度研究文学，而新批评则更注重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文学，比喻、象征、反讽、复义等是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有人称这一理论为文学语义学，而新批评创始人瑞恰兹则称这种文学语义学为新修辞学，任务是对词语的功能进行系统详尽的探索，以个别场合单部作品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以文学研究为目的，“如果说旧的修辞学把复义看作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那么新的修辞学则把它看成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我们表达思想的大多数重要形式都离不开这种手段，尤其是在诗歌和宗教用语中更离不开这种手段。”而新批评的中坚人物燕卜荪的《含混七型》，布鲁克斯的悖论（Paradox）和反讽（Irony）,可以说主要是从修辞意义分离的角度分析文学文本。 如果说瑞恰兹为美国新修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博克（Kenneth Burke）则对修辞学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拓宽，并试图把它用于所有语言使用形式，“他的主要贡献是形成了修辞性的文学批评。”[4]他在《动机语法学》中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分析法，从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五个方面对各种文本进行分析，尤其成功的是对文学所作的修辞批评。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巴黎涌现出的结构主义思潮也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有重要贡献。如法国新诗学理论家J•柯亨在《诗歌语言的结构》中说：“修辞学是有关文学特有语言的程序的研究,‘诗学’则是有关一般诗作原则的全面知识”。[5]如巴尔特也强调 “技巧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而这个创造活动又是通过分解、组合、形成和变形等步骤来进行的。他的“零度”写作论后来成了新修辞学描述风格的有用的操作性工具， “零度”和“偏离”成了修辞批评的两个重要概念。当然还有那个解构主义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曼的文学批评可说是一种精读方法，尤其是对文本(text)的修辞成分（包括辞格与语言的一般修辞性）的严密注视与分析。有人说他的修辞理论就是阅读理论，因为他从语言的修辞性来阅读作品。德曼的修辞批评，主要表现在中古就提出的人文三科：逻辑、文法和修辞。德曼认为，语言（包括修辞成分）不能由文法来解释，语言也不能自足地作为思想与现实的桥梁。只有把语言的修辞功用纳入文法的范畴，或曰“修辞的文法化”，才能达到这种理想。但修辞文法化是不可能的。于是这种批评在强调文学语言中的文学维度的同时，陷入了一种没有建设性的怀疑论，一种文学虚无主义。 可以看出，西方对文学的修辞批评以阅读为主，它强调形式与技巧，最后走向解构文本。 中国修辞学虽与西方修辞学起点相似，但它更注重书面语修辞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早在先秦时代，不少典籍就开始探讨文学的修辞问题，有的甚至就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修辞批评。比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对《春秋》笔法的探讨：“《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里的“春秋笔法”，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为辞之术”，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辞。……《公羊》《谷梁》两传阐明《春秋》美刺 ‘微词’，实吾国修辞学最古之发凡起例：‘内词’、‘未毕词’、‘讳词’之类皆文家笔法，剖析精细处駸駸入于风格学。”[6]再如《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都对《春秋》中“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进行了细读式批评，公羊传从记闻记见记异的角度解读，谷梁传从有知与无知、物与人、物理与王道的角度阐释，都在探讨这一修辞行为的过程和策略。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更对《春秋》之常辞与变辞进行了深入分析，“《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与西方二十世纪末提出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社会批评是非常接近的。关于阅读方式，先秦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孟子》就从接受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一些诗做了分析： 咸丘蒙曰：“……《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这可能就是董仲舒说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加以发挥，指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的道理，而后来学者尤其是钱钟书氏更有精到的见解。 《毛诗序》中的“风雅颂赋比兴”可说是中国较早的文类批评，它对修辞阅读和修辞表现有着重要的贡献。《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赋”是直言，“比”是比方，“兴”是托物，这后人基本没有异议，但对“风雅颂”却多分歧，我们认为“风”是修辞手段——婉讽，“雅”指修辞策略——文饰，颂言修辞目的——赞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成风，文学独立，佛教传入，文学修辞理论相应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有关于修辞批评的论述，并且多有对作家作品的修辞解读。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有不少专论修辞和修辞批评的篇章，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可说是中国修辞学的成熟期，一部《文则》，标志着中国修辞学的独立，打破了修辞学的附庸地位，其中对文体与修辞关系的论述，兼及表达与接受两个方面。尤其是从诗话开始一直延伸到后来的词话曲话小说评点再到钱钟书集其大成的独特的“细读”修辞研究方式，很有一点现象学的意味。 “批评”就是判断和评价，就是选择特定视角根据特定标准对特定对象做出判断和评价。特定视角是指批评的角度，如政治角度、道德角度、文化角度、审美角度、逻辑角度、语言角度等等；特定标准是指批评依据，如价值观、文学观、语言观、人生观等等。按照逻辑上的附性法推理，“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则是指从修辞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做出评价。这就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什么样的修辞标准来评价？也就是说，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首先关涉到对“修辞”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问题，因为“修辞”有着广狭不等的范围。一、从修辞之阶段看，狭义修辞是指高效表达，而广义修辞则既指高效表达，也指高效接受；二、从修辞之功能看，狭义的修辞指说服的手段，而广义的修辞则既指说服的手段，也指表现的技巧。因为说服重在影响受众，而表现重在解译创造现实；三、从所修之“辞”看，狭义修辞指高效语言行为，而广义修辞则是指高效符号行为。那么，对中国文学做修辞批评，应该建立在怎样的“修辞”基础上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修辞思想为核心。我们不取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因为“说服论”外延太小，但也不取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符码化、话语化也就是修辞化的定义，因为这种泛化修辞其实是文化批评。我们所依据的修辞特指“高效的言语行为”，不包括非言语行为，如绘画、舞蹈、音乐等。不过这个言语行为既包括表达也包括接受，既包括说服也包括表现。也就是说，它分析文学主体的整个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宏观的修辞策略和微观的修辞技巧，包括影响文学修辞行为的诸多因素。这样既可避免西方修辞批评的刻板和偏激，也可克服中国传统批评的玄虚和朦胧。 前面提及，修辞是一种交际行为。而交际行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信息传达者，二是信息接收者，三是信息。所以说，文学修辞批评是一个系统阐释文学交际（修辞）行为的过程，它必须对文学的修辞运作做全程跟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西方修辞批评设定的范围：“如何做修辞批评呢？根据索妮娅•福斯的看法，修辞批评可分为如下四个步骤：提出一个问题，选择一个文本；选择一种分析工具；分析文本；撰写评论文章。”[7]可以看出，西方的修辞批评只是对文本即信息一环做出评价，而我们同时强调文学传达与接受。那么，这样是不是与文学批评、与写作学等冲突？答曰不然，对文学做修辞批评，只是对关涉文学的语言传达做出评价，它肯定与其他批评有叠合的地方，但其目的和角度是不一样的。（一）作家的修辞运作：修辞目的与修辞策略 一位文学批评家说：“就修辞学本身而言，我们常常谈到它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对讲演者来说，那就是‘教授’（即‘传授知识’）、‘愉悦’和‘感动’，也就是说建立一种人与人的联系。”[8]这里说的三种方法其实是三种目的。大家知道，修辞是话语建构或文本生产的技艺和程序，但它首先起于因需求所产生的创作目的。虽然这个目的与创作目的总体上是相同的，如是娱乐还是教育，是愉悦还是感动，是说服还是诱导等等，但修辞学更多地关注其修辞行为的直接目的，即修辞性。而这往往决定文学体裁的选用和修辞方式的取舍。如果目的是通过A去说明B，那就用叙事性散文文体；如果是借助A抒发B，那往往就用抒情性诗歌体。比如，郭沫若的自传小说与他的抒情诗歌就取决于他的不同目的。当然，修辞目的还可进行下位切分，因为相同体裁中也可表现不同的目的。还如郭沫若，同是诗歌，同是抒发感情，在《女神》中因其要唤醒民众，所以风格如狂风暴雨，其修辞择词多刚硬奇崛，修辞手法也多反复铺排超常组合；而《瓶》中因其是表现男女之情爱，故风格如柔风细雨，其修辞择词多柔媚细腻，其修辞手法多婉言曲说象征隐喻。换句话说，作为创作目的，文学可以与其他文体相同，如惩恶扬善，说服教育等。但是作为修辞目的，就不仅在这个层面，它还要使文学更像文学，也就是文学要有文学性，即修辞性——至少要有作者理解的修辞性。正如钱钟书所说：“所谓 ‘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盖必精于修辞，方足 ‘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舍修辞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9]这里说的就是具体的修辞目的问题。比如同是表现性爱，孙犁用隐喻：一个碧绿的蝈蝈爬在白色的匏子花上；林斤澜用象征：他写鱼、写鳗、写泥鳅、写水；汪曾祺用暗示：写明海与英子划船划到芦苇丛中；王小波用白描，写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过程。我们说，四种写法都很有修辞性，但他们的修辞目的都很明确，前三者是通过物事写性爱，后者是通过性爱写社会。 作家创作始于目的，但他必须通过一定的策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说过，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它是修辞者为了达到信息传递最优化而对语言作的某种选择，是根据修辞目的、环境、对象以及各种随机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作的言语决策，而这主要表现为修辞策略问题。我们也说过，修辞策略是根据已在的条件，对未来的语言表达作出决策。它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利用自己已掌握的语言材料，根据对象的语言水平，按照表达与语境、目的和内容的函数关系等去制定修辞方案。“然而，这个方案或程序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它必须考察修辞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一般地说，修辞策略的制定必须考虑三个维度：一是修辞态度，二是修辞格调，三是修辞方式。每一维度中又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最后综合运算，确定出修辞的最终策略。”[10]我们读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作家的态度策略：是根据听众或读者的价值观念、文化修养和社会性期待去调整自己的语言方式的适应策略呢，还是通过自己语言的魅力吸引读者改变读者的引导策略；其次必须了解作家的格调策略：是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较高级形态的高雅策略呢，还是为了适应中等文化水平以下和某种特定群体的受众所采用的浅俗型策略；再次是必须了解作家的传达策略：是凸显对规范表达的偏离的出奇式策略呢，还是建立在共有的语言文化知识前提基础上符合常规的直言式的守常型策略。这就是说，修辞策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只有把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才能制定或复原其总策略。比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态度上采用了引导型策略，格调上采用了高雅型策略，表达上采用了出奇型策略。而汪曾祺的小说修辞则分别是适应——高雅——守常型策略。如果我们把影响每一具体策略的各种因素考察清楚了，那么，就可再现作家的文学决策过程，从而客观地接受作品。（二）作品的修辞评价：修辞环境和修辞技巧 在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文本批评是修辞批评的主要内容。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Frye）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借鉴英美“新批评”的方法，分析了文学中各种文体的修辞问题，研究文学作品的用词、造句、辞格等方面的特点。因为“任何文本都归属于某种体裁，而任何体裁都离不开修辞，因为“体裁”这个概念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11]西方修辞学从本世纪复兴以来主要是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其修辞批评关注三件事：一是建构修辞性的话语所产生的背景；二是分析修辞性的话语本身；三是衡量修辞性话语在观众身上产生的影响。而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比较完备的相同认识。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修辞批评，还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考察文学文本的生存环境，也就是文学语境问题。修辞学关注的语境，虽然也涉及诸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习俗的制约等时空坐标中的复合关系，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言说方式，如不同文化生态中的特殊表现等，但它更关注文学言说的直接语境制约，如语体，如上下文。修辞学认为，任何文本都以它赖以生存的语体为前提，而任何语体又以它赖以存在的语言传达方式为前提。所以，要评价一个文学文本是否优秀，既要评价它是否得体——与语体相一致；又要评价它是否合“式”——与修辞方式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莱才说文类（体）批评的基础是修辞，修饰性的修辞与文学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是修辞性决定了文学性，是不同的修辞特性决定了不同的语体分岔。从修辞出发我们不仅得出了口传史诗、虚构作品、戏剧、抒情诗四种主要文类，而且，修辞学更关注叙事性文体与叙事性文本、抒情性文体与抒情性文本之间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叙事文本是如何在叙事文体中把叙事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抒情文本又是如何在抒情文本中把联想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别出哪是文学作品哪是非文学作品，哪是小说哪是诗。更进一步，哪是优秀的小说，哪是一般的小说等等。 其次要考察文学文本，即一部作品是由哪些修辞材料、借助什么样的修辞手法构成的？这样建构的修辞学理据是什么？它对文学的贡献在哪里？如前所述，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和西方现代的解构阅读都有非常丰富的案例。下面以明末清初李渔的《无声戏•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为例说明修辞阅读的重要作用。该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说一个相貌奇丑、肢体多残的有钱人“阙不全”想找一个和自己相貌相匹配的妻子，不料连找了三个，都是才貌奇佳，开始时三个女子都不情愿且设法摆脱他，可后来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服侍他。对这样一个叙事文本，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做了较为详细的修辞分析。高氏认为，这个故事运用了修辞衍生方法——“倒反”（inversion）：把传统中常见的主题或故事的意思颠倒过来，成为新的故事，小说题目就说明这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倒转版。再比如入话里阎王判那恶人投身为美女嫁丑夫的故事，比如“红颜薄命”与“才子佳人”的意念对立，比如入话佳人配丑夫与正文丑郎娶美妻叙事角度的转换，都可以看作修辞上的“倒反”操作。同时，高氏还认为，李渔的故事与传统的“套破”是互文关系（intertext）：“他在故事一开头便提出‘红颜薄命’这个老套的成语，但是李渔给了这个cliché新的诠释。说话人说：‘只是这四个字也是解释明白，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他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她作红颜’也就是说，他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倒转了一下，修辞上看便是把原来的说法转成‘薄命红颜’（在汉语修辞术里它是‘红颜薄命’的‘倒置’辞式）[12]当然，小说还用了文字游戏式修辞手法，如对“阙不全”姓氏、“身事”及生世描写的游戏式趣释，对五官描写的夸张式铺排，对学识描写的比喻式借代，还有对“才子佳人”与“财主佳人”的反仿，整个故事从“阙不全”、“不全阙”与“全不阙”的修辞结构等等，最后收到了“救得人活，笑得人死”的修辞效果。作者把叙事修辞和说服修辞统一为一体，既完成了文学的说教功能，又完成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可以看出，这种批评方式，是对文学优化传达的最深入的探讨，因为它切入了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小到选词造句用格，大到谋篇创意运思，最后揭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真正含义。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做得很好，钱钟书进行了总结性的提高，而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光大。（三）作品的修辞解读：修辞接受与修辞意义 所谓修辞解读，是指根据修辞学原理，对文学文本进行审美接受，然后读取其修辞意义。一般人认为，接受就是对作品进行逆向还原。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修辞接受正如谭学纯教授所说,不仅有等值接受，还有减值接受、增值接受和改值接受。[13]于是，读者——即修辞接受者也就成了文学修辞批评的终点性环节。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接受中才算完成。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基比迪•瓦尔加所说：“传授真理的人和接受真理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真理不会自己证明自己，总是有个传授者——活着的或死去的，有个作者，有个传统——“要”传播某个真理，有个或多或少自愿同意接受真理并且承认——或者否认（这是同一回事）——传授者权威的学生。”[14]一般地说，作者在创作时都有一个假定的读者，而读者在读作品时也要尽可能地贴近作者，双方在修辞上必须存在一种默契，如果没有起码的默契，那就不存在任何交际（文学也是交际）的可能性，而接受的程度取决于这种默契的程度。人们一般认为的接受是从相反方向重新设想作者的创作历程——从修辞到动机，但接受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说它是社会的，因为表达者与接受者必须共享通用的语言代码，必须遵守特定的文化契约，必须满足规范的社会期待。说它是个人的，是因为表达者和接受者就其人生体验、语言修养和修辞能力并不相同，所以人们在接受时不仅会出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由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视角对一个作品的解读也会不同，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读者有几个哈姆雷特的情况。因此，修辞接受必须与接受者紧密关联。所以，同是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周汝昌读出了“上句情在缠绵，下句语归沉痛”[15]，而朱大可却读出了“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16]当然，还是这两句诗，朱大可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未必读出了现在的意义。这就提醒我们，对文学的修辞解读，要对接受者的综合情况进行考察。 那么，怎样才能更贴近作者，或创造性的贴近作者呢，我们认为，必须运用修辞理论去解读。上文的荷兰教授又说：“信息的‘隐藏’性是文学的特点，那是因为它就是要把读者引入歧途。作者尽其所能来掩饰阐释者所寻找的东西。文学的‘隐性真相’与修辞学的意图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寻找文本掩饰目的的反复尝试来解决。想在他的文本分析得到修辞学的帮助的阐释者只能走和作者一样的路：他从谋篇开始，每当他通过后面的论证和辞格验证发现自己的方向错了的时候，他就重新回到谋篇阶段，以纠正和确实他最初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分析是一种受到作者意图启发的的阐释形式。”[17]其实，更确切地说，修辞解读就是找出文本意义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其文学的实指与虚指、单指与复指、他指与自指。如钱钟书对《离骚》中“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意义的解读：“‘修’ 字指‘远贤’而并指‘修洁’，‘服’字谓‘服饰’而兼谓‘服行’”[18] “两意均虚涵于‘謇吾’二句之中”[19]，这可以视为双关的特殊形态。王希杰对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落花时节”的意义解读为：“指春天，又暗指李龟年晚年之不幸，又暗指杜甫本人之不得意，还暗指唐王朝之衰败”。[20] 总之，我们认为，文学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21]修辞阅读或曰修辞接受就是要把这些含义全部挖掘出来，从而完成文学的高消费。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陈騤的《文则》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分别是中西方修辞学的开山之作。论文正是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出发来选择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的，力图通过比较阐明中西修辞学的相同相异之处。论文首先从理论出发点、研究方法、具体修辞理论三个方面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其次分析了两部著作修辞思想不同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原因、语言原因、思维原因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四点启示。
1．《试论孙炎的语言学成就》，《古籍研究》1987年第4期。2．《试论汉语委婉修辞格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87年第6期。3．《中国现代史上的广东语言学家》（合作），《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4．《试论古汉语修辞中的层次性》，《淮北煤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5．《“乡思”呼唤着“月夜箫声”－－香港诗人杨贾郎〈乡思〉〈月夜箫声〉赏析》，《语文月刊》1988年第5期。6．《中国哲学思想在汉语辞格形成中的投影》，《营口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7．《试论吴方言数词的修辞色彩》，载《语文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89年10月。8．《试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与成就》，《岭南文史》1990年第2期。9．《〈经传释词〉在汉语语法学上的地位》（合作），综合类核心期刊《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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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种讨论的背后焦点要比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更为深刻，它表明的是不同的学者对于智能（包括视觉在内）完全不一样的学术方法论。这种争论有一个并不明显但是非常重要的假设上的不同，那就是实现智能“是否需要”和“是否有可能”像物理学那样去将复杂的体系简化成易于理解的严谨描述。这一描述在物理学里面几乎是一致地数学的，因为它是目前人类可以用于严谨描述规律的唯一方法。然而若是要研究智能现象本身，它是否能够被归约成（Reduce）严谨的规律还是一个未知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经过长期科研训练的科学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所有现象都可以简化成严谨描述”变成了类似公理的假设，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一假设是否适用于智能本身。这一思路较为极端的例子应该算是英国的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爵士，他连续撰写了三部书《皇帝的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意识的阴影》（The Shadow of the Mind）和《庞大，渺小，及人类意识》（The Large, the Small and the Human Mind），来阐明意识（我认为这里的“意识”与“智能”没有什么定义上的差别）的解释需要完整的量子引力（Quantum Gravity）理论，并且用图灵机停机问题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来说明目前基于经典物理的技术不可能创造出意识来。然而，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时至今日都是不存在的，不然就不会有《星际穿越》（Interstellar）这么好看的电影存在了。以彭罗斯为代表的科学家在这方面仅仅是作了一些猜测，远远不能证明他们是对的。此外，彭罗斯对于图灵机停机问题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使用是对于机器的，将人变成了第三方的视角。然而第三方的视角对于主体而言必然不会存在这些悖论，如果想要出现这些悖论，每个人类个体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他自己而不是别的逻辑系统。也许哪天外星人看到了我们人类，然后在人脑的某种模型中应用了一下康托尔的对角线原理，然后说“看，人类是没有智能的，因为他有悖论”——这明显是错误的思考方式。这一派的人其实还不少，比如施一公、饶毅（相关参考：巅峰对话：生命科学的欣赏、普及、升华）还有题主的朱教授，以及绝大多数理论学派的学者（注：这里面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个智能理论需要量子重力理论为前提，但他们都认为智能现象是可以归约为严谨描述的）。不过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他们使用了这一假设来看待智能。这一派的特点是对一切都尽量追求完美的解释，如果能够将所有的智能现象都归约成一个公式那是最好的了。不过，目前来讲这样的尝试还没有完全成功。一个例子是传统的统计机器学习理论，应用到实际模型上因太过偏离实际应用而变得没有办法参考，不过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对最坏情况的“上界的上界”，自然无法描述实际使用的一般状况。深度学习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跳出这种“上界的上界”的限制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受益于数据、计算量和模型等各方面的进步。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一派的研究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即使最终无法将智能归约为几个公式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搞清楚那些可以搞清楚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反过来，有另外的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智能作为一种现象，实际上只是人类对自己生物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复杂性的一种直观描述。因为复杂性是它的根本要求，因此它是不可能被归约成（Reduce）严谨的规律的。这种不可归约性甚至包括了“如何定义智能”这一问题。图灵在1950年发表的著名哲学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所提出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就是一种基于这种观念的对智能的定义，即只要被测试者大体上（即统计上）无法与由判定人（Judge）一致认可的智能参考物（即人自己）有所区别，那么就可以认为是有智能的（在我看来，这一描述实际上是一种早期且非严谨的PAC学习理论雏形）。我个人觉得这种承认智能复杂而不可归约的看法才是朴素而有用的。深度学习的祖师爷辛顿（Geoffrey Hinton）在2016 IEEE/RSE James Clerk Maxwell奖章颁奖典礼上就曾说过，图灵和冯·诺伊曼本来就不承认基于逻辑可以创造智能。如果联系历史，我个人猜想他们拒绝的是整个认为智能可以归约成严谨规律的思路，而类似神经网络这样的工程化方法也许才是进步的源泉。更何况，我们互相承认每个人类个体都是是智能体，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体都必须将另外的个体归约成一个理论或者搞清楚他神经元的每个状态才能去理解他——这在物理上是不现实的。随着人造机器计算能力的提升，我们也许会不得不只能去关注系统的行为，而对其内部运作的机理则只能处于无法归约的层次上。这当然也取决于人类智能的物质基础，如果日后我们人类的生物大脑变得无比强大，那个时候看待现在的神经网络也许就跟我们看待过去的机械算盘一样明白了。此外，就算个体智能可以归约成严谨理论，还有比人类个体智能更为庞大的现象，那就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的进化（如何创造机器实现社会和进化？）。目前大多深度学习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一思想的，主要在模型设计、优化算法、应用领域等实际的方面来拓展。我个人觉得，既然这样的尝试目前来讲还没有看到尽头（比如不断的有新的任务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变得可能），那么就没有必要以“发明一种理论来描述所有深度学习”作为目标，因为我们还不清楚深度学习这一系列方法在实用中的边界在哪里，更不清楚“将智能现象归约成严谨的规律”在根本上是否可行。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明的是上面的两种派别的区分并不是绝对和独立的，有许多研究员在完成许多优秀实际工作的同时，也为理解这些模型提出了非常好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不像物理学科那样有强大的归约性，但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