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b000236 你好，沃登编辑为你解答： SSCI是SCI的姊妹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 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 (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 至于SSCI是否可以替代SCI，这需要看你们学校的具体规定了。
如果真需要软件的话，还真有不少，但是都不太好，不通顺，关键词被改，错别字多，表达的意思改变等等。.我都是找北京译顶科技，他们做润色和翻译做的很好，长期客户了加速了解
一般ssci论文投稿后要经过多次审稿返修才能顺利发表，这也是漫长的过程，而也有很多作者并不清楚投稿的ssci论文怎么证明正式发表了?ssci论文发表本身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合理的编排格式，而证明论文正式发表也不是容易的，需要作者掌握相应的方式方法。 投稿的作者可以直接去发表文章的期刊官网上查询期刊的具体收录信息，确定是否已经正式发表;可以在Web of Science 查询，当然作者也需要注意Web of Science 的查询只能由国内的合作者自己去查询，因为查询的前提是学校或图书馆已经购买了数据库的使用权。至于发表后可查询的时间，每本期刊的查询时间也是不一样的。现在Web of science 也推出了Early Access Publications ，其标引标准是定义“是指那些已经最终被期刊收录并拥有了DOI和在线出版日期，但还没有最终的期卷号或页码信息的论文”。这个定义说明，Early Access论文一定是已经公开发表的，只是尚无最终的期卷号或页码。Early Access论文是通过DOI与WOS数据库产生连接关系的。待含期卷号、页码等信息的论文正式发表时，数据库会在同一条记录上补充“期卷号、页码”等相关信息、保留“Early Access收录日期”，并去掉“Early Access图标”。此时，这篇文章不再具有“Early Access”文献类型，但仍保留其“Early Access收录日期”，并成为一条最终正式发表的记录。因此作者要证明自己的ssci论文成功发表了，就需要在Web of science，如果您没有登录权限，或者是不清楚查询步骤的，可以和期刊之家的老师沟通，他们也可以帮助您查询，并且证明您的论文已经发表，也不会耽误您使用。
可以用。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类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数量较少，而且要经过严谨的同行评审流程，因此发表一篇ssci论文含金量较高。那么ssci论文适合评什么级别职称?一般可用来评定副教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等职称，能够获得一定的加分。
可以用。 SSCI的论文在国内是认可的，大部分的高校对其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虽然SSCI是SCI的扩展版，但是其论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而且能够发表在这样的期刊上，说明个人的学术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造诣。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经济开发区师大路1号，该校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特色，文、理、艺、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是黑龙江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坐落于素有“冰城夏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是黑龙江省教育、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是黑龙江省属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学校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是“十三五”时期国家重点支持建设的百所中西部本科院校之一。
学校成立于1951年，其前身是1946年我党在东北解放区建立的松江省立行知师范学校，经历了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1951——1956）、哈尔滨师范学院（1956——1980）时期，1980年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2000年呼兰师范专科学校、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并入，2002年黑龙江省物资学校（黑龙江省物资职工大学）并入，组建成新的哈尔滨师范大学。
学校坚持，弘扬以“行知精神”为代表的大学文化，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从师准则，秉承“敦品励学，弘毅致远”的校训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提高质量、创新发展。学校先后荣获“黑龙江省文明单位标兵”、“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明校园”等称号。
学校有江南、江北两个校区，占地面积34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0余万平方米，固定资产近30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4亿余元。建有以文博馆为核心的四馆一体的展览中心。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890万册，是“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学校设有25个学院（部），83个本科专业，建有一批省级重点一级学科（群）和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学校具有完备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体系，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是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材料科学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美术学和中国语言文学4个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30%。
学校坚持教育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突出教师教育特色，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三次入选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现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国家级重点人才培养支持计划，有国家级特色专业10个，省级重点专业18个，国家级、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33门。获批国家级、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和教学改革成果奖百余项。
建校以来，学校先后为社会输送了40余万名各类优秀人才，涌现出一批世界和全国知名的优秀人物：“全国优秀教师”宋立志、“全国道德模范”张丽莉、“全国劳动模范”王惠生、“感动中国人物”秦艳友、“世界小姐总冠军”于文霞、“中国象棋世界冠军”王琳娜、“世界速滑锦标赛冠军”王北星、“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速滑冠军”付春艳，一大批校友成为黑龙江省乃至全国优秀骨干教师和社会精英，为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为学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平专业教师队伍。现有专任教师1700余人，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4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6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龙江学者”10人，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8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19人，省优秀中青年专家13人，省文化名家暨“六个一批”人才24人，省级教学名师14人，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17人。
学校学术研究实力雄厚。现有光电带隙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包括重点实验室、工程研发中心、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智库）27个。近五年来，学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近500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220余项。我校教师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万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被SCI、SSCI、EI等国际检索系统收录2200余篇。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280余部。获得授权专利11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40余项。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黑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和研修基地、黑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以及黑龙江省文学学会等5个省级学会挂靠在我校。学校主办的《北方论丛》、《黑龙江高教研究》等14种学术期刊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具有重要影响。
导师常说，学术界就像个江湖。每个期刊就像是科研人奔赴的战场，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发表就出局的险境。 大家怀抱理想冲向SCI，勤勤恳恳迫切想分CSSCI一杯羹之时，大致免不了四处碰壁，近几年，很多C刊都不收博士生的稿子了，但就业市场是残酷的。如果你还在感叹国际顶级期刊难发表，国内C刊僧多粥少，不妨换种思路，现在要想让高校人事领导眼睛一亮，对文科博士来说，最顶事的，已经是SSCI了。如果你发的是SSCI，来了给啥都可能，包括特聘教授。不信你看下面这个：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如果你只是发了点普通C刊，不好意思，可能连要都不要。 而且这种现象，也正在延伸到硕士申请博士上。很多硕士申请国内外名校博士，就是靠发SSCI胜出的。 你肯定纳闷了：硕士生还能发SSCI？国内很多C刊，连博士生的搞子都不收，硕士生竟然可以发英文SSCI? 一点都没错。不少两类期刊都发过的同学老师都有这一体会，即很多SSCI并不比中文C刊难发。发SSCI，其实是胜出科研竞争、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完全可以去尝试发表SSCI期刊论文。 SSCI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是评估一个研究者是否国际化的重要标尺，也是使研究者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筹码。 并且SSCI期刊也并不难发！发表过SSCI的大有人在。相比于在国内发C刊，SSCI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为什么要发SSCI？导师列出了五个理由： 1、SSCI地位很高。 现在很多高校都将之排在国内很多顶级C刊之上，其价值和受肯定程度远高于中文核心C刊（一篇抵10篇都不为过）。 硕士拿SSCI申请国内外名校博士、博士拿SSCI赴名校就业、老师拿SSCI评职称，都是绝对的杀手锏。很多学校有师生发表SSCI，会当新闻来报道的。 2、SSCI难度并不一定高。 虽然好的SSCI肯定会难，但是好的中文C刊也能难到让你焦头烂额。 其实对比一下数量，我们觉得SSCI也不一定真的就难：中文C刊有700多种（含拓展版），但SSCI多达3500种。 虽然SSCI是面向全球的，但中国人多啊，所以C刊竞争也是可想而知的。有老师两种期刊都发过，认为SSCI并不一定比C刊难。 3、便于知晓进程、学习提高。 国内C刊很多还是邮箱投稿，不能及时跟进投稿进度，而SSCI投搞一般可以对进程一目了然，并在投稿过程中能及时获得反馈，便于学习、修改、提高。 4、SSCI很公平。 它注重新意，对格式什么的要求没有中文C刊高。而且是匿名评审，没有关系稿，不看作者头衔、身份，不像部分中文C刊就喜欢发大佬的文章，小字辈的容易被直接pass。 5、SSCI更适合未来发展。 现在科研竞争越来越大，以后的学术生存，肯定要有国际化的学术发表。国家“双一流”发展目标，也有对高教科研走向国际化的要求。中国社科以前底子差，可以只在国内发展，以后肯定不能再这样了。 所以，文科科研，争发SSCI，已是当下一股潮流。这也是我们对中国下一个10年文科将会快速进步、获得国际话语权持非常乐观态度的原因。
1.SSCI杂志远比SCI杂志少。2017年Journal Citation Report报告说，SCI杂志有178个大类，14223份杂志;SSCI杂志有57个大类，才4623份杂志。2.SSCI对英语书面表达的要求更高，要求作者有很好的英语写作技巧。母语为非英语的研究人员写文章投SSCI杂志，语言是一大难关。 3.SSCI文章平均长度更长。 4.SSCI审稿周期更长。从收稿到编辑的第一份信(修改意见或者据信)发出，SSCI要平均半年或是更长，3-4月算是很快的。 5.SSCI对于方法学的要求更加严格，特别是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这方面。临床医学杂志的稿件基本是t检验ANOVA，最多就是多元回归模型。而社会科学，教育，心理学，公共政策等杂志的统计分析方法要复杂很多，特别是现在强调evidence-based practice/policy，很多稿件都采用quantitative analysis。 6.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公共政策等)起步晚，资金少，科研人员知识结构老化或者落后。国内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计划大都是复制欧美的研究，除了被研究人群的不同，很少有理论方面和方法学上的突破。研究没有新意，这也是投稿难以被录用的一个原因。 7.即使文章有新意，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reviewer或者editor难以理解，也会导致投稿被拒。
核心论文。
ssci论文是国际核心论文，与sci相比不相上下，只不过ssci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偏文科，sci是科学引文索引偏理科。即ssci是文科类“金字塔塔尖”级别的国际论文。
ssci二区相当于前6% ～ 20%，算是很高类别的论文了。ssci论文是在ssci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即文科方向发表的文章，比如法律论文、历史论文、经济论文等，一旦被ssci检索收录，意味着该篇论文是国际学术论文，代表作者的科研能力达到国际水准。ssci期刊，是文科方向论文发表所选的最高级别的刊物。
特点说明
在国际期刊中，被sci检索收录的期刊，地位更高一些。但sci检索收录的范围偏重理科，适合理科方向的作者发表论文。而对于从事文科方向的作者，发表sci论文，专业就不匹配了，应该选择与sci期刊同级的ssci期刊。换句话说，ssci是文科方向的“top”，sci是理科方向的“top”。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SCI即科学引文索引，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收录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3700多种。通过其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来挑选刊源，使得SCI收录的文献能够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ssci和cssci是两个不同的检索工具，适用范围也是不同的，ssci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前者是国际上知名的学术检索工具，世界范围内都是受认可的，后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大核心，适用于国内。 除了概念和适用范围的不同之处以外，二者还有其他不同之处，ssci检索的是国际上优秀的社会科学文献，主要倾向于文科方向，如法律、公共管理、经济、哲学、政治等专业，都是ssci检索的范围，国内外优秀的社科文献与期刊都可以被ssci检索，cssci检索涉及的专业范围更广一些，文科理科专业都有所涉及。 发表ssci论文与发表cssci论文，难易程度也是不同的，由于ssci是国际知名检索系统，因此发表ssci论文需要英文写作，包括投稿见刊等一系列事宜都是需要英文状态下进行的，cssci论文则不需要，cssci可以算是国内最权威学术价值最高的检索工具了，发表cssci论文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与ssci论文相比，难度要低一些。 二者在国内评职晋升中都是备受认可的，发表ssci英文论文对于很多普通作者来说难度过大，cssci论文难度小一些，但对文章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有不少cssci期刊对作者身份职务都有一定要求，门槛相对较高，在这一点上ssci期刊就要好一些，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只要文章写得好基本就可以发表!
最近，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的汪胜研究团队在Advanced Materials和Biomaterials Science上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集中在新型纳米材料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在Advanced Materials上发表的论文中，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基于层状双氧水钙钛矿纳米晶体的纳米药物载体。他们发现，这种载体可以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扩散，并对正常细胞没有毒性。在Biomaterials 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中，研究团队探索了一种基于羟基磷灰石的生物活性材料，并将其应用于骨修复。他们发现，这种材料可以促进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从而加速骨的再生和修复。这些研究成果有望为生物医学领域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最近，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的汪胜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钯纳米粒子修饰纳米多孔碳作为高效的氢气传感器”的论文。在这项研究中，汪胜教授和他的团队使用钯纳米粒子修饰纳米多孔碳，并将其用于制造高效的氢气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以快速且准确地检测到氢气，具有高灵敏度和较低的检测限值。与传统的氢气传感器相比，这种传感器具有更快的响应时间和更高的稳定性。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高效的氢气传感器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例如工业生产中的氢气检测、水处理、化学反应等领域。此外，在环境保护和能源领域中，这种传感器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汪胜教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有望为氢气传感器的研发和应用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近期，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的汪胜教授在国际重量级学术期刊Advanced Materials上发表了题为“Ultrastrong and Tough Graphene Aerogel Fibers with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的论文。该论文报道了一种新型石墨烯气凝胶纤维，该纤维具有超强和韧性的特点，并且具有分层结构。这种新型石墨烯气凝胶纤维的制备方法简单易行，所得纤维具有超高的拉伸强度和韧性，并且具有显著的储能能力和超高的导电性能，因此在柔性电子、高强度材料和先进能源储存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这项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提高了我国在新型高性能材料领域中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也为石墨烯气凝胶纤维的制备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要：《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近30年刊文情况表明，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话题上。具体而言，中国翻译研究更加重视翻译教学、翻译史、翻译行业、翻译技术、翻译技巧的研究。这几个领域其实也是中国翻译学与西方相比的优势所在，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这些特色与中国特色翻译学大讨论中学者们的设想并不一致，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色才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过于注重翻译理论的建构，未能预见国内翻译实践的新发展。关键词：中国特色翻译学；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翻译史；翻译行业0．引言“中国特色翻译学”一直是中国翻译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20世纪末曾有过一场比较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坚决认为，我们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认为翻译学不应该有国别之分，建立中国翻译学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有学者将这两派学者分别称作是“中国特色派”和“普遍理论派”（鲁伟、李德凤 2010：11），从当时的情况看，后者似乎取得了胜利。从2010左右开始，这一话题再次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有些学者还连续发表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潘文国 2009，2012，2013），中国特色派似乎又占了上风。以2008年至2018年为时间节点，在中国期刊网上至少可以检索到8篇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论文，只有1篇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其他7篇都积极支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单从数量上看，“特色理论派”显然胜出。但总体而言，这一波讨论未能引起普遍关注，响应者寥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波论争都以理论分析为主，焦点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是否必要，对于中国特色翻译学到底有哪些内容，“中国特色派”只做了比较简略的展望，并没有依据当时已有的翻译研究来说明什么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虽然有学者声称，这一问题“并不是个纯理论问题”，要从“实践”来看这一问题，（潘文国 2012：1）但也只是结合翻译实践，没有谈及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最近有学者（赵云龙等 2017）发现了翻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包括5种翻译研究，可以说是为中国特色翻译学提供了研究事实，但该发现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得出的，没有深入论证，也没有结合上述两波争论来谈。因此，20多年过去了，我们有必要检验一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发展现状，考察一下这些年来中国的翻译学是否有特色？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与当初学者的设想是否一致？本文拟结合《中国翻译》和Babel这两本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的载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1．“中国特色翻译学”辨析探讨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翻译学”概念加以辨析。所谓“特色”，就是“特有”的意思。纵观学者们的论述不难发现，所谓的“中国特色翻译学”就是中国特有的翻译学，与其他国家的翻译学都有所不同，特别是与西方的翻译学有明显区别。张柏然在论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时，就提到翻译学科的人文性有两个特征，那就是“民族性、特殊性”（张柏然、姜秋霞 1997）。这是“中国特色派”学者们一个最为核心的观点。他们之所以提出要建立这种翻译学，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我国的翻译学受西方翻译学影响太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翻译学”也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既指翻译学这一学科，也指翻译理论。在具体的论述中，2013年之前，学者们倾向于使用“理论”一词，2013年以后，“翻译学”成了更为通行的说法。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理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或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二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独特性。“中国特色派”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视作是建设这种翻译学的重要资源，主张我们应在传统翻译思想中寻找契合中国翻译实践的资源。传统翻译思想之所以有此作用，就是因为与西方翻译理论大为不同，有其独特性。三是中国人的主体色彩决定了中国的翻译学必然有中国特色。这个理由不太常见，只有两位学者在其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与有所提及。这两位学者认为，“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就‘特’在带上了中国人的主体色彩，……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视角，构建出的翻译理论话语。”（鲁伟、李德凤 2010：14）2．研究设计本文对1987～2016年期间《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上刊载的翻译研究论文按照其讨论的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对比这两本杂志所刊发的各类论文数量和比例有无不同，甚至于二者所刊发的论文类型是否完全对应？《中国翻译》刊发，Babel上完全没有刊发的论文，或者《中国翻译》刊发较多，Babel刊发较少的论文，无疑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以此来考察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翻译学，与英语中的 translation studies 基本对应，与“翻译研究”同义，并不局限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探讨、翻译现象分析、翻译人物介绍都是本文研究的对象。翻译书评，包括对翻译理论所做的批评和对有关译作的批评，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但会议通知，新书预告等，包括一些著名人物讲话，不在本文统计的论文之列，因为这些通知和讲话不研究具体的翻译问题，大多也不包含什么翻译思想。少数虽然提出一些翻译思想，但没有进行任何论证。换句话说，根据通行的标准，能够称作翻译研究论文的，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选择《中国翻译》与Babel，是因为这两本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最能反映中国和西方翻译学发展的全貌，比较的结果最有说服力。这两本期刊都是行业协会的会刊，刊文类型都很多样化，研究内容都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话题都比较广泛，论文形式也都比较活泼，既有专题研究论文，也有随笔式的书评，但整体上学术水平都比较高，都能代表各自所在地区的翻译学研究水平。虽然相对来说，Babel在西方的学术地位不如《中国翻译》在中国的地位高，但这并不影响二者的可比性。在西方，仅就英文翻译学期刊而言，Babel在翻译学者中的影响，似乎不及The Translator、Target和Perspectives等期刊，至少没有《中国翻译》在国内远超其他翻译研究刊物的地位。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Babel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并不低，也是 SSCI 检索刊物，只是其作为行业协会刊物，刊文类型多样，不像其他几本期刊只发表纯学术研究论文。不过《中国翻译》也与一些纯学术刊物有区别，行业会刊的特点同样明显。把研究的时间范围确定为1987至2016年，是因为1987年被普遍认为是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起点。当年召开了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有学者认为这两次会议是“中国的翻译及翻译理论研究开始腾飞的标志”。（许钧、穆雷 2009：27）以2016年作为时间下限，则是为了将时间跨度确定为30年。3．基本数据如上所述，本研究只分析研究论文。《中国翻译》的书评大多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类书评中评论的内容占有较大比重，反映了评论者的翻译思想；但Babel上的多数书评都不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书评只是对原书内容的介绍。这些文章可分为4大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主要讨论理论问题，包括具体的理论问题和翻译理论建设、翻译学发展等宏观问题。第二类是实践研究，主要探讨实际的翻译实践问题，包括某一类文本或领域的翻译技巧以及某一类语言现象的翻译技巧。当然，翻译技巧既包括笔译技巧也包括口译技巧。笔译研究类论文又根据所译文本的领域分为各专门领域翻译，如科技翻译、法律翻译等的研究。影音翻译横跨笔译和口译，也算作实践研究类。专门领域翻译研究也包括文学翻译研究。讨论翻译行业发展的论文也列入此类，因为这些论文大多讨论与实践相关的行业问题，理论色彩相对淡一些。同理，探讨翻译技术的文章也算作翻译实践类论文，因为两本期刊上刊登的都是有关翻译技术应用的文章，究其本质探讨的还是翻译技巧，没有一篇对翻译技术进行理论反思。第三类是翻译史研究，主要钩沉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或翻译人物，或是一些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情况，对具体的翻译技巧不太关注。有些论文，虽然讨论的是历史上的译者或是译文，但主要焦点在于翻译技巧，则列入翻译实践论文一类。第四类是翻译教学研究，内容涵盖翻译教材、翻译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等。《中国翻译》上的此类论文，标题中一般都会有“教”或者“学”的字样，或是在“翻译教学”栏目下；Babel 上此类论文通常会有 teaching 之类的字样，也比较好辨认。这30年期间，《中国翻译》总共发表了2718篇翻译学论文。其中实践研究类数量最多，理论研究类次之。各类论文各年篇数如下：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总共有1522篇。如前所述，这些论文又可细分为更小的子类。下页图1表示的是各子类历年的发表篇数。其中，“科技”指的是有关科技翻译的研究，采用的是国内翻译界常用的含义，包括西方翻译界所说的 technical texts 和 scientific texts 的翻译，不同于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 technical translation。（Byrne 2006：7；Ellen ＆ Wright 1993：1）“文化”指的是有关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即旅游、食品、体育、历史等领域的翻译研究；“政治”是指有关政府文本及军事文献翻译的研究；“财经”指的是有关财经文本翻译的研究，包括广告文本翻译的研究；“技巧”包括那些主要探讨具体翻译技巧，如定语从句翻译、长句拆译，而不关注文本所属领域的论文。图1．《中国翻译》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图2．《中国翻译》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同期Babel共发表了553篇翻译学论文，各类论文历年的篇数如下：图3．Babel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298篇实践研究类论文中，各子类历年的篇数如下：图4．Babel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4．数据分析由图1和图3不难看出，《中国翻译》刊发的翻译史研究类论文明显比 Babel 多，不仅绝对数量多，比例也高。此类论文在《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占到了6.36%，在Babel的全部论文中只占0.36%；翻译教学类论文反差没有这么大，但也比较明显。《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此类论文占9.09%，Babel的全部论文中，这类论文只占5.79%，相差接近一半。历时来看，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在《中国翻译》论文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在Babel 所刊发的论文中，占比则没有明显变化。二者的这一差别在下图5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图5．《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史与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整体上不断增多，形成了规模。事实上，最近几年“译史纵横”已成了该杂志的一个特色栏目。相比之下，Babel上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一直很少。就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而言，《中国翻译》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Babel则没有这种趋势，2006年达到高峰之后，又迅速下降，虽然总数不是太少，但与《中国翻译》上的同类论文还有明显差距。由图2和图4可知，在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中，《中国翻译》刊发了数量可观的翻译技巧研究论文，Babel则一篇也没有。《中国翻译》发表了大量翻译行业研究论文，共49篇，占全部实践研究类论文的3.22%，Babel发表的同类论文明显要少，只有7篇，占比为2.3%；《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技术研究论文有35篇，占比为2.3%，Babel发表的此类论文有7篇，占比也为2.3%。但《中国翻译》发表的此类论文越来越多，特别是2011年后每年都有，Babel只在少数几年才发表了此类论文，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整体上近年来不如20世纪发表的多。两本期刊在这两类论文数量上的差别，可见下图：图6．《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行业与翻译技术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可以看出，虽然翻译行业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论文在Babel上占的比例有时很高，甚至到30%，但高峰都出现在2000年前后，近年比例都不高，整体上都低于《中国翻译》。就近10年的情况来，这两类论文都是《中国翻译》占比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翻译研究论文这一子类中，《中国翻译》30年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早期的论文讨论的几乎全部是外国文学汉译的问题，后来出现了许多讨论中国文学外译问题的论文，且后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以下是二者在该子类中占比变化情况：图7．《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中译研究与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论文比例2005年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的论文数量超过了研究外国文学中译的论文，中间二者有所反复，但2009年之后，前者一直多于后者，且差距非常明显。换言之，2009年后研究译出母语的论文超过了研究译入母语的论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中国人，工作单位也大多在中国大陆，可以推断其母语都是中国人。Babel论文作者的语言情况不好推断，尽管我们可以从姓名推断哪些作者是英语国家的人士，结合其供职单位推断其母语是否为英语，但这种推断未必准确，因为西方学者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比较普遍，英美学者的母语未必是英语，非英美国家的学者，其母语未必就不是英语。不过，多数研究其他文学英译的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国家的学者，研究英语文学译入其他语言的，其作者大多不是英语国家人士。由此我们不妨假定，Babel上文学翻译研究论文，研究的大多是译入母语的情况。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这3类论文在《中国翻译》发表的论文中占比明显更高，翻译技术研究论文近年来占比更高，翻译技巧研究论文为《中国翻译》所独有，文学外译研究论文可能是《中国翻译》所独有。5．研究发现论文数量的多寡或比例的高低，当然并不反映研究新意的强弱，更不代表翻译理论是否有突破。甚至于期刊论文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和西方也有不同。有学者就提出，与中国翻译界不同，“在国际翻译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著作，而不是论文”（王东风 2016：xvii）。但某一类论文数量多，或是在论文总数中占比高，至少说明翻译学者们普遍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翻译研究的兴趣或热点。多数情况下，研究的成绩与研究的数量还是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比更高的论文代表了翻译界在这些领域的成绩与进步。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期刊论文在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此说来，《中国翻译》比Babel占比更高的论文，就是近年来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即中国特有西方没有，或是中国比西方更活跃的翻译研究。如今要是说中国特色翻译学，其表现应该就是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学外译研究及翻译技巧研究。这一发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印证。有学者考察2001年至2015年的中国翻译学研究，发现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较为突出的有5个方面：1）视听翻译研究；2）翻译教材研究；3）师资培训研究；4）语言服务研究；5）生态翻译学研究”（赵云龙等2017：15）。翻译教材和师资培训都属于翻译教学范畴，语言服务则是翻译行业范畴。该研究并未参考西方学术期刊，与本研究的发现略有差别，也属正常。无论如何，中国翻译学的新特色与当初学者们的设想都有较大出入，这几种特色大多都与汉语或中国文化没有特别紧密的关联，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质才形成。只有翻译技巧研究活跃这一点或许与中国文化相关，因为中国人重具体，翻译研究更注重翻译技巧，也就是所谓的“内部研究”；这几种特色与传统翻译思想也没有多大关系，“翻译史研究”虽然也有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发掘，但并不是主流，多数还是对翻译人物或翻译事件的描述与回顾，其论述更是极少参考传统翻译思想。其他几种特色，同样很少关照传统翻译思想，学者们引用的主要还是西方的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行业、翻译技术与文学外译这4个特色，与翻译实践热点具有高度一致性，实践驱动的特点明显。2004年《中国翻译》刊载的翻译教学类论文超过10篇，之后除个别年份外都超过10篇，这与翻译本科专业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很难说是巧合；翻译技术与翻译行业研究的兴起，则与中国翻译市场的快速形成与增长密切相关；中国文学外译研究2005年超过外国文学汉译研究，与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只间隔了一年，显然也是受了中国文学走出去大潮的影响。有这么大的出入，其实不难理解。两次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讨论，焦点都在于是否需要建立这样的翻译学，至于中国特色翻译学有哪些内容，学者们并未展开论述。虽然学者们用了“翻译学”这一说法，但他们的着眼点是理论，目标是建构出全新的翻译理论，或是在传统翻译思想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但中国翻译学30年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借鉴西方理论之后的近10余年，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理论的寂静期，总体来看新的理论很少，理论建构并非翻译研究的主流，可以说也进入了“后理论”时代。对于许多翻译现象，学者们并未结合具体的理论去分析，还有许多学者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此一来，现实的发展与学者们当初的设想自然就会有所不同。进一步说，即便我们把“翻译学”限定为“翻译理论”，这些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中国特色。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表的有关中国翻译理论的论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观点多样化，没有鲜明的独特性，“我们不能说中国翻译理论，就如同不能说爱尔兰翻译理论或加拿大翻译理论一样”（Williams 2013：4）。更重要的是，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尤其是参加第一次讨论的学者们，没有预料到国内翻译实践会如此发展，特别是翻译教学、翻译行业和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对于这些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或者这些实践会催生哪些理论，不太可能提出明确的看法。潘文国在论述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时，曾提出了四条理由，其中包括“它在相关领域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重大，而目前别的地方的经验、别的地方的理论都无法解决”（潘文国 2009：103）。但中国翻译实践的新发展，西方原有的理论固然无法解释，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也未必就完全可以解释。况且，多数翻译学者的国学功底未必深厚，要将传统翻译思想运用于具体的研究，会有不小的困难。反倒是一些新的西方理论，用起来更为顺手。此外，过于强调传统翻译思想逻辑上也未必合理。新的翻译实践完全有可能催生新的翻译思想。有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翻译实践都可能会要求新的思想，构建新的理论”（转引自 Doorslaer 2013：77）。中国翻译新的实践，完全有可能启发学者们构建新的翻译理论，只是新的理论也未必如学者们设想的那样，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或汉语特点。6．结语总之，如果我们对“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解不局限于理论建构，而是所有针对翻译现象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翻译学有其特色，只是这些特色的成因与汉语或传统翻译思想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翻译学与西方翻译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我们的有些研究比西方同行要深入，下的功夫更多。也许将来某一天，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下更大功夫，研究兴趣超过我们，我们的这些特色就会消失。因此，这些特色并非永远属于我们特有。就这一点来说，与其说“中国特色翻译学”，还不如说“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后者更能体现现阶段我国翻译研究的时代性，既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新成就，又说明我们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紧盯世界前沿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作者简介】韩子满，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翻译理论及翻译与武装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