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论文发表

陈支平教授科研成果显著，承担省部级以上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专著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获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明史新编》（获1995年国家教委第一届社会科学二等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福建宗教史》、《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以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等，主编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及《闽台民间族谱汇编》、《福建民间文书》等。目前正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福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陈支平教授在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加强学科建设，努力培养合理的学术梯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使历史系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增至三个，并成为国家教委首批批准建立的文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继续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学术界的领先地位。一、著作《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明史新编》（合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福建宗教史》，1996年《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客家源流新论》，1997年《福建六大民系》，2000年《透视中国东南——文化与经济的整合研究》（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与社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年《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中国通史教程（第三卷）》二、主编《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台海研究丛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闽南文化丛书》三、论文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试论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经济必然性，《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福建华安仙都的蓄奴制调查——明清福建社会制度调查报告之一，陈支平、林仁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清初更名田立法考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一），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二），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三），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四），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五），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清代福建的蓄奴和佃仆制残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六），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七），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八），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陈支平、郑振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九），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十），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价值——兼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一部嘉惠学林的新书——读王戎笙教授《台港清史研究文摘》，《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3期明清福建家族与人口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明清福建货币地租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原》，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质论，《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清人社会生活》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客家人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来之举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由客家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清代闽西商纲零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福建汉人民系的相互交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1998年6月福州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闽南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兴化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明清时期外省人口向福建的迁移，《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5月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东南学术》1999年第4期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转变，陈支平、卢增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汉人南来与闽北的开拓，《武夷文化研究——武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8月闽南文化三论，《闽南文化研究——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上）》，2003年9月从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看福建与台湾的乡族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林枫陈支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8月论傅衣凌先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陈支平徐晓望，《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2004年8月客家地区教育的时空差异——以科举及第人数为例，周雪香陈支平，《客家文化研究》（下），2004年12月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陈支平张先清，《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客观与现实的背离——郑和下西洋的从旧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8月清末闽南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S1期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理论探索、宏观研究与旧事重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清代闽东畲族社会经济的一个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从新发现的《郑氏族谱》看明末郑芝龙家族的海上活动及其与广东澳门的关系，《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8月1日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论文集下册（1995～2007）》，2007年10月1日略论台湾杨氏族商的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跨越时空论“封建”，《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2期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光明日报》2008年8月10日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的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宗教与风俗史的细部考察与多角度审视——评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记《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福建民间族谱中所见南明史料辑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中国商人历史研究中的制度与文化：一个新的路径，《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追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治史路径——陈支平教授访谈，陈支平佳宏伟，《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张维华坚持读完了5年大学，1928年夏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随后到济南济美中学任教。那时谋职不易，张维华干的很卖力，教课效果甚好，颇受学生欢迎。一年后，齐鲁大学又聘我回校当助教。两年后，即1931年，我又到燕京大学读研究院。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院集中了许多名流，例如陈垣是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都执教于此。我选修他们的课，颇得益于他们治学问的方法。这促使张维华下决心走上了研究史学的路子。北京图书馆和燕大图书馆藏书甚丰，这是个极有利的条件。我那时已是过30岁的人了，不免有为时过晚之叹，但我还是抓紧时机，刻苦攻读。两年后，张维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明正德间葡萄牙使里来华考》，竟然受到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重视，并撰文予以介绍。这更加坚定了我作史学研究的决心。1933年研究院毕业，张维华完成了硕士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颇受洪业先生赏识，翌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这本书共有17万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将书名改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过去的正史中，虽大都有外国传，但从来没有欧洲国家的传。《明史》中出现几个欧洲国家的传，显然是中国直接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的反映，表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于是，张维华便参照中外文有关典籍，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着手为《明史》中欧洲四国传作注释。在注释过程中，我采用溯源、辑补、比勘三种方法。1933年研究院毕业后，张维华仍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当时教师少，全系只五六个人，我教的课也比较多，中国史、世界史都要讲。在教课之余，尽可能地搞点研究。我在读《日知录》时，看到顾炎武有关齐长城的记载，颇受启发。我翻阅了大量方志，并参考其他支书，写成了《齐长城考》一文，受到顾颉刚的好评。接着我又陆续写成了《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楚方城》和《汉边塞》等论文。后来结集成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我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而且有些资料来自实地考察所得。我曾到过河套的五原、临河两县，察看了赵长城的终点高阙，还在张家口一带考察过明代的边墙。这种实地考察对我写好这本书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张维华应顾颉刚之邀，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顾先生还给了我一个主任的名义，叫我负责对内、时外的事。我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到外地考察。例如，我曾到地广人稀的河套，深感这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好地方。自清季以来，不少人注意及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同春。他曾集中许多人在此兴修水利，使当地面貌大有改观。我访问了其家庭，回京后写了《王同春访问记》一文，刊于《禹贡》，并编辑了《河套水利调查专号》。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印证书本上的一些记载。这使我感到，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作学问的真谛。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京津骚乱。张维华离开北京，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当时肖一山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与他来往较多。张维华一边教书，一边在他创办的“经世学社”主编《经世》杂志。不久，开封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张维华便随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继而又迁至武汉，旋即解散。张维华和几位同仁一起到了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宜的工作，竟过了一段流浪生活。1938年秋，张维华和徐炳旭一起到昆明，在当时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工作。1939年秋，张维华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当时迁至成都的大学很多，仅华西坝就有华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齐鲁四所教会学校。除授课之外，张维华和顾颉刚先生还一起主持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一时集中了国内20余位著名学者，像杨向奎、胡厚宣等都曾参与其事。我们还招了动余名研究生，并制订了一套整理二十四史的计划。研究所的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差不多成了西南的一个学术中心。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责善半月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成了大家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张维华在成都齐鲁大学史社系连续工作了5年，先任副教授，后任教授，还曾担任过系主任。张维华先后开设了秦汉史、中国通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在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汉和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关于秦汉时期，我先后撰成了《西域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在《汉史论集》中，由齐鲁书社出版。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方面，除撰有数篇论文外，这时张维华还写成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一稿。当时曾石印数十本，以作为学生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后，齐鲁书社愿意为我出版这本书。研究生晁中辰整理，并由他补写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易名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写交通，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与中国的早期交往；中编写宗教，叙述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经过；下编写文化，叙述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其中，下编是全书的重心。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殖民主义和宗教因素掺杂其间，对其性质和作用难于辨识和判定，为此历来多有争议。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这个领域更成了禁区。但历史工作者应正视现实，应该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直接接触并相互激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直接接触，又是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初次交锋。它带来了生机，也蕴藏着危机。从主观上来看，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从精神上奴化中华民族。我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并一度信奉耶稣会。他们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从京师直至穷乡僻壤，建教堂、学校以及医院，帮助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宗教活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有的耶稣会士还从事搜集中国情报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注视和强烈反对，乃至制裁。清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及此后的禁教，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的激烈斗争。但从客观上来看，除消极因素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积极因素。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如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以及机械制造等知识，对仍然沉溺于四书五经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股清风。它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陆续传入欧洲，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我在“出版新序”中特别提到，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我写这部稿子，特别注意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此。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经过几千年时间，各个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合的作用。到今天，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彼此间的隔阂消除了很多，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了。我觉得，人类社会现在虽然四分五裂，但从未来的远景看，也会同中国一样，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1944年，张维华离开成都，到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个学校建在荒山野坡里，不具备什么工作条件，几乎停止了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夏迁至重庆。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时局混乱，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我离开重庆，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杭州云栖寺的齐鲁大学。在教学之外，做些订正旧稿的工作。翌年全国解放，我随校返回济南，除教课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张维华被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工作。在此后的30余年间，不论山东大学由青岛还济南，由济南迁曲阜，由曲阜再迁回济南，张维华一直是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这30多年形势变化很大，无论教学或研究，都需要改用新的方法，需要以马列主义来指导，我是一时跟不上的。在这期间，编过讲义，也写过文章，大都属于通史和制度方面，初学涂鸦，说不上研究。总的说来，张维华的学术研究道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解放以前，那是走的老路子，确实费了不少力，也写了一些东西；一是解放以后，自己虽然没有学会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路子，但自己的眼光比以前开拓了，接受了些新事物和新的治学方法，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而对自己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也感到，旧日所学也不是完全无用。没有这样一点旧日的基础，用新方法从事研究也是有困难的。1973年退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学校又让张维华复职，主要从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张维华培养研究生的原则是八个字：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从通常情况来说，人家来当研究生主要是学知识的，怎么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呢？我对他们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做不出好学问来。人品和学问，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关系很密切。比如，一个人平时干什么事都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无论在哪个领域做学问，如不下苦功夫，总想投机取巧，是绝对做不出好学问来的。另外，研究生毕业后不少人要去当教师。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不只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人品去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就是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大学教师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对决定学生一生的道路比知识传授还要重要。学生毕业后如何立身处世，往往就以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教师为楷模。如果我们的教师在品格方面都能为学生树立起这样的榜样，就能使我们的教育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以严格出名的。不仅在品格方面，在成绩方面也是如此，我几乎没给他们打过“优”，“良”也不易得。一概都打“优”，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虽然对他们要求严，但我们师生间的感情都很深。他们也都清楚，要求严有利于他们的进步。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发展都很快，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张维华1957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得到完全改正，除了带研究生以外，还整理了一些旧稿，张维华的一些想法也陆续写成文章发表，张维华以活到老、学到老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