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期刊投稿

那估计是相当多的。国家以及各省、市佛协以及一些大的丛林都有相关的刊物。记得当年去南华寺，阅览屋里琳琅满目各种国内佛教的杂志，看都看不过来。有些杂志里也少不了一些官样文章，但大体都是以弘传佛法为中心的专业的杂志。有影响力的，像《法音》（中国佛协机关刊物）、各地的像《佛教文化》（中国佛协）、《禅》（河北赵县柏林寺）、《法源》（中国佛学院）、《洛阳佛教》（洛阳市佛教协会）、《禅露》（河南登封少林寺），《空林》（四川成都文殊院），《甘露》（安徽九华山佛学院）、《寒山寺》（江苏苏州寒山寺）、《弘法》（广东深圳弘法寺）、《人海灯》（岭东佛学院）、《广东佛教》（广东省佛教协会）、《正法眼》（湖南省佛教协会）、《灵山海会》（河南宜阳灵山寺）、《安徽佛教》（安徽省佛教协会）、《闻如是》（云南大理弥陀寺）等等。

这个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反正现在评职称很多单位要求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如果大家有需要，本人可代为推荐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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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 于民国十九年农历12月初四，出生于江苏南通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张。其祖父张希凡、祖母蒋氏，父亲张选才、母亲陈氏。法师俗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其排行最么，为其母张氏于四十二岁时产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姊姊。民国卅二年（西元1943年）夏，法师虚龄十四，一位姓戴的邻居自江北狼山游历而来，闻说狼山广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弥，一方面出于被动，另一方面却又出于自愿地将生辰八字交予此位戴居士送上狼山请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带上狼山出家。江苏省境内长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连云港的云台山，仅在南通市南郊约九公里处，有五座山头临着长江。由右至左分别为:黄泥山、马鞍山、狼山居中、剑山及军山。五山之中，则以狼山灵峰独秀，被古来兵家视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为苏北民众进香的佛教胜地。圣严法师在狼山仅居住至民国卅三年（西元1944年）10月间，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后再回到狼山，直到民国卅五年（西元1946年）春天，复又离开至上海，自此便没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后将要离开之时，狼山已被当时抗日的国军连番驻防，狼山已不复见昔日的香火鼎盛了。圣严法师的佛法学识根基，则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后，除了世代的长辈适时督导之外，另有一位教导《禅门日诵》的法师，以及一位教导四书五经的还俗居士传授学识与涵养。之后，到了上海的大圣寺，每天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忏、放焰口之外，再无余力读书。法师为了读书，于民国卅六年（西元1947年）春，便离开了上海大圣寺，到同样位于上海的静安寺佛学院，当一名插班的学僧。静安寺佛学院课程大概是中学到大学的程度，英文和数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国文是高中程度，佛学则是教《大乘起信论》、《梵网菩萨戒经》、《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八识规矩颂》等。法师在静安寺一连住了五个学期，直到1949年入伍从戎为止。 圣严法师在其所著之自传《学思历程》一书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选择加入军旅从戎，而最后又选择了通信连，其主要原因则如在书中所述：“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局面，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离开大陆，只有进入军队是通往台湾最容易的路。我既无信徒，也没有积蓄，更不能得到师长的同意和资助，所以考虑再三，只有选择从军的路。而招兵站的军官说明了，只要人数招齐了，马上开船送往台湾，接受新军的训练；见到我们几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战场去冲锋陷阵，所以建议我们做军中的后勤工作。”圣严法师从军时照片在军队生活中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于法师在军队里主动地声明了:“原来我是和尚，将来还要作和尚！”所以虽然在军队里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时，能够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间。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滩码头上船前往台湾。经过两天的航程，在台湾高雄上岸。其后，经一夜的移动则在新竹驻扎下来。随着部队几经移防、驻扎，于1950年6月以上士报务员的阶级，分发到台北县金山乡的海边339师1016团团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门、小基隆沿海一带住了两年多。之后随着部队的整编以及升迁考试，到了高雄县凤山镇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任准尉军官，那时是1954年6月。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地在《学僧天地》、《雄狮》、《当代青年》……等期刊发表文章。1953年报名参加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选读小说班，当时的老师有谢冰莹、沈樱、赵有培等当代著名的文艺作家六、七位。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仅余被刊于《文坛》杂志的〈母亲〉和〈父亲〉两个短篇，之后收录于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的《佛教文化与文学》。由于文笔锋健在1956年秋天调到国防部，也开始了大量阅读与发表文章的时光。在这段时间内，接触了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也对于佛教的问题陆陆续续地写了许多文章，并成为了日后对于佛学、佛教的主要理念。 从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这一段军旅生涯超过了法师少年和尚的年数，但在其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家的和尚。在退伍后，圣严法师思考未来前途，在灵源和尚的启发下，决心再次出家。这一次出家，是依止镫朗东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为剃度师，所给的法派字号为“慧空圣严”。东初老人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曾经担任江苏省镇江名刹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老人同时也在临济宗下常州天宁寺参学，亦在临济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传承曹洞宗与临济宗两支法门。圣严法师除了从东初老人得到两系的传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临济宗法脉的灵源和尚将法脉赐给圣严法师，其法脉字号为“知刚惟柔”，并给了一份法脉传承谱《星灯集》，使其与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下法脉有了传承关系，并同时成为临济义玄之下第五十七代传人。东初老人为承继太虚大师遗志鼓吹“人间佛教”的建立，故与几位佛教青年合办了《人生》月刊，当法师投到东初老人座下时，正当《人生》的主编提出请辞的要求，故法师于是从投稿者而成为主编，前后一共为它服务了两年。1961年农历8月，法师于基隆八堵的海会寺，依道源能信长老（西元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弥、比丘、菩萨的三坛护国千佛大戒，而被选为沙弥首。 1961年秋天，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待了一个星期不到，便向东初老人辞行，也同时请辞《人生》月刊的编务。然后法师一人来到高雄县美浓镇广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经、戒律。这段时间内修读了有关戒律学的《四阿含经》，即是指:《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奠定了日后戒律学的基础。这段时期内，法师在《佛教文化与文学》发表了有关戒律学的文章:1961年6月发表〈优婆塞戒经读后:如何成为理想的在家菩萨〉；1962年3月发表〈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读后〉，在本篇中对于菩萨戒有如下的看法:“《璎珞经》中说，有戒可犯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胜过无戒而不犯；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业虽重，并要遭报，但其必将由于他曾受过菩萨戒，而可决定得度成为真实的菩萨，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加弟子们，均能发最上心，求受菩萨戒。”之后，写成了十九万字的《戒律学纲要》，交给星云法师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书分七章依序为:〈绪论〉、〈皈依三宝〉、〈五戒十善〉、〈八关戒斋〉、〈沙弥十戒与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纲要〉、〈菩萨戒纲要〉，也将这本书翻印流通。 面对佛教环境被教内外所污染和误解，圣严法师感念于环境的隳坏与教义之不彰，遂起而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个阶段的早期，主要由煮云法师在公园里公开演讲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但随着煮云法师的身体状况不佳，也停止应战了。同时，另有一位长老印顺法师，本是基督徒出身，经过三十年的学佛之后，竟有人上门寻他挑战、向他传教，印顺长老遂有感写下两篇长文:〈上帝爱世人〉及〈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之后又因为有位杜而未神父将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发了一篇〈东方净土发微〉。煮云和尚在台南公园所讲的“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后由李至刚居士记录成书，在1950年代蔚为佛教潮流。之后，有位在《基督教生命双月刊》当主笔的基督徒吴恩溥先生针对煮云法师的言论著作了一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内容多有攻讦之词，而这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辗转到了法师的手上，经读后，法师认为其中有许多偏颇的论调，遂而利用十天的时间，为文写下了《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一书，以疏解其中偏颇的言论。之后，陆陆续续于[[1959年]写下一篇〈关于胡适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陈胡适先生的宗教观；写〈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返正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风》杂志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混淆，随后又再次发表一篇〈再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正视听。在1964年到1966年之间，陆陆续续写成了几篇文章，分别交给《海潮音》、《觉世》、《香港佛教》等佛教杂志刊出，1967年后则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集结成册出版，书名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由于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阵挑战，才使我对基督教发生了研究的兴趣，结果使我写成了一本书，所以本书的功臣，应该是攻击佛教的基督徒。我为写作本书，特别精读了五十多种有关的中西著作。我的态度，是以西方学者的见解，介绍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统的素材，说明基督教内容的真貌，同时也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若干重要问题，做了客观和理性的疏导。我不想宣传基督教，也无意攻击基督教，只是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研究，用历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本书的出现，获得了宗教界正反两极的反应，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者，更是极力地加以攻讦。此后关于宗教的专著论述先后出版:1968年出版《比较宗教学》、1969年8月写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册。 1969年3月14日圣严法师在没有任何支援之下，离开台北前往东京。初到东京，便向位于品川区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办理入学登记。当时，法师已经年届三十又九了。1971年圣严法师确定了其硕士论文：“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论文内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及其内容，2.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3.大乘止观法门的基本思想。论文完成后，请了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先生以及牛场真玄先生加以润饰，并抄寄一份回台湾给《海朝音》杂志发表。1971年10月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79年由东初出版社出版。1973年立正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场真玄先生，将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送到了大正大学，并代为申请博士学位。由于圣严法师当时与牛场真玄先生往来密切，于是便代行其劳。是年，便让印顺法师的专着通过大正大学的博士申请，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为此，圣严法师则为文记述之－〈划时代的博士比丘〉。圣严法师于硕士毕业之后，选择了蕅益大师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其原因如书中所述:1.蕅益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学者，实际上亦是一位实践家。所谓行解相应，正是佛法的标准原则。2.大家都认为蕅益大师是中国天台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我对天台宗所倡导的教观并重、止观双运非常向往。因为这是教理和禅观的相辅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种精神。3.我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曾向指导教授坂本幸男请教，他说:本来他想写，但仍然没有消息！于是，在1972年便开始着手进行论文资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导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论文指导教授则由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承接为正副指导教授。论文的第一章写的是蕅益智旭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则是写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写智旭的信仰与实践，第四章则是写智旭的著作，第五章则是讨论智旭思想之形成与开展。1975年元月法师提出博士论文，经过立正大学严格的审查之后，顺利地于是2月12日通过。同年3月17日上午获颁授“学位记”（即是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而论文的正式出版则是直到当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在法师出版论文的阶段，应邀回台参加了“第四届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在会议中提出了三个问题:1.宗教教育应纳入大学的教育系统。2.社会教育应注意风化区的整顿和黑社会的疏导。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当并行发展。虽然会议上并无达成任何的具体成效，但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对于僧中出了一个博士，反应毕竟是充满两极化的。再加上法师认为在那个阶段能够做的不多，因此在会期结束返回东京之后，便应美国的沈家桢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国弘法讲学了。沈家桢居士在美国组了个“美国佛教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经由该会出面安排，将法师安排至该会所属的纽约市布朗士区大觉寺。法师在大觉寺居住前后不到两年，然而由于西方人重实际，因此佛教佛学的推广则着重于修密持咒、学禅打坐上。直到现在，西方人在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上，还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禅为其主流。1977年12月，圣严法师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在台湾圆寂，法师在接获消息之后，立刻回国料理后事，并奉其遗命承继道场，成了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负责人，此后，便在美国和台湾两地奔波、东西兼顾。之后，法师在纽约成立了禅中心，为了授课需要而编了一本《禅的体验》，并陆续发行了两种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禅杂志》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禅通讯》月刊），至1992年底为止《禅杂志》已经发行了58期、《禅通讯》亦发行了96期。自1978年开始，在台湾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及农禅寺，举行大专青年学生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禅修活动，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关于禅的著作七种，包括《禅的生活》、《拈花微笑》、《禅与悟》等，因为对于禅修的凿力颇深之故，所以在国内外许多人都把圣严法师当成了禅师。 高龄80岁的法鼓山精神领袖圣严法师 ，是于2009年1月5日因肾疾复发住进台大医院治疗，法鼓山弟子为了替法师祈福，曾一连举办10天的祈福法会，众多信徒远道与会，祈愿圣严法师早日康复。圣严法师是因左肾罹患恶性肿瘤，开刀将左肾割除，导致肾功能严重恶化并引发贫血，必须洗肾，一度住进台大医院治疗，此后固定每周洗肾三次，定期回台大追踪治疗。早在2007年底李连杰拜会圣严法师时，圣严就首次对外公开自己罹患肾病，当时他表示“自己随时准备死亡”，这番话听在信众耳里相当不舍。2008年除夕，圣严首次说明他的左肾已经切除，拒绝换肾是因自觉得来日不多，“用一肾等于浪费一个，非常不慈悲，还不如给需要用的人”。2008年12月31日圣严到医院接受定期检查后，发现罹患泌尿道相关癌症，最后在医护人员的建议下住院，在2009年2月3日下午4点往生。享年78岁。

中文核心期刊制是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与其刊载论文的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其选定范围为全国所有期刊，并没有对学术与非学术期刊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主要是用来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的，而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也不具备这一功能。只是由于核心期刊确定者的误导与实施者的滥用，才使一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加以研究，如确有必要以期刊作为学术论文的一项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一．颇有争议的新举措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中文核心期刊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学术水平的确认方面，如在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教师、研究人员完成工作量等，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一定时间段内，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有些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这项据说有助于提高学术水平的新举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而且是说"坏话"的人越来越多。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1]；或认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2]；也有学人干脆斥之为"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3]。实际上，该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的确出了一些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愤然辞去"博导"职务一事。原因就是他的博士生未能按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法取得答辩资格。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而校方则坚持说，实行该项制度是为鼓励学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4]。邓晓芒的辞职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5]。日前，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目前学术界推行最广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即第三版，以下简称《总览》）的部分内容，研读了作为《总览》前言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才了解到，自1992年9月问世以来已出第三版，"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科技界、科研管理部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均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该书适应了社会需要，填补了在此之前国内缺少该类工具的空白"[6]的《总览》，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也仅仅是一项"文献计量学"科研成果[7]。无论从其目标还是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来看，《总览》都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但在实践中，却被阴差阳错地广泛应用于职称和学位评审等方面，成为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二．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下先介绍一下核心期刊（Core Journal）的理论依据。根据《报告》，各类"期刊文献数量浩如烟海，但是它们在期刊中的分布，它们的流通与使用都存在一定的规律，那便是‘集中与分散'规律，这些规律构成核心期刊的基础"：（1）一次文献（首发）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首先发现了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减少的顺序排列时，都可以划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这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可称为核心期刊。（2）二次文献（文摘、题录、索引等）的分布规律。二次文献所反映的期刊论文的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196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这说明，在对科学出版物进行组织加工时，也存在一个核心区，对应一组核心期刊。（3）引文分布规律。《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在1971年统计了2 000种期刊中的约1 000 000篇参考文献后发现，24%的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25种期刊，50%出自152种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中。该研究表明，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 因此，"文献从它的出现、情报加工、使用三方面所呈现出的核心效应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因素（载文率、影响因子、即时被引率、半衰期、共引关系等）的集中效应，在核心期刊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是测定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实际测定时，应当综合"布拉德福式的载文量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次文献收录量大"和"加菲尔德式的被引次数多"的"各种优点"，在众多期刊之中最后确定哪些为核心期刊；其标准当然就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三．《总览》的筛选依据与特征1．以数量为主要依据据《报告》介绍，《总览》选出的1 571种核心期刊的筛选步骤和依据，大致如下：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总数超过万种）作为统计研究的对象（港、澳、台期刊暂不计入），整个筛选依次分三步完成。第一步，采集数据。筛选指标有6项：（1）被索量统计；（2）被摘量统计；（3）被引量统计；（4）载文量统计；（5）被摘率统计；（6）影响因子。第二步，综合筛选。（1）初选结果构成矩阵；（2）求隶属度，构成评价矩阵；（3）加权平均。第三步，专家评审。将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送专家评审，请学科专家鉴定筛选结果是否符合该学科的实际情况。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即产生该学科的核心期刊表。最后，《总览》选取累积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30%～50%，累积文摘量占总文摘量的50%～70%，累积被引量占总被引量的70%～80%的刊作为核心期刊。由上可知，《总览》的主要依据即"筛选指标"都是从数量上考虑的。即将某一类期刊所刊文献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各项指标综合后降序排队，排在一定比例之内的高指标者即为核心期刊。虽然有"专家评审"这一项，但由于是在事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评审，因此不可能从其他比如学术水平方面整体性地进行调整。据了解，《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专家的意见一般只占7%～10%。拥有年度收文量最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引文库的研制者（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则认为，由于社会科学有特殊性，以及目前期刊数据的不规范性和不完整性，在核心期刊的评选中，专家的意见应占10%～20%。即使如此，专家的作用也不过是在总体认定基础上的微调而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总览》会选出什么样的核心期刊可想而知。一些纯学术而且品格极高的期刊如《中国哲学史》榜上无名，而一些文学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刊》，甚至大众文学期刊如《民间文学》、《故事会》也都被选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2．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什么是学术期刊？什么是非学术期刊？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关于期刊的定性，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关于期刊的宗旨，以所谓"学术性刊物"《法音》为例。据《总览》介绍，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为宗旨。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佛教文化。"其中虽然有"研究"一说，但从总体上看，很难将其定性为"学术性刊物"。实际上，《法音》刊发的学术性文章比例很小，而且也多未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去做。这当然不是缺点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其办刊宗旨就不是学术研究，即使有学术性文章也多是为了宣扬佛教文化。上述其他几种宗教协会的会刊，宗旨与《法音》大同小异。因此，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8]据笔者了解，其"多次被......转载"，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四．盲目应用的误区由上可知，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并不具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却被有关部门用来承担它承担不了任务，变成了"核心期刊制"，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1．《总览》的误导《总览》为什么会在应用中完全走了样？笔者发现，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总览》自身。从《总览》所依据的核心期刊理论即"集中与分散"规律可以看出，所谓核心期刊主要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一个文献计量学的统计结果。虽有"对该主题最有贡献"、"重要文摘杂志"和"被引频次高"之说，但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对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价值判断。"被引频次高"自不待言，"最有贡献"与"重要"，也都是从数量角度说的。但是，到了《报告》给核心期刊定义时，却发生很大变化："某学科（或专业，或专题）的核心期刊，是指该学科所涉及的期刊中，刊载论文较多的（信息量较大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并能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较受该学科读者重视的期刊。"很显然，《报告》给出的定义与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即具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数量虽然仍是重要特征，但事实上是从质量方面给核心期刊重新下了定义。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核心期刊除了"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外，发表在上面的论文，必然具有"学术水平较高"，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前沿研究状况"、"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优点。不可否认，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载文量多"、"收录量大"、"被引次数多"的期刊，其刊载的论文，整体上要质量好一些、水平高一些。但实际上，数量多即质量好，只是一种可能性，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反过来认定，刊载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就一定比刊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或"较高"。高质量的论文很可能未刊载于核心期刊，其"二次文献收录"与"被引次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其价值之前，自然也不会很多。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核心期刊主要是由数量上"多"决定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期刊的评优——"实际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只能从总体上大致反映学科期刊的状况"，而决不能认为是对其刊载论文水平的认定，虽然这两者有一定关系。但《报告》在下定义时，却把对期刊的评优与对其刊载论文的评优混为一谈，运用到科研项目比如《总览》中，核心期刊就有了"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等质量内涵[9]。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数量多与质量好人为地统一起来，"核心期刊"由定量到定性，变成了"刊载优秀论文的期刊"。这种作法是比较轻率的，从引发的问题来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总览》也没有对"论文"与"文章"作出必要的区分。核心期刊上刊载的文献，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来看，三个"分布规律"中有两个是用"论文"，一个是用"文章"表示。但"论文"与"文章"有什么不同，《报告》并没有任何说明。从定义来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指的就是"论文"，而且还有"学术"、"研究"等字样。人们会很容易由此认为，《总览》中收入的期刊全部是学术期刊，至少该期刊载文应以论文为主。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导。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提出"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表作为选择的参考"[10]，虽然说是"参考"，也是很不适当的。此次调查之前，笔者一直认为，核心期刊就是刊载优秀论文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从笔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基本上也是学界同仁的共识，不然的话，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将其无条件地作为学术评价指标。这类误解的产生，显然与《总览》的误导和对核心期刊作用的夸大有密切关系。2．研究成果的滥用《总览》的作者虽然将核心期刊定义为刊载"学术水平较高"论文的期刊，但他们毕竟是研究者，最清楚该项成果的实际意义与功能。因此，《报告》用黑体字作了如下的强调："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用户们‘参考'核心期刊表，经过甄别后选定自己需用的期刊，才是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的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核心期刊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一项研究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核心期刊的意义最初只有两个。一是为读者方便，可以提高效率，便于集中查找某专业的大多数论文；二是为图书馆优化馆藏提供方便。现在许多单位将其简单地用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硬性指标，是把经给念歪了。对此，《报告》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本课题并非纯理论研究，评出的核心刊有实用价值，主要供各类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但是，在实践中，要进行这种分别是非常困难的，对文献计量学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学人，根本就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选出来的。事实上，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由于《总览》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权威，即使有些重点科研教学单位自己独立确定核心期刊，也并未改变《总览》的基本原则。就笔者了解，其核心期刊无论分类体系还是具体刊物，都是从《总览》上抄来的，然后加加减减，顶多再分个ABC级别。而一些科研能力较差的单位，更难另搞一套，只好全盘照抄。任何一项评价，抽象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难于执行，而非常具体者就容易操作。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其水平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有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科研管理部门求还求不来呢，现成的工具岂有不用之理？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编辑的工作成绩评估，一向缺乏可信度高的依据，论文水平高低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作者的事，与编辑关系不大。在许多人眼中，编辑已经被降为没有学术水准，只能查找错别字和病句的工匠。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渴望水平得到学术界承认的心情极为迫切，核心期刊制无疑会受到那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核心期刊"编辑们的热烈欢迎。结果，在一部分学人的鼓吹与炒作之下，本来应由专家承担的责任，就交给一个什么级别的刊物了。当然，核心期刊的误用，与当前我们学术界浮躁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反映出我国科研管理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什么事，说风就是雨，一听说有个什么"好"办法，也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盲目跟风，大干快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大规模地迅速推广，以致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总之，一项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的科研成果[11]，在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是否适合推广的情况下，就在全国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内文不对题地盲目推行开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科研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五．核心期刊制的出路关于核心期刊制的出路，有学人提议"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12]。笔者以为该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以下谈些补充看法。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对期刊的评选，后者是这种评选结果的运用。期刊"载文量"，文献"收录量"、"被引次数"，都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为产生的。按照一定标准将期刊分为核心与非核心，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是社会的需要。因此，核心期刊所面临的不是取消，而是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评选的问题。至于说将核心期刊变成核心期刊制即一种评价体系，则必须非常的慎重。这一标准适合不适合学术论文的等级评定，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近读学人文章，多是从如何"科学"、"公平"评选，以及能否在发稿质量上严格把关方面，对核心期刊制提出批评。似乎只要核心期刊评选准确，发稿严格，就可以避免诸多弊端，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核心期刊评选"科学"、"公平"，发稿严格把关，也不可能用来作为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按照《总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所选出核心期刊其实与学术评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并不是为学术成果评价服务的。《总览》如果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是不能运用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去的。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有必要把学术期刊作为一项成果评价指标，就必须重新确定选刊标准和方法，以选出适用于学术成果评价的核心期刊即《报告》所说的"重要期刊表"。而各单位科研部门在推行这一评价体系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一甄别有关期刊后，再制定自己的"重要期刊表"。如果没有能力，可参照情况相近单位实施。至于现在的《总览》，只能作为基础资料使用。这些工作没有做之前，核心期刊制应当取消或暂缓实行。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即使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重要期刊"，也不能削足适履，作茧自缚，只认衣冠不认人。不能说凡是发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就一定比发在非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对于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其水平也要请有关专家重新审核，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非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如果作者认为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专家鉴定，确实达到重要期刊水平者，应视为相同等级论文。总之，对于核心期刊制，应当重新加以研究，若要以之作为学术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本文只是从核心期刊理论与实践矛盾角度，谈了一些粗浅看法。由于笔者不是文献学专业人员，对现行核心期刊制也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加上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肯定不少。希望抛砖引玉，将这个影响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