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学研究期刊投稿要求

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博尔赫斯的作家姿态是极端精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他在《沙之书》中曾经写到： “我并非是为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对博尔赫斯而言，文学与政治是截然分开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他相信，文学就是文学——一种不把自己伪装成任何别的东西的虚构故事。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一个言语的产品。博尔赫斯1944年出版的《杜撰集》，其中6篇新作被加上“技巧”的总标题，拉美文学研究权威莫内加尔教授认为这宣告了他的信仰。有时候，他甚至走得更远，在《诗与玄学》直接宣称，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而在拉美本土语境中，博尔赫斯的“纯文学”观的确构成对主流的现实主义以及追随苏联的左派批评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挑战。但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六七十年代，在承诺主义文学占主流的拉美文坛，博尔赫斯的这种作家姿态与立场受到尖锐指责。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博尔赫斯的作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非同一般，但后者从不承认。巴尔加斯·略萨也提到过，博尔赫斯曾经在他们那代文学青年之间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年轻时就如痴如醉地阅读博尔赫斯，并屈服于后者的文学魅力，但他却“使出浑身解数”，“以萨特式的刻薄极力要证明：一个按照博尔赫斯那样写作、说话和行事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一些‘响亮但空洞的大话’”。相当长时间之内，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坛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个人主义写作宣言使其在那个文学介入现实、参与变革的年代里颇为落寞。 博尔赫斯那段煽情的文学告白在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在积极肃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里，可以想见，这一“纯文学”的宣言易获认同。而89年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伤痛，迫使知识界痛苦地进行自我检省与重新定位。于是，比起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或许博尔赫斯“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更符合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90年代中国“学人”的自我想像。他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最富诗意的旗帜之一。先锋作家鲁羊“在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段文学独白的偏爱和热情”。孙甘露则在一篇随笔的结尾处“为某些日子某些场景某些人朗读”了博尔赫斯的这段独白。 与中国对博尔赫斯的去政治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博尔赫斯虽然强调文学应该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承诺，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不问现实政治。事实上他经常对政治问题畅所欲言。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写了一本书——《红色的旋律》（或名《红色的圣诗》，博尔赫斯自己记不清了），其中有多首歌颂俄国革命的诗篇。二战期间，他公开支持英国。这不仅源于他对纳粹主义的厌恶，同时源于他的英国血统。1940年12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庭》杂志头版发表了博尔赫斯一篇富于攻击力的文章《亲德派的定义》。后来他还加入阿根廷保守党并在大选中支持后者。总之，他并非中国读者所想像的那样远离政治。其实他一生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即他始终是坚定的反庇隆主义者。 关于博尔赫斯，人们一直以来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他非常推崇惠特曼。他说过惠特曼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诗人。在一篇谈论政治诗人的短文中他曾经写到：“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毫无疑问，他承认惠特曼是政治诗人，但对博尔赫斯来说，惠特曼意味着一种政治与美学平衡的理想，一份再现现实复杂性的雄心。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这种理想。博尔赫斯对暴力的关注，他的幻想美学不能说与他对庇隆的十年统治的反感完全无关。庇隆时期，博尔赫斯在乌拉圭一次关于幻想文学的演讲中指出，幻想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相反，他认为幻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复杂地理解现实。这种文学是用隐喻来表达现实。莫内加尔曾经说，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描述其实是博尔赫斯自己的恶梦，但“博尔赫斯把他的恶梦强加给我，最后我感觉到空气凝滞了，墙壁狰狞可怖，不断重复的名字像幽灵一般。他的环境在平庸的现实里创造了一座迷宫，我也迷失在其中。”（莫内加尔：《生活在迷宫》）这正道出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的力量所在。因此卡特·维洛克（Carter Wheelock）说，尽管博尔赫斯明确表示对文学为公众服务问题不感兴趣，但他仍然是一个承诺的作家（committed writer）。（卡特·维洛克：《博尔赫斯承诺的一面》，《现代小说评论》，印第安纳，1973年秋季号）博尔赫斯不仅在文学上是革命的，他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即文学的方式联系着现实政治。没有博尔赫斯源自斯宾塞的怀疑主义而对历史、对知识、对信仰进行的解构，就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60年代小说家对拉美的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化叙事的颠覆与重写。80年代中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60年代小说家的接受经历了一种非政治化的过程，而在9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接受中，这种逻辑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语境中的“纯文学”与“纯学术”的倡导，无疑“是在巨大的创伤与失落之后的、一次由广场到书斋的后退动作”，但它不仅是一种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退守，同时也是“一份固守知识分子的操守的选择”。（戴锦华语）正如陈平原后来回首90年代最初几年的写作心态时所说，“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因此，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在于他们对“纯文学”或“纯学术”的坚守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对抗姿态，正是哈维尔所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在陈寅恪和顾准的个案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建构为“纯学术”的他者，而在对博尔赫斯的“文化英雄”书写中，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治下的阿根廷成为“纯文学”的他者。由于博尔赫斯一生都坚定地反庇隆主义，因此他在“反极权主义”这一层面再次获得“文化英雄”的指认。 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起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将一位重要作家提升为鸡兔稽查员毫无疑问是一种侮辱。博尔赫斯自己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选中他。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埃娃·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中国最早讲述博尔赫斯反庇隆事迹的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王央乐。他提到博尔赫斯在庇隆执政期间“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一事。后来很多介绍博尔赫斯生平的文章都要突出叙述此事。比如吴启基在《魔幻文学鼻祖——博尔赫斯》中这样写到： “当时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却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参加签名请愿运动，并撰文尖刻嘲讽庇隆夫妇，终遭免职，降为市场稽查员，且常常接到匿名恫吓电话。庇隆之后，他官复原职，擢升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也被邀到美国讲学。” 而亲自拜访过博尔赫斯的胡积康在回忆文章中又有如下描写： “老作家看上去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性格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1946年，庇隆执政不久，博尔赫斯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长职务，派为市场家禽稽查员。他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声援。一九八○年三月，阿根廷各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老作家带头签了名。……博尔赫斯可谓德高望重，且又被称为拉美的文曲星……” 以致到了90年代，博尔赫斯因反对庇隆而被去职已经是一件基本事实，大大小小谈论他的文章总要提到此事，以突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权的高贵品格。1999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国内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就是《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这种叙述非常类似于国内书写“反右派运动”和“文革”历史中的右派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被同陈寅恪、顾准并置，被书写为“文化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没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加上博尔赫斯被迫离开图书馆，他选择反庇隆主义的立场不足为奇。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时，作协主席、共产主义者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左翼杂志《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它的性质至今史学界难以断定。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作群氓的表现，而完全不考虑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和“第三立场”理论。（值得深究的是，中国的拉美历史研究界对庇隆主义其实一向正面书写较多，然而文学界却没有人注意到在史学视野中的庇隆和文学家笔下的庇隆可能大相径庭。）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仇恨庇隆的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的幻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其实更多是以一个文学家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作“革命”。第一次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被指控、被杀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因为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詹姆斯·伍德尔：《书镜中人》）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和独裁者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3万人遇害和失踪，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庇隆政权的性质十分复杂，博尔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动性，喜欢个人崇拜，却对庇隆扩大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试图建立阿根廷民族工业等政策视而不见。庇隆之后的军政权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性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无疑问的右翼法西斯统治，但博尔赫斯却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反庇隆极权的同时却和另一些极权者合作。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的另一个大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真正当选，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但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就将博尔赫斯没有得奖的批评完全指向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指责委员会过度政治化，不以文学而以政治的标准决定获奖人，而从来没有检视博尔赫斯本人的问题。本土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一位由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鹊起，一位由于被诺贝尔文学奖抛弃而备受推崇，可见当时文学话语的斑驳和矛盾。 前文曾提及，对博尔赫斯的“反极权”、对纯粹的知识、文学的孜孜以求等神话式的书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90年代以来本土知识界对自我的一种想像与建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陈平原语）这一系列建立在官方/民间、政治/学术（文学）的绝对二元对立之上的姿态却已然蕴含某种价值判断。而在中国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冲突和论战之中，这一判断被“自由派”推向极端：反官方的、反体制的、坚持纯学术、纯文学的就是英雄。而不追问反的是何种官方，坚持的是什么学术。从“自由主义右派”到“反极权主义”的英雄，在中国对博尔赫斯的英雄化书写中一以贯之的恰是类似的逻辑。事实上，直到1986年博尔赫斯去世，他的文学成就才在拉丁美洲获得公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拉美文化界对他逝世的集体悼念表明，被西方奉若大师的博尔赫斯最终被拉美接受为自己文化的骄傲和象征，没有人再指责他那些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言行。巴尔加斯·略萨在纪念博尔赫斯的一次讲演中说，“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从事写作的人们欠博尔赫斯的债是巨大的”。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美文学家对博尔赫斯的重新评价同拉美革命落潮、介入现实的承诺文学随之衰落、拉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身密切相关。而本土恰在此时开始大规模翻译博尔赫斯，之前的历史于是被遗忘。因此对我们来说，博尔赫斯是无历史的，他似乎生而伟大。当博尔赫斯超凡入圣时，对庇隆式的——某种意义上联系着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另类政治实践的审判宣告完成，而另一类真正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罪行却被抹去不见。“书写文化英雄”的意识形态效果由是昭然，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被赋予的反极权意义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所谓“文化英雄”的绝世独立，指的是同左翼政权的不合作立场。当然，由于庇隆政权的性质难于确认，因此赋予博尔赫斯“文化英雄”之名更多地是出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某种一厢情愿地解读。于是中国对“文化英雄”的书写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在历史暴力中诞生，但是“文化英雄”群像的浮现事实上参与的却是“告别革命”的话语建构而不是告别历史暴力自身。因为如“肮脏战争”一样的另外一些历史暴力在这一书写过程中并不可见。90年代的博尔赫斯式的“文化英雄”书写，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一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表征。而博尔赫斯反庇隆、反古巴、反社会主义但并不拒绝全球文化市场将他国际化，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几乎是“完美立场”。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淼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一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入虚无主义并永远成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 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译者王永年先生，高级译审，来自新华社，中国最优秀的博尔赫斯翻译家，他几乎精通欧洲所有重要的语言；在正式着手翻译以前，他先期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传》，以寻找更为精准的语感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说：“博尔赫斯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文笔像数学一样简洁。”•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勃拉绪伍德干脆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他说：“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把美国文学分成两个时期：博尔赫斯之前和博尔赫斯之后，我觉得此说不无道理。”• 墨西哥著名诗人、塞万提斯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说：“博尔赫斯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学是人学，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了文学，世界文学也从来就是一个历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决定了世界文学的多元性。从上古时代起，各个民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学，埃及的神话与诗歌，两河流域的神话、史诗与诗歌，印度的吠陀经典、史诗与神话，中国上古诗歌与神话，美洲神话等。世界文学自源头上的差异性，使得不同文学之间必须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学，进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史，就是对世界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的总结，是一种反映文学活动内在联系的历史，并非世界文学现象无规律的罗列与杂陈。可惜的是，对于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当今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世界文学史不是成了名著选读就是成了作家传记加作品分析。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用后现代主义的话来说免费，是一种“视域限制”。《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因为它采用的是东西方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是一个空白。长期以来都是单纯的国别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等等；又或者是单纯的区域文学史，如欧美文学史，拉美文学史等等。即便出现了冠以“世界”或“外国”的“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独木桥，不存在所谓东西方文学的真正会面。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中长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决定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看不到东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更无益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视域限制”的视野下，源远流长、极具特色的东方文学被忽视和遗忘，世界文学史变成了单纯的西方文学史，一种视野观照下的文学必定会走向枯萎和荒芜，必定使得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终成泡影。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体分裂”学说，认为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会导致视域的限制，从而应当“视域转换”。这样的理论主张，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视域转换的理论要求下，我们的研究注定要摒弃之前单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东方思维。

《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在内容上覆盖广阔、内容丰富，避免了这一缺点。世界文学的两大板块——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都被包揽其中。从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文学，到古代的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学；从印度始发的佛教文学，到近代的西方文学；从日本文学的起步，到拉美文学的滥觞；从20世纪文学思潮的嬗变，到东西方文学的多元化浪潮；从阿拉伯到拉美；从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学院……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非洲文学，这些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被遗忘、或被轻视的东方文学，如今理直气壮的与西方文学共处于相同的历史坐标上，平分这世界文学的秋色，共享着世界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知古不只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谓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谓之转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见解。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这样一位独眼巨人，他力大无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免费，因而视域不够全面，所以最终被人类战胜。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样一位独眼的巨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多元视域是一个关键，《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做到了，它对灿烂的东方文学的吸纳，必将使东方文学光辉的价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个不亚于这些丰富内容之外的重要价值，是将这些博大内容组织起来的比较文学的`理论思维。世界文学是各国文学的总和与汇集，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研究的认识理论、实践模式与方法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经说过，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决定条件，它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资料，研究者则按评论和历史原则将其分类。因此，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有机的世界文学，它是对作为整体看待的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和评论性的清晰描述。

作为实践模式，比较文学通过历史影响与美学把握、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种实践方式，丰富了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板块研究结构。当然，比较文学最大的贡献还是方法论，比较不再是类比与异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与对象的统一体，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前进。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编者于宏观的背景下描述东西方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之时，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一加以阐释，使“比较”的意识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很好的解读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历史。采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模式与学科思维所进行的世界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将不仅是世界文学多元化的单纯现象汇总，更是对世界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的发掘，使文学的内在规律与发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东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经历了大规模的交流，必须承认文学间的影响与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响研究”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文学史。古代印度佛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现代西方文学对中国、阿拉伯文学等其他东方文学的交流与影响；反之，也有东方文学对西方的历史影响，中世纪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包括意象诗等对西方的影响等，这种基于具体的历史记录、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历史事实的研究，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和体现。如“汉地生‘莲’：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受西方天主教影响的17世纪日本文学和文化”、“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运用。虽然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东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逻辑与美学的联系，也有很多。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团体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对本土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关注，在这种关注中必然产生对异己文学关系的反映。这种关注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免费，如间接接受世界文明与文学的作用，异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对异域文明的想象等，虽然并没有真正接受，但是在这种研究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学的联系与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这种平行研究具体体现在很多的章节，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与中国的侠文学”、“《离骚》与《神曲》之比较”、“意大利十四行诗与中国传统诗”等等。

另外，有“跨语言研究”，如“汉字对日本书面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译介学”研究，如“17——19世纪四书、五经的译介”；“形象学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流传学”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轻的美国”；“渊源学”研究，如“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翻译、误读、改编、演出”；“个人媒介”研究，如“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等等。

综上，《东西方比较文学史》，采用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使得它极具创新意义，是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它包罗万象，使得东方与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作为一部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是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的文本实践，有益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丰富和扩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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