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发表了什么理论文章

1、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2、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3、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4、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 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周作人生平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 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参考资料：新浪BLOG-周作人生平

查得很辛苦的!周作人（1885～1967）简介[编辑本段]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其主要著作书目[编辑本段][创作书目][编辑本段]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翻译书目][编辑本段]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

周作人对新文学思考、探讨的思想建设和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首先，周作人在文学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载于1918年12月《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便是新文化运动之初思考新文学走向的先驱之声。精通中外、学贯中西的周作人，考察欧洲对“人”的真理的发现和中国文化传统，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所谓“人道主义”，实质上是提倡人性解放，指向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禁人欲、灭人性”的反判。“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制以救灵魂。”“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中是人性。”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便使文学更接近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周作人提出新文学是“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本，从理论上反对违反人性的那种表现礼法制度和兽性遗留的旧文学，把它作为“非人的文学”加以排斥。要求新文学在思想内容上从礼法制度和兽性遗留中解放出来，表现人性。“人的文学”的主张，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平民文学”则提出“普遍”和“真挚”的原则，强调应以普遍的真挚的文体，写普遍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应着眼于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主张。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结合，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其次，周作人的贡献还在于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传统文学中的散文泛指与韵文(包括骈文)相对的所有散文文体文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没有明确界限，文学散文没从文学体裁中独立出来。文学革命后，文学散文创作兴起，但文学散文文体的理论还没真正确认。至此到1921年6月周作人发表《美文》才真正从理论上文学性散文的地位置，阐明了艺术散文的文体风格确立了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综上可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及散文理论确立对建设有中国现代文学和理论的文学具有功不可没的意义。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倡导期的重要论文.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达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是指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而"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要先"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人的文学""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的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理想的生活"即是在物质生活上"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在道德生活上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这是与"忠孝节义"的封建。人道主义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反抗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周作人以中西文化冲突为历史背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文学与人的关系入手,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具有原刨性的人的文学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体系,这就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打下了第一块坚实的理论基石.

摘要]周作人“五四”时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两个方面。他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开拓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理论的开拓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大胆探索者。 [关键词]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教育；儿童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1—0091—03 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 早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周作人便利用自己学习的英文和日文广泛涉猎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方面的西方书籍。在这些学术领域，他对儿童学的发现就成了他研究儿童文学的立足点。他回忆说：“我在东京时，得到了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斯丹来贺尔(现通译为斯坦利霍尔——引者注)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莱(se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虽已经是古旧的书，我却很珍重，至今时常想起。”[1]由此可见，周作人儿童文学的自觉是从西方文化开启的，回国以后至“五四”前夕仍未间断过对儿童问题以及儿童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写下了《童话研究》(1913)、《童话略论》(1913)、《儿童研究导言》(1913)、《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1913)、《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古童话释义》(1914)等一系列文章以及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