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发表了哪些论文

对于彭加木其人，我其实了解不多，不过，无论以前的媒体还是现在的媒体都说他是科学家，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对“科学家”有着莫明的崇敬。彭加木失踪了，二十多年后，仍然有人记着他，一个人死后有这的礼遇，应该安息了。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已经驾鹤，或者有人知道却不愿澄清，无论怎样，这很重要吗？或者，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吗？排除他的家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给个理由先！如果全部努力只是为了满足对奇闻轶事的好奇，这么多次大规模的搜寻有没有意义？即使，要找到他，也请确定，目的是寻找人，而不是其他——比如钱（一个好东西）……96年我到过那里，库木塔格沙漠，“库木塔格”是当时手里大比例尺地图标注的名字，现在我还是习惯那么称呼它。我记得当时是上午从敦煌的南湖出发，路过魔鬼城，晚上才到沙漠的边缘。一条条测线穿过库木塔格沙漠，沙漠南边就是阿尔金山，沙漠北面是很硬的盐碱壳，偶尔还有深不见底的孔洞。穿过盐碱是山区，那座山好像就叫库木塔格山。山里有淘金人，偶尔可以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彭加木的纪念碑就在库木塔格沙漠的北边缘，石碑用木栏杆围了起来。今天在网站看到那块石碑的图片，木栏杆应该是新的了。勘测车经常要路过那座石碑，每到那里，司机都要下车，点上根烟，插在沙土上，旁边放瓶矿泉水。我们最后一次在那里停留时，石碑周围已经有很多烟头了。去年，某个省级电视台轰轰烈烈搞了一个活动——寻找彭加木，好多辆车从中国东部跑到西部，大张旗鼓，到彭加木的碑前秀了一把，顺便介绍些动植物，当然，还得使用适量画面描述一下他们的活动是多么艰苦。看着一帮身穿高级野外装束的人在那里矫情，让我恨不得骂人。理智告诉我，电视节目是他们的，电视机可是自家的，于是，水杯在出手前硬生生收了回来。最近，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加上门户网站的推波助澜，着实吸引眼球。虽然不会刻意关注这些貌似意义高尚的活动，可难免有信息突然在眼前跳出来。看着几位写手使用仿佛征服自然的勇士一样的口吻记述他们的“辉煌历史”，禁不住从后槽牙挤出冷笑。在那片不毛之地，以前有，现在仍有人生活。那些胜利者，一支手非常小资地拿着矿泉水，一支手优雅地拿着话筒，在被风吹皱脸膛的老乡面前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可笑……探险成了时尚，时尚意味着白花花的银两。钱袋子正在鼓吹时尚化的探险，有人真的很受用，爽歪歪地卖力展现这种时尚的“魅力”。真想学周星驰的腔调来一句：“险不是这么探地（di）！”不知道这些活动是否刺激了大众的神经，不断有人往罗布泊跑，有的回来了，有的回去了……今天，又听说有人在罗布泊因探险而亡，我嘴拙，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是觉得，所谓的“征服自然”是多么可笑，这个词本身就透着内在的对抗性，似乎人的存在是为了证明自然的“渺小”，真的是这样吗？应该对自然抱有起码的敬畏。“与天斗，其乐无穷”，这个口号，已经成了上个世纪的历史。跑题了。跑题，我的天性。就像有的媒体：从时尚跑到探险，跑题水平不见得比我低。只可惜了彭先生，多年后还要被别人用作美好的借口。一干人等呼啦啦赶着往罗布泊跑，怯怯地提醒：那里可曾经是核弹实验场，未有子嗣人士请谨慎前往。最后，忍不住加一句：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拿彭加木说事！说谁谁知道

彭加木（1925～1980），广东番禺人。1947年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助教。1949年后进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当研究员，197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1980年5月，他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赴新疆罗布泊考察。6月17日，彭加木独自一人到沙漠里找水，不幸被流沙吞没。 彭加木，著名植物病毒专家，1925年生，广东番禺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1948年任北京大学土壤系助教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技佐。1949年任中科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起在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72年该所重新组建病毒组，他任组长。 彭加木一生从事生化研究工作30年，在酶、蛋白质和植物病毒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在植物病毒的研究和防治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担任组长后，对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病毒做了广泛调研，解决了病毒鉴定、病毒质粒的分离提纯抗控血清的制备等问题，使该组成为全国植物病毒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研究涉猎甚广，包括柑桔黄龙病、桑萎缩病、小麦丛矮病、水稻普矮病、黄矮病、大麦土传花叶病、甘薯丛枝病、哈蜜瓜花叶病等等。特别是对国际上尚未解决的柑桔黄龙病病源的研究，分离提纯了线状病毒，观察到有类菌质体的存在，而且在线状病毒质粒的细微结构问题上有了新发现。 彭加木和新疆科研事业的结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1956年他参加中科院综合科学荒漠考察队第一次到了新疆，并主动要求支援边疆地区科学事业。 1962年彭加木和同事陈善川受命筹建中科院新疆分院，彭加木任分院院长后，竭智尽力，不久发展为有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土壤沙漠四个研究所的分院，并为新疆培养了大批科研人员。1963年彭加木被树为"科学标兵"。 全疆干旱少雨，风沙很大，植物灾害十分严重，彭加木带领化学所人员不辞辛苦，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调查，采集病害样品标本，汇集研究资料，回到实验室反复试验，先后分离提纯出了危害玉米、小麦、燕麦、甜瓜、大丽菜、苹果等的病毒，为新疆的植物病毒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局面。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曾写诗赞扬他："生龙活虎专爱国，忠心赤胆常酣战，驰聘边疆多壮志，敢叫戈壁变良田。" 罗布泊位于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沿的罗布洼地，自古是闻名中外的"谜地"?4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汉唐时代曾是富庶的楼兰古国，随着年月流逝怎么会变成渺无人迹的不毛之地?近百年来有一些中外有志之士曾希图闯入谜地，揭开谜底。热心科学考察和开发边疆资源的彭加木就成为其中一员。 彭加木第一次闯入罗布泊是在1964年，发现那里积存着丰富的盐类，生长着各种野生动物和植物，使他万分惊喜，立志要揭开宝藏之谜。于是计划先从南北、东西纵横各穿越罗布泊湖盆一次，然后再绕湖盆一周勘察。根据他多次探查得到的资料，他断定该地层积存了大量的钾盐，还可能有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贵重资源。准备打开一条通道，对其地理地貌、动植物、水文地质、土壤及考古等学科作一次全面考察，彻底揭开祖国大地的这个千年之谜。1979年冬他又一次率考察队进入，踏勘了20多天，回来后即制订了《罗布泊洼地科学考察方案》。到1980年5月初，年已55岁的彭加木，不畏艰险辛劳毅然又带队前往考察，冒着初夏沙漠地区45℃高温和干热，终于5月底自北向南纵穿罗布泊湖盆中心地带成功，创造了第一次揭开罗布泊神秘面纱的奇迹，探索了其自然环境的面貌，为今后的综合考察打开了大门。 本来，彭加木计划从湖盆南沿出发去疏勒河下游地区考察，再绕湖盆边缘返回湖盆北岸宿营地。但因考察队严重缺水，亟待补充，他就不顾个人安危，在 6月26日傍晚独自外出找水，结果迷途于茫茫沙海之中未能回来。经同行人员四处寻找毫无踪迹，不幸失踪蒙难，为祖国的科学考察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彭加木牺牲后，国务院追认他为"优秀科学家"和"革命烈士。

伽利略·伽利雷 (1564～1642)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伟大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力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 他是为维护真理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士。恩格斯称他是“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1564年2月15日生于比萨，1642年1月8日卒于比萨。伽利略家族姓伽利雷(Galilei)，他的全名是Galileo Galilei，但现已通行称呼他的名Galileo，而不称呼他的姓。因为翻译问题，所以姓众说纷纭，以伽利略·伽利雷为准。伽利略于1564年2月15日出生于意大利西部海岸的比萨城，他原籍佛罗伦萨，出身没落的名门贵族家庭。伽利略的父亲是一位不得志的音乐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对数学也颇有造诣。因此，伽利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伽利略在十二岁时，进入佛罗伦萨附近的瓦洛姆布洛萨修道院，接受古典教育。十七岁时，他进入比萨大学学医，同时潜心钻研物理学和数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伽利略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便离开了比萨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仍坚持科学研究，攻读了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许多著作，做了许多实验，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从而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当代的阿基米德”。 伽利略在25岁时被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两年后，伽利略因为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触怒了教会，失去这份工作。伽利略离开比萨大学后，于1592年去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任教，一直到1610年。这一段时期是伽利略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在这里，他在力学、天文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累累硕果。 1610年，伽利略把他的著作以通俗读物的形式发表出来，取名为《星空信使》，这本书在威尼斯出版，轰动了当时的欧洲，也为伽利略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伽利略被聘为“宫廷哲学家”和“宫廷首席数学家”，从此他又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 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的宫廷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他的天文学发现以及他的天文学著作明显的体现出了哥白尼日心说的观点。因此，伽利略开始受到教会的注意。1616年开始，伽利略开始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 伽利略的晚年生活极其悲惨，照料他的女儿赛丽斯特竟然先于他离开人世。失去爱女的过分悲伤，使伽利略双目失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 1642年1月8日，凌晨4时，伟大的伽利略——为科学、为真理奋斗一生的战士，科学巨人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在他离开人世的前夕，他还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气。” 1564年 2月 15日，伽利略出生在意大利西海岸比萨城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据说他的祖先是佛罗伦萨很有名望的医生，但是到了他的父亲伽利略·凡山杜这一代，家境日渐败落。凡山杜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生前出版过几本牧歌和器乐作品，他的数学也很好，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美妙的音乐不能填饱一家人的肚皮，他的数学才能也不能给他谋到一个好职位。大约在小伽利略出生不久，凡山杜在离比萨城不远的佛罗伦萨开了一间卖毛织品的小铺子，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凡山杜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经商。 小伽利略是凡山杜的长子，父亲对儿子寄予很大希望。他发现，小伽利略非常聪明，从小对什么事物都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不仅如此，这个孩子心灵手巧，他似乎永远闲不住，不是画图画，就是弹琴，而且时常给弟弟妹妹做许多灵巧的机动玩具，玩得十分开心。 小伽利略最初进了佛伦勃罗萨修道院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他专心学习哲学和宗教，有段时间，小伽利略很想将来当一个献身教会的传教士。但是凡山杜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把儿子带回家，他劝说伽利略去学医，这是他为儿子的未来早已设计好的一条路。 17岁那年，伽利略进了著名的比萨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他当了医科学生。比萨大学是所古老的大学，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这很合伽利略的心意，但是伽利略对医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他很少上课，一上课就对教授们教课的内容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使教授们难于回答，在教授们的眼里，伽利略是个很不招人喜欢的坏学生。不过，伽利略只是兴趣不在医学，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并且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自古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学说。 要知道，伽利略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时代，而意大利又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大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发展成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建起了商号、手工作坊和最早的银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加上贸易往来的发达，印刷术的发明，新思想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于是，人们对千百年来束缚思想的宗教神学和传统教条开始产生了动摇。 一个偶然的机会，伽利略听了宫廷数学家玛窦·利奇的讲课。这位青年数学家渊博的学识，严密的逻辑性，特别是他在证明数学难题时的求证方法，使伽利略深深着迷。他眼睛亮了，仿佛发现了一个神奇无比的世界，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数学王国！他兴奋极了，立即找到宫廷数学家玛窦·利奇，向他提出了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玛窦·利奇原是跟随托斯坎尼大公爵从佛罗伦萨来到比萨的，他给宫廷里的侍童讲数学，没有想到会有一个热心的听众，而且他提出的问题非常有趣，充分显示出超群的智慧和深厚的学识功底。 当玛窦·利奇听说伽利略是比萨大学医科学生时，不禁脱口而出：“啊，伽利略，你有天才，你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的。” 伽利略的脸红了，他谈到自己对医学的厌倦，谈到父亲对他的期望，也倾诉了自己因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的苦恼。 “别泄气。”玛窦·利奇和蔼地说：“你努力自学吧，有什么困难，任何时候我都是你忠诚的朋友。” 听了玛窦·利奇的鼓励，伽利略越发刻苦钻研数学和物理学，他把从宫廷数学家那里借来的每一本书，都用心地阅读，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吸收下来。但是，他并不是那种迷信书本的人，那些人们认为是真理的权威结论，在伽利略的脑子里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疑问，他常常为此而感到苦恼，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有一次，伽利略信步来到他熟悉的比萨大教堂，他坐在一张长凳上，目光凝视着那雕刻精美的祭坛和拱形的廊柱，蓦地，教堂大厅中央的巨灯晃动起来，是修理房屋的工人在那里安装吊灯。 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吊灯像钟摆一样晃动，在空中划出看不见的圆弧。可是，伽利略却像触了电一样，目不转睛地跟踪着摆动的吊灯，同时，他用右手按着左腕的脉，计算着吊灯摆动一次脉搏跳动的次数，以此计算吊灯摆动的时间。 这样计算的结果，伽利略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就是吊灯摆一次的时间，不管圆弧大小，总是一样的。一开始，吊灯摆得很厉害，渐渐地，它慢了下来，可是，每摆动一次，脉搏跳动的次数是一样的。 伽利略的脑子里翻腾开了，他想，书本上明明写着这样的结论，摆经过一个短弧要比经过长弧快些，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谁也没有怀疑过。难道是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还是怎么回事。 他像发了狂似的跑回大学宿舍，关起门来重复做这个试验。他找了不同长度的绳子、铁链，还有不知从哪里搞到的铁球、木球。在房顶上，在窗外的树枝上，着迷地一次又一次重复，用沙漏记下摆动的时间。最后，伽利略不得不大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错误的，决定摆动周期的，是绳子的长度，和它末端的物体重量没有关系。而且，相同长度的摆绳，振动的周期是一样的。这，就是伽利略发现的摆的运动规律。 伽利略不用说多么高兴了。可是在当时，有谁会相信一个医科大学生的科学发现，何况他的结论是否定了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说法。 就在这时，凡山杜的铺子里越来越不景气，听说伽利略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医学，而是成天迷恋着不相干的实验，于是，严厉的父亲决定停止伽利略继续上大学，让他回家去当一个店员。 伽利略灰心极了，他离开了比萨大学回到佛罗伦萨。但是他选择的道路却是不可动摇的。 坚信科学 佛罗伦萨一条不太热闹的街道，有一个门面不大、生意清淡的铺子，这就是凡山杜开的毛织品商店。每天，当匆匆过往的行人经过这里时，总是可以看见红头发的伽利略呆呆地坐在柜台前出神，或者旁若无人的在那里摆弄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像秤盘呀，铁块呀，盘子呀；而更多的时候，他是埋头在书本里，他看得那样专心，就连他的父亲大声叫唤都听不见。 自从回到家里，伽利略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父亲的铺子里当一名店员，但是他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数学和物理学。没有起码的学习条件，也没有老师可以求教，他就想方设法找到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以顽强的毅力刻苦自学。他最喜欢的书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和阿基米德的著作。 《几何原理》是世界上流传下来最早的几何学著作，而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著作，包含了丰富的数学与力学知识，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物理实验，对伽利略有很大的吸引力。 谈起实验，伽利略的兴趣最浓。还在比萨大学时，他就动手制作了一种 “脉搏计”，这是他根据摆的运动规律设计的，可以用来测量病人的脉搏跳动的情况，很受医生的欢迎。现在，在父亲的铺子里，谈不上实验的条件，但他仍然用一些日常的器具来做实验，尽管这样做免不了又要挨父亲的骂，他还是照干不误。 他从阿基米德检验国王皇冠的实验中受到启发，一面重复这个实验，一面想到这种方法的用途。当时欧洲各国的航海事业正在兴起，航海业带动了造船业和机械制造，采矿、冶金的发展，反过来又向科学技术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伽利略于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合金的物理和力学性质的研究，不久，他通过测定物体在水中的重量发现，物体投入水中减轻的重量，刚好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在这个重大发现的基础上，伽利略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可以很方便地测定各种合金的比重。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详细地介绍了比重秤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这件事，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传开了。 1589年夏天，在佛罗伦萨的店铺里度过了4年自学生活的伽利略，由于得到宫廷数学家玛窦·利奇的鼓励，特别是贵族盖特保图侯爵的推荐，他终于获得了比萨大学数学和科学教授的职位。这时，他只有25岁。 现在，伽利略可以不必为生活发愁了，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他可以在完成日常教学之外，专心从事他向往的科学研究。就在这不久，伽利略进行了本文一开头介绍的自由落体实验，他在比萨斜塔上扔下的铁球，不仅雄辩地证明了不同重量的物体由同一高度自由下落时速度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大胆的结论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权威结论。在那些思想保守、头脑僵化的人眼里，这个举动无异于挖了他们的祖坟，亚里斯多德的信徒们与伽利略开始势不两立了。在比萨大学呆了一个学期，伽利略又失去了职位。原因是他得罪了一个大公爵的亲戚乔范尼。这个乔范尼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声称发明了一台挖泥船，假惺惺地跑来征求伽利略的意见。当伽利略仔细观察了挖泥船的模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设计不合科学原理，根本不能使用。乔范尼碰了一鼻子灰，不但不接受伽利略的意见，反而固执地坚持下水实验，结果船沉了。事实证明伽利略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恼怒的乔范尼反而迁怒于伽利略，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他是“阴险的人”。那些早就心怀不满的亚里斯多德的信徒，乘机对他大肆攻击，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气氛中，伽利略无法在比萨大学呆下去了。 伽利略再一次求助于盖特保图侯爵。这位珍惜人才的贵族再一次伸出友谊的手，他运用自己的影响，把伽利略推荐给帕多瓦大学，帕多瓦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学术空气浓厚的小城，距离美丽的海滨城市威尼斯不远，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管辖。1592年，28岁的伽利略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科学和天文学教授。 从此，伽利略迎来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工作的18年间，最初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一直感兴趣的力学研究方面，他发现了物理上重要的现象——物体运动的惯性；做过有名的斜面实践，总结了物体下落的距离与所经过的时间之间的数量关系；他还研究了炮弹的运动，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关于加速度这个概念，也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的：甚至为了测量病人发烧时体温的升高，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还在1593年发明了第一支空气温度计……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伽利略改变了研究方向。他从力学和物理学的研究转向广漠无垠的茫茫太空了。 那是1604年的冬天，在南方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这颗宇宙的不速之客吸引着许多人的注意，而后又在第二年的秋天神秘地消失。人们不禁提出一连串的疑问，这是一颗什么样的星？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夜空中的点点繁星究竟是按照怎样的规律运动的？但是，所有这些问题，谁也说不清楚。 伽利略每天晚上都在观察着那颗神秘的星辰，只要天气晴朗，他是决不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的。他的脑海也不断浮想出许许多多问题，他越来越感到，人类对宇宙的秘密了解得太少了。 但是，光凭肉眼观察毕竟是有限的，当时还没有发明望远镜。伽利略一直在想，能不能想办法使人的视力更加锐敏，更加扩展，像神话中的千里眼那样可以看清遥远的星星呢？ 转眼到了1609年6月，伽利略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荷兰有个眼镜商人利帕希在一偶尔的发现中，用一种镜片看见了远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这难道不正是我需要的千里眼吗？”伽利略非常高兴。不久，伽利略的一个学生从巴黎来信，进一步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信中说尽管不知道利帕希是怎样做的，但是这个眼镜商人肯定是制造了一个镜管，用它可以使物体放大许多倍。 “镜管！”伽利略把来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急忙跑进他的实验室。他找来纸和鹅管笔，开始画出一张又一张透镜成像的示意图。伽利略由镜管这个提示受到启发，看来镜管能够放大物体的秘密在于选择怎样的透镜，特别是凸透镜和凹透镜如何搭配。他找来有关透镜的资料，不停地进行计算，忘记了暮色爬上窗户，也忘记了曙光是怎样射进房间。 整整一个通宵，伽利略终于明白，把凸透镜和凹透镜放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就像那个荷兰人看见的那样，遥远的肉眼看不见的物体经过放大也能看清了。 伽利略非常高兴。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动手磨制镜片，这是一项很费时间又需要细心的活儿。他一连干了好几天，磨制出一对对凸透镜和凹透镜，然后又制作了一个精巧的可以滑动的双层金属管。现在，该试验一下他的发明了。 伽利略小心翼翼地把一片大一点的凸透镜安在管子的一端，另一端安上一片小一点的凹透镜，然后把管子对着窗外。当他从凹透镜的一端望去时，奇迹出现了，那远处的教堂仿佛近在眼前，可以清晰地看见钟楼上的十字架，甚至连一只在十字架上落脚的鸽子也看得非常逼真。 伽利略制成望远镜的消息马上传开了。“我制成望远镜的消息传到威尼斯”，在一封写给妹夫的信里，伽利略写道：“一星期之后，就命我把望远镜呈献给议长和议员们观看，他们感到非常惊奇。绅士和议员们，虽然年纪很大了，但都按次序登上威尼斯的最高钟楼，眺望远在港外的船只，看得都很清楚；如果没有我的望远镜，就是眺望两个小时，也看不见。这仪器的效用可使50英里的以外的物体，看起来就像在5英里以内那样。” 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经过不断改进，放大率提高到30倍以上，能把实物放大1000倍。现在，他犹如有了千里眼，可以窥探宇宙的秘密了。 这是天文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几千年来天文学家单靠肉眼观察日月星辰的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光学望远镜，有了这种有力的武器，近代天文学的大门被打开了。 现在，每当星光灿烂或是皓月当空的夜晚，伽利略便把他的望远镜瞄准深邃遥远的苍穹，不顾疲劳和寒冷，夜复一夜地观察着。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月亮是个光滑的天体，像太阳一样自身发光。但是伽利略透过望远镜发现，月亮和我们生存的地球一样，有高峻的山脉，也有低凹的洼地 （当时伽利略称它是“海”）。他还从月亮上亮的和暗的部分的移动，发现了月亮自身并不能发光，月亮的光是从太阳那里得来的。 伽利略又把望远镜对准横贯天穹的银河，以前人们一直认为银河是地球上的水蒸汽凝成的白雾，亚里斯多德就是这样认为的。伽利略决定用望远镜检验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他用望远镜对准夜空中雾蒙蒙的光带，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根本不是云雾，而是千千万万颗星星聚集一起。伽利略还观察了天空中的斑斑云彩——即通常所说的星团，发现星团也是很多星体聚集一起，像猎户座星团、金牛座的昂星团、蜂巢星团都是如此。 伽利略的望远镜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宇宙的秘密，他发现了木星周围环绕着它运动的卫星，还计算了它们的运行周期。现在我们知道，木星共有 14颗卫星，伽利略所发现的是其中最大的四颗。除此之外，伽利略还用望远镜观察到太阳的黑子，他通过黑子的移动现象推断，太阳也是在转动的。 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足使伽利略动笔写一本最新的天文学发现的书，他要向全世界公布他的观测结果。1910年3月，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使者》在威尼斯出版，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 但是，他没有想到，望远镜揭开的宇宙的秘密大大触怒了很多人，一场可怕的厄运即将降临在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头上。1615年冬季的一天，天气寒冷异常，天空笼罩着阴沉的乌云，伽利略孤身一人来到罗马。5年前的1610年，伽利略告别了帕多瓦大学，回到佛罗伦萨，担任了托斯坎尼公国的宫廷数学家和哲学家，兼任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也就在这年，他曾经访问过罗马，受到热情的接待和规格很高的礼遇。他在天文学上一系列新发现和望远镜的发明，受到罗马教皇保罗五世的重视，罗马的贵族和科学家也以结识他而感到荣耀。可是，仅仅事隔5年，罗马的脸孔完全变了，没有鲜花和笑脸，到处是冷漠的没有表情的面孔，连熟悉的人也像躲避瘟疫似地离他远远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这一次，伽利略的名字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黑名单，他是被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传讯到罗马来接受对他的审讯的。 伽利略犯了什么罪呢？这话要从头说起。 15、16世纪的欧洲，正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神权统治的欧洲，用神学代替了科学，用野蛮代替了自由。神学家们荒诞地宣称，宇宙是一个充满“各种等级的天使和一个套着一个的水晶球”，而静止不动的地球就居于这些水晶球的中心。他们推崇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学说，因为在神学家看来，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因为上帝创造太阳的目的，就是要照亮地球，施恩于人类。这是永恒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 为了维护这个荒谬的理论，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不惜用恐怖的暴力对付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们。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活活被烧死，他的罪名只不过说了地球是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居住，却因违背圣经的教义惨遭迫害。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被活活烧死，也是因为他到处宣传了哥白尼的学说，动摇了地球中心说。 伽利略是布鲁诺的同时代人，早在帕多瓦大学执教时，他就读过哥白尼的著作《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说》(又名<<天体运行论>>)。这位杰出的波兰天文学家在这本书中大胆地提出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转的理论，即太阳中心说，一开始就引起伽利略的极大兴趣。但是伽利略是个科学态度十分严肃的学者，他想，过去都说是太阳围着地球运转，哥白尼却提出相反的看法，到底哪一个正确呢？伽利略没有轻率地下结论，他决定用自己的望远镜来证实谁是谁非。 当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使者》出版时，他已是一个哥白尼学说坚定的支持者了。伽利略通过自己的观测和研究，逐渐认识到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而托勒玫的地球中心说是错误的，亚里斯多德的许多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伽利略不仅发表了批驳亚里斯多德的论文，还通过书信毫不掩饰地支持哥白尼的学说，甚至把信件的副本直接寄给罗马教会。在伽利略看来，科学家的良心就是追随真理。 但是，罗马教廷是决不会放过伽利略的，他们先是对伽利略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继而把他召到罗马进行审讯。1616年2月，宗教裁判所宣布，不许伽利略再宣传哥白尼的学说，无论是讲课或写作，都不得再把哥白尼学说说成是真理。 伽利略不会忘记，16年前布鲁诺就是被这些披着黑色道袍、道貌岸然的上帝的卫道士活活烧死的。他如果敢于反抗，下场绝不会比布鲁诺更好。 在教会的淫威下，伽利略被迫作了放弃哥白尼学说的声明。他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回到佛罗伦萨，在沉默中度过了好些年。 但是伽利略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哥白尼学说，相反，继续不断的观测和深入研究，使他更加坚信哥白尼学说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理论。在佛罗伦萨郊外的锡尼别墅里，伽利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病魔在残酷地折磨他，但是他依然念念不忘宣传哥白尼的学说。经过长久的酝酿构思，用了差不多5年时间，一部伟大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终于诞生了。 《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表面上是以三个人对话的形式，客观地讨论托勒玫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对谁是谁非进行没有偏见的探讨。但是当这本书好不容易在1632年2月出版时，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以充分的论据和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错误理论，科学地论证哥白尼的地动说，宣告了宗教神学的彻底破产。 很快，嗅觉比猎狗还灵的教会嗅出了这本书包含的可怕思想，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大胆结论使神学家们感到极大恐慌。那些早就对伽利略心怀不满的学术立即和教会勾结，罗织罪名，阴谋策划，为迫害伽利略大造舆论。 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斗争爆发了。1632年8月，罗马宗教裁判所下令禁止这本书出售，并且由罗马教皇指名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本书进行审查。伽利略预感到大祸临头，果然，到了10月，他接到了宗教裁判所要他去罗马接受审讯的一纸公文。 这时候的伽利略已是69岁的老人，病魔缠身，行动不便，许多关心他的人到处为他说情，但是罗马教皇恼怒地说：“除非证明他不能行动，否则在必要时就给他带上手铐押来罗马！” 就这样，1633年初，伽利略抱病来到罗马。他一到罗马便失去自由，关进了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并且不准任何人和他接触。 人类历史上一次骇人听闻的迫害就这样开始了。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法庭上，真理遭到谬误的否决，科学受到神权的审判。那些满脸杀机的教会法官们，用火刑威胁伽利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他们就要对他处以极刑。 年迈多病的伽利略绝望了，他知道，真理是不可能用暴力扑灭的。尽管他可以声明放弃哥白尼学说，但是宇宙天体之间的秩序是谁也无法更改的。 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为了处分你这样严重而有害的错误与罪过，以及为了你今后更加审慎和给他人做个榜样和警告，”穿着黑袍的主审法官当众宣读了对伽利略的判决书，“我们宣布用公开的命令禁止伽利略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判处暂时正式把你关入监狱内，根据我们的意见，以及使你得救的忏悔，在三年内每周读七个忏悔的圣歌……” 伽利略的晚年是非常悲惨的。这位开拓了人类的眼界，揭开了宇宙秘密的科学家，1637年双目完全失明，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他唯一的亲人——小女儿玛俐亚先他离开人间，这给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即使这样，伽利略仍旧没有失去探索真理的勇气。1638年，他的一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讨论》在朋友帮助下得以在荷兰出版，这本书是伽利略长期对物理学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现代物理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后来，宗教裁判所对他的监视有所放宽，他的几个学生，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气压力的发现者托里拆利来到老人身边，照料他，同时也是向他请教。他们又可以愉快地在一起讨论科学发明了。 1642年1月8日，78岁的伽利略停止了呼吸。但是他毕生捍卫的真理却与世长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00多年后的今天，1979年11月，在世界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提出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此，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审查委员会，负责重新审理这一冤案。其实，哪里还用得着审理什么呢？宇宙飞船在太空飞行，人类的足印深深地留在月球的表面，人造卫星的上天，宇宙测探器飞出太阳系发回的电波……所有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早已宣告了宗教神学的彻底破产，人类将永远记住伽利略这个光辉夺目的名字。

彭加木（1925年～1980年），原名彭加睦，广东番禺人。1947年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助教。1949年后进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当研究员，197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1980年5月，他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赴新疆罗布泊考察。6月17日，彭加木独自一人到沙漠里找水，不幸被流沙吞没，之后一直未找到他的遗体。对他的失踪，全国曾风传过各种说法和猜测。多年来，官方和民间曾多次发起寻找，均一无所获。近日，又传出发现彭加木遗体的消息，据称，这次发现的尸体与与彭加木有五大相似之处。1947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专攻农业化学。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一个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分赴边疆各地调查资源，他主动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积极向组织提出要求，赴新疆考察。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1957年身患纵隔恶性肿瘤，回到上海治疗。他以顽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病情稍有好转就重返边疆。先后踏遍云南、福建、甘肃、陕西、广东、新疆等十多个省区，曾十五次进疆考察并帮助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后任该院副院长。还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调查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为开创边疆科研工作倾注心血，并为发展我国的植物病毒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1980年5月，他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揭开了罗布泊的奥秘。6月17日，考察队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扎营。其时，汽油和水所剩无几。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继续东进考察，他独自外出找水走向沙漠深处，迷路后因饥渴而昏倒，不幸被狂风掀起的沙浪淹没，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中国科学院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61年，上海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选为上海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任新疆科学院副院长，他先后15次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3次进入巴音郭楞的罗布泊进行探险，1980年6月17日上午10时，因科学考察中缺水， 彭加木主动出去为大家找水，不幸失踪，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化作了罗布魂，将他对罗布泊之情、对巴音郭楞之情永远系在巴音郭楞人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

陈善明、男、汉族，长期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工作。1917年8月12日出生在上海市的一个旧职员家庭。1930年父亲去世后，主要靠兄长们的资助完成了中学、高中和大学的学业。1941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专业。1941年8月-- 1942年3月在国民党四川省重庆北培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1942年3月--1942年6月在贵州农工学院农化系任助教，1942年7月--1946年6月在浙江大学农化系任讲师。1947年7月曾任上海国民党国防医学院生化系副教官，主要进行蛋白质水解研究工作。1954年在上海经王应睐先生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1958年以前，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在王应睐先生的指导下，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导师评价他：“实验室操作技术经验丰富，工作细致，能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对实际工作一直有兴趣，要求独立工作”。所以，就让他独立做自己提出的维生素B12生物合成的课题项目。党组织认为他：“只钻业务，为人一贯诚实和蔼，工作认真负责，实验室操作十分细致，确实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如接受外面的脱水蔬菜、干粮脂肪抗氧化分析等”。1950 -- 1954年，他与王应睐先生陆续在《中国生理学报》等发表了《维生素B6缺乏对鼠肝切片变色氨酸为”烟酸”的影响》、《干粮脂肪防氧化》等学术论文。陈善明“与彭加木在解放前的上海就相识，从早到晚都泡在实验室里一起工作、学习，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上海解放前夕，他们一起参加过党领导下的护院运动”。1957年，彭加木在患癌症病中，多次对他说：“待病情稳定后，他仍要去新疆考察，并希望我也去新疆工作。陈善明“被他的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到新疆分院工作，为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做一点工作”。1958年6月，陈善明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0月在彭加木的推荐下，服从国家需要，来到1957年就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1958年10月--- 1961年期间，他现场负责筹建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实验室和新疆化学研究所。“当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住的是土坯房子，烧的是煤炉，生活用水要到水站上去挑，废弃的水要用水桶抬出去倒掉，冬天烧火墙要经常掏烟灰，弄的满身是黑灰。当时的《新闻联播》要隔2、3天才能看到。飞机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也要2天，那时火车还没有通到乌鲁木齐”。而且，“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把家属带来，不巧在我走后没几天，我爱人的单位也从上海搬迁到了甘肃的张掖。她一人无法将3个孩子一起带走，只能带走1个，留下2个在上海请保姆照顾。在这困难的时期，彭加木时常去看望2个年幼的孩子，每次来新疆工作时，都把他们的照片带给我，使我能在新疆安心工作”。陈善明来新疆前，一直从事科研，从没有做过任何领导工作。所以，他“经常说话比较生硬，有与同志吵架，发脾气的现象。经过整风运动，接受了同志的批评，工作方式、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 1958年，他就主持进行了当时危害新疆畜牧业最严重的马脑炎、口蹄疫的研究工作，在病害的防治方面做出了贡献，也奠定了新疆生物化学学科研究的基础。1960年，他负责筹建中的化学实验室，已相继建起了生物化学、无机和分析实验室。当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称号。1961年11月1日，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成立，设有无机、生化、半导体化学和技术4个研究室、组。他被任命担任主持科研工作的常务副所长，这是新疆建立起的第一个化学科研机构，也使他成为原新疆化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陈善明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的化学所人员很少，分配不到大学生，大学生只有2人。大部分进来的人员是中学生和支边青年，支边青年中有的人年纪很小，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从制作试验台到安装水电，购置仪器设备、药品等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而且，“当时分院交通工具十分缺乏，我们化学所只要有1辆自行车或拉拉车，就高兴极了。这样外出办事就可以方便些，搬运东西时可以省力些。可是，当时连这些条件都没有”。当时，创业的艰苦条件、环境可想而知。1962年，新疆化学所经过精简和调整，研究室整合成了生化研究和中心化验室。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土法生产丙酮、丁醇、糠醛，微生物在勘探石油、蛋白酶在皮革工业、土农药的应用，畜产品、石油废气、煤焦油综合利用，利用抗生菌防治棉病、盐湖综合考察报告、克拉玛依原油品质和加工工艺等十几项成果，被列人“新疆分院重要科学技术推广项目计划”。1959--1965年期间，原新疆化学所为支援“大跃进”，向新疆各地工厂、人民公社、牧场、畜牧兽医站等供应金、土、青、链等霉素及核黄素、酵母、丁酸、乳酸等各类抗生菌，以及金色葡萄球、固氮、各类根瘤、矽酸盐等菌种，甚至还远销江苏、浙江等地。并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的厂矿、大专院校、广播电台修理各类仪器，讲授化学分析方法，解答科普知识，成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难题的“科学基地”。同时，还积极响应乌鲁木齐市委“开展代食品运动的号召”，集中力量研制出了人造肉精、肉等替代食品。着手筹建了生化中间试验基地，建立起的胰酶厂，实行“亦工亦研”的方式，一方面加速成果推广。也可达到“干部蹲点与科研工作、劳动与调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1962年，他当选乌鲁木齐市人民代表。同时，“新疆分院也从南梁（新疆大学红楼）搬到了现在乌鲁木齐的二宫，化学所就迁到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楼房”。由于“彭加木在我到新疆工作的岁月中，每年都要到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由于彭加木解放初期跟苏联专家学习过电子显微镜，因为有这个背景，我为新疆化学所进了一台国产电子显微镜。这是新疆的第一台电镜。培养了一批电镜方面的人才，并为以后新疆其它单位建立电镜实验室提供了经验”。1963年，原新疆化学所明确了以畜牧病毒、家畜营养生化的研究为主，并进行岩石矿物中稀有、稀散元素的分析方法研究的发展方向：。建立起了紫外及可见分光光度、离心、微量电泳、层析、营养分析、电子显微镜等6个实验室和通用化学分析室。为开展病毒生化研究，还设立了病毒无菌间。同时，陈善明也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意见，“从原来只搞研究工作，而改变到主要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也波及到了新疆，对于当时新疆分院为数不多的助理研究员、又是研究所的“当权派”，还背负着复杂家庭历史背景的陈善明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在“牛棚”被关押了10多个月的时间，科研工作停止了，人身自由剥夺了，受到了种种非人的磨难。后来他回忆：我在新疆最大的考验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由于我在上海时就对党有了正确的认识，不相信我们的党会这样下去，总算能挺过来了。1967年，恢复“自由”后，就顶着重重压力，仍旧带领一些科技人员利用兔、羊、牛肾和鸡肚等原代单层细胞，培养出口蹄疫Ⅲ系弱毒，经过反复实验，取得了预防口蹄疫的良好效果。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他领导的原新疆化学所确定了“以生物化学研究为主的学科方向”。所以，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他奠定的学科方向和研究、实验条件的基础上延续着。并开始与新疆独山子炼油厂协作，进行筛选酵母菌种、提高发酵产生的石油酸等方面的工作。1970年，又抽调7人参加了解决酵母脱油，缩短发酵周期，提高产量等科技攻关。但是，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严重地脱离当时的实际，将原新疆化学所“只侧重生物化学，而忽视有机化学方面研究”的“罪责”强加在“反动学术权威”陈善明的头上。“大批判的成果”使原新疆化学所开始承担起石油化工、煤焦油综合利用等有机化学研究工作。1972年，他被“解放”，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1978年，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陈善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并被聘为副研究员。1979年11月，又被任命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兼新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而此时他已年过62岁。但他亲手创建的原新疆化学所已设立石油化工、生物化学、无机分析3个研究室和仪器仪表维修室。而且紧密结合新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各民族人员组成的科研队伍也成长壮大起来。1978 -- 1998年，陈善明连续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七、八届代表。1980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着中国化学会理事、新疆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6月18日，在彭加木烈士在罗布泊失踪后的第2天，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就派陈善明率领一支队伍，前往出事地点罗布泊，协助驻疆部队和空军寻找彭加木同志。1980年，已73岁高龄的陈善明，又老骥伏历，志在千里，带领系统地进行了羊毛理化性能的研究，建立了微量肽图法。在我国首次用于羊毛角蛋白组分结构研究，为改良羊毛质量和毛纺加工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和提供了科学依据，填补了新疆羊毛基础研究的空白。1981年11月6日，陈善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忆自己从1958年递交《人党申请书》，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时，心潮澎湃，感触万千：“中国科学院原秘书长郁文常对我们说：你们只要使新疆分院不垮，就是你们的成绩”。23年过去了，“新疆分院不仅没有垮，而且，新疆分院、新疆化学已经发展、成长为祖国西部、新疆的一支十分重要的科研力量”。1983年8月4日，来乌鲁木齐市参加“新疆化学研究所学术评议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先生，看到成长、发展中的新疆化学所，由感而发，写下了“吐鲁瓜香迎远客，两年小别树成荫。破分油乳清而洁，染色毛皮艳且轻。加木精神留榜样，善明实绩得公平。好花自当须直护，莫待无花空自吟。”的诗句。1985年，他牵头进行研究的“新疆长毛羊绒面毛革两用染色技术”，在新疆伊犁皮革厂转让，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1987年，又带领进行了“新疆羊毛改性的中试的实验研究”，为我国羊毛品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进行的“羊毛理化性能的研究”，研制出了用于组织培养的胰酶。同时，截止1985年，他已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1986年12月16日，陈善明被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职务评审委员会，聘任为研究员。在上报评审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这样感人的情形。由于他觉得“自己从论文的篇数和国际水平来衡量都不够条件”，所以个人没有提出申请。这主要是“由于我过去主要担任了科研管理工作，没有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科研工作，这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我的能力有限，不能二者兼顾。觉得我的条件不能符合科学院的规定和要求。组织上对我过去的工作已给了很高的荣誉和待遇。条件不符合，不要勉强去做”。并于1986年5月24日和8月9日2次写出书面报告，递交原新疆化学所党委，表达了本人上述意见。并说明：“我最近几年已摆脱了行政工作，有较多的科研时间，估计在3 -- 5年后，能做出一点较高水平的工作，再进行申报”。但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原新疆化学所党委研究，个人意见保留，决定以组织名义将陈善明的评议申报材料，上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评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王应睐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汪猷先生、戚正武先生、周维善先生等著名专家陆续返回的推荐、评议意见，原新疆化学所的研究员、电镜组集体也上书了《推荐材料》。评议和推荐意见共同认为：陈善明是老一辈的副研究员，有坚实的生物化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经验。他虽曾担任许多行政要职，但未脱离开过科研工作，并做出许多成绩。他在新疆已很好地发挥了畜牧生化学科的带头人作用，在新疆科技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应用研究方面：如关于新疆畜牧业的生化研究，已做出显著的实际成绩，在新疆病毒研究及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建设、发展中有突出地贡献，为解决新疆有关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所需的科技基础。对新疆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亲手创建了新疆化学所，在已完成的119项目中，有21项获中国科学院和自治区的成果奖，这些成果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贡献。同时，培养出了一支良好素质的科研队伍。衡量他的学术水平，不能单纯从论文的篇数为标准，他的学术水平更应表现在对新疆化学所的发展与成长所做的贡献。他“甘为他人做嫁衣”的品质和精神更是令人敬佩和感叹。他是志愿去边疆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发展历尽艰苦、坚持不懈地，做出出色成绩的科学家之一，是新中国发展新疆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评审委员会采纳了专家等的评议、推荐意见，破例聘任陈善明为研究员。1987年11月，陈善明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研究员任职条件评审委员会主任。1988年起，又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顾问。陈善明虽然在1954年就加入了“九三学社”，但1958年来新疆后，由于新疆没有“九三学社”组织，他一直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在1987年1月和1992年4月召开的“九三学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九三学社”新疆第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新疆“九三学社”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96年，已近80岁的他卸任了新疆“九三”学社主委。1998年，也不再担任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后，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批准退休。2004年，在新疆分院一次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学术空气是研究单位的“生命线”，我现在年纪老了，精力有限，只想在增强学术空气方面，协助分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的心愿。2006年，他又深情地说：“我年纪大了，大事情做不了，有2件事情还是可以做的：一是总结我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使大家不要再重复；二是将我看到的好文章介绍给大家，帮助大家攀登科学高峰”。2007年7月，陈善明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成立50周年撰文《我在分院的成长中得到锻炼》中说：“我在分院工作快50年了，对分院有深厚的感情：是分院的艰苦环境培养我成长；是分院使我有条件与我的同龄人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并得到了很多帮助；是分院使我有机会与很多年青人相互沟通，年轻人的朝气感染了我，使我能不断进取。这些就是我对分院有深厚的感情源泉”。论文、文章：1、论文《维生素B6缺乏对鼠肝切片变色氨酸为”烟酸”的影响》 ---《中国生理学报》2、论文《干粮脂肪防氧化》 --- 《中国生理学报》3、文章 《我在分院的成长中得到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