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良论文发表

获奖人获得的奖励与所做的事情是否符合，获奖人是否有能力获奖。

科技部会同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分工负责、协同配合的联合工作机制，组建高层次复核专家组，依据《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严肃开展调查处理。在单位调查、部门审核的基础上，复核专家组赴实地检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集体讨论形成复核结论，最后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形成处理意见。

科技部等其他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形成处理意见。 决定取消曹雪涛院士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1年，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格1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1年，责成其对被质疑的论文回应质疑并进行勘误，对存在的问题作出深刻检查，在工程院相应学部通报批评。

对网络质疑曹雪涛院士的63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和抄袭。但发现较多论文存在图片误用，实验室管理不严。经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决定取消曹雪涛院士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一年，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一年。

就在今日李红良院长的两位女儿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发现喝茶可以进行有效的抗癌，从而获得全国中小学生科技创新大赛的三等奖。这个结论和这一获奖情况引发了网友的对此一众讨论，纷纷开始质疑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是如何发现这样的重要的研究成果的。因为李红良为武汉大学基础研究学院的院长，其本身对于医学有着十分深厚的研究。这一研究结果若是由李红良进行发表，那么将会获得大众的认可以及赞美。但是，这一结果确实有他的两名女儿发表出来的，着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懂得医学方面这么多的知识，若是说李红良院长没有在背后进行帮助，那么是很难说服众人的。

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只有成人才可以完成。因为孩子虽然小，但是他们也可以有着对于医学方面研究的兴趣和爱好。再加上他们是有着两名专业的辅导老师的。所以可以在大赛时拿出这样的研究成果，也是符合常理的。而大众对于科学的认知都是很片面的。很大一部分情况，大众只会对相应的年龄做出相应的事情而评价。在他们看来所做出一定的事情，那么他们的年龄就一定要是相符合的。若是年龄相差过大，那么就会被他们所质疑。可以由此看出，大众的科学常识得水平其实是有一点低的。

在生活当中，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看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去看表面。但是当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很想当然的认为心中所想就是对的。但是科学是严谨的，懂科学研究科学的人又是要有着一定的常识的。这样的道理，孩子都尚且相信，但是对于大众来讲却很难理解。

武汉大学行政楼。李晓明摄。

撰文青蘋末（本刊评论员）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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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因为没有负责任的学术委员会。

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没有负责任的学术委员会，我想答案应该是，因为学术委员会负不起责任。

如果有人不死心，还要追问一句，那谁能负起这个责任？答案也许是大学校长。

我弱弱地用了“也许”二字。因为校长其实可以把锅甩给学术委员会，因为按照《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第十八条之规定，“受理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并进行调查，裁决学术纠纷”，这件事就应该是学术委员会干的。但是，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话：“学术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及学校委托”。

什么是有关规定？学校委托，委托的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层窗户纸而已，学术委员会并没有独立进行学术调查的权力，它的一切权力来源于学校的委托授权。所以，这个锅该背还得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35号令、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其实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一点，不过是犹抱琵琶而已。

根据第十三条规定的学术委员会的五项权利，并不包含学术调查。而看其第十五条之规定就明白了，“学校下列事务决策前，应当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或者交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并直接做出决定”，所列事项的第七条就是“学术评价、争议处理规则，学术道德规范”。

症结在此，答案也在此。我上面用的“也许”二字，也许应该再肯定点，大学校长，你应该负责任地建设学术委员会，推动学术委员会负起责任来。因为，这就是作为一校之长的责任。这个锅不好甩，得自己背。

一个大学如果学风不正，频频出现学术不端丑闻，严重影响的正是高校的命根子：学术声誉和学术公信力。守不住这根底线的大学校长不当也罢。

当年教育部长签了字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施行的时候，并没有掀起来多大的动静。时任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曾表示，“《规程》出台将切实提高学术组织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相互配合……”几年过去了，谁能说说《规程》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仅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这一项而言，可谓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无甚起色可言。但要说二者“相互配合”，则毋庸讳言大多是学术权力从了行政权力。

所以，又回到那句话，学术调查这件事，大学校长要担起责任来。如果学校不作为，结局总归还是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如此，不过是自欺欺人，不仅拯救不了学术声誉，反而是更大的伤害。树要皮，人要脸。百年树人的高校脸往哪儿搁。

举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韩春雨。论文也主动撤了，学校也声称“决定启动对韩春雨该项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相关程序”（2017年8月3日）。但是，去年年底，澎湃新闻再访河北科大时发现，承诺的针对韩春雨论文的学术评议仍无结果。韩春雨个人凭此论文所获得的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头衔未受任何影响。而该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永琪直接答复记者：“拒绝回应”。

韩春雨事件，舆论报道此起彼伏；13名同行科学家实名质疑；饶毅、邵峰致信河北科技大学校长建议校方启动学术调查……新闻媒体和科学共同体能干的都干了，该使的劲都使了，但是教育部、河北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无动于衷，校方公然护短，韩春雨更是有恃无恐，恬然不以为耻。

因此，如果校方不作为，如果大学校长不负责，还不能对中国能够终结学术调查无疾而终的状况，抱有太大的希望。

中国的高校正在迈向双一流的路上狂奔。如果把科研经费的数字、论文发表的数量、各种大学排行榜当做追逐的目标，则很容易为这些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而忽视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对于危及学校声誉的学术不端行为，尤其是一个在经费、论文、排名各个方面都能给学校带来好处的学术牛人，一旦出了问题，不敢下决心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失去了与可能危害大学学术声誉的人事做斗争的勇气和担当。

一个学者可能出错，一个大学也可能出错，但出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和徒劳无益捂盖子、一错到底的行为。人无信则不立，一个以立德树人为本的高校更是如此。

眼下的武汉大学，正面临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能建设一个一流的学术委员会，无疑能在双一流的路上跑得更顺利。面对当前的李红良遭遇学术质疑事件，请学术委员会做出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学术调查，可以为众多高校树一面镜子，查出来没问题，那是对学者的保护，身正不怕影子斜嘛；查出来有问题，相信不仅不会有损学校声誉，反而让质疑者和公众服气，惩前毖后，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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