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杂志发表论文

陶瓷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它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首先是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然后是秦汉时期的陶瓷文化，随后是隋唐时期的陶瓷文化，隋的朝代虽然短，但是在陶器烧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花烧制，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另外此时在装饰手法上也有了创新，如在器物上贴另外的泥片——贴花，就是一例。然后就是唐朝的陶瓷文化，唐代是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元朝时期的陶瓷文化，瓷业较宋代衰弱，然而这个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如青花和釉里红的兴起，彩瓷大量流行，白瓷成为瓷器主流，釉色白里泛青，带动了明清两代的瓷器发展，取得很高的成就。到了明代，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旅程，明代以前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而明代以白瓷为主的是青花和五彩瓷，景德镇更成为主要的窑厂，规模最大，一直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描写当时盛况为“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制瓷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宫廷督陶官的管理，皇帝的爱好和提倡，使得清初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卓著，是悠久中国陶瓷史上的最光耀灿烂时期。 从上述陶瓷在各个时期上看，它是辉煌的、璀璨的。美来自于生活，制陶者正是表现了生活的态度，有寓意地间接表达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 当然，现在陶瓷的鉴赏方法有很多，根据各朝代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再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景德镇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瓷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依据。然后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鉴赏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赏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像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赏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赏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再就是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陶瓷鉴赏，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还有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修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像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赏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赏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赏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赏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着眼于陶瓷的辉煌发展史，国人，我们可以坚信它的前景是乐观的。对于陶瓷文化，我们要尊重，在此基础上施以保护。相信陶瓷，相信中国，相信人民的艺术。

杨光远，号顽石斋主，1956年8月生于潮州。现为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从艺三十年多来，先后荣获国际、国家、省级各大奖项，出版有《杨光远国画挂历》、《杨光远诗词墨迹选》、《杨光远青花画集》以及《杨光远艺术釉作品集》、《杨光远潮彩艺术》等等。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长杨自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陶瓷的泰斗张守智，都曾为杨光远题写书名及作序。这些书、画、陶瓷作品集记录了杨光远从艺30多年的足迹，显示他学者的风范。2010年1月，杨光远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并受到省长黄华华的接见。杨光远不仅是陶瓷艺术大师，他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博览诗词书画文的学者。除早年担任《潮州陶瓷志》、《潮州工业志》的编纂工作之外，还发表了有创见性的陶瓷科研论文若干篇。2001年在中国陶瓷界的权威杂志《中国陶瓷》上，发表了《被忽略千年的潮州青瓷--兼谈潮州窑在中国陶瓷史的地位论》论文，引起了陶瓷界、经济界专家、学者的关注。翌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邀请杨光远为大会特邀嘉宾并宣读了该论文，又一次在陶瓷界传为佳话。“烈火销熔情不悔，憾人瓷艺出心田”。这是杨先生创作历程的真实写照——无怨无悔、索求唯远。当记者问及杨光远，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三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陶瓷艺术的创作中时，杨先生只是笑了笑。但是从他的眼中，我们看到了一份睿智、一种对艺术的执着和一股勇攀高峰、不断求索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