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财政支持论文发表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摘 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胡锦涛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 “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01年回升到1.5%，2003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现代国防与经济建设李贵祥加强我国现代化国防建设，从各方面高质量地做好军事战斗准备，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安全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今年中国“两会”的一个鲜明主题。WTO把中国以发展为主题的建设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每一位关心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国军人，都应该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校正自己的视觉与观念，都应该深思远虑自己肩上新的使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安全环境。安全与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安全，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这就有赖于军队实力和潜力的增强，而军队实力和潜力的增强，又要有以军队力量为核心的国防为其提供安全的环境。因此，安全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军队力量的增强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当社会资源量一定时，分别用于两方面的资源量必然呈反向的变化：如果军队开支过大，则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必然减少，使经济建设受到制约，“军事的巨人与经济跛子”这种不协调的状况将会造成经济停滞不前，军队开支也将陷入困境；反之亦然，如果军队经费投入过少，则军队实力下降，国防安全得不到保障，最终将损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长远利益。可见，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即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建设又必须有军队建设为后盾，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国家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这种“落后”不仅是经济，而且也指“军事”，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发展需要与安全需求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军队建设与经济发展在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和流向上确实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将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全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无不在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努力寻求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在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平时并不一定需要保存与战争要求相适应的现实军力，只要具备强大的战争潜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在战时就可形成必要的军事实力。如果用于战争的那部分国力加以科学计划，有效地进行组织和管理，并通过战时合理的区分和使用，就可最大限度地满足战争需求。由此不难看出，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加强民兵预备役等队伍建设，可有效地保证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走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之路，并建立强有力的“转化”机制，以保证国防力量不被削弱。我国也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正确道路，如控制常备军的规模，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使之既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国防战备的要求，等等。总之，把军队建设纳入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规则之中，使之融为一体，协调发展，在平时有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在战时则可通过动员转化机制，调整国家的中心任务，把国家的力量集中用于保障反侵略战争、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的统一需要。现在，世界局势复杂多变，各国国防力量逐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面临威胁，作为中国军队，我们应充分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应当闻声警醒，切不可倒头高睡，忘了爱军习武、秣马厉兵。《左传》记载，在春秋时代，就有过“假途来虢”的战争。当今世界，可假之事日多，突袭危险剧增，虞国无备而亡的教训，弥尔愈新，尤须牢记。“戌楼西望烟尘黑，流兵屯在轮台北。”(唐·岑参)只要我们高度警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创建有力稳定、祥和的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再立新功。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祈祷和平的新千年钟声敲响之前，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美国在亚洲地区继续推行军事同盟政策，而且试图建立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TMD系统；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等等。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下一世纪的周边环境作出判断。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这一多极结构的稳定性还在于即使是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改变它。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可以维持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要改变这一结构的话，如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其代价之大将是它无法承受的，而且还将远远超过其所得的收获。美国在亚洲地区将继续谋求“领导”地位，但如果它要建立单极霸权的话，它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联合的或各自的抵抗。 应当指出，中国周边的多极均势的稳定性会受到次区域力量和力量关系的影响。例如，南、北朝鲜是东北亚次区域平衡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和泰国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印尼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可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力量不仅在次地区的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对中国等大国构成复杂的牵制，从而影响亚洲多极结构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均势本身并不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国际环境的另一新变化是，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多极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平安无事。霸权主义国家谋求单方面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行为，各极之间无序竞争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构成其他无序因素的可能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可能有非国家行为者的跨边境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活动，也可能是一些国家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大量难民。这些无序竞争如不能被阻止和及时控制，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洲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域内完成的。这种共有的利益是推动它们在下一世纪进行合作的基本动力。信息与交通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消除亚洲各国间地理上的隔阂，为它们的相互沟通和加强信行提供了手段。亚洲各国还有着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它们珍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是它们相互谅解和相互妥协的基础。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各国将更努力地谋求合作，利用国际体制(即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来共同地维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环境。 除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有着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后部长级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会议、朝鲜问题四方会谈、“上海五国”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等。这些国际多边体制包含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功能，有不同的优先处理的问题，其产生的决定或共识有不同的约束力，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动着相关国家认识他们共有的利益，并通过合作互谅互让来共同获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这些机制已经在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显著加强。今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亚洲货币保护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这表明亚洲国家已将它们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了金融与货币领域。 在安全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同时，一些国际多边体制已经在加强相互信任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今年4月，“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部长们决定要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好战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五国边境地区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只要各国都能将和平共处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放弃冷战思维，国际多边体制就能够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新世纪的初期，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但一个能涵盖东亚、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多边体制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内战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但是，如何发挥国际多边体制作用，寻求最终解决或者缓解其紧张程度，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重视。例如印度一直拒绝国际组织调解克什米尔冲突，这不仅长期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已经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冲突的延续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向印巴两国进一步施加影响，促使他们通过调解来求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并意识到任何强加于人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应成为下一世纪亚太地区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基本规范。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将是下一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是还存在如何主导国际体制的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体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要是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活动不仅会受到多数周边国家的积极评价，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这将成为中国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体制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效性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全面复兴与强盛是大有希望的。-周边安全环境这里是指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条件。是一个国家对其周边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人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它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首要依据。 一、我国周边概况和海洋国土观念 （一）周边概况 我国地处亚洲东方，陆地边界线总长2．2万余公里，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我国陆地与15个国家相接壤，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还与美国等许多国家隔海（洋）相望。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型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型大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陆海相连，总面积达1260万平方公里，疆域辽阔，美丽富饶。 旧中国在长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国弱民贫。从元末明初起，帝国主义先后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20余次，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前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仅1842年、1860年、1895年、1901年，列强四次侵华战争，清政府就割让国土160余万平方公里，赔款7．1亿两白银。由于外敌人侵，至今我国边界仍遗留很多历史问题，陆地疆界尚有2600公里还没最后划定，隶属我国的海洋国土还有100余万平方公里存在重大争议。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的严酷事实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国防拨款明显增加，纷纷制定国防发展新战略，武装力量悄然崛起，有的已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必然对我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二）海洋国土观念 我国濒临黄海、东海、南海，不仅拥有内海渤海，而且拥有漫长的海岸和 6500多个岛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海洋国土，除内海，领海，毗连区外，还包括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共计300余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洋国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油气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守护我们的海洋国土，开发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是历史赋于我们的神圣职责和权力。1996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视察祖国沿海地区时，明确提出我国人民要增强海洋国土意识，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我国人民对于祖祖辈辈用汗水和生命开垦和保卫的每一寸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守土意识非常强烈。而对海洋和海洋权益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海洋国土的丢失和海洋资源被掠夺，缺少应有的“疼痛感”，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反差相当明显。 海权是国家的一种综合力量，是国家安全的门户，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新中国成立之前100多年我国被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海权唇亡而齿寒，国家无安宁可言；海洋及海洋国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与我们中华民族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世纪，在海洋经济时代，谁拥有海洋，谁能在海洋开发中占有优势，谁就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利益、更大的生存权力。事实上当今世界为争夺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早已将目光投向海洋，海洋上的经济争夺，军事斗争已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一滴海水，但也决不容许他人侵占我国的滴水、寸土！这就要求我们全国人民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与有关国家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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