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历论文发表时间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也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不可思议的是，自公元前六世纪至今，孔子的精神生命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活了两千多年，并将毫无疑问得延续下去。这个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符号的“至圣先师”孔圣人究竟为什么如此特别？我们如何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迷雾，来描绘和认识孔夫子真实的生命历程？日本著名汉文学家白川静通过自己的研究考证，在他的著作《孔子传》中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解答。 白川静，1910年出生于日本福井县，2006年病逝。毕业于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是日本最著名的汉字学家，甲骨文研究家，被誉为日本的郭沫若，2004年因其在古文字领域研究的杰出成就，而被日本政府授予“日本文化勋章”。一生痴迷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笔耕不缀、著作等身。从38岁发表首篇论文《卜辞的本质》起，他陆续写作了《说文新义》15卷、《金文通释》9卷、《白川静著作集》12卷，73岁到80岁编著出版了《字统》、《字训》、《字通》三部辞书，92岁时开始发行《白川静作品集》的副卷。 身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古文字为主业的学者，白川静有自己独特的中国古文化研究进路。研究古代文学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充分了解，要对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充分了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解读中国古代各种文献，要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献就要能读懂铸在铜器上的金文，和刻在乌龟背上的甲骨文。白川静以研究中国古文字为起点来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这本《孔子传》就是他在研究中收获的对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认识的副产品。卑微的生世和伟大的人格孔子卑微的出生并没有妨碍他伟大人格的形成。白川静通过考证提出，和我们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读到的不同，孔子出生卑微，很可能是一个私生子，父亲身份不明，母亲大概是巫女。所谓巫女，就是一个家庭里的长女或者加重最小的女儿为了家中的祭祀，一生不嫁而留在家里。孔子很可能成长于巫师和巫婆群里，供奉祭品的器物是他童年熟悉的玩物，成年后受人雇佣为人主持丧事喜事的仪式。孔子是一个巫师社会的人。经过作者考证，儒，最初指的是在远古社会中，在祭祀中被当做献祭祭品，而被焚烧的男巫。儒教这个团体，也就是一个巫师、巫女集合，以祭祀等仪式为业的下层社会团体。对于艰难的童年生活，孔子自己也曾经慨叹“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孔子的与众不同在于，正如同在他漫长一生中还会经历的重重坎坷一样，前半生的黑暗并没有成为阻挡他人生路途的障碍。白川静在书中评论到：孔子在卑贱中长大。因此，才开始用深邃的目光审视人生。思想不是从高贵身份人那里诞生的。榨取和占有只能带来退化，唯有贫贱才是产生伟大精神的土壤。” 逆境培养了孔子的同理心，磨砺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不断的求学精神，最终成就了孔子伟大的人格。现实的失败和思想的不朽孔子生前在现实中遭遇的挫败反而促成了后世他思想的不朽。孔子在四十岁的后半段，开始登上社会舞台，周围有弟子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孔子的学说不被鲁国国君采纳，四处流亡推销自己的学说也不成功，大半生都在流亡和漂泊中度过，累累若丧家之犬。《论语》里记载了流亡时期孔子的待遇，“杀夫子者无罪，籍夫子者无禁”。（杀害夫子的不会被治罪，凌辱孔夫子的不会受到禁阻。）孔子的思想，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成为主流的统治思想。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当成国学，唐朝官方颁布修订《五经正义》，作为当时士子学习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宋朝讲《论语》列入经典。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完全确立，儒家思想也跟着成为难以撼动的权威。但后世统治权威标榜捍卫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孔子学说的真意。孔子学说，本是当时时代的反体制理论。作者写到：每个人都生存在特定的世界里，谁都无法超越这一特定的条件。如果把这个特定的条件称作体制，那么人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生存的。顺从体制而生存，而得到满足，人也许是幸福的。但是，当体制中抑制人的可能性的力量发生时，人就会设想超越这一体制，于是，就有了变革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就是在企图变革的地方产生的，所以，变革者就不能不是一个思想家，或者，不得不是这样一个行为者。但是，类似这样的思想或行为是肯定不会被体制内的人所接受的，所以，一个思想家常常也是一个反体制者，至少会被当做一个反体制者来对待。 一个人如果完全适应他所处的时代，那么并不会产生什么想法。只有与时代发生格格不入，思想才会出现。好的思想本来就是带有反体制性质的。试想如果孔子实际从政，必然会有所妥协有所消磨。因为在体制中反对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子正得益于自己不为君主所用、常年流亡的身份，反而获得了圈外人的中立和自由。好的思想，本身就是能超脱出时代而获得不朽的生命。外在的法则和内在的德性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法则发达完备的社会里，孔子启发我们要召唤自己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的世界直到当今，被作者称为法则性的世界。作者写到：孔子没后，儒家便各立门户了...传统遭到了破坏，庞大的社会由于外部规则的压力，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东西都突变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力量。这就是法则的社会，《论语》就是在这个法则化的时代中诞生的。 所谓法则，即道德与法律，这两者都是社会形成的契约规范，都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按照当代社会依法治国的原则，法律就是我们外在行为的规范，我们一旦违反，就会被施加惩罚。过度依赖法则会造成种种问题。如果法则本身是恶法，那么社会会陷入动乱与不安。即便法则是良法，法律也只能是最低程度的道德，依靠法律时候惩罚社会治理成本也会很高。法律约束不到的地方，就是依靠人类主体道德自觉的地方。人类主体道德自觉就是孔子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仁。孔子的精神核心是仁和礼。礼，是外在的约束人行为的社会规范，但是礼并不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强加给人的。礼，是由“克己复礼”，通过我们一天天克服自己的内心欲望，通过实践一步步达成社会规范的要求。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同理心，是一种做人的最基本，是通过内心的召唤和修炼，修炼内在的德行，通过实践来达到礼的要求。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充分发挥主体自觉的行为方式。孔子强调的礼，并不是僵化刻板的遵守繁文缛节，而是发自内心、真心实意地按照礼行动。用现代心理学的话来描述，就是行善应当更多依靠内部动机而非外部动机。在发挥人的主体性这一点来讲，作者认为，孔子晚年思想真正的传人应当是庄子，因其超脱世俗法则，注重生命本生的哲学取向。孔子的肉身血脉已经流传了七十九代而不断。孔子的形象在这期间的每个时代都会被不断更新和改写。在他传记式的生命不断延续的同时，衷心期待孔子的真实思想和面貌能够被每一代人准确接收和解读，只有用更多个体生命实践，才能让孔子精神在新时代依然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