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艺术600字论文发表

埃及：图书馆为文化遗产撑起保护伞建设和健全各类图书馆是埃及加强保护和光大各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埃及的文化遗产丰富，她的文字记载历史悠久，古埃及人刻在庙宇、陵墓、方尖塔、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和图案以及大量古埃及纸草文献，记载着古埃及文明发展和文学创作与科技发明的惊人成就。古埃及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早2500多年，包括小说、寓言、民间故事、诗歌等。埃及还经历了希腊、罗马、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同时代，多元化文明也丰富了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埃及近年来在全国建了5所国家级大型图书馆、90所地方博物馆以及104所大众文化馆和文化之家。它们在弘扬埃及与阿拉伯文化、促进各文明间交流的同时，也起到教育国民提高祖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作用。一些多功能大型图书馆还组织或参与传播埃及和阿拉伯文化、教育培养青少年下一代、保护本国文化遗产、国际文化对话等活动，举办研讨会、展览会、参与各种文学艺术节、开办附属儿童图书馆、文化研究中心等。2002年落成的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是当今世界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它坐落在有“地中海新娘”美称的历史名城亚历山大市美丽的海滨大道，主体建筑宛如一轮斜阳，象征普照世界的文化之光，是当地一大新景观。早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亚历山大就是闻名遐迩的文学艺术摇篮和学者圣贤云集之地，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等众多古迹。公元前259年，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伟大、最丰富的图书馆，藏书约54000卷，包括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手稿原本、古希腊哲学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和有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的许多真迹原件以及大量古埃及、托勒密时期的哲学、诗歌、文学、医学、宗教、伦理和其他科学著作。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地中海地区传播文明长达200年至800年，是当时全世界学者和旅游者向往的文化圣殿，遗憾的是它早已毁于大火。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是埃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合作的结晶。这座“复活”的图书馆面对地中海，背靠亚历山大大学，总面积达85405平方米，耗资近1.8亿美元。主图书馆大楼有11层，面积36770平方米。还有文物博物馆、古籍与手迹珍本博物馆、科学发明厅、艺术中心、信息研究学院、人文和自然遗产中心、亚历山大和地中海研究中心、会议中心、书法中心、服务大楼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它落成开放后，各国捐赠了大量珍贵图书、典籍、手稿、书画和影像制品，包括我国捐赠的《中国通史》、《中国药物大全》、《二十四史》等极有收藏价值的书籍。我国还参与新图书馆的《百万图书工程》，为该馆百万册图书编排目录、录入上网。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每年还举办维护埃及文化属性、埃及文化遗产研究、阿拉伯文明、扩展和开拓人类文化知识领域等全国和国际研讨会、展览会，是埃及国内外高层次文化、科学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场所。它与世界各大图书馆和学院签署了40多个合作协议，在许多国家举办过展览。其领导管理的埃及人文和自然遗产中心近年来通过国际组织，在保护埃及文化遗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中心运用先进多媒体技术提供书籍、资料和光盘，介绍本国和世界文化遗产。今后，新图书馆还将启动新学术中心，更多更好地为埃及和世界文明服务。埃及人自豪地说，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是埃及多元文化交汇和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新殿堂，是世界看埃及的窗口，也是埃及看世界的窗口。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古代埃及艺术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它是从这样的信念发展起来的：与永恒的来生相比，现世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在古埃及的艺术里，“装饰”这个词可能很难使用，因为除了死者的灵魂以外，这种艺术无意给别人观看，事实上，那些作品也不想让人欣赏，他们只意在“使人生存”。在残忍的上古时期曾经有个惯例，有权势的人物死后，任他们的仆役和奴隶陪葬。牺牲他们为的是让死者带着一批合适的随从进入冥界。后来，这些恐怖行径不是被认为太残忍，就是被认为太奢侈，于是艺术就来帮忙，把图像献给人间的伟大人物，以此代替活生生的仆役。在古埃及的坟墓中发现的图画和模型就跟着种想法有关，为的是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有得力的伙伴。

英国艺术理论家赫伯特.理德说，“整个艺术史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关于人类观看世界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的历史。”从埃及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同我们的今天的艺术家在观看世界的方式上确实有许多差异。埃及人遵循严格的法则，采用几乎千年固定不变的手法进行创作，他们不太讲究画面的美观，更看重的是画面的包罗无遗，把美术作为尽可能清晰地记录事件的手段。埃及艺术不以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看到的对象为基础进行创作，而以艺术家所知道和固有的东西为基础.即是说不以观察为基础，而以头脑中的概念为基础进行创作，我们称之为概念写实性，这就是埃及艺术的第一个重要特点。

埃及艺术第二个特点是稳定性相纪念性。

古埃及的建筑艺术，堪称一绝!

在埃及社会中最令人惊异的是一切都近于一成不变，艺术风格也相当稳定。因为埃及法老拥有无上的权威，使古代埃及形成一个封闭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艺术主要服务于统治者，艺术个性和创造精神被窒息了.另一方面，为显示法老的权威，同时让法老有永远享乐之地，埃及人修建了大量的金字塔、陵庙和神殿，雕刻了无数巨像。它们都显示出永恒纪念性，使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些金字塔和石雕就联想到了埃及的古老历史。

浮雕和壁画共同的程式

正面律：表现人物头部为正侧面，眼为正面，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

横带状排列结构，用水平线划分

根据人物的尊卑安排比例大小和构图位置

填塞法，画面充实，不留空白

固定的色彩程式：男子皮肤为褐色，女子为浅褐或淡黄，头发为蓝黑，眼圈为黑色。

雕塑的程式

姿势必须保持直立，双臂紧靠躯干，正面直对观众

根据人物尊卑决定比例大小

人物着重刻划头部，其他部位非常简略

面部轮廓写实，有理想化修饰，表情庄严，几乎没有表情

雕塑着色，眼圈描黑，有的眼球用水晶、石英材料镶嵌，以达到逼真的效果。

特征

古埃及艺术的主要特征我以为就是“恒定”感，希望通过“恒定”的牵引，使艺术在人与神秘力量间形成媒介。它们是人创造的，但并不完全为现实的人的艺术。这样的艺术无疑有着造型的纪念碑性和别样的内在力量。

1. 埃及艺术产生于漫长而稳定繁荣的河谷农业的基础上。

2. 表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对大众生活的信心和对文明成果的骄傲。

3. 它具备普遍的社会功能，表现了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用以维系社会精神。

4. 其永恒不变的艺术形式源于长期稳定的社会形式。

5. 庄严肃穆的气氛产生于稳定的社会精神体系和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

埃及艺术宏大而细致、庄严而温和、肃穆而明朗、骄傲而谦卑。

阿蒙神的箴言云：“大水灌溉之处即为埃及,埃芳提尼之居于此而饮其水,此乃埃及人是也。”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它东接阿拉伯沙漠,南傍荒瘠的高山,西靠撒哈拉,北临地中海,是块 完整而封闭的绿洲。每年6月当红鹤飞临这块狭长的河谷时,尼罗河开始泛滥,到11月大水才 消逝,留下一层沃土。七千年前就有人在这块土地上耕作。 埃及由尼罗河造成两块地形,即以开罗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南部称上埃及,北部称下埃及。公 元前3200年上下,埃及的统治权分属于两位君王。他们曾进行一次次权力竞争,结果是下埃及屈尊为臣,埃及统一为早期王朝,埃及文明由此逐步形成。从第三王朝开始进入古王国,尔后是中王国,接着外族篡政,18王朝力逐群虏而建新王国,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终于征服埃及。埃及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国王(即法老王)就是奴隶主阶级至高无上的首领,同时也是太阳神和尼罗河神的化身。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人间的王，死了以后仍是阴间的统治者。埃及人的宗教观念是相信人死后灵魂只是离开躯体飘泊于宇宙间，如果回归肉体人可以复活。因此埃及人就把尸体做成“木乃伊”妥为保存,并十分重视棺材制作和陵墓建造，以祈求复活。所以埃及人十分重视保护法老王和大奴隶主的尸体,不惜代价地建造陵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的由来。由于担心尸体腐烂就不能复活,他们就想到用石头雕刻国王、王妃的像保存下来。国王在阴间称王称霸，也要享受在人间时的一切欢乐，于是又想到把人间的事都画在墓壁上以供享受。这样就发生、发展了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

古埃及绘画

埃及的绘画有三种样式。有一种称为“线刻”，就是在石头上刻画人物或动物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平面造型，类似

《死亡之书》(约公元前1100年)

绘画造型，实际上是界于雕刻和绘画之间的一种美术样式。另一种样式是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最初是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件实物，每一个符号就是一幅独立的绘画。后来，象形文字虽然逐渐发展为会意，但始终保持着象形的符号，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把人和鸟、狮子等动物与各种植物的形象一个个真实而生动地画出来，配在画面或浮雕的背景上，起着类似中国画中的“题跋”作用，同时对画面也起着装饰作用。可见古埃及人也是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待的。古埃及的第三种绘画样式是墓壁画，这是古埃及最主要的绘画形式。

当我们观赏和研究古埃及的壁画时，似乎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古埃及奇妙的、充满生气的生活情景。在我们初次见到这些壁画时，常常会深感迷惑：他们既不像欧洲人那样根据物象去画，也不像我们中国画家依照想像去画。原来他们是根据实际的目的和用途去创作，因此他们的画不是精致、漂亮，而是完整、圆满。画家尽可能地把一切东西都制作得明确而又耐久。因此，他们不是按照任何偶然表现出来的样子去描绘自然，而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去描画，并且遵循着严密的法则，因为这种法则可以保证所有必须入画的东西都被完全明、突出地显示出来。他们的这种作画方法，类似于画地图标记。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埃及画家画人物的方法很像我们的儿童画法，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从它的最有特色的角度表现出来。比如画人的头部，面孔画成侧面像，眼睛却画成完全正面形，人体的上半身画成正面的，而从腹部向下的两腿却画成侧面，直到双脚都是侧面形。

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要画成这种样子呢?这可能是处于人类幼年时代的古埃及人还无法正确地理解和表现复杂的人体吧。比如侧面的面孔，鼻子突出易画得像，正面的眼睛要比侧面的眼睛好画得多，双肩正面既完整又容易画，而侧面就有透视变化且不完整，不完整就不符合他们所知道的人体知识。

由此可见，古埃及绘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们是用线条造型，填色，在这方面有点像中国画;构图有的是平面展开，有的是在一条横线上安排人物、景物，不受透视局限，可能这样处理能全面、明白地描绘各种对象。在一条横线上构图，人物近者、地位高者画得大，远者、没有地位的人画得小;画面饱满，疏密均匀，空白处配以象形文字，具有强烈的装饰艺术效果。所以说，古埃及的绘画是远古文明的一颗明珠。

埃及浮雕、壁画

浮雕和壁画是埃及陵墓装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古王国时期已经奠定了基础。它们在表现形式上有着程式化的

古埃及壁画

共性。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之间是没有严格区别的，不妨称浮雕壁画。有些艺术手法一直被延续下来，形成了埃及艺术独特奇异的风格，这种风格特征是：横带状的排列结构，用水平线来划分画面;画面构图在一条直线上安排人与物，人物依尊卑和远近不同来规定形象大小，井然有序，追求平面的排列效果;注重画面的叙述性，内容详尽，描绘精微;人物造型程式化，写实和变形装饰相结合;象形文字和图象并用。始终保持绘画的可读性和文字的绘画性这两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