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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起源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人物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三苏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佑集》。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众，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唐宋八大家中韩愈与柳宗元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咔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中国通过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我们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包含着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飞跃为标志的,这样一个带有民族复兴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中所要走的根本道路。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这个任务已经很重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决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当然,在这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仍然要始终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也是列入100年不动摇范畴的。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中国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努力解决发展中的难题。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第五,中国这条道路的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二、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与庄严承诺。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源于中国核心领导层治国理政科学理念作出的理性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曾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更谈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对持久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积极倡导并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在维护国际安全上,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对外,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深邃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已经体现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部署之中。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作出的自觉选择。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始祖孔子,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这一思想,表现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就是“布恩信,怀远人”,实现“以德服人”;表现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可以讲,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关于“和”的思想生发得最早、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第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作出的科学选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农村尚有2300万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近2400万人就业,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关爱和帮助,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政府对全球化进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从而选择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积极主动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第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融汇于当今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发展大潮流作出的明智选择。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机遇,世界各国也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惠、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汇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在深刻认识时代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永远地走下去。三、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这一发展模式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这一发展模式的理念独一无二。纵观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与战争扩张如影随形,战争崛起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模式、基本道路、通常选择。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保证。第二,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政府已使大约2.2亿人初步摆脱了贫困,为2205万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对6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目前,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1.9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作出了贡献。第三,这一发展模式的方式独一无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中国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正因为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事实上也已经有机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进程,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成了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直接贡献。第四,这一发展模式对国际共运的贡献独一无二。中国既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有益探索。只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成功了,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无疑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第五,这一发展模式的影响独一无二。随着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全世界,尤其对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既不对外输出革命、意识形态,也不输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只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绝对化、固定化,否则就会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要打破僵化的“模式论”,对他国模式,该借鉴的要借鉴,当汲取的要汲取,不能横竖挑错,更不能照搬照抄;对本国模式,该坚持的要坚持,当调整的要调整,不能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到处推销,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音乐如同直立直行和语言功能一样，是人在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能力，它出现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并帮助人们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浅析决定合唱音乐色彩的内在动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整个社会对音乐表演和创作的需求也日益增强，音乐已经以多样化的形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合唱，是如今社会普及面最广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既是高雅艺术又是群众艺术。本文借用对合唱作品的内在分析来阐明如何一切从实际出发、合情合理地让乐曲表现出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和音乐特征。本文主要以乐谱的分析为起点，通过透视乐谱隐含的规律特点，立体地还原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剖析出隐含在乐谱之中并起著音乐色彩决定作用的内在动态因素。 一、音乐的色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万物皆有色彩，在美术课堂上，我们也了解到了由三原色组成了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些都是直观的色彩，是可以直接从视觉上感知到的色彩。音乐的色彩则不同，因为音乐本身是一种听觉艺术，它通过用艺术化了的声音形态来表现生活中的事物或情感动态。通过艺术化表现手法，音乐不仅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人们的内心情感，也可以非常贴切地描绘出大自然景观的风貌以及事物的动态特征。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作为听觉艺术，它不同于视觉艺术。只有通过聆听者内心的艺术加工，将听到的声音素材，通过与聆听者内心的艺术沉淀***包含文学积淀、生活经验等***相融合，成为新的讯号，表现出立体的艺术形象、艺术符号等。这就是说，音乐与色彩之间，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介质来完成，这个介质即人们内心的审美情感、审美心理反应。只有当音乐听觉讯号与内心的情感反应相一致时，它们所对应的颜色才是一致的。***1*** 通过人们审美情感心理反应的加工，不同的音乐素材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象和相对应的音乐色彩。如最常见的大调式音乐，常给人以温暖、明亮、甚至辉煌等色彩感知;而小调音乐常给人柔和、优美等审美感知;加上不同的力度、速度、音区变化的有组织加工，不同的大小调的音乐形象和音乐色彩就表现得非常鲜明。因此，不同的音乐，也就按照不同的方式被艺术家们赋予不同的色彩，如调式色彩、和声色彩、风格色彩等等。正如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流派有各种不同的色彩，如古典主义色彩、浪漫主义色彩、近现代的印象派色彩等，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构架、不同的创作思路构成了多元化的艺术色彩。作曲家柏辽兹在其乐器法书中说：“要给旋律、和声、节奏配上各种颜色，使它们色彩化。”而在事实上，柏辽兹的作品在音色上也做到了丰富多彩，他和瓦格纳、德彪西等人被认为是作曲的色彩大师。 二、音乐中构成色彩的要素 分析乐谱是我们认知乐谱的重要环节，在我们常见的音乐作品中，音乐的基本表现要素主要有：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特征、和声以及形成音乐色调三要素――速度、力度和音色。[1]95而这些要素正是让我们得以准确认知乐谱的重要依据。 首先，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曲式结构的分析，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到作品的构架;而作品结构的大小，也第一时间展示了该音乐画面的纵度与深度。紧跟着看作品的调式调性，通常大和弦、大调给人以明亮、温暖、甚至辉煌的感知，而小和弦、小调则给人以柔和的、优美的、甚至忧伤的情感感知，加上不同的力度、速度、音区变化有组织地加工，不同大小调的音乐形象和音乐色彩就表现得非常鲜明。尽管这并不是绝对如此，但大小调的调式特征大多时候赋予了音乐本身的内在特征。 再如旋律，我们要通过音乐的乐句结构和乐句旋律的音符走向，分析出旋律线条的动态和乐句之间的动态关系。因为旋律进行时，音与音之间的音高关系是横的关系[1]77。这样，我们可以对音乐的横向动态特征一目了然，把握音乐旋律本身的音乐走向和基本情感特征。在音乐进行时，每一个相邻的旋律瞬间，即使是一个音符都会在音乐色调上存在层次差异。而在乐汇中，又存在着一定的起伏，起伏的最高点称之为“逻辑重音”[1]101，而逻辑重音在旋律方面的依据是：上行时增强，下行时减弱。 再看音乐的和声进行，特别是多声部的音乐，如合唱曲，通常都是以四部和声进行来表现音乐。先从和声的听觉角度出发：协和的、平稳的和声连线进行，通常都给人平稳、色彩变化相对稳定的感受;而不协和的、跳跃的和声连线进行，通常给人以画面较为复杂、紧张度有明显的扩张收缩、音乐情感有明显变化和色彩转换等感觉。声部与声部之间同时发出不同的声音，它们之间的音高关系是纵的关系。[1]7这是音乐纵向的动态特征。而乐谱规定的速度、力度、音色三要素，更是音乐的灵魂，它们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音乐的性格的塑造以及音乐的基本形象的塑造。 三要素对作品着色起了如此的决定性作用，而色调的形成又恰恰是通过作品内容所获得的情绪。通常快的速度多表现为兴奋、紧张、欢快、恐慌、活跃等情绪特征;而慢的速度则多与安详、宁静、忧愁、沉思等情感特征相关。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野蜂飞舞》，采用了密集的节奏型、节拍的忽强忽弱和音符快速上下行的演奏方式来描绘野蜂群舞的形态，非常之生动、形象。再如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动物狂欢节》，作曲家大胆地运用了低音提琴音色低沉的特点描写出大象走路时笨重的脚步声。不同音乐形象的塑造，总是通过不同的旋律线条、和声、强弱、高低，再加以不同的音乐织体来赋予音乐生命。正是这些重要因素，构成了丰富的音乐色彩。 假如我们单纯从音乐本身出发，暂且忽略歌词方面***歌曲带有歌词***来分析，以上若干要素，都内在地为音乐色彩的形成起了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因素成为了决定音乐色彩的内在动态因素。如旋律，首先决定了音乐进行的线条，通过音符的高低有序组合，规定了音乐线条的起伏;再如和声，其进行的协和程度，以及扩张和收缩的紧张度，形成了音乐色调的深与浅;而速度的急缓，则规定了音乐情绪进行的紧张度和松弛度;加上调式本身的明暗色彩，更加使得音乐作品如画卷般呈现出内在的特征。如果作品是歌曲，此时此刻，将我们的分析再加上歌词的对应，一幅音乐画卷的表现意图，则非常明确地展现眼前。因此，如何正确精准地研读和分析乐谱，获得音乐本身的内在动因，是准确表现作曲家意图、合理地进行二度创作艺术再现的重要环节。因为研究总谱，熟悉总谱，是一位音乐指挥工作者进入排练之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其效率的高低、能否正确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构思，往往取决于指挥者事前对总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 现以柴可夫斯基无伴奏合唱曲《金黄色的云朵过夜了》为例，分析决定合唱音乐色彩的内在动因。《金黄色的云朵过夜了》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合唱作品。这是一首充满忧郁的歌曲，与一般的悲歌不同的是，它用了明亮的大调色彩来反衬这种隐含在曲调之中的忧郁。另一方面，歌词也写得相当出色：“金黄色的云朵，在那悬崖岩石的胸膛上憩了一夜，他一清早急急忙忙起程，在那蓝色天空愉快游戏。只有潮溼的痕迹留在老而皱裂的石巖上。于是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深思著。他在荒野中低声哭……”词作者莱蒙托夫完美地将“辉煌”与“孤独”作对比，成功地用金黄与深青在五线谱上完成了一幅壮美而悲怆的印象画卷。有意思的是，歌词中多次出现了“他”――匆忙启程、愉快游戏的“他”;独立深思、低声哭泣的“他”――这些个“他”却似乎并非单指一人，而是采用了泛指的手法。歌词的意境，也在文字上为乐曲的音乐情绪铺上浓浓的色彩。看完歌词情境，我们再来分析作品总谱。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结构很小，只有七句，49小节。根据乐曲的句法和歌词相结合，全曲可以分为两段，四个音乐层次。第一段为完整的三个乐句层次，可视为a-b-a+，第二段则通过速度力度的变化以及节拍的变化和节奏的拉伸，将音乐意境升华。其次，乐曲使用了大调式，在音乐表面呈现出较为明亮的色彩，旋律线条清晰地表现出大调的特征，和声功能平稳进行。然而，旋律却在每一句的后半句出现一个大跳，然后下行，其对应的四部和声也在同时做出明显的扩张***旋律大跳时扩张***和***旋律下行时***收拢。 谱例1： 谱例1为乐曲第一段的a部，其乐句的旋律线条、和声动态，都非常严谨地与谱中所示的力度记号相吻合。即使没有标明力度记号，我们依然可以从旋律的走向，结合和声的扩张与收拢，感受到音乐本身赋予的整个色彩的明暗变化、色调的浓与淡。因为音乐自身的多声部线条都在非常明显地呈现著所表达的画面特征。当代著名指挥家杨鸿年先生在其《合唱训练学》中说到：“在一般情况下，开放性***不稳定***和声其内在力度要求做增长处理，收拢性***稳定***和声其内在力度则要求做平稳处理。”因此，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根据旋律线条以及和声特点合理地判断出该片段合唱的内在色彩要求。[3] 不仅a部如此，我们再看紧接着的第二部分，b部的两句结构相似，旋律先是通过3小节平稳地进行，旋律声部的男高音和女高音突然做出五度六度的跳进，将音乐色彩推上较为明亮的高点，然后逐渐回落。同时伴随的四部和声依然同步地进行了扩张和收缩，连续的两个分句皆是如此表现。这一特点，再次内在地要求和刻画了音乐情绪的爆发和收回低处的压抑。 谱例2： 随着音乐的进行，当主题再次出现时，音乐织体稍微做出了变化，a+部分的分句结构也稍作拉长，将音乐的 *** 在此处呈现出来，并且通过分句的拓展，休止符的逐步增加，然后将音乐节奏拉长，回到低处，逐渐安静，画面色彩呈现出色彩极为灰暗的情绪十分抑郁的空白。尽管作品采用了明亮大调，而在此乐句的 *** 处，作品却使用了较为空洞的下属和弦向上进行，纵然明亮，却像云朵般不稳定，重复了下属音，依然丝毫没有牢固的根基感，而紧接着四部和声的进行极为符合此刻的画面特征，四个声部的旋律几乎是四部同向在下行，就像云朵飘忽而下，逐渐落下并落在低处。所处位置是不具稳定的三级音上的大三和弦，整个音乐的画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明亮色彩，反衬出浓浓的忧郁色彩。 最后在乐曲的结束部，也就是第二段，作为该曲的第四个层次，乐曲通过片刻的安静，节奏拉宽后，音乐从大调变成了小调，并转换了节拍和使用了新的速度。旋律依然从轻声的开始，稍作大跳扩张后即可收拢回低处，和声此时运用了柔和的小六和弦，经过不协和的二级七和弦，这种阻碍终止功能性变和弦，造成一种新的期待，进入最后的终止。这种和声功能突出了变和弦内在的紧张度与色彩，获得了和声力度的层次变化。[3]295女高音的主旋律回到开头大调的主音上，而乐曲却很自然地结束在安安静静的f小调上。该段落的情景，犹如拨开前段所停留的灰暗空白画面，在荒野中匆匆一现，又即刻消失在浓郁的忧郁之中。 我们通过该乐曲的乐谱分析发现：该作品自身的旋律线条、和声动态，包括音乐织体的呈现，以及每一个乐句的安排，无时无刻不在动态上呈现出作品内在的音乐色彩，每一句的力度变化、情感动态都清晰地、立体地呈现在乐谱之上。即使暂时忽略参考歌词的意思，我们仍然能通过诸多音乐要素，强烈地感受到乐谱本身所赋予的音乐画面和作品的色彩。 三、结语 随着音乐文化的普及，人们对音乐的审美认知水平日益提高，我们从事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更要遵循艺术规律，科学地学习艺术、认知艺术、掌握艺术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学习中成长，不断补充自身的艺术养分，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 合唱艺术作为日益普及的艺术形态，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一种极为广泛的群众艺术，我们更要在艺术上严谨地对待它，科学地认知它，掌握它。本文从分析合唱总谱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如何从乐谱本身出发，发掘合唱音乐自身的艺术特征，旨在更贴切更真实地发现合唱艺术的内在规律。而在合唱艺术实践中，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将艺术规律与实际相结合，更完美地展现合唱音乐的艺术美。 注释： ***1***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人的内心结构与外在自然中的形式***如声音、形象、色彩等***有一种同质同构、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如人的呼吸、心脏跳动本身就是有节奏的，那么外在的声音节奏与人的节奏就构成一种同质同构的关系。如自然山峦的起伏节奏的形态与人的节奏就构成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音乐与色彩的关系，实质就是这种异质同构的关系。 篇2 试论民族器乐的历史程序及音乐特点 一、民族器乐的历史程序 我国早期的乐器是由人们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慢慢发展演变的。最初他们是利用手中的生产工具石块、土块、兽皮等作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敲打乐器。在打到食物和狩猎之后，会用这些敲打乐器集体歌舞伴唱表示祝贺。据发掘的的甲骨文记载，当时已有鼓、铃、管、磬、钟等乐器。乐器从不定性到定型，从无固定音高到有固定音高，从单一乐器到旋律乐器，从打击乐到吹管乐器，单一发展到多样。 奴隶时代随着生产工具不断的出现，乐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乐器的制作更加精良，规模较大，生产技术走向专业化。打击乐的构成已经变复杂了，有三个一组的编钟和编磬，以及复杂的吹管乐器笙芋等。周代打击乐已经出现七十多种，这种乐器按材料的不同分“八音”，“八音”乐器沿用了近三千年之久。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竹笛和筝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新乐器。宋玉的《笛赋》描写到了南方的笛子和现在的已经非常相像了。春秋战国时，各个诸侯国音乐广为交流，民间活动也很普遍。 秦汉隋唐时期，民族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人民的思想日益开放，促进了器乐的发展。汉朝时期器乐伴奏者的舞蹈规模也扩大复杂起来，汉以后，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建立联络，国内外各民族与地区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吸收了不少外来的乐器入主中原，对民族器乐的发展和独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唐代，有许多技艺高超的演奏家来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在长安绽放。 宋代时期宫廷音乐没有唐代突出，但民间器乐发展却特别旺盛，拉弦乐器在当时城市中很流行。在明清时期，各种演奏形式的器乐遍布全国。随着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又一批新的弦乐器，如板胡、京胡等，弦乐器得到更大的发展。 近代民间音乐有较大发展的有广东音乐、北方吹歌、江南丝竹。其中广东音乐出现了许多名家名作。由于战乱的影响，有些古乐器逐渐失传，但在民间却得到继承发展。 二、民族器乐的音乐特点 ***一***演奏形式 民族器乐的的演奏形式并不是单一不变的，常见的演奏形式有：独奏、齐奏、重奏、合奏这四种。独奏是一个人一件乐器，有时是一个人演奏，有时还会有一个伴奏，或者一个乐团的伴奏;齐奏有两个、两个以上的演奏者，按同种乐器演奏或不同种乐器演奏的同度或八度乐曲;重奏是由多个声部演奏的乐器，但每个声部只有一个人的演奏形式;合奏是演奏同一乐曲时按照乐器的种类不同分为不同组，每个组有每个的声部来进行演奏，例如合奏辽南鼓吹、山东鼓乐等。 ***二***创作题材 民族器乐的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展现了劳动人民多姿多彩的生活。其中标题性器乐曲，概括性比较强，标题与题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标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想表现的内容，产生联想与想象;非标题性器乐，部分乐曲是按乐曲的结构特征命名的，例如《梅花三弄》中的“三弄”就是指同一段主题反复出现三次;还有的器乐标题以配器、奏法的特点命名，如《工尺上》。在传统乐曲中，还有一种叫“集曲”，就是将曲名相结合如《柳青娘》与《三醉》 *** 为广东曲《柳娘三醉》。 ***三***曲式结构 民族器乐曲?A曲式是多样的有特点分二段体、三段体与多段体为一组，他们都是有相同或不同的音乐材料展开来的，表现音乐不同的主题，为了表现曲子的完整性每个主题也是相互联络的;变奏曲式是在原有基础曲调的基础上进行“加花”“装饰”著名的曲式《阳关三叠》就是主题多次反复的运用，回圈体曲。 一首乐曲中两首曲牌***或曲调***不断反复的回圈出现，或一首曲牌***或曲调***反复出现两次以上，其间插入新的部分，都是回圈体。联曲体***套曲***体曲式两首以上完整独立的曲子联缀而成的乐曲结构形式是联曲体。联曲体乐曲在速度上常采用“慢-中快”或“散-慢-中-快-散”的原则来布局，如《塞上曲》。 三、结语 我国的民族器乐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色彩。不仅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的乐器还吸收外来的乐器，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器乐文化。在演奏形式、创作题材和其曲式结构等方面也独具民族色彩。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韩 柳 欧 王 曾 三苏

答: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

。。。不会是为了应付形势政策的论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