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垂史发表的论文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

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

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

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1、福建历史名人

吴夲又称大道公，吴真人，（公元979—1036年），字华基，出生于北宋福建路泉州府同安县白礁（今属漳州台商投资区白礁村），为古同安（含厦门岛）历史名人第一人，祖籍泉州安溪县感德镇石门村。

2、福建历史名人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

3、福建现代名人

陈至立，女，汉族，1942年11月生，福建仙游人，196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是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至十七届中央委员。曾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全国妇联主席。

4、福安历史名人

薛令之（683年－757年），字君珍，号明月先生，长溪西乡石矶津（今福安市溪潭乡廉村）人。高祖薛许，曾任隋户曹司理，父薛法超以文章名世，唐肃宗追赠其为侍讲国公。

5、福安历史名人

赵万年（1168年－？），字方叔。祖籍浙江衢州，移居长溪县西乡富溪村（今福安市溪潭乡溪填村）。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赴闽北从朱熹学，深得朱熹赞赏。庆元二年（1196年），应武举试得中，任襄阳制置司干办官。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

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扩展资料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

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少年中国说

大概就这样写吧，你去认真看下，参考参考。这个只能给参考下，至于你要想怎么写，那就看自己对青铜器的理解和你查阅的资料去写了。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1．什么是青铜器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2．青铜器的分类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 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 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 （录象：曾侯乙编钟）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 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录象：青铜工艺）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古代青铜器的仿造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福安名人录】福安历代名人大全(上) 2007-08-22 08:35 福安三乡贤——唐.薛令之、宋.谢翱、宋.郑虎臣。 福安古诗人--林卓午--刘中藻--李枝青--陈从潮--杨复--黄干--罗文藻--缪氏子--刘必成--赵万年--刘季裴--陈元老--孙升--陈从潮--郭东山 薛令之（682～756） 字君珍，号明月先生，祖籍河南高阳，其祖上薛贺曾为粱天监年间（502—515）光禄大夫。唐神龙二年（706年），24岁的薛令之赴京应试，一举登科，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唐朝开元中（713—741）薛令之历任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后来唐玄宗宠爱杨贵妃，重用李林甫。玄宗对薛令之下逐客令。薛令之心灰意冷，便托病告老还乡，以全晚节。唐肃宗李亨即位后，十分挂念薛令之，下旨召他回京任职，可惜薛令之已经病故。唐肃宗为薛令之的清廉所感动，敕封石矾津为“廉村”，村前小河为“廉水”，村后山岭为“廉岭”，从此“三廉”名扬远近。 后唐（923—936）时，有陈姓从福州连江与薛联姻后迁入廉村。如今村人多姓陈。而薛令之后人则一部分迁往邻近的高岑村，一部分迁往厦门，成为开发厦门的先人。 谢翱（1249～1295） 南宋末散文家、诗人。字皋羽，晚号[日希]发子。南宋淳佑九年(1249年),生于福安穆阳白云山北麓的晓洋村福，后迁霞浦县，其诗传于今者约200余首。 19岁时，应进士试不第。景炎元年(1276)七月，文天祥起兵，他率乡兵数百人投效，署谘议参军。文天祥被俘遇难，他不仕元，漫游两浙以终。 南宋亡国前后,散文焕发光彩,谢翱是其中代表作者之一。黄宗羲赞扬他的文章,是天地间的"至文"(《吾悔集》卷一《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他的《登西台恸哭记》，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为哭祭文天祥而作,曲折地表达了他满腔沉痛悲愤之情,感人至深。他的写景之文，如《游赤松观羊石记》写羊石群象，形神俱肖；《金华洞记》写洞中灵怪，形象生动。其文风格 峭劲，得力于柳宗元的散文。谢翱师法李贺、 孟郊，其奇崛处可追步孟郊，幽险处可颉颃李贺。 郑虎臣(1219～1276) 字廷翰，又字景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生于福建路长溪县柏柱南山(今福安市溪柄南山洋头村)，德佑元年(1275年)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其父郑埙，宋理宗时任越州同知，遭奸臣贾似道陷害，流放至死。郑虎臣受株连，被充军边疆，后遇赦放归。后郑虎臣在押解大奸臣贾似道途中将其诛杀，为天下除奸。事迹被载入《闽都别记》。 翌年，贾似道的同伙陈宜中逃至福州，拥立赵獉g，捕杀郑虎臣。郑虎臣遭害后，葬于南山村的馆园旁，乡人及其后裔在村前建祠纪念他。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木棉庵前的石亭中亦立下石碑，并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明代王紫衡也就郑虎臣诛贾一事写诗云：“当年误国岂堪论，窜逐遐方曝日奔。谁谓虎臣成劲节，木棉千古一碑存。” 缪氏子 - 神童诗人 福建福安人，从小聪慧。七岁应试时做诗《新月》，从小就有大志。表达了经世济民的气概。所著作《新月》《赋新月》收编入《全唐诗》。 著有《缪氏子诗选》等 新月诗：‘初月如弓未上弦,分明挂在碧霄边。时人莫道蛾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至今仍流传甚广。 詹羽 字翔父，福安赛歧（今属福建）人。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特奏名，官主簿。事见明嘉靖《宁德县志》 詹镐 按福安县志:镐,字德。武廪生,鹿斗人。城陷杰然不慑,贼入门缚之,奋拳捶骂剐死。 在唐末宋初就有赛公后裔五子登科的记载，受到宋理学家朱熹：“学易楼前观万象，登科榜上看群龙”赞誉。及至明清时期，学风不减、人才辈出。如詹羽、詹绪、詹坤、詹汶、詹提、詹镐等，不仅潜心举业、学有所成，而且为官清正，名垂史册。到了近现代，福安詹氏的表现更加突出，如詹如柏烈士，在闽东第一个拿起枪杆子带领人民闹革命，被推任为闽东特委代理书记；又如詹毅市长的父亲詹茂山，早年参加革命，生前曾被选为福安县人民政府第一届副县长等等。福安詹氏先辈的传统美德和光辉业绩，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疑都是激励后辈不断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宝贵精神财富。 郑埙 福建路长溪县柏柱南山(今福安市溪柄南山洋头村)人。郑虎臣之父，宋理宗时任越州(今绍兴)同知，因看不惯奸臣贾似道与其成为政敌，后被贾似道陷害，流放远州，死于贬所。 罗垚 - 宋朝进士 字处厚,长溪人(今福建福安人),宋朝进士,判瞿州 黄干（1152～1221） 朱熹得意弟子.女婿 字尚质，长海察阳（阳头）人。文学家朱熹女婿。生于宋淳熙年间。庆元二年（1196），朝廷禁“伪学”，朱熹流寓福安，黄干拜朱熹为师，得其正传，“名冠杨（复），林（子云），高（松），陈（骏），郑（采），龚（郯），张（泳）之首。”。弟子有饶鲁（江西余干人），李鉴（宁德人）等。后入朝为官，墓葬四十一都（今霞县内），清乾隆元年（1736）追赠理学先贤，于福州龙山巷建黄公祠祀黄干。 南宋末，金兵渡淮南侵，安庆乃兵家必争之地,也陷入混乱，百姓纷纷逃难。黄干任知府，走马上任后，筑城备战，拒金兵南进，并与失散的妹妹不期而遇。在国情、敌情、民情、亲情、灾情交织之中，黄干临危不惧，力挽狂澜，战胜了天灾人祸，筑起了城墙，筑起了民心，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使古城安庆名载史册。此事迹后被改编为黄梅戏，流传至今。 黄干一生著述彼丰，可考的专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诲鉴衙》等。 杨复 - 朱熹弟子 复字茂才,号信斋,福安甘棠杨岙人,后迁居大留村。朱熹及其长溪弟子的讲学实践，为日后福安长盛不衰的文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朱熹七十高龄时来到福安，甘棠的上东庵是重要的一站。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在这里创办“考亭书院”，授徒讲学，诲人不倦，使这一座唐代古刹名闻遐迩。上东庵至今还十分珍爱地收藏着一副联板，上面刻有“留衣韩伯人如玉，解带苏公价值金”十四个大字；从落款小字我们知道这是“朱公笔迹”，系“紫阳夫子流寓此庵原赠”。朱熹死后，黄干同杨复一起从事讲学，宏扬程朱理学。著有《丧祭礼》,《仪札图》等。 陈经 - 朱熹弟子 福建福安人。朱熹晚年弟子，这三位朱门弟子以自己超凡的天资和勤奋，深得朱夫子的真传，都成为著名的理学大师。著有《详解》《通鉴续编》 张泳 - 朱熹弟子 福建福安人。与福安学者陈经、甘棠人杨复、阳头人黄干同为朱熹得意弟子。朱熹死后，同黄干杨复等一起从事讲学，宏扬程朱理学。朱熹七十高龄时来到福安，著大留张氏宗祠的“理学名宗”四个大字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永久纪念。 刘必成(?～?)，科举奇迹文武双全 武状元 文进士 字与谋，自号爱闲翁，文武双全。祖籍福建省福安县塞岐苏阳人。南宋初十六岁那年迁至昆山湓浦(今千灯镇)，成为那里的大族。宋朝理宗嘉熙二年（1238）戊戌科武状元。成为当地历史上的第二位状元，也是在中国科举史上创造了奇迹的昆山人，他少游国学，头一年中了个武举解元，嫌不过瘾，第二年又中了武状元，大魁天下。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夜以继日，刻苦读书，11年后又考中了文科进士，实为罕见!让人惊讶得不禁感叹道。 熙元年(1237年)，朝中七位正直之士看到南宋朝廷日见衰颓，忧心如焚，他们在刘必成的倡议下，不畏权贵，上书朝廷，抨击时弊，要求变革现实，富国强兵。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必成夺得武举解试的魁首，并在第二年(1238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武举殿试的第一名，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状元郎。 十年后，淳 九年(1249年)，刘必成参加朝廷组织的锁厅试(即有官职者参加的考试)，他又考中文科进士。在这次考试后，刘必成因才华出众，被理宗皇帝两次召见，每一次他都慷慨激昂地陈述恢复大计，议论中更是旁征博引，援古证今，不仅使在场人员为之心动，也受到理宗的褒奖。廷对后的第二天，理宗皇帝宣谕宰执说：“刘必成所言极好，可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此后不久，刘必成的不少建议被朝廷采纳。然而，刘必成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给病入膏肓的南宋小朝廷带来实质性的帮助，理宗皇帝本人也是一个平庸之辈。 刘必成曾任职清、浔两地，官终湖南副使。晚年引退后，自号“爱闲翁”，寄情山水园林，喜吟诗作词，有三卷诗稿流行于世。其七律《登鳌峰》曰： “一上鳌峰望四维，回头已觉白云低；遥观巨海砚中水，俯视群山足下泥。酒罢扶筇登石望，诗成把笔仰天题；这回却步蟾宫去，万里云和不用梯。” 赵万年 - 将军 福安溪填村人，以协守襄阳闻名，著有《襄阳守城录》和《裨幄集》，其诗作《偶成》、《襄阳岁暮》等颇具个性。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一二○六）以制干大夫助守襄阳，屡却金人。事见本集卷首宋魏了翁序（北京图书馆藏本）。《襄阳守城录》收录《国学宝典》 刘季裴 - 宋朝进士 福安苏阳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历历秘书丞,监察御史,起居郎兼太子左庶子,终朝散郎、吏部员外郎，知漳州、泉州，终朝议大夫，秘阁修撰。著有《颐斋遗稿》，他的《寿朱守》一诗被收入《圣宋名臣献寿集》。 孝宗乾道四年（一一六八）为秘书丞兼国史馆编修官，迁监察御史（《南宋馆阁录》卷七、八）。七年，除将作监兼太子侍讲，八年，以起居舍人兼太子左谕德；九年，以秘阁修撰致仕（《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二八、二九，七七之八三）。有《颐斋类稿》，已佚。十岁能文。乾道间作十论以进。论何承天屯田。规画甚详。帝方欲屯田两淮。大见称赏。经筵顾问。所对皆称旨。有论孟周易解．颐斋遗稿。

写作背景]梁启超生活在清末民初。面对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国家的落后、虚弱，他追随康有为，积极投入一系列变法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学问家。“百日维新”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大力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少年中国说》就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代表作。[层次结构]全文七段。第一段提出“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的中心意旨，领起并统贯全篇。第二段比较“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为后文论国之“老大”与“少年”张本。第三段述写老年人“灰心短气”，得过且过，不可能担当改革兴国之大任。第四段说明当时的中国确实呈现为“国为待死之国，民为待死之民”的“老大”状态。第五段承上段之意一转，认为中国“老大”之命运殆尽，而正以一个“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的“少年国”出现在东方。第六段强调“国之老少”，“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中国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及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只能使国家“老且死”，乃至“未及岁而殇”。第七段以满腔热情激励“中国少年”奋起直追，担当起创造既壮且美之“少年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全文纵横捭阖，将老年、少年、老年中国、少年中国，交错比较激情贯注，一气呵成，确有振聋发聩、令人奋飞的感染力。[内容述评] 作者知耻于当时中国之“老大”，对封建专制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对满清统治者的老朽昏庸深恶痛绝，对国家的落后十分痛心，对国民的愚昧十分痛心，因而从内心爆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猛烈抨击这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热情呼唤一个充满生机的“少年中国”尽快到来。这种昂扬的改革精神和深切的爱国情怀令人钦佩。用老年人来类比“老大”的中国，用少年人来类比“少年”的中国，并从少年人必将取代老年人，认识到少年中国必将取代老年中国，这是进化论的观点。这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使梁启超在极其黑暗、衰败的时代，看到了它的必将灭亡，并充满希望和信心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其积极因素不能抹煞。但进化论有待于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它就只能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多有变化，这恐怕正是进化论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在其社会改革实践中得失消长的体现。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另外，与进化论相联系，他认为老年人一切都不好，青年人一切都好，这虽多半出于社会改革的宣传鼓动，但思想方法毕竟简单化、绝对化，亦当予以辩证看待。[艺术特色]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文体”，具有“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等特点，这在本文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类比、对比，一贯到底以老年人的形貌心态说“老大”中国，以少年人的性格气势说“少年”中国，以少年人必定取代老年人，见出少年中国必定取代老大中国，这是类比方法。类比是异质同构思维方法，具有导发相似联想的功能。由于少年、老年之情性，人人皆可有切实的体验和观察，故而用以类比国之老大与少年，就易于被深感透解。这是类比的效用。文章同时列举老年人和少年人的不同特点，列举老大中国与少年中国巨大差异，这是对比方法。对比是同质异构思维方法，具有强化相反因素的功能。通过对比，老年人之灰心短气，少年人之奋发有为，老大中国之腐朽衰败，少年中国之生机勃勃，就显得更为鲜明。这是对比的效用。本文的类比、对比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自始至终，一贯到底。可以说，类比和对比是全文意理建构的骨架。二是类比处处渗透、笔笔投射，对比多角度多层面，洋洋洒洒。可以说，本文精神之凝聚，旗帜之鲜明，气势之澎湃，就是建筑在这一坚固而细密的类比、对比构架之上的。二、排比、设喻，连珠喷发语言形式是文章风格的重要体现。本文语言给人以滔滔滚滚之感，除总体上的平易畅达外，主要得力于排比和设喻的连珠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