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台湾教授合作发表论文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台湾 《史记》 研究概况

四十多年来，台湾约发表《史记》研究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40余部，台湾学者对《史记》也是坚持宣传普及与学术研究并重，并做出了一定成绩。

1.宣传普及方面

在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台湾学者有的把《史记》的内容编成故事，有的致力于今注今译，有的则在大学开设《史记》方面的课程，利用各种形式向公众介绍司马迁和《史记》。在台湾出版的几十种《史记》注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是《史记今注》和 《白话史记》。马持盈自称其著《史记今注》的动机是：“辅导读者能够轻松愉快的阅读《史记》，并进而引起其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加强其宣扬中华文化的能力。”故此书采取了注译结合、因文作注和难易有别的写作方法，很受读者欢迎。台湾14所院校60位教授通力合作，译《史记》为《白话史记》出版发行。该书凡例说：“《白话史记》编译的目的在于求《史记》的普及化，适用于一般有基本文史知识的大众。”因此采用直译，既注意生动可读，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和人物性格，因而在海峡两岸流传甚广。此外，劳干、屈万里的《史记今注》、杨家骆的《史记今释》、郑梁生的《史记的故事》、陈飞龙和黄华表的两部《史记导读》等，也都是宣传普及《史记》的佳作。

2.学术研究方面

在校勘考证方面以王叔岷、施之勉成就最大。王叔岷历时17年撰成的《史记斠证》系以《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对《史记》逐篇考证之作。全书以作者创见为主，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考证专著。施之勉在《大陆杂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130多篇，后以《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为书名结集出版。对泷川之书的疏误考辨匡正最多，因此深受台湾学术界的好评。另外，钱穆的《史记地名考》、海屏的《史记的补续与改窜问题》、曲颖生的《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辩》、陈槃的 《史记世家缀录》、李崇远的 《史记篇例考述》等等，也都从某些方面对《史记》作了考订，其中不乏独到见解。

在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方面，徐文珊的《史记评介》和郑梁生的《司马迁的世界》最具代表性。《史记评介》的前半部着重介绍《史记》基本知识和研读《史记》的方法，后半部专题研究了司马迁的史学贡献和文学成就，并指出《史记》的一些缺陷。《司马迁的世界》分前后两篇，前篇叙述司马迁充满悲剧性的一生，并探讨其编纂《史记》的动机。后篇着重论述《史记》的结构和司马迁以人为主的写史方法。作者留学日本多年，故该书吸收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研究，台湾学者选题比较广泛。如徐复观的《论史记》深入挖掘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及作史目的。赖明德的 《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则对司马迁的经学、史学、诸子之学、文学、历学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此外，阮芝生、施人豪、游信利对司马迁史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 周虎林、洪安全、王基伦关于司马迁与儒家关系的探讨;吴福助、刘安立对马班史学的比较研究;柯庆明、叶龙、殷豫川、范文芳对《史记》文学艺术的研究;陈万鼐、刘朝阳对司马迁历学和天文学成就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总之，四十多年来，《史记》研究一直是台湾学术界的热点，而且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钱穆、徐文珊、王叔岷等老一辈学者固然成就斐然，赖明德、吴福助、施人豪、郑梁生、田博元等一大批中青年也先后崛起。他们思想活跃，方法较新，在《史记》研究中往往能别开生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每年三四月份研究生论文审读定稿的时候，导师们的“吐槽”声总是不绝于耳。这也难怪，平时看上去古灵精怪、口吐莲花的学生，写出来的论文却是语言贫乏，词不达意，疙里疙瘩，搞得师徒一起着急上火，寝食难安。几经修改润色，直到使论文在表面上“看上去挺美”，才敢长舒一口气，定稿交稿，在焦虑中等待后续的评阅和答辩。经此“磨难”的老师，在感慨“带学生很难”之余，也会发誓以后要“高标准，严要求”，在平日里就督促他们读书写文章，只是决心易下，执行挺难，等到下一届来学生入学了，依然是放养为主，学生们呢，巴不得你想不起他来，放养的模式自由而快乐。读研这事确实挺苦，你得有研究的兴趣和天赋，还要能坐得住冷板凳。只可惜现在的读研成了延迟就业的“缓刑期”，且找工作时还可以因研究生的学历而增强竞争力。所以考研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每年的三四月份也是研究生复试的时节，学生们要参加各种面试笔试培训班，还得到处打听调剂的信息，而且现在是一人考研，全家上阵，陪考陪复试，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由此又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种考研经济。经历了如此的艰难才获得了读研的入场券，到毕业时论文却是那般难产，个中缘由，大概只能到“过程”中去找了。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似乎是说成不成器，关键在于学生个人的努力。这话虽然不假，但也有点儿“师父”推卸责任的意味。就说写论文这事吧。其实对于研究生来说，上过几门课，成绩多少并不是很重要，能不能毕业关键就是看论文写得怎么样。而对于平常练笔少，积累又不多的学生来说，要想写出篇像样的文章来着实不易。选题不易不说，即便选好了，因相关知识储备不足，也无法使文章变得丰满且言之有物。因此，博览群书是必须的。温梓川先生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作家，他的“朋友圈儿”里可都不是一般人，他和郁达夫、曹聚仁等交谊甚笃，和梁实秋、沈从文、徐志摩等亦过从甚密。在其《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里，温先生记录了他的老师冯三昧对他走上写文字道路的引导。他说在冯的课堂上，曾写了一篇小说，交给老师几天后，老师约他去喝茶，并让他看一个日本作家的小品。等温看完后，居然发现他自己的小说和日本作家的文章很相似，不过这并不是抄袭的问题，而是碰巧构思或利用了同样的题材。冯先生的教导是这样的：“既然发现了自己的作品与人家的作品有巧合之处，那么作品大可以作废了的，写作要言人所未有才能够代表你自己。以后，你至少要先读完了一二百本外国小说才动笔，那么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所要说的东西，有没有人说过了，应该怎样着眼于人家所未知的东西了。要从事写作，绝对不能贪懒的。”其实写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发现别人不曾研究过的专题，然后做下去，才会有新意。所以准备写论文的学生，至少也该读几十部本专业的经典。在法言法，法学的研究生自然应该去读大量的法学经典。当然，如果师父不仅是领进门，还督促你“修行”的话，即便资质平平的学生，也会学有所成。现在这样的导师少了，但也并非没有。前几年有位年轻人在复旦读古典文学的博士，她的导师已经70多岁。老先生要求他的学生每周见一次面，汇报上周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下周准备读什么，督促得紧着呢。博士生说她和同门师兄妹最怕的就是见导师，每次见导师前，有的会习惯性地肚子疼。他们那几个学生，每天都会乖乖地早起，然后早早地坐到图书馆看书。这是因为她们的导师起的也很早，图书馆开门后，他就进去逛一圈儿，看到他的徒弟们都在，就满意地回家；如果有谁没在那里，他就会亲自去宿舍敲门，直到把羞愧的大懒虫叫到图书馆为止。像这样负责任的博导还真是少见。一般的导师大多洒脱自由，学生们自然也乐得潇洒，过得滋润。只是这样一来，三年以后的论文是个什么样子也就能想象的出了。复旦的这位博士生，在平日里也不乏对严厉导师的抱怨，可是在成果频出且顺利毕业的时候，她对导师却是万分地感激。

全国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有保研资格的，有的大致是200所，其中985的保研比例是最高的，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是现实。因此普遍来说，保研的来自相对比较有名的院校，考研的大多来自不是那么有名的学校。在这个背景下，保研意味着选拔人才考研当然意味着选拔人才，但还有一点，就是保证公平。公平不是平等，我并不认为985和双非的学生是平等的，现实就是这样。但起码要保证公平。公平比平等保证了更底层的东西，即保证每个人有参与竞争的机会。我认为任何学校任何专业都不应该只招保研的学生。

另外一方面，应该适当扩大保研资格学校的数量，尤其是适当增加在欠发达地区、双非学校保研的名额。下面我引用三句话：浙大党委副书记郑强曾经说过：“高考的一步领先，并不代表着你们步步领先，相反，恰恰很有可能由于高考所带来的一步领先，会导致你们丧失步步领先的激情和动力”。知乎上有个风气非常严重，唯出身论，唯学历论非常普遍。这样是很不好的。教育领域的阶级固化，也是教育问题。这样做无非是来自低一层次的非名校的学生或者阶级，通过几年的努力，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跨越，抢占了高一阶级的资源，并与很多曾经在高考遥遥领先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资源配置或者其他方面达到相同或者更高的水平。对于后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这恰恰反映出了这些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就是固步自封，固定观念所带来的。厦大副校长邬大光说过：“本来教育或者高等教育，它最重要的贡献是促进人的社会流动”。往往二本三本的学校的学生，不可否认，大多来自偏远地区，相对不是很富裕的农村地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大学构成社会一部分，也是有层层等级的。清北华五占据第一层级，其余副部级985占据第二层级，以此类推。但是只有促进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大学生源的流动，这样的高等教育的环境才是良性的，否则马太效应就会越来越显著，教育环境会不稳定，而考研就是促进这种流动的重要方式现实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变成了导师发文章的机器，只是处在整个研究组“工作车间”的一个位置上，重复而单调。从而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事实上，研究生阶段的硕士博士，毕业之后大多都不会继续科研。而人格的养成，却是教育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根植于利益而出发的。真正以上具有大视野，大格局，懂教育或者教育出身的教授或者校长，在广大的群体里是少数的，因此才会被一些形式化的标签所迷惑。二：为了切题，尝试回答题主的问题（题主的问题中“部分”这个词用的十分精妙）第一个问题，保研学生是不是总体来说比考研的素质高，我并不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素质”的定义，到现在为止还是广泛的，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比较完美的标准。记得在一期高教研究杂志上，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比如说保研的学生在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比统考的高0.6篇，平均成绩比考研的高2分，以及其他数据来证明保研的比统考的更加优秀，素质更好。但从调查的数据上看，本身样本数量就太少，另外所观察的时间还太短，根本不具有可信度，并且用研究生期间的考试平均分和论文数量这样的评价方式也是片面的，不合理的。有人说我相信这些有科研经历的同学们心里很清楚，真正的科研能力是什么。

可以，但必须把他的名字列上去，一个作品，你们属于共同共有，你有发表的权利，他也有，这个权利是不能被互相限制的，但你要发表必须给人家必要的尊重，包括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