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论文难发表

追求学术之路上，在读文科博士生被毕业难、生活难、就业难“三座大山”压迫，本报记者调查发现—— 本报记者樊丽萍 2009年博士生入学考试已于日前启动。当又一批已经摘取硕士学位的学子即将开始攀登更高的学术阶梯时，或许他们对今后三年读博之路所要承受的“艰辛”，还没有充分的估量。 苛刻的论文发表指标、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所需付出的巨大工作量、相对同龄人而言更加贫困的生活，以及今后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在如今的高校，越来越多在读博士正被毕业难、生活难和就业难这“三座大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相较于攻读理工科的博士生，读文科尤其是攻读人文学科的博士，由于读博期间所承接的科研项目更少、所研究的专业方向又不一定那么“实用”，因此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就业上，都面临着比理工科博士更甚的压力。 博士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剑” 当众多本科生和硕士生纷纷抱怨持续扩招和经济危机让自己“身价”下跌、工作难觅时，同样有“谋饭碗”需求的博士生们，却连抱怨经济形势不景气都顾不上。 “我们首先要担心的，是自己能否顺利毕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博士生杨震宇，当年怀揣着“一口气把学位都读完”的想法，毅然在完成文科基地班四年的本科学业后，前往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读本科的时候，杨震宇不仅是班上很会读书的尖子生，还是个“社会活动家”，既出任团委学生干部，在学生社团也干得如鱼得水。但到了读博阶段，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震宇不得不推掉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 “三年时间，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完成一篇10万字的博士论文，实在太紧张了。”杨震宇在读博的第一年，就听说了师兄师姐临毕业时的惨烈状况。“如果4月份要交毕业论文，从2月份开始，大家都极度紧张，焦头烂额。女博士们几乎通通都哭过一遍，哭完后继续弄论文。”一篇十万字的论文，从“工作量”上看，不过是写一篇硕士论文的3倍，但为此付出的劳动量可能10倍都不止，“要阅览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的材料。” 博士生们不敢轻视毕业论文写作，主要是因为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个人的毕业论文都要送给校外专家接受“盲审”。一旦“盲审”没有通过，就只得选择延期，对已经不再青春年少的博士来说，延期意味着支付额外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 诚然，“盲审”制度的设置，初衷是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但如今的不少文科博士却对“盲审”颇多微词。因为在文科领域，判断一篇文章好与不好，没有明确标准，不同老师的评审结果差异也很大。“我们不否认多数被关掉的论文都是有问题的。但事实上，也有一部分论文，可能并不是整批送审论文中最差的，最后却没有通过盲审。” 读博延期，爱学术沦为“啃老族” 其实，论文通过“盲审”只是读博的底线要求。对一些真正热爱学术、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博士生来说，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在复旦北区，很多在读的研究生都认识或听说过王明(化名)这个“奇人”，倒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另类表现，而是闻名于这位博士的“菩萨心肠”——每到晚上，王明总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坚持数年风雨无阻，照顾流浪猫已经成为王明生活的一部分。“猫粮是bbs上的网友捐助的，我就出点力而已。”在谈到对猫的喜爱时，王明也不经意间吐露了一句真言：“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王明是复旦大学哲学系1998级的本科生。秉承着“几百年后人们撰写的哲学史中希望提到我的名字”的宏大梦想，王明一路从复旦哲学学院的硕士读到博士，但为了做出一篇“像样一点的博士论文”，王明不得不申请延期，这一延就是三年，今年已经是他读博的第六个年头了。 如果说追随哲学是王明无悔的选择，那么让他稍感愧疚的是，在选择学术的同时，他也变相给家人带去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延期的第一年开始，王明连学校每月发给博士生的几百元生活补贴都拿不到了。 “吃在家里，住在学校；维持生计，基本靠‘啃老’。”王明这样描述自己博士延期后的生活状况。经济上的压力，以及与做学问相伴随的精神上的深层孤独，恰是王明最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在接受采访时，王明不断强调，他的案例在博士生中不算“典型”。“毕竟我们家还耗得起，还有能力供我做学问。我的同学中，有年龄更大的，也有从农村出来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同等条件下做学问，他们的生活压力比我大得多了。” “潜规则”下，发论文得付版面费 更多“一心向学”的博士生，还须接受另一件被他们视为“奇耻大辱”的事：为了完成学校设定的论文发表数指标，不管自己的学术论文做得多优秀，都不得不屈服于越来越猖獗的发论文“潜规则”。 1983年出生的陆庆祥，老家在山东，在南开大学读完硕士后，于2007年转投浙江大学攻读美学博士学位。照陆庆祥原初的想法，读文科写文章靠的是厚积薄发，“没有8年到10年苦读，根本写不出好的学术论文”。但进入正式博士阶段后，陆庆祥才明白自己原来很“天真”。来自同窗和师兄弟之间人心惶惶的气氛，随着毕业时限临近而日渐浓郁。 “在毕业前，我们必须在学校指定的国家一级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各一篇。而要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非常困难的，一级刊物就这么几本，我们要在那里发文，相当于要跟已在大学执教的年轻教师竞争。” 陆庆祥说，为了在论文发表数上达标，博士生们如今不得不挖空心思。有的学生自己写好学术文章后拉着自己的导师当第二作者，借着导师在学术圈的“名气”，向杂志社捆绑式推销自己的论文；而更多的博士生只得支付版面费刊登学术文章。 据记者调查，目前国内一些文科核心学术期刊的版面费已经涨到了每页500-600元；按一篇学术论文至少刊登2页计算，博士生刊登一篇论文所需支付的版面费在1000-1500元左右。 眼下，沪上一些对博士生在读期间的论文发表数指标一般定在3篇左右。一些博士生坦言，即便导师愿意在自己发文上“帮忙”，最多也只能解决1篇文章的指标。搞定另外两篇文章，每个人准备2000元作为版面费，这个预算“不算太高”。面对越演越盛的发文“潜规则”，绝大多数博士生都选择了“遵从”，因为大家都不想跟自己的学位、前程过不去。 寒窗苦读，换不来理想工作 如果读博三年“折腾”能够换来一条更好的出路，那么博士生们咬牙苦读也心甘情愿。但眼下，博士生们却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博士学位已经没有他们预想得那样“值”了。 陆庆祥告诉记者，读博这两年间，他给远在山东农村的父母打电话时，总不忘给父母灌输一个概念：博士毕业后只能找个普通的工作。而按照他父母的设想，“读了博士就像古时候中了举人，以后不是做大官就是赚大钱”。陆庆祥说，他已经改变了父母的这种观念，父母也支持他到高校当老师。但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是希望当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这个目标也变得越来越不“普通”。 近年来，各地的高校院系纷纷提高了教师聘用的门槛，如今的在教师聘任上更热衷引进“海归”人才。也就是说，仅凭一纸国内的博士学位，已经很难让在读博士生们实现从“博士”到“大学老师”的角色转变。 “我们即便千辛万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未来去哪儿，心里已经没有底了。”杨震宇不禁感慨，若是在本科阶段，文科之间还稍微有点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的差别，比如，读新闻的学生可能在求职上比读历史的学生更容易些。但如今到了博士生阶段，专业冷热之间的差异几乎全被磨平了。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就读人文学科的博士生谈及今后的就业趋向时表示，第一志愿仍是去高校当教师和科研人员。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高校的教职名额已经不多，“读完博士，要留在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留在当老师已经不太现实了。现在可以选择的，仅仅是在一线城市找个普通学校，或者索性离开一线城市，到二线、三线城市的普通高校去执教。”

论文的具体质量判断人文社科研究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范式的研究成果，其学术质量判断标准是有差异的。因而我们只能就不同的范式来谈论论文的具体质量标准。现实地看，人文社科类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哲学思辨类、人文解释类和经验实证类。在此作具体说明：1、哲学思辨类论文哲学思辨类论文不只是指哲学学科的思辨类的论文，而是指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此类优秀论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我国学术教育和研究传统历来不重思辨。加之学术从业者对于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钟爱，哲学思辨类的研究成果数量上较少，质量高的不多。由此还带来人们对此类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的怀疑和轻视。质言之，思辨即以思来辨，它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要依靠研究主体的直觉和逻辑能力，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寻觅意义，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新的理解。对于哲学思辨类的论文：首先要判断思辨对象的价值。因思辨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经验世界的事物是无需思辨的。对于经验以外的东西，原则上都能思辨，也只能思辨，但并非一切的对象都有思辨的价值。如果我们承认进入思辨范围的对象仅是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时才有意义，那么，一切关于与经验世界平行的、主观设置的思辨对象，至少在学术研究中是没有价值的。所谓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我们可以借助哲学本体论中的“存在”概念加以理解。“存在”不是“是”，它与“时空”这一经验框架保持着关联，所以，“存在”与“是”相比较，不是最抽象的概念，可与具体的“存在者”相比较又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显而易见，“存在”概念处于经验世界的边缘，再向前抽象，就到了“是”，也就只剩下纯粹逻辑的规定性了。原则地说，类似“存在”这样的思辨对象是有重要价值的。各个具体的人文社会学科，都有基础研究领域，其中不乏需要思辨的对象，知晓了思辨的旨意，就容易判断具体论文思辨对象的价值。其次，要判断具体论文的思辨水平。这是一个与逻辑有关又不只是纯粹逻辑学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能够言说的却又只是关联逻辑的部分。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思辨就是以概念为元素、以判断为中介的推理过程。那么，面对哲学思辨类的论文，要先寻找文本中的关键概念，看其意义是否清晰、界定是否恰当以及前后意义是否一致；再寻找文本中的基本判断，尤其是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看其是否具有经验的和逻辑的可靠性；最后，也是很核心的是析出文本的逻辑理路，即推理路线，看其是否合乎思维形式的规则。其实，这只是判断论文思辨水平的初阶，再进一步还可考察文本的辩证水平，这就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范围。不仅如此，高水平的思辨文本通常能够反映出作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逻辑功夫和思维浪漫。再次，要看思辨结论的新旧与正误。一个学术文本必须提供新的结论才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有学术追求的作者通常都力图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们通常会自认为有新的进展。这就需要读者具有较好的学术视野和学养，要能判断具体论文的结论是否在已有的最先进的结论基础上有所进益，具体地说，要看其结论对原有认识是否有补充和丰富、是否有纠正和完善。若发现结论确有新意，则要进一步判断其正误。新，并不意味着真，仅意味着不是旧有。对正误的判断又要回复到论文思辨水平的判断上，可见对哲学思辨类论文的质量判断在实际工作中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2、人文解释类论文中国传统学问以人文解释为其要务，以致中国学者多乐于并善于做人文解释的功夫，此类论文也比较多。然而，对于人文解释类的学术研究质量判断却是最难形成共识的，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此类研究的性质缺乏到位的认识。人文，以文、史为主要领域，兼及一部分哲学的工作，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用“做学问”来表达。既是做学问，功夫当在学、问之间，学者虚心涵泳，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借助对经典(或重要)文本的训诂，使人明白文本之义，也可借此阐发研究者的新意。其效用主要在于唤醒历史，彰显人文的活力，传承优秀的文化。从此意义上讲，判断人文解释类论文的质量，不可以创造新知为标准，而是要评估其所释文本的价值、解释的水平及所阐发意义的新旧与启发性。所释文本的价值是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质量的基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本是巨量的，虽然每一个历史性文本都具有自身的意义，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就大相径庭了。人文历史的残酷性表现之一就是只选择和留存可以为时代代言的重要文本，此外的文本客观上充当了重要文本产生的背景，正如“一将名成万骨枯”，无数的学者被湮没，无数的文本被搁置，名垂青史的只是有数的节点性人物及其作品。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本着创新的立场，存在着对重要历史性文本的解释性研究，也有把目光转移到较次要文本的做法。然而，文本的确有价值上的差异，如果一个论文所选择的文本少有价值，整个后续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一种体力的劳作，整个论文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假如文本的选择合适，读者则要审视其解释的水平。说到解释，中国传统学者所作的基本上是考据释义之事，他们忠实于文本，慎言言外之意，讲究无一念无来历，上乘者能够博学、慎思、明辨，其人可温文尔雅，其文能条理不紊。这样的学者有学养，这样的文本见功夫，这样的研究比的是学问的见识和功力，若言思想的创新和知识的增进则乏善可陈。考虑到人文学科的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解读延续文化的血脉，弘扬人文精神，读者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判断此类论文的，但考虑到解释一事在西方已由技术而方法论以至成为一种哲学的思维，又使人无法不面对传统解释作为人文学科研究手段的局限性。且不说当代伽达默尔(1900-2002)已将受到人们关注的历史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文本化，狄尔泰(1833-1911)早已把历史世界这一人的经验的整体实在视为解释学的对象了。中国人文学科有悠久的历史，却进步缓慢，看来需作哲学方法的文章，否则，高水平的学术作品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解释文本以喻人为要义，但绝不仅仅使人明白文本自身的意义。当我们把解释视为人文学科创新方法的时候，解释已经不是教书先生的一种本领了，它必须转变为人文学者阐发、挖掘人文新意的途径。在对经典的无限阅读、解读的过程中，人文世界的新思想才能不断涌现，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这也正是人文学者的应然使命。文本启迪学者，学者阐发思想启迪众人，方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常态。面对大量的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期刊的读者作为论文“社会化之筛”的第一关，固然要审视论文所释文本的价值和论文作者人文解释的功夫，也应该关注人文解释的文化效用。不能简单地认为基于经典文本的思想挖掘和阐发是一种主观的随意，在阐发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自然地创造，经典文本也因此不仅是永世诵读的对象，而且成为思想创造的资源。耳闻有的学者表达阅读经典的心得，屡被有功底的专业学者诟病，笔者意识到的是两种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和方法。批评的一方自然是坚守传统经学方法的学者，被批评的一方自觉不自觉地实践了狄尔泰解释学的方法。应该说，双方的学术性工作均有其个性化的价值，但相对说来，被批评一方的工作是应该被理解的。在理解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有义务帮助这样的研究逐渐规范起来，如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才能够在延续优秀传统的同时获得新的生命。

看一篇论文的质量，这个需要专业的老师来看来评论。可能第一印象从字上来看吧，或者说再说就是看这个人的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