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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碎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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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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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国际日报》发表题为《也该表扬表扬媒体了》的评论文章。文章赞扬了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冲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新闻记者们,他们不顾辛劳和危险,及时、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了灾区的情况。越是在突发的大事件面前,越能体现一个媒体的综合实力,也越能凸显媒体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但也不是所有媒体人的所有表现都尽如人意,特别是用职业道德来考量他们的行为的时候。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和救援大军同样迅速挺进灾区的还有我们的记者大军。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上,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主人公出现在多个不同媒体的不同报道中。可以想象,有的典型人物经历过三番五次的采访。狂轰乱炸式的发问令身心疲惫的救援者、失去亲人的受灾者、被困废墟的幸存者,不知如何作答,有的采访甚至干扰到正常的救援和治疗工作。近日,教育部明令,杜绝对同一个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心理咨询等活动,避免对学生心理造成再次伤害。 其实,不仅未成年人需要这样的保护,所有在灾难中身心受创的人们都需要理解和抚慰。中央电视台某记者有一段现场报道,她在上万灾民的安置现场介绍当时的情况,随后说,面对刚刚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灾民,她实在不忍心再去采访他们,再让他们去回忆那一幕幕的惨剧。大灾过后,记者的适可而止,有所不为,不去打扰,可能是对经历了巨大灾难的人们最好的慰藉。 北京电视台记者马国颖在九洲体育馆采访时,一个老妇人误把她当成了失散的女儿,抱着她痛哭起来。当老妇人清醒过来发现认错人时,马国颖耐心地询问老人女儿的情况,尽管老人浓重的四川口音她不能完全听懂,但马国颖知道,老人需要的是倾听,之后,两人抱头痛哭了许久。北京电视台记者罗嘉在都江堰采访时遇到许多学生,由于地震造成通讯一度中断,他们都已经很久没有家人的消息了,罗嘉看到学生们寻亲心切,大街上的公用电话又供不应求,于是就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他们使用。心理专家在得知这两件事后,认为这是很好的心理干预的方式,我们的记者利用职务之便,帮到了受灾群众的忙,也可以说是直接参与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 至今,新闻理论界仍在争论:在新闻事件当中,记者应作为旁观的记录者还是事件的参与者?笔者认为,在性命攸关又力所能及的时候,记者就要毫不犹豫地做一个参与者。人们唾弃打着忠于职业幌子的冷血者。人们希望看到更多新闻战线的热血男儿,哪怕他在新闻播报台上落泪。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心和时代使命感的人。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这是所有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永远不能忽视的。 (作者为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主编) (文章来源:人民网——《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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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

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根本上、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光明日报 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是中共中央主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它是中共中央直属的一张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全国性、综合性日报,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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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丽香

对地震报道中的媒体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楼地也做了比较主流的阐述,我这里就借用他人成果,从另一个方面看地震报道,算是希望给楼主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吧,传媒研究震灾报道:谁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上官本寂 汶川地震延续至今,新闻报道仍在继续。就我个人的看法,真正的震灾报道早就结束,甚至我更倾向于认为:可靠的震灾报道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们并不存在,而原因在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云集。我也认为地震留给真正报道的时间极其短暂,对于缺乏职业准备的新闻界而言,报道的窗口期倏忽即逝,大概不会比救人的黄金72 小时更长。就这场新闻战的呈现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沮丧。 同时,我也希望为新闻界辩护,比如写一篇《论汶川地震的不可报道性》,来为我们所有的失望找到出路。确实,我们一定感受到报道以外的力量又在如常运转,它们将一贯的法则加诸媒体。我们无法超越,而受其影响,谈论灾难报道的专业主义更像是一种奢望。但我希望列位不要为悲伤淹没,进而轻易原谅自己的不作为。大事件中有缝隙、有本可凭依的线索攀附,问题是我们怎样失去了它们? 从地震报道总结出一二三四的意义是很容易的,但这样的陈词明显偏颇。我们从来不缺乏赞美,而且不合时宜的赞美太多,反而发展成了莫衷一是的反对力量,所行的竟然是阻挠之义。即便站在新闻界的立场上,我更想提醒的是,这一次的大地震并不是我们的“报道对象”,它的历史不由新闻编织、不由记者书写。基于不可靠的叙述,汶川地震史排斥了我们。我们一旦抛弃历史,也会被历史所蔑视。 而这一切,始于不可靠的叙述。它是我们挫败的源头所在,是地震史之所以不被清晰认知的缘由。震灾新闻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借此,不可靠叙述以同样惊人的效能蔓延。新闻超越了历史,跑赢了历史,大有以新闻取代历史的趋势。仅从职业角度来说,不可靠的叙述演变成破坏力量。当然,如果不以历史为参照物,而是以填充版面、丰富记者生涯等等为目标,我的这个看法可以忽略不计。 新闻报道与地震史的误会 汶川地震的历史从它爆发的那一刻诞生,迅即笼罩中国新闻界,后者在慌乱下反应迅速,尽管无准备也是显而易见的。是的,这次地震不同于我们遇见过的所有案例,灾难本身的空间和复杂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新闻事件。新闻界没有这样的演练,无论是向灾区派员还是后方报道,一切都是出于本能。震灾史骤然到来,惯常的新闻文体都不贴切,新闻界很难找到恰当的姿势。 震灾本身的特性阻碍了新闻报道,假如媒体以此来宽慰自己,理由也是成立的。地震的后果弥漫在逾10 万平方公里的山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既有秩序被全盘打乱,陷入灭顶之灾。地震史甫一展开就是一个巨量的构件,超过人力的可控范围,并且在无数的点上复制、累积、爆发。面对这样的境地,新闻确实苍白无力。“灾难不是新闻”,这句话不再是反讽,而是事实。震灾史不可描摹,它不可知。 出于种种可见的原因,震灾报道下意识地与救灾融合。这是第一个歧路,震灾史就此与大众媒体(记者)发生了最初的离别,地震史的迷雾开始显示自我遮蔽的效用,不可靠叙述的大门打开了。换言之,报道的依托限制了它的视野和步伐,救灾受阻亦即意味着报道受阻。救灾进程的推进前锋略先于报道,新闻实际上被矮化了。若在平常,这是不可原谅的,可在此情形下,原则还适用吗? 我坚持认为在地震的紧急状态下,新闻报道存在一个出产最好新闻的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上,自由报道是可能的,对灾难史进行原型叙述也是可能的。不过,因为上述情况,新闻界对这个窗口期来不及作有效反应。窗口期关闭,这约等于自由报道的结束,也宣告了原型叙述即将转入艰难时期。叙述上的不可靠先于文本,这是新情况,似乎证明震灾报道从一开始就难稳固。在记者施展才华之前就宣布“作者已死”,真的是长使英雄泪满襟,连冷漠如我者也觉得唏嘘。 据此,震灾报道与汶川地震史是一个误会。即便我们有充分的需要让前者做得更多、更出色,可两者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遭遇了错误的相逢。进一步说,后者是万古长空,前者是一朝风月,新闻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重要的。不过,出于叙事理论从不放弃文本的美德,我们仍然可以讨论具象的报道,在不考虑历史建构的前提下,看看不可靠的叙述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们的现实待遇。 不可靠新闻的渊源 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在劝降读者的眼泪,或在主观愿望上迫使别人悲伤,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弱水三千,惟取一瓢饮。假设震灾报道必须要挑拣材料,一定要一叶知秋,那在地震史与新闻的第一个歧路之后,新闻报道又该何以自处,或者说究竟要向谁负责?以此类推,歧路之后是更多的歧路,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框架被分解,我们在这里得到自己期望的,也失去我们想要的。 新闻界中可靠的叙述者是指理性的、展现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在他们的新闻产品中,语言成为反映真实世界的中介。自然地,这里所谓的“语言”包括版面语言在内的大众媒介的话语形式,它是多样的,但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指陈真实的图景。可靠者如斯,进而可以对照这一线索测量震灾报道中不可靠的叙述者。进一步地推断,我认为有两个体系是检验不可靠叙述的标准,简言之,一为真相,二为真理。 请原谅我在此提到新闻中的普世价值,但我申明不是真相或真理的代言人。理想若此,引为旗帜而已。真相作为其中之一的测量体系,意思是震灾报道要与真实的灾难史相兼容,不粉饰、不说谎、不删减、不漠视。不可靠的叙述首先是失衡的叙述。要知道,通过大众媒介看世界的代价之一就是看不到完全的世界。地震史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新闻的视域,本来就皇皇而不可见,再加上有意的删节,由新闻构成的震灾史版本实在无滋味,是了无生气的“洁本”。 在我们熟悉的业内话语中,不可靠的叙述者相当于是洁本的制造者。至于为什么要行洁本之实,原因简单。不过这原因既不是底线,也不构成原则,不值得在这里展开论述。但有一点,作为记者,绝不能让受众运用想象去弥合你的报道与真实之间的不一致,新闻不是扔给读者自己去补救的补丁程序。我也承认认知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但这不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保护自己的十字架。 震灾报道在新闻界是相互印证的,尤其是在网络化传播的今天,不可靠叙述要接收各方面互证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可靠的叙述不会完全依照叙述者的意图,真实的震灾史或多或少地揭示它的虚伪。这就转向了不可靠叙述的第二种参照体系,即大历史的参照框架,涉及到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论。因为存在着阐释的权力及策略问题,这一体系的复杂性被加重了,是用(不)可靠叙述来批评震灾报道的难点。 就可靠的叙述而言,新闻观及新闻界的历史观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它们预设了一些禁区,但又在地震报道实践中发生各种性质的作用。报纸或网络上那些不可靠的叙述,体现了当下的显性选择,其实更隐射了新闻媒体的史观,比如它的曲折,它的晦涩,总之是它的可变性。灾难带给我们的无力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种无力感的深处,是否每个记者都能体认到另外一重无力感呢? 不可靠叙述是可耻的吗? 震灾报道过了黄金期,很快被纳入日常管理的轨道,在新闻上表现出徘徊不前,报道失去了进程感、时间感和使命感,开始变得庸常。对震区情形的“重复报道”推动了不可靠叙述的自我繁殖,震区报道成了被控制的过程,从此,汶川地震的灾难史完全脱离了媒体讲述的众多可能,带着失望,绝尘而去。可以说,新闻对地震空间和时间的关注一并降低,有另外的力量介入历史章节的写作。 不能否认,不可靠的叙述仍预订了一种“叙事交流观”。它由记者、读者(受众)和新闻文本三个主体交互对话产生,这点与可靠的叙述没有区别。换句话说,不可靠的新闻报道也会制造出意义,实证信念,亮明态度,推销自属的价值观。无论国字号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本次地震报道有太多不靠谱的,但它们是否全部都是垃圾?不是的。它们有着自己设计好的价值,它们的不可靠叙述散发了不可靠的信息,也有解读的必要。 对于地震大历史,不可靠的叙述没有什么解释力量。但通过以上这么多的陈述可以知晓:不可靠的叙述其用意不在于还原历史,不可靠叙述的出处实质上就是不可靠叙述的方向。因此,地震报道的不可靠叙述者并不孤单,甚至我认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写作,有一个隐含作者藏在他们的笔后,演绎的是双簧;这样,真实作者实际上被占领了,犹如地震史已被占领一样,真实作者的能力和职业缺陷不重要了。 因此,在不可靠叙述者看来,地震史不值得特别重视,它对职业和新闻界潜在的正向价值就被推翻了。他们“重视”的是那个隐含作者的影子,而非重视地震本身,因而可靠叙述中的人道就泯灭不见,他们给这些安装了自以为是的意义。 要申明的是,我绝非为了丑化不可靠叙述者,他们是媒体生态圈中常见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有势力的一部分。查明不可靠叙述有着比较明确的标准,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承认自己的不可靠性;乃至于,他们自认为是主流的叙述,他们也不会认为设计出来的不可靠信号有什么不妥。无论可靠与否,地震报道都在各自建构意义和历史,两者也会相互视作是异端。道路就在那里,就看叙述者如何选择而已。当然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选择,这往往证明传播学上的某些理论并非造假,也指明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说法中浓厚的悲观:既然历史无法还原,还被涂抹成另外的妆容,那么我只能不相信硬要我相信的历史面貌,我会根据自以为可靠的细节小心翼翼地拼凑“我”的历史。 记者跌进群众的漩涡 我曾经说过“为新闻界降半旗”的话,是因为全中国最好的记者聚集汶川,但竟然没有多少好报道。而报道中言行不一、事实割裂、虎头蛇尾的矛盾比比皆是,但听不到对文本的有效批评。我希望在这里更详细地说明,记者是如何被地震史拉入进去,他们悲伤失态的原因何在,他们又是怎样疏远乃至仇视地震史的真容,进而用不可靠叙述支配着当局者迷的憾事。 显而易见,不可靠叙述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不是读者,是群众!这点对理解震灾报道特别重要。可以把汶川地震灾区当作一个巨大的城,地震发生后,群众骤然分成城内和城外两大群,既分隔又同声共鸣。记者是可以进出这个城池的特殊人群之一,因此将兼具城内外群众的特征。我更愿意说,记者的独立性在这样的群众集结下崩溃了,跌入了群众的漩涡,成为群众的一部分,不可靠的叙述从群众开始。 地震报道是中国新闻界没有遇到的,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新闻面对的是一个从未遭遇过的对手,二是记者必须要在群众情绪中跋涉。尤其后者,叙述的可靠性与记者挣脱群众特征的可能性之间呈正相关。如果不能估计到这点及其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叙述的可靠与否必定会被普遍否认。记者、新闻文本和读者三者中,作为读者的群众无限制膨胀,促使三者的循环互动激烈而偏执,叙述走向了变形。 汶川地震以其重大的毁坏性席卷四川。一霎那间,巨大的悲痛感传遍中国,阶层、职业、年龄、地域等身份差别统统以光速取消,群众诞生了。而此后的万余次余震,每一次都起到凝聚群众、吸纳新群众的作用。震区之外,群众的焦虑无以复加。地震被立刻当作敌人,一种感同身受的巨大悲伤以及受迫害感控制了群众。群众忧愤,正如卡内提所言,他们“可以无情地行事或者充满好意地行事”。 群众对震灾报道的叙述方式形成了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接受能加重悲伤的报道,因为这能强化群众的受迫害感。任何试图忠实现场的报道都被群众视为阻碍,当作新的敌人去仇恨。群众像攻打阵地一样攻击类似的报道和报社,即便这类报道稀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攻击性的群众拓展了不可靠叙述的生存空间,他们对可靠叙述特别敏感,每个人都想参与到对可靠叙述的“杀戮”中来。 群众从不可靠叙述中“看见”自己,从对每一篇不可靠叙述的“杀戮”中也看到自己。群众暂时性地抹平一切社会矛盾、裂痕和断裂。这时,记者出现了。他们从城外的群众中纷纷“挤入”城内,成为灾区流动性群众的一分子。记者成为沟通城内外群众的桥梁,他们的震灾报道成为群众蓄积敌意的最充沛源泉。此时,对地震史的还原式记录被当作外在的攻击,群众用打倒它们的办法使自身更强大。 不可靠的叙述者又获得了机会。显而易见,无论是出于对群众意愿的认同,还是出于书写的便利,不可靠叙述都是更安全的。甚至,当群众被有意引导着壮大,被引导着捕获攻击目标时,记者的不可靠叙述有可能充任不光彩角色。我是说,存在着躲在群众背后、以群众伪装自己的隐含作者,它们尤为可怕。 无可聊赖的后记 事已至此,我无法掩饰自己矛盾的心态。我希望汶川地震从未发生过,我更希望震灾报道没有这么滥觞和阔大。如果震灾报道的规模没有现在这么热烈,我想并不会影响国家和社会动员的效率,更重要的是,那些像恶梦一样纠缠的事情不会因此发生。媒体集体冲破一开始报道的禁令,现在看来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对震区的疏远有助于抗拒群众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可靠叙述的产生。从这一点考虑,我觉得南周比南都更幸运,出版周期帮了他们。我敬佩那些以冷静、客观再现震灾史的记者。他们为数稀少,与声势浩大的群众相比,显得极其不合时宜。震灾报道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中国大事件,令人担忧的是,新闻媒体越来越摆脱不了群众运动的叙述背景,甚而,群众成为左右事件和记者媒体的“主角”。 可靠的叙述只能生长在正常的言论环境。在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实现隐含作者的特定计划时,不可靠的叙述者只会越来越多。 最后总结一下陈词。用叙事学的一些概念来铺陈我对震灾报道的看法,老实说,或许因此产生的逻辑不那么严密,但确实让我无法乐观。可靠与否的记者叙述是一个坐标,地震史是另一个坐标,周期性生成且一直环伺的群众是一个坐标。以新闻为由头,群众正被灌输更多的不安全感,借此驱动群众的紧张及持续的杀伤力。群众正被某些人赋予一种激进的期望,但谁有绝对把握说那不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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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小拉考小花

时事评论,是新闻机构所发表的言论的总称。新闻和评论一实一虚,如同鸟之双翼,构成报纸的两大文体。它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发表意见、阐述观点、表明态度的新闻体裁。以与新闻结缘为前提,举凡各类具有新闻价值的论说文,不拘长短,不论署名与否,均可称为新闻评论。

时事评论的写作:

1,要注重针对性。对人们普遍关心、迫切需要回答的思想问题,以及两个文明建设中人们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地给予说明、回答和指导。

2,论点要新鲜。就一篇评论而言,论点是观点。是灵魂。论点不新鲜,或者和报纸上发表过的相雷同,读者看了开头就兴味索然,不想看下去了。

3,论据要有典型性,具有说服力。评论的论据,就是用来阐明论点的新闻事实和有关材料。论据,既是论点的依据,又是评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因此,精心挑选作为论据的新闻事实,至关重要。

4,说理要有深度。写评论,要在说理上下功夫。一篇评论,说理有无深度,往往关系到它的成败。

此外,评论写作还要注意写得平易近人,力避老话套话,力求有点文采,使读者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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