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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awari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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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产生于西北地区的秦腔辗转流传到了南国的粤东海陆丰地区。众所周知,隶属汕尾的海陆丰地区是操闽南语的潮汕亚文化地区,潮汕文化很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对异质文化的强烈排他性。而来自西北的秦腔却能在这个相对封闭和排外的文化圈顽强地存活到现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长期以来,秦腔如何入粤、何时入粤、入粤后的艺术流变如何等等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悬案。本文就秦腔入粤后如何积极汲取当地艺术营养,融入本土文化,进而能够顽强存活到现在的原因进行探索。 西秦戏声腔与徽班入粤 西秦戏第一次大量地吸收其他剧种声腔剧目约于清代中叶,学习的对象是入粤的徽班。清乾隆后,来粤徽班很多。乾隆二十七年就有安徽戏班保和班进入广东。①乾隆四十五年,来粤戏班13班,徽班占了8个,包括安徽文秀班、安徽上升班、安徽保和班、安徽翠庆班、安徽上明班、安徽百福班、安徽春台班、安徽荣升班,②人数多达158人。冼玉清认为,碑记中的另一戏班集庆班也是徽班。③这就表明乾隆四十五年入粤的徽班有9个。其中安徽保和班在乾隆二十七年的外江梨园会馆碑记中已有列名。四大徽班中的“春台班”,在乾隆四十五年和五十六年的两个碑记中均赫然名列,可见春台班是先南下广州后北上京城的。到了乾隆五十六年,在粤徽班有7个,包括安徽保和班、安徽胜春班、安徽宝名班、安徽荣升班、安徽裕升班、安徽贵和班、安徽春台班。④七个班之中,只有春台班和荣升班是乾隆四十五年留下的,其余5班都是新来的徽班。清代中叶,不仅入粤的徽班很多,广东本地还产生过有名的徽调演员。《扬州画舫录》载,广东刘八,成小丑绝技,被聘入春台班,技艺出色乃令当时丑行“风气渐改”。⑤ 碑记中多次出现的春台班,欧阳予倩认为是昆腔班。⑥《扬州画舫录》有云:“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可知,春台班是本地乱弹班,也不完全唱昆腔。袁枚《随园诗话》有“春台班小旦陆健桥,苏州人”⑦语,若此,则春台班不是完全唱乱弹,还兼唱昆曲。 由此可见,乾隆年间的徽剧尚未定型。虽属于皮黄声腔系统,但也有相当昆腔及其他声腔存在。黄伟博士认为,这一时期在粤的徽班艺人“搭班情况相当混乱,江苏、江西、湖南等各省戏班中都有安徽籍艺人的身影,同时各省艺人也有加入徽班演唱的,因而很难判断此时的徽班到底演唱什么声腔剧种”。⑧尽管徽戏所包含的声腔成分比较复杂,但不可否认,吹腔是徽戏声腔中重要的一部分。 徽班对西秦戏的影响主要是吹腔及其剧目的吸收。《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载:“吹腔,又称石牌调、梆子腔”,有[正板]等多种板式。⑨西秦戏吸收了徽戏的吹腔,称为梆子,板式有[梆子]等四种。以徽剧吹腔的基本板式[正板]和西秦戏梆子的基本板式[梆子]为例,进行比较显示,两者的旋律基本相同,尤其是起始和结尾的旋律基本一样,只是中间的一段各有不同。可见,清代中叶入粤的徽班给西秦戏的声腔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徽班所带来的吹腔对西秦戏影响甚大,导致有学者否认西秦戏直接脱胎于西秦腔,误以为西秦戏是由徽班传入广东的吹腔剧种。如李时成与黄镜明认为西秦戏由早期徽班传入的可能性较大。⑩但由谱例对比可知,与安徽吹腔接近的只是西秦戏声腔中正线腔的梆子类唱腔,正线腔中的二番类唱腔与吹腔区别很大,不属于同类唱腔。后来李时成撰文更正其“正线腔与安徽吹腔十分相近”的观点,认为“与正线腔接近的有安徽的吹腔和江西的宜黄腔。前者与‘梆子’接近,后者则与‘二番’相似。”⑾可见,正线腔中的二番类声腔才是西秦腔的遗存,宜黄腔与二番相似,只是说明宜黄戏保留了西秦腔的声腔成分。 到了清中叶后期,皮黄声腔席卷大江南北。西秦戏再次受皮黄声腔影响。这时,徽戏吹腔已在西秦戏中获得正统地位,并与原始西秦腔一道,冠名为“正线”。 西秦戏声腔与广东汉剧艺术 西秦戏大量吸收皮黄声腔剧目的时间比较晚,约在清末民初,主要是受外江戏(广东汉剧)的影响。根据清末王定镐《鳄渚摭谭》的记载,外江戏是在道光年间,从广州传至潮州,所谓“外江创自晚近,或谓自杨分司”。杨分司是河北宛平人杨振麟。道光十年,他以惠潮嘉道兼署潮州盐运同知。王定镐认为,外江戏是杨上任时带到潮州的。 西秦戏与广东汉剧的交流非常密切,两个剧种的艺人直到20世纪50――60年代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民国年间的西秦戏新顺太平班艺人得�、妈孙两名老旦还到过外江班学习。外江班也有师傅专门到西秦戏剧团指导。目前陆丰市碣石镇桥头村的卢木顺,还保存着其祖父卢月亮(西秦戏的教戏先生,曾开过戏馆)于20世纪80年代手抄的西秦戏弦乐曲牌抄本。抄本中收有“外江平板连”(二黄中的一种板式)的曲牌,曲牌名前冠以“外江”,说明是从外江戏(广东汉剧)吸收来的。 根据目前西秦戏剧目情况分析,从汉剧吸收的皮黄声腔剧目如下: 二黄调剧目:本头戏包括《冯太爷》《审冯旭》;小出戏《杨天禄》《兰芳草》《三娘教子》《失金钗》《金水桥》《举狮》《五台会兄》《贵妃醉酒》《杀子报》。 西皮调剧目:本戏包括《斩李广》《斩王吉》《万重山》《卖豆花》《看古文》《李云祥》《白兔精》《鲤鱼精》《卖虎皮》《打李凤》《韩世忠》;小戏:《问卜》《打街》《秋胡戏妻》《马冲霄》《王子才》《打金枝》《斩韩信》《崔梓》《斩郑恩》《魏卜贤》《大吉利市》《妙常化身》《刘英杀妻》《四季莲花》《鹘骨洞》《水鸡记》《卖疯》《刘裕迎亲》。 西皮二黄剧目:本戏包括《斩洪建》《闹金銮》《闹歌店》《甘凤祥》《奸雄杰》《男搜宫》《女搜宫》《乌须司马光》(救宋王)、《打太平》《夏王》《薛平贵别窑》《关三姑》《白须司马光》《拾玉印》《桥头别》(搜花园)、《夺粮马》(林大富)、《洪炮连》《假凤鸾》《罗吉昌》《罗志云》《沉东京》《把宫门》《祭茶房》《青草记》《三齐王》;小戏:《遇救》《何文秀》《李怀能》《举狮观图》《骂同罗》《顶砖》《拜门》《拜年》《柴房会》(李老三)《齐王哭殿》《打破桶》《陈光保》《白牡丹》《闹山河》。 本传中的文戏部分有唱皮黄声腔的,如《封神榜》中《渭水河文王访贤》,《征西传》中《三难薛丁山》,《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大闹凤仪亭》《刘备别徐庶》《西城退敌》;《水浒传》文戏中《林冲误入白虎堂》《大闹野猪林》《林冲逼上梁山》《宋江杀惜》《活捉三郎》《潘金莲戏叔》《武松打店》《过蜈蚣岭》《吴用智访玉麒麟》《宋江攻打大名府》《燕青打擂》。《隋唐传》212出,有小部分唱皮黄声腔。《宋传》83出,全部唱皮黄。唐朝故事的《锦香亭传》40出,亦唱皮黄。明朝故事的《正德传》《天图霸》均唱皮黄。 此外,还有一类根据本地流传故事题材改编的剧目。这一类剧目也唱皮黄,但是这类剧目很少。如本头戏《剪月蓉》(二黄)、《掷扇记》(《剪月蓉续编》,唱二黄)。当地有“沉东京,升海丰”的俗语,西秦戏中的本头戏《沉东京》(唱皮黄)可能是取材于本地民间传说的剧目。 西秦戏武戏与南派武功 西秦戏除了在声腔剧目上善于学习其他剧种的有益养分外,在表演艺术上也积极向当地的民间艺术学习。西秦戏原来武戏中的武功属于北派武功,并且通过《方世玉》、《泗州城》等武戏剧目传给粤剧。但西秦戏在广东扎根后,因为演员都是本地人,所习武功均为南派武功,所以西秦戏的武戏转而宗南派武功。清代道光年间,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一书中曾指出:“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本地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⑿西班即秦腔戏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说的是真刀实枪的南派武功。西秦戏老艺人一般都在青少年时代学过南拳,有扎实的武功功底。1961年,海丰西秦戏剧团赴陕西秦腔剧团交流学习时,将西秦戏与秦腔进行比较,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西秦戏与秦腔的武戏有南北之别。目前的武戏《秦琼倒铜旗》《徐棠打李凤》《胡惠乾打擂》《破西禅》等均用南派武功。 秦腔入粤后,武戏改习南派武功跟当地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海陆丰地处沿海,倭寇山贼猖獗,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灾害,百姓不得不习武防身。由此,拳馆应运而生。戏班演出走村串巷,随时都可能遇到当地的恶霸闹场捣乱,也要求男演员练就一身好武功。尤其是武行的演员,一般都与武馆的拳师保持密切的关系,经常一起切磋武艺。演员往往将武功的动作进一步美化,运用于武戏。南派武功在海陆丰民间的普及和盛行,更为戏曲演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近代潮剧、白字戏复兴,方音演唱的戏曲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西秦戏用官话唱念,百姓难以听懂。因此,西秦戏便更是着重发展了基本不要唱的纯科白的武戏,又称为提纲戏。西秦戏因善演列国传为特点,在潮州又被称为“传戏”,就专门打南派武功。萧遥天称“西秦戏的末流,分而为二,其一是现存海陆丰诸县的传戏,其二是闹夜班”,传戏便专演武打戏,比如《列国志》《三国志》《隋唐演义》等等,因所演尽是史传故事,便呼为“南下传戏”。这些传戏的“武打功架很值得赞扬,演《秦琼倒铜旗》,尤有声有色”。⒀但是这种戏班,演员多是农村子弟杂凑而成,他们把演戏视为农闲时候的副业,演出时不太注意剧本,常常随机应变;戏班也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道具戏服,多破旧不堪。 “xx”十年,古装戏基本处于停演状态,掌握南派武功的艺人日益年迈乃至谢世。加上社会日益安定,已经不存在荼毒生灵的倭寇、山贼,习武之风大不如前。目前除了九十高龄的老师傅唐托会南派武功戏之外,其他西秦戏的男性演员已经不习武功。南派武功在西秦戏中已经失传。 综上所论,西北的秦腔之所以能够在南方扎根、生存、发展,与她在不同时期积极汲取有利的文化养分适应当地观众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顺应潮流、适应观众,主动调试,这也许对当今的传统戏剧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有意义的启示。 (本文系第4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大陆西秦戏与台湾北管的比较研究”(编号20110491009)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 参考文献: ①②④广东戏曲史料汇编(第1辑)[C].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 编印.1963. ③冼玉清.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J].中山大学学报.1963(3):111. ⑤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⑥欧阳予倩.试谈粤剧[M].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⑦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⑧黄伟.广府戏班史[P].中山大学(2006):24. ⑨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C].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 ⑩黄镜明、李时成.广东西秦戏渊源质疑[M].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文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⑾李时成.广东西秦戏正线腔源流浅析[C].1983年“徽调・皮黄学术研讨会”论文[C]. ⑿]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张次耕 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⒀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M].香港:天风出版有限公司,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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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勿扰的2016

黄派有关壮学的学术成果颇为丰硕,主要论著如下所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僮族弟子》(黄现璠,载《光明日报》1956年5月10日)、《谈僮歌》(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黄现璠,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谈桂西壮族自治州古代崖壁画及其年代问题》(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57年3月9日)、《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情况》(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6日)、《广西明江、江两岸的古代壁画》(黄增庆,载《文物参考资料》第四期,1957年)、《刘三姐》(萧泽昌,载《广西妇女》1957年第2期)、《关于壮族族源的探讨》(粟冠昌,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粟冠昌,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关于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周宗贤、李干芬,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从出土文物来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土司制度在桂西》(黄现璠,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江应梁对僮族奴隶社会的看法》(李干芬,载《广西日报》1962年7月25日)、《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李干芬等,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黄现璠,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粟冠昌,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广西出土铜鼓初探》(黄增庆,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壮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作出的重大贡献》(周宗贤、莫家仁,载《学术论坛》第3期,1979年)、《明代抗倭的壮族女英雄瓦氏》(周宗贤,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1979年)、《广西古代铜鼓》(黄增庆,载《思想解放》第6期,1979年)、《披荆斩棘建设边疆——古代社壮族开发祖国南疆的贡献》(周宗贤,载《广西日报》1979年7月18日)、《远古的广西人》(黄现璠、张一民,载《桂林日报》,1980年8月10)、《壮族名称演变》(黄现璠,载《桂林日报》,1980年8月27)、《试论侬智高的国籍和他一生的活动》(粟冠昌,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0)、《广西最早人类及其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黄增庆,载《思想解放》第4期,1980)、《富有革命传统的壮族》(李干芬,《民族团结》第6期,1980年)、《壮族别称乌浒人之探讨》(黄现璠,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试论韦拔群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黎国轴,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西瓯骆越考》(张一民,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侬智高起兵反宋前的壮族社会性质浅谈》(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壮族社会的奴隶制社会问题探讨》(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试论南越王国》(周宗贤,载《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1981年)、《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粟冠昌,载《学术论坛》第2期,1981)、《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粟冠昌,载《民族研究》第3期,1981)、《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粟冠昌,载《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试论百越与百濮的异同》(黄现璠合撰,载《思想战线》第1期,1982)、《广西土官制度的渊源》(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1982)、《广西两大类型铜鼓的特征和由来的探讨》(黄增庆,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2)、《广西左、右江地区崖洞葬初步调查》(张一民,载《民族学研究》第4辑,1982)、《广西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状况探源》(李干芬,载《学术论坛》第5期,1982)、《关于壮族是否终经过奴隶社会的探讨》(张一民、黄增庆,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明代广西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粟冠昌,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试论广西壮汉民族融合问题》(覃树冠,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先秦时期广西社会初探》(黄增庆、张一民,载《民族论丛》1982年第2期)、《论秦瓯战争》(周宗贤,载《学术论坛》第4期,1982年)、《清代广西的社会经济》(覃树冠,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3)、《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与岩洞葬》(黄现璠遗作,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骆越历史初探》(周宗贤,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宋代壮族土官统治地区的社会结构》(周宗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明代的广西土官》(粟冠昌,载《学术论坛》第5期,1983)、《从考古资料看兄弟省区对广西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壮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探讨》(张一民、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壮族人民英雄陈洪涛》(黎国轴,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近代史上的壮族军阀》(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壮族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黄增庆,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1984)、《冯冼夫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合睦的贡献》(周宗贤,载《岭南文史》第1期,1984年)、《瓦氏夫人》(周宗贤,载《三月三》第1期,1984年)、《从文化遗存浅谈壮族古代文化特质》(黄增庆,载《三月三》第3期,1984)、《岭南越族源流浅析》(周宗贤,载《三月三》1984年第5期)、《壮族古代奴隶制探索》(周宗贤,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壮族的传统美俗》(周宗贤,载《学术论坛》第2期,1984年)、《岭南越族源流浅析》(周宗贤,载《三月三》第5期,1984年)《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黄现璠遗作,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5辑,1985)、《古越地望刍议》(黄伟城,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侬智高到大理的几个问题探讨》(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浅谈广西原始社会文化》(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覃树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广西壮族与云南贵州兄弟民族的古代文化关系》(张一民、黄增庆,载《贵族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先秦时期广西越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张一民、何英德,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从出土文物探骆越源流及其分布》(张一民、何英德,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设置概况》(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壮族的玛拐一节和蚂拐歌》(周作秋,载《民间文学》1986年第6期)、《西瓯骆越与壮族的关系》(张一民、何英德,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广西考古资料所见百越文化习俗》(黄增庆,载《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必须先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黄增庆、张一民,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如何看待壮族巫术文化》(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甑皮岩氏族初探》(何英德,载《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发展广西少数民族教育刻不容缓》(张一民、何英德,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述议》(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西瓯社会经济形态》(张一民、何英德,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略论壮族的实际与四化建设》(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西瓯骆越的文化特点及其对我国文化的贡献》(黄增庆、张一民,载《百越民族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清代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试论莫一大王的“飞头”》(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赵宋王朝与广西士官的关系》(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壮族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贡献》(何英德,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民主革命先躯—壮族英雄王和顺》(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粤西壮族铜鼓多维文化浑融性的深层透视》(覃德清,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多维文化聚合与壮族抒情悲歌繁荣的原因》(覃德清,载《民族艺术》1996年第2期)、《楚与西瓯骆越的文化关系》(张一民、陈剑之,载《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辑,1998年4月)、《广西南部壮族起源考》和《壮学研究四十年》(何英德,载《桂林文博》1999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壮民族的现代化》(何龙群,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激扬民族潜能 共创和乐美境——论21世纪壮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论20世纪的壮族文学》(黄绍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经济形态制衡中的婚姻习俗与亲属制度的变迁——华南紫村壮汉族群婚姻文化习俗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覃德清,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覃德清,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黄派有关壮学专著先后出版有《侬智高》(黄现璠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柳州史话》(萧泽昌, 张益桂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南方民族论稿》(周宗贤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壮族通史》(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论韦拔群》(黎国轴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韦拔群传》(黎国轴,严永通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爱的凤山》(黎国轴,华盛国编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覃德清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特别是“黄派”成员粟冠昌教授还先后参与了《广西通史》、《壮族通史》(三册,粟冠昌任副主编)等著作的主要撰写工作;张一民教授先后参与了《广西通志·教育志》、《广西教育志》、《广西教育史》等书的编撰工作;黎国轴教授接受广西河池地委的聘请,担任中共河池地区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和编审,负责审查、修改、出版了《中共广西河池地区组织史资料》等11本书,共约500万字。现尚有自著《右江革命歌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书准备出版。近年来他们虽然高龄80多岁,依然老当益壮,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热心研究着“壮学”,连连推出佳作,例如粟冠昌教授推出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张一民教授相继推出的《壮族形成时间辨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一个壮族子弟的奋斗历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民族学·民族史·地方史志文选》(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见闻录》(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黎国轴教授先后推出的《壮族故事荟萃》(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壮族机智人物故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壮族节日故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等等。“黄派”宗师黄现璠的大量遗稿近年来同样开始被陆续整理发表和出版,例如《壮族族源与花山崖壁画之关系》(黄现璠、何英德、周作明,载《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内收有“壮学论丛”)、《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下](黄现璠遗稿,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一)(黄现璠遗稿,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同时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这一切充分说明:“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为振兴广西民族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以及开启“八桂学派”的历史之幕和促进“壮学”的兴盛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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