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美峰发表的论文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 ，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 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功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功夫茶讲究品饮功夫。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 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 、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 、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 、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茶的小史】 茗，本指天色较晚时采摘的茶叶，泛指茶叶，又指用茶叶泡制、烹制或煎制的饮料。 宋人苏东坡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中将好茶比作美女：“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日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树古已有之。茶树原产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云南，一说是在西南横断山脉以东的云贵高原地区。是谁发现茶的呢？传说上古的神农氏炎帝“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又一说，“黄帝食百草，得茶解毒。”《尔雅.释木》中记载：“槚，苦荼。”晋人郭璞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蜀人名之苦荼。”明确地描述了茶树的特性。 茶最初是作药用、食用和祭祀用，然后才作饮品。炎帝、黄帝中毒，得茶而解之，即是茶的药用。秦汉时期《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魏华陀《食论》说：“茗久食益思意。”汉代之前茶主要用作食品，《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现在的腌渍茶、打摆茶、油茶、烤茶、罐云茶等，均沿用古习。 茶作为饮品不过二千余年，西汉巴蜀有饮茶时尚，有专用茶具，还有茶市。公元前59年西汉人王褒在《僮约》一文中记载了家僮每天要做的事情，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可见当时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并且茶叶已成为商品，形成了武阳这样的茶叶集散地。 南朝齐国人王肃投奔北魏，不吃羊肉及酪浆(即牛奶或羊奶)，常吃鲫鱼羹，渴则饮茶。有一次他拜见北魏高帝拓跋珪，却开始食羊肉、酪浆。魏高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羊肉与鱼羹比怎样？茶汁与酪浆比又怎样？”王肃回答：“羊是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惟茶不中，与酪为奴。”彭城王拓跋勰插嘴：“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明天我们为你设邾莒之会，亦有酪浆和茶。”后来人们就把茶叫做“酪奴”。 唐朝有一种名茶，产于安徽安庆县天柱峰。唐朝宰相李德裕有一朋友被朝廷授予舒州(今安徽舒城县)知州，李德裕对他说：“你到了舒州，天柱峰的茶叶请你寄三数角(角是贮茶器)给我。”那人一到舒州，便连忙托人带了几十斤天柱峰的茶叶给李德裕。 可李德裕不受，退还给了朋友。第二年，朋友被罢去舒州知州，临行前，他精心挑选了几角天柱峰的茶叶送给李德裕。李德裕高兴地收下了，对朋友说：“这茶可解酒****。”说完，他叫仆人煮了一壶茶，然后把茶倒进盛着肉的银盒子中，盖上盖子。第二天早上，李德裕与朋友一起打开盒子，肉已经化成水了。众人都服其广识。 唐人喜欢把茶叶加工成饼，用黑茶叶包裹，中间打一个洞，用绳子串起来，便于携带，这称为串茶。 南唐京都开封禁苑有北苑使董源，世称“董北苑”，善制茶，人以为贵，称此茶为北苑茶。其后福建建州(今建瓯市)凤凰山所产之茶，亦称北苑茶。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始制龙凤模，以此造团茶，称为“龙凤团”，专供宫廷饮用，以别于士民所饮的茶。 宋仁宗赵桢庆历年间，福建转运使蔡襄又制出小团茶，用作贡品。小团茶极为贵重，宫人往往在茶饼上镂上金子，二十余饼重一斤，值白银二�。但这种茶不易得，宋仁宗每次到南郊祭拜天地时，赐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四人分一饼。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慕名来到中国，在不下100座寺庙中学习中国茶文化。后来荣西和尚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形成了日本的茶文化及茶道，荣西和尚被日本人封为“茶祖”。多数国家“茶”字的发音都是从汉语“茶”的字音变化而成的。英文tea从厦门话茶字音te转变而成，而英文俚语茶就是cha，这与茶的符中文读音更接近；俄文则是我国北方话茶叶的译音；日文的“茶”字读“恰”，完全是照汉字读音。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